【作者简介】陈锦均，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黄子玲，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广西过山瑶契约文书搜集、整理与研究”（22FMZ026）。
【摘要】祝著节是流行于广西瑶族支系布努瑶聚居区的一个民族传统节日，是集族群记忆、宗教信仰、音乐歌舞、民族美食于一身的文化复合体，既体现了布努瑶传统文化的特殊魅力，又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样性。祝著节文化符号从信仰在场向国家在场的转向，深刻说明了国家话语对节日庆典活动的嵌入与掌控，这对传统文化的发展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运用国家在场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国家与社会两者的互动关系，讨论祝著节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中重构文化符号这一发展命题，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进行守正创新的学理思考，也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实践探索。
【关键词】祝著节；文化符号；国家在场
一、引言
将节日庆典作为一个专门的系统性学术话题进行探讨，最早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初，伴随着西方人类学理论流派的相继兴起而成为热议话题，由此形成了三大极具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庆典溯源说（生物进化论学派）、庆典功能说（功能学派）与庆典宗教说（宗教史学派）。溯源说基于生物进化学说的理论，认为节日庆典同样有其产生、发展与消亡的过程；功能说侧重强调节日庆典所具备的社会功能，主要包含人自身发展的需求以及社会秩序稳定的需求两个层面；宗教说则回归到早期人类对于大自然各种现象的不可预知性，进而上升到对超自然力的敬畏与尊崇，而对节日神话的季节性、周期性演示，则是最直接也是最特殊的表达方式。通过对这三大学术观点的吸收、借鉴或者批判，节日庆典的研究也在深度与广度上有了极大的拓展。从具体的节庆实践来看，生、老、病、死等个体性庆典、农事类、生产类、生活类等季节性庆典、国王登基、战争胜利、民族解放等政治性庆典等内容都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话题。
习近平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要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与多样性为开展民族传统文化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素材与养分，西方人类学有关节日庆典研究的理论可以作为我国民族研究学理体系的有益借鉴。广西瑶族支系布努瑶祝著节作为一项优秀的民族传统节庆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运用“国家在场”分析框架对桂西北布努瑶祝著节的文化符号进行解构，从微观层面剖析民族节庆活动中国家象征符号的出现和运用，探讨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通过对祝著节文化符号在新时期展现形式的重构，寻求一条传统民族节庆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可行性路径。
二、国家与国家在场的再阐释
“国家”作为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组织，与现代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众多学者都对其进行过界定。马克斯·韦伯认为国家“是对特定领土合法使用武力的垄断，是现代政治的先决条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认为：国家是社会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起源于社会，但却逐渐超越社会并与之异化，作用在于调和冲突，将冲突控制在一定的“秩序”内，本质特征是作为与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机构。这些对国家的经典定义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础。然而，这些定义过于强调国家与社会其他部门或团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且混淆了国家与其他社会机构的界限。此外，这些定义也倾向于默认民众是消极和被动的，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乔尔·米格代尔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国家定义。他认为“国家是一个权力的场域，其标志是使用暴力和威胁使用暴力，并由观念和实践两种元素所塑造，即一个领土内具有凝聚性和控制力的、代表生活于领土之上的民众的组织的观念和国家各个组成部分的实际实践两个方面”。由此，米格代尔结合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提出了“Astatein society perspective”这一概念，意为国家在社会中，将国家视为社会的治理技术，主要通过国家的功能来界定和应用，用以解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高丙中率先将“Astatein society perspective”翻译为“国家在场”这一术语，并以“国家在社会中”的视角研究了国家与社会在仪式中的互动关系，指出“国家的在场是一种新兴的政治机制”。随着时代背景变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微妙、密切和复杂，“国家在场”这一分析框架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众多学者对这一概念进行了一系列本土化的阐释。申恒胜通过分析在乡村社会运作中如何体现国家在场，得出“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和整合通过乡村社会的非制度精英实现，又通过对乡村符号的征用和改造获得乡村对国家的认可”的结论。崔榕通过分析和归纳国家在场中湘西苗族文化变迁的轨迹，认为“在文化变迁中国家是自变量，发挥着主导作用，社会是因变量，因国家的势能、话语进行理性的调适与改变”。陆群采取“国家在仪式中”的视角，认为“民间社会要复兴仪式必须运用好国家符号，通过民间仪式中国家符号的设置显现国家的在场”。张磊和曲纵翔将宗族制度权威重构理解为其所依托的文化价值的复兴、权威资源的再汲取以及权威合法化的过程，在融合型宗族制度权威中充分实现国家与社会在场。刘佳通过对中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举措的分析，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国家—社会”共同在场的整体动员机制，形成“国家—社会”共同在场的中国经验。
综合多位学者的论述，可将“国家在场”的概念定义为：能够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象征符号参与社会领域活动中，并始终伴随产生互动。在这个定义中，国家在场的象征符号表达了国家的意识形态，代表了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利益和价值观，并通过参与社会活动和产生互动来影响和塑造社会的发展，同时也被社会所影响。从总体上看，学术界已经将“国家在场”分析框架运用在音乐舞蹈、行政管理、文化变迁、宗教治理等领域的研究中，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较少涉及民族节庆活动。本文将从民族节庆活动视角切入，以丰富“国家在场”理论架构和其实践场域拓展的研究。
三、集体记忆：历史叙事中的祝著节文化符号
埃米尔·杜尔凯姆认为人的社会生活是在日常生活时期和欢腾时期两个不同的周期中交替度过的。在欢腾时期，“集体情感要想通过集体表达出来，就必须遵循一定的秩序，舞蹈和歌唱就此产生”，这种现象可称之为“集体欢腾”。莫里斯·哈布瓦赫在杜尔凯姆的基础上提出了“集体记忆”理论，指出“历史记忆通过纪念活动、法定节日诸如此类的东西存续下来，由公民参与的反复上演的民族节庆是民族历史集体记忆的集中展现”，认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祝著节作为桂西北布努瑶最盛大的节日，是布努瑶民众重要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符号。
（一）桂西北布努瑶历史记忆建构
瑶族支系众多，从语言、族源及文化变迁过程来看，可以分为盘瑶、布努瑶、平地瑶和茶山瑶四大支系。其中布努瑶是第二大支系，因自称“布努”“努努”的人较多，后人将其称为“布努瑶”。布努瑶大多分布在桂西北地区，即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一般包括河池市和百色市。据2000年统计，布努瑶人口约50万，居住在广西的就有49.2万，约占布努瑶总人口的98.4％，其中７0.6％分布在河池市，仅都安、大化、巴马三个瑶族自治县就有25.5万，占布努瑶总人口的50.6％，在东兰、凤山、马山、忻城、上林、平果、田东、隆安等县也有一定数量分布。明朝时布努瑶人民已经进入今广西都安一带的大石山区内，并且将密洛陀视为自己的先祖，有“思恩瑶居五十二峒及仪凤茆滩上中下疃之间。岁首祭先祖，击铜鼓跳跃为乐……”的历史记载。学术界目前关于布努瑶来源有两种比较受认同的说法：一是发源于济水、淮水流域，认为最早可以追溯到传说与炎帝、黄帝同时代的蚩尤时期，涿鹿之战后逐渐向南迁移；二是发源于今资江、沅江流域和洞庭湖两岸，之后逐步进入广西。
布努瑶语中的“密”为母亲，“洛陀”是神的意思。“密洛陀”也就是“母神”之意，布努瑶人民崇拜密洛陀，将其视为创世女神，是人类的母亲。根据布努瑶的史诗《密洛陀》传说记载：
远古时代存在一位名叫富华东·法化风的大神。法化风创造了四个神仙，其中的人类神就是密洛陀，她被派往一个名为“月些利月”的地方创造世界。在那里密洛陀创造众多神灵来管理天地，并形成适宜于人类繁衍生息的环境。随着天地的形成，密洛陀开始寻找适合创造人类的地点和材料。最终，她利用蜂蜡来精巧地捏制了四对男女，这四对男女分别形成了四个族群。老大成为大汉族的始祖；老二成为本地汉族的始祖；老三成为壮族的始祖；老四成为布努瑶族的始祖。布努瑶始祖到山里去居住，之后生了四男三女。老大为蓝姓始祖；老二为罗姓始祖；老三为韦姓始祖；老四为蒙姓始祖。
《密洛陀》古歌作为口头传统流传下来，见证了布努瑶世世代代的历史和文化，是一个连接布努瑶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桥梁。哈布瓦赫认为“只要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历史事实渗透进入了集体记忆，就会被转译成一种观念或一种符号，成为社会观念系统中的一个要素。”密洛陀这一符号在布努瑶文化中有重要的地位。布努瑶的民间活动，如婚礼、葬礼、节日庆典等，都与密洛陀密切相关，密洛陀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已经渗透进了布努瑶的集体记忆中，成为布努瑶社会观念系统中的重要因素。历史记忆能够为社会群体成员提供身体和心灵上的归属感，是成员身份归属的确认表达，还借助符号、物体、仪式等外化形式，让蕴含于其中的价值观得以传承并被人们所认同。
（二）祝著节的集体记忆重构
历史学通常把集体记忆理解为对过去的集体共享表征，而哈布瓦赫则强调日常交流对集体记忆发展的作用。祝著节最初叫达努节，又叫二九节、瑶年，是布努瑶最重要的节日。“达努”在布努瑶语中有“不忘”和“怀念”的意思，达努节顾名思义就是怀念密洛陀的节日。改革开放后，在地方精英的倡导下，根据“二十九”在布努瑶语中的读音为“ZHUZHU”，开始使用“祝著节”这一称呼。1981年4月，“祝著节”这一称谓得到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认可。198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正式将这个节日的名称改为“祝著节”，并将其作为一项少数民族节奏加以确认。此后，“祝著节”这一名称开始在布努瑶聚居区广泛使用。
祝著节的由来传说版本众多，与布努瑶集体记忆中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紧密相连，其中传播最广的是：
密洛陀派她的三个女儿到凡间生活，长女最先起床到平原犁地成为汉族；次女第二个起床挑了一担书去上学成为了壮族；三女拿了小米到山上开荒播种，为了保护粮食，密洛陀便送给她一面铜鼓，当鸟兽来糟蹋粮食时便把铜鼓敲响，于是三女儿就在山里安居乐业成为了布努瑶。为感谢始祖密洛陀的恩德，布努瑶便把她的生日定为达努节。
其他布努瑶地区也流传着不同版本的祝著节传说，例如巴马瑶族自治县人民口口相传的故事：
密洛陀率领其九位大神于农历五月廿四日这天出征血战侵犯领土之恶敌，经过四天四夜激战获胜，于廿九日率兵回程。这天正是密洛陀的生日，于是家家户户将糯米酿酒和猪羊头、五色糯米饭供奉祭祀密洛陀和九位大神，欢唱《密洛陀》长歌和《笑酒歌》。
综合各个传说版本以及古歌本《密洛陀》的描述，笔者认为祝著节源于布努瑶对创世女性始祖密洛陀的信仰以及纪念密洛陀的传统习俗。虽无文献记录可查，但根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的民族学调查所得资料推断，密洛陀祭祀在明清时期十分盛行。在这一天，布努瑶民众祭拜密洛陀，还会敲打铜鼓、唱歌跳舞、斗画眉鸟、打陀螺，用以祈祷丰收。在都安布努瑶地区流传的《密洛陀》描述：
五月二十九这天，山寨铜鼓震天响，各族兄弟都来了，给密洛陀做寿，欢欢喜喜过瑶年。
集体记忆是一种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并潜移默化地消除可能导致个体分离和群体疏远的记忆，以适应社会的变化。尽管布努瑶经历了多次迁徙，但是并没有消亡，反而成功地保持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并进一步加深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这种现象表明集体记忆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传统的民族节庆活动通常是族群成员以同族人为中心的“集体欢腾”，以娱人娱神、庆祝丰收、祭拜祖先等功能为主。布努瑶人民一直以来都崇尚并保留着以“密洛陀”“祝著节”为代表的文化符号。这些文化符号展示着布努瑶人民对过去记忆和传统的珍视，并在布努瑶社群中代代相传，从而形成了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承载着布努瑶人民的起源、迁徙历程、重要事件和价值观念，成为维系布努瑶社会和文化连续性的纽带。而祝著节作为布努瑶“集体欢腾”时期的重要节庆活动，其形成的集体记忆会使布努瑶的民族共同体内部更加紧密。表达集体记忆最关键的方式是充分展现正面的集体自我形象。祝著节集体记忆的维持表达了布努瑶群体对自我良好认同的需要，对尊重和地位的需求。随着国家对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的重视逐渐增加，巴马瑶族自治县、都安瑶族自治县和大化瑶族自治县等地方政府纷纷拨款支持布努瑶举办民间祝著节活动，从而有效保护和传承这一节日文化。布努瑶群体也通过对祝著节集体记忆的重构展现出积极的文化符号，从社会层面上塑造了良好的族群形象，从国家层面来说维护了国家利益，促进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也是越来越多民族努力重塑和展示本民族优秀文化符号的原因。
四、国家在场：祝著节庆典仪式现代场域实践
进入现代社会后，国家逐渐加强与地方社会的联系与互动，国家的力量投影到社会这一场域中，通过多方的交往互动而逐渐形成了相互融入、相互重构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一个国家在社会中的“符号”和“行动方式”。国家符号逐渐嵌入各类节庆活动和仪式活动中，节日庆典和仪式活动成为了各类“国家在场”的重要展示舞台。通过对2023年大化瑶族自治县、巴马瑶族自治县、东兰县等地祝著节庆典仪式的田野调查，发现祝著节庆典仪式中“国家在场”主要方式有三种。一是国家权力直接代理人参与庆典仪式实践；二是国家部门作为参与者配合节庆活动主办方的各项活动并提供帮助；三是国家通过政策和法规等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力文本符号参与庆典仪式实践。这三种方式在祝著节庆典仪式中并不是单独出现，而是综合呈现。
（一）国家权力直接代理人参与实践
国家权力直接代理人指各级政府官员。地方社会对于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象征符号的国家权力代理人的认同并不能仅依靠代理人个体层次上的自我承认，而必须通过与社会的互动，参与地方社会的“集体记忆”实践，获得地方社会的承认，并且确立相互的利益关系。因此国家权力直接代理人参与庆典仪式实践活动是国家在场最常见的形式。这一形式由来已久，例如都安瑶族自治县“在1949年以后，政府有计划地供应瑶胞过祝著节食品；文化部门在布努瑶民聚居地区组织文娱体育活动，开展对歌、斗鸟、打铜鼓比赛，增添节日气氛”。在这类实践中，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参与方式。一种是政府官员以嘉宾的身份参与节庆活动。以东兰县三弄瑶族乡弄宁瑶寨的祝著节活动为例，主办方会在村寨门口以铜鼓和瑶族歌曲迎接宾客。每位迎宾人员都会盛装出席，并提前排练好演出。作为国家权力直接代理人的政府官员为了表示尊重，通常会在距离村寨门口几十米的地方下车步行，在欢迎队伍中向活动场地走去，接受布努瑶群众代表祝福的“彩蛋笼”。进入村寨后，政府官员会在主办方的陪同下参观村寨建设，并在嘉宾席上观赏群众表演，通常坐在第一排中间位置。这种参与方式既表达了国家对布努瑶民族节庆习俗的支持与尊重，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在地方社会中的象征性存在和影响力。另一种是国家权力直接代理人作为主办方参与进节庆活动中。以大化瑶族自治县七百弄祝著节“祭祀密洛陀”仪式为例，作为国家象征符号的政府代理人身穿布努瑶传统服饰，上台用布努语向在场的群众问好，并诵读祭文。随后，在仪式主持人的带领下，另一位政府官员会向密洛陀敬香。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官员在这一刻具有双重象征，既是国家权力符号的“代理人”，又代表了当地布努瑶的民族身份。在诵念祭文时政府官员使用当地方言的做法是为了拉近与当地人的距离，而国家权力直接代理人的身份使他获得了同族人的尊重。这种身份上的重构展示了“国家在场”在民族节庆活动中的角色。这种多重身份象征的构建来自国家权力代理人自身的社会性，也源自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是国家和社会力量进行调适的结果，是“国家对现存社会力量的吸纳，利用现有社会力量和符号来建立一种新的统治模式”。族群社会的身份和国家形象不是预先给定的因素，而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中建构的。这种国家权力直接代理人参与仪式和活动的方式，有助于增强民族同胞对国家的认同感，加深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族群社会身份和国家权力代理人的身份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内化的关系属性。
（二）国家部门协助实践
米格代尔将国家组织从低到高分为四个层级：第一线分支机构、下层机关、部门的中心机构、最高层领导机构。在这些国家组织层级中，与社会互动最频繁、关系最紧密的是第一线分支机构，即国家的各个基层部门。对于在“国家在场”中最直接参与的国家基层部门中的工作人员来说，不仅要受到上级领导的指导和管理，还必须直接面对地方群众。在地方社会群众的眼中，国家基层工作人员往往代表了国家的态度和形象。他们与地方社会群众之间的互动、沟通和合作，直接影响着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在与民族社会互动的理想状态中，国家通过参与、协助和支持民族地方事务，促进国家象征符号与民族文化符号的交融，进而增强民众对国家的信任感。这样的状态需要国家基层工作人员的实际行动来实现。在国家基层工作人员与地方群众的互动中，国家在社会中的形象和作用得以体现和强化，同时也构建了国家与民族社会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例如在巴马瑶族自治县东山乡弄山屯的祝著节活动中，当地武装部在活动场地周围设置了征兵宣传点，当地的“妇女联合会”也在周边分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手册。这些举措是为了向当地群众宣传国家最新的政策和法规。在东兰县三弄瑶族乡弄宁瑶寨祝著节活动期间，东兰县公安局在活动场地周围设立了“全民反诈”宣传点，以赠送礼品的方式鼓励人们下载“国家反诈”手机应用程序。此外，东兰县人社局还开展了禁毒和反邪教系列宣传活动，并组织了“护薪行动”祝著节专场招聘会，宣传和推广东兰县的就业政策和就业岗位。当地政府和相关组织的工作人员在祝著节活动中开展这些宣传活动，向民众传递了重要信息，增强了群众的安全与法治意识。国家基层部门通过这种与民族社会互动的方式，展示了国家对地方文化的重视态度，同时在活动中体现国家象征符号，与民族文化符号进行合作对话，进一步增强了社会凝聚力，这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合作，更是通过共同参与和互动，促进了国家和民族社会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共享，加深了国家与民众之间的联系。
（三）国家权力符号在场实践
国家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最高层级是合法性，即认同国家理念下的象征秩序是民众自己的价值体系。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明确提出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并致力于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不断出台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政策和法规。在这一制度安排下，各民族群众逐渐认识到自身与国家具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这种对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是统一的认识，使族群社会对国家权力、国家政策以及因政策而带来的变化进行了积极的创新。例如在大化瑶族自治县七百弄祝著节祭祀密洛陀的祭文中提到：
盛世神州，国运恒昌，巍巍中华，蒸蒸日上。今日瑶乡，福寿宁康，乡村振兴，前景辉煌。沐党的二十大，携手启航，瑶山儿女，定当自强。紧跟党走，斗志昂扬，布努子孙，共谱华章。
在这份祭文中，大化布努瑶人民将对国家的赞美和祝愿融合进祭祀祖先的文书中，将国家的发展视作布努瑶人民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不仅如此，祭祖仪式结束后的长桌宴环节也被当地布努瑶人民冠以“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的活动主题。这样明显的国家权力文本符号标语，体现了国家对各族群众平等发展的承诺和支持，也展示出当地布努瑶人民对于国家政策的理解与认可。在东兰县三弄瑶族乡祝著节活动的主舞台两侧，展示着“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标语；在场地周围，还可见到诸如“牢记领袖嘱托，勇担历史使命，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人人争做民族团结模范，处处盛开民族团结之花”等代表了国家政策方向的标语。在巴马瑶族自治县东山乡弄山屯的村寨门口醒目地树立着“传承发扬非遗祝著文化，助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标语；在开幕式节目中安排瑶语版本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些在祝著节庆典活动场域中出现的国家权力文本符号代表着当地布努瑶社会将自身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进行解构，并融入对国家整体利益的理解中，这既表明了社会层面主动与国家进行良性互动的积极态度，也体现出国家对于参与进社会民众生活场域实践的重视。
当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相互认同和共同利益建构形成之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交往互动就会在一种心照不宣的状态下形成，界定相互间的利益关系。各地的祝著节庆典活动中所使用的名称、标语和口号等文本中隐含着国家权力符号的在场。这些国家权力符号的运用体现了国家与地方社会在同一活动场域内相互交融的符号重构过程，使得国家的存在与价值观得以在地方庆典活动实践中表达和传递，是将国家政策方向和目标与地方文化相结合的表现。地方社会自愿地参与到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中，并主动对自身文化符号进行重构，将国家权力符号融入自身的社会生活实践中。这种相互重构的过程，使得庆典活动成为国家与地方社会共同推进发展、加强文化认同的平台。
五、共情·共享·共创：祝著节的国家形象与文化符号重构
文化符号是传播国家形象的有形载体。通过文化符号，可以在国家及民众之间建立一座相互沟通的桥梁，让民众从历史、政治、经济等不同角度加深对国家的整体认知，从而达到树立和传播国家形象的效果。共通的中华文化符号建构了融合共聚的文化空间，创造的符号话语体系蕴含引导与规约功能，促进各族人民由感性认知上升到理性认知。祝著节文化符号的重构在促进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增强民族凝聚力、推动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是国家稳定、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推动力，也体现了布努瑶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尊重和创新发展。祝著节文化符号的重构是一个适应社会发展和变迁的动态过程，遵循的是文化认同逻辑而非物质逻辑，是人民的共同选择，可以通过共情、共享、共创的方式逐步实现。
（一）构建人民共情的情感基础
共情一词起源于心理学，学术界通常认为共情是一种根植于人类基因中与生俱来的理解和分享他人感情的能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很多时候是一种主体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以文化符号、利益关系等因素为介质的“自塑”与“他塑”相互交融的最终成果。同时，国家形象具有可塑性，应该积极参与社会互动，消弭“自塑”与“他塑”之间的差异。祝著节庆典仪式文化符号在布努瑶“自塑”的话语体系和其他民族的“他塑”话语体系之所以存在共通之处，是因为祝著节所蕴含的文化符号体现了与其他民族共情的价值点。在布努瑶的观念里，密洛陀创造了布努瑶，是布努瑶族群的“根”，祝著节体现了布努瑶的寻“根”、敬“根”、护“根”的过程。壮族将布洛陀视为壮族的人文始祖，于是有了“布洛陀信仰”，因此而衍生出与之相关的祭祀活动和传统节庆。不难看出，布努瑶与壮族崇拜祖先的观念不谋而合。无论是布努瑶还是壮族的庆典仪式，都是为了纪念他们的祖先而开展的祭祀活动，都具有集体性、独特性、娱乐性、祭祀性的特点，因而构建出了文化符号的共情点，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对“根”的追寻。正所谓“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祝著节蕴含着布努瑶丰富的文化精神，在实现布努瑶话语体系“自塑”的同时，应当积极关注其他民族即“他塑”的话语体系，在保持本民族特色和特点的基础之上，寻找与其他民族的情感共鸣，找到各民族普适的价值观，不断延伸祝著节庆典仪式文化的精神内涵，实现各民族的情感共振，这是构建祝著节庆典仪式文化符号的情感基础。国家则需要在各民族之间文化从认识到共情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构建民族文化交流平台，增加各族人民的良性互动，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
（二）构建人民共享的文化基因
国家形象的构成不是自然选择的产物，而是人为选择的结果。国家形象的塑造本质上是人民在日常生活生产中不断凝聚集体共识。在此过程中，共享的情感建立起了族群间天然的联结，由情感的共鸣上升为认知的共鸣，形成各族人民对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所有文化符号只有被纳入人民群众间的社会交往互动之中，即与其他族群发生文化共享、相互认同关系，才能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建构产生作用。祝著节为展示布努瑶独特的风俗习惯和精神风貌提供了特定的实践场域，布努瑶通过祝著节庆典仪式实现了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是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记忆的客观表达，成为本民族成员共享的文化符号。祝著节庆典仪式文化符号的重构，应建立在建设人民共享的文化符号的基础之上。提炼出人民共享的文化符号，需要处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突破不同民族与地域的界限，不断提升祝著节的共享性，在节庆文化的交流互动中凝聚群体意识，在推动民族内部集体性身份认同的同时，更要提高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通过节庆仪式，传承和保护瑶族特有的传统文化，不同民族同胞的共同参与，使得祝著节更具包容性，也更具吸引力。在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祝著节逐渐由民间自发性的节庆演变为国家官方节庆，经历了从小众到大众、从瑶族到各族、由民族内部到县域共享的发展阶段，承载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忆，这一过程也是实现各民族文化符号共享的过程。从本质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是通过文化符号在人民之间的共享活动建构起来的，并通过一些“集体记忆”实践而不断维持和加强的。正是通过这些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积淀的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国家形象得以体现和持续巩固。与此同时，这种国家形象对各民族人民的情感、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导向，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也得以不断深入。
（三）构建人民共创的发展平台
共创则体现在社群的广泛参与和创造性的贡献。国家形象的建构以及文化符号的对外传播，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国家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持久努力。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变革社会的主要力量。在多元文化发展的今天，人民群众仍旧是实现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主要力量。祝著节庆典仪式不应只是布努瑶的节日，更应成为“我们的节日”，是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节日。在构建祝著节庆典仪式文化符号的过程中，国家相关部门要将文化建构形式与各族群众在现实工作生活的内容相契合，增强布努瑶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互动性，从而实现各民族文化更深层次的交融。人民共创鼓励各种文化观点和经验的交流，这有助于促进文化多元性，使不同社群的文化得到认可和表达，从而减少文化冲突和误解。通过国家政府部门与人民群众的共同参与，传统文化符号可以得到传承，同时也可以根据时代的需要进行创新，创造出符合时代发展和人民需要的优秀文化符号。这种平衡有助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更新，使文化符号更有活力。同时，应广泛吸收各民族人民在实践中创造的优秀文化，积淀有益元素，探寻和辨别出各民族人民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能够凸显民族精神、展示民族形象的文化瑰宝，对传统的、现代的、本土的以及外来的文化进行多方面的整合，从而创造出适应性强的新时代民族文化符号。
在开展祝著节庆典仪式的过程中，文化符号共情为各民族文化交流互动奠定共同的情感基础，而文化符号共享是确保国家形象在社会中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同的方式。通过共享，文化符号可以跨越地域和文化边界，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理解，实现文化传承的跨代延续，它不仅能够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更是文化创新和包容性的体现。人们可以共同参与文化符号的创造和演绎，使其符合现代国家与社会的需求，传承传统文化的精髓。只有通过共情、共享、共创，才能让节庆仪式文化符号在不断变化的时代中焕发新的光彩，保持其独特的魅力，扩大其影响力。
六、结语
布努瑶祝著节是一种具有浓厚民族历史内涵的特殊文化现象，深深扎根于广大布努瑶民众的内心深处，是布努瑶民众的文化心理积淀。作为一种优秀的民族文化传播的载体，祝著节的发展离不开传统乡土的滋养，也离不开国家话语的在场引导。祝著节文化符号在新时代的形塑，为布努瑶广大民众提供了情感释放与民族认同表达的空间场域。也是在共情－共享－共创这样的文化形塑过程中，有了国家话语、国家意志、国家政策以及国家权力等国家在场因素的嵌入，国家、社会以及个人之间的关系在祝著节这一特殊场景中得以平衡与重构。在国家在场不会消退的背景下，国家、社会、个人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助于为祝著节等类似的传统节庆活动重新审视自己的定位，找到一条既能保证优秀民族文化因子得以传扬，又不脱离国家在场的常态性管控范畴的发展径路，从而真正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广西民族研究》2024年第4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主 编：刘 荣
副 主 编：高登荣 郭飞平 杨文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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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zuology&Anthrop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