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学风】作为方法的“经验”和人类学金融研究的知识生产路径

学术 2024-12-26 20:00 云南

【作者简介】田絮崖，女，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企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研究。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带一路’背景下海外华商与中国跨国网络构建及运作机制研究”（项目编号：TJSRQN20-004）。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带一路’背景下海外华商与中国跨国网络构建及运作机制研究”（项目编号：TJSRQN20-004）。

【摘要】20世纪 80年代以来，人类学金融研究的知识生产呈现出两条路径，分别是主体性视角下的批判人类学传统，以及将“身体”作为日常金融实践场域的分析。两条路径的内在关联在于，不仅概述了后工业时期金融民族志的发展过程，同时对自反性视角下民族志的演化路径进行了说明，强调了民族志从对主体性问题的关注，到以身体经验为中心的方法建构的总体特征，呈现出金融民族志和人类学将“经验”作为研究方法的反思性实践路径。对于金融经济的人类学关照，触及了社会哲学的相关议题，体现出对生存哲学进行审视的人文主义立场，以及对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关系的反思。

【关键词】金融经济；知识生产；经验研究；自反性视角；民族志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知识生产的场景已经不再局限于非工业社会，而是转向金融经济背景下得以重塑的经济和文化秩序。在金融化过程中，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逐渐向消费主义社会过渡，普通人作为消费主体的身份角色被加以强调，相应地，金融资本也具有了新的积累方式，即由马克思指出的工业资本（M-C-M）的获利条件，逐渐转为金融资本（M-M）的利润生成方式。由金融资本运作导致的社会秩序建构，人与金钱的多样化联系，货币的多重社会意涵，以及经济理性和人文主义的内在关联等议题，引起了包括人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广泛关注，以上转变也导致了萨林斯称之为“后科学研究”（afterological studies）之后批判性研究取向的发展。

近年来，对于金融化社会后果的讨论，不再停留于分析世界经济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向新自由主义制度的历史转变，相对地，金融日渐成为社会秩序重构的重要力量，嵌入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不同领域。例如，从参加社会保险，获取社会福利，偿还抵押贷款，到获得良好信用评价等过程中，金融越发成为价值衡量的通用化和标准化工具。然而，金融民族志的实践，如对小额信贷员等底层金融人行动逻辑的观察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多元化而非单一化构成了当下金融经济演化的总体趋势。那么，人类学如何处理金融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多样性问题，金融主体如何审视自身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人类学者如何对其作为金融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重构的能动者角色进行反思，构成了当下人类学金融研究的主要目的和意义所在。

人类学关于“金融”的概念界定主要从道德金融和货币金融两个范畴展开，其中，前者强调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功能，后者主要将货币视为支付手段。本研究着重于探讨货币作为支付媒介的功能，因此将“金融”的概念内涵进一步具象化为两个层次加以呈现。第一，“金融”作为一个历史概念——人类学的金融研究既包含对非工业社会背景下交换行为的讨论，也包含对现代资本主义至后资本主义时期信用和债务的研究。第二，“金融”作为一个空间概念——既包含对金融主体在社区和民族国家范围之内行为方式的考察，也包含了在跨越社区边界和民族国家的情境中，对包括国家和政府、信贷机构、债务人和债权人等多样化金融主体行动的具体研究。正如布迪厄指出，经济学的发展源于一种非历史的演绎主义，而理性实际上是历史性的，人类学视域下的金融研究同样需要关注“纯粹理论的历史条件和其发展的内在法则”。

从现实层面分析，金融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包括主权国家等在内的金融主体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例如，一些研究关注了金融危机导致的国家银行和货币体系崩溃的过程，对受自由市场逻辑影响的金融体制和意识形态进行了批评和反思。与此同时，我国也面临着农业和生态金融化等发展转变。从这个角度出发，本研究既是对国内外人类学关于金融经济研究的述评，同时也试图阐明金融风险的社会影响，从人类学视角展开的金融研究，有助于为金融化导致的社会风险等问题解决提供一定参考。

二、自反性、经验和金融知识生产的人类学视角

格雷伯在《债：第一个 5000年》中指出，虚拟货币、债和金钱是在历史中为人类自身所创造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是将社会控制进行理性化的抽象过程，从而提出了对于金钱、货币和债务想象的行动主体是谁，以及通过何种路径加以实践的问题。与金融学或经济学中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理论建构不同，人类学者则尝试从行动者的视角对金融作为抽象理论的建构过程进行深描，由此形成对上述问题的可能答案之一。

“自反性”是人类学对于金融经济乃至一般理论和方法建构的较为重要的研究视角，包括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以及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均强调从自反性的视角对知识生产的图景展开描述。例如，布迪厄总结了人类学知识生产的“内在性”研究路径，认为人类学的知识生产经历了三种理论模式的演化，分别是现象学的知识，客观主义的知识，以及人类行为学知识的对象建构，认为最终目的是探讨“外在性的内化”和“内在性的外化”二者的辩证关系。从自反性视角下开展的民族志研究，则强调对主体性问题的关注。在由工业资本主义向金融经济过渡的背景下，金融民族志的生产从不同程度受到自反性研究视角的启发，强调从行动者的内在视角，对金融化导致的社会再结构化过程进行观察，以此阐明经济关系构建中的社会文化统一性。

金融民族志也是基于“经验”的研究方法的具体实践。人类学的“经验”研究可以大致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基于“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机械论和目的论”的二元对立结构，对研究对象的外在总体和客观关系的分析；第二阶段是象征分析的路径，是对主体的话语、符号和象征意义的分析；第三阶段是将行动者作为施动主体，对行动者主体和身体经验建构过程的分析。正如胡艳华的研究指出，具身性的研究范式始于方法论的假设——身体不是与文化相关的研究对象，而是文化的主体，即身体是文化存在的基础，因此，在主体性生产的批判人类学视角之后，“身体”逐渐发展为人类学金融经济研究的另一视角和方法。基于上述讨论，自反性视角下的金融民族志书写呈现出两种主要路径：其一是在人类学的主体性研究视角下，对主体性生产如何作为金融经济中社会秩序重塑内在动力的考察；其二是在对主体性视角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将“身体”视为金融实践的“场域”，对身体经验和主体自我的关系进行分析，由此呈现出人类学的民族志从对主体性问题的关注到将身体经验作为方法的演化趋势和总体特征。

值得关注的是，对金融主体的身体经验和主体感知等方面的研究，其目的不在于从心理学层面进行解读，而是尝试从人类学的视角，对金融和经济现象的社会和文化整体性进行考察。例如，莫斯在对部落社会的礼物交换作为总体呈献的性质进行分析时指出，“在这种观念体系中……所要还给他人的东西，事实上是那个人本性或本质的一部分……接受了某人的某物，就是接受了他的某些精神本质、接受了他的一部分灵魂”，以及指出在对该现象进行研究时，“需要审视身体和这些身体的反应，因为这其中通常会有对观念与情感的审视”，由此强调了对物的交换、身体反应和主体情感进行整体研究的立场，体现了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观。

三、主体性生产和金融研究的批判人类学传统

人类学视角下的主体性研究具有较为明显的人文主义倾向。例如，奥他纳指出，对于主体性的研究至少包含了两个层次：第一是对行为主体的感知、情感、欲望等意识模式的考察，第二是对行为主体意识模式被激发和塑造的文化和社会形态，以及在权力关系不平等秩序中，对于主体文化进行塑造的具体路径的研究。金融经济中的主体性生产又可具体区分为权力的主体、道德的主体和感知的主体三个层面，由此呈现出金融经济背景下主体性生产及其文化特质建构的复杂特征。

（一）权力的主体：金融关系的社会生产

在金融经济背景下，权力主体的实践主要表现在金融主体的权力关系生产，及其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探讨金融主体权力关系生产的研究中，拉扎拉托将金融主体的权力关系视为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关系加以考察。他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别对国家金融政策的制定和个人日常生活方式的转变进行了研究，指出金融本质上表现为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权力关系隐喻，认为二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存在于看似平等的金融交易秩序中，通过相对隐蔽的方式影响了金融主体意识的建构，总体上对金融化过程中的主体性生产过程进行了反思。

另一方面，金融主体作为权力主体的实践，也成为社会其他方面，如社会身份和阶级等再生产的内在动力。例如，哈特在西非加纳多民族社区从事的关于非正式经济的民族志研究，显示了在金融资本作为虚拟资本主义的运作中，金融主体的权力关系建构如何对其社会身份的重塑产生影响。哈特的研究对经济学理论的客观性提出了反思，强调经济理论生产的主观维度，同时将对“人”的讨论带入对金融的讨论中。与之类似，詹姆斯对南非金融化过程的研究显示了阶层分化和信贷实践的关联，指出金融主体在将“新企业家”作为身份认同建构的同时，也面临更为复杂的主体权力关系建构的情境。

（二）道德的主体：金融价值的历史呈现

对金融经济中道德主体的实践研究，主要从道德价值和道德秩序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受到齐美尔对货币价值和个体自由关联分析的影响，研究者尝试对货币、金钱、债务等的多重意涵进行讨论。例如，皮布尔斯指出，历史上存在于债务人和债权人的相对关系是动态且辩证的，对于债务的道德认知是被历史地形塑的。乔治以对斐济人借贷行为的研究为例，说明了关于信用和债务的道德问题与特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行为主体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声望相关。

另一方面，从道德秩序视角展开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波兰尼将经济活动视为制度化的社会历史过程的影响，从而将包括社会结构和社会规范在内的总体社会关系视为普遍性的社会道德加以研究。例如，泽利泽探讨了价值观念的历史演变如何成为“文化规约”推动了人寿保险的发展。她考察了18世纪以来美国社会民众社会风险和理性投机观念的形成过程，由此人寿保险具备了合理合法处理死亡的社会功能，成为具有宗教性质的风险控制形式，导致了其迅速扩张。泽利泽还对 1870 年至 1930 年间，美国社会金钱用途变迁进行了研究，她以家庭关系中女性对于金钱的使用方式变迁为例，探讨了民众对于金钱的多样化分类和认知。

（三）感知的主体：金融主体的情感建构

对金融主体作为感知主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主体的情感建构和认同重塑两个层面。一方面，相对于经济学或金融学将金融工作视为基于经济理性的劳动，人类学倾向于将其视为情感或情绪劳动。例如，卡尔对印度加尔各答乡村小额信贷员群体的研究显示，当地金融化的过程是在信贷交易员富有同情心的和尊重性的话语体系中得以实践的，信贷交易员通过将金融劳动嵌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通过社会伦理将其合法化，从而有利于当地人积极参与金融活动。

另一方面，金融主体的日常实践也导致了主体自我认同的重塑。例如，盖琳在对位于南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研究中指出，包括乡村小额信贷等的普及并不仅具有物质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债务实践不仅导致了当地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金融主体的自我认同，以及希望和渴望等情感表达也在该过程中被加以重塑。

在金融化过程中，主体性生产逐渐具有了更为复杂的特征，与此同时，由“自我认同”向“自我认知”的过渡构成了自反性视角下人类学金融研究乃至总体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特征之一，相应地，对于金融主体的身体经验和自我认知关联的考察，也构成了人类学金融研究的另一发展趋势。

四、“身体”作为日常金融实践的场域及其理论化

早期将“身体”作为日常金融实践场域的考察，集中在从道格拉斯提出的“物理性身体”视角下进行的研究，如人类学者皮布尔斯对 19 世纪债务人监狱废除过程的讨论。此后，布迪厄、福柯等学者试图在“二元性”的身体表述之外找寻解释路径。例如，福柯从对自我技术的分析入手，主张从治理术的视角对支配自我的技术，即“权力的身体”进行研究。在将“经验”作为研究方法的实践中，“身体”作为日常金融实践的场域主要表现为金融主体的身体经验和自我认知的建构过程，具体包含了技术化的身体、仪式化的身体和空间化的身体三个层面的实践。

（一）技术化的身体：金融技术的日常规训

在金融经济中，技术化的身体实践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分别是对金融经济发展中身体的技术化过程，以及金融技术发展和自我认知建构关联的讨论。

第一，在对身体技术化过程的讨论中，约瑟夫将日常生活视为“精算的技艺”，考察了数字信贷如何发展成为抽象观念和价值体系，最终导致了“日常生活的金融化”。她选取了包括财务和司法管理系统、公立大学等社会机构作为研究场景，考察“身体”如何同时作为金融化过程的控制对象和施动主体。她还通过自身偿还住房贷款的经历，作为被研究者进行了自反式的考察，同时基于对女性作为金融从业者和家庭理财者等角色的描述，探讨了金融化中的性别规范机制，总体上强调了抽象化的计量方式可能导致的社会风险，主张研究者进行批判式思考，以此实现更为广泛的社会公平。

第二，在金融技术发展和自我认知关联的讨论中，莫勒关注了数字技术，如互联网的发展如何加速了数字金融和信用支付方式的普及，分析了金融数字化和金融主体自我认知重构的关联。库斯巴等的研究显示，移动支付的普及提升了肯尼亚人社会网络的金融化程度，同时缩减了其参与正式金融的途径，导致了当地人自我认知的物化。此外，艾云等在对数字金融诈骗的个案研究中，反向验证了金融主体如何基于情感交流和生活经验分享等认同建构路径，构建起虚拟社区作为组织基础，以此揭示了数字金融诈骗运作的内在逻辑。

（二）仪式化的身体：金融风险和生存政治

在金融经济中，仪式化的身体实践具有两层意涵，分别是对金融化中的风险感知与个体的出生或死亡等生命仪式内在关联的研究，以及对“身体”作为生存政治隐喻的讨论。

第一，在对金融化中的风险感知和个体生命周期关联的研究中，一些研究关注到了金融如何介入个体的出生和死亡等过程。例如，贝特对印度喀拉拉邦地区金融实践的研究显示，当地人婚丧嫁娶等生命仪式，以及子女教育费用等日常支出，均广泛依赖于亲属、朋友和邻居之间的借贷行为，嵌入社会网络中的债务实践具有了礼物交换的性质，由此，当地人的信用实践强化了社会关系和内部团结。与其类似的还有，舒斯特描述了位于巴拉圭边境埃斯特城某城市社区丧葬仪式中小额信贷的集体实践，认为该活动促使社区内部形成了超越亲属的类亲属关系，是群体成员加强团结的社会支持来源。

第二，由金融化导致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转变不仅使得身体在健康、情绪等方面构成医学疗愈的对象，“身体”也呈现出生存政治的隐喻。在具体的研究中，斯威特等基于对美国东部社区负债者的深入访谈，指出消费债务的上升和人口情绪健康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朱宇晶以对温州人家庭理财和投资实践的研究为例，探讨了金融产业的文化逻辑如何重塑了普通人的金融价值观念和风险利润意识，以及财富焦虑如何在此过程中得以加强。同样，亚沙雷维奇基于对波斯尼亚地区中心市场的田野调查，呈现出当地民众的身体健康和疾病等的具身化实践是如何基于日常债务和消费实践产生的，以及“身体”作为生存政治的隐喻和表达。

（三）空间化的身体：金融伦理和空间重塑

在金融经济中，空间化的身体实践集中在两个方面，分别是在特定的空间范畴下，考察金融主体的日常实践与身体经验建构之间的关联，以及对金融经济发展中社会空间的消解和共同体重建等问题的反思。

第一，在对金融主体的日常实践和身体经验建构关联的讨论中，杨漪和黄剑波在对缅甸“金三角之城”大其力换钱点的个案研究中，将位于缅甸边界地带的地方社会视为一种“混杂的特殊空间”，他们探讨了“换钱点”的非正式金融如何在串联民族国家、多种地方势力和民众的日常实践中生存，以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如何在与国家和不同地方权威的互动中得以建构。类似地，哈克将巴勒斯坦拉姆安拉地区视为“债务空间”，探讨了债务如何构成影响城市空间文化重塑以及成为民众身体经验的过程。

第二，在对金融经济发展中社会空间消解和共同体重建的研究中，已有研究尝试在西方主流金融意识形态建构的金融伦理之外，发掘不同的金融认知和实践路径。例如，盖伊对非洲西部沿海地区货币交易体系的研究，揭示了不对称的商业逻辑如何为当地人作为交易个体的日常策略所创造，以此促进了区域贸易网络的空间生产和扩张，构成地方货币系统持久运作的金融伦理和内在规范。进一步而言，对身体如何成为消费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象征与延伸，并且重塑消费和金融意识形态等问题也被加以反思。

总体研究中，将“身体”作为日常金融实践的“场域”及其理论化过程，其实质是对日常政治的具体表达和呈现，“身体”不仅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也是具有能动性的施动主体。人类学的金融研究在主体性生产的批判研究视角之后，进一步形成了基于身体经验和自我认知的研究路径，体现了福柯所说的对人如何支配自身的哲学思考。

五、结语：经验的历史和金融民族志方法

人类学金融研究的知识生产可以概括为两条路径，分别是主体性视角下的批判人类学传统，以及将“身体”作为日常金融实践场域的分析路径，二者的内在关联在于不仅概述了后工业时期金融民族志的发展过程，同时对自反性视角下民族志的演化路径进行了说明，强调了民族志从对主体性问题的关注，到以身体经验为中心的方法建构的总体特征，呈现出金融民族志和人类学将“经验”作为研究方法的反思性实践路径。对于金融经济的人类学关照，触及了社会哲学的相关议题，体现出对生存哲学进行审视的人文主义立场，以及对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关系的反思。

金融经济的发展导致日常生活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公共编码系统，进而影响了将“经验”作为金融民族志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反思性实践路径。首先，在人类学的视域下，“金融”并不是既定概念或抽象理论体系，而是动态演化的过程，对于金融经济的研究也应当基于社会历史建构的视角，采用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分析路径。具体而言，人类学的金融研究不仅需要对金融作为既定意识形态的生成过程加以关注，同时需要关注金融化过程中社会秩序的重塑和再生产。其次，金融化的过程是主体性生产的实践，其中不仅包括主体自我的生产，也包括主体的身体经验实践，二者共同构成金融资本运作的内在逻辑。因此，金融民族志的实践将不仅对主体的行动、观念和感知等进行分析，也尝试对主体的身体经验和自我认知的关联进行讨论，由此呈现出自反性视角下民族志方法演化的具体路径。最后，人类学金融研究的实质是对主体文化重塑过程的理解，特别是关注基于地方性知识的金融和经济实践以及价值观建构过程，以此突显了人类学金融研究的人文主义立场。正如哈特指出，债务是不安世界的象征，而人类学的目的就是探讨如何从不安的世界中寻找安定。

人类学的金融研究仍然需要超越“经验”的历史观和文化观，即尝试如何在复杂经验认知的基础上，克服不同的认知体系和知识谱系之间的对立等问题，进而建构起对于普遍社会现象进行阐释的理论体系。为此，正如何柔婉等指出，人类学者需要思考如何将作为“社会分析客体”的研究对象转换为“分析主体”，对自身作为研究者的身份加以反思，探讨如何获得更加真实的民族志呈现等方法论问题。同时，也需要在金融研究中采取跨学科的视角，在金融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中寻求多领域合作，在此基础上，探索可持续的金融和社会生态体系建设路径。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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