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本质上是一个复杂且重要的经济、社会、政治复合问题。基于宏观视域看，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特定历史阶段的现代化产物，工业化与城市化能否互动协同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整体发展面貌，构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以及其他相关因素交织而成的现代化发展主线。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论断实质上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开启的时间节点，但中国共产党究竟是如何通过创造性突破从而成功开启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去揭示事实的真相。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开启的源头与结果，当时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比党的百年历史上任何阶段都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整体性推进现代化发展的性质与特点，把中国现代化进程推进到了新阶段。显然，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绕不开对工业化与城市化这对核心关系的探讨。但基于文献梳理发现，学界对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研究呈现出松散化、离散性特征。尽管有学者将工业化与城市化作为整体性协作过程来研究，但基本是从理论经济学、管理学、空间地理学的宏观逻辑层面探讨工业化与城市化协同发展的指标、机制等，未能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重大时间节点，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视域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中国式现代化逻辑，成为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一个创新空间。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系统研究而言，规避不了中国式现代化开启的时间、背景及现状系列问题。但当前对中国式现代化开启拓展的研究，基本上立足于党百年奋斗的大历史观，从党和国家目标任务层面探究中国式现代化开启的学理分析，此类成果往往将中国式现代化生成逻辑放入更为宏观的“大历史”视域审视，缺少对此问题及其演变背后核心内容的原初探索，遮蔽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对中国式现代化开启问题的重要作用。新征程上，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性问题，需要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历史语境下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启，构建中国特色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新范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科学界定研究的核心概念，系统澄清研究的理论误区，是回答与解决研究问题的理论前提。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探讨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问题，回答中国式现代化开启的自主性问题，不仅要厘清与阐明历史史实，更要深入探究涉及对其进行学理化构建的核心问题，以澄清认识误区，明确研究的科学性。
何谓“现代化”。世界各国在推进现代化理论与实践过程中都无法回避对“现代化”概念与本质的回答。自16世纪提出“现代的”概念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基于多个视角尝试对“现代化”概念作出科学定义。国外学者从不同的立场提出了对现代化定义的见解，诸如现代化肇始于西方工业化并延展到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的“过程说”；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转变的“本质说”；现代化是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状态现代转变的“理性说”；现代化是现代经济体系持续增长的“发展说”；现代化使各国相互依赖，导致人类社会一体化的“趋同说”等。以上关于现代化的定义明显存有概念上交叉、渗透的嫌疑，以及从具体维度片面化认识现代化复杂概念的误区，难以形塑具有普遍共识的现代化定义。立足中国实践场域，科学界定现代化定义，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扬弃”西方现代化学说，构建中国自主的现代化知识体系。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现代化本质上是理论命题与实践课题的辩证统一，是涵涉内容众多、层次复杂、动态连续的历史性发展过程，表现为工业发展渗透到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生态各领域，推进传统农业社会自觉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迅速赶上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创造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何谓“工业化”。工业化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亦是一个文明问题。工业化一般是指革新生产方式、形成产业体系、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性重塑过程，内蕴着人类社会发展的经济快速增长和文明范式升级的过程。关于工业化概念与特征的表述至今并未形成统一的共识。经典性观点有：工业化是机器代替手工并向现代化发展的“起源发展论”；工业化是主要资源领域从农业转向工业的“结构转换论”；工业化是生产要素投入与产出组合的“动态演进论”；工业化是国民经济生产函数连续发生由低级向高级变化的“生产要素论”；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通论》第1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195页。工业化是经济重心由初级产品向制造业自觉转移的“内生动力论”等。尽管以上观点对工业化界定视域不同，但基于系统认知，可尝试作出整合性概念界定：工业化本质上是工业革命以来机器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致使工业与农业分割脱离，工业成为国民经济体系中独立的生产部门，在产业结构调整、资源要素转向中不断将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升级，使得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力水平提升、生产生活方式更新、国民经济重构的动态连续过程。 何谓“城市化”。基于城市化内容的综合性和实践的系统性，国内外学者从多学科视域对城市化概念进行界定，产生了城市化是农村人口减少、城市人口增加的“人口转移论”；城市化是特定地域产业结构、资源要素等转换重组的“空间重构论”；城市化是非农业地理区域上下游产业链条集聚并带动经济融合的“经济发展论”；城市化是农村与城市生活方式裂变并走向现代城市生活的“生活质变论”；城市化是内含诸多内容体系的系统性、协调性运动过程的“整体城市化论”等。以上观点从不同学科视角阐述了城市化概念，可以得出城市化应具有的共性规律，体现出其横向上外延拓展、纵向上内涵丰富的辩证过程。从横向逻辑看，城市化体现为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的城市人口比重提升的动态化过程以及由此引致的产业结构、就业方式城市化重组的系列变迁，使得城市规模边界不断延展乃至形成城市圈；从纵向逻辑看，城市化体现为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产业结构、样态类型的现代化发展，促进城市生产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现代转型，发挥城市带动乡村发展的核心作用。 何谓“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根本上区别于“西方式现代化”，是立足基本国情、符合发展任务、自主开创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孕育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启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一化”到“四化”的现代化探索实践，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推进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形塑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与拓展，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核心话语与发展逻辑。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式现代化开启问题的研究，亟须释证“中国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别。“中国现代化”在外延上包含“中国式现代化”，体现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完整性历史脉络、整体性内容架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整体性概念的时代化表达，体现出中国现代化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从“中国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表达，突出的是“式”的时代逻辑。具体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式”体现出基于中国特色自主性构建区别于西方的现代化活动、结构、形态、样态等全新现代化范式，是中国自信创造出超越西方现代化的新文明形态，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在同一主题上的平等对话以及现代化进程中“有我”存在。显然，对中国式现代化开启问题的研究，具有区别于中国现代化主题研究的独特指向与价值。
辩正“现代化等于工业化”的认识误区。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持有“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观点，国内学者对此也存有认识误区，亟待正本清源。在系统研究“现代化”概念、特征与范畴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对“工业化”历史、理论、发展逻辑的思考。因“西方中心论”话语体系和“现代化起源于西方工业化”历史逻辑的双重影响，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存有“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的认识误区。造成这一“迷思”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经典现代化学说把现代化视作西方单一文明向世界传播过程，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化话语霸权，即是从历史维度将工业革命视为现代化开启的标志性事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中得出工业文明等同于现代文明的认识。辩正认识误区，一是要揭示现代化与工业化并非过程一致，现代化先于工业化。早在16世纪部分西方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已突破自然经济限制，开启了现代化进程；而18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开启的是西方现代化新阶段，使现代化带有世界性特征。二是要阐明现代化与工业化是多维与单维、目的与功能的关系。现代化是囊括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多维度发展范畴，工业化通常是指向经济层面，构成现代化物质基础；现代化是通过工业化带动经济社会整体性发展。显然，只有对现代化与工业化关系正本清源，才能在回答工业化建设赋能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加理性与坚定。 辩正“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认识误区。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历史过程，推进现代化既是理论命题，更是实践难题。基于现代化时序规律衍生出的现代化结构范畴、道路走向，构成了世界现代化运动的总体范式。但长期以来，由于西方国家整体上在现代化运动中的先发境遇、资源禀赋、话语主导等“先入为主”优势，逐渐形成“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迷思，使得世界现代化理论范式和实践叙事被西方垄断，主导了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遵循，致使后发现代化国家受到这种论调的影响而被动选择西方现代化道路为模板，难以实现本国的现代化发展目标。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道路、唯一的现代化标准、统一的现代化模板。辩正“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认识误区，一是认清西方现代化以“线性”发展逻辑遮蔽了现代化运动“多样”发展逻辑，使得后发现代化国家依附于西方现代化范式而丧失本国特色；二是认清西方现代化以“局部”发展空间统摄“全部”发展视域，以便“单数”现代文明主导“世界”现代文明以及西方文明等同于世界文明；三是认清西方现代化以“霸权发展”逻辑否定“和平发展”逻辑，使得后发现代化国家因受制于西方制定的国际规则体系而陷入发展陷阱。因此，科学辩正“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认识误区，是把握“中国式”的现代化开启以及破除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理论前提。 辩正“工业化等于城市化”的认识误区。人类社会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必然涉及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农村现代化、政治民主化、交通运输现代化等内容，而工业化与城市化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推进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与独特载体，是支撑其他现代化建设领域的根本，对二者关系认识是否正确影响着现代化建设质效。当前，随着现代化建设向纵深推进，对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研究已成为重要内容，但存有认识误区，亟待正本清源。一是“工业化与城市化”概念的“等同观”。部分经济学家从经济学角度将工业化发展视作与经济发展同一进程，工业化程度基本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一致，因此，城市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产物，工业化与城市化理应是等同的。显然，仅从经济发展层面认识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弱化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本质区别与联系，窄化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空间。二是“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一致观”。持这一论调的认为，工业化必然带来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与城市化进程一致，呈现出同步性发展的趋势。实际上，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是否一致，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基础、经济水平、任务要求，并非呈现进程绝对一致状况，存有“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问题，反之亦然。显然，以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逻辑揭示中国式现代化开启，必须对上述认识误区作出理论回应。![]()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工业化、城市化道路的历史考察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历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时序规律窥探中国式现代化开启拓展，既体现出工业化与城市化道路的发展逻辑，亦内含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演进脉络与理论创新 现代化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可解构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多层面的指标要素，工业化作为经济层面的核心构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工业化建设为重要视域，是考察中国式现代化开启的重要维度，其演进脉络可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对“工业化”认识的中国化解读。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为指导，对何谓工业化、如何推进工业化形成了较为理性的判断，形成了区别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业化道路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工业化道路的认识，如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必须使重要的工业都是社会的，不是私人的”抗战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的工业化”，尤其要注重国防工业建设，使“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尤其是党站在民族发展、国家存亡的高度认识工业，如毛泽东所说：“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升“工业建设”的作用，将其作为“是国防巩固、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的前提”。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时，毛泽东鲜明提出建设“工业化体系”以及“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的构想。由此可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认识的“现代化”概念，主要出于“国防建设”“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目标遵循，这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工业化的主要动因，也为1949年后的工业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准备。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式”工业化道路的借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如何通过工业化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由于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遏制以及工业基础薄弱的落后农业国现状，加之囿于工业化建设经验不足和苏联工业化建设实践成就，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选择了“苏联式”的工业化建设道路，以快速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方针。毛泽东认为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现实情况与中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局势具有共性，苏联所走过的工业化建设道路，应当被中国借鉴，号召“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此外，中国争取苏联援助，共同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苏联向中国贷款的协定》，促进了中国工业化建设，中国的工业化“正是依据苏联的经验从建立重工业开始”。1952年2月，毛泽东在讨论“一五计划”编制时再次强调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建设方针。1952年底，“一五计划”正式确立，标志着以重工业发展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形成。尽管当时认识到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应协调发展，但受“苏联模式”和工业化建设经验不足的影响，最终出现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等问题。可见，这一时期工业化建设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为“一五”计划提前完成准备了物质基础，但存有把工业化简单理解为现代化的认识误区以及工业结构失衡等问题。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对“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确立。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在“苏联式”工业化道路影响下，中国工业化“追求高速度和选择大推进的发展战略”，造成了资源配置失衡、轻工业农业生产失调、日常生活必需品紧缺问题，使党意识到“苏联经验”的弊端，并自主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式”工业化道路。为破解这一发展问题，党在“以苏为鉴”的基础上，提出要从实际出发，立足中国发展需要，推进“第二次结合”，探索与建立一条结构合理、协调推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相关思想集中阐述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著作中，成为自主探索“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重要文件。同时，党在独立思考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中，对何谓“社会主义工业化”、“工业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问题是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尤其要注意农业和轻工业发展。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取得胜利的阶段，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来实现“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党在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想时，初步提出“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后形成了“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至此，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已由“工业化”转向“现代化”、以“四个现代化”替换“工业化”。显然，这一时期立足中国实际的“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确立起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外延不断深化，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城市化建设的内容指向与时代发展 城市化既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亦是现代化的主要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是中国城市化建设的健康恢复发展时期。城市化建设作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逻辑，蕴含着党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消费城市转向生产城市”的制度背景下，实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的客观要求。 确立“生产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化建设目标。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党中央明确了生产建设为城市的中心工作，但如何接管与建设城市，成为摆在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建设的难题。为了尽快组织工业化建设，恢复国民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毛泽东强调，“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因为“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这一论断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城市化建设的基本遵循。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推动下，国家大力发展城市工业，使城市的工业产值、人口比重、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如城市工业产值由1949年的140亿元增长到1952的349亿元。“一五”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城市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改造了一大批新型工业化城市，建立一批城市工业生产基地。同时，在城市规划编制中，确立了“控制大城市规模”与“发展中小城市”的方针，协同了城市规模布局，使城乡人口与城镇规模相适应，促进了城乡、工农关系的协调。 坚持“生产服务”为原则的城市化建设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领导城市化建设的缘由、任务和重点虽有不同，以及党领导城市化建设的场域、话语发生变化，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的性质和以城市化建设服务人民群众的宗旨，指明了城市化是人民的城市化，确立了城市化的人民主体性。社会主义城市化与资本主义城市化的本质区别在于，社会主义城市化内含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双重逻辑，以工业化建设夯实城市化物质基础，更好为人民群众服务。1953年，毛泽东就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明确指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制度根基。基于历史史实可以发现，1949年后，党对社会主义城市化性质的认识，历经从“贯彻为生产、为工人服务的观点”，到“为生产、为劳动人民服务，保证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的需要，适当满足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再到“遵循着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方针前进的，它与建立在对工人阶级残酷剥削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城市有着本质的不同”的演进逻辑，表明党在理论与实践维度强化了城市的人民主体地位，推进了以人为核心的中国式城市化道路。 明确“生产管理”为导向的城市化建设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对城市管理主要涉及以下方面：一是对城市“黄赌毒”难题的管理。“黄赌毒”问题几乎是每个国家城市化进程中都不可避免的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运用国家权力开展有力的管理整治工作，把城市改造为“犯罪、腐败、失业和其他罪恶较少的城市”。二是对城市“失业人口”难题的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失业人口已经成为城市化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阻碍着城市生产秩序，甚至影响到城市政权的稳固。为此，党开展了城市失业人口的管理工作，形成了“临时救济、人口外迁、发展生产”多维协同的管理制度，为社会主义城市化建设提供稳定基础。三是对城市“环境卫生”难题的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对城市环境卫生问题的高度重视，就居住环境、生活环境与传染性疾病关系综合考察，提出了环境改善、疾病防疫、疫情防治等综合措施，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此外，党对城市社会组织、无业游民、基层组织的管理，推进了城市治理现代化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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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的逻辑释证
长期以来，学界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业化、城市化的研究较为零散，未能很好系统揭示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逻辑，忽视了两者互动对成功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作用。基于上述“史实”回顾的进一步探究可以发现，工业化与城市化存在有效的互动关系，主要体现在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何以可能”“何以呈现”“何以指向”等关键问题上。
（一）“何以可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的前提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业化与城市化之所以能有效互动，有四个前提性因素：一是政治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现了由“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飞跃，中华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确立，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提供根本历史前提；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确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主体地位，标志着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为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二是理论层面。党将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与中国工业化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中国化，开启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为实现传统农业国转向现代工业国提供了理论指导；党将马克思主义城市化理论与中国城市化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生产城市”“生产服务”“生产管理”的城市化内容，推进了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党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中国化，自主创造了一条超越“西方式”“苏联式”的现代化道路。三是实践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党的坚强领导与人民的积极响应下，各类方针政策有效执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城市化建设有序推进，初步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巩固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基础。四是原则层面。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明确提出要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城市化，要结合中国实际，将发展的根本立足本国实际，而非模仿或依附于其他国家。同时，强调要充分借鉴西方及苏联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的有益经验，而非“照搬照抄”，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道路。
（二）“何以呈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的内容表现 从政治经济学视域来看，工业化与城市化必然存在着互为因果、循环互动的经济发展过程。通过历史考察，还原历史真相，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关系。一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对社会主义城市化的带动。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实施，国家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通过发展重工业，使得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开展生产，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城镇人口由1949年的5 765万人增长到1957年的9 949万人，城市人口增长率为72.6%；服务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需要，大力发展城市工业，使得一大批工业化城市逐步建立起来，由工业化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使得农业就业人口迅速减少，从事工业就业人口不断增加，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有所下降，第二、第三产业则有所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城市化建设，1952年城镇人口比重较1949年上升1.9%，1956年工业生产总值首超农业，1957年工业生产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56.7%；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促进城市资源集中，提高了城市生产效率，原有城市布局与数量难以适应工业化发展要求，“生产城市”逐步取代“消费城市”，传统城市进行全面改造，形成了“八大新兴工业区”，承接“156项目”建设。另一方面，工业化推进了城市数量的增加，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新增设建制市23个，“一五”计划期间新建城市6个、大规模扩建城市20个、一般规模城市74个，使得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率由1949的10.6%上升到1957年的15.4%。显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业化作为推进城市化的核心动力，从生产方面、需要方面、结构转变方面带动了城市人口、城市数量、城市规模的快速发展，使社会主义城市化水平整体提升。二是社会主义城市化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反哺。城市化作为承载工业化发展的独特载体，是拓展工业化发展空间的“引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城市化之所以能反哺社会主义工业化，除了党和国家主导政策因素外，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城市化本身所具有的功能与作用。社会主义城市化反哺社会主义工业化，主要体现在城市生产要素聚集推进了工业化。随着生产性城市的快速推进，城市工业生产不断加快，城市住房、城市交通、城市供水等基础设施不断建立与完善，改变了传统城市面貌，使得生产要素不断向城市聚集，加大推进工业化建设步伐。同时还体现在城市人口数量增长推进了工业化。当时大量农村人口迁入城市，承接农村冗余劳动力，城市人口比重不断上升，为工业化建设提供了较为充足的人力资源，也缓解了城乡差距。还要看到，城市数量和规模既是在工业化中发展起来，更是为工业化服务而发展的，进一步推进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
（三）“何以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的根本导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对工业化与城市化建设的要求，始终立足于推进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自主探索出区别于西方与苏联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道路。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健康发展，二者互动呈现正相关性。当前，学界探讨“中国式现代化”开启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基于大历史观维度，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历程、内容结构出发，揭示从“苏联式”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未将研究的视域衍生至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城市化促进工业化的整体发展逻辑中，遮蔽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对“中国式现代化”开启的关键性作用，存有将“中国式现代化”开启问题简单化的倾向。基于史实可知，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结合历史条件和时代要求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创造性回答，在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中，使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自主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风格、彰显社会主义属性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本质上看，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框架内建构起来的，其内在逻辑与价值导向等方面体现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本质要求。随着对工业化、城市化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工业化、城市化实践纵深推进，党对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关系的把握实现了从一般经济发展角度向彰显社会主义属性的现代化思想整体性转向，其主要体现在把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关系置于国家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本体论逻辑中加以把握，根本在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四、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建构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新范式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叙事逻辑，建构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范式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辟出一条破解西方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难题的全新道路，创造出新型工业文明、城市文明。
（一）迈向“中国自主”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道路 基于“理论—制度—文化—价值”的党领导逻辑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道路建构的根本保证。党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提供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指引，建立起一整套制度体系，规定工业化与城市化本质特色，框定工业化与城市化基本样态，保障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的具体推进。党在推进“两个结合”中赋予工业化与城市化深厚文化底蕴，凸显“中国式”工业化、城市化与“西方式”工业化、城市化的区别；确保工业化与城市化服务人民主体的价值追求，让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沿循“方向—目标—动力”的方法论逻辑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道路建构的基本要求。就如何理解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的正确方向而言，主要是实现二者互动的正相关性、方向一致性。从西方国家和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历程表明，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并非自动形成，因受历史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会出现“过度工业化、滞后城市化”或“过度城市化、滞后工业化”的情况。显然，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始终将“互动”方向放在首位；要明确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的目标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与西方“串联式”现代化有本质不同的“并联式”现代化，要在短时间内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村现代化、信息化叠加发展，必须在工业化城市化互动中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是一项系统性实践工程，除党的坚强领导外，要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引导广大群众为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力，凝聚纵深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的强大合力。 遵循“问题—重点—系统”的治理逻辑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道路建构的实践必然。“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坚持问题导向，直面揭示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中出现的新问题，才能促进其良性发展。当前，部分地区存在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失调的问题，是造成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的重要因素，制约了共同富裕实现。不同地区要基于自身实际，找准问题，得出解决之道。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是涉及多领域的内容集成，其推进既要关照“全面”，更要抓住“重点”，才能“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如当前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要重点关注产业结构升级、资源要素流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从顶层设计上系统谋划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中有关产业结构调整、就业结构优化、城市发展规划、人口迁移时序，破除制约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的体制机制，释放互动效能。
（二）开创“中国特色”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理论体系 立足“起点—基点—要点”的本体论维度是建构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理论体系之“根”。从“定位起点”看，明确“为什么”要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工业化与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与关键路径，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遵循。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工业文明、城市文明是其鲜明特征。立足新阶段、迈向新征程，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道路，畅通区域联动协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从“历史基点”看，回答工业化与城市化“从哪来”。工业化与城市化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工业化、城市化学说，借鉴于苏联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经验，生成于党领导工业化、城市化建设实践，是党在推进“两个结合”中生成的中国化时代化创新理论成果。从“内涵要点”看，解答推进“什么样”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一方面，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把实体经济作为工业化建设核心内容，推进工业化由“快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破解“脱实向虚”难题。另一方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关于新型城镇化的阐述中，把坚持以人为核心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价值定位，明确了新型城镇化的价值准则、价值目标、价值标准。 立足“布局—要求—原则”的实践论维度是建构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理论体系之“基”。从“优化布局”来看，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并非横向的单系统活动，而是涉及“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系统工程，要在“四化”优化布局中明确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的功能定位、目标导向、结构特征与运行模式。从“内在要求”来看，工业化与城市化在内涵与外延上是一个多领域、高层次、立体化的动态互动过程，要在提升现代化治理能力中增强互动着力点、互动协同性、互动包容性与互动内生性。从“基本原则”来看，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道路与西方有着本质区别，应坚持党的领导、人民至上、独立自主、开拓创新，坚定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的道路方向、立场原则、理念方式、动力来源。 立足“人民—国家—民族—人类”的价值论维度是建构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理论体系之“魂”。基于“人民”立场，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为在追求高质量生活水平和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中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基于“国家”立场，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要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首要任务。从中国现代化历程来看，工业化与城市化始终是现代化的核心与动力，对于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而言，工业化与城市化是推进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必要条件。基于“民族”立场，新征程上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的总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质上讲，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道路探索与民族复兴基本一致，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史就是一部工业化与城市化建设史和民族复兴史。基于“人类”立场，中国特色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道路打破与超越了西方工业化、城市化老路，为世界各国跳出产业依附、产业规制陷阱以及城市化发展陷阱提供中国智慧，为人类文明贡献了新型工业文明、城市文明。
（三）紧扣“中国情况”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实践进路 聚焦城乡关系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实践的核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城乡关系历经了从“城乡二元分治”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再到“城乡融合发展”的演进过程，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将“城乡关系”置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共同富裕实现的战略高度。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问题，属于中国城乡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核心在于缓解城乡发展差距。长期以来，由城乡发展差距引致的“二元经济”与“二元社会”，制约了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因此，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要规避“超前工业化，滞后城市化”与“超前城市化、滞后工业化”的非均衡性难题，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进社会协调发展。具体来看，要将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的维度深化拓展，突破由传统局限于经济发展的视野，拓展到社会、生态、文化、治理等多维，实现城乡关系的多维协调。同时，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中的城乡、区域、产业等方面协调发展，形塑“均衡性”“内生型”互动融合空间格局，高质量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协同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实践的现代创新。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是对中国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化解读、创新性发展，是立足“中国情况”以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新型工业化、城市化的“新型”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相对西方工业化、城市化道路的“新型”，它为人类创造出全新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道路，打破了西方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话语垄断，克服了西方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发展陷阱与治理难题。二是立足于中国实际、中国情况的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型”，它要求契合城乡融合而发展、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等宏大主题。新征程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协同发展，首先明确新型工业化的主攻方向，围绕绿色制造结构、尖端科技创新、产业体系链条等协同发力，形塑创新、活力、共享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其次坚持以人为核心推进新型城镇化，优化促进农业人口城市化转移，打造都市圈、城市群以带动城镇发展机制，打造城镇“生产—生活—生态”生命共同体。三是把握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协同发展的关键，必须“依靠信息化、数字化和绿色化技术手段”，破解城乡融合、产业发展、区域协同的制度体制区隔和不平等的资源配置方式，增强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协同的包容性。 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实践的根本旨趣。“坚持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集中体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工业化、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构成，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质效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当前，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纵深推进，但也面临着诸多难题，如工业化“中期”向“中后期”转型阶段，要求以追求速度效率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向追求技术质量的“集约型”发展方式跃升；城市化加速推进阶段，不同地区城镇化率、城乡生活水平、城市带动能力有差异较大。为此，要加快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创新产业发展样态，打造智慧产业体系的“世界工厂”；推进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市场空间和技术支持，缩小城乡差距，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加强现代产业与城镇优势相结合，形成“以产兴城、以业聚城”的产城互动发展，避免城市化有“形”无“实”和工业化有“实”无“形”。显然，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内在一致性，根本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动力支持与物质基础。（为方便阅读，参考文献及注释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或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