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仕菊，谭秋盈｜坚持系统观念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擘画了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蓝图，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行了谋划。以系统观念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时，必须着眼于从全局出发，做好顶层设计。换言之，以系统观念加强全局性谋划，要正确认识国内外两个大局，在分析和处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问题时要牢固树立全局意识，从全局出发，局部自觉服务大局，把全局放在优先的位置，统筹推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因此，加强全局性谋划，就必须做到：

　　第一，着眼于国内大局，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大局出发，把握好这一伟大复兴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系。就目前国内形势而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的战略全局，而这一伟大复兴需要以文化的发展繁荣为条件。因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这一“大局”的“局部”，就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应当认识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仅是一种现代文明形态，更是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声相应的文明形态，是伟大复兴的文明表达与文明诠释。”坚持系统观念，要求局部反映大局，局部围绕大局、关键的局部统筹大局，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要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志。从全局来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然包括了文明的复兴，这也“确证了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现代转型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历史造就了璀璨的文明，为中华儿女提供丰富的精神财富。但由于中国近代的落后，使得这一巨大的精神财富遭受蒙尘，西方文明的强势入侵，更是加剧了中华文明的“边缘化”。

　　在如何看待中国古代文明或者中华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在近代史上曾出现一些错误的论调，主要为两大类：一种是“全盘西化”，一种是复古主义。如在新文化运动早期，陈独秀曾将中西文化冲突理解成文化的古今冲突，继而以西方文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可见，这一时期陈独秀将儒家文化直接等同于封建文化，对于传统文化的批评采取较为偏激的态度。与此同时，不少知识分子主张把中国文化“全盘西化”，这虽然看似强调了文明或者文化的时代化，但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其民族性。胡绳也曾在1941年谈到这个问题，在他看来，用“全盘西化”来表达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是不恰当的。1946年，胡绳在《新文化的方向和途径》一文中也指出了新文化运动曾出现一个错误，即新文化就不能带有任何民族色彩。他认为文化不能不带有民族的特征，中国新文化应该扎根于民族的土壤中。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新文化是由旧文化发展而来，不能割裂历史，强调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民族化和时代化之间关系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进而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对立，而这两者之间的统一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揭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以及创新性，他指出：“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他在这里强调了中华文明既要根植于本民族的土壤，同时也要根据时代的发展要求进行创新、自我重塑。在全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2023年6月，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了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且强调没有中华文明就没有中国特色，“两个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由之路，“第二个结合”更是激活中华文明的当代基因的“密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突出了“民族”，又强调了“现代”，既强调了中华文明的民族化，同时也强调了其时代化，要求坚持中华文明民族化与时代化的辩证统一，既否定了“全盘西化”的谬误，又反对了复古主义的主张，突显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可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伟大论断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进一步认识，也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精神力量。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中心，服务于这个“大局”。

　　第二，着眼于国际大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抵御风险，把握机遇，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坚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性并不表示要“固步自封”，从系统的基本特征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系统工程必然是开放的，这就意味着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收借鉴世界其他民族优秀的文明成果，进而丰富自身，为其现代转型提供世界的可能性。西方资本主义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孕育和创造了资本主义文明，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曾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前沿。不可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很多优秀的文明，为人类文明宝库增添多姿多彩的瑰宝，这些都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但是，在借鉴资本主义文明的同时，应当认清资本主义文明的背后是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本质，换言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主义文明是以“资本”为中心，以“增殖资本”为发展方式，以保护资本家利益为根本追求的文明样态。在这种资本逻辑之下，资本主义文明表现为片面性地追求发展，即以剥削、压迫、霸权和扩张等方式最大限度追求资本增殖和利益最大化，而随之而来的就是“文明冲突”“西方文明优越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文明开化使命”等价值观念。从本质上来讲，这些价值观念是非常典型的霸权主义和扩张思想，其目的就是维护西方某些国家的霸权地位，进而维护少数人的利益。因此，在这些错误思潮的冲击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当坚决抵御这些论调，坚持走和平发展的转型道路。

　　中华文明是在和平、谦虚、交流互鉴、共存等理念的滋养下生长起来的，既虚心学习和吸收其他文明有益成果，遵循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又坚持“走自己的路”，展现出强大的包容性、和平性和延续性，这也就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种以“文明交流互鉴”代替“文明对抗”，以“文明多样性”代替“文明霸权”，以“文明共同繁荣”代替“文明优越论”，以“文明的全面发展”代替“文明的片面发展”的文明样态，这是符合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发展趋势的，也符合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要求。因此，对比资本主义文明霸权体系下的强权政治、文化输出战略、文明对抗等主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致力于构建以“和平共生”为中心的文明发展道路，是崭新的文明样态，规避了资本主义文明内在的弊端和历史局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全面性发展”的发展格局、“包容互鉴”的思维范式等多个层面，彰显了其超越性，既超越了以“资本”为逻辑的资本主义文明，也超越了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不但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更是打破了“现代文明”等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思维定式，以更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充分展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

　　因此，在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以激活中华文明的现代基因，使其实现现代转化时，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保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方向的正确性。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在坚守中华民族“价值理念”“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以及“中国精神”等中华文化立场时，要自觉地去做好中华文化的对外宣传工作、创新中华文化对外宣传方式，构建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搭建好中华文化与外国文化相互交流的平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以和为贵”“天下大同”的理念，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构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进一步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交流中的话语权。

　　系统是由若干要素相互作用组成的具有任何一个要素都没有的新功能、新性质的有机整体，系统的性质和功能规定着每一要素的性质和功能。同样的，马克思主义也认为，整体是由部分组成，部分离不开整体，反之亦然。在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中，整体处于支配地位，部分不能凌驾于整体之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全局的高度上，以系统的整体性思维谋划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布局，真正做到了统筹兼顾，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系统思想。因此，要求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时要协调好各方关系，统筹开展各项工作。

　　第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从整体出发，力求系统整体的最优化，寻求最优目标。善于从整体上看待和理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问题，是坚持系统观念的一个关键点。在一定意义上，中华文明的内容包含了中国56个民族的文明，表现为多元一体的文明样态。“多元一体”是费孝通对中华民族格局的定位，他这里讲的“多元”指的是56个民族，“一体”指的是56个民族所构成的中华民族。与此相应的中华文明也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格局。我国56个民族虽都有属于自己特色的文明，但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所拥有的物质生产资料不同，发展的进度也不一样，因而会形成区域的自然分工和社会分工，这样每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就迫使他们与其他民族进行交往。这种交往涉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各民族间的交往更为密切，各民族的文明也在交往当中通过不断交流、融合、补充，发展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统一体，即“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这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客观反映和具体体现。这个“统一体”突显了中国大地上各个民族的文明所具有的普遍属性，也就是共同属于中华文明的性质，即中华文明是各个民族文明的根脉。这是中国人民在漫长岁月中对价值取向、思维范式和理想追求等方面达成一致。当然，在一定意义上中华文明与各民族的文明之间又有些不同，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例如谈到了这样的事实：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产生‘新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单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系统中的每一个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都是处于在相互作用之中，在相互作用时各子系统就会展现不同的质的差异，而各子系统又相互融合成一个大的系统就会产生出一种共有的新的质，这种新的“质”是在共同价值观指引下，围绕着这个由各要素组成的系统的共同利益而形成的高度认同。当然，系统的质与构成要素的质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的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系统的质是新的质、系统的质不排斥构成要素的质的原因，因此系统之于构成要素具有制约性。

　　中华文明是一个由诸要素所构成的系统，这些要素相互依存、相互映衬、相互作用，使中华文明呈现出整体性特征，从而具有了新的性质和功能。而这种由结合而成的中华文明的新功能又大于各民族文明的部分功能之和，并且相对于各组成部分来说，中华文明是处于统帅的地位，因此中华文明的发展首先要从整体去考虑。坚持系统观念，就要求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看作由各种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从整体上把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科学规律。就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马克思这里说的“共同体”指的就是“整体”，换而言之，人类只有在整体中才能发展自己，才能解放自己。同理，各民族的文明只有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个大局中，才能更好地发展自身。因此，必须着眼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整体来筹谋布局，统筹发展、协调推进，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整体效益和功能作为立足点，坚持最优原则。故而，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必须从整体上符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整体意志和实践主张，通过顺应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战略需要对各民族的文明进行重塑，使每一民族的文明不断现代化、时代化，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总体目标相呼应。

　　第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注重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合力共进。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由各民族优秀文化百川汇流而成。”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华大地上56个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宝库。毋庸置疑，中华文明是由各民族优秀文化汇聚而成，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文明并不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简单相加的统称，而是各民族优秀文化遵循一定的要求相互交织而构成的有机体。唯物辩证法强调，系统作为整体，有其内部的结构性，具体而言，各要素按照一定的结构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个要素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因此必须协调系统内部各方面、各部分的关系。当部分以合理的结构形成整体时，整体就会发挥出最大的功能，反之就会损害整体功能的发挥，整体功能就会小于各个部分功能之和。因此，需要厘清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各个构成要素在其建设过程中的不可或缺性，尤其是关键的构成部分。虽然说整体的功能大于部分的功能，或者说整体相较于部分处于优势的地位，但如果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将部分的功能弱化甚至不见部分，就会陷入困境。毛泽东曾就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讲过部分之间相互协调对于整体的重大作用。在他看来，游击战争在战略上和战役上对正规战争的配合作用是不可忽略的，如果各游击区和游击队分散地进行战斗，不注意各个战斗之间的相互配合，虽然对整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作战仍然有一定的配合作用，但由于没有各游击区和游击队与正规军之间的相互配合，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减少了各个游击战争与正规战争之间的战略配合意义，“在这些上面的不协调、不统一、不集中，是有害的，应该尽可能地求得其协调、统一和集中。”如果把建设中华民族建设文明看作一个系统，那么构成该系统中的每一要素都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考虑的影响因素，这就要注意处理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关系，从而整体筹划，实现合力共进。

　　习近平多次强调：“必须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促进各民族紧跟时代步伐，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现代化，是中华民族每一个民族、每一位儿女的梦想，“中华民族是个大家庭，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不能落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一个民族也不能落下”。在习近平的语义中，可以知道，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坚持“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有机统一，是坚持各个民族文明实现全面现代化的文明形态。具体而言，“主体”发展的同时要注重“多元”的繁荣和发展，既要注重从“主体”上进行现代化、时代化，同时也要注重“多元”的现代化和时代化，即在整体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过程中，要注重加强使各民族文明实现现代化的转化，实现民族文化的创新性发展。这是因为各民族的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十分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坚实基础和有力保障。同时，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部分民族文化在其表现形式上、内涵上、理念上以及其载体上等较为陈旧，不足以满足当前文明发展的实际需求，这就需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实现自身的现代化飞跃，进而更好地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生产力也不同，且各民族的文明的内涵也有所不同。因此，在对其进行时代重塑，使之符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具体实践要求时，不可每个地域、每个民族普遍性用同一种办法。应该需要深入考察不同民族文明之间的联系与差别，注重因地制宜，结合各民族人民的想法，选择精准而有效的方式方法进行对各民族文明的重塑。同时也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各民族的群众，坚持他们在自己民族文明的现代化转化中的主体地位。在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中，携手共同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