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习近平把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有机结合，形成了习近平关于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重要论述。这一重要论述具有鲜明的原创性，为提升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化科学化水平提供了政治指引、理论支撑与思想保障。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并作出相关部署，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强化管党治党的重大举措，旨在解决党的建设系统性整体性问题。新时代以来，我们党之所以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加以推进，就在于它不仅直接关系到我们党自身素质和执政能力的提升，更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立足新征程，全面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确保党实现长期执政，我们应全面把握习近平关于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为推动形成更加健全完善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提供科学理论指导。
一、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创新发展
注重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要原则。在领导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认识到加强政治建设与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并对其进行深入阐释，逐渐形成并完善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建设与制度建设的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同时，根据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等重要论断，深化了对于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目标任务和实践要求的理解，不断推动管党治党走向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一）丰富拓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建设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探索与斗争实践中，始终坚持捍卫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纲领，强调维护政治权威、严明政党纪律，注重从政治上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具体而言，其一，以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作为实践行动的基本原则。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政治纲领承载着党的政治主张与行动路线，为无产阶级政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提供了根本准则。恩格斯指出：“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这里突出强调了党的政治纲领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自身建设中的统领性作用，并以此为依据制定科学的政治路线、确定切实可行的政治任务。其二，维护无产阶级政党权威和领导核心地位。恩格斯在回顾巴黎公社运动失败的经验时多次强调“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警示无产阶级必须建立拥有权威的独立政党。恩格斯在驳斥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思想时进一步提出，“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阐述了权威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意义，即权威是党统一行动、保持步调一致的前提。其三，以建立和执行严格的纪律作为无产阶级政党赢得胜利的基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注重强调纪律建设对于维护无产阶级政党团结统一的重要意义，并将严明纪律作为影响革命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马克思指出：“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这一重要论述突出表明只有实行极其严格的纪律，坚持以强大的刚性约束规范党员政治行为，才能防止党内分裂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以此打造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创新性地提出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对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引导全党切实做到“两个维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建设理论做出原创性贡献。一方面，明确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严明党的纪律，决不能回避政治问题，对政治隐患就要从政治高度认识。”他还提到，如果不能从政治高度认识和分析腐败问题，“就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这些重要论述把讲政治的地位提升到确保党长期执政的战略高度，创造性回答了党的政治建设与全面从严治党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习近平阐明了推进政治建设的重要意义。他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这是对党的政治建设作出的重要定位，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创新发展。 另一方面，明确强调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进入新时代，习近平聚焦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性问题，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将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新时代，党中央时刻聚焦政治标准、严格贯彻政治要求，坚持把准政治方向、强化政治领导、增强政治能力、净化政治生态，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特别是对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内容与要求的深度阐释，帮助全党进一步廓清了思想迷雾，明确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严管党治党的关键所在。其二，强调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把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突出位置，强调政治纪律具有根本性，提出要做到“两个维护”的要求，并把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首要任务，指明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着力点。同时，加大执纪力度，坚决查处和纠正“七个有之”等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突出问题，遵循党内法规的刚性约束，以铁的纪律和规矩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二）创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的思想 制度建设是政党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是规范政党秩序、协调党内关系的内在要求。对于有着高度组织性、严密性、科学性的无产阶级政党而言，制度建设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早在无产阶级政党创建之初，马克思恩格斯就十分重视制度建设在政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指导制定《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针对盟员条件、同盟组织、代表大会等作出详细规定，初步探索了党的组织建设制度。《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规定，“同盟的组织机构是：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是全盟的立法机关”，并详细阐释了各级组织的组织结构、运行方式和工作要求，从制度上保障了无产阶级政党组织设置的规范性和组织运行的有效性。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高度重视党内民主制度的建构，倡导通过自由讨论与争辩化解党内分歧，鼓励党员在工人斗争中公开发表意见。《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规定，“所有盟员都一律平等，他们都是兄弟，因而有义务在一切场合下互相帮助”，并赋予了盟员必要的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罢免权，强调“区部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任期为一年，连选得连任，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之”。马克思恩格斯对党的组织制度和党内民主制度的探索，提升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水平，也为此后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等制度的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着眼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全过程和各领域，对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进行了一系列理论阐释和实践探索，创造性地提出“把依规治党当作管党治党基本方式”这一重大论断，进一步增强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自觉性。其一，鲜明提出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习近平深刻阐述了全面从严治党与制度治党之间的内在关系，并把依规治党作为管党治党基本方式，明确提出加强党内法规建设的重要性。以此为遵循，我们党全方位、立体式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不断构建程序严密、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先后出台《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等党内法规，确保各项制度立得住、行得通。着力跟进备案审查和清理，强化党内法规制度执行监督，推动制度设计、制定、施行、监督等一体化衔接，坚持以科学的政策指导、健全的制度设计、配套的工作安排整体推进、协同发力，在依规治党的轨道上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不断深化。其二，明确规定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实践要求。习近平强调，“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更加突出党的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从而指明了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着力方向与推进重点。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发挥党内法规制度的引领和保障作用，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各领域全过程，从健全党的监督体系到推进政治监督精准化，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到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实现全面从严治党有规可依、有制可循。![]()
二、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对从严治党传统的守正创新
每一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都必然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与时代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习近平关于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重要论述具有悠久且深厚的历史积淀，是对百余年来从严治党历史脉络的赓续创新、历史经验的总结汲取、历史精神的继承弘扬，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探索从严治党规律的历史逻辑。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始终注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主线持之以恒推进从严治党。1939年，毛泽东提出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的重大论断，并明确了党的建设的目标、内容和任务，强调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群众性的大党。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从严治党做出了诸多开创性贡献，特别是注重加强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的建设。一方面，党将思想问题作为首要问题，以常态化党内思想政治教育为抓手，用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党员的主观世界，保证了全党在思想上的一致。党开展的教育活动内容丰富，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党的政策教育、纪律教育、作风教育等，并在实践中初步探索了相关制度措施，促进了党内教育的科学化发展。另一方面，党不断加强组织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党组织在不断壮大的同时实现规范化发展。并以严明的纪律约束全党，不仅包括党章的制定与完善，还专门成立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制定一系列党内纪律与规矩，体现了党对体系化制度化推进从严治党实践的有益探索。在方式方法上，通过学习整风文件、批评与自我批评，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融为一体，着力整顿党员干部的不良学风、党风和文风，纠正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等不良风气，推动党的建设水平的整体性提升。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作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管党治党。这一时期，面对党内逐渐滋生蔓延的官僚主义风气和骄傲自满情绪，中国共产党以整风整党为主要形式，全面提升执政党自身建设水平。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党中央以整顿干部作风和净化基层党组织为抓手，在全党开展整风整党运动，对党员普遍进行一次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并在组织上进行认真审查，将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清除出党，促进了党的自我净化和自我完善。另一方面，以强化纪律建设和民主集中制为着力点，不断巩固和加强党内团结。从健全纪律检查机构、完善纪律检查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党内监督，强化组织纪律建设，使党内违法乱纪问题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维护了党纪权威，塑造了遵纪守法的良好政治文化。以上述举措为代表的治党实践，从党内教育、制度建设、纪律保障等方面为从严治党积累了宝贵经验。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被视为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从严治党成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鲜明提出“从严治党”的重大命题，深刻阐明了改革开放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路径。与此同时，我们党在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基础上，尤为强调制度建设对于从严治党的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党不仅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党内法规，完善了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监督制度，而且更加注重制度之间的衔接配套，为党内法规体系的成熟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面对深刻变化的国内外环境，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成为治党治国的重大命题。江泽民提出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理念，领导全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加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确保了党的肌体健康。党的十六大以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成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胡锦涛提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大命题，不断建立完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长效机制，着力用制度解决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和贪污腐化问题，使从严治党思路更为清晰、制度更加健全。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从严治党朝着更加体系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并且具体落实到加强党的建设的各项实践中，有效提升了我们党防腐拒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坚持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围绕全面从严治党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逐步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一方面，在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在赓续从严治党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面对管党治党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以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目标导向，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命题，不断优化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具体而言，政治建设作为统领被摆在首要位置，思想建设作为基础性建设持续推进，组织建设作为重要基础日益严密有力，纪律建设作为治本之策更趋健全严明，作风建设聚焦“四风”问题更加常态长效，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建设各领域全过程诸方面，确保各项建设内容相互衔接、联动集成、形成合力。同时，坚持运用治理理念与系统思维，一体推进“三不腐”，不断提升反腐败整体效能。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管党治党任务更加繁重的新形势，习近平进一步强化全面从严治党的顶层设计，完善防止腐败滋生蔓延的体制机制，提出一体推进“三不腐”，用制度促进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贯通联动，使全面从严治党既突出重点又实现全面覆盖。党的二十大将一体推进“三不腐”写入党章，强调实施“组合拳”，彰显了党中央对从严管党治党、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以标本兼治的思路进一步提升了治理腐败的成效，党的执政根基更加稳固。 另一方面，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不断完善。面对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形势新任务，党中央进一步作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新部署，坚持统筹谋划、一体推进，以体系化系统化的方式进一步丰富从严管党治党的内容和手段。其一，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要发挥制度的保障作用。习近平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应是一个内涵丰富、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动态系统。健全这个体系，需要我们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治理层面深化从严管党治党的内容与形式，致力于提升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逐渐形成了以党章为根本、以党的领导法规等多领域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体系。不仅使党的领导有章可循，而且也使全面从严治党在法治的轨道上向前推进。当然，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有效开展既需要完备的制度设计，更有赖于良善制度的有力执行，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在此过程中，我们党不断健全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既把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制约监督权力的各个方面，又健全党组织履行职权职责的制度机制，聚焦“关键少数”，不断增强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其二，加强责任制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发挥实效。全面从严治党既需要各级党委（党组）树立责任意识、提升履责能力、推动责任落实，也要求各级纪律检查机关强化监督责任，以强有力的监督执纪问责保障责任实现。习近平强调：“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全党的共同责任，必须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做好这项全局性、开创性工作，需要进一步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推动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相互协调、共同促进，形成管党治党合力。![]()
三、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提升党长期执政能力的实践路径
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是党克服执政面临的风险与挑战，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成为党治国理政的显著优势与制胜之道。但也要清醒认识到，全面从严治党的联动性、协同性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一些制度的完备性、适应性、可操作性不强，全面从严治党整体效能需要进一步提升。这些问题不仅事关党的建设质量，同时也直接影响党领导社会革命的历史进程。基于此，习近平立足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不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规律性认识，进一步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把全的要求、严的基调、治的理念落实到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构建之中”，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解决大党自身独有难题、实现长期执政的实践路径。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但也必然需要有效破解如何才能实现长期执政的难题。正如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毛泽东曾给出第一个答案即“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系统总结从严管党治党经验，给出了第二个答案即“自我革命”。党中央坚持使命引领与问题导向相统一，不仅明确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而且进一步提出要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着力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创造性、实效性，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向纵深发展。 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抓思想从严，锻造自我革命的锐利思想武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始终强调要抓思想从严，以思想教育为引领，先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等一系列集中教育活动，不断教育引导全党从根源上深刻剖析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推动自我革命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二是抓管党从严，增强自我革命政治自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始终把严的要求贯穿管党治党全过程，着力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为有效整治管党治党宽松软问题，相继修订出台《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明确“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由谁来抓的问题，引导各级党组织切实增强管党治党意识，逐渐形成覆盖到位、责任明晰的管党治党工作格局。三是抓执纪从严，拓展自我革命有效途径。严明党的纪律，做到有纪可依、执纪必严。这不仅要求我们党要把纪律和规矩立起来，以严明纪律全方位扎紧制度的笼子；同时也要树立全面执纪理念，对于各种贪污受贿、违反党纪的行为严格查处，真正做到有纪必执、执纪必严、违纪必究，提高新时代管党治党水平，不断推动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向纵深发展。四是抓治吏从严，塑造自我革命组织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严的标准贯穿干部“选育管用”各个环节，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不断强化党组织的领导把关作用，严格组织考察，严密选人用人程序，确保选人用人的正确方向。明确“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深入考察政治担当、政治能力等，树立起选人用人时代标尺。五是抓作风从严，提供自我革命重要抓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转变党的作风入手，领导颁布中央八项规定，以上率下、抓铁有痕，推动作风建设步步深入。党中央聚焦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开展专项治理，集中整顿不作为、乱作为、脱离实际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问题。紧盯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加大查处问责和通报曝光力度，依规依纪依法严肃惩处。不断建立健全理论学习、检视问题、整改落实的长效机制，构建起综合治理的作风建设制度化体系。六是抓反腐从严，打好自我革命攻坚战、持久战。新时代，党中央以坚定的反腐决心、显著的反腐成效推动党的自我革命迈向新高度。一方面，我们党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法违纪问题，又持续整治群众身边的微腐败。同时，坚持国内反腐与国际合作有效衔接，实施“猎狐”行动，加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提升反腐败成效。另一方面，坚持标本兼治，形成了更为系统的反腐败制度体系。党中央不断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完善巡视巡察制度体系，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扎紧织密防治腐败的制度笼子。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重大举措。”习近平从科学治党、长久治党的战略高度深入分析大党独有难题的破解之道，既突出重点又注重全面覆盖，着力打通各领域全链条，形成系统配套、衔接有序的长效机制，实现党的自我纠偏与自我提升。 其一，以全面从严治党内容的系统性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要坚持内容上全涵盖，把全面从严贯穿于党的各项建设之中。新时代，习近平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内容创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党的建设总要求，确立了党的建设“5+2”总体布局，指明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点领域和具体任务。这一总体布局首次将政治建设、纪律建设纳入其中，在内容上得到丰富与拓展，同时明确了各项建设的定位，使得边界更为清晰、结构更加优化，呈现出立体化、整体性的发展样态。当前，党中央更加注重全方位系统布局，强调“党的建设推进到哪里，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就要构建到哪里”。由此可见，健全这一体系，需要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布局为遵循，使各项建设联动起来，实现效果集成与功能优化，从而形成管党治党的强大合力效应，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其二，以全面从严治党对象的广泛性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要求从严治党在覆盖范围上必须管全党、治全党。面对规模庞大、分布广泛的党组织队伍，党明确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牢牢把握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初一公里”“中间段”与“最后一公里”，持续推进从党中央到基层党组织的上下贯通，不断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坚持面向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补短板、强弱项，加大薄弱领域党建工作力度，持续推进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组织覆盖，确保党组织对内有序运行、对外权威高效。同时，深刻把握干部工作的内在规律，聚焦“关键少数”，重点关注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秉承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深化正确政绩观教育，严明纪律底线、强化反腐惩戒，全方位强化干部管理与监督，规范引导党员干部在提升觉悟、查摆不足中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 其三，以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的全链条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要坚持责任上全链条，党委、纪委等主体都要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在一段时期内，党内存在对党的观念淡薄、不担当、不作为、不负责等问题。202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就新时代党的建设工作任务作出战略安排,提出 “坚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党建工作责任制为抓手，层层明确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和“一岗双责”。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使命感，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针对部分领域不同程度上存在的全面从严治党上热、中温、下冷现象，党中央持续释放“失责必问、问责必严”强烈信号，坚决整治管党治党中的形式主义现象。同时一体推进明责、督责、考责、问责，切实形成责任压力逐级传导机制，着力打破长期以来影响责任制度执行力的顽瘴痼疾，用权责清晰的规范流程传导压力、推动落实。 其四，以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的协同性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制度建设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政党能否实现长期执政的关键环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既要完善制度，着眼于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全面从严治党现实需要，不断补充、细化各位阶、各领域、各层次党内法规制度，促进党的建设的各项制度科学完备；也要强化制度执行，把严格遵守党章、强化监督执纪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将制度体系优势转化为管党治党效能，实现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高效运行。基于此，党中央从制度完善与制度执行两方面着手，在有规可依的条件下，实现有规必依，进而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问题，实现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从严治党良制与善治的有机融合。![]()
习近平关于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重要论述体现了鲜明的原创性特征，明晰了新时代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目标任务、历史传统、实践要求，丰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深刻揭示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内在机理，同时也科学阐释了治党与治国的内在统一。一方面，治党是治国的前提，国家治理成效如何，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取决于党的自身建设水平。正因如此，习近平反复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从一定意义上看，如果说“打铁”主要属于治国范畴，那么“自身硬”则主要属于治党范畴。只有治党有力，才能治国有方。在现代政治格局中，执政党的组织凝聚力与政治领导力显得尤为重要。一个缺乏稳固组织凝聚力和政治领导力的执政党，很难有效地进行国家治理，更难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自身的执政能力不仅影响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党的领导是国家治理的“主心骨”，涉及党治国理政的整体布局。特别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这就要求做好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把党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因此，坚持党的领导，还要深入正视和解决那些弱化和影响党的领导的问题，将系统思维与法治思维贯穿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全过程，及时纠正和预防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而实现党自身治理的科学化与规范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战略布局进行谋划和部署，突出强调党的领导的核心地位，通过深化改革创新，改进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以全面从严的要求和标准增强管党治党的力度与效能。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严密党的组织体系和决策执行体系，促进党的领导能力现代化，确保党的领导覆盖治党治国各环节各方面，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
另一方面，治党与治国不可分割，全面从严治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就内在要求而言，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方位的，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党建等各个方面，必然要求加强党的建设，实现自身治理的现代化。更为重要的是，制度在国家治理中起着基础性、关键性作用，有效的国家治理需要以成熟的制度为依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石与政治保证。这就要求高度重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建设，建立健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等，将党的领导贯穿于治国理政的各方面。从实践效能看，我们党的突出优势就是通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执政党治理机制并彰显其独特的制度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以制度优势保障党的领导，助推管党治党常态长效。新时代，习近平将制度治党作为治本之策、长远之策，贯穿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过程。为解决党的领导弱化、管党治党软宽松等问题，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科学性、系统性、完备性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并加大执行力度，在建章立制的同时促进制度落地、执行有力，追求治理实效。通过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实现全面从严治党各个方面各项工作联动集成、协调协同，形成合力。总之，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提出与推进，充分表明了全面从严治党不仅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立足新的历史方位，要进一步提升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科学化制度化水平，以科学完善的制度体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世界政党治理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方便阅读，参考文献及注释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或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