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东｜从乡土中国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迈向一种文化转型视角的差异性共在

文摘 2024-10-23 09:41 云南

作者简介

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师从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2010年获得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称号。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学会法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艺术人类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会常务理事。青海民族大学兼职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文化转型人类学研究，城乡社会学、法律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等。

内容提要

对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与改变，可以基于一种内外关系的结构性改变而做一种细致的考察。这种改变有着其自身的内力和外部压力之间交互作用的影响。内力的作用来自于作为原点参照的乡土中国长期模式的存在，在其背后有着一种文化理解意义上的根基于土地束缚的存在，但这种束缚却并非一种所谓超稳定结构的存在，而是有着其自身自我适应性的结构性调整，通过迫不得已离开土地的选择而实现生计依赖上的自我转变和适应。这里会真实面对一种乡土中国其自身所固有的封闭与开放的循环，并通过多元一体的动态模式实现其自身多样性和一体性之间的平衡。由现代性冲击所带来的中国转变，要求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上从一种创造性转化的意义中去构建追求一体性存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便要求一种基于文化转型的策略性应对，这同时也将是文化、艺术以及遗产之类的存在向度重新回归于大众社会实际生活中的一种自我转向。

关键词：乡土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元一体；文化转型；创造性转化

　　中国近代的历史，乃至于当下的发展本身，显然都是经历过了一种自我转变的历程的。而这种转变的核心就是以乡土中国为起点，或者说中国长久性地根基于其乡土社会的模式基础之上，中间则经由同样长时间共同存在着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结构性互动以及上下一体的模式构建，并在近代世界之中，其日益突出地在向着各民族一起共同面向于一种世界性意义的全球化而有的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维度上不断迈进。由此，不论是在社会生活还是文化自觉上，都试图在逐渐地使得那些原本分散开来的种种存在成为真正一体性的构成，并使之趋向于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的构建，使得多样性的文化存在与表达，更多地融入一种基于交互作用下而有的共同体意识的自我构建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与之相伴随的乃是中国文化在日益深度地融入世界性的整体性存在之中，在这一过程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存在状态正在逐渐成为一种生活的日常，或者也可以说，一种无法真正可以去避开的世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深度地影响着中国自身种种可能有的道路选择。而对于所有文化问题的讨论，也必然是无法能够离开这一历史发生的大背景而去加以思考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显然并非一种固定化的存在，而是在一种内外环境交互作用的相互适应中发生着种种的转变，其方向是不确定的，但却是无可避免的。

一种内外关系的结构性转变

　　如果我们不否认中国近代以来的那些文化上的改变以及社会转型的真实发生，那么我们显然便需要从一种结构性改变的维度上去理解由此而转化出来或者正在转化之中的那种当下中国的现实存在，它们或者是打破了既有的结构形态，或者是重新构造出了新的结构形态，由此而使得新的社会以及政治的秩序得以发生并可稳固性地持久存在。因此，所有的变革、改变乃至于革命性事件的发生，都必然会跟这样一种结构性形态的转变之间相互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要么影响到了中国社会自身的结构性改变，要么就成为这种改变的直接后果，进而影响到了人群自身的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大扭转。

　　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和稳固秩序结构的传统国家之中，面对其自身的所谓超稳定性结构的存在，这种带有根本性意义的结构性形态的改变之所以能够发生，并由此而产生出一种实质性的影响，真正的动力来源恰恰是因为其受到了来自于其内部和外部的两种力量的交互作用而有的一种必然结果，即它并不是某种单一的影响因素发挥作用而造成的，至少可以说是内外两种力量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带有实质性意义的社会结果的出现。

　　而这里所谓内部力量的发生，它的核心就在于近代中国经由一种反思性意识不断加强而有的在自身自觉意识中的对于西方现代性发展目标的追求，并最终以面向整个世界而存在的中国自身现代化的自我实现而得以有的一种自我价值的真实表达。人们希望在这一自我价值的追求过程中真正能够去实现一种中国自身存在的独立和自主，这种意识自觉从来都不会是很缺乏的，并且还会借助于一种现代民族主义的成长而体现在其自身所独有的那种对于现代化拥有并实现的国家建设的欲求之上。而中国转变的那种外部力量的作用，它根本所指涉的便是中国自身以外力量作用的存在，这显然是指在世界性发展上的全球化力量的不断推进，此外还有由此而对中国自身发展形态和历程以及自我选择方式的一种实质性的冲击和转变。

　　就中国近代史而言，对于这种内外两种力量之间你来我往的交互性作用的影响关系，其实际上从来也都没有真正地停止过，就像一座迎风的大门得以敞开之后，内外之间的对流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并且，它显然还在持续不断地发生着，时而强劲，时而衰弱，沿着时间的轴向而周期性地发挥着其自身独特性的影响力，并塑造出其不同发展阶段的时代特征。在这一背后，一种自我觉醒意识得到了焕发，即指那种人民在普遍性地寻求一种美好社会和幸福生活的最为素朴的愿望和自信心的转化升腾。这种愿望和信心的追求，也在不断地使得上述两种力量之间的往来互动可以进一步去实现某种关系构成意义上的综合性平衡。并且，这种力量之间的互动，乃至于彼此博弈的平衡点的确立，往往都能够代表着中国自身的发展可以从中去获得的最大益处，而世界其他的地方也能够同时从中国自身的发展中去获得其相应益处的一个积极向上且能够实现彼此共赢的特定时间段的存在。

　　而中国在四十几年前所启动引发的改革开放的国家核心政策转向的举措便属于这样一种在时间轴意义上的重要的乃至于关键性时间段的存在。在经过了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强势性发展之后，中国因此而在整个世界之中占据了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世界也从中国自身的发展中获得了其在全球化发展以及世界性生产布局全方位拓展上的极大收益，而作为一个世界制造业大国，中国也同样在为世界性的产品生产做出自身的贡献，这中间明显是一种互惠关系的模式。在这样一个相互寻求平衡的阶段之中，就其特征性的表现而言，往往也都相互真正能够去实现在世界性意义上的多样性文化共存而有的一种在价值观上的和而不同的形态，这是明显要求自身去尽其所能予以包容的一个优势性的发展阶段。而这种宽泛性的包容性，连带性地使得那些能够融入世界体系发展之中的整个国家会在其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诸方面处在一个相对较为平稳与和谐的发展阶段。而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平衡点的寻找和确立，在世界性的范围之中，国家的发展和布局上所要真正面对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便可谓是难以避免。并且，也会为所有全球的发展和布局增加一种不可测度性、不稳定性以及因此而有的相互信任感上的缺失，而这显然也会是中国的世界性发展所无法真正可以去承受的负担之重。

作为原点参照的乡土中国

　　所有这一切的发生，显然又都会跟中国社会文化原本固有的存在状况之间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对于那一原本固有存在状态的自我觉知与觉醒，或者缺少了对于一个原点参照的自我锚定和清晰把握，我们也便无法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一种转型改变发生的实际意义以及未来发展道路可能有的取向或者方向选择。在这方面，中国从来也都不会缺乏一种在道路选择意义上的自觉性问题意识，而这种寻求自主性自我改变的意识以及因此而有的一种新适应机制的形成在中国文化要素自身的构成之中从来都是不会缺乏的。

　　但这里所说的对于中国在面对其外部现代世界而有的原本存在状况的锚定，并非就必然意味着中国历史本身曾经是凝固的，没有发生过什么改变的，很显然，中国并不会是原本就那样静若止水一般地存在着的，对于中国的历史发展显然不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理解。我们真正需要在更高层次的意义上去理解中国历史的实质性发生和存在，也就是需要把这种历史放置到一个可以作出相互比较的基点点位上，看到其不太完全地受到一种外部影响之前所可能有的基本形态，并以此作为一个可以参照比较的基点。这也就意味着能够视角转换地从影响近代世界发展的西方现代性成长的历史中去看待中国历史形态在一种国际关系中的自我转变，由此而看到作为他者的西方世界在向西方以外世界所不断扩展开去的历程中对中国自身传统的影响。而这也就要求我们真正能够注意到，西方自大航海之后，那种遍布于世界的现代性发展，其因为有和传统中国的逐渐全方面的接触，而触及了那时以至于当下中国社会与文化生活诸多方面时所带来的各种不可避免的影响和改变。这些影响和改变在一定意义上显然是被迫性的发生，是一种刺激反应性的，或者说是一种宿命性的存在，并非发自于乡土中国当事者本心的意志，而是不得已使自己在这之前所固有的存在状态发生改变而有的那种无可奈何的转型改变，这显然也是在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世界性的改变之后而有的一种在自我意识上的改变，这种改变必然会导致在保留其固有文化传统以及彻底抛弃这种传统之间所可能存在的一种带有知识论、价值论意义上的争论，这些争论还会持续体现在后来即便是已经发生了转变的生活世界的诸多方面，即会在这两种争论性观点之间进行一种翻来覆去自我平衡式的往复性摆动，进而影响着中国人自己在不同时期发展道路上的自我选择以及这背后所隐藏的起而应对的姿态。而那个被称为基点的原本就存在的状态本身，更多属于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说的“观念中的类型”（ideal type）的意义存在，是人为地抽离出来的对于现实世界存在的一种抽象，而这个作为观念类型的中国传统的基点或原点意义的存在，如果我们能够借用费孝通所说观念类型的概括，便毋庸置疑地可以称之为是一种“乡土中国”的存在。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乡土中国的讨论将会是我们所有问题讨论的一个初始点或出发点，由此，我们才可能会与后来发生了各种改变之后的中国去作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相互比较，从中可以看出一条社会与文化的转型的车辙究竟是在哪里留下了一处大转弯的印痕。还有就是，之所以会将对乡土中国的特征概括看成是我们所有问题进行比较和参照的原点或基点，根本就是因为在一个很长时期的发展历程之中，中国都曾经是以其固有的乡土性存在的面貌去呈现其自身的，那些乡土性的特征性存在为世界性的目光观察所聚焦，并因此而为世界所实际地给予了一种了解和描记，并且也一样为在其中长久生活的人们所清楚地了解以及自觉地体会到它的真实存在的价值。并且，中国文化的存在，也会以其乡土性的特征而灌注到人们整体性文化自觉的意识中，并以此去应对世界性目光的注视乃至于凝视，使之得到进一步的固化，并塑形而成所谓“独特性中国”如此存在的一具清晰雕像，而且，中国自身的现代性成长也在不断重新雕琢着这种在世界中的存在形貌。

　　在其中，即便是到了当今世界不同文化日益地相互交叉、渗透与融合发展的情形之下，也一样还会有很多的人试图去概括以及寻找那些带有根本性、实质性甚至纯粹性的中国固化特征，并希望能够借助于此来解释所有随后可能会发生的那些已经改变了的或者还没有真正改变的中国人的行为，他们都试图简单化地去寻找唯一性的本土文化的解释因素，尽管在很多时候都会是以无法获得一种更为完美的解释而遗憾性地作罢。

　　很显然，这种关于中国原初存在状态的概括构成了一种对象化的中国存在，它们也为这个文化之内以及之外更多的人所予以特别的认同，并极力要去赞赏它所能够持久存在的一种文化的韧性，试图使之在一种新的跨越了东西方文化相互接触之中而能够有一种真正的发扬光大。而一种文化遗产的观念，不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很显然便是在这样一种对象化认知状态下而赋予其上的，并以此试图恢复其自身文化所拥有的一种自信，这种特性也因此而被人们称为一种中国特色的可以被固化下来的乡土性的存在，人们由此而注意到并描画出在中国人生活之中的种种中国式的模式化存在的那些行为发生的独特性意义。但在这方面，我们显然仍旧还需要去探究这种乡土性存在的那些并非得到了固化的特性其根本性意义的存在，以及由此而基于一种动力性的创造性转化所不断转变出来的且并非既有的中国式理解所完全可以予以涵盖和描摹的内外部新的成长形态，而这才是面对一个转型中国所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所在。

理解土地束缚的动力机制

　　一种被称为乡土中国的乡土性的核心特征便在于，人们生活之中的一切一切的存在，显然都被固定不变的土地耕种这一核心的生计要素所牢固地捆绑着，无人真正可以从中完全地解脱出去，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羁绊，都会和这土地本身的存在之间相互勾连在一起，无法能够从中脱离出来。由此而形成了一种整个社会之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围绕着以土地为中心而有的生计以及生产所展开来的各自多样性表达的生活形态，其间自然既会有其差异性也会有其共同性的存在，由此而造成了这种乡土性内部亚文化表达形态上的不同，也因此差异性的往来互动而体现出了这个社会本身所可能有的一种灵动性存在的空间，但同时又应当承认，在这种基于乡土而有的乡土性社会中，其自身天然具有一种默契的共同性生活处境的意义和价值。乡土社会的这种共同性的特征，从来都是无法真正可以去摆脱掉其所自我固化下来的那样一种更为强调自我认同的文化，因此而体现出了这种乡土文化自身存在的顽固性特征，它并不会因为自身灵动性的属性存在和作用发挥而真正有所改变，就像池中的荷花一般，叶和茎可以随风而前后左右地摇摆，但水下深处于淤泥中的根却因为很深地扎入泥土之中而异常地牢固稳定。

　　但很显然，面对一个不断发生改变的世界而言，我们却要更多地去注意到这种乡土性可以发生摇摆变动的动力性基础，这种动力性基础来自于中国社会自身乡土性存在的差异性。这里所提及的乡土性的差异性，根本而言便是人们如何真正能够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而脱离土地的束缚去寻求其自身乡土社会生活适应性的改变，而在这种乡土性背后的共同性特征的持久性存在，则无形之中构成了因长时间固守于土地之上而有的在生活、生计以及人口方面的所谓内卷化模式的存在，这是从一种社会发展意味上带有停滞意义的基于不改变和自我重复而造成的由这种乡土性特征所凸显出来的在差异性中的共同性存在，这显然也是乡土性自身所具有的看似彼此悖谬，却又能够相互协调统一的模式性发展的基础。这根本上是一种对于生活本身固定不变状态的追求，在这些方面，文化的上下之间达成了一种相互性的认同和认可，并基于这种认同和认可而使其自身文化属性的构建得以一种固化和强化。

　　换言之，乡土中国自身的对象化的存在成为我们观察中国人生活的意义以及这样的意义如何会发生与时俱进的改变的一个起始的地方，而如果没有了对于乡土中国这个基点位置的确定，或者说没有对于中国乡村社会与文化生活总体特征及其转变的真实了解，我们也便无法能够理解所有后来那些改变的发生及其真实性意义，特别是在与西方世界的现代性或者工业化发生了一种全面接触乃至于步其后尘之后而有的那些带有根本性改变的意义究竟为何。

　　并且，在中国的世界之中，我们显然也无法离开这个世界的传统边界而去深度思考中国的存在。那么在其中，一切的一切都会在这个乡土性自身存在的大缸之中得到一种交互作用的参差交错并逐渐地自我酝酿以至于不断发酵，最后形成一种带有其独特性意味的现代中国文化以及转型的意象性的存在。这实际上也就是指那一从乡土中国而转化出来的转型中国的存在，它在日益褪去了其乡土性特征的同时，也在日益地被带有全球支配意味的后现代性力量所予以重新涂抹上一层别样的色彩。而这种色彩显然不会是单一颜色的存在，不会是西方现代性固有色彩的那种单调性的复制粘贴，因为人们在对于异文化的接受以及转化上从来都不会是那么简单和自我重复的，而是隐含着一种人自身所具有的转化加工机制，由此而可以使得那些单一性的颜色相互混杂而转化出来由多样性色调所构成的柔美的调和色，或者说不同颜色在经由艺术家之手而相互混合之后而有的异常迷幻的混合色。而我们在这里真正需要的则是去了解这个混合色的意义究竟为何，而这将会是我们理解现代中国存在的根本，因为它体现出了在中国肌体之中所可能独自拥有的那种快速转化外来他者文化的自我消化能力。

乡土中国自身的封闭与开放

　　当然，面对这样一种乡土中国的意象图景，很容易就会使我们产生一种极端错误的幻觉，就像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1892—1973）1931年出版的，后来也拍成同名电影的《大地》（The Good Earth）一书一样，人们会以为这样的中国便一定是那种完全自我封闭起来的世界，所有固化的特征都集中在了这个被称为王龙的农民身上，这里的人民也全部都蜷缩着而附着于土地之上，过着一种近乎大家彼此一模一样的生活，并以为在这种乡土性中国的内部，自然就是一种无差别性而言的全体一致性或者难分彼此的共同性特征文化的存在。而在这一点上，略微能够有那么一点中国历史知识的人显然都会清楚，这并不会是一个真实世界里乡土中国的本身，其真实性的存在恰恰是相对于自我封闭性而有的另一个维度上的补充，言外之意，在一种乡土中国自身的封闭性之外而有的开放性从来都不会是真正缺乏的，而且在其表面上的那种乡土性的一致性的内部，一样是充斥着各种的差异性存在的，而这带来了乡土中国基于外部不确定性而有的一种可以随时都会去调整的内部适应性的自我改变，而这反映出了乡土中国自身所具有的一种结构性的灵活性。

　　而这种乡土中国自身存在的基于适应性而有的开放性，显然密切地与自身要离开自己土地的欲望之间是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由于土地供给上的自然属性的不确定性，因此，试图要离开土地的那种发自内心的欲望，成为乡土中国自身所能够具备其开放性特征的前提，而它的基础就在于人对于其生计所开展的适应性的自我调整。显然，对于一个农耕社会生活本身的价值而言，土地的存在和拥有，无疑是可以吸附到人的那种固化于其上的群体集中性的存在，村落共同体依此而得以有一种持久性的存在，而对于土地的存在和拥有会像吸铁石一样试图把更多的人都吸附于其上，人们生活的一切也都因此而得到一种安排，以便更为密集地围绕着土地而自行展开，并因此也自然会为土地本身的存在和产出所牢固地吸附着，无法轻易地脱身而去，这样的一种印象式图景往往会把一个乡土社会想象成为一种保守且固定不变的存在。

　　但对于作为自然之中存在一部分的土地而言，其自身所能够提供给在土地上辛苦劳作的人们的生计产出，显然又存在一种极大的不确定性，并且自然发生的力量总是会强过于一种社会性的安排，人们也总是会在应对着自然的不确定性的生活中提升着自我应变的能力。因此，人们对于土地产出的一种确定性的保障，也只可能是转化成为在内心之中不断祈求的一种希望性的存在而已，一种所谓希望的社会学在这样的社会之中都是占据着主导地位的，而所有民间信仰的发生和存续，都是在为这种不确定性的天灾人祸的发生而做着一种自我安慰意义上的保驾护航。在此意义上，人们的信仰显然并非是一种生死轮回的永恒性追问，而是如何能够真正克服因自然的灾难性侵扰而得以幸免的那种内心的祈求和希望的所在。因此，所谓五谷丰登意义上的粮食生产和丰收，其对于一个根基于乡土的农业社会而言，更多会是一种内心之中怀着强烈愿望，却并非一种确定性存在的现实本身，人们依赖于土地之上去谋生活所渴求的也恰恰就是能够免于自然的灾难发生，并以此渴望为基础而发展着各自对于外部世界不确定性存在的适应性改变的能力。

　　因此，土地在强烈地吸引着人去依附于它而生存之时显然是含有一种先天不足的特性的，这显然是马尔萨斯定律所早就已经说清楚的一件事，即依赖于土地的产出是无法真正可以保证每一个依赖于土地而生活的人都能够吃饱肚子的，因此中国人的小康社会的理想中一个核心的指标就是人人都要能够吃饱饭，所谓要有不饥不寒的理想生活的存在。因此，当土地的产出出现了各种的不稳定时，或者因此而无法能够去养活更多人口时，一种附着于土地之上的人口为此而离开土地的那种行动力也就会变得极为强烈，比如因为一年四季的不确定性的自然灾害所导致的大量人口背井离乡的逃荒，还有通过出外经商以补贴农业生产本身的不足，甚至还会有因为局部的战争或者骚乱而导致的那些依赖于土地生活的人们远走他乡之类，都属于此种要离开土地的动力性基础发挥作用的场景性存在。显然，一部流民长期存在的中国历史，言外之意在其背后也便是一部农民无法能够维持其自身自给自足的生活而出现秩序危机之后所构筑起的一部体现着社会黑暗面生活的农民史，这部农民史恰恰又会是我们所不熟知的乡土中国另一面图景的真实自我的写照。

　　所有这些在乡土中国社会中所谓不确定性要素的存在以及持续性的发生，在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意识观念和行为模式上出现了一种特征性的反应或应对策略。这些生活之中的不确定性存在，实际上都在使得那些习惯性地聚集在土地上的人们，可以形成向其四周去自我扩散开来而逐渐形成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自我开放性生存适应的局面，这种开放性的生存适应能力是基于看起来异常稳固牢靠的依赖土地生活所不断出现的各种不确定性的灾难或灾祸的发生。而在这方面，乡土中国并非一个想象中的超稳定性结构的理想家园，而是要通过一种离开与重新返回之间不断循环往复而构建起来的一处有着更多不确定性意义的存在但却又难于真正完全彻底地离开土地本身的故土性依恋。在这方面，一条可以超出于村落的道路，一个联系着不同人群或族群生活的民族文化走廊的通道，还有更大范围的那种如丝绸之路一般推进了中国陆上或海上远距离贸易交通的道路开通，凡此种种的跨越了乡土村落社会固有的狭隘而有限性的存在，显然都属于在同样意义上因为乡村之人离开了土地而去谋求新生活所具有的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乡土中国自身固有开放性特征之所以会发生的根本性契机的所在。而那种完全固化在土地上的农民生活，很显然并非一种乡土中国的最为完整的图像，不确定性以及流动性所带来的乡土中国的重构，其体现出了超越村落之上的农民生活的另一面的存在，并显然是对那种从静态不变的生活塑造逻辑去看待乡土中国不完整图像的一种最为重要的补充。

　　但对于这样的乡土性背后具有的开放性而言，其所真正不同于现代开放性意识的核心就在于，它并非那种在现代世界中所涌现出来的深度根基于一种个体精神开放意义上的不断向着外部世界所进行的广泛探索，而是一种故土难离观念强力支配下而想着如何真正能够为着一种自身生活安定而生存下去的不得已而为之的作为，即指在匮乏性生计补充之上的一种被迫性的开放和敞开。显然，一组由汉语“逃”字所组成的词组便可以完全说明这样一种迫不得已存在的真实发生，即所谓逃荒、逃难、逃世之类的灾难性情景。但人们这样去做的一个终究目的显然又并不会是要完全彻底地逃离土地的存在，而是更多受到了以叶落归根为一种意象性的追求而有的自己去强迫自己能够最终回归于故土本身的自我努力。并且，在所谓村落家族的土地制度安排上，也确实能够实现让离开之人不断返回自己故里的在行动策略上的一种自我选择，即便是到了21世纪的中国，这种最初形态的逃入城市的务工以及定期离开城市的返乡的模式也依旧还在持续不断地循环着，乡村仍旧还是人们在一定时候要逃向于故土的存在。因此，从来也都未曾有过真正要彻底抛弃乡土生活的理想而寻求一种其他精神性价值依附的动机存在，或者说个人并不能够有在这方面真正独立性自我追求的发生。而这显然又跟西方现代世界中基于一种个体意识自觉而有的努力去寻找新的商贸机会、新的土地资源以及新的生存方式的那种真正在个体性精神价值上开放性路径的追寻是大为不同的，后者所真正体现出来的是离开故土而有的向其四周围去不断拓殖的殖民意识的自我开展，而前者则是试图要用全部外在性的力量和资源来巩固自身所处故土中心力量的不懈努力。前者显然是向内在去不断地有所自我发展，而后者则是要向外部去做一种深度的空间开拓。

　　在西方现代世界的形成之中，这种在自我作为主体精神的开放性上，或者一种基于个体存在而有的开放性精神的发生，显然一直都伴随着他们所不断要离开自己土地而寻求向外部世界进行探索的那种冒险生活的展开。他们因此才会抛离旧有的土地而去寻找新的土地空间，或者离开自己的欧洲故土而迁移到新的殖民之所，这其中充斥着发现的喜悦而无太多背井离乡的感伤之情，而且也毫无那种必然要有一天重归故土的乡愁之恋，简言之，在他们的文化里，对于家乡的远离并不会带有丝毫乡愁意识的存在。而这样一种纯粹开放性精神的自我追求，其所真正要去面对的自然就是一个全新世界的开发，或者说这样的人们从来也都不会厌倦于对新世界的发现和寻找，在基于利益和生存的意义上，对他们而言并没有什么东西会让他们感到异常的陌生和不适应。并且，他们会很善于在此基础之上去构建起自己全新的生活方式，因此它们自身所谓固有传统，也会被专门借用来去营造出在新地方的新生活，而不是那种无缘无故就要去恢复那些所谓自我界定意义上的旧有传统，很多时候，对于这些旧有传统，它们并非被认为是一种固化的存在，即便有这种固化倾向的存在，显然也会像卸载背负着的包袱一样被一下子丢弃掉的，并因此而创造出一种全新意义的生活方式，而一种新的生活的创造，恰恰是会因为对于既有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而得以真正实现的。

多元一体的动态模式与包容性价值

　　对于乡土中国自身的存在而言，它显然不会是密不透风的铁板，而是像大大小小四处分布的磁石一般，一块一块地把不同的人一群一群地吸附在了一起，形成了不同群体之间各自分立开来的自我存在，这显然成为乡土社会共同体生活的一个基本形态，即老子所谓“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的小国寡民的存在。人们在这之中，基于一种家族的认同以及地缘共同体的情感与认知去构建起自身的社会组织形态，以此来安排和处理日常事务。这明显会是一个基于熟人关系而少有或者并不鼓励一种流动性发生的社会，大家相互所能去认同的范围，必然也以其所生活在其中的地域范围为界限，因此才会有村落这样的乡土中国最为基本的存在单位，人们会有更多的时间生活在其中，并要遵守在这样的社会中所世代传习下来的种种习俗或规则的约束。这也就构成了一种相互间保持其各自差异性的地方性的存在，即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但对于这些地方性的差异性的存在而言，它们本身之间却又是相互都联系甚至是联结在一起的，背后是基于一种血亲和姻亲关系的生育制度而有的极度复杂的亲属制度以及拟亲属制度关系网络的支撑，使得社会之中没有一个人不是在这个关系网络的联系之中，而这种彼此相互联系的关系网络，能够使得更多的人在更大范围内形成一种一体性的共同性意识，这便隐含有所谓地域性认同或者族群性认同的意义在其中，它的范围可以基于认同塑造而不断地加以放大。换言之，在这样的乡土社会之中，人们之间更大范围的认同，显然更多的是基于相互间的既有关系而出现并不断重叠穿插地相互编织起来的关系认同。

　　而这显然也正是在中国社会之中多元与一体这两个基本社会构成维度可以同时出现并共同存在的基础所在。这里所谓的多元，根本便是指一种视角向下所看到的那些别样性的不同于乡土人群本身的单一性的存在。而这里所谓的一体，便是一种视角向上所看到的人们在不断地向上或向前去追溯一种在时间谱系意义上的基于共同祖先或者共同起源而有的认同构建的自然结果。换言之，一种眼光向下去看的姿态，更多会使得人们眼中看到基于一体分化而有的各自认同的存在，它的核心特征是多元性的存在；而反过来，一种眼光向上去看的视角，则可以将基层多元分化的分散性的存在基于某种观念的吸引或吸附而统合或整合成为一种一体性认同的存在，由此而出现更大范围的共同体的联系，并以此而体现着超越于个体分化之上的那种共同体价值的存在和自我塑造。

　　而在这个意义上去看中国社会的存在，它必然不会是那种极度稳定而缺少变化或改变的所谓超稳定性结构的存在，而显然是有一种在多元和一体的互斥性力量之间相互拉动而出现的分合转化的趋势，由此而造成一种在发展取向上的各种形式的运动转换的持续发生。这或者可以为具体的地方性认同所占据主导，成为一种各自区域性的支配性力量，由此而形成一种多元自守的自治性空间，这如果是从整体性的高端而俯身向下去观看，则必然是一种看似散乱的多元样貌的存在，因此而缺乏一种统合性的或者单一性的意志的存在，所谓“一盘散沙”的那种肤浅表面的对于中国形貌的总体性认识，根本性的逻辑也不过就是从这种视角看过去而有的实际观察的表面性认识而已。但反过来，如果能够真正转换自己的观察视角，或者有一种视角上的自觉综合，即当我们能够真正从下向上去做一种仰视观看之时，一种真正整体性意义存在的中国轮廓也便会得以清晰性地浮现出来，这显然是属于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意义上的大一统的全覆盖的宇宙观模式，是在一种天下观支配下而有的试图不断去包容更多多元的世界观。

　　而在这一上一下的关系结构之间，必然又会体现出一种从平面而延展出去意义上的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基本关系架构，并且也会在这种关系中不断涌现出来在历史意义上发挥着各种形式功能的治理模式，这既可以是大一统的分封制以及郡县制的模式，也可以是在有着羁縻政策存在下的土司制度，当然也还可以是中央和地方各自分权的双轨制的模式，最后也可以是如当代中国意义上的那种中央和地方上下联动的一体性的模式。并会以多样性和一体性的共同存在、上下之间可分可合为基本的构建原则，由此而使得多元本身有其各自的存在空间，即便没有这样的空间，或者这样的空间显得有些局促和拥挤，多元存在的自身特性也会基于一种自我的力量而去创造出或者扩大开来这样的空间，这不会是完全的相互混合而融化为无差别性的一体性的存在。并且，也不会因为多元而相互拆解，各自孤立，形成一种彼此分崩离析的割据性的存在状态，而是真正能够实现一种差异性在一起的彼此共在，大家基于彼此往来关系而相互融合在了一起，并同时还能够保持住各自的认同。并且，在中国自身的发展历史之中，更长的时间里实际上都是在这样一种多元一体的互动交融格局下予以处理和应对的，并且不时地还会在多元和一体之间进行一种社会性摆动，此一时或许会更为偏重于一体的存在，而彼一时又或许会偏重于多元的存在，相互不断地进行着一种移动性的调整，以此来保证社会在自我构成上的结构性平衡，而不至于发生因为过度偏斜而有一种失衡或者自我崩解状况。

　　很显然，这种多元一体的存在模式，其根本性的是内部隐含着一种在社会发展意义上的韧性，它自身可以容纳种种改变的发生，体现着其固有的游刃有余的姿态。而且，各种人群存在形式之间会因为有这种自身多元一体的包容性格局的相互转化机制，使得其自身会有着一种各自可以发生自我转化的空间性存在，同时也保证了不会使其自身的存在有可能走向某种极端的危险，而这更多地是要依赖于此一包容格局中的多元和一体、差异和融合以及中心和边缘之间都能够共同存在并同时有其各自存在的空间而实现的，因此也就不会出现一种绝对性意义上的顾此失彼的危险性的存在，它自身也就有着一种基于自我调节能力的动态平衡机制。而这也正是真正能够长时间去适应于传统时代国家治理能力和运行方式而有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制度形态的安排，它内涵着对于由下而上的运行方式的适度包容与放任。而在这种关系格局中，其根本性的特征便是保证彼此之间都能够有着一种适度性的各自分离却又并非完全断裂开来的迂回往复的自主空间，从而保证了相互之间会发生一种自我寻求秩序稳定的秩序顺畅性转化的可能性存在。

　　而为了实现这种顺畅性转化的可能性，在上下之间，或者在一体和多元之间，总是会有着某种纽带性的连接在某一个具体的社会之中被不断地创造出来，进而不会使得二者之间的联系因为某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而有自我从中断裂开来的危险，而这种危险的真实发生往往最终都会使得一体内部所包容的多元消极性转化成为一种各自不相干的、没有什么相互联系的孤立性以及分离性的存在，甚至还可能会在无形之中走向一种整体性的分崩离析的凌乱的存在处境。而在这种纽带性联系的格局中间，一种真正能够良性发展的局面，可谓是多元存在之间彼此能够有着一种在自我文化认同上的独特性恪守，同时也一样会有着那种基于相互往来沟通而形成彼此之间互惠关系的存在，而在这背后则是以各种的关系形态而勾连在一起的一种一体性价值的衬托和弘扬。

　　结果，多元的存在本身各自都不会以那种个体自我存在的纯粹性来界定其自身的存在，而是始终都会保持一种处于交互作用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一个人群在归属于更大范围的相互一体性认同的同时，也一样会同时保持着其自身在认同上的多元形态的特征性存在。相互融合共在的局面成为一种既是理想中的同时又是现实中可深切感受到的存在形式，而且还可以借此转化共存的机制，去化解彼此间潜在的矛盾、对立和冲突，并且成为用以弥合彼此间的相互分歧而造就出一种观念意义上的共同性认同的资源提供者。

创造性转化意义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种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显然使得这种固有的基于血缘和地缘往来互动的关系转变成为一种相互间彼此对立性的关系，即在现代世界之中，国与国之间会基于一种利益关系的争夺而出现那种相互不可避免的分离和对立。在这背后，借助于一种话语构造的独特性力量，人们试图以一种基于自我中心意识而界定出来的所谓文明先进性的表述去取代那些因此而被界定为在进化阶梯上的所谓落后的文化或野蛮的文明的表达。而一种现代性话语的力量，显然在强力地制造着并固化了这种可以真正影响到人们观念认知的文明等级关系。在现代人的观念之中，其先入为主地充斥着一种被人为制造出来并强行灌输进人的头脑之中的所谓文明之间等级性存在的观念，并且往往还会以一种自我中心意识的文明观念来试图取代一种多样性文化的存在。

　　由此，对于现代人而言，其所可能带来的在先入为主观念影响下的所谓文明的冲突，也便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存在了，因为各自的民族国家所构成的多元存在，都在试图强化自身国家文明传统所拥有的独特性甚至是唯一性的价值存在，而这样的观念在今天世界的目光来看显然最多只是做到了一种各美其美，甚至还可能只是知道这其中的各是其是，由此而使得其他文化所代表的文明发展受到一种无形的排斥、忽视甚或是挤压，一种文明之间排序的逻辑让多样性的文明观转变成为一种等级性的文明观。而这种人为所造就出来的文明等级观念在使得国际意义的国家间的潜在对立的矛盾性关系转变成为一种日常性的自我保护和相互排斥的存在，对立乃至于对抗成为一种不可避免。而这种文明等级观念显然是建立在文明国家自身对于所谓进步和发展的唯一性自我界定之上，由此而自以为是地要去排斥甚或挤压其他文明存在的可能性及其文化意义存在的可解释性。由此一种基于彼此沟通的柔性渗透关系的文化视角受到了忽视，各自更为宽泛且更为强调彼此交流意义上的文化表达，无法能够被一种带有支配性的现代文明话语所界定为是有着同样意义的多样性文明的存在，即无法真正能够做到更高境界的“美人之美”这一步，文明之间因此也就不再像文化相对性存在所要求的那种在价值上的彼此共在，也不是被界定为基于各自历史脉络条件下的各自选择之后而有的自我独立乃至封闭的文明存在，而往往是以一种既定的等级性关系去实现对于他者文明的排斥甚或挤压，文明之间的对立冲突也会因此而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存在。

　　在现代世界的发展中，每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显然都集中在对唯一性的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构建上，其核心的目的就在于使得纯粹性意义的民族特性得到一种自我塑造，由此正像“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一概念本身所提示的那样，民族才能等同于或并列于国家，或者国家等同于或并列于民族，这二者的意义在现代国家的构建历程中显然都是一样的。在这种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现代文化的发展显然都是在不断地贡献于这种从意义上等同于国家的民族性塑造，它是更为寻求趋向于一体性的一种存在，因此塑造的目标必然是要使之能够变得更为纯粹一些，当然也会因此而变得更为具有标准化、刻板化以及单一化的属性，这种标准化、刻板化以及单一化的民族性认知，显然是为更多的现代人在彼此交往中所熟知并深切地感受到的，人们会先入为主地以国家来界定民族，随之又以民族性来界定国家性，而早期基于文化与人格研究的人类学传统在这方面的努力显然无形之中也加固了这种刻板化印象形成的文化决定论根基。而在现代意义上追求纯粹边界化的民族性构建过程中，一种带有民族性关怀的自我洁癖也在试图从人的内心之中排斥掉那些并非纯粹性的民族性的存在，让并不具有纯粹性的自然存在的那种边界性的模糊性消失殆尽，让一种人为的概念分类的纯粹性更加能够实现一种集中和类聚，使自身能够朝向于一体性的民族性认同因此而能够得到一种无限度的加强和巩固，由此基于一种理性化的逻辑判断和行动去清洗掉不同人群或者族群之间基于相互混杂、彼此沟通以及你来我往而有的差异性交错而融合在一起的那些更多会显示出模糊性地带存在的可能。而一种根基于现代世界想象的共同体的塑造，又在无形之中使得这种人群彼此间的共同性意识观念得到了不断的加强，而现代传播媒介技术的后台支撑的种种新的创造和发明，也在使得各自属性的相互性的差异性共存受到了一种无形的抑制，人们因此而会被更多地融进一种单一模式化的共同性的构建与塑造之中，而它显然超越了既有的基于日常交往互动的自我认同而有的一种共同性意识的塑造，而是更多转化成为一种超越了日常交往距离的在虚拟现场中可以直观感受到的一种共同体的构建，并因此而失去了能够脱离或者融入这种模式塑造之中的那种可以作出自由转换的多元一体格局的韧性存在和发生。

　　而这显然是能够适应于西方世界那种民族国家发展而有的一种共同体的自我塑造，但对于西方以外的世界而言，这种塑造的模式就不会是唯一性的存在，而是会基于其各自文化差异背景而有的一种自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模式的发生。而中国在跟西方世界不断接触的过程中，同样也在追随于西方现代性发展的脚步，但采取的途径却并不会是一种完全的道路模仿和制度复制，它会有其自身寻求差异性共存的共同体意识构造的一体性国家构造的经验积累，并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的提出作为这种构造的总的代表和主张，而在这背后显然仍旧属于如何真正能够实现和而不同的共同体意识的中国观念的自我表达，因此对于其自身的发展历程而言，并不会缺乏面向未来世界的在某种文化智慧上的遗产贡献。显然，不论是多民族共同认同于中华民族并真实性地贡献于中华民族的自我存在，还是对于香港、澳门“一国两制”的政策制定和成功实施，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地隐含着这样一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不可或缺的政治智慧。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路上，这种政治智慧也必然还会不断地得到一种自我的创造性转化，各种极尽所能的包容性的团结和发展的路径，必然也会不断地涌现，从而形成真正能够体现出中国人政治智慧在一体性国家建设之路上的新开拓。

基于一种文化转型的策略性应对

　　可以说，追溯从乡土中国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历程，这将是一个中国文明自身发展历史演进道路的自我选择，同时也将会意味着一种朝向于现代文明世界的一种在生活方式上的中国式的文化转型，因此，它更多的是指在一种文化价值意义上的转变与适应，并且根本上属于乡土中国传统的再一次的适应性转化，或者说后乡土中国的再发明。它所发生的场景将会是一种浓郁的世界性意识的存在，面临的将会是一种强烈地受到了世界性新发展所裹挟的文化转型。因此，面对此种的场景氛围，也就真正需要以一种自我开放性的姿态来适时弥补既有的那种根基于乡土社会自身传统的闭合性。

　　简单而言，这种文化转型发生的一个最为核心的关键就在于，要从曾经的那种基于农耕土地的生产方式而有的彼此关系上的相互面对面的熟悉，真正能够转向到基于更多虚拟信息交流为媒介平台而有的一种彼此间虽不曾谋面却能够有着那种价值关联或认同的相互熟悉上来，这显然也就成为当下的现代世界去构建一种差异性共在的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所在，而它的存在前提是能够有对于多样性的承认和包容。而在其中，人们观念交流所承载的知识信息及其意义的符号、象征以及统而言之的表征的传递、交流和转化，都将会成为当下乃至于未来日常生活实践的核心以及平常习惯性的发生。而此种在彼此相互熟悉关系形态上的大转变，不仅意味着现代世界文化本身在发生着一种大转型，而且还同时使得人与人、人群与人群以及人的存在和整个世界相互共同性认可的一体性价值的抽象性真正得到了进一步的在技术性以及物质性支撑上的自我加强，由此一种共同性的观念及其物质化的可见性存在被更多地创造了出来，同时又借此也在保障着各自原有的差异性认同得到了一种真正的包容，人类也必然会有一种智慧去创生出既保障着一种彼此共同性的承认与认同的追求，又同时能够去满足各自差异性的多样性存在的那些造就出这些承认和认同的媒介化的途径出来，而这方面的发展也从来都是顺应着而不会是悖谬于人的心愿上的倾向性而发展的，一种作为前提的“心想”和作为结果的“事成”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的发生过程，也恰是在这种文化转型发生的过程之中，一种和而不同的包容性的价值观会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最为广泛性的承认、接受和实践。

　　而这可谓是一种以乡土中国既有面貌来应对世界性全球化局面的发生而有的一种在国家名义上的文化自觉，即它是看待自身文化传统及其转变的一种中国式的文化自觉，但它又绝不意味着要从不可阻挡的全球化发展之中做一种自我的脱离，而是要做到如何真正能够使其自身更好地并且全方面地融入其中，而且期望着在此融入的过程之中，能够历练性地使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那些处理人群内部和人群之间关系的文化智慧能够真正得到一种最为充分的表达和自我提升。因此，这将会是一种带着自我的观念和价值而融入他者文化存在的世界之中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而在中国文化之中的那些持久性存在并被广泛认同的不去试图做各种个体化技术分离而是更为强调一种整体性包容的价值观念，在此差异性共在的世界性存在的新时代处境之下恰恰是可以得到一种新的发挥的。显然，被界定为传统文化的文化属性在此意义上也便得到了一种新的构建，由此而对世界不同文化保持一种彼此间相互尊重以及相互欣赏的价值观的构建，而中国的要素也同时在潜移默化地输入其中，成为这种构建中的一部分。而这样的一种在文化之间如何保持相互共处关系的认知，必将会在新的全球语境之中发挥一种更大范围去吸纳以及转化差异与分歧的作用。在这方面，世界全球性的差异性共在所要求的也恰恰就是一种彼此间和谐共生的存在状态，而并非那种过度强调相互冲突而至分离的存在状态，而我们也显然需要在这方面注意到这种共同体意识构建背后所真正可能具有的文化转型的意义，而这同时也在提醒着我们，需要在如下的一些方面作出一种适时性的应对和选择。

　　而其中最为首先的一点便是，要真正能够使得多元差异存在的社会与文化功能保持其最大可能的作用发挥，它因而要求有一种更具包容性的一体性价值观念的提出，并能够为不同的人群所共同接受，成为一种得到承认且认同的共同性价值，而这个接受、承认以及认同的前提就在于他们各自的那些多样性的文化存在，能够得到一种实际性意义的涵盖和容许。而在这方面，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显然有着诸多的文化智慧和丰富的文化实践，也真正可以将这些重新拿来，为此而提供一种在思想观念上的大家共在却无冲突发生的种种支撑性观念的存在和运行。

　　而在这背后，也必定会进一步凸显出来各种形式的现代遗产观念在新时代中国文化语境中去发挥其作用，由此而应当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存在，即对于作为一种世界性背景存在中的遗产观念而言，它们的提出并非要让各自原本是差异性的文化的传统成为一种僵尸化的存在，而且根本性的目的就是要让文化自身能够有一种生生不息的脉络并真正存活在人们的真实生活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人显然是第一位重要的，而文化是要为人服务的，此种观念背后的文化遗产的存在，就是人们仍旧还在使用和实践着的那些文化向度的存在，即便是那些不被利用的文化遗产，也显然仍旧是他们生活之中的一部分，如何加以处置、应用和转化，那是要由那些文化遗产的真正拥有者予以选择和决定的，所有外来者的建议都可谓是一种基于某种客体化的知识化的转化，这在无形之中也陷入到了一种东方学支配意义上的使对象成为对象化的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误区之中。

　　而在一个文化转型更多发生的世界中，面对文化处境的各种变动，传统艺术和文化遗产会日益相互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转化成为人们生活之中可以真实发挥作用的存在，也因此而成为一种艺术的人类学所必定要予以关注的新领域，因为我们世界的艺术化设计倾向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此意义上，方便易得的新媒体形式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使得一种艺术之名从乡土中国存在的那种最为顶层意味的高雅文化而自我下降转化成为大众化时代大众生存依赖的低廉消费品，成为普通人或更多虚拟网民触手可及的消费对象，这显然也成为在一个中国人民族性构建的共同意识之下而有的一种大众生活新的存在方式以及自我的营造，它在日益地超越曾经的多元一体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模式，而更多地成为大众消费时代所无可避免的标准化、趋同化与单一化的自我表达和呈现，它就是基于大众观念的深入人心而有的群体性反应而非所谓异化和低俗的存在。

　　在此意义上，一种普通人在其自身传统中要去表达生活世界存在的艺术观念，更值得人类学家们去进一步地予以挖掘和整理。而那些全部都是来自于民间大众自身自我表达出来的文化智慧以及艺术创造似乎更为值得今天的人们去予以重新的看待与评估，而哲学家尼采提出的所谓“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在此意义上恰恰是得到了一种精妙的回应，而民间艺术和遗产自身所发生的活力属性以及生命力价值在此也得到了一种其真实生命力存在的自我印证。因此，从当下之人的视角去看待文化遗产本身的价值存在，其核心便是要去发现在社会之中所固有的那些自我文化的传递机制的发生，而不是以一种想当然的“外来者王”的视角而人为地去宣布其死亡，或者使其转变成为在一种实际生活里的人所不可真正能够触碰到的博物馆化的僵死性存在。而单就对文化遗产概念予以特别界定这一出发点而言，其目标也是在于如何能够使得一种活着的文化真正地活着而不是人为地去命令它的死去，更不是通过各种异想天开的追认仪式，而使得人们身边所固有的那些多样性的文化以各种所谓物质的以及非物质的“遗产”的称号和命名来彻底性地让它们并非己愿地去告别这个世界的真实存在。而这样的一种悲剧，从真正文化自觉的维度上而言，还应该真正去注意到其自我价值的根本所在，而不是一味地以外部视角的姿态来加以命令和否定。

　　其次便是应当清楚，我们的生活将不会再是那种乡土中国在传统意义上的任其“由之”而无任何反思性的存在状态，而恰恰相反，这是会有更多纷繁复杂的知识信息借助于表征性的文化传递而全面融入并渗入基于一种反思以及自觉意识而有的那种对于文化的“知之”的自我存在状态之中。当下的人们由此而能够清晰地认识到其自身的文化及其存在的价值，也能真正反思性地去理解自己所属的文化其未来所可能真正具有的方向和前途，由此而会有一种在自我所需要的文化选择性上的存在及其可能性的发生。而这又可谓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是基于自我需求和自我选择而有的一种自觉行动，并且，文化自觉也真正成为这种文化转型之所以能够发生的真正动力性基础之所在，而没有这种自觉意义的文化转型，其发展的方向必然就会是含混不清的，而不能真正有其确定性的方向存在，不会真正有一种清晰明确的自我选择，因此也便无法真正能够做到在文化自觉意义上的那种文化自主性的主导，而这种文化的自主性显然已经成为现代文化自我界定的一个具有根本性的枢纽性意义的存在了。

　　第三便是基于一种在虚拟网络信息交流时代所不可避免的想象共同体的构建及其过程性的发生，其结果和目标的指向便是要求有一种真实性的共同体生活的相互性营造。人们也因此而渴望生活在一种彼此共在的共同体之中，并且人们也实际地在为这种共同体的营造贡献着各自的力量。显然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的手机刷屏、电子邮件的往来、短视屏的播放和观看都会属于这种贡献的具体体现。而这种真实的存在显然就是那些理想性的或者虚幻性的目标为每一个实际存在的活生生的个体所清晰地予以把握并实际地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实践之中，由此而形成一种在自我生活价值选择上由个体自觉所主导的文化转型，并且还真正会为一种更大范围的社会舆论所接受，成为一种潮流性的有节奏感的存在，并因此而化入一种常识性的生活实践之中，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生存意义上的规则及价值依赖，而从这种转变之中可以更进一步地发现中国文化转型的逻辑基础究竟会在哪里真实地存在着。

　　第四则是要能够积极地去应对一种无可否认的真正全球化世界的来临以及对于现实生活的最为实质性的影响，我们自身的生活因此也便很自然地无法真正可以脱离开世界性发生的影响而存在，我们生活在世界之中，并要真正贡献于世界的发展。因此，这就需要转换一种自我中心以及自我唯一性存在的所谓“唯我独尊”的狭隘视角，而是要把中国自身的存在放置到一种全球性发展的宽阔无比、充满主体流动性的存在空间之中，由此而使得一种无处不曾感受到的世界性意义存在的那些变动性、转换性以及互惠性的所谓不确定性的动态交流特征都可以转化成为一种在人们的生活之中更为具有普遍熟悉特征的价值观念的重构。

　　而面向这样一种未来全球一体性的世界性发展的趋向，如何能够在其中去包容文化意义上的多元存在和发生，也便成为一种新的价值构造得以发挥作用的现实性基础，而每个人也都必然会对此作出一种适当性的回应或选择。这样的多样性包容之心将会使得一种理想文化存在的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共同性价值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成为多样性人群大众的共同性的承认以及在自身生活之中的自我践行，进而使得那些超越于多元存在和发生之上的一种共同体意识的塑造，也能真正可以得到一种最广泛范围的确认与接受，由此而使得具有最大包容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得到在彼此间相互认可、认知与认同上的清晰性显现。

　　最后，更为需要指明的一点就是，从乡土中国所真正能够转化出来的，并且在更高层次上以及更大范围内所能够实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力构建，它必然根本是要能够去包容一种既有的乡土社会的乡土性的价值存在，这种价值关乎社会秩序、生存伦理以及文化美学，因此不是要使其被完全地抛弃，而是如何能够重新焕发出一种创造性转化的生机，由此而使得诸多传统性价值的存在能有一种在新时代之中的独特性作用的发挥，使得一种基于传统性而有的文化差异性的存在真正地能够得到一种保留，并由此而凝聚起一种在此基础之上的共同性价值存在的理想图景。否则，那种过度纯粹化的单一抽象的共同体意识的存在，便只可谓是一种空洞且没有多少实质性内涵的口号性的存在，很显然，口号的存在可以是一种使得人的力量得到焕发和精神凝聚的必要性条件的存在，但并不会是力量和精神存在的本身，它真正需要去和一种共同性价值的具体性塑造的实践相互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很显然，共同体意识的存在是一种相互之间的实实在在的在一起，但却不会是形单影只的虚幻的在一起，目标指向的将会是一种彼此真正能够认同于一种共同性价值而有的心甘情愿的在一起。

　　因此，一种真正理想意义上的共同体存在模式，必然会是种种差异性存在和而不同的相互性共在，是真正基于一种共同性认同而有的大家在一起向着一个中心价值的辐辏，只有基于此才可以真正实现相互不一样的共在。而不会是那种基于离心力发生的，强使分散转变为集中，强迫差异性成为共同性的一种任性的迫不得已的强制认同的构建。在这中间，顺应一种自然发生之力的所谓顺势而为的认同构建显然是急需且可持续的，而文化属性中有很多的功能结构显然都是在因势利导地去利用这种自然属性的存在，使之转化为一个共同体所认同的文化的表达，在这背后是有着一种人的自然属性的发生以及人群自我构造历程的群体动力学在发挥着其核心作用的，它是各种力量集体努力的结果，而非某一种单一力量自以为是的武断作为。

　　因为很显然，在一种人群关系之中，每一个构成成分都可以有其自身基于其自身能动性而有的游刃有余的自我存在状态，它在中国自身文化的历史中并非完全的缺乏，而恰恰相反，是有着丰富性文化内涵存在的。并且，其中会有种类繁多的文化生存形态都得到过长期而具体的实践，我们显然是要从中寻找到各种可能的线索启示，以此去完善正在转型之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实践，进而获得一种相互可以共享、共在以及共赢的中国与世界之间在一种全球性关系上的新秩序格局，而不会因此使得中国自身的存在迷失在那种无以整合或者纯粹散漫性的多元以及无实质性内容吸引可言的抽象一体化的孤芳自赏或自以为是之中。因此，个人和群体之间的所谓经济争夺意义上的双赢逻辑，必然会是一种根基于人的互惠性意义的彼此共在，而不大可能是那种想当然的在一种纯粹简单思维主导下的所谓单独一方会同时“赢两次”的那种愚不可及的妄想性逻辑的推演。

（为方便阅读，参考文献及注释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或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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