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硕｜三星堆新发现对认识中华远古文明的启示

文摘 2024-11-04 16:14 云南

作者简介

石硕，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从事藏学和中国民族史研究。

内容提要

三星堆新发现，在中国早期文明认识领域掀起轩然大波。面对诸多的未知，怎样看待三星堆新发现？它对认识中华远古文明带来什么启示？这颇值得深思。三星堆新发现拓展了我们认识中国早期文明的视野，但也带来严峻挑战。对于认识中华远古文明，它至少带来三个重要启示：一，在中华远古文明领域，我们尚有太多未知，为此我们须保持审慎、谦逊和敬意。二，中华文明在源头上并非整齐划一，而存在较大区域差异和多样性，这种差异和多样性以及多姿多彩，恰恰构成中华文明体系的博大精深，也赋予其强大生命力和顽强韧性。三，巫术礼仪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如何破译远古先民巫术礼仪背后的神性思维逻辑，可能是我们理解中华远古文明的一把钥匙。

关键词：三星堆；《山海经》；《华阳国志》；古蜀国；中华远古文明

　　三星堆新发现带来的沸沸扬扬已好一阵子。从发掘过程的轰动，到三星堆新博物馆开展后的人满为患，以及各类媒体的众说纷纭，可以说，三星堆考古遗址新发现，在中国早期文明认识领域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不过，这一切于我只是一种热闹的听闻。直到前不久，陪几位北京学者参观三星堆新馆，三星堆新发现方才进入我的视野，引发诸多思考与遐想。

　　先谈一点印象。三星堆新博物馆无论建筑或文物展陈设计，堪称国际一流水平。恕我孤陋寡闻，据我参观欧美一些著名博物馆的有限见闻，三星堆新馆与之相比毫不逊色。假如你想一睹国际一流博物馆的风貌，三星堆新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且成本不高。其次，参观组织水平也堪称一流。尽管参观过程人头攒动，参观人群中有坐着轮椅的老人由全家陪护着，也不乏携家带口、操着各类方言的外地参观者，可谓人气爆棚，但参观过程井然有序，人多而不乱。参观中不时听到惊愕的赞叹和让人哂笑的议论，反映了人民大众对古代文明的好奇与浓烈兴趣。这些数千年前的古代文物，能激发起千家万户老百姓的兴趣与好奇，何尝不是时代的进步和专业性颇强的现代考古学一份意外的收获？

　　三星堆新馆与旧馆的最大区别，是陈列新近发掘的六个器物坑中的出土文物。虽是六个器物坑的出土文物，但数量之多，器物之奇特，某些器物的器形之巨，绝无仅有，为先前三星堆出土文物难以比拟。看完展览，最大印象是三个字：颠覆性。不但惊愕，也让人失语。这些新出土之物，很大程度上让我们以往对三星堆的印象、说辞和认识框架黯然失色，失去阐释力。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在距今三四千年的成都平原，何以出现如此之高的文明？这个文明缘何产生？创造该文明是怎样一群人？在后来的漫漫历史长河中，何处可觅得他们的踪迹？

一、跨越认识三星堆的无形壁垒

　　三星堆新发现带来的颠覆性，告诫我们两件事：第一，我们的未知远大于已知。为此，我们当以谦逊之心来面对未知世界，切不可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第二，文明起源的多样性、复杂性远超乎我们想象。过去那种受诸多因素及进化论影响而产生的古人比今人幼稚的想法，多半有些自恋和不切实际，明显掺杂有现代人的主观与自倨成分。

　　我本科学考古专业，后来逐渐脱离专业而做了民族、历史的研究。面对三星堆新发现，作为局外人我有一种直觉——过去我们对三星堆的认识，是否太过狭窄和单一？太过主观和急于求成？我们是否以太多主观和条条框框及现代人的傲慢，自认为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下意识地将三星堆装进了我们为其预设的套子里？

　　　这让我想起英国哲学家罗素留给后人的一段寄语：“当你在研究任何事物或思考任何观点的时候，只问自己，事实是什么，以及这些事实所证明的真理是什么，永远不要让自己被你更愿意相信的或者你认为对社会有益的东西所影响，只是单单地去审视，什么才是事实。”

　　我以为，这是我们面对任何未知，应秉持的立场和态度。

　　目前，有三个问题困扰我们对三星堆新发现的认识：

　　第一，三星堆目前未发现文字。如此高的青铜文明却不见文字，此巨大反差，令人困惑。

　　第二，三星堆文明是如何孕育、成长的？怎样一步步形成和发展起来？以目前有限资料，回答此问题难度颇大。

　　第三，三星堆文明同公元前316年秦灭的古蜀国之间是什么关系？二者是否一脉相承？

　　三个问题中，前两个问题难度很大。要想取得进展，很大程度取决于是否有实质性的考古新材料发现。相比之下，难度相对较小的是第三个问题。在没有实质性考古新材料发现之前，要破解三星堆文明之谜——寻求有限的答案，唯一可行的路径是追根溯源，即从“已知”求“未知”，从“已知”中寻求对三星堆文明的理解与认识。《大学》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知所先后”，正是我们思考和认识三星堆文明的重要切入点。

　　对现代人而言，理解三星堆有一道难以逾越的“坎”，这“坎”，即是横亘在“神圣”与“世俗”之间无形的观念屏障。三星堆新发现，清晰地说明一个事实——三星堆人的神性思维异常发达，发达程度不仅令人惊诧，也超乎我们想象。同迄今为止商周时代所有已发现的青铜器相比，三星堆青铜器最奇特之处，是发现大量眼睛凸起、器形巨大且特点显著的青铜人像与人像面具，为目前中原地区商周时期青铜器中所绝无仅有。这些青铜人像及人像面具具体代表着什么？他们是祭祀对象？是王的形象？还是组织祭祀的“祭司”？均不得而知。过去，我们将三星堆器物出土地点称作“祭祀坑”，为避免主观性，有学者建议用更中性的称呼，称“器物坑”。但无论称谓如何，有一点毋庸置疑——三星堆新出土青铜器绝大多数是祭祀性器物，反映的主要是人与神的关系，是三星堆人的宇宙观——他们对宇宙及世间万物的理解和认知。

　　记得在川大读考古专业本科时，童恩正先生在课堂上曾阐述过一个观点，人类与神沟通的能力，会随文明的进步而减弱。以个体而论，亦是如此。比如，儿童的想象力与神性思维能力远高于成人。但随着年龄增长、学校教育及接受文明社会的各种规则，这种想象力和神性思维能力会随之衰减甚至消失。此观点是童恩正广泛涉猎人类学领域诸多案例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洞见。其时，童先生刚翻译了影响极大的经典民族志——《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此后，童恩正始终致力于人类学研究，并出版了改革开放后国内较早的一部人类学著作《人类学概论》。按照这一观点，拥有高度现代文明的我们，显然已非生活在由神性思维主宰并有着高度想象力的世界。这无形中成为我们理解、认识三星堆文明的隔阂和障碍。

二、《山海经》极可能是破译三星堆文明密码的钥匙

　　如何打破和跨越这道无形障碍？这是问题关键所在。

　　从目前看，有两部典籍为我们认识三星堆的内涵和历史脉络提供了思考方向、视野与线索。

　　首先是《山海经》。《山海经》自古号为“奇书”。所以称作“奇书”，一是内容“怪诞”，难以理喻；二是逻辑和体系不同寻常，难以读懂。徐旭生在系统研究中国古史传说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评价道：“《山海经》为先秦古书，太史公见之矣（《大宛列传》）。然错简甚多，脱误特甚，极不易读。”这是徐先生对《山海经》的初步判断。

　　关于《山海经》，目前最具分量和最值得注意的，是蒙文通先生的《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一文。此文中，蒙文通以广博视野、严密逻辑和精深考据，提出一个让人振聋发聩的认识——《山海经》是产生于蜀地的一部典籍，尽管混入一些后来的辞语，但其产生年代应在商周时期。蒙文通著，蒙默编：《蒙文通全集》二，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第115—136页。倘如此，《山海经》的“怪诞”，正与三星堆新发现带来的惊异高度吻合。也就是说，《山海经》所呈现的，可能正是三星堆人的神灵体系和思维模式。

　　蒙文通先生在阐释《山海经》产生于蜀地的观点中，以下几点颇具说服力：

　　1.《山海经》所记载的古代帝王传说，同中原史籍传统的说法完全不同。《山海经》以“帝俊”为中心，中原典籍则以“黄帝”为中心。

　　2.《山海经》所记的四方方位顺序，与中原传统不同。中原传统的四方方位是以“东、南、西、北”为序，《山海经》的大多数排序则是“南、西、北、东”（《大荒经》除外，其原本顺序是“西北、西南、东南、东北”）。《西经》则是以“西、南、东、北”为序。很显然，“东、南、西、北”为顺时针，《大荒经》和《西经》里的“西、南、东、北”则为逆时针，这种四方方位顺序，反映二者文化传统不同。

　　3.《山海经》的计数方法，不同于中原传统。吕子方先生曾根据《海外东经》所载“五亿十万九千几百步”等记载，指出《山海经》是以十万为亿，和中原传统以万万为亿者在计数方法上不同。这是一项重要的发现。毫无疑问，计数方法的不同，也同样是文化传统不同的一个反映。

　　4.《山海经》有三处提及“天下之中”，与中原传统的“天下之中”迥然不同。《山海经》所言“天下之中”，是指巴、蜀、荆楚地区，或仅指巴、蜀地区。

　　5.有学者通过对《山海经》中所记生物的统计、分析，认为：“亚热带、热带的产物较其他先秦古籍为多，从而认为《山海经》是印度人的作品”。蒙文通否定了此判断，但认为：“这却正是《山海经》是南方文化系统的作品的有力证明。因为古代中国南方气候远较现在炎热，《山海经》所记载热带、亚热带的生物，正是古代中国南方气候条件下的产物。”

　　对于《山海经》产生的年代，蒙文通提出如下认识：

　　关于《山海经》的写作时代问题，自刘秀以来的正统说法，认为它是大禹、伯益所记。这当然是值得怀疑的。但司马迁曾见到过它，《淮南子》曾引用过它（主要见于《地形》），《吕氏春秋》也曾引用过它（见《本味》、《求人》等篇），同时，从它的内容来看，多言神怪而又没有什么带思想性的东西，这和先秦时代留传下来的经史诸子之书比较起来，大不相同，这应当是文化较为原始的时代(或者是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地区）所记叙的远古传说之辞，而不可能是秦汉时期文化已相当发展、交通也相当便利的时代的产物。其为先秦时代的古籍，是可以肯定的。

　　又曰：

　　《山海经》记载了很多传说中的古代帝王。但是，尽管它所记载的这些古代帝王包括了后世所说的三皇五帝：如大皡、女娲、共工、炎帝、黄帝、少皡、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等等，而《山海经》中却绝无任何三皇、五帝系统的痕迹。同时，这些人物多被描写为神话中的人物。这都正说明《山海经》的写作年代是较早的。当时还没有把神祇降为人帝，更还没有把古帝王组成三皇、五帝系统。根据我从前的研究，五帝之说，始于齐威、宣之世的邹子五运之说，三皇之说更在此后（详《古史甄微·三皇五帝》）。以此而论，《山海经》的写作年代也不能晚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邹子五运之说兴起之后。

　　但是，《山海经》“也和其他很多先秦古籍一样，在流传过程中常为后人所增削窜改，既有散失，也有增入。”对于《山海经》各部分的形成时代，蒙文通认为：

　　《大荒经》部分所记神怪最多，应当说是时代最早的部分（或者是文化更落后地区）。《海内经》部分所载的奇异较少，应当是时代稍晚，文化稍进时的作品。《五藏山经》部分就更雅正一些，应当是最晚部分，或者是经删削润饰的作品了。但是，《五藏山经》的写作（将之理解为“成形”或更妥帖——引者注）时代虽较晚，而它保存了不少很古的流传。

　　吕子方从科技史角度所做的研究，认为《大荒经》是古巴人作品，《海内经》是古蜀人的著述。与蒙文通观点不谋而合。但蒙文通敏锐地指出：“《大荒经》部分的写作年代大致在西周前期，但它记载的文化遗产，则当是更古更早的东西。”这里涉及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只知《山海经》的时代下限，却不清楚其所记内容产生的时代上限。这恰如我们靠现代科技手段可知三星堆祭祀坑埋葬的下限时间，却无法知晓祭祀坑中展现的青铜文明是何时孕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文章末尾，蒙文通对《山海经》的性质作了如下基本判断：

　　总的说来，《山海经》十八篇虽是一部离奇神怪的书，但它绝不能如《四库提要》所拟议的那样，是一部闭门臆造的小说。春秋战国时代，各国都有它所流传的代表其传统文化的典籍，邹鲁有《六艺》，齐有《五官技》，楚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孔子之宋而得《乾坤》，之杞而得《夏时》，巴、蜀之地当也有它自己的作品，《山海经》就可能是巴、蜀地域所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典籍。

　　总之，《山海经》中所记载的传说中古代帝王世系，神灵系统，同中原地区既有同，也有异。从总体看，异是主要的，同为次要。这表明，蜀地的文化系统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同中原乃至其他地区存在交往联系。这与三星堆青铜器中虽存在典型的中原系统的器物，但其整体面貌却与中原系统存在明显差异的状况相吻合。

　　需要注意的是，蒙文通在《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的末尾，有这样一段按语：“此文写毕，与友人讨论谈及，承告徐旭生先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颇有论及《山海经》者，即取粗读一过，其中有与鄙说相合相辅者，亦颇有与鄙说抵牾不同者，但都有参考价值。”

　　蒙、徐二先生皆20世纪研究中国上古史及古史传说极具分量的学者，其卓越的学术功力尤其是在《山海经》研究上的开拓、建树，为后人难以企及。蒙文通的研究清楚地告诉我们，《山海经》可能是产生于蜀地的一部典籍。倘如此，《山海经》的“怪诞”，乃同三星堆考古发现所揭示的神灵体系、思维模式颇相符合。从此意义上说，《山海经》极可能是我们释读与破译三星堆文明密码的一把钥匙。

三、由已知求未知：从《华阳国志》认识三星堆文明

　另一部重要性堪比《山海经》的典籍是《华阳国志》，为认识古蜀不可或缺之书。

　《华阳国志》成书于晋代，详细记载了蜀地的先王世系、历史演变、地理、社会面貌、文化习俗及风土人情，是中国最早、最详的一部地方志。尤为重要的是，《华阳国志》作者常璩是蜀人，是东晋时蜀郡江原人（即今成都平原之崇州）。史载他为撰著《华阳国志》，曾“遍读先世遗书”，尤谙熟蜀地及西南之地理、历史及风土社会。李白在《蜀道难》中“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的诗句，所依据正是《华阳国志》。诗句中尽管不乏夸张成分，但却清楚道出了古蜀文明古老、久远且自成一体的特点。以今天的视角看，李白对古蜀的这些印象，何尝不是三星堆青铜器“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三星堆新博物馆展陈语）的生动写照？

　　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发布，三星堆遗址8座祭祀坑的埋藏年代距今3 100—3 000年，约相当于中原地区商末周初。这只是祭祀坑的时间下限。这充分说明，三星堆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同《华阳国志》所载古蜀国一脉相承。而《华阳国志》所记古蜀国，已充分揭示了其文化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突出表现于以下三方面：

　　第一，巨石文化与五丁力士。

　　《华阳国志·蜀志》记：“时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筍是也，号曰筍里。”

　　又记：“成都县内有一方折石，围可六尺，长三丈许。去城北六十里曰毗桥，亦有一折石，亦如之。长老传言：五丁士担土担也。”

　　《华阳国志·蜀志》还多处记载了巨石与五丁力士。除此之外，蜀地还有石镜、天涯石、地角石、支机石、五块石等。童恩正在《古代的巴蜀》一书中，敏锐地意识到，大石文化与“五丁力士”是蜀地的重要特点，并对此进行过梳理与讨论。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蜀地巨石文化及巨石遗迹存续了数千年，在历代的史籍文献中均有广泛的记载，且围绕巨石遗迹产生诸多离奇的传说。至今，成都还保留有石笋街、天涯石街、五丁桥、五块石等诸多与古蜀巨石文化遗迹相关的地名，均为《华阳国志》所记古蜀国之巨石文化的孑遗。

　　力大无穷且能搬运巨石的“五丁力士”，在现实中实难成立，故这些记载明显掺杂有神话和信仰成分。有一点在《华阳国志·蜀志》的记载确定无疑——力大无穷的“五丁力士”同巨石文化是密切对应的。所谓“五丁力士”正是由巨石文化派生出来的一种神话和信仰。据此，童恩正敏锐意识到，大石文化应是古蜀的重要文化特点，并将之置于更大地域和文化范围进行过讨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若干形体巨大的祭祀青铜器物，如高达3.96米的青铜神树、高达2.62米的青铜立人像、高达1.3米的青铜神坛，宽约1.3米、重达131斤的青铜大面具等等，这些形体巨大的祭祀青铜器，同《华阳国志·蜀志》所记古蜀大石文化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此可能性显然难以排除。

　　第二，纵目。

　　三星堆青铜人像的突出特征是眼睛凸出，即所谓“纵目”。其实，《华阳国志》所记蜀国，同样出现“纵目”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

　　《华阳国志·蜀志》中关于古蜀“纵目”的记载，确凿地表明一个事实：三星堆同古蜀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传承和文化上的一致性。

　　其三，秦、蜀言语不通，文化异质性显著。

　　公元前316年秦灭蜀之时，蜀地的反抗相当激烈，在灭蜀后近30年中，蜀地政局一直持续动荡，反叛不断。对此，蒙文通指出：“从灭蜀后三十年，到诛蜀侯绾才算定蜀。秦三次封的蜀侯，都是因反叛而被诛。”

　　蜀地反抗所以如此激烈，根本原因是，蜀与秦的异质性相当显著。如实施灭蜀的司马错所言：“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戎翟”即“戎狄”之异写。这清楚表明，在秦人眼中，蜀不仅属“戎翟”，还是“戎翟之长”，即戎翟中的头领。所谓“戎翟之伦”，即其文化与社会总体上呈现“戎狄”面貌。蜀对于秦的异质性，突出表现于二者言语不通。语言是构成文化的核心要素。言语不通，清楚表明古蜀与秦在文化上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

　　为消弭文化异质性带来的蜀地激烈反抗，秦国采取了向蜀地大规模移民的政策。史载以“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开启了秦向蜀地移民的传统。《史记·项羽本纪》：“秦之迁人皆居蜀。”《汉书·高帝纪》注引如淳说：“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秦始皇时期向蜀地的移民达到高峰。《史记·吕不韦传》：“诸嫪毐舍人皆没其家而迁之蜀。”《史记·秦始皇本纪》称嫪毐舍人“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华阳国志·蜀志》：“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可见，从秦惠王灭蜀到秦始皇在位百余年中，秦向蜀地移民的数量相当庞大。移民也成为秦消解蜀之异质性的主要手段。经过百多年向蜀地的大规模移民，此政策开始奏效。这可由两条关键性史料获得证明。刘逵注左思《蜀都赋》引《地理志》：“蜀守李冰凿离堆，穿两江，为人开田，百姓飨其利。是时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唐人卢求亦称“置巴蜀郡，迁秦人万家实之，民始能秦言”。学术界一般认为，李冰做蜀守的时间是公元前256年至公元前250年，正是其做蜀守时开凿离堆，解决了成都平原的水患问题。也就是说，从公元前316年秦灭蜀，一直到60多年后的公元前251年前后，蜀人才“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造成此局面的决定性因素，正是秦向蜀地的大规模移民。诚如史料所称，秦“置巴蜀郡，迁秦人万家实之，民始能秦言。”也就是说，蜀人与秦人最初言语不通，秦国是通过向蜀地大规模移民，通过秦的移民与蜀人的交往交融，百多年后即经历三四代人之后，蜀人才“始能秦言”，“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自此，蜀地在文化上的异质性逐渐消弭，与中原趋向一致。

　　以上，是我们从《华阳国志》中可以读出的历史信息。这些信息，同样为我们认识三星堆文明的内涵及特点，提供了重要视野和思考维度。

四、从散落在西南民族中的古蜀余绪认识三星堆文明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一个文化、一个文明的衰落或消逝，不可能全无踪影，总会有一些余绪。那么，何处可觅得同三星堆有传承关系并一脉相承的古蜀余绪？

　　毫无疑问，古蜀国的主体人群，在秦灭蜀后数百年中，随着秦地移民大量进入，大多同外来移民发生融合，“言语颇与华同”，逐渐融入华夏的体系。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公元前316年秦灭蜀之时，蜀王子率领相当一部分蜀王室成员、军队和民众向西南方向转移。其迁徙路线是由成都向西进入大渡河流域，并顺大渡河南下，进入了今西昌安宁河流域及盐源平原一带。之后，又迁入今云南姚、嶲一带。据史籍记载，这支由蜀地南迁的蜀王族势力，曾于战国后期在今越南北部地区建立政权：“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雒将，雒将铜印青绶。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

蜀王子能“将兵三万”在距蜀地千里之遥的今越南北部建立政权，说明蜀人南迁规模较为可观，南迁后仍保留政权组织。

　　西汉时，南迁蜀人的势力仍存在于滇西南一带，史籍记载：“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

　　徐中舒先生指出：“蜀亡以后，蜀王子孙率其部族流散于川西各地，自青衣江、若水（今为雅砻江）沿横断山脉南下，其人则随所在之地而异名……其在越巂或南中者，则为越巂、为巂唐、为苏祁、为叟、为青羌，而叟则为其通名。”

　　对蜀人南迁规模与范围，蒙文通先生曾有如下论断：“《蜀王本纪》说，蜀‘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这是古代蜀人的标识。《西南夷列传》说夜郎与滇和邛都‘皆魋结、耕田，有邑聚’，这正是牂柯、益州、越巂三郡也是椎结，和蜀人同，这就是《汉志》说的与巴蜀同俗。从椎结来看，蜀王的子孙在益州、越巂也是对的。”

　　既然秦灭蜀造成蜀人较大规模的南迁，南迁蜀人沿横断山脉南下，进入到今川西南、滇西地区，并同西南各民族之间发生了密切联系。那么，问题是，南迁蜀人在西南民族地区及各民族中留下什么“痕迹”？这些“痕迹”是否有助于我们对古蜀国乃至三星堆文明的了解与认识？

　　目前看来，在西南民族地区，至少有三个重要痕迹，可有助于我们对三星堆文明的认识：

　　第一，在今西昌盐源盆地，发现了大量蜀式青铜器，堪称四川第二个“青铜王国”。

　　其中，最典型的是近年发掘的盐源老龙头遗址。老龙头遗址发现千余座商代晚期至西汉早期墓葬，在众多墓葬与祭祀坑中发现大量青铜器，包括蜀式青铜剑、青铜三角援戈、青铜鼓、青铜杖、青铜编钟以及各类青铜装饰品等等。令人惊诧的是，遗址中出土了三轮青铜马车、与摇钱树相类的青铜人兽纹树枝器、祭祀用的蛇蛙青铜俎等特色器物。老龙头遗址是迄今发现的西南地区延续时间最长的青铜时代墓地，所出土青铜器数量丰富，种类繁多，有许多绝无仅有的奇特器形。盐源老龙头遗址的发掘，可以说揭开了川西原平之外的四川第二个“青铜王国”。不过，目前为止，盐源老龙头遗址青铜文化同周边的关系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其同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青铜器之间是什么关系，并不很清楚。遗址发掘者仅笼统提出其与欧亚草原、巴蜀和古滇等地青铜文化存在交流联系，但交流联系的具体情形却不甚明了。从诸多迹象看，联系是肯定的，如老龙头遗址发现数件铜杖和铜杖首，或可同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相对应。但盐源老龙头青铜器究竟是三星堆青铜文化的“余绪”，还是彼此有交叉？均是尚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二，在西南民族中存在大量“纵目”（或称“直目”）文化。

　　三星堆青铜人像的特征是眼睛凸起，即所谓“纵目”。从生物学观点，人的眼睛自然不会出现“目纵”情形，故“目纵”显然与信仰及文化观念相关。三星堆出土大量凸目青铜人面具，正是三星堆人存在“纵目”信仰的反映。需要注意的是，在今西南地区彝语支民族的史诗及传说中，存在大量“直目”的说法。彝族阿细人口传史诗《阿细的先基》称人类的第一代是蚂蚁瞎子，第二代是蚂蚱直眼睛（传说人类第二代眼睛直生，像蚂蚱一样），再到蟋蟀横眼睛代、筷子横眼睛代（现代人）；流传于楚雄、红河等地的彝族创世史诗《查姆》说，在“拉拖”时代，人类“两只直眼朝上生”；有关直眼人的传说还见于《阿埃拉迭查》（独眼人时代歌）、《尼苏夺节》等彝族史诗与传说中。纳西族创世神话《崇邦统》（人类迁徙记）记大洪水后，幸存的崇仁利恩所娶为直眼天女。傈僳族传说《盘古造人》也说最初“人的眼睛长在头顶上”，由于“锄头扬起的泥土，直往眼里落”，盘古让人头顶上的眼睛“搬家”，结果“眼睛不是横着生，而是竖着长”。云南红河哈尼族创世故事《兄妹传人类》也称，在“第二十三代塔坡时代，人的眼睛直的，膝盖朝后，嘴像鸭子嘴。”彝语支民族在叙述人的来历的史诗中普遍存在的“直目”和“直眼人”说法，这里的“直目”只是译法不同，其实与“纵目”是同一语意。那么，存在于彝语支民族史诗中的“直目”说法是否同古蜀人的“纵目”信仰存在联系？它们是否是历史上由南迁蜀人带入的“纵目”信仰之历史记忆的孑遗和反映？此问题非常值得重视和深入研究。

　　第三，古蜀国自来同西南民族有密切渊源，其联系源远流长，并随秦灭蜀所导致的蜀人南迁而愈加密切。

　　过去，我们往往习惯于仅从川西平原来认识三星堆及古蜀国的孕育生成的地理环境。该视野存在严重片面性和缺陷。事实上，三星堆及古蜀国中心虽位于川西平原，但其空间和地域范围却绝不仅限于成都平原。《华阳国志·蜀志》在谈到古蜀国范围时，曾明确记载：“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褒、斜指今汉中一带；熊耳、灵关指青衣江一线；玉垒、峨眉指玉垒山、峨眉山一线；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汶山指今岷江以及上游松潘草原；“南中”则指今之云南。蜀以“南中为园苑”，意指当时南中诸部族均臣属于蜀。由此可见，古蜀国的统治区域与地域范围远比我们的想象辽阔，涵盖了大量西南民族地区。这或许正是秦灭蜀后蜀王子率王族势力毅然选择沿横断山区南迁，使古蜀余绪大量扩散于川南、滇西民族地区的重要原因。

　　在今大、小凉山和川西南及滇西地区，存在诸多蜀人符号。两汉时越巂郡及云南西部有不少含“巂”的地名，如“巂水”“巂山”“越巂”“巂唐”和“巂、昆明”等部落名。“巂”本义指一种“鸟”，《尔雅·释鸟》：“巂，周燕。”郭璞注：“子巂鸟出蜀中。音攜。”《说文解字》释“巂”云：“一曰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惭，亡去，为子巂鸟，故蜀人闻子巂鸣，皆云望帝。”蜀帝杜宇因淫相妻而惭，逃离后化为“子巂鸟”，此外，汉晋之际史籍中还出现“汉世谓蜀为叟”“汉世西南之夷，蜀名为大”“蜀，叟也”“叟者，蜀夷之别名”等记载。这些均是蜀人南迁有关。

　　蜀人向西南夷地区南迁，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其语言同当地部落相通。《史记·西南夷列传》是最早记载“巴蜀西南外”部落的著作。然其所称“西南夷”之“夷”，并非人群泛称，亦非后来同“华夏”有别的少数民族代指，而是一个确切的人群类别称谓。《华阳国志·蜀志》：“筰，筰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巂曰筰，蜀曰邛，皆夷种也。”《汉书·地理志》：“巴、蜀、广汉本南夷”可知蜀人同西南各部落均属“夷种”，故《汉书·地理志》记越巂、南中一带“民俗略与巴、蜀同”。蜀人操何种语言尚无直接语料证据，但从西南地区人群大多属于藏缅语族看，蜀人语言亦应为藏缅语。这正是他们与秦人言语不通的原因。

　　由于古蜀国是以西南地域和部落为基础的一个“塔尖”，其南迁使其同西南民族形成密切渊源，并使其文化广泛散布整个西南民族地区。通过深挖西南民族中的古蜀“余绪”来认识三星堆文明，不失为一个选项。这也符合王国维所言地面、地下和文献记载作相互参证之“二重证据法”。

五、三星堆新发现对认识中华远古文明的几点启示

　　三星堆新发现，掀开了一个未被我们充分认识的区域文明之冰山一角，同时也为我们理解、认识中华远古文明打开一个新的窗口。面对这一有着诸多未知的文明，各种猜想、推断、诠释甚至玄妙想象或争论，均属正常。在学术范畴内，面对未知领域的复杂性与不确定因素，我们必须保持谦逊、大度与审慎的底线。并坚信多声音总比一种声音好，众说纷纭也远胜于众口一词。

　　三星堆新发现，为我们认识中华远古文明带来以下几点重要启示：

　　1.中华文明形成轨迹，犹如长江、黄河，最初是区域性和局部的“涓涓细流”，在漫漫历史长河中逐步连接、汇聚和交融，最终成浩瀚、磅礴之势并浑然一体。

　　目前，对远古时代那些区域和局部的“涓涓细流”，我们所知有限和相对匮乏。我们对中华文明的源头，尚有太多的未知。为此，面对体系庞大的中华文明的源头，我们不仅需要审慎，更需要心怀谦逊与敬意。不可妄自尊大，用习以为常和缺乏反思性的模式化思维及概念，对博大精深的中华远古文明做僵化和图解式的诠释。

　　2.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既体现于源远流长，也体现于源头的多样、复杂和丰富性。

　　苏秉琦曾将中华文明源头的多样性称之为“满天星斗”。顾颉刚在论及中华文明源头时，提出“打破民族出于一元”“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但是，我们常犯的下意识错误，却是推今及古，用后世概念如“一统”和“一元”等为基准进行倒推，对中华远古文明作模式化、概念化的诠释和理解，从而导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误读与误判。那种推今及古，本能或下意识以今日之图景来想象和理解中华远古文明的倾向，不仅抹杀了中华远古文明源头上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是主观先行、以论代史的“有色眼镜”，而且会导致对中华远古文明形成单一、狭窄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以三星堆—金沙—古蜀国所形成的自成一体的文明序列而论，诗人李白“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可能是对蜀地文明序列之基本面貌真实、准确的一种写照。事实上，中华文明的孕育经历了一个漫长历史过程，这个孕育期的特点正是分散与多元。各具特色的文明先在不同区域中酝酿发育，渐臻成熟后再突破区域限制，同其他区域的文明接触、交流和竞争，从而聚合成更大区域的文明。这是中华文明形成轨迹和机制。因此，从很大程度上说，正是源头上的多样性、差异性及丰富多彩，造就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也赋予中华文明以强大生命力和顽强韧性。

　　3.巫术礼仪是中华文明的源头，神性思维是破解中华远古文明的一把钥匙。

　　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是占卜的遗留，殷墟出土青铜器绝大部分为礼器。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青铜器亦均为祭祀性质。更为奇特的是，三星堆器物坑出土大量眼睛凸起并带有浓厚神性特点的青铜人面像。这些青铜人面像是“神”？是“人”？还是“人”“神”之间的中介？均不得而知。但是，三星堆新发现，再次确凿证明——巫术礼仪是整个中华文明的源头。

　　如何厘清纷乱复杂的巫术礼仪背后的神性思维逻辑？进入上古人的信仰及人、神之间的观念世界？如何突破横亘在现代人与古人神性思维之间的无形壁垒和观念屏障，乃是理解和认识中华远古文明的关键。要实现这一目标，其实并无捷径可走。不可否认，现代考古学对古代遗物、遗迹的认识和理解，因充分汲取自然科学或其他多学科的方法，形成地层学、区系类型学、测年学、浮选学等完整学科体系，并不断吸纳各种新技术，自有其独到之处。但是，“读懂”古代器物的前提，是“读懂”制造这些器物的人。而要“透物见人”，就离不开难懂的上古文献。归根到底，考古学自来是以历史学、文献学为基础。上古时代遗留下来的《山海经》《易经》《尚书》包含大量巫术礼仪内容，很大程度上正是我们破解中华远古文明的钥匙。

　　前已指出，《山海经》极可能是我们破译三星堆文明密码的一把钥匙。故读懂《山海经》，对认识三星堆文明至关重要。但“读懂”二字分量极重，殊非易事。何谓“读懂”？以《山海经》为例，首先需要读通十部、二十部甚至上百部先秦典籍，或许才能逐步进入或接近产生《山海经》的时代及人文环境；其次，须把《山海经》置于同时代前、后、左、右诸多典籍中，通过纵横捭阖和比较，方能逐渐把握其特点、内涵和面貌。做到这些，方可言“懂”。在读懂奇书《山海经》上，前辈大师蒙文通、徐旭生、吕子方等筚路蓝缕，已为我们开了路，树立了路标。尽管，同前辈大师比，吾辈解析典籍的广度、深度与功力已大为逊色，难以望其项背，但是，精读上古文献，仍是我们认识远古文明的基础和前提，是不可省略且须遵循的路径与方向。对此，我们当有高度的自觉。

　　费孝通在论及中华民族形成时，曾有这样的论述：“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中华民族的演进尚是如此，中华文明的演进何尝不是这样？最初由区域性和特色各异的分散、多元的“涓涓细流”，逐步联结、汇聚与融合，乃是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基本轨迹，而非相反。

（为方便阅读，参考文献及注释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或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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