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世群｜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性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首先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密切相关，属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形态，既具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具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众所周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源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成为当时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标准模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最初“以苏联为师”，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是我们的榜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一时间成为中国人民表达未来美好生活的响亮口号。后来毛泽东虽然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实际上并未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只是形成了颇具中国特点的“苏联模式”，并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过程中遭受了严重曲折。正如有学者所说，改革开放前，“在很长时间里，党中央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出现失误的认识还只局限于具体问题和局部层面，没有提升到整个建设模式上进行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就是从反思和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突破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开始的。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中国特色”首先是针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而获得其历史内涵的。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关键是既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突破和超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正如有学者所说：“改革开放引起的社会深刻变革和取得成效的关键原因是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束缚，走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这里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无疑就是指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突破“苏联模式”的思想关键是正确区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模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最初为什么要照搬“苏联模式”？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当时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模式，由于我们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和理论准备，将“苏联模式”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标准模式，认为不按照这个模式搞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

　　实际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等于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也不等于固守以往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做法。社会主义建设既没有一成不变的固定套路，也不是只有一种模式，更不存在什么标准模式。“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改变以往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径、步骤、方式、方法等具体做法并不等于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而正是对于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艰难探索。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是将这些基本原则抽象化、先验化、公式化、固定化、标准化，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不断探索这些基本原则的实现形式。比如，“苏联模式”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理解为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三位一体”。应该说，这种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解是有其理论根据的。问题是它又将公有制固定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这就把公有制这一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固定化、模式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但它将其基本原则和实现形式区分开来，不断探索、大胆创造公有制的多种多样、不断变化的实现形式，如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混合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等等。再比如，“苏联模式”将“计划”视为“法律”和“命令”，不仅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绝对对立起来，而且把计划经济简化为一种高度集中统一的命令经济，致使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生机活力，陷入僵化状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实现了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但并没有否定计划经济体制蕴含和体现的历史合理性和巨大制度体制优势，而是始终坚持和发展“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善于继承和发挥计划经济体制的巨大体制优势，建立新型举国体制，持续实行“五年规划（计划）”，加强“国家宏观调控”，把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成功地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自我革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突破了将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将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传统教条”，强调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同时又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不同。不能否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其共同特征，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运用现代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促进和发展生产力等等，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又有其本质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前提下的市场经济，是人民本位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前提下的市场经济，是资本本位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扬弃和超越资本本位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市场经济，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又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科学社会主义有其基本原则，但其实现形式是多种多样、不断变化的。社会主义建设既没有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业已形成了自己的建设模式，但中国共产党人既没有将之公式化而固守不变，也没有将之标准化而四处推广，而是强调“中国社会主义不是教科书里的教条，不是刻板僵化的戒律，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变化的生命体。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在发展中不断变革，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突破“苏联模式”，其思想突破和逻辑枢纽就在于它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其具体模式区分开来，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飞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机制就是科学建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合理张力，适时确立和实现一系列阶段性奋斗目标作为“历史中间站”，不断探索中国社会现实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正确道路。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之所以遭受严重挫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未能正确把握其理想追求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使理想追求脱离了实际情况，急于求成，以为资本主义世界已陷入总危机而即将崩溃，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指日可待，结果欲速则不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变了这种不切实际的历史幻想和盲目热望，冷静地估量当今世界局势以及中国社会现实与共产主义理想之间的历史性距离，科学建构两者之间的合理张力，把理想追求和现实关怀结合起来，逐步确立和实现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一系列阶段性奋斗目标，生动展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习近平强调：“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我们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

　　实际上，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既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特定形式，也是现代化建设的一种特定形式，可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一种模式。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突破社会主义建设“苏联模式”的探索历程不仅意味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而且也意味着对“什么是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建设“苏联模式”的突破和超越，既表现在突破和超越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也表现在突破和超越现代化建设的“苏联模式”，由此生成和确立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现代化一般规律结合起来，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吸取了苏联式现代化实行国家垄断、压制劳动、排斥资本，以致整体缺乏生机和活力的教训，既充分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但又不是国家垄断一切，坚持人民对国家的监督，建设全过程人民民主；既为资本正名，肯定资本的积极作用，但又不放纵资本，而是规范和引导资本。”虽然苏联业已解体，但“苏联模式是世界上第一个探索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从经验到教训的样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苏联模式”既是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照，也是我们开创、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借鉴。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何既突破和超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苏联模式”，同时又不跌入现代化建设的“西化模式”，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这一“西化教条”，突破和超越西方现代化的一元论和西方中心论，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另一个重大问题。

　　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中国特色”主要是针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而言，那么，中国式现代化之“中国式”则主要是针对现代化的“西化模式”而言。正如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模式，因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学习和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一样，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现代化的第一个模式，因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学习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再强调，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就是为了学习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要引进资本主义制度。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的上述论断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具有共同特征，即“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问题是一些人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文明成果混同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全盘西化”思潮再次泛起。正如有学者所说的：“在一段时间里，从中国的文化艺术领域到社会科学领域，如所谓文艺新潮、先锋实验运动，所谓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公民社会等等思潮或者主张，无一不是持‘现代化即西化’的主张。这一思潮期盼中国的现代化以西化作为归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全盘西化”思潮与西方现代化理论密切相关。一些西方学者以其看似有理有据的学术方式大力鼓噪所谓“现代化即西方化”的理论教条，既将现代化视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权，又将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奉为什么“普世价值”，混淆视听，并企图以此维护其“西方霸权”。例如，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说：“现代性的出现首先是一种现代经济秩序，即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创立。”吉登斯将现代性、现代经济秩序、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等同起来。美国学者布莱克等人认为：“‘西方化’一词的含义是，西方或欧洲的制度本身是现代化的根本内容，其他社会可以忘掉自己的历史传统而采纳西方或欧洲式的现代价值标准和制度，就像它们把牛车换成汽车或把土耳其帽换成大英帽一样。”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断言：“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还有学者说：“现代社会的霓虹灯下没有地方性的色彩；它为全世界通向历史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照亮了相同的道路。”实际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只是现代化的一种历史形态而已，“西方或欧洲式的现代价值标准和制度”也并不是什么“普世价值”。对此，习近平强调：“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有的人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则就是不改革。这是偷换概念，曲解我们的改革。”

　　正如必须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剥离开一样，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将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剥离开来，才能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特征是私有化、市场化、政治分权化、思想多元化、两极分化、霸权化等。”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否认，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资本主义现代化蕴含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坚决否认实现现代化只有资本主义一条道路，现代化只有资本主义现代化一种模式，非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只有“唯西方马首是瞻”，实现全盘西化，没有其他出路。中国共产党人打破现代化即西方化这一理论教条，靠的是马克思主义，靠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靠的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正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一样，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然突破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突破现代化“西化模式”的关键问题是把握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深刻揭示了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将现代化的文明成就与资本主义制度区分开来。1979年3月，在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邓小平指出：“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如果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资本主义制度，它们的经济文化肯定还会有更大的进步。”这里，邓小平不仅明确将“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与“资本主义制度”区分开来，而且明确将其经济文化等现代化成就与资本主义制度区分开来，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合理形式”蜕变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严重桎梏”。这不禁让人想起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例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种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另一种交往形式所代替。”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制度一开始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合理形式”，但不可能相信什么资本主义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合理形式”，更不会相信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历史终结”。

　　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和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第一轮尝试”；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第二轮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历史基础上实行社会主义变革的历史必然性，以及落后国家在充分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基础上实行社会主义变革的历史可能性。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必须中国化，必须实现“思想转变”和“逻辑转换”，才能切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需要。“如果说西方现代化的内在支配性逻辑是资本逻辑，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这一内在逻辑的外化和具象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本来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趋势的逻辑把握，而在中国则必须用来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必须学会运用和驾驭“资本力量”“市场力量”“全球化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要求我们把握和运用好既利用资本逻辑又限制资本逻辑之间的合理张力。“中国道路的复杂性、艰巨性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体现在对资本逻辑既要利用又要限制，在利用与限制之间保持‘张力’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上。”或者说，“驾驭资本是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与中国社会发展特殊规律相统一、体现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相统一的重要实践路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困难之处就在于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而又不能为之所宰制。“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问题是对现代性文明成果的继承问题，核心问题是对西方现代化路径的超越问题，关键问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西方核心价值的区分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资本为中心，坚持共同富裕而非两极分化，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而非物质主义膨胀，坚持和平发展而非对外扩张掠夺，确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其日益完善的国家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突破和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既吸取了英美式现代化重视科学技术、发展市场经济、强调权力监督和法治建设的经验，又克服了其放纵资本、任由资本绑架国家，国家只为资本利益服务，最终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的本质局限。”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所谓‘市场经济只能靠追求自利最大化驱动’的人性逻辑，所谓‘国强必霸’的丛林法则和‘修昔底德陷阱’，所谓后发展国家必然沦为西方附庸的‘西方文明优越’论”。

　　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打破了资本主义等同于现代化、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打破了“依附”与“脱钩”的历史难题，既不封闭僵化，又不改旗易帜，而是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主动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和引领经济全球化，积极吸收和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这一“双重属性说”则“更加明确阐明虽然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但两者在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规律方面具有共同性，从而超越了非敌即友的二元对立思维和价值观，为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与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比较和本质比较中凸显其“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及其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作为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中国式现代化并未将自身定于一尊，既无意取代、反制、颠覆西方现代化，也无意在世界上推行自身，而是主张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尊重各国选择自己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权。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和现代化建设的“西化模式”，而且自觉地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植根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和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土壤，通过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之间建立起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自觉疏通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血脉，大力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突破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努力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从现代化的阻力转化为助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奇迹’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意识形态范式的变迁，这种变迁背后是辩证精神由否定性到肯定性的历史转向。”这种“肯定性的历史转向”主要包括对外肯定和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就、对内肯定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更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高度彻底打破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置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第二个结合’将思想解放推动至新的境界，实现了由原来更侧重批判和抵御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到主动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推进系统性理论创新的跃迁。”

　　正如中国共产党人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明确区分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现代化一般规律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一样，中国共产党人也明确区分了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与中国封建主义道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封建主义文化，打破了中华传统文化等于封建主义文化的历史误区，深刻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脉，具有维系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社会团结的永久价值和跨越时空、跨越民族的人类共同价值，凝聚着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文明底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无疑要反对和消除中国封建主义文化，不可能重走什么“复古更化”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须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一刀两断”；恰恰相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须尊重、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自觉对接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必须植根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沃土，不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和智慧，否则，就会割断自己的精神命脉而陷入漂泊无依状态。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延续和自我更新，是中国社会长期发展“内生性演化的结果”。2014年2月，习近平指出：“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这里，习近平明确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没有脱离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基础，而是在此基础上“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内生性演化”一语足以深刻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决没有自外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和中国历史文化传统。2014年9月，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在中国历史文化基础上中国社会发展“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正因如此，它才“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尽管习近平这里主要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两个方面说明其“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但我们完全有充分的理由推而广之，阐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就充分证明，“传统中华文明与中国现代的社会主义文明之间并非简单的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而是认同基础上的超越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中华传统文明的自觉赓续和更新。2023年6月，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要消灭中华传统文明，而是要赓续和更新中华传统文明，是中华传统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不仅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积极融入全球化潮流，而且通过历史反思走向历史深处，打破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释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巨大活力。美国学者亨廷顿曾评价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用蓬勃发展的经济提供的行为合法性和中国文化独特性提供的民族主义的合法性，来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合法性”。亨廷顿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致力于经济建设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却误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片面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为合法性”和“民族主义的合法性”，而否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合法性”。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将上述种种“合法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而彰显和成就了其现代化、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的一体追求。不过，尽管亨廷顿曲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倒是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必须不断深入思考的问题并提供了思考这一问题的几个“新概念”。借用他的概念，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必须处理好“行为合法性”“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合法性”的关系，既不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合法性”取代“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和“行为合法性”，也不能以“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和“行为合法性”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合法性”。三者决不是取代关系，而是相互结合关系、相互支撑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既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鲜明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以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历史血脉，不断在延续中华历史文化根脉中守正创新、开拓前进，强化和更新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根植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之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体贯通，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致力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创造了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主要内容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致力于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既要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文化渊源和文明底蕴，同时又不能将其历史文化基因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制度成果、文化成果简单混同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创、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不仅自觉承接和延续中国固有历史文化血脉，而且“着眼实现共同理想和崇高理想，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对传统历史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国历史文化顺应了中国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强大生命力和战斗力”。

　　中国式现代化既重视横向文明交流互鉴，又重视纵向文化传承创新，不仅成功打破了西方中心论，而且成功地摆脱了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观念魔咒”和历史误区，将自身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致力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为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如何把握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提供了中国方案。“我们要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何把握和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世界各国都必须不断认识和处理的一个重大问题。人们业已普遍认识到，脱离其传统的现代化是缺乏根底的现代化，背离现代化的传统是自取灭亡的传统。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成功范例。

　　中国式现代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现代化建设的“西方模式”和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突破和超越，归根结底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运动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模式的自我超越，是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重大成果，既具有世界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具有适应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特殊性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以其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足以证明，现代化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唯一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标准；既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发展中国家有权利也有能力基于自身国情自主探索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康庄大道，也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展示了人类社会现代化新图景。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党的领导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党的领导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党的领导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现代化运动实现了从追逐世界现代化潮流到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转变。其中，“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核心逻辑”。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实践将中华民族复兴运动、世界现代化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性地结合起来，深刻总结自身经验教训，学习借鉴世界现代化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形成了“国家逻辑保障秩序、市场逻辑提供动力、社会逻辑创造意义”的基本格局，彰显出当代中国共产党高度的历史智慧、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中国共产党的智慧既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智慧，也来自其长期奋斗积淀而成的实践智慧；既来自其善于借鉴吸收外来文明成果的学习智慧，也源自中华文明深厚悠久的历史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密不可分，可谓两面一体。从现代化视野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从社会主义视野言之，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作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是“中国式”的，就在于它自觉对接、延续和更新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但“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是现代化，就在于它自觉遵循世界现代化运动的一般规律，置身世界现代化运动潮流，主动借鉴和吸收世界现代化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文明成果，积极参与和引领世界现代化发展，但“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在于它自觉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但“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也“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而只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探索过程中实现的伟大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之道就在于突破和超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现代化建设的“西化模式”、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二元对立，改变了世界现代化运动的基本格局，实现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世界现代化运动和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的历史性合流，实现了中国现代化运动从被动到主动、从外发到内生、从学习到创造、从片面到全面的自我超越，集中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辩证统一的理论高度和历史高度实现了中华民族复兴运动、世界现代化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有机统一，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谱写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新篇章，深刻回答了世界现代化之问。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光明前景，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创造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实现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国式现代化既超越了中华传统以家庭伦理为基点的伦理型文明，也超越了西方立足于市民社会的‘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资本文明’，开创了立足于社会生产力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人本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途径，深刻改变了世界现代化运动的基本格局和历史进程，无论是对于中华民族复兴运动，还是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世界现代化运动，都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正因如此，习近平满怀信心地预言：“当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建成现代化强国时，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中国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将更加充分地展示出其历史意义。”

（为方便阅读，参考文献及注释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和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