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萱｜反思发展话语：跨境视角下的中国边疆农村发展——基于云南省一个抵边村寨的人类学研究

　　对于发展的重视反映出绝大多数身处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局面。发展话语源于西方的现代性思考，一方面作为第三世界国家迈向“多元现代性”的路标，但另一方面带来持续的焦虑，即是否陷入到西方殖民主义的新陷阱。与对现代性的态度相似，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对发展也持有谨慎态度，既期待赶超西方，又希望区别于西方；发展被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现实需求的迫切反映，又被理解为发达国家话语霸权的表征。

　　在此情境下，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以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度调整，围绕发展作为某种单一西方话语的反思也不断走强，形成了一系列讨论，试图揭露发展话语所暗含的西方霸权主义因素，以及重新锚定发展对于中国，乃至辐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意义。习近平曾旗帜鲜明地谈到过，“有的人把改革开放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则就是不改革开放。这是曲解我们的改革开放”。

　　这些批判对发展话语中存在的权力不平等以及忽视地方性知识等问题做出了深刻反思，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具有明显的“超”与“跨”特性的边疆地区更为探索发展道路提供了特殊的价值。2011年，中国国务院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经济全球化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趋势。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首次在政府层面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目标。这一发展目标无疑指向了超越传统民族国家范式的新的发展模式与治理新纪元，从而进一步指向由中国所倡导的，建立于“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积极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繁荣”的全新发展话语。

　　因此，随着现阶段中国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展开，从边疆农村的角度深化发展话语反思变得十分必要。这不仅因为边疆农村地区是国家发展重点对象，更是丰富和调整发展话语，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是由其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发展条件、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决定的。”从而为多样的现代化模式奠定了中国话语的理论构建。而边疆地区作为“互联互通”主线上的重要节点，更是承担起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开展国际合作、开放经济、民间交往等行动的重要责任。

　　为此，本文将从对西方发展话语反思的三个维度及两次突变的梳理开始，综合中国发展话语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边疆治理现代化、“一带一路”等议题的衔接与更新，并借由云南省某抵边村寨的案例，探讨边疆农村发展的特殊形态与价值，进而在反思发展话语的立意下，探究命运共同体模式对我国边疆地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建设性意义。

　　当前西方发展话语的批判性研究通常会追溯到阿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的经典作品《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正是这部作品在社会科学领域率先提出“应将发展作为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和一个被创造出来的思路和行动领域来研究”，此后学术界广泛地将发展视为“话语和表征体制”，不断尝试进行解构。

　　首先，这种话语解构是沿着发展的现代经济学线索展开。现代经济学将经济划分为农业和工业两大部门以及农村和城市两大区域，而发展意味着经济重心从农业向工业转移，人口重心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在发展主义看来“对传统社会的现代化改造是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而城市化、工业化及农业现代化则是摆脱贫困的有效路径”。在现代经济学视野下，工业能够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并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所以发展主义可直接表示为“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再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美好生活”。在这一不断还原中，发展话语不仅将自身构筑在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的对立中，更进一步指向经济和社会的对立，由此造成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之间的失衡。所以，无论是此前提出的新发展理念还是中国式现代化都是对上述发展话语的反思与更新，例如提出协调发展、绿色发展理念等新观念，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将农业农村和绿水青山放在突出的位置，从而对发展话语中长期存在的“城市主义”和经济增长主义做出调整。

　　其次，不仅停留于发展话语的表述逻辑，更是延伸至背后的权力关系。发展话语也被激进地概括为一种由西方发达国家设定的意识形态，“其特征是对发展的拜物教化，或将发展归属为一种自然（或甚至是神）的力量，人类对这一力量的任何抗拒或质疑都将面临这样的风险：注定的停滞和贫穷”。这一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力量”不同于一种“科学”力量，而是西方霸权主义，发展被看作为“以西欧和北美现代化模式为发展蓝本而掀起的现代化运动”。反过来，以西欧和北美为模板本身又掩盖了后殖民时代全球范围内长期的政治经济不平等，将第三世界的贫困和欠发达归结为现代性的不足乃至“失败国家”，进而造成发展的“去政治化”。发展人类学则通过运用福柯式的话语批判讨论了“发展话语在实践中是怎样通过以技术解决问题的工具理性方式，实现知识与权力的结合”。这一知识-权力考古学分析在第三世界人类学的发展研究过程中进一步表述为“摆脱西方现代性的价值尺度,拒绝西方主流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一条尊重各民族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符合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发展实际的‘另类’发展方式和路径”；从而既超越原有的西方殖民主义范式，又追求彼此共存、互惠而非单边受益的命运共同体模式。

　　最后，在权力关系批判的基础上，明确了地方性知识的必要性。对发展话语的解构并不是为了取消发展，而是强调发展路径的开放性。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主导下，发展长期处于西方自上而下的支配状态，从而使得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和本土社会被边缘化。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的参与式发展概念试图改变这一现状，通过强调地方社群的能动性和主体性，不再将发展视为一个单向施加的过程，而是“建立在主观能动性的行动者、多元多层面的社会现实以及不同的话语和不同生活的行动者所遭遇的场域，以及不连续的权力、知识、价值所遭遇时的交互面”。在此线索上，发展逐渐与“草根运动、本土知识以及大众权力”形成关联；也不再是被外部抽象的现代性知识所决定，而是“一个由内源力量主动发起的分析和决策过程”。从而不仅实现了权力倒置这一最基本的批判诉求，还转向了内源发展这一更具建设性的议题。而在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以及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壮举中，“内生动力”早已成为中国发展话语的要义。

　　上述反思的确有效推进了发展话语的更新，尤其是推动以中国为典范的第三世界国家形成自主多元的发展道路。但这一过程的反思依旧存在局限性，指向发展话语的基本单位维度。

图：中缅边境的南宛河

　　发展话语反思的三个维度已经表现出发展单位在时空范畴上的修订。首先是时间范畴的变化。受到现代性叙事的影响，发展话语具有将人类社会之间的空间差异解读为时间差距的倾向，发达与欠发达的划分就很明确地将地理分布解释为时间阶序；乡村—城市以及农业—工业也往往被放在进化的历史线性中理解，呈现为前后继替。针对发展话语的经济学基础反思试图改变这一线性历史框架，不再将地理和产业间的差异扭曲为时间差距。权力关系反思则进一步揭露这一时间化处理背后的意识形态霸权，指出其是殖民主义世界观在后殖民时代的延续。地方性知识视角则从建设性的角度恢复了空间差异，认为并不存在“时间的他者”，存在的仅仅是不同的本土社会。

　　其次是一种空间范畴的变化。与时间范畴的变化相关，发展话语反思通过否定发展路径的历史单一性，扩展了发展的空间范畴。其体现为不再将欧美看作是现代性的模板，转而关注非西方社会所具备的独特价值，进而从城市向农村，从精英向草根，从中心向边缘，从第一世界向第三世界。接受欧美作为现代性的模板不仅意味着接受了西方地理的中心性，同时也接受了西方历史的中心性，涵盖一整套的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逻辑。反之，对这一整套逻辑的批判就意味着须将第三世界看作是发展知识的来源，由此实现空间上的扩延。例如，中国所具有多元一体发展过程和内部结构，并不同于西方“国家—民族”的国家形式；同时20世纪第三世界所形成的团结运动实践也为我们提供了更深刻的启发。

　　但无论是时间的复线还是空间的扩展，发展话语反思更多地着力于对西方发展话语霸权的批判，针对的仍然是空间上的西方与时间上发达，不是地理单位上的领土国家。西方—东方、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殖民—后殖民等权力关系反思仍会被放到一种国家间或者以国家为基础的区域间隔关系中去理解；现代—传统、城市—乡村、精英—土著之间的知识对话也往往被纳入到国家内部关系中解释，领土国家始终作为一个必要的前提。

　　直到二战后，发展话语从国内转向国际，从第一世界内部扩散到全球，社会范畴彻底让位于明确的国家范畴，指导此后的各国政治经济发展。而由于发展话语反思多集中于后殖民语境下的讨论，缺乏对其早期形成过程的关注，因而民族国家作为发展单位的前提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全盘继承了国家作为社会的“容器”这一假设。

　　当代人类学者其实已经注意到这类观念对第三世界现实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弗格森（James Ferguson）在非洲莱索托的研究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发展装置”（development apparatus）所依托的领土边界限制如何演变成发展观念上的局限。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世界银行的主导下，发展话语建构了莱索托的“欠发达国家”形象，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认为莱索托处于原始经济状态；其二是将莱索托界定为一个农业社会；其三是以莱索托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为前提来设计发展方案。所对应的发展计划则是推进莱索托的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以此提高当地民众的收入。在弗格森看来这一发展计划完全没有认识到莱索托真正的发展困境，因为莱索托民众的绝大部分就业和收入都来自于前往南非的矿场打工，农业占总收入的比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便不考虑农业发展项目的陆续失败，成功了也没有太大意义。正是因为发展话语将莱索托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发展单位，所以世界银行完全没有意识到不是莱索托自身的产业发展状况，而是其与南非之间的外交关系决定了莱索托的走向，从而无法制定出真正有效的发展计划。在这里，莱索托的领土边界构成了一种观念边界，遮盖了莱索托的经济现实，将一种复杂的政治困境解读为简单的技术问题，这也是弗格森的“反政治机器”的关键所在。在一种“国家经济”的叙事中，“经济和社会的主要特征必须处在中立的、统一的和有效的国家政府的控制中，并且对计划者的蓝图做出回应”，发展必然指向一种国家范畴。

图：村寨内的“街子”

　　虽然上述邦村与河边街的案例给我们提供了别样的发展叙事，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依靠国内帮扶政策与驻村工作队实现治理下沉的发展实践中，相关政策始终缺乏这方面的讨论。我们当然可以归因于河边村非正式口岸与非正式经济的限定，或者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局势所带来的合法性困境，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发展话语自身的悖论，其对边疆农村地区的影响更为突显。

　　无论是扶贫开发还是乡村振兴都是以领土之内的国民作为治理对象，基于边界内外形成清晰的区分。邦村所临的边境线也限制了人们对邦村的理解，无论是民生保障还是产业创新，政策的制定都使得邦村这类的抵边村寨应当“向内看”而不是“向外看”。通常而言，民生保障是通过中央向边疆的转移支付来实现，通过城市向农村的辐射来实现，通过改善山区到坝区的交通来实现，但没有意料到的是，依托跨境通道，村民其实可以在边界之外而不是之内更为便捷地获得基本的生活物资和保障，这也减轻了财政负担以及减少转移支付带来的“跑冒滴漏”。转向产业发展，现阶段的政策更多的是引导地方关注国内消费市场，例如对水果和生态农产品的需求，但是没有考虑到这对其产业发展带来的具体风险。一方面，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市场价格波动且销路并不稳定的水果种植中，或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直接推出农产品品牌，抑或追随政策大趋势转向乡村旅游，都势必受到剧烈的市场冲击；另一方面，河边街所具备的跨境需求与独特优势却未受重视。

　　上述情形也进一步造成了对非正式经济活动的排斥，从而忽视了可能的民生保障价值。随着现代经济在20世纪中叶的形成，那些以自给自足为目的、不可统计的、商品化但非资本化的经济行为被排斥在外，面临非法化甚至犯罪化的风险。河边街的非正式地位并非稳定不变，反而是一个不断强化的过程。伴随国家口岸体系的完善，越来越多的跨境贸易和资金聚集到正式口岸，从而导致河边街式的人员和商品流动越发边缘与非正规化，逐渐等同于风险而非机遇。因此，现阶段对于发展话语的反思与修订十分必要，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点入手。

　　其一，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充分提炼与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更新发展话语，因地制宜，发挥边民主体性，制定方案。避免僵化地将民族国家看作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或发展单位，尤其是在具体实践的维度上，针对边疆农村地区发展时，应关注边界内外区域和人口的社会经济关联，并尝试利用这一关联优势。虽然近年来的“兴边富民”行动已经注意到边疆地区的区位优势，意图打造“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边境小城镇”等空间。但这一认识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城市口岸区域的范畴内，缺乏对更大范围的边疆农村地区的关注，明显地呈现为边疆农村发展（减贫）向内看，边疆城市发展（经济）向外看的区分，从而限制了下一轮边疆地区乡村振兴的潜力。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应仅是处理国际问题的一种政治宣言，也应真正成为我国与周边国家与社会共同发展的主导性思维。这不仅有利于我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有利于创造一个睦邻友好、共同发展的边境环境。

　　其二，重新认识和理解边疆农村地区跨境商品和人员流通的性质，关注跨境通道在功能上的分化与独特性。受制于区位与历史原因，许多在边疆农村地区自然形成的跨境通道和边民互市点并不具备成为口岸或并入口岸的条件，更无法承担开展大宗贸易，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任务。这些空间往往因此受到治理者的忽视，甚至遭致跨境活动的非法化与犯罪化。虽然针对此问题，产生了试图将边民互市城市化、产业化和全球化（可流通第三国商品）的主张，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广大边疆农村地区，跨境通道和边民互市的首要功能依旧是满足当地村民的基本生产生活需求，帮助当地村民形成特色产业，而不是追求全球商品的集散地。经济现代化之下国民经济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不必然是一个对边疆农村地区民生需求型经济产生排斥的过程。

　　如果说，在过去的脱贫攻坚实践中，我们依靠强而有效的政策和资金投入实现了边疆农村的摘帽脱贫，那么正在进行中的乡村振兴则更加需要依赖边疆农村地区自身的内源性动力，而非单纯的外部投入。对于边疆农村发展而言，这种“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边”，这既是他们过去相当长时间里的劣势，也完全可以转化为未来更长时间中的优势，并最终指向不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及其理论建设与创新中国发展话语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