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当下，中国进入生态文明建设新时期，生态人类学研究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相关议题如生态文明建设、地方性知识、民族地区的生境与文化、生态移民、环境变迁，生计方式与社会文化变迁等成果丰硕，其中探讨文化适应、人与环境互动影响等方面的相关研究，显现中国生态人类学的学科性质和理论特点。围绕生态移民与牧民定居工程，在移民群体定居后的生计与生活方式变迁、社会适应与文化变迁、民族交往与社区治理等方面的研究成就斐然，但对移民定居后群体发展与生态间的关系变量仍然缺乏跨学科的生态人类学解释。
河西走廊—祁连山区域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中国西北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意义。当地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持续进行较大规模生态移民和牧民定居工程，移民范围涵盖高山环境恶化地区和草原沙漠化较严重地区。面对大规模生态移民和牧民定居，已有研究从生态文明建设角度出发，对民族生境中的生态危机、少数民族移民定居和发展实践中的新问题作出反思，对河西走廊生态重建过程展开分析等丰富成果充实了西北生态人类学研究。聚焦河西走廊干旱区域，借助跨学科研究方法持续深入思考人群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将进一步拓展生态人类学的应用价值。![]()
生态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和改变人类文明的兴衰和演替，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然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生态系统的管理，正确的政策和管理干预措施能通过科学决策规范人类活动，合理配置资源，进而协调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间的关系，最终促进社会永续发展。生态系统作为一个客观实体，其价值毋庸置疑，但是如何评价和表达这些价值在不同研究中却存在较大的分歧。生态系统服务是生态系统格局、生态过程和生态功能的表征，同时还能对生态系统状态与人类社会间的关系进行反映，蕴涵着丰富的科学价值与意义。自从生态系统服务于20世纪60年代被提出后，相关研究逐步展开并持续深入，这一概念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可，对其理解也逐步多样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Daily在1997年出版的有关自然服务专著，以及Costanza等在同年发表的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学术论文，认为生态系统服务是自然生态系统及其物种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人类直接或间接从生态功能中获得的各种利益。另有千年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MA)将生态系统服务定义为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效益，包括供给服务（例如食物和水）、调节服务（例如调控洪涝、干旱、土地退化和疾病）、支持服务（例如土壤形成和养分循环）和文化服务（例如消遣、精神、宗教及其他方面的非物质惠益），此定义目前被广泛接受和采用。
20世纪90代开始，中国学者对不同区域各类生态系统服务展开了一定规模的定量数据研究。随着研究不断深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与相关研究逐步从依靠监测或统计数据走向依靠遥感、地面监测等多元融合数据，从单点价值评估转向空间格局及其动态变化规律研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实践越来越多。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产品还是服务，取决于人类的需求与偏好，反映了人类对生态系统功能的感知和利用程度。例如森林中的树木，如将其砍伐作为建筑材料或柴火，得到的是生态系统产品，任其生长并享受其净化和美化功能，人们获得的是阻挡风沙和调节气候的生态系统服等。另外，更多的研究还证明了土地利用类型和强度的变化影响生态系统格局，导致生态系统服务及其关系出现剧烈的变化。一块土地种植牧草还是种植玉米，都会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出现不同程度的增减。由此可见各项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并非完全独立，而是以多种复杂方式相互作用，相互增益是理想中的一种协同状态，但更多的时候是此消彼长的权衡。当人类为获得某一种类型或某几种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时，就会有意或无意地对其他类型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能力产生影响。生态系统服务间的权衡和协同关系，往往反映社会—生态系统管理目标之间的冲突或共赢状态，因此如何优化生态系统服务间的权衡与协调关系是社会—生态管理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近年来，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价与研究出现了更为综合的文化视角，吸引了广泛的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的研究力量参与到全球环境科学政策制定与监管评价中，生态系统服务框架的研究方法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广泛应用。生态学的学科理论和方法对生态人类学的产生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生态人类学聚焦于人类活动与生态间的关系，生态系统服务恰好成为研究人与环境关系的最好的视角。第一，生态系统服务成熟的理论内涵与丰富的内容及其方法体系可直接应用于生态人类学的研究框架中，通过在生态系统服务的受益者(社会经济系统)与提供者(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建立数量和空间上的关联，体现其供需匹配程度、空间格局及其时空变化特征，为生态环境变迁研究提供依据；第二，生态系统服务有完整的分类体系以及量化评估方法、评价指标，可以帮助人们记录、描述和度量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物质、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福祉的方式和数量，能够为生态人类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路径。![]()
图：2022年在河西走廊进行课题调研，在受访人家中合影
二、河西走廊中段干旱地区土地利用及农、牧业格局变化
河西走廊地处黄河以西，是青藏高原东北缘和蒙古高原南部巴丹吉林沙漠之间一片呈东南—西北走向的带状区域。发源于走廊南侧祁连山的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条内陆河由南向北，滋养走廊间的片片绿洲，再注入蒙古高原西南边缘的沙漠戈壁中。其中走廊中段的黑河流程最长、流域面积最广，是中国西北第二大内陆河，阻挡着巴丹吉林沙漠的南移，构筑起西北干旱区域重要的生态屏障。特别是张掖绿洲以北与巴丹吉林沙漠南缘交接的缓冲地带，如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高台县罗城镇、甘州区平山湖蒙古族乡和内蒙古阿拉善右旗、左旗几个乡镇是阻止沙漠南侵，守卫绿洲及西北生态安全的“重要战场”。位于河西走廊中段北部，巴丹吉林沙漠西南边缘的明花乡属于典型内陆沙漠型气候，植被覆盖率不足20%，主要为荒漠草场，干旱缺水、植被稀疏、盐碱化和荒漠化严重等是这一区域主要的生态特征。为了守住生态安全屏障，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在这一区域近三十年间先后实施了退牧还草、土地开发、生态移民等多项工程，使当地土地利用方式和居民生产生活发生巨大改变。 以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为例，当地传统生计方式为畜牧业，人们分散在各家牧场，以驻牧形式利用草场维持正常的牧业生产，而非采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方式。零星的农业种植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末，当地政府调拨粮食籽种鼓励牧民在房前屋后小面积种植粮食以缓解吃粮问题。1964年，当地居民开辟莲花湖边子，深井子，前滩官龙泉，明海上农业等小块农业生产基地。一位82岁的前滩村村民回忆了当年农业生产的历史： 县上调了些粮食下来，留了些种子。前滩离酒泉农区近，和农区都有些亲戚往来，就这样教着种下了，收上了粮食，填饱了肚子。 20世纪70年代开始，当地有了更大规模的农业生产。1972年，当时莲花公社的湖边子、贺家墩、黄土坡三个生产队联合起来开垦农场，打井3眼，开荒400多亩，搬迁8户45人；明海上农业打井4眼，开荒2 000多亩，搬迁20户100多人；前滩农场开荒1 000多亩，搬迁15户50多人。1976年，开发草沟城农场，开荒1 000多亩，打机电井7眼，次年春搬迁落户11户52人。其后，草沟城农场因为地层沙子过细，在机井中沉淀严重，致使供水量减少，机井先后报废，搬迁群体1980年返回本村。其他集体农场大部分搬迁群体在1983年实行“大包干”后返回自家牧场。 改革开放前，明花乡的农业生产主要集中在上农业、西农业、莲花和前滩等村办集体农场，总体面积和参与人数有限，全乡依然以牧为主，农业作为牧区副业发展。为加快推动农业发展，1992年明花乡建立了农业综合开发区。在之前土地开发的基础上，同时实施移民开发，发展高效农、牧业经济。这一时期，明花乡的土地利用在方式、格局和强度等方面大体经历了三个变化阶段： 第一个阶段：政府规划的土地开发与农业定居。从1992年开始，明花乡及附近乡镇共110户376人迁入农业开发区，打井取水，开荒造田，开发土地7 000亩。1995年利用“国家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和“两西扶贫”专项资金陆续开出方田46个，开发荒地约2.3万亩。1998年，明花乡安置移民78户263人，整治荒地2 000亩。至2003年初，明花乡共开发荒地3.8万亩，配套灌溉井208眼。 通过这一阶段的农业定居开发项目，明花乡将分散居住于荒漠干旱草场上的牧民集中搬迁至农业开发区定居，学习农耕技术。一位从莲花湖边子村迁到双海子村的村民讲述了当年移民搬迁的情况： 我们家兄妹三人，我和我兄弟搬到了开发区，妹妹就留在了老家，老家还有10 000亩草场。当时过来这边人均5亩地，哎呀，当时觉得地太多了，也不会种嘛，主要种小麦，那个最简单嘛。 明花乡1969年—2003年农作物播种面积数据如表1所示。可见70年代农业种植面积有小规模增加，但在改革开放后又出现了回落，农地呈零星点状分布。1992年实施农业定居项目后，农田面积迅猛增长，到第一个定居阶段结束时，即2003年，农作物播种面积已经较定居前增长了47倍之多。表1 明花乡农作物播种面积变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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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阶段：伴随生态移民的土地开发。在加快推进明花乡农业综合开发区建设的同时，以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启动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工程为契机，2003年当地政府决定实施生态移民工程，将其作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推动产业转型，实现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截至2008年7月，明花乡共安置祁连山核心区生态移民604户，2 124人，占当时全乡人口的72%，完成土地整治17 100亩，开发方田38个，新打130口深井，配套标准羊舍大棚761座。
从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到执行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政策期间，明花乡在安置生态移民的同时，经历了一轮土地开发热潮。大量外来资本不断涌入，导致当地土地价格飞涨。 2003年买的这个荒滩，400块钱一亩。比我早买一年的，才200—300块钱一亩地，当时买了500亩。前滩这边很多荒滩都卖掉了，他们本地人没有钱开地，就把自己家2 000亩草场，卖出1 000亩，然后用卖地的钱再开自己剩下那1 000亩。那会儿都是这样的。 第三个阶段：生计策略调整形成农、牧业土地利用新格局。当地村民生计策略的变化和调整一直贯穿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变化中。农业技术的习得是生计策略转变的基础，一位80后村民讲述了父辈早期掌握农业技术的状况： 我们家的地租了一半给会种地的高台人，然后就是跟着学，别人种什么我们就种什么，别人施肥我们也施肥，这样就学得快。村里其他人都和我爸爸开玩笑，是不是（化肥）瓶子里面装的是别的东西，晚上是不是偷偷打药了，我们地里才长那么好。 与农业技术的习得相比，土地的质量更是决定移民定居稳定性的关键条件。一位60后村民讲到自己从农业定居点搬回老家牧场的原因： 我们是最后一批到定居点的，分的地都在沙漠边缘。那个地沙太大了，一直改良不过来，种了几年都赔，我们瞅着情况不行，就回老家继续放羊了。 2007年退耕还林（草）政策加强了对耕地的管控，明花乡个人开地行为得到遏制。但是经历了上一轮土地热潮的村民对土地的价值有了新的认知，土地的流动在农业定居点的边缘日益活跃，生计策略的调整与改变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我们当时没有搬到定居点，在开发区也没有地。后面老家的草场退化也放不了羊了，我们就在西农业买下了些地。老家的草场卖给一个酒泉老板了，他又开了300亩地。 农业人口的增加带来了农业生产面积的扩张，不断挤压传统牧业的生产空间。在传统牧业区域，土地利用类型和格局出现变化，开荒、流转面积不断增加。因为干旱，草场退化，从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牧区向农区“借牧”现象，在这一阶段成为当地解决草场与饲草不足的普遍举措。由此，明花乡的农、牧业发展中，形成了新的土地利用强度和规律。一位80后村民描述了自家一年的生产过程： 虽然我们在定居点上，但是基本上家家户户还是养着牛和羊的，4月底到10月初，就把羊放到草场上找人代放。庄稼收了就把羊赶到地里，羊就吃地里的玉米秆子，再添加点燕麦墩子或者苜蓿就行了，自己家的农田比较小，放不了那么多羊，冬天的时候也租别人家的农田放羊。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过三十多年，明花乡农业综合开发区的建设基本结束，一大批牧民走上定居发展农业的道路。明花乡也从传统的牧业社会转变为一个农牧兼营，甚至以农为主的移民社会，在整个过程中土地利用的类型、格局和强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图：在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苏干湖村，与村里的牧民讨论草原生态与禁牧问题
利益相关者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是人们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偏好、态度和价值观，反映了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复杂作用关系。因而对生态系统服务可用性变化的感知，也反映着环境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与生态系统管理目标的差距。为更清晰捕捉土地利用变化后当地居民对各项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评价，我们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基于《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评估框架》，将自然科学测量的生态系统指标，例如地下水容量，土壤酸碱度，氧气含量等，转换为与社会科学有关的变量，如当地居民的生计、文化和健康，生态安全和发展的公平性等。在预调研后基于当地实际情况最后确定了28项生态系统服务项目，包括供给服务8项，支持和调节服务10项和文化服务10项。生态系统服务的可用性变化感知分为五个级别，5=明显增加，4=有所增加，3=没有变化，2=有所减少，1=显著减少。共回收有效问卷128份，其中男性占比62.94%，女性37.06%；50岁以下24.15%，51—60岁57.28%，61岁以上为18.57%；裕固族55.47%，汉族33.59%，藏族10.94%。
问卷分别从水源、柴火、药材、矿产，牧草、食物、建筑材料等八个方面完成生态系统供给服务可用性变化调查。总的来说，生态系统供给服务中有六项被超过一半的人认为减少，其中水、饲料和药材被多数人评价为明显减少。如表2所示。![]()
供给服务是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各类产品，例如食物、燃料、洁净的水和生物遗传资源等，这些产品是当地人维系一定质量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首先，“水”被认为是干旱地区生物得以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是保障人们进行生产生活的根本。研究显示有74.33%的受访者表示明花乡现在水资源可用性减少，其中42.79%的受访者表明水资源的减少程度明显。其次，“牧草”成为水资源之后可用性下降最多的一项生态系统供给服务，有40.34%的受访者认为牧草可用性显著减少。再次，被感知减少的分别是“药材”“制作生活用品的材料”和“矿产”。最后，生态系统供给服务中“建筑材料”和“提供食物”被认为变化不大，其中有47.20%的村民认为建筑材料的提供没有变化。 虽然生态系统供给服务的“产量”可以被明确测量，例如地下水储量，牧场的理论产草量等，但是从环境利益相关角度出发，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应该是建立在人类生计、安全、文化和健康等需求满足度的基础上。因此可用性变化的感知强调的是当地居民的主观感受，与人类福祉之间的关系包含当前和未来两个方面，既有对当下情况的感知也有对未来变化趋势的判断。例如，在土地利用未发生变化之前，当地村民依靠少量的水资源即可满足生产生活需要。而在农业生产中，以农田灌溉为例，一亩田一年的耗水量约在350—400立方米，按照人均5亩田计算，农田灌溉人均年耗水量近2 000立方米。即便如此，村民仍感知水在显著减少。 对生态系统的过度开发可能会暂时提高人们生产生活的物质水平，但是既定的开发规模和速度在未来能否可持续则需要被重点考虑。
支持和调节服务是指生态系统过程的调节作用，例如气候和降雨的影响，以及生产其他生态系统服务不能或缺的服务，如维护空气质量，净化水源，制造氧气和形成土壤等。支持和调节服务不同于供给服务，与产量水平无直接关系，更多取决于生态系统某一指标调节能力的增强或减弱，主观感知能较大程度反映其客观变化。在生态系统支持和调节服务的可用性变化感知中，阻挡风沙和土壤流失、改良土壤、调节气候、在村落中提供庇荫和休憩场所以及生产场所都有增加，唯有野生动物生存场所被认为有所减少。如表3所示。![]()
当地居民对支持与调节服务意见较为统一的分别是：共有74.57%的村民认为“野生动物生存场所”在减少；有59.29%的村民认为“阻挡风沙”生态系统调节能力增加。“改良土壤”“有利于土壤形成”“提供庇荫的场所”“生产场所”和“调节气候”五项调节和支持服务，分别有49.16%、47.59%、46.24%、48.85%和44.73%的村民认为在增加；另有31.32%、31.38%和33.87%认为“提供庇荫的场所”“生产场所”和“调节气候”在减少，说明这三项服务的感知结果出现了较大的两极分化。关于“食品安全”，当地居民的感知也出现较大分歧，有37.46%认为在增加，34.89%认为没有变化，另有27.65%认为在降低。 自2001年起，当地实施“三北”防护林建设四期工程，二十年多来防护林的效益得以显现。随着农田开垦，防护林一步步向沙漠中推进，阻挡风沙侵蚀、调节气候、防止水土流失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得到稳固和增加。虽然支持和调节服务整体呈现增加趋势，但不能忽略小部分人群未被满足的需求，需进一步探究原因及对策。贫困和弱势群体往往被认为更容易受到生态系统退化的伤害，而资源获取能力较强的群体更易找到生态系统服务替代方案，例如增加化肥使用量来提高肥力，购买或租赁更多的农田扩大生产场所以及迁出外地就业等。解决群体共同利益和个体利益冲突的问题，才能确保当地所有人公平获得生态系统服务的份额。
文化服务是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取的非物质惠益，例如以消遣娱乐和美学欣赏等方式丰富精神、发展认识。文化服务并非生态现象本身，而是长时间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之间复杂动态变化过程的结果。因此，文化服务与人类的价值观与行动、社会经济及政治组织方面的制度模式密切相关，是有效解释复杂社会与生态系统关系的框架与指标。如下表所示，当地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中仅有“休闲娱乐”和“生态旅游”出现增长，“精神放松”“仪式”“地方感和归属感”“与祖先的联结”和“文化遗产价值”等选项均显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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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文化服务可用性变化感知整体呈现减少趋势。所有维度中“精神放松”和“仪式”变化感知较为集中，分别有48.25%和47.51%的村民认为有所减少。“老家的归属感”“与祖先的联结”被认为是人们对特定地方的依恋和认同，对地方产生的特殊情感体验和纽带。地方感需要当地村民通过在生态系统中进行各类活动来创造和维持，活动与举办场所的关系密不可分，分别有42.75%和42.60%的村民认为在减少。传统乡村社会普遍存在一些制度化的仪式，以及以物质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遗产，如当地古城遗址及墓葬群、口头传统和技艺等。41.77%的村民认为“文化遗产价值”在减少。“美学价值”是人们从生态景观中获取的视觉感知和愉悦心理，人类活动强度能直接影响生态景观的质量，当地居民是环境的塑造者和体验者，在独特环境下形成独有的乡土文化和地方情感。随着土地利用发生巨大变化，一部分草场生态景观被改造成了农田生态景观，村民逐渐与传统牧业的日常生活、生产和文化实践场景相分离。被拉大的空间和心理距离影响了他们对传统社会、游牧文化和自我身份的认知，进而对削弱了他们对文化服务的感知，故而“美学价值”被40.72%的村民认为在减少。
通过探究土地利用变化后利益相关者对生态系统服务可用性评价，可以发现土地政策、生态管理措施与当地居民生态系统服务需求之间的冲突。以下从当前与未来、共同利益与利益冲突以及文化与环境的互动三个角度对权衡和协调生态系统服务做出分析。
生态系统供给服务对维持当地居民一定质量的生活及可持续生计至关重要。如水资源在生态服务系统中处于基础位置，随着人口增长、气候变化和生产生活方式改变，水资源供给压力越来越大，不断增加干旱地区的生产成本和生态风险。明花乡的农业灌溉用水完全来自地下水，而河西走廊的地下水主要依赖祁连山高山降水和冰川融水补给，且补给速度较慢。随着农业土地面积和农业用水量不断增加，环境利益相关者有明确的认知和策略。现在很多地都租给外来的老板了，老板们资金雄厚，不断开地，打井抽水。调查团队于2022年8月14日在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双海子村的田野调查材料。 外来资本进入乡土社会，对自然资源的选择有其基本逻辑，具有明确的生产成本导向： 之前我在高台的许三湾包地，那边的规定是一亩地一年可以用300方水，超过部分水价就会翻倍涨。但是明花这边，规定是400方水，这边政策宽松些，所以我们都在这边来包地了。调查团队于2023年8月22日在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西农业片区的田野调查材料。 要解决生态系统供给服务的供需冲突问题，并非仅仅提高某一类生态供给服务“产量”以满足当下需求即可一劳永逸，而且自然界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及其数量往往是无法实现人为提高的。维持当地居民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不会耗竭生态资源或者破坏生态系统，同时不会给其他人或者后代的生计和福祉造成损害。为了满足当前需求对生态系统过度开发可能会解决眼下问题，但局限于较小的时间尺度，着眼于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供给能力，还需要考虑当前需求与未来发展的协调与权衡。 调查数据显示，当地天然牧草的减少和牧场退化是不可忽视的问题。首先因为明花乡地处蒙新干旱气候带边缘，日照时间长，降水量少，蒸发量大，气候条件直接影响植被生长和牧草产量；其次是利益驱动导致当地草原载畜量加大；同时因土地大规模开发，地下水超采导致水位下降，牧草生长条件恶化；最后，是当地生态系统的特殊性和各民族群体基于生态环境累积的地方性经验和知识被忽视。因为生态资源的分布特征，在较长时间阶段中，基于“移动”的传统牧业方式被认为是利用绿洲边缘广阔荒漠、半荒漠和沙漠区域自然资源最佳的方式，能最大化利用那些农业无法开展的环境资源。如果在不适合耕种的地方发展种植业，往往容易导致土壤肥力耗尽，让当地传统产业也难以为继。历史上我国北方在农牧演替的过程曾多次证实，因违背规律的垦荒种植破坏原本的生态系统，导致土地退化继而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甚至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的兴衰成败。 我们祖祖辈辈选择放牧的方式，就是最合适这里的生存方式，这是祖先的智慧，不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农业需要的用水量太大了，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合大面积搞农业的。
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开始投入大量资金在河西走廊先后实施“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退耕还草、恢复和保护祁连山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风沙治理工程等，生态环境的改善对生态系统支持与调节服务提升有极大正面效益。但生态系统支持和调节服务可用性变化的感知评价依赖于利益相关者的感性认识，根据利益相关者的经验和感知进行主观判断，不同身份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出发点大多并不一致，因此感知角度和结果也会出现差异。其中值得讨论的是通过技术手段来增加的支持和调节服务，例如“土壤形成”“改良土壤”和“食品安全”等服务不会自动给予环境中每个生物体公平享受机会，反而类似技术往往可能掩盖甚至加剧环境问题。一定条件下问题若集中爆发，生态系统失衡的结果会对本地生态系统服务依赖程度较高的群体产生更大影响。土地不仅是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存、生活空间，更是复合性的生态总体，会因为人类的生产活动而发生一定的改变。例如通过大量资金投入，以现代科技方法弥补土壤生产力不足，是外部资金进入当地后提高单位土地生产利润的普遍方式，但对于当地人而言，则同时会有更多方面的考量。 他（一位包地500亩的外地老板）一次施肥就是5万块钱，一共6个肥，就是30万，打（农）药也特别厉害。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投，另外想着地里的草还能喂羊，也不能打那么多（农）药。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以人类福祉的实现为价值旨归。人类的福祉由多种要素构成，除了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维持生产生活的物质条件以外，还有健康、公平和安全保障等。这表示在社会关系中，不能降低甚至侵占资源获取能力较弱群体公平获得生态系统服务的权利。明花乡日照充足，在传统牧业中，为了给人居房屋和牲畜圈舍提供庇荫空间，当地人通常会在房前屋后栽种白杨、沙枣等树木。引水浇灌树木是村民默认的责任，砍伐和毁坏树木被严格禁止和限制。当地村民在有限的水资源中要分配一定比例保障田间地头的树木灌溉等生态用水，而外部资本新开垦的大面积连片土地则不需担负此项义务。研究案例中土地利用变化导致一部分人从中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却因此减少甚至失去了对相关资源的使用权，特别当外部力量进入对当地生态系统服务权益进行重新分配时，此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生态系统是一个联动的整体，是世代演化下所有生物体共同构成的生态整体。在一个完整的、理想的自然生态系统中，人与各类动植物等多样性物种共生共存，以适宜当地生态系统的特定方式合理运行。伴随人类活动范围和影响的扩大，土地利用变化同样会使野生动物的栖息场所受到极大影响。任何生态系统中各物种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保持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健康发展的基础，当某一物种因生存环境导致数量减少甚至消失，势必会影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继而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文化服务在社会因素和生态系统中是最不易进行调节的服务，且容易受到环境变化和生态系统退化的影响。对生态系统的依赖程度和利用方式不同，对文化服务的需求也不尽相同。传统畜牧业是河西走廊—祁连山区域各民族群体世代传承的生计方式，孕育了各民族整体的传统文化体系，原有土地利用方式保证当地群体在一定范围内延续传统的牧业生活，守护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一段时间以来，草原文化被简单曲解，但是通过我们的田野调查可以得出结论，农、牧业演替过程中，传统牧业文化中的群体显示出对生态系统的高度依赖和更为全面的认知。传统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与环境长期互动，会累积形成一整套适用于当地生态条件的、具有较强弹性和容差率的知识系统，此类知识通常并不为外界所认识，但却蕴含了多样性的生态智慧和对自然资源可持续的互动、经营方式。 土地利用变化带来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土地利用结构和土地利用类型影响着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土地利用格局影响着生态系统的面积和空间分布，土地利用强度影响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提供的能力和人类的需求。变化过程中原有生态环境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重大改变，致使群体忽然意识到以前的生活场景、生产场所对其文化意义的价值，因此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显现极大的依恋和需求，以及需求和感知之间的差距。例如田野对话中村民将草场中的房子称为“老家”，表达了对出生和成长空间的深层认同，强调地方在家族历史、个人身份及其象征意义方面的重要性。草场对世代生活于斯的各民族而言，远远不是简单的自然空间构成，同时承载着民族的历史和群体的记忆，已经成为他们的文化空间和群体心理空间。因为生计改变而远离传统的草场生活使当地群体，特别是拥有传统生活记忆的中老年人群普遍产生心理层面的失落，一位53岁的裕固族村民讲起自己的老家： 我父亲姓安，母亲姓白，两个姓都是裕固族中的大家族。这片草场都是白家的，这附近的人都是白家的后代。这里是我们的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的。现在这些年轻人，都讲不清楚家族的历史了，老祖宗都要忘记了。 文化服务建立在人与生态系统牢固的联系之间，被认为是解释人类与生态系统关系的最新方法，也是保护生态系统的重要工具之一。人们对文化服务的感知和偏好塑造了特定的环境态度和行为规范，如当地裕固族的水源“神圣性”观念以及相应的仪式、行为等。 我们裕固族代代相传的歌中唱了祖先迁徙的艰苦过程，因为一路上没有水，人和牲口都要渴死了，最后是骆驼还是公牛找到了泉眼，我们的祖先才活了下来，定居在这里。长辈就教育我们要特别珍惜水。 伴随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精神特性丧失，文化服务持续消退，传统社会中关于环境的禁忌也将随之削弱或改变继而将对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安全，以及社会关系的和谐产生重要影响。生态系统文化服务评价的目标是将工业文明基础上形成的现代科学信息体系与传统的，或者地方的知识体系对接并融入生态系统服务评价过程，以建构理解和评价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的新框架，进一步支撑区域或更大尺度的文化服务。这一建构过程将成为当前乃至未来人们尝试解决生产生活实践与生态系统间张力的重要经验和主要路径。 我们所聚焦的田野是巴丹吉林沙漠南缘、河西走廊中段的一个小地方，但是当地在大规模实施生态移民、牧民定居等工程后，农业发展和土地利用变化引发的生态系统服务变化在西北干旱地区具有较强普遍性。如研究中的个案所示，定居推动了当地农业的发展，继而改变了土地利用的类型、格局和强度，同时也改变了自然景观以及当地居民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态度。这一系列的变化，影响了当地农、牧业的生产格局与比重，从根本上重构了人与土地的连接关系，并体现于生态系统物质提供、能量循环以及非物质效益等生态全过程。生态系统供给服务是保障当地居民维持一定质量的生产生活的基本物质条件，单向度目标引导下的开发可能暂时会提高生态资源的利用率，获得较好短期收益，但有可能对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留下新的问题。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在干旱、生态资源脆弱的区域，需要以“生命共同体”为立足点，在地方群体与生态系统的互动中找到当前需求与未来发展的平衡。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长期共生共存，显现“生命共同体”的基本特征，谨慎保持应有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健康发展的基础。当下，新的发展格局推动了乡土社会结构的重构，人们的利益关系也发生改变，不同主体之间的勾连博弈日趋紧密化、复杂化，特别是在地群体之外的多方力量介入后，掌握了资本、技术、知识和其他相关资源的一方将会获得更多额度的生态系统惠益，极大增加了既有的人与自然间关系失衡的风险，对在生态系统中资源获取能力较弱群体的健康、公平和地方生态安全造成消极影响。生态系统服务建立于人与生态系统互动之间，是人们生态实践的过程体现，也是生态系统保护的重要工具和衡量体系之一。人们在与生态系统长时间互动中塑造了特定文化服务偏好、环境观念、行为与态度，传统的地方知识体系承载接续具体环境中人对自然可持续经营的理解与规范，对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良好的社会结构至关重要。整体的生态系统服务应当包括内生于当地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兼具的本土经验维度，有利于地方群体的情感支持和主动参与，并体现于发展实践。要给予地方群体参与环境评价和政策制定的机会，从当地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和环境利益相关者的感知与需求出发，形成当前土地利用、生态保护的基本策略，将地方生态经验和传统知识融入现代化的生态决策框架。这不仅能进一步提升生态人类学中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解释力，同时还将在更广阔的实践层面拓展生态人类学的应用价值。（为方便阅读，参考文献及注释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或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