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小平，胡薇薇｜清至民国时期粤盐销滇研究

（一）粤盐销滇的历史

　　官府主导的粤盐销滇从清乾隆五年（1740年）正式开始，直至民国时期仍然存在。

　　这一时期为云南向广东采购海盐的初期阶段，既有民间商贩的自发行为，更有政府的采购举措。规模则从最初的借销粤盐33万斤销文山县扩大至开化府地区的120万斤左右，并形成了定制。

　　道光二十年（1840年），受鸦片战争等因素影响，运路阻塞，“纲败埠悬，此典久废而不举矣”。滇粤“铜盐互易”正式宣告结束。

　　宣统二年（1910年），在云南官方整顿滇盐办法中明确提出“开化、广南边岸，一并运销黑井区盐，借销粤盐至此遂完全停止矣”。亦即随着云南新盐井开发和盐产量的增加，原来借销粤盐的滇东南地区已经完全可以由滇盐填补其空缺，暂停了借销粤盐行为。

　　可见，民国时期开广边岸继续借销粤盐，既有粤盐销滇的历史基础，又有因滇盐产量有限而无法完全满足边岸之需的客观因素，这一点时人已经认识到了：“开广边岸，借销粤盐，由来已久，现时只好继续办理，以后应督饬内地各井，积极整顿，增加产量，恢复旧观，以免仰给粤盐。”借销粤盐无疑只是权宜之策，要想摆脱滇东南地区对粤盐（包括越南海盐）的依赖，从滇盐自身增产提质、垫支薪本、补贴脚费做起才是根本解决之法。

　　综上，清代粤盐销滇地区主要是滇东南的广南、开化、宝宁、文山四府、县，广西府、弥勒州、师宗州、罗平州虽有一段时期的运销，但并不是粤盐主销区，而东川府则为临时销区。

就清至民国时期粤盐销滇区域的整体变化来看，民国时期粤盐销区较之清代销区有缩减。就两个时期自身来看，清代粤盐销滇地区经历了“初期稳定—中期增加—后期减少”的动态变化过程；而民国时期基本上呈现出持续减少的趋势，且保留运销粤盐的地区同时还行销滇盐，事实上是滇盐、粤盐混合销区。

上面考察了粤盐在云南的销售地区，这里再来考证一下粤盐从广东盐场到云南销地的运输路线，正是这条商道将广东海盐产地与云南滇东南销地紧密连结起来，粤盐、滇铜及其他物资在这条商道上流通，可以说是中国西南连通东南沿海地区的重要通道，值得系统考证。粤盐销滇从广东经广西入云南，既有水路又有陆路，路程长，路况复杂，并受地理环境与气候制约较大，这些因素对粤盐销滇的规模、时效性都会产生影响。

（一）清代粤盐销滇运线情况

　　《滇南志略》记载进入云南道路有经贵州、四川、广西三条，“由粤者经桂平、苍梧，溯浔江而上，抵南宁，至养利，入龙英土界，而后至广南，其间溪洞阻深，丛薄窔奥，盗贼之所出没，瘴疠之所熏蒸也，难矣哉，倍蜀道矣。……（雍正）十一年，总督尹继善分檄滇、粤两省领帑兴修，舟行无碍，而水道开矣。宝月一关，板蚌、者宾各汛，分兵防守，而旱路通矣，至今滇铜、粤盐，百货辐辏于其途”。可见，明代由广西至云南道比从四川进入云南道更加艰险，清代为了保障滇粤“铜盐互易”的运行，官府对滇粤水陆运线同时进行了全面整治，路况比明代有了较大改善。

　　早在乾隆四年（1739年）清廷商议粤盐销滇时，其路线就已明确，“题准由广东运盐百万斤至广西百色地方，由百色至云南罗平、师宗等州”，即粤盐由广东运至广西百色，再由百色分别运输至云南的罗平州、师宗州、广西府、弥勒州等地。嘉庆十七年（1812年）议准粤盐抵百色后由广南府、宝宁府派员来接收，可见，粤盐在云南的运线又延伸至广南府、宝宁府。

　　从里程上来看，粤盐运滇大概50余站路程，“广东由广西至滇，仅五十余站”，其中，从广东起运盐处至百色略超过一半路程，“惟盐帮自东省开行运抵百色交卸，计程二千六七百里”。粤盐运滇全程超过5 000里，实为横跨东西的长途运输。

从滇粤商道总体来看，滇东南至剥隘段为陆路，剥隘至广西百色段为水运，百色至广东段为水、陆结合，并以水运为主，“盖滇省委员赴各厂领铜，由陆路运至剥隘，再由水路运至广东，……粤省委员赴仓领盐，由广东水路运至百色，将盐斤交收清楚，始行赴滇，再往各厂领铜，由陆路运至剥隘雇船运回”。可见云南剥隘、广西百色是这条特殊商道的重要中转地，其中，剥隘为滇铜运粤中转地，百色为粤盐运滇中转地，这两地皆处在商道相对中间位置，且交通较为便利。事实上，从气候条件来看，这两处未必是最适合的，由于百色、剥隘夏秋季节往往因瘴气而难行，故而粤盐、滇铜经过这两地基本上都选取春冬季节。

　　就运输时长来看，由于受运力、交通条件和沿途气候环境的影响，粤盐运滇和滇铜运粤花费时间都在半年以上，“伏查前项铜斤自厂所运至剥隘，定限二百二十五日，自剥隘运至广东省城，定限八十二日，共该限三百零七日”。另据记载，自“铜盐互易”以来，即乾隆十九年至乾隆五十五年的36年间，“止共计运到粤盐三十一次”，平均一年运销一次都做不到，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滇粤间商道的复杂性。

　　就运输的时间安排来看，为了应对百色、剥隘两个中转地夏秋季节瘴气盛行之苦，基本上销滇粤盐选择秋季从广东出发，“若今年广东于秋间运盐起程，约冬间可抵百色”，然后等到第二年春季从百色运至云南。而云南官员亦选择秋季运滇铜出发，“云南亦于秋间运铜起程，初冬可抵剥隘，岁底运盐起程，明春亦可运至百色”。这样一来，滇铜、粤盐运输都同时避开了夏秋时节途经剥隘、百色问题。

　　就运输工具而言，从广东至云南剥隘的水路为木船，而从剥隘至云南粤盐销区则以牛马运输为主，雇脚夫运输为辅，“于时东川官设牛马站，通百色，……而路险阻，车摧折，牛马多死，铜盐耗失……请夷路用车，险雇夫役”。换言之，陆路运输险路以人背马（牛）驮为常态，平地以车为常态。

　　就粤盐运销云南的承运者而言，前后有变化。初期做法是云南官员负责将滇铜运输至广东，广东官员将粤盐运输至云南，即各自完成全程运输。后来，鉴于在实际运输过程中两地官员对不同环境下的水陆路况不熟悉而导致延误、失事等问题频发，对双方铜盐运输都有贻误，故而经过两省协商后各自负责运输较为熟悉的路段，“今议将粤省应需滇铜，由滇省按年委员运至剥隘地方，交广南府设店收贮，于每运将次完竣时，先期咨会粤省专委一员，前来剥隘接运回粤，不必俟运盐之员到百色始行交替”。而粤盐也由广东官员负责运至百色，转由云南官员接手运至滇省销区。换言之，盐、铜分别运至剥隘、百色后，就地设店收贮，两边都不用等候对方，既不增加运费，又便利了双方。

　　从实际运输情况来看，相比明代多处阻断情况，清代滇粤商道为保障滇铜运输而进行疏浚后的确有了较大改观，但是，由于该商道横跨东西，运线长，水陆皆有，陆路道路多艰险，水运也常常面临河道阻塞、风急浪高等危险，延时到位是常有之事，“臣等查粤省官办滇盐运至百色地方交卸，近年每有迟逾，据该督奏称，实由滩河险阻，委员素不熟悉，以致挽运稽迟”。甚至在粤盐销滇过程中，一些滇省官员为谋私利，借船运存在风险这一客观事实私下将部分官盐私售，并谎报运盐船失事之事，如滇省委员永北府知事张彦珩口称的两船装载正耗红盐共三百五十包在百色城外河上尽被烧失案，再如乾隆十六年（1751年）三月报运至西省（广西）土田州地方上滩遭风又漂失盐四万九千八百余斤一案。这两起失盐案无疑是官员将官盐私卖自肥的典型案例。

　　然而，即使滇粤商道运输存在上述困难，但与滇东南和滇盐产区（主要是黑盐井区，后增加了磨黑盐井）之间道路状况相比，滇粤商道因有水道还稍好一些，“且滇盐均须陆运，粤盐多属水运，不特价脚有轻重之别，即课款亦有盈绌之殊。自应仍销粤盐较为妥便”。这也就不难理解在官府没有借销粤盐之前民间已经有私下购运粤盐的事实了。

（二）民国时期粤盐销滇运线情况

　　民国初期，军阀割据严重影响了粤盐销滇的正常运行，原借销粤盐的滇东南地区被迫改销云南自己的黑井盐。然而，随着黑井卤水变淡、产量下降和煎盐柴薪成本增加等因素影响，滇东南地区再次出现了食盐供不应求状况，借销粤盐也再次提上议事日程，“黑井区产盐锐减，不敷运销开广边岸，故于十三年间曾一度由官设局借销粤盐，未久又以运道梗阻作罢。迨至十七年间开广复告盐荒，政府集议规复借销粤盐成案，采取寓禁于征办法”。正是由于滇粤商道运途长且艰难，民国时期粤盐运销云南方式也经历了由初期的官运官销向官督商运商销、包商承办的转变。

　　据《云南区蒙自盐务分局富宁官仓民国三十三年年报》记载，“粤盐来源由盐场直达广西横县之南乡为放盐处点，再运南宁，而分运左右江，左江到达龙县，右江到达百色，本仓原定计划招商委运，由南乡直达剥隘，中途设平阳分仓接收，再用小船分运，在本年内案招将运商之过程中会赴百色购运”，即这一时期粤盐销滇的路线由广东盐场出发，至广西横县的南乡储店暂存，再由南乡运至南宁，水运至百色。由百色到云南的这段路线，则“由百色通过右江到富宁县的剥隘，转销文山、西畴、马关、靖边、邱（丘）北、广南、富州等县”，可见这里的粤盐销滇路线恰好是商人李粹儒成立的开广七属边盐协济公司承运时期划定的文山、西畴、马关、靖边、丘北、广南、富州7个借销粤盐地区；而另一条分支是直接从南乡运至剥隘，再由剥隘分别运至与广西接壤的云南边岸地区。

　　不久，开广七属边盐协济公司以办理困难为借口，将丘北重新划为滇盐销区，粤盐销区减少一区。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商人刘维新取代李粹儒成为新的招商认包额人，积极为滇东南原借销粤盐地区组织运销云南磨黑场井盐，“交由元江转运处运至斐脚，再由斐脚转运处运至建水，转运蒙自交边盐局定价分售”。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实行统制盐务时，“惟富州属距省窎远，井盐运输不易，仍从地方习惯，暂准借销粤盐，招商强吉文组设利济公司，认额认办”。即到1935年时滇东南地区只剩富州一处仍借销粤盐，其他原销粤盐地区已经全部改销滇盐，而粤盐销滇运线的云南段也只剩剥隘至富州这一条。

　　事实上，民国时期广西战事多发，粤盐销滇商道经常受到影响，民国二十年（1931年）财政部电文中就提到为了保障商道安全请滇军护运一事，“据称粤盐由百（色）剥（隘）运滇，现因桂省军事发生百剥一带，交通梗阻等情，仰即切商滇省政府酌调得力军队前往以资护运”，并提出新的粤盐运滇路线“所请假道越南由河口车路入口”，只是基于实际困难这一提议未能实现。可见广西战事已经严重影响粤盐销滇的正常运行。抗战以后，广西受战事影响更大，商道受阻，粤盐无法通过广西正常运销云南，粤盐销滇运线多次中断。

　　总之，粤盐销滇运线是一条非常特殊的商道，水陆并运，陆路多险阻，水路多急流，同时还受剥隘、百色重要中转地的环境影响。在这条商道上，百色、剥隘为两个重要中转点，而广东海盐和云南铜则是滇粤省际贸易运线上的大宗商品。

粤盐销滇规模一开始就高达100万斤以上，最多时超过200万斤，在当时很好地解决了滇东南地区缺盐问题，并且在协助滇盐抵制越南私盐侵销开广边岸方面有着重要贡献。

（一）规模——“N”字型波动

　　乾隆年间粤盐销滇一开始就定在100万斤以上，并总体呈现递增趋势。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云南每年以滇铜易换粤盐达“正耗二百一万七千三百余斤”，首次增至200万斤以上。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还维持在“年办正耗盐二百三十七万余斤”的水平。

　　嘉庆年间云南采购粤盐量比乾隆年间最高位时下降超过100万斤，但下降后在较长时期内又保持了100万斤以上的稳定销量。嘉庆三年（1798年），云南采购“粤盐正盐二百万斤，耗盐三十七万三千三百三十三斤零”，两者相加仍在230万斤以上，延续了乾隆时的高位水平。但是到嘉庆十一年（1806年），“每年配盐一百一十万斤”，即此时已经降至乾隆五年（1740年）官府开始采购粤盐时的数量，降幅很大，这些地区粤盐减少量则由滇盐来填补。在嘉庆十一年至二十五年（1806—1820年）的15年时间里，借销粤盐量又稳定地保持在110万斤至150万斤之间。

　　道光年间，云南采购粤盐仍然保持了嘉庆后期的规模，“每年运正耗盐一百四十二万六千七百余斤”。

　　光绪年间，云南采购粤盐数又有明显回升。光绪三十年（1904年）、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议定云南采购粤盐数额基本上回复到乾隆年间最高位250万斤的定额。

　　民国时期，借销粤盐时断时续，精确的借销数额记载也较少。民国十三年(1924年)因黑井盐无法保障滇东南销区供应，准备“借销粤盐4万余担”，虽然这次提议因为考虑到商道阻塞不通而作罢，但是4万余担（即400余万斤）的借销粤盐预算数应该是基于当时云南食盐缺口数而提出的。民国十七年（1928年）开广边岸地区因发生盐荒，导致越南私盐（交私）充斥边岸市场，政府通过提高越南海盐罚金（每担征罚金7元）的方式来保护粤盐（每担征税4元）在开广边岸的竞争力。这时借销粤盐，既解决了滇东南地区缺盐问题，又起到抵制外国私盐侵销云南边岸市场的作用。

　　抗日战争以后，广西因军事多发，商道常常受阻，但是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蒙自盐务分局富宁官仓年报记载来看，受大量人口涌入云南和滇盐产量不足的影响，广南、富宁两地仍然有粤盐销滇配销额度：配销富宁县粤盐10 679.55担（合1 067 955斤），配销广南粤盐1 881.6担（合188 160斤），两处共计配销粤盐约1256万斤。可见，在运输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这一时期粤盐销区却比此前有了一定扩展，配销粤盐量也重新回复至百万斤以上，实与当时云南成为抗战大后方后人口激增引发的食盐需求剧增有关。

表1粤盐销滇数额统计表

图1粤盐销滇“N”字型波动图

　　粤盐销滇数量的变化，背后反映的是粤盐在滇东南的销区变化。销区扩大，采购量则增加；反之采购量则缩减。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盐务月报》的说法恰好可以印证：“粤盐济滇，原定每月一千担，行销富宁及广南两县。自本年度起，决定将邻近富宁之西畴、马关、麻栗坡三地，划为粤盐销地，并已征得粤西局同意，每月加拨三千一百五十担济销云。”采购粤盐量增幅如此之大，无疑与新增西畴、马关、麻栗坡三地为粤盐销区直接相关。

　　粤盐销滇，解决了滇东南地区因远离云南盐井而长期缺盐的困境，对开广边岸地区的社会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历史上独特的滇粤“铜盐互易”，无疑是云南与广东省际贸易的一道亮丽风景，由此而形成的“云南—广西—广东”彼此互动又联为一体的区域市场，则可以成为引发我们思考的东西部协同发展的历史典型案例。

中国食盐运销的“引岸制度”，对不同盐产区的食盐销区有明确划定，销区各有界线，禁止越界运销。广东产海盐，产量高，生产成本与西南井盐、西北土盐相比偏低，从事食盐生产者众，“粤东沿海二千余里，民人大半以鱼盐为业”，在这种资源优势、生产成本优势、盐工人数优势下，受销区限制，往往出现产大于销的状况，“粤东近年积贮余盐甚多，每致风雨淋化”,即会出现食盐积存情况。

　　滇东南地区没有盐井，而滇盐产区离其地遥远、运途险阻，“查滇省产盐多在迤西地方，其迤东之广南、开化二府距井最远不下二三千里，且俱陆路挽运维艰”。道光《两广盐法志》记载更为翔实:“查滇省所产黑、白、琅、云龙、阿陋等井，皆系产于迤西，距广南均在二十余站之外，其迤南所产之抱母、恩耕、石膏箐等井，亦相距该府、县十六七站至二十余站不等，脚费较重，断难令其买食。即附近省城之安宁一井，相距该府、县略为较近，但每百斤较原销粤盐例价增银二两有奇至四两一二钱不等，价值增昂，民食较贵，难以令其买食。”因此，滇东南地区缺盐问题一直是困扰官府的大难题。而小商贩赴省城买运定销滇东南的黑井盐或安宁井盐，由于省城离滇东南地区遥远，道路复杂，运输成本太高，常常出现“贩户随路卖销”情况，能够解运至滇东南地区的滇盐十分有限。即使有滇盐运到当地，又因运费太高，盐价自然高昂，滇盐与粤盐两者相比民众更加喜欢质好价廉的粤盐。

　　清代滇东南地区出现缺盐情况，除本地没有盐井之外，还与移民入滇后人口剧增有关（即滇盐产量的增加无法赶上人口增加带来的缺口），“滇省产盐各井，虽间有溢额，亦不能加办百余万之多”。人口剧增使滇盐总体上产不敷销，致使滇东南一些原销售滇盐的地区无法保证滇盐继续运销，出现的食盐缺口需要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借销粤盐无疑成为首选。

　　民国初期滇东南地区改销黑井盐，民国十二年（1923年）之后黑井盐产量下降，无法再保障其所有销区，导致“开广边岸盐斤缺乏，民虞淡食”，滇东南地区被迫重新借销粤盐，而解决之法是由商人李粹儒投标承办粤盐运销事宜。可见，民国时期借销粤盐仍然是解决滇东南地区缺盐问题的重要途径。

　　清代广东铸钱本省无法提供充足的铜材料，历史上曾从日本等国采购洋铜，但这些进口的洋铜“因近年价昂，不能贩售”，自乾隆三十二年（1768年）以后，“并无洋铜到省”。广东铸钱原材料外部供应出现了问题，从国内寻找铜材料来源地替代势在必行。

　　云南盛产铜，从云南采购铜相较原来从日本等海外进口洋铜又有价格优势，“查洋铜每百斤，从前定价十七两，滇铜到粤买价运脚共十三两有零，核计成本，自以滇铜配铸为宜”。因此，滇铜无疑成为广东铸钱原材料的国内首选。

粤盐、滇铜来往于滇粤商道，促进了沿线城镇的发展。以广西百色为例，地处偏远，万山重叠，然而这样的极边之地却呈现出“水陆通衢，商贾骈集”的景象。而百色形成这一繁华景象之因，“若城厢外市肆喧阗，舟载马驮百货云集，类皆来自东粤以及滇黔，非土产也”，无疑与广东官员、商人运销粤盐和云南官员、商人运销滇铜频繁经过此地有直接关系，“市尘商贾多粤东来，其次滇南，亦有他郡寄居者”。而百色又是滇粤商道的重要中转站，盐铜运至此地需停留一段时间，代表滇、粤双方政府承运的官员、商人在此地进行货物交接，百色进而发展成为人员汇集、百货汇聚之地。

　　再如云南广南府，“内接粤西，外控交阯，蛮僚错居，号称夷疆要地”，这里滇盐、粤盐、越南私盐（交私）都不同程度存在，该地区已经成为当时滇东南的经济重镇。而原本默默无闻的广南府板蚌河，却由于“宝宁行销粤盐及各省采买铜斤，俱道出于此”，进而发展成为商船往来穿梭的繁华水道。

　　又如云南富宁县之剥隘，这里多条小河汇聚成大河，适合船运，滇铜陆路运输至此转换船运，粤盐从广西百色水道至此转为陆运，“小舟往来广西百色运输货物，此交通之利用也”，故而这里因其是交通要道而发展起来，“惟剥隘河量稍大，船通两粤，各种货物均由粤西百色输入堆集，剥隘本属商人及广南属商人，并马帮常云于此运取货物，络绎不绝，可为富州之一大商埠”。又因其地处滇桂交界处而称为“滇粤津关”。

（为方便阅读，参考文献及注释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及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