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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一、引言
二、文献综述、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文献综述
近些年，青年婚育观念和婚育行为越来越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单身、同居、丁克等行为具有了和以往青年世代不同的意涵和特征。在已有的关于青年婚育行为的研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视角。
一是从个体化视角对青年的婚育行为进行探讨。贝克所提出的个体化进程包括以下几个特征：去传统化；个体的制度化抽离和再嵌入；被迫追寻“为自己而活”，缺乏真正的个性；系统风险的生平内在化。人们寻找伴侣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内在需求，获得情感支持和个人幸福。西方的个体化是制度化的个体化，而中国的个体化是一种国家管理下的个体化，由于国家没有给予相应的制度保障与支持，中国的个体为了再嵌入，被迫回到家庭和私人关系网络中寻求保障。张景燮则认识到东亚社会的个体化不同于西方，他认为东亚社会的去家庭化、个体化是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这是压缩现代性作用于家庭的一种表现，是一种无个体主义的个体化。诸多学者用个体化理论框架对青年的婚育行为进行分析，在个体化进程中，青年一方面越来越追求自我，表现为单身、离异等现象的不断增多，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在婚育方面还仍然保留着传统的特征。
二是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青年婚育行为展开研究。该视角注意到女性的个体化对其婚育观念和行为产生影响，现代女性逐渐脱离传统的女性人生轨迹模式，追求“为自己而活”，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女性的要求。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她们越来越追求在公共领域实现自我价值，然而在家庭这个私人领域中，依然沿袭着传统的性别分工。在机会成本下，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自我发展与婚育之间进行取舍，从而导致婚育推迟，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终身未育率的提高。加之女性主义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社交媒体不断再现、祛魅和重塑婚恋，青年女性在婚恋中呈现出不安全感，使得她们会更谨慎地对待婚姻和生育。
三是从家庭经济学视角对青年婚育行为进行研究。随着结婚成本的不断提高，农村青年男性在全国婚姻市场中处于最弱势地位，因此受到婚姻挤压，面临着成家不易，守家更难的状态，一部分人由于无法成家而进入到消极躺平状态。贝克尔认为生育子女不仅是居民家庭的重要“生活需求品”，也是考虑“成本—收益”的社会经济决策。在结婚成本不断上升的同时，养育成本也不断攀升，在“成本—收益”的考量下，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观念。婚育成本的不断上升导致年轻人不得不推迟婚育。
在家庭现代化进程中，诸多学者都用新家庭主义来解释当下中国家庭的变迁。康岚认为在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中，导致了以家庭价值的稳固和个体意识的崛起为双重特征的“新家庭主义”。阎云翔总结了新家庭主义所具有的四个基本特征：第一，家庭伦理转向下位优先；第二，亲子一体的代际团结；第三，亲密情感的私人性；第四，家庭发展与个人发展相平衡。家庭既是一个满足个人情感诉求的亲密共同体，也通过代际团结发挥着社会支持网作用，是一个风险共担体。李永萍则指出不同于传统家庭主义的伦理本位，新家庭主义是现代化进程中家庭功能调适的产物，具有鲜明的功能本位色彩。新家庭主义的“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代际团结不仅没有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减弱反而进一步加强了，代际不断加强合作以此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二是寻求自我和家庭之间的平衡。青年不再是家庭利益至上，而是在满足家庭利益诉求的同时，尽量平衡自我情感、发展或者娱乐休闲等方面的诉求。三是年轻人自我与家庭之间的平衡往往建立在代际之间的不平衡上，即父母通过不断地自我剥削，优先小家庭利益的方式以满足子代的需求。因此，新家庭主义是由情感、伦理、自我、经济等方面整合而成的“成本—收益”的综合考量模式。这是一种贯通全局的“情”“义”“利”的混合实践，这也指向了人们的生活意义和家庭秩序的根本层面。
由于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间经历了西方花费数百年才经历的现代化转型，因此，新家庭主义同时体现出传统、现代、后现代的特征。新家庭主义包括四重维度，即伦理、情感、经济、自我四个维度，其中经济是基础，伦理是核心，情感是依托，自我是发展。所谓伦理维度是指围绕着家庭继替所产生的责任伦理，包括结婚、生育、养育、娶媳妇、赡养等一系列人生任务。因此婚姻是人生的一件大事，伴随着一系列的家庭责任伦理。结婚、生育、养育、养老等家庭责任伦理是绑定在一起的。情感维度是伴随着个体化进程而凸显出来的一个新的维度。随着经济发展、个性的解放，人们越来越追求浪漫的爱情，在亲密关系中越来越注重情感的表达，情感成了维系家庭的重要纽带。人们寻找伴侣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内在情感需求。它不仅包括时间上的陪伴和投入，还包括通过礼物的情感表达，亲子陪伴成为家庭的一项新伦理。然而爱情本身充满变数，当一段伴侣关系难以满足个体的情感需求时，他们会选择结束这段关系，婚姻的不稳定性凸显。自我维度，即人们越来越关注自我的成长与发展，他们希望能够拥有自主的时间和空间，能够为自己而活。而经济维度是伦理维度、情感维度和自我维度得以实现的基础，这也是消费主义全面渗透进家庭领域的一种体现，导致情感消费主义的盛行，并由此加重了恋爱、结婚成本。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18—35岁的90后、00后青年。这个年龄段的青年群体也被称为Z世代，他们是成长于丰裕社会的一代，并且是互联网原住民，有着更高的精神追求。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质性研究方法，笔者于2022年、2023年调研了30个青年个案，主要采用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的方式搜集资料，对青年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教育经历、就业、婚姻、生育、娱乐休闲等状况进行了全面的访谈，其中重点关注了他们的婚育观和恋爱婚育行为，还对他们的宿舍以及工作场所进行了参与观察。个案访谈的时间在1.5—4小时，其中一些个案进行了多次访谈。为了尽可能呈现青年整体的婚育行为状况，在研究个案的选取上，选取了不同受教育程度、性别、婚姻状况、城乡户籍、家庭背景的青年，在所调研的30个青年个案中，城市户籍16人，农村户籍14人；男性11人，女性19人；本科以上学历15人，大专学历6人，初中、高中学历9人；已婚7人，未婚23人，而未婚青年中有6人正在恋爱中，其余17人单身。社会流动的加剧，价值观的多元化，大众媒体和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对青年的婚姻、家庭、生育观念造成较大冲击。当前，青年群体代内分化凸显，青年群体所属阶层、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性别等的不同，他们在婚育中面临的状况和困境也不一样，这进而导致他们呈现出不同的婚育观念和行为。
三、新家庭主义与当代青年的婚育行为类型
（一）保守型婚育
（二）自我型婚育
自我型婚育是指青年不再将成立家庭作为实现人生幸福的唯一方式，而是将自我发展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认为自己过得好就是实现幸福的一种方式。他们没有为自己预设既定的人生轨迹，不再将结婚生育作为人生的主要目标。持自我型婚育行为的青年一般为中产以上家庭的子女，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受教育程度较高，他们虽然有着较强的婚育能力，但是他们更为追求个人自由和发展，因此，选择晚婚晚育、单身、丁克等婚育行为的人较多。自我型婚育具有以下特征：第一，青年婚育观念的理性化。持个体化婚育观念的年轻人并不意味着他们排斥恋爱、婚姻或者生育，相反发展稳定的关系甚或是婚姻依然占据主流，但这经常是在“我们相处得很好”的条件下才可能发生，他们有着更高的情感诉求。因此，他们在婚育观念上较为理性，在人生重要事项的排序上，他们往往会将事业、金钱排在感情的前面，不会因为孤单而去恋爱。小梦来自福建的一个县城，是一名独生女，父亲是公务员，母亲经商，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她大四没有考上研，准备再考。她说：“家里也没有经济压力，父母非常支持我二战。”她目前单身，认为“遇到合适的、三观一致的也挺好的，会考虑，碰不到，单身也挺好的，不是必选项。在我的追求上，婚恋、生育放在其他追求后，赚钱、工作会更优先”。
第二，情感与经济的双重择偶标准。他们的情感诉求很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择偶中就不重视经济基础，相反他们追求情感与经济的双重标准。他们深受情感资本主义的影响，在择偶时既希望双方情投意合又希望对方有较好的经济基础。
第三，有利于自我发展。当代青年自我意识的增强，也体现在他们对于恋人关系的期望上。他们期望的是能够成为“相互成长，共同进步”恋人和伴侣，关注的是自己在这段亲密关系中有没有获得自我成长，希望彼此之间是一种相互帮助、共同成就的关系。这说明他们将自我成长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希望恋爱、婚姻有助于自我成长和发展。
（三）焦虑型婚育
焦虑型婚育是指青年在观念上认同传统家庭伦理和价值，认为结婚生育是人生主要目标，但是由于婚育高成本与婚育能力之间的差距，导致婚育焦虑。焦虑型婚育的青年一般婚育能力较弱，或者家庭经济条件较差，或者家庭和个人综合能力都较差。焦虑型婚育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为了缓解婚育焦虑，青年的婚备期不断延长，导致婚育推迟。对于持传统婚育观的青年来说，婚姻往往意味着生育、养育和赡养老人等一系列随之而来的人生任务，这意味着巨额的经济开支和沉重的育儿、养老负担。当年轻人还不具备相应的经济条件时，他们无力承担婚姻所带来的负担，难以为子代提供良好的生活教育环境，因此青年普遍表示希望能够在有较好的经济基础之后再进入婚姻和生育。对于年轻人来说，要进入婚姻首先要有独立的住房，有一定的经济储蓄，职业发展也较为稳定，而要满足这些条件，青年一般年龄都在30岁左右。尤其随着城市住房价格的不断上涨，当下，年轻人需要更长的婚备期，这客观上推迟了结育年龄，并对生育率产生较大影响。二是为缓解婚育焦虑，他们在婚育态度上更为积极，愿意扩大交际圈主动结交异性，也愿意参加各种相亲活动，或者参加一些婚恋咨询服务以提高自己的沟通交际能力尽早脱单。三是婚育焦虑压力会部分转移给父母。父母为了完成子女成家的人生任务，需要不断加大支持力度，进行婚备竞赛。另外一方面，父母也会加大催婚催育力度，督促子女尽快结婚生育。
（四）逃避型婚育
逃避型婚育是指青年由于婚育能力有限，无力承担婚姻家庭责任和负担，因此通过个体化的方式来规避婚姻家庭所带来的风险，追求个人活得轻松自在。部分处于社会中下层的青年，他们家庭经济条件一般，个体受教育程度较低，难以实现家庭再生产，因此，他们往往通过逃避婚育的方式来进行反抗或解脱。
（五）青年婚育行为的群体分化
从以上四种青年婚育行为类型可以看出，当代青年的婚育行为显示出一系列新特征和新趋势。一是青年婚育观念和行为越来越多元化。单身、丁克、不婚不育等行为的出现频率在不断上升，开始挑战主流婚育模式。二是青年婚育观念和行为越来越理性化。为了减少家庭的不确定性和负担，青年在择偶上坚持情感和经济的双重标准，不断推迟婚育年龄并且通过减少生育孩子数量的方式减轻家庭负担。三是青年婚育观念和行为存在群体分化，来自不同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性别的青年有着不同的婚育观念和行为。
Z世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社会竞争压力和婚育标准，这使得他们越来越难以实现新家庭主义运作模式下的自我与家庭的平衡，青年群体在婚育行为上产生分化。第一，青年的婚育行为存在阶层分化。青年的婚育能力受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家庭资源动员能力的强弱关系到代际支持力度，这直接影响到不同阶层青年的婚育状况。中上阶层青年有着更强的婚育能力，他们中的一部分为了实现阶层再生产，在婚姻上偏于传统和保守，认同传统的门当户对观念，与父母在婚育观念上存在着较高的一致性。中上阶层青年通过代际团结的方式来应对婚姻市场的风险和挑战。中下阶层青年婚育能力相对较弱，面临着难以支付婚育成本的现实困境，从而不断加剧婚育焦虑。这部分青年处于不稳定状态，他们或者通过提升自我、延长婚备期等方式增加婚姻竞争力。也有可能转变婚育观念，拥抱个体化婚育观念，从婚育焦虑走向“佛系”“躺平”或者“摆烂”，通过“不婚不育”方式进行反抗与解脱。因为一旦结婚生子，生活压力激增，房贷、车贷、孩子教育让人不敢失去稳定工作，如果原生家庭经济条件不好，那么不结婚相对来说是个压力小很多的选择。他们不再愿意投入到成本过高却充满风险和不确定的婚姻家庭中，反而会通过追星、玩网游、看直播等方式来建立虚拟亲密关系，以此通过低成本、低风险的方式来代偿他们的情感需求。因此，青年的婚育焦虑以及婚育逃避行为，本质上是青年生存压力的一种体现。
从这也可以看出，同样是单身，但单身的原因却不相同。中上阶层青年单身是因为价值观念上的改变，他们经济独立，追求个人自由和自我发展，不愿意受到婚姻的束缚，单身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主动行为。而中下阶层青年单身往往是由于婚育能力较弱难以找到合适的人，而被迫单身。他们认同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内心期望成立家庭，单身会给他们带来情感上的焦虑。
第二，青年婚育观念与行为存在性别分化。男女两性在婚育观念与行为上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在婚育观念上相对更为传统保守，恐婚恐育的主体主要是女性。这是因为相对男性来说，女性在婚姻生育中面临着更大的风险，更高的机会成本。生育会对女性的身体、职业等造成直接的影响，这使得女性对婚姻、生育更为慎重。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她们自我发展的需求更为强烈，对婚姻的质量要求更高，希望婚姻中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个性，不希望受到婚姻的束缚。然而现有的婚姻制度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而没有太大的突破，难以满足她们的这种期望，这推迟、降低了她们的结婚、生育意愿。女性的婚育观会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发生变化。
来自山西太原的果果，女，2004年出生，是一名大四学生，母亲是大学老师，父亲在国企工作，不过父母感情不和睦。她表示自己是“母胎单身”，未来也不想结婚生育。她选择大学毕业就去一家国企工作，“我在上大学之前，希望以后生2个小孩，但是大二、大三之后就慢慢不想生小孩。上大学之后，视野更开阔了，觉得结婚生子并不是人生必须，要为自己而活。小孩挺可爱，但从他出生就要负责，要付出，这是一种负担。这份责任太大了，有压力，这样很累，（我）不想这样，想轻松一点”。
第三，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青年在婚育观念和行为上存在分化。青年的婚育观念和行为会随着个体所属生命周期的不同而发生改变。随着青年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婚备期的延长，青年处于准成人期的时间越来越长。在这个阶段，他们主要遵循个体化的逻辑，追求自我发展和自由自在的生活，尽情体验生活、体验爱情。即便未婚同居，也具有不稳定性和过渡性特征。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年在父母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可能会改变自身的婚育观念和行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是由国家推动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个体从家庭、社区等传统组织中脱嵌出来，然而由于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公共福利制度等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个体只能再嵌入于家庭，因此家庭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社会支持网、社会保护网的作用。大部分具有一定婚育能力的青年随着生命周期的转变会选择进入婚姻并生育，由此开始遵循新家庭主义的运作逻辑。
四、新家庭主义悖论：家本位文化的解构
新家庭主义是家庭面对现代性挑战而发展起来的一套有效应对策略，受制于结构性约束，青年一旦结婚生育，为了子代发展，不得不承担起对孩子的无限伦理责任。但是在新家庭主义下，家庭面临着高度失衡的代际关系、密集型养育方式、家长多重身份焦虑等困境。这些困境促使新三代家庭中的祖辈、父辈和子辈都对家庭的传统价值和意义进行反思，尤其是年轻子辈，他们对家本位文化进行解构。结婚为一系列家庭责任的起点，他们选择不进入婚姻，也就意味着不用再承担随之而来的家庭伦理责任。这也就造成了新家庭主义悖论，一方面青年认同新家庭主义中的伦理观念，即父母对孩子负有无限伦理责任，但是由于这套伦理责任过重，从而选择不进入婚姻进而逃避附着于其上的一系列伦理责任，这反而从根本上解构了家本位文化。
（一）高度失衡的代际关系难以为继
新家庭主义的运作依赖于代际团结，尤其随着现代性压力的不断增大，高度失衡的代际关系越来越普遍。高度失衡的代际关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亲代仍然认同传宗接代、家庭继替的一套传统家庭伦理，无法跳脱传统的人生轨迹，愿意牺牲自己成全子女，在为子女奋斗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随着结婚成本的不断上升，必然会导致一部分底层父母即便再努力也难以支付结婚成本，不得不面对子女难以成家的现实。而且，青年通过父代的强力代际支持即便成家生育，家庭的脆弱性也在不断上升。当前，家庭处于高强度的发展目标和压力之下，家庭的金融化、工作的不稳定、再生产责任的家庭化、家庭生产与再生产的双重压力等都使得家庭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降低。一旦遭遇失业、生病等外部风险，夫妻关系很容易破裂，婚姻不稳定性增强。如此，子代的债务风险、婚姻破裂风险都极大可能转移到父代身上。在完成人生任务后，父代本应享受清闲的养老生活，但是，当前父代难以从子代家庭退出，他们退而不休，在60岁以后还要继续参与市场劳动或者参与抚育孙辈。而且养老也无法依靠处于高压目标下的子代，这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养老焦虑。代际关系的高度失衡让亲代在日常生活中逐渐积累委屈与疲倦。
（三）家长的多重身份负荷
在新家庭主义下，年轻父母被赋予多重身份，包括父母、员工、家庭教育指导师、孩子玩伴等等。在经济压力下，大部分家庭都是双薪职工家庭，因此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已经不完全适用，夫妻双方都要求既主内又主外。然而处于多重身份下的家长，他们在多重角色的超负荷运转中无法安放自我，个体与家庭的冲突越来越严重，他们非常向往能够为自己而活。当他们难以平衡多重身份时，就会产生相应的焦虑，从而不得不做出调整。譬如，女性可能出现传统身份的回归，选择做全职妈妈。小赖是一名“985”大学大一学生，来自福建一个县城，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中学老师。小赖小学时沉迷用手机看网文、玩游戏，母亲为管控他使用手机发生过多次亲子矛盾，并为此摔坏过5部手机。后来他会控制玩手机的时间，母亲也就不再管他使用手机。小赖觉得父母为了培养他成才付出太多，他以后不想生小孩，认为实在太难了。家长多重角色的超负荷运转使得子代在成长经历中体会到为人父母的不易，导致年轻子代对婚姻家庭感到恐惧和排斥。
高度失衡的代际关系、密集型养育方式、超负荷的家长角色等都需要高成本投入，但是其结果却是不确定的。青年开始对家庭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产生质疑。而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及女性主义思潮正好契合了青年的困惑与需求，他们以此对新家庭主义进行解构，并建构来一套新的人生价值和意义体系。青年生活方式与意义正在发生重构。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化婚育观将会被他们迅速接纳，他们找到了传统家庭生活方式之外的另外一种方式，即为自己而活。这种“为自己而活”不同于西方的个体化，因为中国青年的自我型婚育行为往往离不开家庭支持，正是家庭为他们提供了物质、情感上的支持，他们才能够选择为自己而活。也不同于韩国的“无个体主义的个体化”，由于韩国社会的高度不平等，导致所有韩国人都不可避免地对家庭生活感到压力和疲倦，从而出现了去家庭化、规避风险的个体化。与韩国相比，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普通民众也普遍享受到国家经济发展的红利，家庭对于个体而言主要作为社会资源而存在。只是随着社会分化与竞争的加剧，家庭再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对于中下阶层来说，组成家庭后家庭再生产成本提高，难以实现其中产化的生活方式期望。青年在“成本—收益”的考虑下选择减少生育数量，甚至选择不婚不育。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青年在婚育行为上呈现出现多重面相，“无个体主义的个体化”不能概括中国的个体化进程，也无法对中国青年婚育行为做出全面解释。
五、结语
由于国家与市场对家庭的过度汲取，抚育、养老等再生产功能不断转移给私人家庭。与此同时，消费主义不断侵入家庭，家庭再生产的成本不断提高。这个成本不仅包括经济成本，还包括时间成本、情感成本，导致了家庭陷入超负荷运转中。人们开始逃避婚姻以及附着于婚姻之上的一系列家庭伦理责任，开始追求为自己而活。青年追求独立于家庭的自我，自主选择不同的婚育模式，单身、丁克等婚育选择不断上升。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是一种家文化，它具有超越性价值。人们愿意为了家庭，为了子女而去拼搏奋斗。中国式的代际关系和家庭伦理是家庭经营的内在精神动力。当个体不再愿意走入婚姻并且生育子女，不再认同家庭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就会进一步冲击原有的价值系统和秩序安排，冲击着中国传统儒家家文化传统，并进步一冲击社会细胞——家庭。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欧洲国家青年的婚育受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个人主义、社会性别平等等各种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婚姻、家庭和生育模式重新建构，并导致婚育行为发生新的变化以及超低生育率的出现及蔓延。由于中国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也难以出现西方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中恋爱—婚姻—生育之间的联系断裂，以同居替代婚姻、非婚生子普遍化的现象。在中国，一是在文化上难以接受非婚生育，二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也难以独自承担非婚生子的重负，婚姻相对于同居来说具有不可替代性，结婚和生育行为仍然绑定在一起。
（为方便阅读，参考文献及注释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及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