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战线》2024年第4期目次及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文化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我国的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文化现代化不断开辟出新的局面。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习近平文化思想给予中国式现代化强大的思想文化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价值观方向，强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保障，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发展优势，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又好又快发展，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深远意义。

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精神自觉，是在应时处变中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在谋事图强中赢得战略主动，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引领未来的精神主动。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独立自主精神自觉的重要性，从精神层面回应了坚持独立自主精神自觉的历史必然、核心要义以及时代价值。坚持独立自主开辟前进道路，是我们党全部理论与实践的立足点，也是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自信、自立、自主、自强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走向民族复兴的前进定力、根本依托、使命担当以及精神禀赋。中国共产党以科学的历史思维坚持独立自主精神自觉，坚定历史自信、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历史主动，对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指导意义。

互联网为传统舆论场带来近乎颠覆式的改变，网络舆论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网络舆论反转已成为一种常态化现象。网络舆论反转实质上是网络舆论受众在对网络舆论事件真假甄别基础上价值判断和情绪表达的转变，不同的价值判断和情绪表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推动网络舆论出现不同类型的反转。个人情感先于事实、众声喧哗消解事实、利益至上解构事实、片面认知曲解事实、复杂流程延误事实均导致事实真相不能及时登场、完整亮相，网络舆论必定再三跌宕变更。网络舆论反转乱象严重损害网络舆论场稳定、网络生态和谐和网络舆论影响力，亟须对其进行及时正确有效的引导，这已成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课题。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是中华文明蓬勃发展的历史必然，是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现实要求，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因此在这一伟大实践中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具体而言，要在加强前瞻性思考中鉴往知来，以“接续”把握发展大势的内在规定、以“建设”有效回应当前的时代命题、以“开创”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趋势；要在加强全局性谋划中把握好国内外“两个大局”；要在加强整体性推进中协调各方关系，力求系统整体的最优化、注重各个民族文明之间的联动和协调。

资本主义现代化为人类解放提供了现代化基础，但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也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使人类陷入了现代化的困境之中。这也决定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进步与解放的限度。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逻辑、发展目标、发展内容、发展方式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全方位超越，有效克服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人与社会关系的紧张以及人自身的异化，具有鲜明的人类解放意蕴。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解放意蕴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高度契合，是科学社会主义人类解放命题的中国实践，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最新重大成果。

中国式现代化获得和确证其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的关键环节和逻辑枢纽，就在于在区分一般规律及其特殊模式的基础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而又突破和超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遵循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而又突破和超越了现代化建设的“西化模式”，遵循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而又突破和超越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深刻回答了世界现代化之问，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途径，深刻改变了世界现代化运动的基本格局和历史进程，集中体现了其超越性逻辑。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性逻辑归根结底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模式的自我超越逻辑，是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既无意取代、反制、颠覆西方现代化，也无意在世界上推行自身，而是主张尊重各国选择自己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权。

民族团结是我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整个历程。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民族团结的百年探索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由理论原则结合中国国情发展为团结各民族的政纲主张，在人民政权建设过程中由基层探索到顶层设计形成了制度建设的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进一步丰富发展为系统的政策实践。在“改造”中寻求团结是周恩来民族团结思想的重要方法论，贯穿于周恩来各个时期推动民族团结的实践。改造即建设，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推动中华民族团结与改造的意义上，处理民族问题的理论政策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随着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更新，国内外学界围绕经济增长、权力关系和本土知识对西方国家主导的发展话语展开了批判和重建。这些努力促成了20世纪中期后发展话语的反思，却又无条件地接受了19世纪中叶以来发展话语的一个基本前提，即以民族国家作为发展的基本研究单位。这一效应在边疆发展进程中，尤其是农村地区尤为突出，一方面在理念上，国家领土边界生产出观念边界，局限了边疆发展路径的分析和选择；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众多对边疆农村的民生保障、产业发展和内生动力培育具有积极影响的跨界活动未受到足够重视，限制了发展潜力。通过云南省一个抵边村寨的案例可以发现，突破传统发展话语的惯性思维，提炼以命运共同体和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的全新发展话语，挖掘边疆农村与跨境通道的特殊价值，将有助于未来的边疆发展乃至乡村振兴在全国范围内的实现。

在明代军户世袭制度和明清土官世袭制度下形成的世袭家族的谱牒有三种形式，一是记录历任世袭官员功绩履历的亲供状，二是在职官员子侄宗图，三是包括所有或某一支系世系的族谱。云南蒙化左氏是明清时期的世袭土官家族，明正德时期的《蒙化左氏家谱》以及清代的《蒙化左土官记事》均属于亲供状，记载了历任土官的功绩，均为应袭土官请袭所用，其目的在于确定应袭土官的顺序，维系应袭嫡长子的身份地位；清乾隆时期的《蒙化左族家谱》则由庶子倡修，是包括所有支系的族谱，是响应“笃宗族以昭壅睦”的结果。左氏有家庙、私祠和专祠，也支持修建佛寺。家庙是明嘉靖以前在职土官供奉四代祖先的场所，私祠是嘉靖以后左氏供奉始祖和历代祖先的场所，专祠是崇祯时期供奉庶子左重、左廷皋父子的官祠。左氏在明成化时修建寺庙，供奉亡人香火，随着私祠的出现，家庙渐废，私祠与佛寺合为一体。到清乾隆时私祠亦荒废，专祠变成家族祠堂。这些现象反映了在明清制度变化的背景下，嫡长子享受世官世禄、为祖先带来朝廷恩典的特权受到挑战，庶子亦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为祖先带来封赠，进而提高社会地位。蒙化左氏谱牒所反映的家族变化，也出现在卫所军官家族的谱牒中，反映了在明清制度变化背景下世袭家族嫡长子与庶子身份地位的变化。

在民国开发边疆、改革边政的共识与努力下，从中央到地方，强化边疆行政管理，颁行政策法规，设立各级边疆行政机构，任用边地行政人员，着眼于推进边政建设与边疆开发的现代化。边政人选关系民心向背及国防外交，而云南地方政府在对边政人员的选拔任用、考绩奖惩、监督管理中既遵从中央政令，又具有鲜明的边地特色，经历了由地方自主向中央主导的转变，展现了边疆内地化进程中政治整合与统一下的融合关系与特点。

“阿努冯事件”是19世纪初围绕老挝万象、暹罗和越南阮朝的一次重要政治事件。这一事件体现了以暹罗为主导的曼陀罗体系和以阮朝为主导的“亚朝贡体系”之间的政治互动与平衡，以及古代东南亚大陆政治体之间的层叠政治关系。通过对越南珍贵的汉文文献《国朝处置万象事宜录》进行文本考察可以看出，尽管阮朝与万象的关系离不开对自己利益的考量，但在维系朝贡体系的实际过程中，宗主国对朝贡国是否值得保护也有多重考量。这种朝贡关系的维系具有其复杂性及诸多被动和无奈因素，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南半岛原有秩序的维系。

虚构叙事与非虚构叙事的作者都是文本的创作者。但是，作者自我在虚构叙事与非虚构叙事中的表现却是不同的。在虚构叙事中，叙述者不同于作者，作者自我以一种间接介入的方式表现出来；在非虚构叙事中，作者等于叙述者，二者合而为一，作者自我以直接呈现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虚构叙事中将作者个人的某些思想与经历融入人物与事件中，从根本上说并不影响作品的虚构性；然而，在非虚构叙事中，作者对真实人物与事件的编造、夸大、虚构是不被允许的，这不仅违背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文类契约，也违背了叙事伦理，受到了读者的普遍反对。

在艺术“分立”之后，特定媒介艺术的发展有两种方式：求“纯”或求“异”。求“纯”即通过发挥并强化特定媒介的“本位”特色来发展门类艺术；求“异”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跨界融合或跨媒介叙事问题。跨媒介叙事主要有三种基本类型：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之间的相互模仿；一种空间艺术与另一种空间艺术之间的相互模仿；一种时间艺术与另一种时间艺术之间的相互模仿。其中第一种是最主要的跨媒介叙事类型。无论是对于哪种情况的跨媒介叙事现象，我们都可以运用穆卡洛夫斯基的“前推”思想、雅各布森的“主导”思想，并结合巴赫金的“艺术时空体”理论而进行合理的解释。一切文学艺术作品都是艺术时空体，所谓跨媒介叙事无非是违反或背离艺术媒介的本质特性，在小说等时间艺术叙事中把本来处于“背景”位置的空间元素“前推”为“主导”元素，在绘画等空间艺术叙事中把本来处于“背景”位置的时间元素“前推”为“主导”元素。

文化与经济具有密切关系。通过对“文化非营利说”“文化配角说”“文化被动说”和“文化搭台说”等传统经济与文化观点的深刻反思，可以发现，文化赋能论着重探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与文旅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强调文化自身的经济能量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资源配置作用，具体表现为物质性文化遗产、制度性文化遗产、习俗性文化遗产等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与文旅产业发展的双向赋能，进而共同推动中华文化和中国经济的螺旋式上升发展。作为尝试构建中国人文经济学话语体系的理论创新，文化赋能论旨在推动文化与经济的互动融合和互促发展，这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应有之义。

守正创新是新时代中国文艺发展的必由之路。从逻辑上看，文艺守正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百年中国文艺发展的经验总结，是新时代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必然选择。从内涵上看，文艺守正要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文艺的人民性，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方向；文艺创新要求在创新精神下坚持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的创新，用新的文艺理论指导新的文艺实践。从实践路径看，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善于发掘新现象、新人物，正确运用新技术、新手段；努力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只有将守正创新落到实处，才能实现文艺的繁荣兴盛，从而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社会化是个体由“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的过程。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和理论的途径，更是引导实现社会化的重要手段。为此，需要在认识各学段学生社会化需求特点基础上给予具有系统性、连续性的整体设计和积极引导。在纵向学段衔接向度上，从教育内容、实施方法、评价指标、体系建设、教师队伍等方面整合教育资源；在横向多元参与主体向度上，关注学校、家庭、社区、互联网空间等力量的整合，构建全方位育人网络。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首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规定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为明确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边界、学段分工、教育重点提供了法律依据。在依法完善大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体系的过程中，要高度认同爱国主义教育的立法价值，贯彻落实国家意志，规范中国特色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选择，处理好本质内容、主要内容、延展内容的关系；要明确大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侧重，在小学阶段培养道德情感，在初中阶段打牢思想基础，在高中阶段提升政治素养，在大学阶段增强使命担当，推进大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一体化；要优化大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整合，从内容衔接、内容互补、内容协同等方面促进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是新时代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的重要举措，对改进大学生法治思维的培养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大学生法治思维培养的教学实践中存在课程体系不完善、教学范式缺乏实践性、专业师资队伍不足等问题。为此，应充分发挥“大思政课”建设在培养大学生法治思维方面所具有的整体性、引领性、组织性作用，系统整合法治课程教学体系、积极探索思政课实践性范式、全面提升法治教育专业的师资队伍水平，以此提高大学生的法治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和法治素养，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实现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法治时代新人培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