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战线》2024年第5期目次及摘要

新时代，习近平聚焦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和理论阐释，形成了关于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重要论述，对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迈向体系化、制度化和常态化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这一重要论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重要思想，科学揭示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任务、路径要求等重要内容；是党从严管党治党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推动从严治党历史传统在新时代守正创新；是新时代提升管党治党效能、巩固党的领导地位的重要路径，为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提供了现实遵循。

列宁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文明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探索了现实的社会主义文明进步道路。围绕“为何要走社会主义文明道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社会主义为何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进步意义”的问题，列宁在同各种社会思潮对话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包括批判逻辑、建设逻辑和价值逻辑在内的社会主义文明观。在“两个一百年”交会的历史关键期，需要深入学习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文明论述的思想精髓，促进思想交流交融，增强社会主义文明自信；要坚持独立自主，走出符合自身实际的现代文明进步道路；要坚持党的领导，巩固社会主义文明进步的政治保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推动人类文明持续进步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创立了“历史辩证法”。历史辩证法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原理”，但马克思并没有专门论述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主要矛盾是历史辩证法的“特殊原理”，是衡量社会主义进步的“客观标尺”。新矛盾对历史辩证法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社会主要矛盾双方包括“目的项”和“条件项”，两者是对立统一的相互规定；新矛盾不是对旧矛盾的彻底否定，而是对旧矛盾的“扬弃”。

民族区域自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伟大创举

——纪念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40周年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尊重历史、符合国情、顺应人心的伟大创举，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党和国家始终不渝坚守的重大政治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新时代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根本遵循。党和国家对内蒙古“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的战略部署，赋予了内蒙古在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方面发挥模范作用新使命。2024年是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40周年，“与时俱进做好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工作”，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律保障。

对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与改变，可以基于一种内外关系的结构性改变而做一种细致的考察。这种改变有着其自身的内力和外部压力之间交互作用的影响。内力的作用来自于作为原点参照的乡土中国长期模式的存在，在其背后有着一种文化理解意义上的根基于土地束缚的存在，但这种束缚却并非一种所谓超稳定结构的存在，而是有着其自身自我适应性的结构性调整，通过迫不得已离开土地的选择而实现生计依赖上的自我转变和适应。这里会真实面对一种乡土中国其自身所固有的封闭与开放的循环，并通过多元一体的动态模式实现其自身多样性和一体性之间的平衡。由现代性冲击所带来的中国转变，要求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上从一种创造性转化的意义中去构建追求一体性存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便要求一种基于文化转型的策略性应对，这同时也将是文化、艺术以及遗产之类的存在向度重新回归于大众社会实际生活中的一种自我转向。

作为现代性的产物，农业文化遗产并非是不证自明的价值实体。从话语分析视角看，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的学术进路实质上就是话语实践之路。近代时期，国人遗产意识的觉醒来源于抵御西方异质文明的文化自觉；新中国成立后，农业文化遗产在农业历史学的语境中被建构，表述上指向“历史”意义。21世纪以来，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话语迅速成为国内权威，它在掀起我国农遗保护热潮的同时，也削弱了本土的遗产叙事能力、阐释权力乃至文化立场。农业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以本土化为面向的反思和倡导虽切中肯綮，但尚处于探索阶段，故要加快构建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的本土话语体系。在此过程中，要注重统筹好遗产历史与遗产现实、地方表述与国家表达、创造主体与阐释群体以及本土话语与全球经验之间的关系。

生态系统服务作为自然过程与人文过程的桥梁和纽带，在探索自然生态与人类生存的关系中具有独特的工具价值和方法意义。通过对河西走廊中段巴丹吉林沙漠南缘干旱区域移民定居社区的长期观察，以生态系统服务为分析框架，考察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生态系统服务的偏移，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地方发展过程与生态系统的互动关系。权衡与协调当前需求与未来发展、共同利益与利益冲突以及环境与文化的互动等相关思考，可以为生态安全框架下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进而在更广阔的实践层面拓展生态人类学的应用价值。

三星堆六个祭祀坑的考古新发现，带给世人有关三星堆与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若干重大问题的新的思考。观察三星堆，需要从古蜀文明、三星堆与中原殷周文明的关系以及世界文明视野下的三星堆三个维度来开展。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三星堆文明诞生于中华大地，是古蜀文明对于中华文明的杰出贡献。三星堆青铜器所反映的神灵祭祀场景，是殷商时期重祀好巫文化的典型反映。对三星堆器物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开展更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从更为宏观的理论层面去分析比较三星堆所反映出来的文化观、宗教信仰、区域文明特色以及和世界上古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等问题，应当不仅仅是考古学所承担的任务，更需要多学科、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的综合研究，如此才能真正认识三星堆文明的独特价值和对世界文明所做的巨大贡献。

三星堆新发现，在中国早期文明认识领域掀起轩然大波。面对诸多的未知，怎样看待三星堆新发现？它对认识中华远古文明带来什么启示？这颇值得深思。三星堆新发现拓展了我们认识中国早期文明的视野，但也带来严峻挑战。对于认识中华远古文明，它至少带来三个重要启示：一，在中华远古文明领域，我们尚有太多未知，为此我们须保持审慎、谦逊和敬意。二，中华文明在源头上并非整齐划一，而存在较大区域差异和多样性，这种差异和多样性以及多姿多彩，恰恰构成中华文明体系的博大精深，也赋予其强大生命力和顽强韧性。三，巫术礼仪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如何破译远古先民巫术礼仪背后的神性思维逻辑，可能是我们理解中华远古文明的一把钥匙。

汉唐时期，人们以山、洲、岛、屿指称海岛，其中，以“山”为名的海岛常具有某种神性，以“洲”为名的海岛一般规模较大，“岛”则逐步成为海岛的通称。远海诸岛国与中国间的道里路程及其大小，主要得之于使译所传，用水陆行程日数表示；近海岛屿与陆地间的距离、大小与高低，则多赖观察、测量，主要用里数表示。近海岛屿被认为附属于陆地，人民生计以农耕为主，兼营渔、盐、航海，王朝国家采用与陆地基本相同的方式控制海岛；远海诸岛国被认为远离大陆，生计多有赖于海洋，重视水军、航海与贸易。对于近海岛屿的认识，主要来自陆地上的人，其所叙述的近海岛屿及其经济社会，是陆地及其经济社会体系的延伸；对于远海岛国的认识，主要来自国家间交往，其所叙述的远海岛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形态，具有鲜明的海洋性。

边疆地区是国家安全屏障的重要防线，边疆安全关乎国家安全。在边疆安全中，边境地区的人口安全又是重中之重。通过对我国陆地边疆9省区140个县的人口样本调查和研究发现，我国当前陆地边境人口呈现新的发展动态。从类型上看，东北边境地区人口总量最多且呈现连续下降的趋势，西南边境地区人口总量次之，西部边境地区人口总量最少，但呈现上升趋势，西部边境人口总量的上升幅度较西南边境小。分省区看，各省区边境人口增减呈不均衡的动态变化趋势。针对我国边境地区存在的人口安全问题，提出“戍边人口”“经济人口”“文化人口”的概念，以探寻中国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新思路和实践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开启问题是一个原命题，是整体性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问题。工业化与城市化作为现代化核心内容，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重要议题。中国式现代化是立足中国实际、符合中国特色的自主创造，突破了对西方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和传统苏联模式的模仿与依赖，体现出中国方式推进现代化的自主性。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基于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叙事逻辑，探讨中国式现代化开启的自主性问题，需要科学界定“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等核心概念，澄清“现代化等于工业化”“现代化等于西方化”“工业化等于城市化”等认识上的理论误区，明确研究前提。这需要厘清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工业化”认识的中国化解读，以及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对苏联式工业化道路的借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对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确立，以揭示“生产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化建设目标、“生产服务”为原则的城市化建设性质、“生产管理”为导向的城市化建设要求，还原历史真相。也需要探讨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何以可能、何以呈现、何以指向等关键问题，释证互动逻辑。还需要创造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新范式，开辟人类新型工业文明、城市文明。

从文化视野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样态和文化基因，进而阐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贡献，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各民族以文化存在为单位，通过不断的社会实践和交往形成了具有高度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不断强化的文缘纽带。各民族独具个性的文化中所孕育的共性元素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从文化认同、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层面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涵养丰富资源。与此同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现实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构建蕴含着谋求和平与发展的文化理念，蕴蓄着超越意识形态之争、关切全人类共同命运、共建美好大同世界的中国智慧，彰显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底蕴。

城市公共阅读空间随着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不断推进而产生，成为囊括公共图书馆、书店、阅报栏、城市书房、社区书屋等在内的总体性称谓。城市阅读空间文化再生产由物理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等前台要素和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的空间等后台要素构成，二者经由读者在空间中的行动产生关联，促成场域内权力、知识、符号、情感、风格、趣味等的再生产。城市阅读空间文化再生产的功能以再生产价值为目标，通过物理空间的规制与抵抗、精神空间的阐发与重构、社会空间的区隔与联结，在行动者和社会世界中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四个维度上实现，从而支持人的全面发展并建构城市文化生态系统。

在世界范围内，加密资产交易平台因掌握代码技术，并与平台用户达成服务协议，从而获得了制定交易规则、管理交易行为和解决交易纠纷的强大权力，成为了公权力监管的重要补充力量。然而，利益至上观念的诱导和外部约束机制的缺失，导致交易平台在行使权力时更注重平台自身效益，难以兼顾公平正义，给全球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并严重威胁交易市场安全。为纠正权力行使方向及权力异化趋势，需明确加密资产交易平台的公共性定位，在此基础上，要求交易平台回应社会公众的利益和愿望，承担保护投资者权益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责任，合理制定交易平台规则，忠实勤勉开展交易平台活动，公正处理用户争议纠纷，并通过全面的公权力监管和行业自律，督促交易平台履行责任，进而实现规制平台权力的目标。

准确把握与合理运用案件溢出事实，对于案件定量裁判的公正性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意义。以民事纠纷中的彩礼案为例，我国已形成案件溢出事实运用的规范主义的三种进路。然而，这些规范主义进路存在难以对溢出事实作出穷尽规定，难以量化把握溢出事实的运用，以及已有的典型案例和司法解释尚有矛盾或欠严谨等主要问题。因而在案件的定量裁判中，裁判者对溢出事实的判断和运用仍需遵循实践主义逻辑，要基于个案溢出事实与主要事实的内在联系，从情理角度对案件的溢出事实加以衡量，并以可靠性作为判断和运用案件溢出事实的前提。运用案件溢出事实作出的定量裁判结果的正当性证成，需以当事人对裁判结果存在最低限度的可接受性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