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奇｜汉唐时期对海岛的认识

　　海岛是指海洋中四面环水、高潮时高于海面、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具有独特的地缘表征和资源特征。历史时期对于海岛的认识、利用和管辖，既是中国古代海洋知识、开发、利用的组成部分，更关系到中国古代海疆疆域的历史演变，是当今海域（包括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划界实践的基础。因此，海疆史、海洋史研究均非常重视对中国沿海岛屿的历史地理考察，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其研究重心主要放在明清以来沿海岛屿的开发利用、海岛社会及其文化的形成与特征等方面，对于明清以前对海岛的认识、控制、开发利用等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

　　历史文献有关海岛的记载，初见于《山海经》。秦汉以迄于隋唐时期，人们对于海岛的认识逐步加深，王朝国家对近海岛屿的控制一步步加强，与远海岛屿国家的交往也愈益增多。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以山、洲、岛、屿等名称指称海岛，运用不同方式确定海岛的位置与大小，结合观察经验描述海岛的人群、社会与文化，从而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关于海岛的认识体系。本文即主要围绕海岛的称谓、位置与大小、岛屿人群及其生计与社会等方面，梳理汉唐时期人们对于海岛的认识，分析这些认识的来源、内涵与结构，及其在中国古代地理知识体系中的地位。

近海岛屿也称为“山”。《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二十八年东巡，上泰山、禅梁父之后，“乃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史记·封禅书》记秦始皇此次东巡，祠三山、之罘、莱山，“皆在齐北，并勃海”。《汉书·地理志》东莱郡“曲成”原注：“有参山万里沙祠。”参山，即三山。《史记·封禅书》说齐时在三山祀阴主。《太平寰宇记》谓三山在莱州掖县北五十里，“海之南岸”。其地当即在今莱州市东北二十五公里处之三山岛。之罘山，《汉书·地理志》东莱郡“腄”原注：“有之罘山祠。”据《史记·封禅书》，之罘山亦为齐时所祀八神之一，祀阳主。《括地志》云：“之罘山在莱州文登县西北九十里。”其地当在今烟台市区之罘半岛。三山与之罘山自齐国以来就建有神祠，分别供奉阴主、阳主；秦皇、汉武沿用其祠，以待神祇降临。二山虽非神山，却是祭神之山。

魏晋南北朝时期，“岛屿”渐成为海岛的总称。葛洪述“可合药”的“海中大岛屿”，有会稽之东翁洲、亶洲、纻屿，有徐州之莘莒洲、泰光洲、郁洲。葛洪又说石芝生于海隅之名山，“及岛屿之涯有积石者”。谢灵运《山居赋》云：“远北则长江水归，巨海延纳。崐涨缅旷，岛屿绸沓。”原注：“海人谓孤山为崐。薄洲有山，谓之岛屿，即洲也。涨者，沙始起将欲成屿，纵横无常，于一处回沈相萦扰也。”积沙而成，亦得称为“屿”；有山之洲，亦谓之岛屿。显然，山、岛、洲、屿，四者皆得通称为岛屿或岛。

总之，先秦时期，人们以山、州（洲）指称海岛，前者多与神仙、神祠有关，后者则多有人居住。秦汉时期，增加岛、屿指称有山石的海岛，而前者偏重于指称未服王化、夷人所居的海岛。魏晋南北朝时期，“岛屿”渐成为海岛的总称，山、岛、洲、屿皆得通称为岛屿或岛，但以“山”为名的海岛仍常与神仙传说或宗教信仰、祭祀有关，以“洲”为名的海岛则一般规模较大。隋唐时期，岛（岛屿）更进一步成为海岛的通称，山（石）、岛、洲、屿之间不再有清楚的区别，以“山”为称的海岛也不再强调其神性。海岛称谓的变化，说明在人们的观念里，海岛由虚无缥缈的神仙居地，渐变为与陆地人群有着密切关系的人类居地，反映出人类不断认识海岛、开发利用海岛的进程。

瓯、闽以及闽中山都“在海中”，处于海内东南陬之西部。则据海内外经所记，海内东北陬与东南陬有岛屿。《海内经》云：“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朝鲜处于“海内”，其具体内涵是指它在“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海内经》又说：“北海之内”，有蛇山（蛇水所出，东入于海）、不距之山、幽都之山；“南海之内”，有衡山、菌山、桂山、三天子之都山。按照《海内经》的说法，北海、东海、南海都有其“海内”。其所谓“海内”，并非指被大海围绕的陆地，而是指大海靠近陆地的部分，亦即“内海”“近海”。

航行日程与里数应可以换算。义净说南海诸洲有十余国，“诸国周围，或可百里，或数百里，或可百驿。大海虽难计里，商舶惯者准知”。其下文说：“州正南步行可余半月，或乘船才五六潮，即到匕景。”那么，富有航海经验的“商舶惯者”应当是按照航行所经的潮数推算（“准知”）里程的。

海岛的大小（周、方或径），则可参照城邑大小的计算方法。今本《海岛算经》第三题是计算方形城邑的边长及距离。其问题是：“今有南望方邑，不知大小。立两表，东、西去六丈，齐人目，以索连之。令东表与邑东南隅及东北隅参相直。当东表之北却行五步，遥望邑西北隅，入索东端二丈二尺六寸半。又却北行去表十三步二尺，遥望邑西北隅，适与西表相参合。问邑方及邑去表各几何？”答案是：“邑方三里四十步，四分步之三。邑去表四里四十五步。”方法（“术”）是：“术曰：以入索乘后去表，以两表相去除之，所得为景差。以前去表减之不尽，以为法。置后去表，以前去表减之，余以乘入索为实。实如法而一，得邑方。求去表远近者，置后去表，以景差减之，余以乘前去表为实。实如法而一，得邑去表。”若将方邑换成海岛，其测量、计算方法也基本相同。上引张晏说朱崖州东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可能是将朱崖州作为长方形计算的；而王范说朱崖州径度（直径）八百里，周二千余里，则应是将朱崖州视为圆形而计算的。又如《南齐书·州郡志》说郁州（洲）“周回数百里”，沈怀远《南越志》记广州南海县有江南洲，“周回九十里”，可能都是这样测量计算出来的。

总之，汉唐时期对于海岛的具体位置，一般用其与中国大陆间的距离表示。其中，远海岛屿的距离，多用航海日数表示（其大小也多用陆行或水程日数表示）；近海岛屿，除用航海日数或潮次表示外，还可以用里数表示。魏晋以后，测量、计算近海岛屿距离、高低、大小（周、方、径）的数学方法已经成熟，并具有普遍适用性，易于掌握、使用。

《汉书·贾捐之传》说元封元年（前110年）立儋耳、珠崖二郡十六县，领户二万三千余，“其民暴恶，自以阻绝，数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数年一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多受“吏卒中国人”侵陵、数岁一反、与汉兵相抗的暴恶之“民”，就是成为汉朝编户齐民的土著人民。贾捐之说朱崖州“颛颛独居一海之中，雾露气淫，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其民譬犹鱼鳖”，既不足贪，更不足置郡县治之。孙权时，久客交州的薛综上疏言交州形势，说交州诸郡“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结徒跣，贯头左袵，长吏之设，虽有若无”。并特别说到自己“昔客始至之时，珠崖除州县嫁娶，皆须八月引户。人民集会之时，男女自相可适，乃为夫妻，父母不能止”。“由此言之，可谓虫豸，有面目耳。”薛综是沛郡竹邑人，所说反映了中原士人对于岭南土著人群的看法。王范说朱崖州上“人民可十万余家，皆殊种异类，被发雕身，而女多姣好，白皙，长发美鬓。犬羊相聚，不服德教”。盖泓《珠崖传》说岛上“男女皆椎紒，或被发徒跣”，也是将其视为“殊种异类”。

其所注重者，仍然是流求的农耕及其出产，未及海产，仅在述及其饮食时，才提及“以木槽中暴海水为盐”。其时流求国已建立起相对松散的层级制统治体系：“国有四五帅，统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鸟了帅，并以善战者为之，自相树立，理一村之事。”诸洞间亦颇有征战杀伐：“国人好相攻击，人皆骁健善走，难死而耐创。诸洞各为部队，不相救助。两阵相当，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骂，因相击射。如其不胜，一军皆走，遣人致谢，即共和解。收取斗死者，共聚而食之，仍以髑髅将向王所。王则赐之以冠，使为队帅。”可是，无论是流求王、帅，还是诸洞，均未见拥有水军。《隋书·东夷传》说大业三年（607年），朱宽、何蛮俱到流求国，“言语不通，掠一人而返”；翌年，隋炀帝复令朱宽慰抚之，“流求不从，宽取其布甲而还”。则流求与大陆间来往并不多。然在陈稜率领的“南方诸国人”中，却“有昆仑人颇解其语”，故陈稜遣之先往流求慰谕，“流求不从，拒逆官军”。看来，流求与“南方诸国”间有所联系，但大抵多是善于航海的昆仑人来到流求国。所以，流求国虽“居海岛之中”，却并不长于航海。或正因为此故，唐五代时期，大陆与流求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即便是以重视海上贸易著称的吴越国、闽国，亦未见与流求来往通商的记载。

冯若芳遣人到海上劫掠经过的波斯船舶，大获财货，因以致巨富，可知其时南海航道当经过万安州以东海域。冯氏出海劫掠，自当拥有船队。贞元元年（785年），万安州复移治万全县（万安县所改），其地东至海三十里，南至海四十二里；“在州南渡海，便风十四日，经鸡笼岛”，即可至赤土国；“东南舟行十日”，则可至丹丹国。万安州新治所在南海航道上的位置更为重要。

在唐代海南五州中，琼州深处海南岛中部，辖境皆为山地，人民多居山洞。贞观年间建置琼州未久，乾封元年（666年），琼州即为“山洞草贼”攻陷，直到贞元五年（789年）才由岭南节度使李复讨平收复。李复“以琼州控压贼洞”，奏请升琼州为下都督府，加琼、崖、振、儋、万等五州招讨游弈使，而停废崖州都督。这样，琼州遂成为海南五州的军政中心。或因为此，晚唐至宋初对于海南诸州风貌的记载，多强调其山地与夷蛮特征。如《太平寰宇记》述琼州（包括唐代琼、崖二州）风俗，谓：

有夷人，无城郭，殊异居，非译语难辨其言。不知礼法，须以威伏，号曰生黎。巢居深洞，绩木皮为衣，以木棉为毯。性好酒，每酝酿，用木皮草叶代麹蘖，熟以竹筒吸之。打鼓吹笙以为乐。男则髽首插梳，带人齿为璎饰。好弓矢，削竹为弦，箭镞锐而无羽。女人文领，穿耳垂环。病无药饵，但烹犬羊祀神而已。

其述儋州风俗，也说其地多山岭，“俗呼山岭为黎，人居其间，号曰生黎。杀行人，取齿牙贯之于项，以衒骁勇。弓刀未尝离手，弓以竹为弦。织木皮为布。尚文身，豪富文多，贫贱文少，但看文字多少，以别贵贱。观禽兽之产，识春秋之气，占薯芋之产，纪天文之岁”。凡此，均凸显海南诸州的山地风貌与蛮夷文化因素，而忽略其海岛特征，同时也说明海岛因素在海南五州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亦确实并不突出。

《元和郡县图志》说翁洲在明州鄮县东，“入海二百里”，“其洲周环五百里，有良田湖水，多麋鹿”。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在翁洲岛上建置翁山县，说明翁洲已有稳定的居住人口，农业亦有较好发展。衢山皇坟基出土《大唐故程夫人墓志铭并序》说墓主程夫人出自广平程氏，嫁于吴郡顾氏，开成三年（838年）九月二十八日终于私第，葬地在明州县蓬莱乡岣山，“山号于郭端埭”，“后□峨峨之山，前临淼淼之水”，“东南三里有陈将军灵庙焉，正南二里道场俗号东亭之寺”。其时翁山县已废罢，蓬莱乡属于县，岣山当即今衢山岛。顾氏、程氏当是来自岛外的移民。程氏墓前临大海，背依青山，当处于港湾山麓。山前有郭端埭，是水利设施。陈将军灵庙，即陈大王庙，祭祀隋时率军征流求的将军陈稜，是船民、海贾奉祀的神庙。东亭寺当是佛寺，东亭则当是盐亭。程氏所在的海岛聚落，既有外来的移民，也有土著居民；其所从事的生业，既包括捕鱼、海上运输，也包括制盐、农耕。

有的岛屿，来自陆上的移民较少，岛上土著人群多赖采集捕捞为生，或以制盐为业。如晚唐五代泉州同安县煮海里领有四个岛屿，“计四百余家居焉。无田畴，人以钓鱼拾螺为业”。广州新会县所属的上川洲、下川洲，“其洲带山，湾浦极广。出煎香，有盐田，土〔人〕煎盐为业”。上下川洲既出煎香，又产盐，必多与外界贸易，也当有较多人从事航海。

对于海中、海外岛国的记述，却与此迥然相别。《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述倭人诸岛国，说对马国“有千余户，无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籴”。从对马国渡瀚海，至一大国，“有三千许家，差有田地，耕田犹不足食，亦南北市籴”。末卢国，“有四千余户，滨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见前人。好捕鱼鳆，水无深浅，皆沈没取之”。其总述倭人风俗，谓：“今倭水人好沈没捕鱼蛤，文身亦以厌大鱼水禽，后稍以为饰。”倭人当然也主要从事农耕，“种禾稻、纻麻，蚕桑、缉绩，出细纻、缣绵”，然叙述者仍特别强调其捕鱼、航海在岛屿生计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述及女王国与倭人诸国间关系时，《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特别指出：“王遣使诣京都、带方郡、诸韩国，及（带方）郡使倭国，皆临津搜露，传送文书赐遗之物诣女王，不得差错。”说明倭人诸国岛屿之间已形成航海网络，倭王通过航海网络，统治诸岛国，并与诸韩、中国往来。刘宋昇明二年（478年），倭王武遣使上表，称自其祖祢以来，颇事征战，“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又说他要“驱率所统”，“装治船舫”，去征伐百济、高句丽。所言虽为夸饰之辞，然也说明倭人拥有渡海征战的水军。

《梁书·诸夷传》记婆利国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土气暑热，如中国之盛夏。谷一岁再熟，草木尝荣。海出文螺、紫贝。有石名蚶贝罗，初采之柔软，及刻削为物干之，遂大坚强”。叙述者将谷物与海产并重。《隋书·南蛮传》记赤土国，谓其“冬夏常温，雨多霁少，种植无时，特宜稻、穄、白豆、黑麻，自余物产多同于交阯。以甘蔗作酒，杂以紫瓜根”。隋使常骏等到达赤土，“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十艘来迎”，“进金锁以缆骏船”，说明赤土国拥有较多船舶。《通典》谓盘盘国“在南海大洲中，北与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日，至其国”。“百姓多缘水而居。国无城，皆竖木为居。”盘盘国与林邑隔小海，百姓多缘水而居，则至少有一部分是滨海而居。

航海贸易对于南海诸国至为重要。康泰《吴时外国传》载：“加营国王好马，月支贾人常以舶载马到加营国，国王悉为售之。若于路失靽，但将头皮视王，王亦售其半价。”其《扶南土俗》记有北攎洲，谓其在诸薄之东南，“出锡，转卖与外徼”；薄叹洲在诸薄之西北，“土地出金，常以采金为业，转卖与诸贾人，易粮米杂物”；躯兰洲也在诸薄之西北，出铁；巨延（迹）洲在诸转薄之东北，“人民无田种芋，浮船海中，〔载〕（截）大蚶螺杯，往扶南”。凡此诸洲（岛国），对航海贸易均特别依赖。

如前所述，汉代认识朱崖洲的基础，是武帝时征南越，立儋耳、珠崖郡，并在其后屡次发兵平定岛上民夷的反叛。《汉书·地理志》说儋耳、珠崖“自初为郡县，吏卒中国人多侵陵之，故率数岁一反”。元帝时，丞相于定国说：“前日兴兵击之连年，护军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还者二人，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余，尚未能尽降。”进入朱崖洲击服、侵陵其民夷的“吏卒中国人”为数众多，对于朱崖洲的认识，也多出自这些“吏卒中国人”。在这些“吏卒中国人”看来，其土著人群自然“皆殊种异类”，“与禽兽无异”，“譬犹鱼鳖”，“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

当然，来自陆地的观察、记录者的叙述，也包含了来自岛屿土著人群的诸多信息。《临海水土异物志》关于夷洲“山夷”社会与《隋书·东夷传》关于流求政治结构与社会关系的诸多描述，主要来自对当地“土人”的采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著人群的观念与认识（虽然经过了改写）。《太平寰宇记》记儋州昌化县西北二十里有浴泊石神，谓其“石形如人帽，其首面南，侧有橘柚甘香〔之果〕，〔或〕（云不可）携去，即黑雾暴风骇人。池中有鱼，亦然。土人往往祈祷”。又有朋山，“山有二石，如人形。故老传云：有兄弟二人，向海捕鱼，因化为石，号曰兄弟石”。浴泊石神和兄弟石，大抵皆与当地人群的生计特别是航海、捕鱼有关，反映出土著人群社会文化的一个侧面。可是，这些稀见的零散记载，完全不足以构建起岛屿人群对于其所在岛屿的认识，更无从据之讨论古代岛屿人群的“岛屿认同”和“海洋意识”。

对于海外岛屿的认识则有很大不同。《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谓：“荒域之外，重译而至，非足迹车轨所及，未有知其国俗殊方者也。自虞暨周，西戎有白环之献，东夷有肃慎之贡，皆旷世而至，其遐远也如此。及汉氏遣张骞使西域，穷河源，经历诸国，遂置都护以总领之，然后西域之事具存，故史官得详载焉。”古代对于域外知识之获取，不外三途：一是域外诸国遣使入贡，报告其国相关信息；二是中国王朝遣使出访，巡历慰抚，收集相关信息；三是王朝国家通过各种途径扩大其疆域范围，迫近域外诸国，甚或将其纳入直接间接控制范畴，从而获取相关信息。无论何种形式，获取上述知识的主体都是中国王朝国家，故亦多将其获取知识的对象视为“国”。因此，在汉唐知识体系中，对于海外诸岛，无论其大小、是否为独立的政治体，一般均视为“国”，并特别关注其政治组织或国家形态。

《后汉书·东夷列传》说：倭“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其下文说：“行来度海，令一人不栉沐，不食肉，不近妇人，名曰‘持衰’。若在途吉利，则雇以财物；如病疾遭害，以为持衰不谨，便共杀之。”凡此，皆当为使者自述。其下文述东汉后期，倭国内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弥呼，年长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众，于是共立为王。侍婢千人，少有见者，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语。居处宫室楼观城栅，皆持兵守卫。法俗严峻。”这些记述，当是在使者所述的基础上加以改写而成的。《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记传译所通诸国，除说明其道路、方圆大小之外，即言明其君王官守。如述对马国，“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伊都国，“官曰尔支，副曰泄谟觚、柄渠觚。有千余户，世有王，皆统属女王国，郡使往来常所驻”。其下文综述倭人诸国，则曰：“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赋。有邸阁国，国有市，交易有无，使大倭监之。自女王国以北，特置一大率，检察诸国，诸国畏惮之。常治伊都国，于国中有如刺史。”《东夷传》更明确地记载：魏正始八年（247年），王颀到任带方郡太守，“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遣倭载斯、乌越等诣郡说相攻击状”。王颀遣塞曹掾史张政等前往谕告。“卑弥呼以死，大作冢，径百余步，狥葬者奴婢百余人。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余人。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与，壹与遣倭大夫率善中郞将掖邪狗等二十一送政等还。”这些信息当来自张政回到带方郡之后的报告。《隋书·东夷传》载：开皇二十年（600年），倭王遣使来朝，文帝“令所司访其风俗”。使者先报告倭王之理政，及其与王弟、太子、王妻之关系，接着述及城郭、官僚、乡里之制，然后是户口、刀兵、刑法之事，服饰、婚姻、祭祀之俗，以及与新罗、百济间关系。

《梁书·诸夷传》说海南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吴孙权时遣朱应、康泰“南宣国化”，“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康泰回国后的报告，即以《吴时外国传（志）》为名传世，其所记多以“国”“洲”为纲目。其相关记事，亦多强调各国权力关系与国家形态。如康泰记斯调国，谓：“斯调洲湾中有自然〔盐〕（监），累如细石子，国人取之，一车输王，余自入。”《梁书·诸夷传》记海南洲岛诸国，亦均以“国”为单位，如丹丹国、干陁利国、狼牙修国、婆利国、师子国等。于诸国下各叙其位置、大小、气候、物产、人群、信仰、风俗等，特别着重其君王世系或改朝换代。如叙狼牙修国，谓：“其国累砖为城，重门楼阁。王出乘象，有幡毦旗鼓，罩台盖，兵卫甚设。国人说，立国以来四百余年，后嗣衰弱，王族有贤者，国人归之。王闻之，乃加囚执，其锁无故自断，王以为神，因不敢害，乃斥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长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还为王。”其中关于狼牙修都城、国王出行仪仗的描述，当是使节所见；关于改朝换代的史事，则当是使节采访狼牙修“国人”之所言。隋时常骏出使赤土，在回国后的报告中，首先说：“其王姓瞿昙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国近远。”然后叙其都城规制、官府设置，最后才是其官民信仰、祭祀与生计、风俗。

即便是来自各种形式的采访以及非官方的报告，也大都将海外岛屿人群及其政治体视为“国”。《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载，魏军击败高句丽之后，“穷追极远，逾乌丸、骨都，过沃沮，践肃慎之庭，东临大海。长老说有异面之人，近日之所出，遂周观诸国，采其法俗，小大区别，各有名号，可得详记。虽夷狄之邦，而俎豆之象存”。对于海外岛屿之采访，无论其小大，均先明其名号，视之为国、邦。其下文所记使节在倭地“参问”而得之侏儒国、裸国、黑齿国，即是其例。法显记师子国，虽重在佛法，亦注意其国家形态。他说：“其国本在洲上，东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左右小洲乃有百数，其间相去或十里、二十里，或二百里，皆统属大洲。”又说：“其国本无人民”，“因商人来、往、住故，诸国人闻其土乐，悉亦复来，于是遂成大国。”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述常慜往天竺求法路程，谓其在海滨“附舶南征，往诃陵国。从此附舶，往末罗瑜国。复从此国欲诣中天”。诃陵国、末罗瑜国，《南海寄归内法传》分别作诃陵洲、末罗游洲。义净又记无行在室利佛逝国受国王礼遇，“后乘王舶，经十五日，达末罗瑜洲。又十五日到羯荼国。至冬末转舶西行，经三十日，到那伽钵亶那。从此泛海二日，到师子洲”。其中，末罗瑜洲、师子洲，分别可称为末罗瑜国、师子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