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12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大力改善边境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完善沿边城镇体系，支持边境口岸建设，加快抵边村镇和抵边通道建设。推动边境贸易创新发展。加大对重点边境地区发展精准支持力度”，要“完善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功能”“推动沿边开发开放高质量发展，加快边境贸易创新发展，更好发挥重点口岸和边境城市内外联通作用”。这是国家在未来做好“边”文章的方向。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强调：“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而高质量发展，就必须要促进边疆地区的协调发展。
关于安全与发展的关系，习近平明确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强调：“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国家安全涵盖领域十分广泛，包括边疆安全。我国的边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是“国内与国际的联络带，是国内安全稳定的防护栏，是防止境外势力渗透的屏障区” ，当前面临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叠加、内生型风险与输入型风险叠加等双重风险叠加的挑战，可以说，边疆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而在边疆安全中，边境地区的人口安全又是重中之重，没有人口，一切治理都是空谈。当前我国边境地区人口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是中国边疆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需要持续关注的重要课题。 学术界已经关注到边境地区人口发展与边境安全的关联问题。已有成果及相关讨论为我们提供了参考借鉴，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边境地区人口分布及特征、边境人口“空心化”以及人口减少、外迁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联性研究等方面。但是，现有研究有的针对某一区域的陆地边境人口进行研究，有的以边境某县或乡镇为调查点和研究对象，忽视了边疆地区的差异，以及研究的基础数据源等问题，难以反映我国陆地边境地区人口的最新动态全貌以及区域差异。本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中国民族统计年鉴》中2006—2020年我国陆地边疆9省区140个陆地边境县（市、区、旗）（以下简称县）人口数据资料，以边境县级行政单位为基本单位，结合从“三普”到“七普”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较长时段考察的研究结果，以东北边境地区、西部边境地区和西南边境地区的分类视角，呈现一个14年的短时段动态变化趋势。从长时段到短时段，从整体边疆到局部边疆两个视角来考察边境人口的集聚、流失类型问题，提出“戍边人口”“经济人口”“文化人口”等概念，为边境人口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现实支撑与依据。![]()
二、基于分类视角下我国140个陆地边境县人口规模发展的新形势和新特征
根据段成荣、盛丹阳的研究成果，从“三普”到“七普”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较长时段的考察来看，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2020年陆地边境县总人数分别为1 821.8万人、2 010.5万人、2 202.2万人、2 319.4万人和2 237.9万人，分别占全国总人口的1.81%、1.77%、1.74%、1.73%、1.59%。1982年至1990年间，边境县地区人口与全国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均为1.47%；1990年至2000年间，边境县地区人口与全国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91%、1.10%；2000年至2010年间，边境县地区人口与全国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50%、0.57%。1990年至2010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边境县人口年均增量由22.2万人下降至11.3万人，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由1.81%波动下降至1.73%；2010年至2020年间，我国陆地边境县人口增长趋势开始与全国脱轨，人口总规模由增转减，首次出现了整体性减少。其中，边境县地区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34%，而全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53%。与2010年相比，边境县人口减少了81.5万人。2020年我国陆地边境县人口最多的县仅有64.2万人，人口最少的边境县仅有0.8万人。据此，段成荣、盛丹阳指出，在2010—2020年，我国边境县总人口首次出现了整体性负增长。人口负增长边境县的数量迅速增加，由零星分布向连片蔓延。 值得思考的是，我们的研究结果与上述研究结果出现一半相反、一半相似的情况。首先讨论相反情况。《中国民族统计年鉴》中2006—2020年我国陆地边疆9省区陆地边境县人口数据显示，2006年、2010年、2012年、2020年我国陆地边境地区年末总人口数分别为2 265.17万人、2 315.64 万人、2 336.53万人、2 387.07万人，分别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72%、1.69%、1.73%、1.69%。鉴于数据重合的是2010年、2020年两个年份，并且也恰是这两个年份数据的差异，导致研究结果不同甚至相反，所以我们把这两个年份单独再列出来讨论，如下表1。![]()
2006年之前的数据，我们以上述的研究成果为参考，2006年之后的数据我们基于《中国民族统计年鉴》。由此看来，1982年至2020年末全国陆地边境地区的人口总量仍然保持增长的趋势，但是增长速度放缓，边境地区总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呈现下降趋势，从1982年的1.81%降至2020年的1.69%。此结论与段成荣、盛丹阳指出的结论“在2010—2020年，我国边境县总人口首次出现了整体性负增长”完全相反。其次，我们赞同段成荣、盛丹阳提出的观点“人口负增长边境县的数量迅速增加，由零星分布向连片蔓延”。由于所使用统计数据不同，2020年出现负增长的边境县数量也出现了差异。根据段成荣、盛丹阳的研究，“到了2010—2020年，人口负增长边境县数量猛增，我国78个边境县域出现了人口负增长，这些县域人口总计减少了199.4万”。而基于《中国民族统计年鉴》，我们得出：到2010—2020年，人口负增长的边境县数量猛增，除云南、广西、西藏三省区外人口负增长的边境县域连成片状。2010—2020年，我国出现人口负增长的边境县域有62个，总计减少了120.33万人。我们还作了另外一组数据进行对比参考：2012—2019年，140个陆地边境县中有70个县市（占50%）人口呈现下降趋势。这再次说明了每个时段数据都呈现不同幅度的动态波动。但是，140个陆地边境县域人口呈现下降的县域占比较大，整个边境地区人口增长放缓也是一个趋势，甚至出现很多抵边村寨人口虚空的现实，需引起各界的持续关注与研究。
基于《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10—2020年，我国出现人口负增长的边境县有62个，总计减少了120.33万人。具体如下：东北三省边境地区人口总数合计减少58.65万人，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分别减少31.44万人、20.35万人、6.86万人。黑龙江省边境地区15县负增长、3县正增长（萝北县增长12.43万人、绥滨县增长3.91万人、绥芬河市增长0.25万人），人口总数减少最多的有穆棱市（减少4.17万人）、抚远市（减少4.05万人）、密山市（减少3.88万人）、同江市（减少3.85万人）、鸡东县（减少3.52万人）、孙吴县（减少2.34万人）。吉林省边境地区9县负增长、1县正增长（珲春市小幅增长1.38万人），人口总数减少最多的有和龙市（减少3.79万人）、龙井市（减少3.33万人）、安图县（减少2.54万人）、浑江区（减少2.41万人）、图门市（减少2.36万人）；减少最少的有长白朝鲜族自治县0.99万人。辽宁省4县负增长、1县正增长（振兴区增长4万人），人口总数减少最多的有宽甸满族自治县（减少2.6万人）、东港市（减少2.08万人）；减少最少的元宝区1.06万人。西南边境地区的人口总数合计减少8.5万人，广西壮族自治区8县市全部保持增长（总数增长18.42万人），其中增长最多的是防城区4.02万人、宁明县3.85万人、东兴市3.15万人，增长最少的为龙州县0.31万人、凭祥市1.01万人；云南省6县减少8.5万人、19县增加，其中减少最多的为澜沧拉祜族自治县5.85万人、沧源佤族自治县1.24万人，最少为镇康县0.14万人。内蒙古自治区边境地区11县负增长（总数减少11.75万人）、6县正增长、2县持平、1县因数据不足不计入。其中人口总数减少最多的有科尔沁右翼前旗（减少5.29万人）、阿尔山市（减少1.6万人）、东乌珠穆沁旗（减少1.48万人）；减少最少的有乌拉特中旗（减少0.13万人）、阿巴嘎旗（减少0.18万人）。甘肃省1县保持缓慢增长（增长0.12万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边境地区人口15县负增长（减少41.21万人）、17县正增长、3县因数据不足不计入，人口总数减少最多的有霍城县15.32万人、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3.71万人、塔城市3.63万人；减少最少的有裕民县和清河县均为0.15万人、哈巴河县0.41万人、吉木乃县0.49万人。西藏自治区边境地区2县小幅负增长（减少0.22万人）、16县呈增加趋势。此外还有诸多因数据差异导致的变化差异，详见下文的描述，但应该不仅限于描述部分。
现有研究大多将我国陆地边境划分为东北边境、西北边境和西南边境，但是这种划分一般是根据地理位置划分的，不够具体。基于保障边境安全，考量不同边境地区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接壤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与我国的外交关系的差异性，我们采用王朋岗、王力等学者的划分视角，将我国陆地边境划分为三种类型:东北边境地区、西部边境地区和西南边境地区。东北边境地区，主要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甘肃以及新疆北部与朝鲜、俄罗斯、蒙古接壤的陆地边境地区；西部边境地区，主要包括新疆西部、南部以及西藏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接壤的边境地区；西南边境地区，主要包括云南、广西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的边境地区。基于《中国民族统计年鉴》中2006—2020年我国陆地边疆9省区140个陆地边境县人口统计资料，以2012年为界分两个短时段作考察，即2006—2012年；2013—2020年，探索2012年前后边境地区人口发生的变化。 从分类视角来看，东北边境地区人口总量呈现连续下降趋势，西部边境和西南边境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西部边境的上升幅度较西南边境小。2006年东北边境地区总人口量最多，为1 029.61万人；其次是西南边境地区，为858.06万人；最后是西部边境地区，为377.56万人。2012年，东北边境地区人口总量为1 006.98万人，2020年总量在2012年基础上减少21.16万人；与2006年相比，总量减少43.79万人。西部边境地区在2006年—2020年总人口量持续增加，2012年人口总量与2006年相比在6年内增加了33.92万人；2020年人口总量与2012年相比在8年内增加5.9万人。显然，增速明显下降。西南边境地区在2006年—2020年总人口量持续增加，2012年人口总量与2006年相比在6年内增加了60.08万人；2020年人口总量与2012年相比在8年内增加64.73万人，增速也呈现下降趋势。![]()
基于分边疆省区来看140个陆地边境县的人口变动，每个省区各具特色，总体上呈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边境地区人口数量逐年增长不均衡，每年各省区都呈现动态增减的变化趋势，与上年的数据相比呈现并非绝对的只增加或者绝对的只减少。部分地区呈现出人口猛增趋势，部分地区则呈现猛减趋势，个别地方呈现持平趋势。2006年至2020年我国陆地边境县人口总数呈缓慢的增长趋势，合计增加121.90万人，年均增长约8.71万人。陆地边境县人口呈增长趋势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内蒙古自治区。同时，部分地区呈现负增长趋势。段成荣、盛丹阳认为，“人口负增长县域猛增，由散布各地转变为连片分布”，“人口连片负增长成为边境地区人口发展的新特征”，这是符合当下边境地区人口发展现状的。 从地理空间分布看，与2006年相比，东北边疆的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份边境县人口总数14年来呈现持续减少趋势，14年内合计减少64.89万人，分别减少28.35万人（年均减少约2.03万人）、26.90万人（年均减少约1.92万人）、9.64万人（年均减少约0.69万人），人口呈现正、负增长的县分别为5个、28个。其中黑龙江15县负增长、3县正增长（同江市、绥芬河市、爱辉区）；吉林9县负增长、1县正增长（珲春市）；辽宁4县负增长、1县正增长（振兴区）。西南边疆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边境县人口总数14年来呈现持续增长趋势，合计增加124.81万人，分别增加28.34万人、96.47万人。广西壮族自治区8个边境县人口全部呈正增长，云南省呈现正、负增长的县分别为20个、4个，还有1个县人口持平。其中云南省边境地区人口减少的有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人口持平的为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北部边疆的内蒙古自治区7县负增长、12县正增长，1县未计入统计。西北边疆的甘肃省1县呈正增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呈现人口正、负增长的县分别为18个、14个，3县未计入统计。西部边疆的西藏自治区18县全部正增长。综上，2006—2020年，广西、甘肃、西藏三省区边境地区县域全部呈现正增长趋势，但是增长速度呈现放缓趋势，140个陆地边境县域中共计53个县域出现人口负增长（占比约38%）、82个县域呈正增长、1个县域人口持平、4个县域因数据不足未计入。 第二，2006—2020年期间，从总量上看，陆地边境县乡村人口整体上持续减少，城镇人口持续增加。相比较而言，乡村人口2020年比2006年减少了86.64万人；城镇人口2020年比2006年增加了204.19万人。总量上来看，乡村人口超过城镇人口，但是两者之间的差距呈现缩小趋势。2006年乡村人口是城镇人口的约1.8倍，2020年则约为1.3倍。分地区来看，总体上2006—2020年内蒙古、辽宁两省区的乡村人口和城镇人口差距不大。吉林、黑龙江两省呈现乡村人口少于城镇人口的趋势，吉林省的乡村人口在城镇人口的44%—61%之间浮动；黑龙江省的乡村人口在城镇人口的70%左右浮动；2006年甘肃、内蒙古两省区乡村人口多于城镇人口，2020年情况相反。甘肃省的乡村人口在2006年比城镇人口多0.06万人，2020年就呈现出城镇人口多于乡村人口几乎2倍的状况；内蒙古自治区的乡村人口在2006年比城镇人口还多9.66万人，2020年情况相反，城镇人口比乡村人口多出6.49万人。广西、云南、西藏、新疆、辽宁五省区则是乡村人口比城镇人口多，广西壮族自治区2006年乡村人口是城镇人口的约5.2倍，到2020年则转变为约3倍。同一年份比较，云南省从5.3倍转变为约2倍、西藏自治区从9.7倍转变为3.6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基本还维持在1.3倍。从上述的人口数据来看，一定程度上也同时验证着，十几年来我国陆地边境地区城镇化发展速度之快，可以想象这样的城镇化集聚了更多边境地区的乡村人口，这些人口很可能就是抵边居住的人口。 总体上看，新疆、西藏、广西、内蒙古、云南五省区的边境县人口保持相对的增长贡献，其中云南省贡献最多，其次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再次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后是内蒙古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甘肃省小幅增长，黑龙江、吉林、辽宁三个省份则呈现负增长，其中黑龙江省、吉林省减少相对最多，其次是辽宁省。![]()
三、以西南边境地区为例的边境地区人口流失和集聚类型
基于对《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06—2020年140个边境县人口样本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国陆地边境地区的人口发展主要呈现两种类型：一是人口流失类型；二是人口集聚类型。以下，我们以西南边境地区为例分别作讨论。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相等”。由此，匮乏的生产资料会抑制人口增长、经济增速，同时经济增速受到约束亦抑制人口增长。这也可以解释中国的边境地区人口流失原因。中国边境地区的人口，尤其是抵边村寨人口，还有一定的戍边功能，我们称这部分人口为“戍边人口”。从数据来看，2006—2020年，大部分边境地区人口增长放缓、人口流失严峻，出现53个县域的人口呈现由点到连片负增长的情况。从140个边境县人口集聚情况来看，人口流失在不同的地理区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我们发现，东北边疆地区如黑龙江鸡东县、虎林县等地区人口的流失，与西南边疆地区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宁明县、云南省普洱市等的人口流失情况有较大差异。东北边境地区人口是户籍人口绝对数的下降；而西南边疆地区并非户籍人口绝对数的下降，而是资源匮乏导致的劳动力外出务工所致。这样的趋势导致我国陆地边境地区特别是抵边生活居住的村寨出现人口空心化、人口老龄化严峻的形势，已威胁到我国的边境安全和国土安全。
资源匮乏是阻碍边境地区有效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的云南省富宁县、麻栗坡县、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那坡县，这三个县山多平地少，自然环境相对恶劣、交通基础设施较差，再加上战争等原因导致发展不足。富宁县、那坡县、麻栗坡县山区面积分别占96%、93%（人均耕地不足0.6亩）、99.%（其中70%的地区为喀斯特地貌）。这些地方资源先天不足，抵边地区的人口流动性大，很多年轻人外出学习、工作，也有很多人外出务工或者搬迁至附近城镇生产生活，形成了资源匮乏型的人口流动。边境地区还有因城镇化举措而导致的抵边前沿村落人口流失的情况，如富宁县的木央镇、田蓬镇，麻栗坡县的董干镇、铁厂镇，以及那坡县的百都乡、百省乡等边境前沿地区，纷纷采取相关措施发展城镇化，吸引乡镇辖区内的边民搬迁到镇上居住。这些举措助推了城镇化进程，但也造成了抵边村寨的人口空心化和老龄化问题加剧，关系沿边地区的守土固疆。 云南、广西两省区部分边境地区人口的减少并非户籍人口绝对数的下降，而是劳动力外出务工所致。从我们2020年的调研情况来看，西南边疆地区村屯中青年（16—50岁左右）大多常年外出务工，甚至拖家带口全部外出打工，人口流失严重。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宁明县SL乡（该县四个边境乡镇之一），全乡共6 243户、总人口为24 230人，18岁以上外出务工人员就有10 011人，占总人口的41.31%。再如，广西那坡县LH镇户籍人口有37 006人，外出务工人数为17 653人，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47.7%。又如，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嘉禾乡北部ZH村，全村共有农业户籍433户、1 819人，常住349户、1 621人，其中老年人有400人左右、占比约22%，青年人630人左右、占比约35%。长期外出的有460人左右，占人口总数的25%。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整董镇MT村，其所辖SSL小组、XCT小组与老挝接壤（直线距离边境3公里内），常住619户、2 175人，农业人口占100%，少数民族占95.4%。其中，外出51户、532人，约占总人数的24.5%。
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全国纳入统计的31个省区市（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未纳入统计）中，15—59岁人口比重在65%以上的有13个，在60%—65%之间的有15个，在60%以下的有3个。除西藏自治区外，其他30个省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均超过7%，其中，12个省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4%。边境地区也同样面临人口老龄化严峻的问题。老龄化问题凸显，也是人口务工型流失的产物之一。如广西壮族自治区龙州县GS村，全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78人，分别占全村总人口、常住人口的16.03%和24.17%，已远超联合国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据2018年8月调研，靖西市渠阳镇GQ村NM屯有9户48人，留在村里的仅4人，一个80多岁，两个是50多岁的残疾人（其中一人聋哑），仅有一个60多岁的男性是正常人；该村NP屯11户50多人，仅1人留在村里。据2019年8月调研，那坡县百都乡KX村NL屯仅有十余户，房子都建得很漂亮，但要么锁着门（全家外出），要么就只有老人在家。其中1户一家四代7口人，一栋四层楼的新房，装修豪华，但除了一个80多岁的老人外，其余三代六口人全都远赴浙江打工了。西南边境地区条件艰苦，笔者调研的抵边村镇几乎都呈现出老龄化严重、人才流失、后继无人之景象，形成“老人村委会”“老人党员”“老人农业”等现象。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宁明县峙浪乡DL村共计有党员66人，20世纪20—30年代、40—50年代、60—70年代、80—90年代出生的党员分别为2人、16人、24人、24人，其中90年代出生的党员只有3人。1980年前出生的党员占总数的63.6%，1980年后出生的党员约占总数的36%，中青年党员比例不足。从受教育水平来看，文盲3人（占比约4.5%）；小学6人（占比约9.1%）；初中33人（占比约50%）；高中9人（占比约13.6%）；中专10人（占比约15.2%）；大专5人（占比约7.6%）。总体上初中以下学历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63.6%，高中以下文化的占77.2%，文化水平不高。当然，我们不能忽视一个现实，即常住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是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农闲季节到城市或外乡做临时工作，年轻人多选择到外地求学、工作，而父母基本都是跟着子女走，在这种“一带二”模式下，加速了人口外流。
2021年7月中旬至8月上旬，我们团队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村两委干部（含第一书记）进行的关于“广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基础情况村级问卷调查”（涵盖广西壮族自治区12个市31个县市区，有效样本257份）中，设计了这道题：您所在的村如果要推动产业振兴，在您看来最缺乏的要素是什么（多项选择，限选三项）？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缺乏发展产业的技术”，占86.77%，第二位是“地理位置不佳，引不来企业”，占68.48%，第三位是“缺乏可开发利用的资源”，占66.93%。我们认为，缺技术的背后其实是缺乏劳动力，特别是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务工，就算有项目、有资金支持，产业也难以发展起来。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当地产业发展不起来—青壮年外出务工—因外出务工导致乡村缺乏发展当地产业的劳动力—乡村产业难以发展起来。如此因果循环，陷入“有收入无产业”的乡村产业“空心化”困境之中。
（二）单、双或多资源交叉主导的“经济人口”集聚类型 我国陆地边境人口流失的县域，特别是到最小的基层组织单位（抵边村寨），流失人口的现实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上述调研结果可能已经让我们陷入一种悲观情绪之中。那么接下来，我们是否能够看到一些积极信号呢？基于对2006—2020年140个边境县人口样本分析，事实上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出现了一小批边境地区县域在较短的时间内集聚了较多的人口来参与当地经济活动，我们称其为“经济人口”，并特指因受到各类资源的吸引，受经济活动、利益驱使向边境地区迁移并给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助益的人口。由这些“经济人口”的集聚呈现出集聚型新兴城市群，包括云南省瑞丽市、景洪市，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尔果斯市，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等边境城市，这些地方集聚人口的有利因素是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国家级口岸、浓郁的民族文化、丰富的旅游资源以及政策优势等，诸多资源相互叠加，相互促就。这虽然不是普遍现象，但已经成为边境地区人口集聚的新亮点，亦可视为一种新趋势，为其他边境地区的人口集聚带来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我们在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研究中发现，近年来边境地区较快集聚人口的地区，人口集聚类型主要以多资源交叉主导集聚型、双资源主导集聚类型或口岸为主的单资源集聚类型为主。
云南省边境地区实现人口增长的县市主要是“元江—哀牢山”一线以南的瑞丽市、景洪市、思茅区等地区，这些地方水热、土地资源匹配较好，经济优势和资源优势集中，处于我国面向环印度洋、南亚、东南亚开放发展的前沿，是云南省人口的次级流入和集聚地区，人口集聚是“自然资源+口岸+旅游+民族文化”等多资源交叉主导集聚类型的代表。景洪市、瑞丽市14年来保持人口惯性增长趋势。景洪市2006年末人口总数为37.90万人，2019年、2020年末人口分别达43.27万人、64.40万人（1年之内集聚了21.13万人）；至2022年末达130.80万人，其中16—59周岁的人口达89.6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68.50%，两年之内集聚两倍人口并且大部分人口都是劳动力，可谓人口集聚的新兴代表，是近年人口迁移的热点地区。瑞丽市2006年末人口总数为16.53万人，2019年、2020年末分别达21.05万人、26.43万人（1年之内集聚了5.38万人），瑞丽市的人口集聚也颇具代表性。景洪市首先得益于中老铁路的开通，人流、物流随着交通线流动，其次是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旅游，再次是丰富的热带自然生态资源。得益于玉石资源和口岸优势，瑞丽市仅2019年掀起的玉石“直播带货”就吸引从业人员突破4万人，实现交易额50亿元，2020年，首创从业者主播证考试，全年实现交易额101.9亿元。这两地呈现的是多资源交叉主导的人口集聚类型。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防城区、东兴市最主要的人口集聚类型是“口岸+旅游”为主导的集聚型。防城区从2006年的37.84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45.24万人（增加了7.4万人）；东兴市从2006年的11.58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16.02万人（增加了4.44万人）。据海关统计，2022年防城港市外贸进出口总值784.6亿元，位列全区各地级市第三，其中，出口60.9亿元，进口723.7亿元。东兴市区的东兴口岸是我国与东盟国家唯一海陆相连的国家一类口岸，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东兴市坚持“边海联动、全域开放”，用好“东兴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跨境经济合作区、边境旅游试验区”等六大国家级开放平台，全力构建跨境“贸易、加工、旅游、金融、电商、物流”主导的边海山现代经济新体系，吸引了从事一般贸易、加工贸易、旅游业的人口，呈现出边贸热、旅游火的特点。在旅游资源的挖掘上，开发了中越跨国游、滨海休闲游、京族风情游等七类特色旅游产品，打造国门景区、北仑河口景区等一批边境旅游特色景区，提升侨批历史博物馆、京族博物馆、陈济棠故居等一批边城历史文化打卡点。 2015年7月设立云南省勐腊（磨憨）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2016年3月设立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磨憨口岸，是中老两国的国家级一类口岸，属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腊县2006年、2019年、2020年末人口分别为20.75万人、25.13万人、30.60万人，2019—2020年1年内增加5.47万人，2022年末人口为30.65万人。2021年中老铁路开通，2022年5月昆明市托管勐腊县磨憨镇，共同建设国际口岸城市。作为新时代“钢铁丝路”中老铁路重要节点的磨憨，正加速成长为云南南部的重要国际大口岸城市。在交通与政策的双重加持下，这个昔日人迹罕至的小镇如今车水马龙，商贾云集。2022年全年全县对外经济贸易总额达4 438 718万元，比上年增长93.6%。进出口贸易4 383 288万元，比上年增长94.7%，其中出口2 288 731万元，增长138.4%；进口2 094 557万元，增长62.2%。全年接待国内外旅游者623.78万人次，比上年增长68.8%，全县实现旅游业综合收入791 681万元，比上年增长54.8%。 根据国际经验和相关研究，人口自然增长转变带来的内生性人口变动是长期的、缓慢的过程，而迁移流动带来的外生性人口变动则是短期、快速的过程。由此，景洪市、瑞丽市、东兴市等地的人口集聚是外生性人口变动，呈现出短期、快速、高效的特点。边贸、口岸、旅游资源等的红利吸引更多的人口、资本、技术与信息等生产要素，这些迁移人口是边境地区的“经济人口”，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从2006年—2020年的数据来看，我国陆地140个边境县市的人口总量呈现增长趋势，但增长速度放缓，同时，边境地区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县呈现由点到连片的趋势。东北边境地区人口总量最多，呈现明显的边境县域连片负增长趋势；西南边境地区人口总量次之，西部边境最少，西南、西部边境人口总量呈现增长趋势，但增速放缓。在人口规模上，边境地区的各个省区亦表现出不同的人口动态变动特征。总体来看，我国140个陆地边境县无论是从人口发展情况，还是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情况来说，还远不能成为对外开放的辐射区和前沿。边境地区人口发展不均衡问题制约着我国沿边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不断加大沿边开发开放力度，积极开展兴边富民行动，实施脱贫攻坚政策等，这对人口发展的影响亦真实反映在边境人口的变迁发展历程之中。政策实施与人口盈缩正相关。从人口流失方面看，特别是抵边地区村寨、小组，因生产生活条件的局限，大量“戍边人口”外出务工，这与政策引导下的务工推介等是不可分割的，一定程度上导致形成资源匮乏主导的务工型人口流失类型，虽然务工人员提高了收入，但也造成边境人口空心化、老龄化现象，威胁到我国的边疆安全。从人口集聚方面看，在沿边开发开放政策、口岸政策、兴边富民政策等一系列国家利好政策支持下，边境地区特别是边境口岸城市基础设施日趋完善，交通网、物流网、通信网等快速发展，形成了一批以景洪市、瑞丽市、东兴市、二连浩特市、霍尔果斯市等为代表的边境城市群，快速集聚大量“经济人口”，并呈现多点爆发的趋势，助推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同时成为边境地区的“戍边人口”，充当着各民族交往交流的“文化人口”功能。这里的“文化人口”，特指从非边境地区迁入边境地区从事经济活动、旅游活动、定居等的国内各民族人口以及外国人口，这些人口与边境地区当地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中产生文化接触，必然产生融合甚至涵化、同化现象，兼具文化交流功能。“戍边人口”“经济人口”“文化人口”三重功能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为整个边境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模式。 我国是世界上接壤国家最多和陆地边境线最长的国家之一，边民是充实边境和守土卫疆的重要力量，一定规模的人口是边境地区人口安全的基础。边境人口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从我们的研究来看，边境地区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县呈现由点到连片的趋势以及边境人口发展不均衡和虚空化现象，将直接影响边境人口数量的稳定，削弱人民群众对边防工作的支持力量，危及国防安全，威胁边境社会发展和稳定。我们应将边境人口安全问题放在国家安全的视域下重点研究。边境地区人口安全关系边疆安全，边疆安全关系国家安全，我们要发挥政策优势和制度优势，着力解决边境人口虚空化问题。着重总结推广成为人口集聚代表的边境地区的典型经验，为边境地区人口的增长提供现实解决路径。边境地区的独特区位，决定了人口发展具有重要的“戍边”和“经济”功能，同时集聚的人口带来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因而亦具有“文化”功能。如何向边境地区集聚人口，使人口发挥“戍边”“经济”“文化”三重功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重要现实问题。（为方便阅读，参考文献及注释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或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