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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超（1984—），男，汉族，甘肃通渭人，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后。现任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兰州大学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中心副主任。入选教育部“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政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甘肃省“飞天青年学者”。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理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出版学术专著2部，编写著作6部。在各级各类期刊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博士后基金、教育部项目等各级各类科研项目20余项。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传播体系在传播场域、传播逻辑、传播媒介、传播功效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革，全媒体时代由此到来。从传播时空、传播方式、传播主体和传播效能等维度来看，全媒体时代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面临着一系列风险和挑战。要从增强主流舆论引导、加强规范体系建设、推动主体功能整合、推进传播方式转型等方面入手，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效防范和化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提供正确的思想引导。
关键词：全媒体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当前，网络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能否掌握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在网络空间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成为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是关乎国家发展稳定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传播体系在传播场域、传播逻辑、传播媒介、传播功效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革，“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全媒体时代由此到来。全媒体传播变革在为巩固和壮大主流舆论提供重要机遇的同时，也给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因此，要深刻把握全媒体传播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互动关系，科学研判全媒体传播给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多维风险，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挑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提供正确的思想舆论引导。一、全媒体传播变革给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带来全新场域
在全媒体时代，舆论格局与传播规律的深刻变革给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带入到全新场域之中。在这一背景下，如何认识全媒体传播的特征规律，理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价值功能，把握全媒体传播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逻辑关系，是新时代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 全媒体是随着近年来媒介技术的发展变革，在新媒体、媒介融合、跨媒体、多媒体等概念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新形态和新理念。对于这一概念，国内学界多从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等角度对其内涵进行阐释，代表性观点包括媒介形态说、媒介运营说、媒介整合说、媒体营销说等。从中可以看到，全媒体立足于现代技术的发展和媒介融合的理念，旨在强化传播要素的集成整合，推动媒介传播持续同现代网络技术相融合，从而实现信息传输向多落点、多形态、多平台的过渡和转型，是一种全新的媒介观念、媒介形态、信息生产方式和媒介运营模式。 全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呈现出媒介集成化、主体多元化、结构扁平化、内容碎片化、模式创新化、传播即时化、行为社交化等复杂特征，打破了传统信息传播的时空界限，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重要热点信息的多渠道、全角度、广覆盖传播，使社会大众随时关注舆论走向，并通过声、光、电、网、虚拟仿真等更具感官体验和吸引力的方式，推动传播主体完成了从“简单相加”到“有机统一”的转变，实现了传播结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交互，推动了传播时空、传播样态、传播结构和传播效能的重塑与再造，呈现出“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传播特征和规律，这不仅给社会生活方式和政治运作带来重大影响，也给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是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家安全领域的不断扩展和关系的日趋复杂，学界开始运用治理思维来全方位把握国家安全各领域之间的内在逻辑，构建系统化的安全治理体系，探讨国家安全维护问题。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面对全媒体时代更加多变和复杂的传播环境，更需要在把握全媒体传播特征和规律的基础上，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加强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斗争，确保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场域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维护和巩固国家安全。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是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途径。“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信息传播具有即时性、交互性、多元化、海量化、超时空性等特点，在带来高效便捷等优势的同时，也存在网络信息参差不齐、鱼龙混杂的现象，其中的一些非理性和消极声音会被迅速传播、放大，并弥漫至整个社会当中，极易导致“简单问题复杂化，一般问题政治化，局部问题全局化，国内问题国际化”，极大地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功效，给健康网络生态的塑造带来消极影响。因此，如何在新的传播场域中强化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加强网络主流舆论引导，引导网民自觉规范言行，营造充满正能量和高昂主旋律的网络空间，是全媒体时代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是巩固党长期执政地位的重要保障。进入新时代，党的执政环境和执政条件发生了显著而深刻的变化，如何提升治网用网和传播驾驭能力，成为了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反复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有助于始终掌握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增进人民群众对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这既是全媒体时代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的现实抓手。
（三）深刻把握全媒体传播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逻辑耦合 全媒体传播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相互影响。一方面，全媒体传播变革给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带来了新挑战，凸显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全媒体传播的变革极大地增加了网络空间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传播要素的融合集成在提升信息传播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导致错误观念和有害信息的迅速广泛传播，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另一方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成效反过来影响全媒体传播。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能够为全媒体传播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营造健康有序的网络空间，提升全媒体传播的整体质量，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和公信力，从而促进全媒体传播的持续健康发展。 全媒体传播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相辅相成。对于网络空间的舆论传播而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把握舆论方向，主要解决“讲什么”的问题；全媒体传播创新舆论方式，主要解决“如何讲”的问题。要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持续巩固壮大网络主流思想舆论，就必须以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为导向，统筹把握网络舆论传播的方向与方式，将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之中。一方面，必须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网络舆论内容的建设和管理，为全媒体传播提供源源不断的高品质内容，在网络空间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不断提升网络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另一方面，需要借助全媒体传播的优势，不断拓宽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样态，创新传播话语，提升传播效能，不断增强主流舆论的覆盖范围和传播效果，提升主流舆论引导效能，牢牢守住网络意识形态阵地。![]()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首次用“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来概括全媒体时代的媒体发展新趋势与新特征。在全媒体时代，信息的传播过程、传播方式、传播结构、传播效能等方面发生着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在给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带来更多机遇的同时，也给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带来诸多新的风险，这些风险随着全媒体技术的升级而不断扩展蔓延，极大地扰乱了网络社会的正常秩序，严重威胁我国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一）传播时空维度：全程媒体可能导致错误思潮蔓延，弱化主流话语权威 伴随信息传输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移动网络技术的迭代升级，全程媒体克服了传统媒体传播过程中的相对迟滞性，媒体借助多种传播载体、平台及渠道，基本可以对一个事件进行全程记录、同步传输、即时报道，实现了全天候、直播态、透明化、实时性、全覆盖的信息生产和传播。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社交网络时代，面对不断发生的社会事件，媒体具备了及时跟进、全程参与、深度介入的条件和能力，这使得一个事件从发生到结束的过程都处在传播链条中，随时都可以被变成一个公众信息。与此同时，全程媒体使得网民也参与到全流程跟踪、全链条播报中，任何一个社会事件一旦被网民所关注，都可能通过传统媒体、网络媒体或自媒体溯及其过往历史、当下呈现和未来发展，多类媒体所形成的近程、中程和远程演化拼图会让受众沉浸于一种参与式和过程跟踪式的媒体触达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实现信息干预、信息管控和信息屏蔽的成本极高、难度极大，这客观上为那些借助社会事件出场的错误思潮提供了生存温床和蔓延机会。在中国社会处于重要转型期的背景下，一些与主流价值观相悖的错误思潮利用网络信息传播的碎片化、去中心化、无边界性等特点，在网络空间中交织碰撞、交互博弈，在不同的网络圈群中疯狂传播，对社会公众尤其是低龄群体的价值认知、判断标准、行为取向产生全方位、深层次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和传播效果，侵蚀着网民对主流价值的认同，从而带来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二）传播方式维度：全息媒体可能导致失真信息频现，扰乱网络舆论生态 媒体可以充分利用多维成像、物联网、大数据、AR等技术，通过图文、视频、游戏等多元立体的呈现方式，使媒体展现的拟态环境高度还原真实环境，营造场景化的感官刺激，从而突破了传统媒体的信息呈现方式，实现了综合性、全景化的信息展现。然而，这种全新的信息呈现方式在提升传播吸引力的同时，也可能为网络空间中不良的失真信息传播提供便利，成为网络谣言和虚假信息生成、传播与扩散的“放大器”，加剧其碎片化传播和裂变式演变，进而侵蚀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信力和引领力，甚至造成网络舆情失控风险。习近平指出：“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在网络社会中，一些别有用心者通过热度较高的自媒体平台，运用针对性传播策略，通过极具吸引力的标题、极富表现力的内容、极为贴近日常的表达，甚至通过来源不明或断章取义的叙事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收割由此带来的流量。虽然部分网络信息内容在逻辑上难以自洽，但由于人为的恶意编辑和内容上的避重就轻，使得这类网络信息非常具有迷惑性和煽动性。在全媒体时代，“一张图、一段视频经由全媒体几个小时就能形成爆发式传播，对舆论场造成很大影响”。在利益的驱使下，部分媒体将注意力从内容和质量转移到传播效能和流量收割上来，这极易使得人们的情绪被随意诱导，出现道德失序加剧的情况。尤其是当一些重大突发事件出现时，部分媒体为了蹭热度，无视法律和道德的底线，不惜恶意发布不实信息，蓄意煽动人们的负面情绪，以达到扩大影响、走红网络的目的，导致大量极具争议性、泛娱乐化的虚假消息在网络空间中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让个别片面偏激的政治话语在网络空间集聚流量，这严重扰乱了网络舆论生态，极易带来社会治理和舆情风险。（三）传播主体维度：全员媒体可能造成网络圈层分化，影响传播受众群体 现今的信息传播是交互式的，人人都是信息来源，人人都是传播主体，全民参与信息的生产传播。平等、开放、共享的网络空间既扩大了人们表达意见的空间，也带来了信息过载、认知混乱、意见撕裂等问题。全员媒体使具有相同价值观念的人更快地聚合起来，并在聚合时形成一定的准入门槛和话语壁垒，产生“网络圈群”，并通过其特有的高度聚合性、封闭性、排他性，固化“信息茧房”效应，进一步对非本圈群的信息予以排斥和抗拒。当前，网络圈群指向的一般都是更具娱乐性的反精英、反理性、反逻辑的网络信息，这使得包含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信息难以深入到广大网民中去。同时，由于不同圈群之间壁垒分明，身处不同圈群的人们往往优先认同自己圈群的观点，极易导致人们观点的固化、偏激乃至极端化，进而弱化网络空间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和凝聚力。当出现各类社会热点问题时，处于不同圈群的人们出于对圈群的归属感，对圈群内的信息往往盲目信任，如果其中混入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不良信息，由于网络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交互性、超时空性、极易失真性等特点，处于不同圈群的人们将难以理性地对这些信息进行辨别。加之处于不同圈群的人们长时间处于“信息茧房”之中，也会在相当程度上加剧其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疏离感，不同圈群之间的矛盾尤其是价值观念分化会在这一过程中加重，从而对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中的话语权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四）传播效能维度：全效媒体可能催生网络“信息茧房”，消解舆论引导效能 全效媒体即在媒体愈加智能化、用户特征愈加清晰的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能够依托大数据等新技术精准定位用户，并集成了信息、内容、社交、服务等多种功能，全面满足用户需求，使传播更为精准和高效。全效媒体在拓宽媒体传播覆盖面和功能、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带来重要机遇的同时，也可能造成信息的去中心化，给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带来新的挑战。一方面，在全效媒体的背景下，人人都能通过不同渠道自主了解、获取、接收信息，并从中找寻与自己喜好相近的信息和话题，使得人们沉浸于算法推荐和自我选择共同制造的“信息茧房”之中，导致“回声室效应”的产生和扩张。在“信息茧房”效应发挥作用的基础上，算法推荐技术会进一步诱导陷入“信息茧房”中的人们沉浸于其中，拒绝获取其他信息，并重复性地选取相对固化的意识形态内容，进而形成难以变更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加剧信息的去中心化。另一方面，“信息茧房”效应的出现和加剧，让媒体掌控人能够了解当前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和焦点议题，并根据大数据测算出哪些话题可以吸引更多人参与搜索、进行讨论，媒体掌控人可以通过算法推荐技术不断迎合用户的观点和喜好，精准生成相关信息并对其进行强化。在相关媒体通过算法推荐技术不断炮制信息和话题的过程中，人们所接收到的信息逐渐固化，其所接受的观点也会逐渐被片面化。在这一基础上，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意识可能被所接收的信息深刻影响、重新塑造，这极易引发更为强烈的情感共鸣和更为激进的认知状态，从而被别有用心者所利用，造成不同“信息茧房”的群体之间意识形态对抗的逐渐显现，诱发难以想象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这对于网络空间中加强主流价值观引导，增强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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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全媒体时代可能出现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必须深刻把握全媒体时代的传播特征和规律，增强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坚持破立并举、防治结合，提升对新型传播技术手段的驾驭能力，构建系统科学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体系，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能，全面打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攻坚战、主动战。
（一）增强主流舆论引导，强化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话语权威
习近平指出：“准确、权威的信息不及时传播，虚假、歪曲的信息就会搞乱人心；积极、正确的思想舆论不发展壮大，消极、错误的言论观点就会肆虐泛滥。”全媒体时代要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有效发挥全媒体传播优势，不断延展主流舆论的思想引领时效，在重大、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抢占舆论引导先机，及时介入、全程参与、精准传播，不断强化主流舆论引导功能，压缩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各类错误思潮的生存空间，不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全媒体时代的思想引领力，从而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第一，借助全媒体传播优势，增强主流舆论引导的即时性。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不时出现，主流舆论要及时介入，抢占舆论引导高地，“消除生成网上舆论风暴的各种隐患”。对于一些公众关注度高的社会热点事件，要确保主流舆论不失语、不失踪、不失声，在遵循网络信息传播规律的基础上，规范和完善网络信息发布机制和辟谣机制，增强主流媒体对重大问题和突发事件的鉴别与处理能力，及时提供客观真实、观点鲜明的信息，及时回应网民关切、合理引导网络舆论，让扭曲、不实的谣言不攻自破，从而掌握网络舆论主动权和主导权。第二，借助全媒体传播优势，确保主流舆论引导的持久度。面对社会热点，主流舆论要借助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等各类信息集散平台、资讯平台、社交平台进行全程跟进，把握好宣传策略和传播节点，建立全方位、多声部、立体化的传播模式，延展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渠道覆盖范围，形成不间断的信息流，确保主流意识形态的嵌入式传播，实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全时全程覆盖。第三，借助全媒体传播优势，提升主流舆论引导的战斗力。在网络空间这一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中，宣传舆论部门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敢于和善于同错误思潮作斗争。要针对错误社会思潮设置议题，深入研究错误思潮的发生机制和传播机理，充分发挥全媒体传播优势，聚合专家学者、网络大V、网络媒体等多层次传播主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通过图文并茂、视频呈现、宣讲阐释等多样化的传播形式，深刻揭露错误思潮的本质和影响，有理有据有力地批驳谬论，廓清思想迷雾，引导民众提高思想辨识力，从而牢牢占领舆论宣传阵地，坚决捍卫网络空间中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二）加强规范体系建设，净化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舆论生态
习近平指出：“在信息生产领域，也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创新，使正面宣传质量和水平有一个明显提高。”在全媒体时代，要认真研判和有效应对全息媒体传播可能带来的网络谣言和虚假信息传播，以及这种传播可能造成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建立健全网络规范体系，提升法治保障、内容建设、技术应用、管理机制等方面的规范性，全面遏制网络不良信息的肆意传播蔓延，营造安定有序的网络舆论生态，有效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第一，“网络法律制度的稳定性、权威性、形塑性等特点对确保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的作用。”其是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制度性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制定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有力地推动了网络治理的法治化进程。新时代要继续坚持法治理念，立足于网络空间中不断出现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情况新问题，做好网络新兴问题的研究与立法工作，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网络信息服务和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网络治理法治体系，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体制机制的法治化。第二，要注重全媒体时代网络意识形态传播内容的设计与净化，一方面积极发挥各类网络传播主体的功能，创作开发弘扬正能量的高品质文化宣传产品，提升优质信息的推送占比；另一方面，要将主流意识形态嵌入媒体算法之中，引导媒体在进行算法推荐时注重公共文化价值生态的创建和维护，并依据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标准和判断，做好网络信息的价值判断与内容筛选，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提供内容支撑。第三，要树立以技术管技术的理念，构建网络核心技术产业生态，加大对超清晰化、移动化与智能化的新一代技术体系的研发创新，加快核心技术的硬软件研发，打破西方国家的技术霸权和封锁；着力推进以主流意识形态为核心算法的技术开发，提升技术驾驭能力，依托云计算、大数据等平台，加强网上舆情信息的识别、采集、分析，提高对风险因素的感知、预测、防范能力；探索人工智能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的运用，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升技术治网的能力和水平，防范新技术带来的风险。第四，要建立健全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的相关制度机制，提升工作规范性；要坚持党管意识形态的原则，强化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意识，明确各级党委和相关部门的意识形态安全职责，完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流程，定期研判和处置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不断提升各级党委和党员领导干部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能力；要健全安全预警监测机制，利用网络舆情监控中心等针对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的数据平台，对网络舆情进行全时段、全方位监控，并对网络信息进行安全分级，进行网络舆情追踪与智能分析，及时发现潜在的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将网络舆情监控的触角延伸至最前线；要健全安全维护运行机制，运用大数据及时高效地监测、引导网络信息的发布与传播，扮演好网络信息把关者的角色。（三）推动主体功能整合，凝聚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强大合力 习近平指出：“互联网是当前宣传思想工作的主阵地。这个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这部分人我们不去团结，人家就会去拉拢。”在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过程中，要明确治理主体及其职能定位，并建立起多元主体间的协同关系。因此，必须努力实现从垂直性管理向系统化治理的思路转型，加强统筹协调、实施综合治理，形成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强大合力。
第一，要构建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必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挥相关参与主体的作用，广泛汇聚各方的智慧和力量，落实好各相关方责任。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全过程和各环节，充分发挥网信部门的统筹协调作用，建立健全信息沟通、会商研判、协同处置机制，压实网站平台作为网络信息内容管理第一责任人的主体责任，发挥网络传播的互动、体验、分享的优势，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加快构建起“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的多元共治治理格局。第二，要注重发挥新型“意见领袖”的引领作用。要培养具有正确政治立场和高度社会责任感、较好理论政策水平、良好的信息驾驭能力的新型“意见领袖”，在面对舆论热点时，这些“意见领袖”能够迅速分析研判公众的关注焦点和思想动态，形成有针对性的舆论引导策略，发挥其在既定群体中的话语优势，积极开展政策解读、思想疏导、跟踪反馈等工作，弘扬社会主旋律，以理性、客观、负责任的态度实施正向引导，从而增进社会公众的理性思考和正确认知，避免公众被错误舆论和错误思潮误导，形成一个能够及时发理性之声、解公众之惑、传递社会正能量的舆论引导群体，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亲和力、凝聚力，助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第三，要发挥青年群体的主力军作用。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7.5%，40岁以下的网民占网民总量的51.5%。广大青年群体作为网络参与的主力军，因其所具有的能力特点和年龄特征，已经成为全媒体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重要变量。擅长运用互联网技术的年轻网民与网络舆论的双向互动在全媒体传播的助力下进一步强化，青年群体既有可能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下坚定理想信念，成为网络正能量的传递者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参与者，也有可能被错误思潮所裹挟，形成错误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漠视、反感、排斥主流意识形态，甚至站在党和国家的对立面，进而成为网络错误舆论的传播者和助推者，给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带来威胁。因此在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青年群体，着眼于专业性、前沿性、时代性与趣味性，推出青年群体喜闻乐见的网络作品和话语内容，引导广大青年厚植家国情怀、自信担当作为，在网上积极弘扬正能量、展示新风尚，借助青年的力量推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让青年自觉成为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参与者、实践者和守护者。（四）推进传播方式转型，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效能 习近平指出：“正面宣传要用心用情做，让群众爱听爱看，不能搞假大空式的宣传，不能停留在不断重复喊空洞政治口号的套话上，不能用一个模式服务不同类型的受众，那样的宣传只会适得其反。”全媒体时代要适应信息功能全效化的趋势，有效推进传播方式转型，积极创新话语内容和形式，推动主流话语表达冲破网络“信息茧房”，增进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的认知、理解和支持，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效能。
第一，创新表达方式，提升主流话语效能。列宁曾提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这在全媒体时代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全媒体时代要推进主流话语传播方式转型，摆脱叙事宏大、枯燥无味、单纯说教的话语形式，“将严肃理性的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内容通过全息媒体转化为兼具权威性、活泼性与生活化的现实内容，加之以高度沉浸与虚实融合的场景化呈现方式进行网络意识形态传播”，深入浅出地呈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让广大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真理性、说服力和时代感，从而凝聚价值共识。第二，推进媒体融合，提升主流传播效能。“伴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及5G技术的广泛深度应用，全媒体时代已从媒介技术融合走向深度的媒介生态融合。从平台相加到生态相融，从人民号、央视频、AR看两会、8K超高清直播、人工智能虚拟主播到全息虚拟云端采访，新型主流媒体充分发挥其在媒介手段、媒介形态、媒介渠道及接收终端的人才、技术及资源优势，成长为全媒体时代引领主流价值传播的国家队。”要持续探索媒体融合发展之路，加强网络主流舆论平台建设，用好商业化、社会化移动传播平台，搭建具有政治高度、理论广度与人文温度的智能化全媒体信息生产与传播平台，促进主流媒介与新兴媒介优势互补，增强媒体融合服务和信息枢纽中心的功能，打造多层次、全覆盖的全媒体传播矩阵，有效利用VR等技术加强先进内容的吸引力，改变传统的单一宣传模式，推进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叙事的通俗化、生活化、形象化，建设包括信息生产、载体传播在内的主流传播平台，让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形式、手段更为立体、生动，提升包含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信息与网络产品的供给能力。第三，实施精准把控，提升主流引导效能。要重视并力促积极、正面信息的传播，及时追踪用户在网络空间的点赞、转发与评论等行为，善于利用大数据、算法推荐等技术定向抓取用户感兴趣的个性化内容，实现对用户的精准定位，即时把握网民的重点关注和所看所想所悟，根据不同受众设置不同的议题，针对不同群体或个体的精细需求来分类、分级、分层构建弘扬主流价值观的优质资源，打造差异化的网络信息传播模式，实现精准推送、分众传播，全力提升主流话语的引导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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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时代的传播变革为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提供了机遇，但也可能给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带来新的风险和挑战。如何把握全媒体时代的传播特征和技术变革，如何研判和应对全媒体背景下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是新时代迫切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推进全媒体传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把握全媒体传播规律，深入分析和研判全媒体传播背景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形势，树立综合治理理念，全面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营造风清气正、健康向上的网络生态，构筑网络空间中的意识形态安全屏障，为维护国家安全、实现党和国家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提供坚实保障。（为方便阅读，参考文献及注释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及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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