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的暴政
我经常会接到一些私信咨询，大体是关于“我今年如果继续考研，就会比同学晚工作一年等等”，或者“我这个岁数去考研，出来都XX岁了”等等。我仔细看ta的年龄，基本都比我小十岁以上，也就才二十出头。
我们都有浪费时间恐惧症，极度害怕浪费时间，如果休息超过几个小时，就会陷入巨大的羞耻，当天晚上必须晚睡，从而补回丢失的时间。哪怕出去旅游，也在争分夺秒地看书学习。
或许是我们自一出生就自觉走入社会时钟，必须在几岁毕业，越早读完研究生，甚至博士最好，几岁必须有几年工作经验，几岁必须结婚生子，我们没有自己的时间规划，完全活在社会钟摆的催促声里，似乎晚一点就被贴上“失败”、“淘汰”的催命符。
就像《逆行人生》里四十八岁的程序员高志垒被大厂裁员后，不得不跟一群比他小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竞争岗位，而他的经验、学历与履历在年龄优势面前，一文不值。时间，是地位最高的神。
为什么呢？我记得廉思老师有篇论文《时间的暴政——移动互联时代青年劳动审视》，文中说，“倒计时具有一种独特的“翻转结构”。面对同一个目标，当采用正序计时，时间是向外舒展的，目标是向人聚拢的，此时人是中心，随着时间的流逝，目标逐渐向人靠近。回想自己坐在火车上的场景，窗外的群山和景色是向“我”走来，而不是“我”走向窗外的物体。当采用倒序计时，物和人的关系就颠倒过来了，时间是向内收敛的，目标则成为中心，随着时间的逼近，人变为主动向目标靠拢。换句话说，在倒计时里，目标和人的主体性被翻转了，人彻底沦为实现目标的工具，人在空间中的结构被扭曲了。因此，对于同样的时长，采用正序计时和倒序计时，给人的感觉就会完全不同。”前者是自由流动，后者则是紧张催促。
《逆行人生》就处处体现了这种倒计时下的紧迫性，似乎每个人都在疲于奔命，电影里没有人不忙碌，没有人不为时间而紧张，电影的背景音乐也没有几分钟不是以紧张的鼓点，快速紧张的旋律提示淘汰的风险。高志垒在做程序员时，每天加班到凌晨，不眠不休地疯狂内卷，只为比别的小组快，从而避免被裁员；他做了外卖员后，系统无时无刻不以倒计时的方式提醒他“超时了”、“完蛋了”或者“超时罚款了”；他偶遇的货拉拉工人也在系统里被牢牢控制；每个月房贷还款日也是以倒计时的方式称为他玩命工作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高志垒父亲的手术费必须三天内交齐，老抠孩子的白血病每个月的排期，这时候时间又变成了个体拯救与死亡的分界点；单王之夜里，跨向明天的倒计时，是一部分迎接新生的欢呼，却也是另一群人为了“两千五百元”展开生死追逐的鬼门关。电影里数不清的桥段充分体现了原本正向流动的时间如何以倒计时的方式，把人变成“绩效”的工具，从而彻底扼杀了人的主体性，人不再是人，而是时间暴政下的客体。
所以，我觉得，电影名《逆行人生》里的“逆行”不止是指一场失业使得阶级滑落，还有“倒计时”，而是时间暴政下，我们自我规训，无需鞭策就开始自我剥削，内心时刻被时代甩下的无名恐惧而占领。
这部电影，是我们每个成年人的现实寓言。
（二）群像:致敬每一个努力的人
《逆行人生》里我觉得比较惊喜的是群像塑造得特别好，尤其是女性形象。
以辛芷蕾饰演的肖妮为例，她一开始出现的镜头就是天刚蒙蒙亮，就起来给全家做早饭，叫醒昨晚加班到凌晨，胡乱睡在沙发的丈夫，提醒他打胰岛素。寥寥几笔就交代，即使是全职太太，她们的付出与劳作时间并不比男性少，她们与丈夫一起并肩工作，才能撑起整个家。只不过，她们的工作是在家里。这是导演提醒大家，哪怕所有人只看到男性在职场的工作时间，也是以女性对家庭的付出为代价的，她们不应该被忽视。
而后在肖妮得知丈夫被裁员两个月后，没有歇斯底地，也没有崩溃大哭，而是冷静理性地把全家的收入与支出干脆利落地列出来，并主动提出自己可以去重新教孩子打鼓分担一部分。夫妇俩聊完未来分工，决定合力撑起突遭变故的家庭后，她才露出脆弱柔软的一面，她说她不是怪丈夫失业，而是他选择不告诉她，这就是不相信她能与风雨同舟的决心，也不相信她的挣钱能力。辛芷蕾把女性作为她自己，作为妻子，作为母亲的果断与忐忑，理性与温柔刻画得十分好。
她并非是喊口号，说到做到，迅速想到可以用自媒体来宣传招生。后来她又去美甲店兼职（合理猜测这里可能是遇到教培政策限制），丈夫看到后为她心酸与难过，而她自己倒是淡然一笑，坦然处之。她就像剧里出现的能在废墟上开出来的顽强的花朵，承受得起阳光的赞美，也不怕风雨的摧残，兀自开放。
除她以外，还有一位女外卖员仇晓敏。我们知道外卖的薪酬机制是梯度计费的方式（即跑单越多，单价越高），那你就需要多跑多花时间在外卖上，你才能收入越多。她与其他男性外卖员不同，她在体力上可能存在一定劣势，还有生理期等一系列问题，最重要的是，她还有一个孩子要抚养。所以我真的很难想象，她是如何在比别的男性外卖员更短的时间，更多的养育孩子的责任的背景下，还能跑到站点前五。她得多用心，多拼命啊。
电影里还有一处看似闲笔，其实用意很深的地方，我个人很喜欢。高志垒送外卖时遇到一个填错地址还为难他的顾客。这个两三分钟的角色明显是编剧用心设计过的。他穿着棉睡衣，看上去很邋遢，应该是老上海人，住在胡同里，很可能没有赶上拆迁的红利，又有本地人的优越感与骄傲（说话夹着本地方言）。他明明自己没道理还要为难高志垒，看到他不得不妥协而露出邪恶的满足的笑容。此外，影片还叠加了商场保安对外卖员的驱赶态度，表面上是尽心尽责，实则是行使“权力”。
影片这两处，我看到有人诟病是把平台与外卖员的劳资矛盾转嫁给消费者与外卖员，我觉得相反，恰恰是电影在暗示权力会无差别的碾压异化每一个人，也就是当人们手里只要有一点权力，就会忍不住为难别人，从而获得权力的幻觉。而这也是平台的阴险之处，平台巧妙地让外卖员与消费者对立起来，不仅让自己隐身了，还摇身一变使得自己倒成为了消费者与外卖员之间的裁判者，影片里高志垒拿着差评去找平台工作人员评理，请他帮忙删除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而这些看似闲笔，实则用心的设置，这些群像，与影片字幕打出来时，那些真实的努力的外卖员们，依然热爱生活的艺术片段，虚实相生，交相辉映，呼应了电影主题。
每一个努力的人，都值得被看见，被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