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易林，余秀兰，倪颖，高静 | “3+1+2”新高考选科行为的分化及其功利化释疑

吴易林，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余秀兰（通信作者），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高考虽然提出科学选科的制度愿景，但实际却出现了与之有出入的个体选择困境——选科行为的功利化。基于感知、构想和亲历空间的分层视角，对33位考生选科行为的分析发现：“成绩”“出息”不单是学校、家庭的共识，也被考生所感知并影响了他们后续的构想和选科行为；在学业竞争大众化的背景下，考生选科构想的差异体现了不同认知、成长经历的考生对教育资源的占有与使用的差别；感知与构想共同支配考生的亲历选科行为并导致其分化。据此，对选科行为及其功利化的认识应从行为学论域转向社会学论域，教育管理部门、学校、家庭可通过影响考生的感知与构想引导考生科学选科。

为缓解人民日益增长的高质量、多元化教育需求与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国家调整了高考科目选考方案，给予考生更大的教育选择权。在已有的新高考科目选考方案中，“3+1+2”方案（以下简称新高考选科）被认为既保障了考生的选科权利，又考虑到人才选拔的局部刚性要求，更回应了国家发展的整体需求和长远利益^[1]。但该方案实施效果却未达预期，出现了与方案设想存在出入的个体选择困境——选科行为的功利化。既有研究围绕个体因素将选科功利化界定为：考生不考虑兴趣、特长等个人因素，采取投机的选科行为^[2，3]，具体表现为当兴趣与学习难度相冲突时，考生更倾向选低难度、低兴趣的科目^[4]。实际上，考生的选科行为及其功利化不全是个体因素决定的。考生选科行为的生成过程涉及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与获得，考生选考哪些科目、为什么选考这些科目亦受到社会各界的极大关切。

已有研究主要采用结构分析的视角，利用规模调查数据探究考生选科行为的生成过程。研究结论也大体相近：制度与关系等结构与考生的互动既是考生选科行为生成的理由与目标，也是理解选科行为生成的重要窗口。一方面，成绩、排名等与高考录取规则、评价标准挂钩的制度结构影响选科行为的生成^[5，6]；另一方面，家庭、学校等关系结构的托举和支持也左右着选科行为^[7，8]。晚近的一些质性研究发现，相似结构处境下的不同考生会采取不同的选科行为^[9，10]，但鲜有研究对此予以深入解释。选科行为作为可观察的现象，不仅是表征高考内部竞争及考生为获取满意升学的结果而与制度、关系结构互动的生产行为，也是根植于考生整合考量的再生产行为^[11，12]。如果沿用结构分析视角，容易忽视考生的整合考量，因此，我们亟须关联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剖析选科行为的生成过程。

综上，本研究援引为社会空间理论做出奠基性贡献的学者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提出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围绕新高考选科中制度、关系结构与考生的互动，及其与考生整合考量间相对独立又互相影响的关系展开分析，为理解选科行为及其功利化构建社会学意义上的解释框架。本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深化、拓宽对考生选科行为的理解；另一方面从教育角度提供了关联个体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实证证据，以及应对选科行为功利化的策略。

1.空间三元辩证法：分层解析考生选科行为生成过程的框架

近年来，社会空间理论的研究已不局限于单一的地理物质空间，也涉及文化、意识等精神空间。列斐伏尔提出的感知、构想和亲历空间三元辩证法是解析个体行为生成过程的重要视角^[13-15]。感知空间指人们对真实世界的感知和察觉；构想空间是人们对真实世界形成的符号认知和概念；而亲历空间是人们生活在其中的真实世界。亲历空间既以感知空间为基础，又受到构想空间的影响^{[16, 17]}。空间三元辩证法在注重制度、关系结构与个体互动的同时，也致力于考察个体对这种互动的整合考量^[18]。有研究基于这一理论诠释了环境、观念等要素交织下个体复杂行为的生成过程^[19，20]，也有研究借助该理论分析大学生就业、互联网学习、课堂教学等教育现象^[21，22]。本研究借助空间三元辩证法理论，解析选科行为的生成过程，进而理解其功利化。

2.研究方法与对象

基于地区、学校差异以及个体只有在走完自身的历程后，才能完全了解这段经历这一考虑^[23]，本研究采用立意和“滚雪球”抽样选取受访者，半结构化访谈了来自江苏、重庆等7省（市）参加过新高考的33位大学生^①。33人中，男性19人，女性14人（编号为xk001-xk033）；19人现就读于“双一流”大学，9人现就读于普通本科院校，5人现就读于普通专科院校，就读专业包括医学、能源动力、海洋科学、铁道管理等24个本、专科专业。笔者在预访谈基础上与专家商定后形成访谈提纲，涉及考生对新高考选科的认识、方式与动机及影响因素等问题，还设置了“你周围的同学选科是怎样的”和“你对未来新高考选科有什么建议”等问题，以提供更丰富的信息。正式访谈于2021年9月-12月展开，人均访谈时长约60分钟。为降低研究者主观因素的影响及对受访者的言语暗示，每次访谈均有两名以上的研究者参与。

1.感知空间：以新高考选科为轴心的学校、家庭生产

感知空间是指人们对真实世界的感知察觉。列斐伏尔认为，社会活动和因生活行为产生的核心社会关系不仅占据着感知空间的主导地位，也打造着感知空间的秩序^[24]。一方面，新高考、学校和家庭分别是考生选科行为生成面临的主要社会活动（制度结构）和核心社会关系（关系结构）。另一方面，学校、家庭围绕新高考打造的空间秩序是自利的。

（1）利用“成绩”及其再制度化的学校生产

与义务教育不同，高中教育已通过以往诸多的选拔考试，筛选出它认定的、有接受高等教育资质的考生，因此考生与学校间始终存在类似于“等级性”社会功能组织的客观化生产关系。在不成文的高考择“分”选才逻辑下，学校为了自利（完成甄别英才、提升升学率的任务，累积良好的社会声誉等）^[25]，更偏好利用“成绩”对考生进行再制度化的引导和分类，从而增加考生选择学校事先设定的选科方案的可能性。

一方面，由于“成绩”可被标准化和量化，所以学校会利用“成绩”标记考生在科目上的胜任力，并将其再制度化为可见、可量化和可比较的排名以引导考生做出选择。比如受访者xk022谈到，“学校开大会多次暗示：化学前200名（的同学）选它没问题。200名以后的（同学）就要考虑适不适合选它”（xk022）。受访者xk004也谈到选科时重点考虑了排名，因为“学校会建议选排名靠前的科目，这样能分到好的班级”（xk004）。另一方面，从受访者xk004的描述可知，学校除使用排名引导考生外，还会通过再制度化的另一种更具体的形式——分班，对考生再分门别类。在此过程中，“分班”还会与学校育人经验所转化的公开、得到承认的强势学科互通，试图让考生只选择学校预设的选科方案。例如有的学校只开了理科班、文科班^②，不开或少开其他科目组合（xk003）；还有的学校因受到本校强势学科的相对竞争性优势的影响，只开校方认为“好”^③的组合，少开或不面向全体考生开其他组合；也有些各科教学实力均强的学校则通过意向摸排分班，对选“少数派”科目组合的考生采取“走班”制（xk031；xk026）。而作为“守纪律”的考生，他们在“怕麻烦走班”的同时，倾向于顺从学校开设的班级和科目组合，以获得优质的教学资源和学校重点倾斜培养的机会，继续维持学业竞争优势（xk023；xk030）。

（2）关注“出息”与生存的家庭生产

高考除了具有选拔英才、纵向分流的功能以外，还需要合理适配大众的升学期望^[26]。中国家庭的升学期望往往与职业期望密切相关，家庭高升学期望的背后隐藏着家长为子女计之深远的教育规划，即上了“好大学”就能获得一份“好工作”，进而有出息地在社会上生存、就业。因此，来自家庭的选科建议事关子女终极教育目标的达成，家长们往往慎之又慎。这一点在条件较为优渥的家庭中尤为突出。这些家长对子女受教育的质量要求极为明确，希望子女通过“好学校”里的“好成绩”挣得“出息”，也竭尽所能地帮助子女获取更“上乘”的选科信息，让其做出“正确”的选择（xk008；xk017；xk009）。但大部分考生都是普通家庭的第一代大学生，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是这些普通家庭的期盼，因此普通家庭的家长参与选科时的求稳与趋同的心理也会更强烈，“方便找工作”“就业”等基于生存、就业逻辑的建议是这些家庭的第一选择（xk025；xk015）。

上述描述与分析表明，尽管不同家庭提供的选科建议的具体内容不同，但所有选科建议的最终落脚点都与生存、就业息息相关。换言之，无论子女选择哪种科目组合，家庭教育选择的初衷都是为了获得宽广的专业选择面和后续的高就业机会。

2.构想空间：考生对新高考选科的认知与互动

（1）“哪科成绩好选哪科”与“出来好就业”

构想空间是感知空间与个体互动的结果，是个体针对感知空间建立起的符号认知和概念^[27]。身处特定社会活动和核心社会关系中的考生虽然是促成选科行为的实际力量，但并非主导力量。考生选科会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怎么选择，选择的依据是考生对新高考的认知；二是谁主导选择，是父母、学校还是自己，即考生与学校、家庭及其围绕新高考所形成自利秩序的互动。

由于成长经历的差异和学业竞争大众化等现实因素的影响，多数考生进入的是以感知空间为基础的生产系统，而不是信息系统。考生会依从感知，在“成绩为先”或“就业导向”的指引下形成“哪科成绩好选那科”或“出来好就业”的选科构想（xk026；xk007；xk011）。考生对选科的构想并不是随意的，他们对选科的构想取决于其对感知空间的追随和共识。学校用于引导和分类哪些考生能胜任哪些科目的“成绩”、家庭教育传递的“出息”与生存观念，都是考生选科的重要依据。这是因为在“逢进必考”的中国，考生多被赋予光耀门楣的教育期望。因此考生个人选择的结果不仅要有利于自己，也要有利于集体^[28]。他们自小被学校、家庭灌输“考好成绩就能进好大学，进了好大学就会有一份好工作”的观念，成绩与能力、就业乃至前途之间被简单地划上等号。这也使得许多考生不得不受限于学校、家庭以新高考为轴心生产的感知空间。例如受访的大部分考生认为，在高考择“分”选才的逻辑下，学校、家庭、个人都没有太多选择余地。

（2）“理性盘算”与“长大的过程”

现代社会中，个体原有的生活节奏被工具性节奏取代，一旦权利被下放，个体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角色冲突^[29]。选科权柄的下移使新高考在客观上演变为可供筛选的信息系统。考生首先需要在“应试成功”与“自由选择”间进行定位。考生或从工具理性的视角将选科构想为需要缜密思索的“田忌式”赛马，或从价值理性的视角将选科与自身成长联系起来。“工具性解码”与“价值性眼光”分别是这些考生采取的两种具体策略。

“工具性解码”是指一部分考生在选科中表现出的理性盘算。他们大多各科成绩均衡，他们更倾向于在学习方式比较相近、自己有相对竞争性优势、适合自己学习思维方式的学科范围内构想自己的选科以放大长处，让自己学得“轻松”，不再轻易做出另外的拓展与其他选择。考生xk028和xk001的叙述显示出他们选科时优先保证有效率地通过高考选拔，降低学习压力的理性盘算，“选历史，数学能够给我带来优势。后续选政治、地理是因为三个“老文科”之间联系紧密，如果拆开，效果会没那么好”（xk028）；“历史、物理兴趣和学起来都差不多。物理比较适合我的学习思维，因为我不是很擅于背书，会觉得累”（xk001）。换言之，各科都具备一定学业优势的考生在选科上有更宽广的选择余地，此时选科变成了要缜密思索的“田忌式”赛马。考生在选科前需要对自己的学习特点、学业优势以及科目间的联系进行理性盘算。当选科标准对考试的支配越严格，考生对考试成功机会的控制就会越全面^[30]。

在假定学业优势相同的情况下，考生出于对新高考认识的差别，他们的选择策略也会有所差异。列斐伏尔认为，行动于社会空间内的个体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有其特定的和谐、统一的节奏^[31]。为摆脱高考对身心的异化，也有部分考生在理性盘算之外，深化了参加高考是为了“长大的过程”的认知，用“热爱”“合胃口”等与成长相关的价值性眼光看待参加高考的意义与价值，将工具理性的选择化为扎根自身，让自我满足且有动力学习的选择。在考生xk019和xk010的眼中，学习与知识获取的初心被召回，选科行为的可持续性和发展性也被拓展。“选的科目很合我的‘胃口’，感兴趣能学得下去。高中压力本身就大，如果再选不感兴趣的科目，每天会很痛苦”（xk019）；“我是能学理科，但我更倾向于因为热爱选了历史、政治。我从中能获得快乐，我也愿意去学它”（xk010）。考生xk014在表达对自己所选科目满意的同时，也反思了选科后的成长与收获：“选科以通过高考虽然很重要，但这不是唯一的。因为这本身是很重要的事情。高考除了能获得知识外，也能改变思维方式，提升其他方面的能力。回头再看，会有说长大了（xk014）。

值得一提的是，使用以上两种策略的考生大多有较强的自我控制力和良好的选择素养，目前也多就读于“双一流”高校。显然，认知、成长经历等方面的个体化差异已部分地转化成学业差异，并直观反映在高考结果上。当被追问科目选择是否出于深思熟虑时，这些考生大多没有否认。所以相对于需要经验指导的考生，这些资优生并非简单地考量自我与制度、关系结构的互动来构想如何选科，他们较为清晰的自我认知和较强的自我控制力既填补了个体选科经验的欠缺，也帮助自我动态调整在选科问题上与学校、家庭间的张力，较好地弥合“应试成功”与“自由选择”间的鸿沟。

空间三元辩证法认为，个体亲历行为所归属的亲历空间生成于感知空间和构想空间彼此交互的整合考量之上^[32]。亲历空间就像是一个“培养皿”，考生或依从感知，顺应新高考的制度结构和学校、家庭的关系结构，围绕“哪科成绩好选哪科”“出来好就业”的构想来选科，或通过注入“理性盘算”“长大的过程”新的构想来选科。不同认知、成长经历的考生在新高考选科中教育资源的占有与使用的情况并不相当以及考生整合考量的差异，最终导致考生亲历选科行为背后主要支配逻辑产生根本区别，并导致其亲历选科行为的分化：“依从感知型”“谋定后动型”和“成长发展型”。“依从感知型”的考生主要受学校、家庭的影响来选科，“谋定后动型”的考生则依据对自身学业优势、科目特点的理性盘算来选科，而“成长发展型”的考生相对较注重选科对个人成长与发展的价值。这既展现了考生真实的选科行为类型，也反映出了考生选科行为圈层化的生成过程。具体如图1所示。

对图1的详细说明如下。一方面，基于选拔英才和公平原则的高考在分配教育资源和就业机会时，仍起到关键作用。考生自义务教育之始就进入充斥学业竞争的环境，并持续内化作为学生应具备的思想和行为。不论考生亲历的选科行为有何不同，在高考择“分”选才逻辑下，学校、家庭打造的自利秩序对每一位考生都形成了难以磨灭的影响。这一点也得到已有研究的佐证，即考生感知到的选科是考试制度、学校和家庭等外界影响作用下的“被选”，考生主要根据“成绩”“出息”来选科^[33]。所以正如图1所示，“谋定后动型”“成长发展型”和“依从感知型”三者都在“成绩为先”与“就业导向”上有不同程度的交叉。这一发现不仅与空间三元辩证法的理论认识相符——亲历空间是在感知空间与构想空间基础上形成的崭新向度，也表明“成绩”“出息”不单是学校、家庭的共识，也被考生感知并影响他们后续的选科构想和亲历选择。

另一方面，学校、家庭和考生三个利益相关者如何在新高考选科上开展“博弈”，一直是相关研究高度关注的问题^[34]。本研究发现，亲历选科行为的生成是考生在制度、关系结构与之互动基础上做出整合考量的圈层化过程，学校、家庭和考生面对选科时的关注点之间存在客观张力^[35，36]。这既增加了考生的选科压力与挑战，也增大了选科决策的难度。对于那些对压力与挑战更加敏感且认知水平、成长环境处于弱势的考生，新高考的复杂性无疑更提升了选科决策的难度。这不仅会拉大他们与优势考生之间的差距，也会影响新高考的制度公平，所以他们对新高考选科的满意度与认可度亦相对偏低^[37]。虽然选科行为类型不同的考生在“成绩为先”与“就业导向”两大价值取向上有不同程度的交叉，但行为背后的主要支配逻辑却有根本区别。“依从感知型”考生主要以获取高分的难易程度和考试科目的就业功用为标准选科，他们对选科的感知决定了亲历选科行为的目标与动机。如对考生xk004而言，成绩的优先级明显高于自己对某科目的兴趣和爱好，所以他结合最后一次考试的排名确定了选科方案；考生xk016则坚持以“好就业”为导向进行选科。另外，当面对需要筛选的各类选科信息时，“工具性解码”与“价值性眼光”成了部分考生的策略，相应地形成“理性盘算”和“长大的过程”两类选科构想，生成“谋定后动型”和“成长发展型”两类选科行为。前一类考生主要根据自身学习特点与学业优势选科，理性且高效地通过高考是其选科的主要原则。如考生xk013就谈到，尽管化学综合排名要高于地理，但考虑到选化学要付出很大努力才能勉强达到“学得差不多”的投入与产出比，在不想学得很累的前提下最终选择了地理。后一类考生则更关注学习中的成长性收获和新高考的意义与价值。如考生xk032就提到，“在化学和地理上纠结很久。虽然地理相对比较简单，但我对化学更感兴趣，比如物质变化。我学的时候也更能理解它和它的思维”。由此可见，把握考生选科行为背后的主要支配逻辑，是认识考生选科行为的关键。

1.研究发现

基于感知、构想和亲历空间的分层视角，本研究揭示了真实且圈层化的选科行为生成过程，即“成绩”“出息”不单是学校、家庭的共识，也被考生感知并影响了其后续的构想和亲历选科行为。考生选科构想的差异体现了不同认知、成长经历的考生对教育资源的占有与使用的差别。考生在感知与构想基础上的整合考量，形成了亲历选科行为背后的主要支配逻辑，进而生成不同类型的选科行为——“依从感知型”“谋定后动型”和“成长发展型”。以上发现关注到新高考选科时考生与学校、家庭的互动，以及考生对这种互动的整合考量，为深化认识选科行为及其功利化构建了关联个体因素与社会因素的解释框架。

2.讨论与建议

（1）新高考选科行为的功利化释疑

本研究从感知、构想和亲历空间的分层视角还原了考生整合考量后的亲历选科行为，揭示了以往结构分析研究尚未察觉的选科行为类型。我们主张合理认识新高考考生的选科行为及其功利化，其原因在于，拥有不同认知和成长经历的考生占有、使用教育资源的情况并不相当，不同类型选科行为的背后有着不同的支配逻辑。第一类，依从感知型考生更加认同唯分数、唯排名的制度规则，这一规则加剧了他们对好“成绩”和有“出息”的渴望。他们更多地从“存在即合理”的角度构想选科，依从感知到的真实世界进行选科。第二类，谋定后动型的考生可能认同也可能不认同唯分数、唯排名的制度规则，但认同与否不妨碍他们按照制度规则调适自己的构想。在他们看来，功利化的选科比非功利化的选科更加便捷、有效，也意味着更少的顾虑成本和较低的学业竞争风险。第三类是成长发展型考生。他们最终的选科行为虽然相对贴近新高考选科改革的制度愿景，但他们选科的过程仍然是纠结且有条件的。采纳这一选科策略要求考生能合理看待高考的价值与意义，还要有良好的选择素养和可持续发展视野。

综上可见，社会学论域中的选科行为是个体整合考量结构约束和个体意愿的结果。行为学论域的认识理路可能无法实现详尽的释读。选科功利化看似仅仅是个体考生的选择困境，实质是关涉新高考整体改革成效的社会系统问题^[38]。在学业竞争大众化的背景下，缺乏合理引导的考生早已嵌入唯分数、唯排名的相对教育评价功利化网络中。考生虽然都进行了选科，但能够真正充分利用手头教育资源帮助自己理解选科的重要性和价值并作出适宜选择的考生少之又少。这既情有可原，也是选科行为功利化存续的逻辑。以上发现提醒学界需要从社会学论域考察考生选科行为及其功利化，教育管理者、教师、家长等也要审慎思考如何协助考生科学选科。

（2）指导考生科学选科的建议

由于过去文、理分科背景下考生选科的有限性，因此既往对考生选科行为的讨论局限于行为表现的叙事表达^[39]。新高考改革让考生有一定的选科空间，也力图引导考生将个人的选科、发展和国家、社会的前途联系起来，但底层多数考生缺少联系的视野与能力。他们在选科时并未走出学业竞争大众化的桎梏，选科行为也呈现出功利化倾向。要引导考生科学选科，实现新高考改革的制度愿景，我们谨提出以下建议。

其一，充盈考生对新高考选科的感知，以促成他们形成科学选科的构想。本研究发现，“成绩”和“出息”，是考生面临的主要社会关系——学校、家庭为新高考贴上的标签词，并被考生所感知。唯分数、唯排名的制度规则与评价标准是形成多年的稳定的高考录取评价体系^[40]。对学校来说，升学率是教育质量的直观体现，采取“成绩”及其再制度化的手段是获得教育资源和社会认可的必然且自利的选择。对家庭而言，我国绝大多数家庭的高考哲学依然是考出“好成绩”、上“好大学”等同于有“出息”，高考被视为改变命运的主要通道。功利化的高考导向在社会记忆中持续得到强化，塑造着一代又一代考生的感知。正如《回归故里》中所言：虽然我们极力告别过去，但是遗留在社会中的共同记忆和经历依旧能产生影响^[41]。功利化的高考导向仍然发挥着较大影响，并引发选科行为的功利化^[42，43]。

评价考试制度是否科学的标准之一是让不同利益主体觉察到通过博弈科目选择并不能占据有利地位^[44]。新高考改革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鼓励考生发展兴趣特长，这必然会引起旧的价值导向的转变^[45，46]。所以新高考选科改革在出台公正公平方案，解构感知空间的自利秩序之外，也应思索如何在学校、家庭层面建立与新高考选科相符的价值导向。毕竟一致的价值导向将有助于各方在选科上达成一致^[47]。教育管理部门要引导学校、家庭科学看待新高考选科的制度愿景和设计初衷，认真学习并落实好《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方案》，此外还应通过多层级、立体化的传播渠道，及时公布公开各类选科信息，健全社会、学校、家庭、考生之间的资源共享协商机制，同时避免因信息披露过载、过杂而扩大的阶层信息鸿沟。

其二，支持考生形成科学选科构想，并调适其不科学的亲历选科行为。计划经济时代，考生的选科行为主要与国家发展需求紧密结合^[48]。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推进，国家计划和就业分配政策被市场自由竞争所取代，在选科上，学校和家庭关系结构的力量崭露头角^[49，50]。而后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考生个体因素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51]。个体无法脱离客观的社会结构，个体行为的生成过程更是个体与社会结构互动并加以整合考量的结果。本研究发现，整合考量的差异是造成亲历选科行为分化及其功利化的重要原因，它不仅是客观结构的投射，也带有个体构想的烙印。因此，在考生整合考量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与其说我们要帮助考生弄清如何选科，不如说要帮助考生理解选科的意义和价值，明白如何选科更科学，在与自身相适配的同时思考个人前途如何与国家、社会命运相联系。

因此，管理部门、学校和教师要加强考生的生涯教育和选科过程管理，帮助他们提高选择素养，降低他们的选科决策困难，支持他们形成科学选科构想，调适其不科学的亲历选科行为。这不仅有助于考生形成科学的、兼顾个人发展与社会需要的职业规划，也有助于保持新高考改革的持续和稳定。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应尽早为考生组织与专业选择、就业市场等主题相关的系统宣讲等活动，在正式选科前尽可能就不同利益主体关切的录取、就业前景等问题答疑解惑，避免考生频繁调整科目选择，调适考生非科学的选择。学校应当凝聚社会各界力量持续推进分类选科指导与学业发展规划的协同机制建设，适时给予有需要的考生恰当的选科指导，稳妥、有针对性地处理考生选科时的迷茫与困顿。同时，考生个体也应主动提升选择素养，培育将“小我”融入“大我”的责任担当与家国情怀。

 文中注释：（滑动可查看更多内容）

①由于考虑到复读生易受第一次高考选科行为的影响，选科经历具有一定特殊性，因此本研究并未将其纳入研究对象范畴。

②理科班为物理、化学和生物三科组合构成的自然班；文科班为历史、政治和地理三科组合构成的自然班。

③这里的“好”指的是学校的某一科目在应试考试中的相对竞争性优势。

注：参考文献已省略，如需要参考请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