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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实习能提升师范生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吗
——基于组织社会化理论视角的实证考察
作者简介:王重光,阜阳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摘要
研究在组织社会化理论视角下,基于A省15所高校6 048名师范生的就业数据,实证考察了教育实习对师范生就业进入、适应和融入三个阶段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实习参与对就业匹配、就业质量的激励效应更显著,对就业实现影响不显著;实习经历的双刃剑效应显著,对就业实现、就业匹配和就业质量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效应和激励效应;实习支持对就业实现、就业质量的激励效应显著,但对就业匹配影响不显著。研究结果并不完全符合教育实习对师范生劳动力市场表现的预期效果,要实现教育实习的就业效应由“低效困境”向“常态良性”转变,教育主管部门需为农村教育实习项目优化提供高校场域之外的政策支持;高校需对教育实习内容进行全方位质量管理,并逐步完善评价体系;个人需在教育实习过程中夯实专业本领,筑牢教师职业发展根基。
正文
一、问题提出
师范类毕业生(以下简称“师范生”)主要从事教学工作既符合个人对教师职业的理想追求,也能满足中小学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的现实需要,对我国基础教育事业长期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本世纪以来,我国先后实施“特岗教师”、“免费师范生”、“公费师范生”及“优师计划”等政策,它们承载着提高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质量、助力乡村教育振兴的重大使命,其中,师范生在高质量师资队伍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随着我国教师资格证制度的放开,越来越多顶尖综合性大学的非师范生竞相涌入教育劳动力市场并深受用人单位青睐,这使得师范生从事教学工作的机会不断减少。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0-2019)资料显示,十年间,我国不同学段、不同地区间新进教师中的师范生占比呈现下滑趋势。如城区初中的师范生占比降幅达18.48%,镇区和乡村高中师范生占比降幅分别达15.34%、22.70%①。有研究在对全国师范生就业问题的抽样调查中发现,一半以上的师范生在毕业后不愿从教或因无法胜任教学工作而选择“弃教”[1-2]。可见,在国家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政策背景下,师范生高质量充分就业问题突出,具体呈现出“就业机会获得难”、“就业匹配性低”和“工作稳定性差”等特征。因此,如何提升师范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已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教育实习是师范教育的重要实践载体,深刻影响着师范生的专业成长和早期的职业生涯发展。为此,近年来国家不断深化师范教育改革,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以深化师范教育改革,增强实习实践环节来提高教师培养质量[3]。2016年,教育部也在《教育部关于加强师范生教育实践的意见》中强调,承办师范教育的院校要组织开展规范化的教育实习,增强师范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全面提升教师培养质量[4]。目前,学者们主要围绕教育实习对师范生职业能力发展及教师职业选择两方面内容展开研究,如教育实习有助于丰富师范生教学知识,提高教学技能水平[5]、教学承诺[6]和教学信念[7],进而对其从教意愿和从教行为产生正向作用[8],这也印证了教育实习对提升师范生劳动力市场表现的积极影响。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个体通过教育而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与技能,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是能力形成的关键性要素。因此,有学者将教育实习视为考察个人人力资本水平的观测变量,并探讨了教育实习对就业结果的影响效应[9]。也有学者进一步将教育实习视为师范生特有的专用人力资本类型,并发现教育实习在提升师范生从教率和入编率上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10]。可见,关于教育实习与师范生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关系在已有研究中有迹可循。但令人遗憾的是,有关教育实习何种程度上影响师范生劳动力市场表现的研究并不多见。基于此,本研究利用2022年A省12 306名师范生的就业问卷数据,尝试回答“教育实习能否提高师范生劳动力市场表现?”这一问题,这不仅有助于学者进一步拓展教育实习对师范生劳动力市场表现的认识,也为相关部门对教育实习政策的调整提供证据支持,更是为高校充分发挥教育实习在师范教育改革中的基础性作用提供可行方略。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组织社会化理论最早由国外学者弗里德曼(Feldman)提出。他认为,员工从外部人变成内部人需要经历预期、调试、变化与获取三个不同阶段的社会化过程,在此过程中,每个阶段依序发生并直接关系到下一个阶段社会化的效果。此外,每个阶段还可以单独评价员工组织社会化成功与否[11]。该理论将个体社会化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这一划分方式被后来学者广泛延用并加以改进。如学者施恩(Schein,E.H.)在《职业动力》一书中将个人职业过渡划分为进入、社会化和相互接纳三个阶段,学者格林博格(Greenberg,M.R)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组织社会化的一般阶段模型,即进入、适应和融入三个阶段。其中,进入社会化是指新员工在与组织进行沟通时从中获取的信息,从而建立起对工作的期望;适应社会化是指新员工学习新职务、建立新人际关系、澄清个人在组织中的角色,并能够面对个人期望与真实现实相脱节的问题;融入社会化是指新员工掌握了工作所需的技能,成功完成自身的新角色,并且调整自己以适应工作群体的价值观和规范,在组织中得到更好地发展与提升。本研究认为,格林博格组织社会化理论的三阶段模型能够为分析教育实习对师范生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提供一个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见图1)
图1 教育实习—师范生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关系模型
首先,在劳动力市场进入阶段,专业实习对提高大学生就业机会具有重要意义。有研究发现,实习经历不仅有助于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而且对毕业生实现从学校到工作的顺利转移具有显著促进作用[12];也有学者认为,与专业无关的实习经历并不能对个人就业促进产生显著影响[13]。对师范生而言,教育实习具有特殊的情境性和专业性,这使得教育实习经历对师范生职业发展影响深远。正如萨德勒(Sadler,T.D.)在其研究中指出,教育实习是“联结学术课程和教学实践的桥梁,是职前教师教育的顶峰型环节”[14]。可见,教育实习为师范生提供了检验自身职业能力素养的工作场所,当个人由“校园场”走向“工作场”,教育实习为即将毕业的师范生提供了深入了解教学情境的机会,在此过程中,个人获取了更多的就业招聘信息渠道,也能对当前的就业形势及个人就业期望有更加清醒地认识,进而有助于提高师范生劳动力市场进入阶段的表现,在就业市场上也更受用人单位青睐。因此,本研究推断,教育实习对师范生就业实现激励效应显著。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1-1:有实习参与经历的师范生实现就业的概率更高;
H1-2:实习经历中师范生实习时长、听课和授课时数越多、实习学校位置越优越,个人实现就业的概率越高;
H1-3:实习支持中导师指导效果越好,个人实现就业的概率越高。
其次,在劳动力市场适应阶段,专业实习无疑对提高大学生在工作搜寻中的工作匹配性具有重要作用。有研究发现,实习单位与大学生所学专业对口,有助于提高大学生就业单位的匹配性[15]。也有研究表明,教育实习对师范生教师职业认同及从教选择具有一定的“抑制效应”。如一些学者认为,没有参与教育实习的毕业生会表现出更高的教师职业认同,尤其在职业认同的情感维度上会显著高于有过教育实习经历的学生[16]。也有学者发现,参与教育实习会给职前教师的职业承诺和职业自我效能感带来重大的认知冲突,进一步降低师范生从教选择的可能性[17-18]。但研究者多是对教育实习的“激励效应”持肯定态度。国内有学者指出,教育实习是师范生做出职业选择的分水岭,它在认知和情感两个维度相互作用并持续影响着实习生,对其是否从教产生重要影响[19]。国外研究也表明,教育实习有助于提高职前教师的专业承诺及教学信念,进而正向预测其毕业生后的教师职业选择[20]。可见,当已就业师范生在做职业选择时,教育实习为其从教选择提供更好的知识与技能支持,因而对其适应社会化阶段的表现更有利,即教育实习有助于提高师范生选择从教的可能性。因此,本研究推断,教育实习对师范生就业匹配激励效应显著。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2-1:有实习参与经历的师范生选择从教的概率更高;
H2-2:实习经历中师范生实习时长、听课和授课时数越多、实习学校位置越优越,个人选择从教的概率越高;
H2-3:实习支持中导师指导效果越好,个人选择从教的概率越高。
最后,在劳动力市场融入阶段,专业实习对提高大学生在工作岗位上的就业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在探讨实习状况对就业满意度的作用机制时发现,实习的信号传递作用并不能显著影响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但不同实习情况可以通过就业能力的间接作用显著影响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21]。对师范生而言,能否在教学工作岗位上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实习经历、实习支持会对其今后发展产生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也就是说,教育实习能够为师范生更好的社会化融入提供有力支持,即更高的就业质量。可见,当个人在教育实习期间从教准备越充分,选择从教的师范生更可能在教学岗位上具有更好的就业表现。因此,本研究推断,教育实习对师范生就业质量激励效应显著。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3-1:有实习参与经历的师范生获得教师编制、高起薪工资的概率更高,且工作满意度更高;
H3-2:实习经历中师范生实习时长、听课和授课时数越多、实习学校位置越优越,个人获得教师编制、高起薪工资的概率更高,且工作满意度更高;
H3-3:实习支持中导师指导效果越好,个人获得教师编制、高起薪工资的概率更高,且工作满意度更高。
三、数据与模型
1.数据说明
本研究数据来自“本科师范生乡村就业保障机制”课题组对2022届A省高校师范生就业状况进行的全样本调查。首先,课题组成员对高校数量、类型及相关专业信息进行统计,通过检索A省各高校网站中发布的2018年招生简章,进而确定15所高校的22个本科师范专业,共计120个专业教学点。其次,通过发送邮件、短信以及“熟人”引荐等方式与各高校师范专业的近百名毕业班辅导员建立联系,在他们的帮助下,与293个班级负责人建立联系并制定工作台账。最后,逐一对各高校所有师范专业班级的学生进行点对点的电子问卷发放,并定期进行数据清洗,对不符合作答时间要求或有明显随意作答倾向的问卷进行剔除。考虑到样本的可获得性和真实性,本研究采用两轮调查,第一阶段于当年12月底至次年2月5日,回归有效问卷4 542份;第二阶段于次年2月6日至4月14日,回收有效问卷1 506份,最终,通过点对点方式②向全省12 306名师范生发放问卷,共有6048名毕业生做出有效回答,参与率达49.15%,样本能较好地反映A省师范生的整体就业状况。本研究将已落实工作的3107名师范生纳入分析样本,进一步探讨教育实习对师范生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
2.变量设置
(1)因变量:劳动力市场表现
本文基于组织社会化理论视角,将师范生劳动力市场表现划分为进入社会化、适应社会化和融入社会化三个阶段,从就业实现、就业匹配和就业质量三个维度选取观测指标。首先,“就业实现”反映了师范生在劳动力市场进入阶段的就业问题,即存在一部分师范生在就业市场上难以获得工作机会,故将“能否实现就业”视为考察这一阶段师范生劳动力市场表现的核心指标;其次,“就业匹配”揭示了师范生在劳动力市场适应阶段的就业问题,即已获得工作机会的一部分师范生中,也存在相当数量的毕业生因难以胜任教学工作而被迫从事非教学工作,故将“是否从教”视为考察这一阶段师范生劳动力市场表现的核心指标;最后,“就业质量”折射了师范生在劳动力市场融入阶段低质量就业的现实境遇,即已就业的师范生中,相当比例的毕业生对教学工作本身评价较低,故将“起薪工资”、“编制获得”、“工作满意度”视为考察这一阶段师范生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关键性指标。
(2)核心自变量:教育实习
教育实习是反映师范生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指标。考虑到教育实习具有“量”和“质”的双重属性,本文从“实习参与”、“实习经历”、“实习支持”三个维度考察师范生的教育实习情况。具体来看,实习参与选择“是否有实习经历”这一指标;实习经历选择“实习时长”、“听课时数”、“授课时数”、和“实习学校位置”四个指标;实习支持选择“导师指导效果”这一指标,通过自编《师范生教育实习支持评价效果》量表,考察了师范生对导师在教学内容、课堂管理、教育反思、教学机智及教学设计五个方面的指导效果,分值为1-5分,赋分后进行加总,得分越高,说明实习支持效果越好。该量表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921,说明该量表信度良好。
此外,研究还选取了师范生的个体特征、在校表现和家庭状况作为控制变量。具体情况详见表1。
表1 研究变量的定义说明
3.模型设置
(1)二元Logit模型
师范生劳动力市场表现中的就业实现、就业匹配以及就业质量中的教师编制获得情况均为二分类变量,因此,本研究采用二元Logit模型考察其影响因素。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x是教育实习的三个维度,包括实习参与、实习经历和实习支持,β为核心自变量的回归系数;z表示个人背景、在校表现、家庭状况等控制变量,γ表示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α为随机误差项。
(2)OLS回归模型
师范生劳动力市场表现中就业质量的起薪工资和工作满意度均为连续变量,因此,本研究采用OLS回归模型考察其影响因素。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Y=β1Xi+β2Zi+ε
其中,Xi是教育实习的三个维度,包括实习参与、实习经历和实习支持,β1为核心自变量的回归系数;Zi表示个人背景、在校表现、家庭状况等控制变量,β2表示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
此外,考虑到对就业质量的考察选取三个观测指标,为进一步保证自变量对这一因变量的结果解释更具稳定性,本研究在后续的模型分析中还增加“离职倾向”这一替代变量,以此来检验教育实习对这一阶段师范生劳动力市场表现影响的稳健性。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教育实习对师范生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因素分析
表2 教育实习对师范生劳动力市场表现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表2),个人背景、在校表现、家庭情况等因素均对师范生不同阶段劳动力市场表现产生显著影响。在控制上述变量影响后,师范生教育实习中的实习参与、实习经历和实习支持均对其不同阶段的劳动力市场表现产生显著影响,各解释变量的影响效应如下:
第一,实习参与的就业效应。具体来看,是否参与教育实习对就业实现的激励效应不显著,但对就业质量中的教师编制获得、起薪工资激励效应显著。即参与教育实习的师范生获得教师编制、高起薪工资的概率更高。但是,是否参与教育实习对就业匹配及就业质量中的工作满意度抑制效应显著。即参与教育实习的师范生更不愿意从教,且从教师范生在教学岗位上的工作满意度更低。因此,实习参与对就业实现的激励效应不显著,对就业匹配和就业质量的激励效应更显著。即假设H1-1未通过检验,H2-1和H3-1均得到验证。
第二,实习经历的就业效应。其一,实习时长、听课时数均对就业实现产生抑制效应。具体表现为实习时长不足1个月要比实习时长超过3个月的学生更容易实现就业,每周听课时数小于5节要比每周听课时数6-10节的学生更容易实现就业。其二,听课时数对就业匹配激励效应显著,但授课时数抑制效应显著。具体表现为每周听课时数6-10节要比每周听课时数小于5节的学生从教概率更高,每周授课时数在5-10节、10节以上要比每周授课时数1-4节的学生从教概率更低。其三,实习时长、授课时数对就业质量激励效应均具有显著性。具体表现为实习时长2-3个月、超过3个月要比实习时长不足1个月的学生获得教师编制的概率更高,每周授课时数在5-10节、10节以上要比每周授课时数1-4节的学生获得教师编制的概率更高,每周授课时数在10节以上要比每周授课时数1-4的学生获得高起薪工资的概率更高。此外,实习学校位置对就业实现、就业质量抑制效应显著。调查发现,相较于乡镇学校实习的师范生,在市区学校参与教育实习的师范生就业实现、获得教师编制的概率显著更低,而工作满意度显著更高。因此,实习经历具有显著的双刃剑效应,即对就业实现的抑制效应更显著,对就业匹配的影响效应兼具双向性,而对就业质量的激励效应更显著。即假设H1-2、H2-2未通过检验,H3-2得到验证。
第三,实习支持的就业效应。从实习支持的影响效应看,导师指导效果对就业实现、就业质量均具有显著激励效应。即导师指导效果越好,师范生越容易实现就业,获得教师编制、高起薪工资的概率越高,工作满意度也更高。但实习支持对就业匹配的激励效应并不显著。即假设H2-3未通过检验,H1-3、H3-3均得到验证。
2.教育实习对师范生劳动力市场表现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鉴于上述分析中对师范生社会化融入阶段的劳动力市场表现选取三个观测变量。倘若上述结论的一致性较高,那么当教育实习有助于师范生在教育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编制、高起薪工资和更高的工作满意度,其离职倾向更低。因此,为进一步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替代变量法,将“离职倾向”作为因变量,对该模型再次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影响后,有实习参与师范生选择离职的概率是没有实习参与的0.698倍,授课时数5-10节的师范生选择离职的概率是授课时数1-4节的0.675倍,有乡镇学校实习经历的师范生选择离职的概率是市区学校实习学生的0.743倍,这说明实习参与和实习经历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师范生离职倾向的发生概率③,教育实习依然在1%水平上对这一阶段的师范生劳动力市场表现激励效应显著,上文研究假设得到验证。因此,如何营造良好的教育实习参与体验、制度支持和有效的实习指导是提升师范生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关键举措。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基于A省师范生就业的全样本调查数据,采用二元逻辑回归、多元线性回归和稳健性检验等统计方法探讨了教育实习对师范生不同阶段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效应。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实习参与对就业实现激励效应不显著,但对就业匹配和就业质量有显著激励效应
回归系数估计值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较于未参与教育实习的师范生,有实习参与的学生在劳动力市场适应和劳动力市场融入阶段的整体表现更优,具体表现为更高的从教率、教师入编率和更高的起薪工资,但工作满意度则显著更低。这一结果可以由贝克尔(Becker G.)的专用性人力资本理论和伦特(Lent)等人的社会认知职业理论来解释[22-23]。一方面,教育实习是师范生专用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实践途径,对师范生学科教学知识、教学认知能力、教学实施能力、教学反思能力等专业知识与教学能力的提升效果显著,进而有助于提升师范生的工作绩效,即获得教师编制和高起薪工资。另一方面,师范生的职业选择及其行为受个体认知、外部环境和外显行为等因素影响。一般而言,参与教育实习的师范生更加青睐于从教,但教师职业认同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依赖于自身的能力认知,还与外界环境因素息息相关,教育实习让师范生对教师职业的薪资水平、社会地位及工作环境属性有更加深刻地认识,这可能会降低师范生选择教师职业的外在价值预期,导致其从教意愿降低以及从教后过早对教学工作产生倦怠,进而影响工作满意度。
2.实习经历具有双刃剑效应,对就业实现、就业匹配和就业质量均有不同程度抑制效应和激励效应
本研究发现,实习工作特征中的实习时长、听课和授课时数对师范生劳动力市场进入阶段表现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即实习时间过长、听课和授课时数过多未必能对师范生劳动力市场表现产生更好的促进作用。正如库恩(Kuh G D.)所言,有效的活动参与和学习投入能够显著提升大学生的学业获得[24]。实习作为师范生有效教育实践参与和学习投入的重要形式和载体,固定的实习时长和相对充分的听课、授课时数则是保障师范生专业知识与教学技能发展的前提,更是提升师范生劳动力市场表现的重要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实习经历的强度越高越好,适度的工作强度以及合理的时间安排可能对师范生从教准备及职业发展更有利[25-26]。研究表明,集中在大四学期的集中实习安排可能造成个人无法全身心投入教育实习,导致实习效果大打折扣;此外,对于以升学和考编为目标的毕业生而言,不合理的时间安排和实习强度一定程度上会对其产生负面影响,这或许是导致实习参与和实习经历对师范生就业实现产生显著抑制效应的可能因素。
此外,实习学习位置与师范生劳动力市场融入阶段表现也呈现显著的双刃剑效应。即实习学校位置越优越,师范生获得教师编制的概率更高但工作满意度却更低。究其原因,这可能与我国城乡教育资源分配结构存在关联。当前,我国城乡教育资源配置比差距显著,城市教师需求相对过剩导致在城市学校实习的师范生走上讲台的教学机会并不多。相反,乡村教师的相对短缺使得选择乡镇学校实习的师范生有更多机会走上讲台,其教学技能可以得到更充分地锻炼,这种面向乡村教育的实习机会不仅提高了师范生的从教能力,还潜移默化地影响其就业行为,在就业区域选择上空间更大、弹性更强,让这部分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更容易获得教师编制。但也要注意到,选择乡镇学校实习的师范生工作满意度更低,这可能与当前农村学校教学环境恶劣、教学工作之外的事务性工作安排繁重等因素有关,这也表明了当前教育实习基地项目的建设与管理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3.实习支持对就业匹配激励效应不显著,但对就业实现、就业质量有显著激励效应
本研究还发现,实习支持对师范生不同阶段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激励效应。这一结论可从米尔斯的重要他人理论的视角加以解释[27]。对于师范生而言,教育实习是个体走向社会化过程的关键环节,实习期间所接触的重要他人,如实习学校教师、大学专业指导老师与个人的合作关系对其职业发展影响深远。卡伦·古德诺(Karen Goodnough)、谢丽尔·西姆(Cheryl Sim)等人认为,良好的“三角关系”不仅能提高教育实习的效果,而且还有助于培养职前教师的团队合作能力[28-29]。这充分肯定了实习支持对师范生培养的积极意义。此外,研究也发现,导师指导效果对就业匹配具有抑制效应。这与一些研究观点相类似,如有学者认为,职前教师在参与教育实习后对教师职业产生怀疑甚至是摒弃,这与实习导师的消极工作态度以及滞后的教学理念存在关联[30]。这也说明实习支持对师范生从教选择影响深远,实习导师自身能力素质不高、指导效果不佳或许是导致师范生发生“职业妥协”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六、政策与实践建议
作为师范教育的重要实践环节,教育实习应以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目标为根本,积极探寻优化改进策略。鉴于实习参与、实习经历和实习支持不同程度上对师范生社会化进入、适应和融合三个阶段的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本研究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1.教育主管部门需为农村教育实习项目优化提供高校场域之外的政策支持
师范生教育实习制度的优化离不开地方政府及社会各界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调查发现,从师范生实习学校的位置来看,仅有12%的毕业生参与了农村教育实习项目,他们实习期间承担着更为繁重的教学工作和学生管理事务,听课、授课时数以及任教科目数远高于在城区实习的学生,这意味着高校开展的教育实习项目对推动城乡基础教育发展存在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势必对师范生从教选择及未来职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也折射出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开展的农村教育实习项目政策支持不足。由此,提出两点建议。一是从“量”上看,要适当扩充农村中小学教育实习基地数量,为无法在城市学校得到有效实习安置的学生提供更多锻炼机会;二是从“质”上看,需加强高校与农村学校之间的合作力度,要求实习学校能够为参与农村教育实习的师范生提供充分、有效的实习支持,减少教学工作之外的其它事务性工作。此外,地方教育部门还需给予参与农村教育实习项目的师范生更多政策优惠,如设立专项经费补贴项目和专项奖学金,在提供一定生活补助、交通补贴的同时,对表现优异的师范生给予奖励,提高农村教育实习项目的政策吸引力,进而让更多优秀师范生选择乡村从教。
2.高校需对教育实习内容进行全方位质量管理,并逐步完善评价体系
首先,在教育实习的时间管理上,高校需要为师范生“好就业”“就好业”做好制度设计。传统的教育实习模式在时间安排上多以集中实习为主,分段实习的做法较少,且集中实习期多安排在大四学期。研究发现,实习经历中的实习时长、授课时数和听课时数均在不同程度上对师范生就业实现和就业匹配产生显著抑制效应。对此,可做以下两点调整。一是要符合师范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在充分考虑并尊重学生本人专业发展实际需要的基础上,可将集中实习时间提前,降低因时间安排的不合理而对学生备考或求职准备带来不利影响。二是有条件的高校可在实习时长总量不变的基础上,可采取分段式实习模式,对每一阶段实习的听课、授课时数做出明确要求,并设置合理阈值,使其实习效果最大化。其次,在教育实习的人员管理上,高校需要对实习导师的专业能力和指导过程提出更高要求。调查发现,师范生对实习导师的指导效果评价均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实习指导对师范生就业实现及就业质量的激励效应显著,但对就业匹配的激励效应不显著。这意味着实习支持的作用效果还有待提升。因此,高校需完善实习指导教师的遴选标准,选聘一批专业能力强、责任感强的教师。一是可以加强对师范生的指导频率,了解其听课、授课情况,并且可以通过举办研讨会的方式来加强实习师范生之间的沟通与联系,对他们实习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给予及时反馈;二是要重视对师范生从教选择动机的引导,鼓励并支持“善教”、“乐教”的师范生优先选择教师职业。此外,高校还需对导师的实习指导效果进行量化考核,加大对优秀实习指导教师的奖励力度。
3.个人需在教育实习过程中夯实专业本领,筑牢教师职业发展根基
本研究发现,教育实习对师范生劳动力市场表现的激励效应显著,但抑制效应同样不容忽视。要实现教育实习效果由“低效困境”向“常态良性”转变,关键在于师范生个人,即在教育实习过程中提高师范生的实习共同体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一方面,教师专业知识的习得不是靠简单的传授和灌输得来,而是必须经由真实情境的实践、在与外界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获得发展,教师“不是在真空中建构知识,他们的知识、信念、态度和技巧是在社会文化情境中形成的”[31]。因此,教育实习为师范生的教学活动提供了社会性交往和对话的场所。在此过程中,首先,他们需要重视内容、过程与环境之间的交互关系,需要实习生与他人形成一个合作学习共同体。同时,他们也需要保持学习信念,并将个人置身于更加开放的系统下,主动将自身成功的实习经验和成果与他们共享。其次,他们要端正实习态度。既要做到以积极饱满的学习热情投身到教育实习中去,并尝试利用各种途径了解本专业的相关知识,主动参加与专业相关的教育实习活动;也要体会专业知识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作用和价值,强化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这才有利于激发师范生在实习过程中的自我效能感和获得感,促使其不断成长与进步。
尽管本文在研究方法、变量处理上均做出努力,但仍然存在以下局限性:一是在方法使用上,本次调查将个人背景、在校表现以及家庭状况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仅探讨教育实习对师范生劳动力市场表现影响的的直接效应,并未对其作用机理,如其他变量的调节效应或中介效应展开进一步讨论。二是在变量处理上,本文从实习参与、实习经历和实习支持三个维度选取多个指标对教育实习进行测度,虽然具有一定代表性,但并不全面。鉴于已有研究对教育实习缺乏及时有效的反馈指引与结果生成的客观证据,致使研究者很难判断实习过程中影响师范生成长与发展的关键性要素。因此,在后续研究中,笔者可进一步结合质性研究方法,通过追踪式调查,对实习前后的师范毕业生进行深入访谈,构建出更具发展性、反思性的循证评价指标体系,进而通过更精准的测量工具变量捕捉和检验教育实习对师范生就业的影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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