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怀银，时益之 | 我国大学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再出发

侯怀银，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时益之，山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

新时代我国大学教育学学科建设在组织化推进等方面已取得积极进展，但仍存在较大发展空间。新版研究生学科目录为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再出发提供了指南。我国大学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再出发要求学校和学科在高质量发展理念下推进教育学学科的再定位，不断扩大学科的组织生产能力，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凝练学科特色方向，更好地发挥学科功能。为此，我国大学教育学学科需建立并不断完善相应制度，在分类特色发展中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处理好三大关系，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做好再出发的外部保障。

2024年，《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先后发布。根据我国教育学学科发展实际及高层次人才培养需要，教育学研究生学科目录有所调整，在教育学一级学科下主要设置了15个二级学科，包括教育学原理、教育史、比较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教育政策与领导学、高等教育学、基础教育学、学前教育学、教师教育学、教育评价学、职业技术教育学、成人教育学、特殊教育学、教育技术学、工程教育学，并提出农村教育学、家庭教育学、研究生教育学、终身教育学、科学教育学等国家亟需建设的学科。新版目录形成了15个教育学二级学科和5个建设学科的学科发展格局。这既是我国教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又是教育学学科再出发的新契机。在此背景与机遇下，我们亟需立足新时代展望我国大学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未来，我国大学教育学学科建设亟需再出发。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大学教育学学科建设迈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取得了较大成就，但仍存在较大发展空间。

1.学科发展实际与学科发展目标存在差距

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推进，我国研究生教育从规模增长与体制完善阶段进入了质量提升与内涵式发展阶段^[1]。我国大学教育学学科的发展迎来了提质增效的机遇。同时，基于国家对新文科的重视，教育学学科进入新文科的整体建设布局中。2023年3月，由教育部等联合印发的《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强调，以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为引领，进一步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2]。基于新文科建设“大、新、用、跨”的新理念，教育学一流学科建设应该立足新文科视野，积极促进学科的开放融合，进一步凸显实践关照，推动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的跨界合作和共生发展，以更具逻辑、更加深刻、更有内涵的方式突出学科自身优势^[3]。

与此同时，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我国大学教育学学科的发展水平与提质增效的学科高质量发展目标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一些大学的教育学学科还未向优“质”高“效”的内涵发展转变。尽管“内涵发展”已经成为高校发展的共识，但在一些大学教育学学科的建设中，交叉重复、低层次循环的现象还多有存在。其二，一些大学教育学学科的结构不适应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教育学学科发展对人口、行业的变化反应比较迟滞。例如，随着中职的大规模升级或基本取消，教育学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定位已亟需改变，但不少大学的教育学学科并未进行相应调整。其三，一些大学教育学学科建设动力不足。学科一旦形成，其发展具有一定的惯性。作为组织形态的大学教育学学科，其改革涉及人财物多种资源的配合与协调。如果各方主体改革意愿不强、改革支持不足、改革推行不畅等，那么教育学学科的更新将难以实现。

2.对科技、人才与创新的支撑还显不足

在大国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我国在一些先进技术上仍然面临“卡脖子”的风险。对此，党和国家及时做出相应战略部署。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文件强调了培养创新人才，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性。2020年7月29日，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提出新设第14个学科门类“交叉学科”，“交叉学科”是学科知识高度分化和融合的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教育、科技、人才做出一体化部署与安排，引导中国大学重视基础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建设。从重视创新、关注基础学科到重视学科交叉和一流学科发展，我国大学教育学学科发展迎来机遇。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目前我国大学教育学学科对科技、人才、创新还未形成有效支撑。一方面，从人才培养看，我国教育学学科属于“文科”，并不能直接服务于以自然科学为主的科技人才的创新能力培养。这是教育学学科特点决定的。教育学专业人才培养对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重视不足，多数学生往往缺乏科技、创新方面的基本意识与基础能力。另一方面，从科学研究看，大多数教育学研究成果的前沿性、创新性不足，在开辟新研究领域、运用新视角新方法、提出独创性见解等原始创新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在科技、人才、创新等方面的讨论既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又难以真正关照实践，缺乏应有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3.制度化建设仍存在发展空间

2015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对包括教育学在内的学科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要求[4]。同年10月，国务院印发该方案，为我国大学教育学学科发展走向“一流”提供了指南。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6所大学的“教育学”已成为一流学科。同时，中国大学教育学学科的国际排名也不断攀升。如在2022年的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中，国内13所大学的教育学学科进入世界前500名。在学科建设方面，截至2024年5月，全国大学共有教育学一级学科学术博士学位授权点39个，教育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31个，一些有条件的高校还自主设置了教师教育学等学科方向。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我国大学教育学学科的制度化建设仍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一，教育学学科的制度化水平还落后于诸多学科。仅以第二轮“双一流”建设结果为例，我国教育学学科整体体量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位于前列，但是教育学一流学科的数量落后于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经济学、中国语言文学等学科，与一些自然科学学科的差距更大。其二，在教育学内部，不同二级学科的制度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近十余年，高等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和教育技术学三个学科发展较快，部分学科方向的教育硕士、教育博士快速增长，教育学硕士、教育学博士数量稳中有升^[5]，但也有部分二级学科存在本科专业和研究生学位点被合并或撤销的情况。其三，缺乏国家政策支持或倾斜、院校整体发展不利、学校处于劣势区位均可能影响教育学学科制度化水平。这三者都是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外因，但其对教育学学科发展的消极影响往往以叠加的方式发生。尽管国家政策极具主动性和调节性，但院校学科传统的惯性、整体发展水平的薄弱、所处区位的劣势均制约教育学学科的发展。

4.面临“师范”与“综合”之争

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师范”与“综合”之争既与教育学自身的育人属性有关，又与大学的办学定位和整体规划有关。这一争论主要指向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师范教育的办学体系问题。传统上，中小学师资培养工作主要由师范院校完成。21世纪以来，师资培养逐步转向由师范院校和非师范院校共同承担。例如，2017年11月颁行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建立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非师范院校参与的中国特色师范教育体系，加强教师教育学科建设^[6]。

二是师范院校向综合性师范大学转型的问题。尽管师资培养仍是师范院校的主要任务，但在向综合性师范大学转型的过程中，教育学学科可能面临其他学科的冲击。这一转型的意义在于适应国家建设一流学科、一流大学的战略。然而，在转型过程中，师范院校的办学精力容易偏向那些“成果产出效率高”的学科，而指向“百年育人”的教育学学科则易被忽视。此外，尽管教育学在师范院校中仍保持主体地位，但随着“大教育学”观念的兴起，师范大学的教育学不仅应培养未来教师，还应突破教师教育的局限，成为人人之学^[7]。

三是综合性大学发展教育学科的问题。综合性大学在教育学学科的人才培养方面往往缺乏教育学本科专业体系。尽管有些大学引进了教育学科的人才，但由于缺乏完整的师范教育体系，教育学院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未能真正建设起来^[8]。《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的颁布表明，师范院校和综合大学发展教师教育的“双轨制”再次得到国家的支持与重视。该政策尤其突出高水平综合大学在教师教育方面的重要地位，是新时代教师教育的重要制度创新，也是党和国家打造高质量教师队伍的重要举措^[9]。因此，教育学学科在一些综合大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例如，2018年6月，兰州大学重建高等教育研究院，恢复教育学科；2019年，南京大学设立陶行知教师教育学院。

教育学在新版研究生目录中的变更意味着教师培养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标志着教育学开始走向真正关切人的全面发展、全部发展和全方位发展的大教育学。以此为契机的我国大学教育学学科的建设需要确立新的思路。

1.坚守一个理念：促进教育学学科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0]。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服务高质量发展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任务”，要“系统分析我国各方面人才发展趋势及缺口状况，根据科学技术发展态势，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动态调整优化高等教育学科设置，有的放矢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提升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11]。教育学学科承担教育知识创新、教育类人才培养、教育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任务，高质量发展理应成为其建设的核心理念和生命线。因此，教育学学科要以更加合理的学科设置，积极回应国家的人才发展需求、科技发展需求和创新发展需求。

新版教育学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的颁布，不只是一次周期性的学科专业目录修订，也不只是简单的教育学学科专业增减，而是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学科专业宏观布局上的一次再出发。例如，新版目录对工程教育学、科学教育学的部署安排，要求教育学学科聚焦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学科发展路向，探索与新时代中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相适应的学科发展机制。新版目录倡导专业和学科并重，引导教育学学科结合自身条件基础和优势特色，创新学科专业组织形式，夯实高层次人才培养基础，为全面建成教育强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学科支撑。

2.做好两项任务：学科再定位与不断扩大学科组织知识生产能力

研究生教育的学科专业直接关系高层次人才供给的结构与类型，是高校进行学科布局的根本指南。这一研究生教育制度名称中的“学科专业”既有学科的含义，又有专业的含义，呈现出“学科+专业”的双重意蕴^[12]。我国大学教育学学科的再出发，应在新时代教育发展实际的基础上，遵循教育学学科发展的逻辑，做好定位与发展两个工作。

在定位方面，教育学学科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定位。新版专业目录是旧有目录的创新性发展。既往我们习惯于从“学校教育”和“教育活动”的角度看待教育学学科。新版目录中的教育学形成“15+5”的学科布局，具有理论性与实践性兼顾、学术性与专业性并重的特征，基于“大教育学”的立场，既包含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等教育形态，又体现新时代的时代要求、新技术发展的变革趋势和终身学习的要求，将促进大学优化教育学学科的学科结构、层次结构和类型结构。

在发展方面，教育学学科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动态调整。大学学科的发展，实则依托于由学科所建立起来的组织的发展。学科组织的系统化和社会化程度越高，大学实现其职能的可能性就越大。从操作性角度来说，在知识生产中提升学科组织的能力或许是更为实际的选择，故大学学科建设应以提升学科组织的知识生产能力为根本目的^[13]。教育学学科既是“作为知识分类体系”的学科知识形态，又是“作为知识劳动组织”中的学科组织形态，大学教育学学科的发展必然意味着教育学知识体系的完善和学科组织知识生产能力的提升。

3.筑基“三大体系”，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统一整体，是中国教育学由“照着讲”转向“接着讲”的基础和关键路径^[14]。大学教育学学科的再出发，体现了发展教育学学科“三大体系”，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要求。

自主意味着主动，不受别人支配。我们要凸显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关键要清楚地把握国外教育学在其中的位置和作用。这样才能谈得上处理好“中西”关系，增强中国教育学的自主性^[15]。新版目录的调整，是党和政府主动对接时代要求的选择，也是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理论先行，更是新时代教育学学科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积极、主动的自觉发展。这样一种自主的再出发，将有利于夯实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

教育学“三大体系”的建设也是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持续性动力。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再出发是教育学在学科自觉的基础上“接着讲”，有条不紊地消化、吸收、扬弃与重构我国大学的教育学学科体系，也是中国教育学人在坚持问题导向的基础上，更新研究观念，创新研究范式，自觉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这样一种创新的再出发，有助于我们打破传统“就教育论教育”的固有观念，在深耕教育经典问题的基础上，以学科前沿问题为抓手，进一步更新与优化教育学的问题域，思考教育强国建设、教育数字化转型等重大时代问题。

4.落实四条措施：凝练方向、优化布局、建设队伍、强化治理

中国大学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再出发，关键在于落实落细，在特色方向凝练、学科组织模式更新、师资队伍建设、学科治理能力提升等方面积极作为。

在凝练方向方面，形成符合院校实际的特色发展方向是重要一环。这一工作要求相关院校具体了解教育学学科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最新研究成果、热点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并积极关注相关技术的最新进展，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技术等，根据学校整体发展规划和学科自身特点，明确自身教育学学科的定位，如领先型、追赶型或特色型，挖掘并强化具有独特优势的研究方向，形成差异化竞争力。当然，高校还需要根据凝练的方向，调整和优化学科内部的结构布局，促进各二级学科之间的协同乃至教育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

在优化布局方面，高校要以动态的大学学科规划为核心，统筹教育学学科体系和布局，营造优良的教育学学科发展生态。高校既要遵循教育学学科自身发展的规律，也要以优化大学教育学学科职能为目的。我国大学教育学学科建设要坚守需求导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为核心，深化改革创新，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形成基础学科专业、传统学科专业、新兴学科专业与交叉学科专业共生共长的学科专业体系，也要立足于理性的学科布局，顺应科学技术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强化教育学学科基础，不断提升教育学学科效能。

在建设队伍方面，高校要通过明确选拔标准和构建梯队结构，强化团队建设与管理，推动学科创新与发展，为学科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我国研究生教育工作的目标是“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深入推进学科专业调整，提升导师队伍水平，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16]。相关高校需根据教育学学科实际发展的需要，明确各层次人才，如领军人才、骨干人才、青年才俊等的职责和发展路径，通过引进与培养相结合的方式，逐步构建年龄结构、知识结构、专业结构合理的人才梯队，鼓励和支持团队成员之间的跨学科合作与交流，促进知识共享和思维碰撞，形成协同创新的良好氛围。

在强化治理方面，高校善治主要包括效率优先、整体设计、民主管理、依法治校四大原则^[17]。高校可借此次再出发的契机，在坚持效率优先、整体设计、民主管理、依法治校等原则的基础上，结合办学传统与办学实际自主决定新的办学思路，优化教育学院（部）组织构架，以信息化赋能优化治理结构，不断增强中国大学教育学学科适应、服务与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把握乃至引领世界教育学发展的能力。

5.强化五大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创新和对外交流

中国大学教育学学科的再出发，要以大学职能的彰显与实现为目标，做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创新和对外交流等五方面工作。

在人才培养方面，新版目录更加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需求，以创新的文化建构为基础，鼓励不同大学教育学学科以优势特色学科专业为主体，不断完善和优化学科体系。这要求大学要汇聚多方有利资源，调动企业、校友等相关主体的积极性，加强有组织的教育类人才培养工作。在科学研究方面，相关高校要针对当前教育实践领域的紧迫问题，关照中国教育领域中的自主创新经验，提升教育学学科的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在社会服务方面，新版目录充分反映了当前国家的战略需求，大学教育学学科要以此为契机积极、主动、自觉地进行变革，基于社会需求和自身优势，扩大教育学知识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社会服务领域和范围，实现优质教育智识资源的共享。在文化创新方面，大学教育学学科的建设需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注重与现代文化、外来文化的融合与创新，通过不断创新办学理念、大学精神、发展战略、领导模式、管理体制等路径，鼓励师生开展原创性研究。在对外交流方面，相关高校要引进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文化资源，推动大学文化的国际化发展，同时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和中国教育学的智慧。

新时代中国大学教育学科建设的再出发，要立足于新时代的背景，对标国家战略要求，充分利用各种外部条件，扎根中国大地，不断提升知识生产能力。

1.建立并不断完善大学教育学学科建设制度

在学科建设方面，我们需要区分“形而上”的学科知识形态和“形而下”的学科组织形态。尽管建立和完善“形而上”的知识体系是大学学科建设的最终目的，但它很难成为某个大学学科组织的具体工作目标。提升知识生产能力才是大学学科组织的现实目标^[18]。提升知识生产能力的关键在于提升学科的组织化程度。因此，我国大学教育学学科建设再出发需要构建并完善学科组织制度。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方面。

其一，完善大学教育学学科的体制。对于中国大学教育学学科来说，体制具体表现为学科组织的实体化，如教育学部、教育学院、教育科学学院等。相关高校要围绕这些机构建立稳定的组织机构，不断理顺、规范校院两级管理方式，使教育学学科组织与其他组织保持良性互动。

其二，优化大学教育学学科的结构。大学教育学学科组织要确定并不断完善教育学科组织的各项内在制度。教育类学院（部）要处理好与院（部）内各类研究机构、资源平台等的关系，建立起各层次组织机构的良性运行模式。

其三，推进大学教育学学科的运行设计。对于大学教育学学科来说，关键是处理好运行过程中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组织间的关系。另外，必要的评价也是机构运行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教育学学科组织要通过对组织功能和效率的科学评价，减少学科发展中的偏差，不断优化教育学科组织化的状态。

2.在分类特色发展中积极响应国家战略

从大学教育学学科与外部的关系来看，它的再出发需要在大学分类发展特色发展的基础上，强化与教育强国建设、“双一流”建设、新文科建设等国家战略的联系。

其一，在建设教育强国背景下发展大学教育学学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重申二十大报告精神，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将是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期的重要发展任务。大学作为科技要素、人才要素、创新要素的集聚地和策源地，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发挥根本动力作用。因此，大学教育学学科应充分发挥其研究优势，创新知识生产，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新质生产力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创新，以只争朝夕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其二，在“双一流”建设战略下发展大学教育学学科。大学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再出发，需要学校和学院立足自身特色，明确自身定位，在服务国家、区域和行业产业的重大需求中凝练研究方向，把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做出国家急需领域重大贡献作为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根本。大学教育学学科应该始终坚持“世界一流”标准的战略定位，参与国家重大教育议题讨论，为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公共教育问题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其三，在新文科建设语境下发展大学教育学学科。2020年11月，教育部在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上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强调“进一步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推动文科专业之间深度融通、文科与理工农医交叉融合，融入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文科教育，实现自我的革故鼎新”^[19]。因此，大学教育学学科必须摆脱传统思维，主动与其他学科融合、互动，最终迈向革故鼎新的新教育学。

其四，在大学分类发展、特色发展模式下发展教育学学科。中国大学教育学学科的承载主体不同，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既有一流大学与普通大学，也有师范大学与非师范大学。总体来说，不同院校的教育学学科发展可分为以下四种情形：一是一流师范大学。这类学校的教育学是学校的重点学科，拥有扎实的基础和雄厚的实力，其应朝世界一流教育学学科迈进，为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二是一流非师范大学。尽管教育学学科可能并非此类学校关注的重点，但学校应通过发展一流教师教育来助力人才培养，充分发挥教育学学科在学校学科评估、发展规划、教育教学改革中的重要作用。三是普通师范大学。此类学校的教育学学科应对标国际国内一流师范大学，充分发挥其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师资队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四是普通大学。这类学校应以新文科建设为引领，寻求教育学学科新的交叉点与生长点，加强特色发展。

3.处理好再出发的内外关系

中国大学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再出发需要处理好教育学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教育学与相关学科专业的关系、中国教育学与外国教育学的关系。

其一，教育学学科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中国大学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再出发，必须处理好与国家战略和民生所需的关系，避免自身变成象牙塔、脱离社会的倾向。教育学学科需承担起新质人才培养的新使命，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加强与行业部门联动，加强人才需求预测、预警、培养、评价等方面协同，实现教育学学科专业与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的相互匹配和适应，显著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我们要在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基础上，进一步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相结合，以改革促发展，以创新求突破，着力强化前瞻性专业布局、战略性方向建设和系统性筹划，为推进人才强国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贡献力量。

其二，教育学学科与相关学科专业的关系。大学教育学学科要处理好以下两种关系：一是教育学内部各二级学科专业、具体研究方向之间的关系，教育学要积极推进学科内传统应用学科的快速发展和传统基础学科的优化调整；二是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教育学要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吸纳其他学科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的丰富经验，推进交叉学科的快速发展。

其三，中国教育学与外国教育学的关系。中国大学教育学学科必须立足国情，从中国已有的教育发展经验出发，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关怀现实中从历史走向未来；此外，还需树立全球格局，在全球发展中总结自身发展的经验，以更加包容、宽广的视野吸收外国教育学学科的发展经验，积极参与国际对话，为人类共性教育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4.做好再出发的外部保障

中国大学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再出发离不开外部条件的支持。具体来说，外部保障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以体制机制创新激活再出发的动力。中国大学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再出发，需要积极推进以管办评分离为主的现代教育改革。国家教育管理部门要切实发挥教育学学科专业目录的指导作用，完善学科专业管理制度，加强学科专业标准的建设和应用，健全学科专业调整与人才需求联动的机制。省级管理部门要加强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的设置统筹，科学评价学科发展水平，积极支持学科发展。学校要加强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差异化规划，以新文科和基础学科专业建设引领学科发展，完善学科建设质量保障机制。

其二，以主体建设夯实再出发的基础。教育学科建设的再出发涉及众多位置、利益、作用、角色不同却又紧密联系的行动者，包括大学、政府、企业和公众等。这些行动者应结成有效的行动者网络，促进教育学学科的高质量发展^[20]。政府应从宏观层面制定国家战略与相关政策法规，引导教育学学科创新实践。大学要处理好与二级教育学院（部）的关系，围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任务，分别承担“主管”“主办”之责，成为职责清晰的担当者。企业是市场主体，是有效衔接大学与社会的桥梁，应成为促进教育类人才各尽其用、各展其才的支持者和教育类人才培养质量的评判者。公众是大学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受益者与评价者，应关注与评价大学教育学学科职能的实现，成为教育学学科发展的监督者。

其三，以资源优化保障再出发的条件。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再出发，需要充分盘活用好各种资源。在人力资源上，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应从“以事为本”向“以人为本”改变，解决教师专业发展和学校发展目标之间的矛盾^[21]。我们要进行教育类教师职业发展管理，建立促进教育科研团队发展的管理机制和分配机制，提高教育类核心创新人才竞争力。在物力资源上，学校应建立让教育学学科的教师、研究人员能够充分展示其教学成长、科研智慧的各种平台，建设能够有效推进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各种阵地。我们要通过教育类创新合作平台的搭建，推动平台内部资源共享和成员按需合理有序流动。在财力资源上，政府应落实资源配置相关的规制性规则，保障大学财务自主权。大学应尽快建立健全校院两级财务管理体制，优化校院间财力资源配置方式，使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再出发有充足的经费保障^[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