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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普及化遇上少子化：
高等教育体系的“先立”与“后破”
作者简介
摘要
基于庞大的人口和有限的投入，高等教育资源长期供不应求。1999年扩大招生后，快速的规模膨胀与强烈的升格倾向导致高等教育出现同质发展和分层竞先现象。近年来，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继续提升，与此同时少子化问题却日益严重，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将在生源和经费两方面遭遇危机，但也迎来深化改革、提质增效的历史性契机。以“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导向，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建设亟须未雨绸缪，在生源急剧减少之前“先立”与未来发展形势相契合的变革理念与价值观念。然后打造多元立体的办学体系，构建分类增值的评价体系，设计长效融合的育人体系，逐步实现对同质分层办学方式、单一封闭评价制度以及优绩主义培养模式的“后破”。
正文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具体要求，着力构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是助推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举措，也是教育、科技和人才三驾马车共同驱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自1999年以来，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大幅提升，2023年已达60.2%，从数据来看已迈入普及化阶段。“衡量普及化发展水平不仅有规模标准，还有公平、制度和质量标准。” [1]随着普及化的纵深发展，高等教育的结构和功能亦在变革。与此同时，我国的少子化问题日益突出。从2016年的1 883万人到2023年的902万人，仅仅七年时间，新生人口就减少一半以上，且此趋势仍在持续。人口红利是我国高等教育过去20多年来迅猛发展的底层逻辑，庞大的学龄人口不仅直接让高等院校一再扩招仍然供不应求，而且间接赋予了高等教育机构的特殊地位。近年来，高校招生规模持续上升，新生人口却骤然下降，普及化遇上少子化，两大基础数据的反向而行将深刻影响高等教育体系建设。中国高等教育已经来到系统变革的关键时刻，必须尽快提高社会关注、达成改革共识，首先完成价值“先立”，继而从办学、评价和育人等方面打破桎梏，全面重构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体系。
一、人口变迁促进高等教育体系变革
人是社会的主体，人的需求由生产来满足，在生产过程中通过教育实现知识的传承与创新。教育作为人类最重要的社会活动之一，其目的、规模与内涵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生产力的发展又源自劳动人口的规模扩大和素质提升。因此，人口、经济与教育存在深层次的逻辑关系。人是生产和教育的主体，人口变迁是教育体系变革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影响教育的功能、规模和层次。
1.人口变迁影响高等教育变革的理论思考
进入现代之后，科技创新成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大学因此成为核心机构[1][2]。现代高等教育类型多样，一个国家的高等院校通常按照某种理念和秩序形成有机整体，即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体系的建构历程综合反映政府意志、社会价值和市场需求，但其深层原因还是生产方式及其背后的人口素质。回顾历史，高等教育体系变革与社会人口结构变化一直相伴而行。进入现代后，工业化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由此不仅导致世界人口规模日益膨胀，而且促使乡村人口汇入城市化洪流。自动化和信息化对劳动力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从而促进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和变革。基于人口变迁与生产发展，高等教育体系主要从两方面产生变化。
一是规模的扩大。马丁·特罗以“毛入学率”为指标，将高等教育分为“精英化、大众化、普及化”三个阶段，不同阶段的价值和功能存在差异。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发展曲线来看，高等教育规模与人口形势深度相关。生产发展不仅能够促进人口增长，而且还会导致人口结构变化。进入后工业时代以来，世界各国人口数量不断扩大，平均寿命持续提升。高出生率导致学龄人口大幅增加，寿命延长又让工作时间和受教育年限一并增长，由此导致了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膨胀。综观20世纪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程度和速度都与本国的人口变化趋势相吻合。譬如，美国二战之后出现的婴儿潮直接导致20世纪70年代的高等教育体系变革[3]，英国高等教育在20世纪初的普及化进程也与18至19岁年龄组人口比例下降步调一致[4]，日韩两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转型也基本上与青年人口所占比例的变化曲线相重叠。
二是功能的演变。现代大学源自中世纪欧洲，皆为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这两所原型大学的后裔[5]。中世纪高等教育规模很小，彼时的大学还是远离世俗的“象牙之塔”，旨在为教会和王国提供智力支持。整个西欧共享一套基督教价值体系，各国大学的功能结构和教学内容基本一致，学者可以在不同国家的大学之间自由迁徙。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崛起和工业革命的勃兴，现代大学开始兴起。“政府官员和市场代言人共同致力于对学术体制实施改革和现代化，学术实践开始发生官僚化和商业化。”[6]由于工业化的继续推进与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各国高校也在不断扩大招生规模，与此同时新型大学也随着专业人才的多元需求而不断涌现。一言以蔽之，工业化社会的人口增长与生产发展相辅相成，促使高等教育从精英走向大众、从单一走向多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各国的受教育年限、生育年龄和人均寿命皆呈直线上升趋势，由此导致老龄人口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加，而人均生育率却降低，少子化现象日趋普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才红利开始凸显。这种情况主要从两个方面影响高等教育体系建构，一方面要求各高等院校找准定位，凸显办学特色、坚持分类发展；另一方面敦促整个系统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密切关注市场需求，积极主动地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服务和人才支持。
总而言之，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带来了高等教育规模和功能的沿革。自20世纪末期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老龄人口占比持续增加，人口出生率呈整体下降趋势。在新的人口转型期，如何构建符合本国社会的高等教育体系，已成为世界性议题。根据产业调整趋势和社会发展目标，从国家层面对高等教育体系进行系统性重构，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一大要务。
2.人口变迁促进高等教育体系变革的中国实践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5.4亿人上升到2023年的14.1亿人，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升到78.1岁，人口规模和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于人口变迁，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也在不断发展变化。
首先，人口生育高峰直接促进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随着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走上正轨，医疗水平日益改善，再加上国家实施鼓励生育政策，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快速增长。1949—1957年，第一个生育高峰出现，八年间人口净增1.05亿人[7]。随后，1962—1970年的第二次人口高峰与1981—1990年的第三次人口高峰接踵而至。2000年，我国人口总数为12.67亿人，18—2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1.01％，接近1.4亿人[8]，这部分人群独生子女比例较高，且生长在物质生活大幅改善的改革开放年代，因此对文化生活和教育资源的追求远远大于以往。为满足广大群众的教育需求，也为了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国家决定扩大招生，于1999年拉开了高校大规模扩招的帷幕。经过50年的发展，199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仍低于百分之十，尚处于精英化发展阶段。2005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人数是1998年的4.7倍，在学人数达到了2 300万人，毛入学率升至21％[9]，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阶段。2009年，高考报名人数增至1 020万人，全国高等学校达到2 689所，全国高等学校教育总规模达到2 979万人，毛入学率24.2%[10]。20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终于突破50%，达51.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0%左右上升到50%以上，我国仅仅用了20年，欧美发达国家普遍用了半个多世纪，日韩等亚洲后发国家也用了30年以上。
其次，人口结构变化深刻影响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经过三次人口高峰后，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显示，全国人口为1 160 017 381人，0—14岁的人口占比27.69%，65岁以上人口占比5.57%，同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982年）相比8年间共增加了125 507 213人①。1980—1989年，年均新生人口将近2 300万人②，这个数字也正是1998—2007年的高等教育生源人数。不仅如此，在此期间人口结构相对年轻，劳动力供给极为充足，再加上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需要各种层次和类型的劳动资源，由此直接造成高等教育体系出现了显著的分层办学趋势。自1992年开始，为解决适龄人口规模与高等教育资源的失配问题，国家对传统的“计划式”办学模式展开市场化探索，意在激发高校办学活力。教育部从规模和结构上明确提出高等教育体系改革的目标：“规模有较大发展，结构更加合理，质量上一个台阶，效益明显提高。”[11]1995年，国家启动“211工程”建设，集中力量办一流大学、创一流学科。1998年4月，9所高校入选首批“985工程”，随后又有30所高校分两批入选。同年，正式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等学校的实际，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资源配置。”[12]1999年，民办高校增长到200所，在读学生占比10%[13]。自此以后，市场繁荣与大学扩张齐头并进，20年间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从精英化到普及化的跨越式增长。但是，因为过于迅猛的规模扩张和相对稀缺的优质资源，公共投入仍然向少数高校倾斜，其他高校则努力追求办学层次的提升，专科学校努力升级或者并入本科院校，本科高校则追求或者扩大研究生学位点。随着211、985、“双一流”建设工程的先后启动和多次调整，入围高校的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在经费与政策的倾斜下快速提升，与其他高校的差距越拉越大，高等教育体系的层次性特征愈发分明。
最后，人口出生率下降从根本上改变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2023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升至60.2%。与此同时，由于人口出生率的持续走低，高校生源逐渐下降。为解决老龄化加深带来的青壮年劳动力不足、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滞缓等社会隐患，我国于2014年启动“单独二孩”计划，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实行了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告结束。但新生人口的下跌趋势并未因此而止，2018年以后更是出现了断崖式下跌，“三孩政策”的出台也丝毫未能阻止这一趋势。随着普及化程度的加深，高等学位供给日趋饱和，粗放型规模发展之路即将走到尽头。与此同时，少子化将倒逼高等教育走向精英化与个性化，最终淘汰一部分缺乏办学特色、忽视教育质量的高等院校。普及化遇上少子化，意味着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必须提高效益、提升质量，走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2019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提出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建设一流本科教育并继续实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14]。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在建设现代化强国进程中的龙头作用，充分指明了高等教育必然走内涵式发展之路。
二、“少子型社会”下高等教育的“先立”
随着新生人口的急剧下降和预期寿命的稳定增长，极端少子化和深度老龄化成为新的基本国情，由此带来的考生规模收缩与社保支出增加将深刻影响我国社会。高等教育的深化改革、内涵发展也将真正迎来契机。由于体系建设的连续性与滞后性，高等教育在招生体制、培养模式、评价机制等方面的全面突破需要徐徐图之，但目标、功能和价值的澄明已经迫不容缓。因此，新时代的高等教育体系变革应当厘清机理、先立后破。
1.生源下降倒逼高等教育“先立”少子化时代的改革目标
教育制度对社会变化的反应有一定的迟滞性，人口变迁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也有延后，因此新生人口的下降和招生规模的扩大可以同时出现。但新生人口和高校招生两条曲线一旦相交，高等教育的变革目标就已清晰可见。
其一，生源人口持续下跌将改变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办学目标将从分层选拔变成分类引导。为了更加直观地描述人口规模对高校生源的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们将1949年至今的出生人数、18岁人口数、高等教育招生数、参加高考人数以及高等教育录取率绘制成图，可以管窥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局势和发展趋势。由图1所示，1999年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分界线。在此之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18岁人口为录取人数的十几倍甚至数十倍。1999年之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高考录取率迅速提升。随着政府主导下的大学政策性扩招，高校招生人数从1998年的108.4万人上升至2023年的近1 200万人。与此同时，我国新生人口持续下降，自1990年的2 380万人下降至2023年的902万人。尽管二孩放开之后的2016和2017年出现了生育小高峰，但随后新生人口持续下降，逐渐低于当前招生人数。当高等教育需求小于供给，且老龄化社会对各类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在此情形下大学就无法再通过文凭学历来对劳动人口进行分层选拔，传统的合理性与优越性不复存在。在劳动力供给稀缺和需求旺盛的格局下，不同类型的人才都有属于自己的发展空间，无论是创新型、技术型抑或服务型，只要是能够为真实的社会需求提供劳动价值的人才都大受追捧，传统的应试选拔、同质内卷型招生模式正在被新时代抛弃，高等教育必须密切关注市场需求，主动改革办学目标，以对接新时代的社会服务之功能。
图1 1949—2021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局势及发展趋势图
注：图中出生人数、18岁人口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官网③；招生数、参加高考人数（参考人数）数据来源于《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④；利用参考人数/招生数结合主流数据网站推算录取率。
其二，新生人口锐减将会带来高等教育内涵和质量的全面提升，从而促使育人目标变革。生源急剧下降后，大规模、粗放式的育人模式终将向“少而精”的英才模式发展，教学过程的专门性和针对性进一步加强。在此必须澄清的是，未来的英才教育并非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指向全体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各所高校的特色创新。快速扩招实现了量化层面的低水平普及，但却忽略了内涵提升，管理制度和课程教学留有应试特征，人才培养的结构和质量都难以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之要求。若干年后，部分主要倚靠生均拨款和学生学费维持日常运转，缺乏研发项目和市场效益的大学，将面临生存危机。即便是当前具有一定实力的高校，也将因为生源骤降而逐步降低招生门槛。依托科研能力和社会声誉，极少数精英大学仍会成为考生的竞逐对象，并获得政府和企业的集中资助。但如此一来，又有可能重蹈美国高等教育的“核心悖论”⑤。要想获得整体性的健康发展，高等教育体系必须淡化层次区分、强调多元分类。高等院校也应寻求特色发展避免同质竞争，摒弃盲目扩招、层层筛选的育人方式，走向以公平为根基、创新为关键、发展为目的的育人之路。
2.投入变化促使高等教育“先立”老龄化社会的创新思维
随着总和生育率下降与预期寿命延长，人口结构正从“生产型”向“负债型”转变，我国社会已处于从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转型的关键时期[15]。作为一个高公信力政府，中国的财政投入始终优先保障最受重视的民生问题。人口结构呈年轻化样态时，政府投入偏向投资性支出，因此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比持续提升。当人口结构走向深度老龄化，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等保障性支出也将相应增加。我国高等教育办学经费主要来自政府投入，过去二十余年大学招生与经费投入同步上扬。但是由于管理制度改革滞后，“教育领域的人力、财力、物力、时间投入等未产生应有效益”的现象较为突出[16]。部分学科专业未经过周密论证和市场调研便匆匆上马，这不仅造成教育投入的浪费，更是“教育产品”即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17]。随着少子老龄化程度加深，政府的投入方式必将发生变化，在影响高等教育根基的同时，也在督促各高校跳出舒适圈，以思维创新带动制度改革。
一是随着生源和投入的下降，高等院校需跳出“竞先型”或“内卷型”发展锦标赛，树立更具主动意识、重视特色发展的创新思维。根据过往传统，我国大学招生对象绝大部分都是未就业的青少年，经费主要来自政府拨款，专业学科、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模式千校一面，院校之间的竞争就像一场抢夺激烈的锦标赛，带有强烈的同质性和淘汰性。这种行为的本质就是鼓励适龄人口通过单一赛道的学业竞争来获得有限的资源和机会。随着参与者不断曾多，而“优胜者”名额不变，这场锦标赛的投入成本就会越来越高，因此绝大部分人的学习负担直线上升，但整体收益却持续下降。2020年之后出生的人成年后，不仅部分高校将无生可招，而且整个社会的劳动人口供给不足。不仅如此，日趋庞大的老龄人群还会带来更旺盛的养老与“享老”需求。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对我国全面推进银龄人口重新步入岗位的新局面展开政策布置。中国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正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而老龄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偏低是我国从人口红利走向人才红利的重要阻碍。有鉴于此，高等教育办学必须跳出传统赛道，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预判社会趋势、对接市场需求，进而根据政府的战略部署与政策导向，以及自身的区位优势与办学基础，结合当地的人力资源与产业结构，谋划独具特色的创新之路。
二是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大主题，从而带来高等教育办学模式的深度变革。新质生产力代表了未来的生产方向，也是政府的重点投入领域，这将从理念、制度和行动上逐步改变我国社会。大学作为知识源地和人才渊薮，其发展路向与新质生产力应当形成深度共鸣。“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是对传统生产力的超越，需要新的生产关系与之适应。”[18]易言之，新质生产力不仅会大力推动科学研究和大学育人的颠覆性创新，而且会倒逼高等教育体系改革。从国家层面来看，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进一步强调高等教育体系的高质量、创新性和公平性。从院校层面来看，管理者需深度参与和及时回应国家和社会提出的时代命题，以高水平创新和特色化办学更加积极主动地对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现实要求。
3.社会转型需要高等教育“先立”新时代的价值体系
价值体系是区别不同类型现代化的根本标志，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离不开适应社会发展新形势、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崭新价值体系[19]。在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亟须廓清思路，以前瞻性眼光创新价值体系。
第一，充分发挥创造性与引领性，以知识创新促进新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和新产业的深度转型，以大学为中心打造融“产学研用享”为一体的“知识之城”。 “知识之城”（或“知识城市”）这个概念肇始于冷战时期的美国，以硅谷和波士顿128号公路高科技园为代表，融研究型大学、高科技产业和现代化社区为一体，在20世纪末期就已成为高等教育创新之标杆。“知识之城”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将知识创新和高科技产业作为经济发展之动力，二是将研究型大学作为城市建设之核心，三是将人才尤其是科技创新人才作为社会进步之根本[20]。半个多世纪以来，知识城市理念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城市发展观。新时代下，中国大学亟须促进教育、科技与人才的融合发展，并将高等教育改革与区域发展规划和产业升级调整一体考量。这一行动的关键在于向大学及其研发部门赋权，使之成为政府代理人与产业合作者，进而以研发基地为中心，由政府负责人、大学管理者以及产业领军者共同商议，打造兼具育人、研发、生产和生活功能的新型社区或城市。时至今日，我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尚需完善，闭门造车式的教学模式与内部空转式的科研机制依然大行其道，这导致耗费无数人力财力培养的“人才”就业困难、研究的“成果”难以转化。究其原因，就在于大学习惯于依赖政府，缺乏自反意识和改革动力。在新的人口形势和时代背景下，各类型大学都必须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不仅要自上而下地切实贯彻国家战略，更要自下而上地密切关注社会与社区、产业与企业，在研判社会需求和市场需要的基础上改革与创新，加强人才培养的协同性与适切性、学术研究的引领性与实践性。尤其是在新质生产力导向下，中国大学亟须成长为衔接沟通国家战略、产业调整与个体诉求的创新平台，以文化创新塑造社会认知、学术创新引领技术进步、技术创新提升产业层次，进而凝聚高素质人才、高科技产业、高效率项目与高产值企业，最终打造成名副其实的“知识之城”。
第二，加强开放性与服务性，从办学理念、招生方式、专业设置、教学模式各方面进行“颠覆性创新”。“颠覆性创新”这种说法源自20世纪90年代初，由哈佛大学教授克里斯坦森（Christensen，C.M.）提出，意为“脱离已存在的竞争市场，拒绝沿着传统发展路径的持续创新，通过尚未存现、无法与以往相匹敌的产品打破原有发展轨迹”[21]。克里斯坦森认为，创新有两条路径：一是延续性创新，即“着眼于改进现有主流市场上的产品”；二是颠覆式创新，旨在彻底脱离主流企业形式，进而影响产业竞争规则与商业模式[22]。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大学的低效率、高成本问题开始显现，民众对高等教育的失望情绪逐渐弥漫，再加上政府投入不断削减，最终导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世界各国普遍增长的发展期逆势下滑。1996年，美国院校董事会公开表示高等教育正处于严重危机中，尤其是严重依赖公共支出的大型公立大学，其保守性和封闭性已经无法满足时代需求[23]。有鉴于此，以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为代表的新型高校开启了一场以开放高效、互动实用为核心价值的“颠覆性创新”，主要措施有三：其一，加强开放性，放弃传统高校对学生的选拔政策，打破年龄身份和学习场地限制，运用网络课程和信息技术向全体有需要的民众提供高等学历教育；其二，加强服务性，以学生需要和社会需求为本，以就业和创业为导向，打破专业门槛和课程设置，全面实施项目式教学；其三，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打破传统的学习年限和考核形式，以“增值性”与“发展性”取代“结果性”与“选拔性”，对项目和学生进行评价[24]。毫无疑问，新时代下，中国高等教育也将迎来“颠覆性创新”。在办学理念上，应加强服务性与普及性，破除封闭保守、崖岸自高的传统模式；在招生方式上，应削弱淘汰性和内卷化，凸显开放性与引导性；在专业设置和教学模式上，应打破狭隘性与垄断性，强调综合性与实践性。一言以蔽之，在新的人口形势和时代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必须着眼于未来，在自省与自反的基础上提前筹划和建立面向未来的价值与理念。
三、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的路径探索与体系“后破”
基于人口转型与社会发展两方面的考虑，我国高等教育需要逐渐跳出人口红利时代的竞先型规模增长路径，破除功利主义的教育评价制度和闭门造车式的人才培养模式，从办学、评价与育人三方面重构体系。
1.多元协同办学，破除分层传统
在普及化阶段，接受高等教育将成为公民完善自我、回馈社会应尽之义务。随着我国社会少子化程度的加深，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走向多元和立体，以对接日益紧张的各类型人才之需求与日益增长的学生个性化发展之需要。
一方面，少子化社会更提倡多元化与个性化的育人机制，更需要多主体参与办学。以美国大学为例，其在不同历史时期遵照当时的国家战略次第兴起了一批批特色鲜明的大学。南北战争结束后的赠地运动侧重于农工技术人才；20世纪初崛起的现代研究型大学注重基础学科和拔尖创新人才，同时期出现的社区学院则负责培养技术人员；二战期间，研究型大学主要服务军事科研，战后这些高校又转型成“产学研”一体的多元巨型大学。总体来看，不同类型的大学差异较为明显，在分类发展的同时又形成互补，从而为不同天赋的学生提供不同的上升路径，同时为社会发展提供各种类型的人才支持[25]。就我国高等教育而言，扎根中国大地、立足地方实情、紧扣行业特色是体系创新的基本前提，强化办学特色、突出学科优势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换言之，每所高校都应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之路。
另一方面，少子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将走向全面精英化，每一个未来的劳动者都无比重要，因此必须跳出过度分层的办学传统，破除同质竞争的内卷机制。不同高校都应找准定位、发挥特长，以体系内部之间的协同加强与体系外部机构的联动，在高科技、高质量、高效能上下功夫。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全社会必须自上而下地破除对职业教育的狭隘之见，可通过制定国家政策、设立专项拨款、扶持制造产业、完善社会保障等系列措施，积极推进应用型高校建设。建立从专科到本科再到专业硕士乃至专业博士的多级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形成上下贯通、协同互补的办学机制，打通应用技术型人才的社会上升渠道，全方位、精细化地进行培养。
2.强化分类发展，破除评价锦标
在少子化社会中，充分开发每位劳动者的潜力和创造力是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这对高等教育提出了全面优化、分类发展的新诉求，也对教育评价体系提出了深度改革的新要求。当前的高等教育评价主要采取一刀切模式，导致院校发展赛道单一、学生成长过度“内卷”。为此，必须打破“赢者通吃”的锦标赛评价制度，以发展性评价激发教育活力，以分类评价引鼓励特色办学。
一是以分类评价实现特色办学。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动力源自传统教育评价体系的内在矛盾。具体而言，就是评价标准的单一化与学生智能的多元化、评价方式的同质化与人才成长的个性化、评价结果的封闭性与社会进步的开放性等几组关系之间长期存在且难以调和的矛盾。此次改革力图打破传统评价之桎梏，推动评价方式从单一化、静态化向多元化、动态化转变。从宏观层面看，改革的目的是促进高校评价更加公平、公正与公开，建立起政府、企业、社会等多主体参与模式，以切实支持高等院校分类发展、特色办学。改革后的评价模式能对不同类型的大学给予充分而适当的引导与鼓励，注重区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服务研究的资助机制和成果形式。由此先立后破，逐渐摒弃通过“指标分配”或“圈内评审”对高等院校进行分层的做派。从中观层面看，应深化基础研究领域的学术评价改革，一方面坚决破除急功近利的量化方式和结果性评价，集中资源持续资助高水平团队在基础理论领域长效投入、尖端突破；另一方面要引导应用研究领域的产学研用一体化，鼓励研究团队积极主动地与新兴产业联动创新。如此一来，既将有限的资源用在最重要的基础研究创新，又能杜绝不同类型的高校单向发展、同质竞争。从微观层面看，应健全高校教师的聘任晋升机制，减少名号评比和头衔抢夺，切断学术评价与行政权力的利益寻租链条，保证高校教师将精力用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上。
二是以发展性评价激发教育活力。“随着第四代教育评价理论的兴起……，教育评价已经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崭新阶段。”[26]发展性评价关注的是成长过程和发展潜力。与少子化迎头相遇的新趋势下，高等教育不仅要从整体上带动社会的稳定发展，更要从不同维度激发学生的潜能，致力于人人皆可成才、人人皆应成才。新时代下，企业投资和社会支持对大学办学发挥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因此管理者亟须转变评价理念，切实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此，必须改进结果性评价、探索发展性评价。一方面，要建立科学长效的评价机制，保障各级各类高校稳定、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审视当下教育改革的“急难愁盼问题”，在政策上加强指导，通过颁布有利于发展性评价改革的法令与政策，引领高校正确选择办学目标和改革措施。
3.长效融合育人，打破封闭机制
少子化将对社会经济和劳动市场带来极大改变，新生人口减少将会造成生源和劳动力双重短缺，中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性因此而凸显。在此情形下，高等院校有必要在人才培养方面注重长效性和融合性，突破闭门造车式的育人机制。
其一，以长远需求为导向，重构专业设置。当前我国高校存在严重的“教育浪费”现象，相当一部分专业已经与社会发展脱节导致就业难度极高。在少子化趋势下，高校更应以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为依据，给部分难以适应社会变化的专业发“红牌”，实行缩招或停招的政策。2023年2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要求深化学科专业供给侧改革。究其原因，在于专业设置空泛而不适用，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独特的专业性，可替代性极强。以此为契机，各大高校应通过自我审查、同行比较等多途径对已有专业从培养方案、就业现状、发展前景等方面进行考核评估，压缩或淘汰落后社会需求的学科专业。站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新时代，高校应增设创造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新兴学科专业，甚至打破专业限制，强化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提前设计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趋势密切相关、对接少子老龄化社会需求的学习内容和培养方式。
其二，调整人才培养模式，打造融合育人机制。随着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不断深化，知识生产的场域边界将变得更加模糊，“弥散性”特征和“跨界性”趋势更加显著。首先，夯实通识教育根基，着力推动基础学科精英化、应用学科在地化，坚持通才与专才相结合。核心课程应注重生涯规划，围绕学生实际兴趣爱好，以促进社会发展和自我实现为目标。其次，加强实践培养环节，减少灌输式的知识讲授，通过校企合作、校地联合创设产教融合模式新形态。引入高校、企业、政府、社会协同育人机制，通过建设产业园区、孵化基地等发挥各自主体优势和效能，实现多方资源共享。最后，精心设计以创新创业为导向的课程体系，各个层次和类型的大学都应当开设此类课程，向学生讲授创新创业的理念和理论，并将创新意识与创业能力提升到与专业素养等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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