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虹，王梓宁，张婷婷 | 研究生教育如何赋能省域创新 ——基于31个省份数据的fsQCA分析

李晓虹，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研究生教育是实现省域创新的关键载体，其集聚的创新要素对推动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整合研究生教育影响省域创新的分析框架，运用fsQCA方法，以我国31个省份为案例样本，探究研究生教育对省域创新的驱动路径。研究发现：单一条件变量不能构成省域创新的必要条件，但学科优势和科技成果转化对省域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关键。研究生教育赋能高水平省域创新的驱动路径有创新基础联动的综合发展型、成果转化主导的创新资源集聚型、学科优势引领的创新环境协同型三种。研究生教育未能赋能省域创新的原因较为复杂，多与学科优势和科研资源两个核心条件的缺失有关。研究结论既有助于丰富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研究范畴，又能为不同地区研究生教育促进省域创新提供实践参考。

创新是引领区域发展的第一动力，提高区域创新能力是落实国家创新战略的核心任务。作为区域创新的有机组成部分，省域创新对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1]。在高等教育普及化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背景下，研究生教育是科技、人才与创新的核心连接点，其规模的快速扩张为省域创新积淀了智力资源和研发资本^[2]，通过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聚集创新要素，营造优质的创新环境^[3]，正逐渐成为实现省域创新发展的最有效途径之一^[4]。2020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要求“优化布局结构，坚持质量导向，全面提升研究生教育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能力”^[5]，如何有效发挥研究生教育对省域创新发展的支撑作用是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由此，深入探究研究生教育赋能省域创新的路径与机制，对我国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提高省域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与实践意义。

当前，研究生教育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第一，聚焦研究生教育对区域创新的作用成效。有学者借助省域面板数据分析发现，研究生教育对区域创新呈现显著的促进作用^[6]，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生教育的人力资本质量^[7]。这种促进作用因地域和高等教育层次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中心城市和规模较大城市表现出更为显著的创新推动效果^[8]，硕士生教育在短期内对创新能力的提升效果优于博士生教育^[9]，平衡不同地域的博硕比对促进区域创新具有重要意义^[10]。第二，探索研究生教育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制，大致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知识溢出效应。研究生教育规模对区域创新具有一定的溢出辐射效应，该效应比研究生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11]。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学科发展等方式，研究生教育实现了知识的转移与溢出，最终提升区域整体创新能力^[3,12]。另一方面是人才与创新的互动机制。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离不开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研究生教育重点强调对学生创造性思维与科学精神的培养，促进人才链和创新链的良性互动^[13]。从事科研工作的教师和研究生在知识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与校外投资者积极合作，调动区域内多元创新主体的互动积极性，对区域创新产生突出贡献^[8]。

现有关于研究生教育对区域创新影响的研究已取得了丰富成果，但尚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研究较多关注研究生教育对城市群、经济区等区域层面的创新作用，而对省域创新的重视稍显不足，且未能充分考虑省域间的差异对创新发展的不同影响。其次，研究多集中在二者的线性关系或研究生教育的单一因素对区域创新的独立影响，缺乏对研究生教育中多要素联动作用的深入分析，尚未揭示研究生教育赋能省域创新的推动机制及发展路径。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强调各创新要素间的“协同共生”，反映以共同价值主张为基础的要素间协调机制^[14-15]，作为研究区域创新活动的基本分析工具，该理论既为揭示省域创新的内在规律提供整体性的分析框架，又能为探究研究生教育多要素联动促进省域创新的路径探析，提供新的思路与方向^[16]。据此，针对不同地区研究生教育历史布局、发展程度和资源禀赋“参差不齐”的现实背景，研究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以我国31个省域为案例样本，运用fsQCA方法探究研究生教育对省域创新影响的复杂因果机制，结合区位优势探寻研究生教育推动省域创新的发展路径，为提高研究生教育赋能省域创新提供实践启示。

创新生态系统最初起源于摩尔（Moore）提出的商业生态系统概念^[17]。2004年，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进一步指出“国家经济领先地位取决于其创新生态系统”，这标志着创新生态系统概念正式确立^[18]。阿德纳（Adner）随后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详细阐释，他认为创新生态系统是为实现共同的创新战略目标而形成的、系统内各组成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集合，强调要素之间的价值互补性在优化系统整体效能中的核心作用^[13]。创新生态系统架构方式多样，其关键要素划分通常以“产学政”三螺旋模型为基础，同时还涉及社会、环境、基础设施、网络等多层级要素的共生与演化。这种多元且动态的要素互动关系为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创新基因库”和灵活的关系选择，从而增强系统的适应性和创新能力^[18]。研究生教育作为省域创新的关键主体，具有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基础优势，通过系统整合内部创新资源和外部创新环境，构建以“持续性发展”为目标的创新生态系统，进而提升省域的整体创新能力^[19]。鉴于此，本研究将研究生教育赋能省域创新的创新生态系统划分为创新基础、创新资源和创新环境三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具体包含两个关键要素，以此来全面剖析研究生教育如何通过多元互动与资源整合推动省域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

1.创新基础

创新基础是创新生态系统所依赖的基础条件或要素，是推进省域创新发展的核心力量。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研究生教育是省域创新的主要推动者，通过发挥其在学科优势和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独特优势，有效实现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进而推动省域创新能力提升^[20-21]。因此，创新基础具体包含学科优势和科技成果转化两个要素。

（1）学科优势 学科发展作为研究生教育影响区域创新的具体形式，其质量水平代表创新底盘的牢固程度^[20]。学科优势通过发挥知识生产、整合和传播功能，提供知识来源和人力资本储备，在促进科研资源投入、创新人才培育和创新制度完善等方面至关重要^[22]。此外，学科建设促进高校所在城市与优势学科相关的创新活动集聚，使得学科优势在区域创新系统中具有积极作用，且主要集中于发明创新领域^[12]。 

（2）科技成果转化 科技成果转化是研究生教育在推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环节，对于提升产业竞争力和促进省域创新发展起着关键作用^[21]。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研究生教育不仅具有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职能，还具有科学研究与技术转化的特殊职能^[23]。然而，目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是限制高校科技创新对省域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24]。研究表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与省域创新能力之间呈现出非均衡发展样态，全国约90%的省份处于低度和中度耦合协调状态^[25]。

2.创新资源

创新资源是支持创新活动的各类资源投入，是促进省域创新发展的“发动机”。优质的研究生教育资源不仅是构成推动省域创新的外部技术源泉，更是创新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协同要素^[23]。研究生教育中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投入对省域创新能力均具有显著影响^[26]。因此，创新资源可归纳为研究生规模（人力资源）和科研资源（财力资源和物力资源）两个要素。

（1）研究生规模 人力资本的积累是教育促进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的重要中介环节。研究生人才的集聚促进信息交流共享，并通过知识学习与积累、精细化分工、提升劳动力匹配质量等机制促进省域创新^[27]。我国研究生教育布局呈现出“存量决定增量”的发展模式^[6]，随着研究生规模的扩张，省域创新效率显著提升^[28]。然而，研究生教育规模对省域科技创新的影响并非理想的单调递增函数，而是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曲线分布^[29]。因此，研究生规模的合理扩张和优化配置是推动省域创新的关键路径。 

（2）科研资源 科研资源是衡量高校研发实力的重要指标，对推动区域创新有着显著而持续的作用^[30]。研究生教育中的科研资源通过知识溢出效应持续提升知识存量，为区域创新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27]，并在中央高校和地方高校分别呈现“虹吸效应”与“扩散效应”两种不同的作用效果^[31]。我国科研资源的分布呈现较强的地理集聚特征，集中的科研资源不仅推动了知识和技术的加速溢出，还降低了科研和项目商业化的成本，缩短了知识生产到产品化的创新链条，更有利于城市群的协同创新^[27]。

3.创新环境

创新环境是影响创新活动的外部环境因素，这些因素会共同作用于省域的创新氛围，进而影响整个创新生态系统的运作与发展。在研究生教育促进省域创新的过程中，产业与政府扮演着监管、支持和规划等重要角色，共同塑造良好的创新氛围，因此产学合作和政府支持可被视为研究生教育推动省域创新的两大创新环境要素^[12,32]。

（1）产学合作 省域创新离不开高校与产业之间的紧密合作，这种产学合作关系在研究生教育中尤为重要^[33]。研究生教育侧重上游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企业则重点关注下游的技术应用。良好的产学合作作为连接基础研究与应用技术的纽带，是确保研究生教育成果能够更快、更有效地服务于产业需求的关键途径^[34]。通过深化产学合作强度，研究生教育可以拓宽研发的深度和广度，打破创新主体在知识流动中的距离壁垒，减少由于空间局限性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最终全面提升省域的创新能力^[32]。

（2）政府支持 政府支持是研究生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尤其在科研活动和技术转化领域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35]。政府的科技经费投入能提升研究生教育的资源配置与研究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及其在产业中的应用效果，从而对省域创新发展产生深远影响^[30]。公共政策理论认为，政府资金支持是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与科研产出的核心驱动力，R&D（研究与开发）投入不仅能为省域创新注入新的发展动能，还直接影响科研成果的前沿性与创新人才的供给^[27]。 

综上，本研究构建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生教育赋能省域创新的研究框架

1.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是美国学者拉金（Ragin）提出的一种基于组态思维、整合定性与定量分析双重取向的研究方法。该方法通过综合考虑案例中多个条件变量组合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力图从案例中探寻多条“等效因果链”，多用于解释不同因素之间的因果复杂性和“殊途同归”问题。当前，已形成了mvQCA、csQCA和fsQCA三种主要类别。fsQCA通过“模糊集得分”充分挖掘条件变量对结果的影响，适用于解决变量的程度变化和部分隶属问题，既可解决csQCA二分法赋值的局限性，也能避免mvQCA产生的有限多样化问题。fsQCA与本研究具有良好的适切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研究生教育赋能省域创新是多重因素相互依赖的复杂整体，相较于传统回归方法，fsQCA更适用于解决复杂系统下的非线性关系，能够解释复杂系统要素间互动而产生的系统性特征以及导致结果出现与否的非对称问题，对理解研究生教育如何通过多种路径赋能省域创新具有重要意义。第二，研究生教育对省域创新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传统的量化方法难以捕捉这种细微变化。fsQCA采用模糊集数据，更准确地呈现变量结果，有助于揭示实现高水平或非高水平省域创新的内在机制与多元路径。第三，fsQCA强调多条“等效因果链”的存在，即不同条件组合可能导致相同的结果，能更全面地解释研究生教育赋能省域创新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综上，fsQCA方法能为研究生教育如何赋能省域创新提供更深刻的解释。

2.案例选择与数据来源

QCA方法考虑案例间的可比性，又注重案例内部的复杂性，在案例选择时应满足案例总体的充分同质性与案例总体内的最大异质性原则。研究生教育对省域创新的影响在各省份中存在共性，但受历史环境等诸多要素制约，各省份又展现出其特殊性。因此，本研究选择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案例样本，运用省级层面数据进行组态分析。本研究数据取自《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中国教育指数》《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考虑到数据可获得性以及各影响因素的滞后性，研究将2020—2022年数据的均值作为各变量的最终结果。

（1）结果变量

省域创新能力。参考已有研究，采用知识创造、知识获取、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5个指标的综合值进行衡量^[6]，数据来源于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编制《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该报告基于科学的方法和大量实证数据，对中国各省域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评估，数据具有较强的权威性与可靠性。

（2）条件变量

学科优势。采用ESI前1%学科情况进行衡量，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指数》。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是国际公认的用于评价科学研究绩效的工具，涵盖了全球各学科领域的前1%研究表现。中国教育指数通过汇总和分析ESI数据，为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科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科技成果转化。采用专利成果收入和技术转让收入进行衡量^[36]，数据来源于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该数据详细记录了全国高校的科技成果、技术转让等多方面的数据，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与准确性。

研究生规模。研究生人力资本作为高层次人力资本，具有较强的区域流动性。故参照已有研究，采用劳动力人口中研究生学历人数占比进行衡量^[6]，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该年鉴全面涵盖了中国劳动市场的各类数据资源，包括教育程度分布等，数据来源可靠。

科研资源。采用科研经费（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经费支出）和实验平台（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数量）的综合值进行衡量，数据分别来源于《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教育指数》。

产学合作。采用高校和科研院所研发经费内部支出额中来自企业资金的比例进行衡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政府支持。采用政府资金投入在R&D活动经费支出所占比重进行衡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3.变量校准

研究使用直接法将上述数据转换为模糊集隶属分数，选取95%、50%和5%作为校准锚点，分别表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37]。参照已有研究做法，将所有0.5的隶属度调整为0.499，以保留大部分案例。具体变量的衡量标准和校准见表1。

表1 变量说明与校准

1.单个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 

根据QCA方法的使用惯例，研究需要通过一致性和覆盖度两个核心指标，判断单个变量是否构成结果变量间的充分或必要条件。依据学界通用标准，一致性高于0.9的条件变量被视为直接解释结果的必要条件。表2结果显示，6个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均未超过参考值0.9，故不能构成必要条件，亦无法单独对研究生教育促进省域创新的成效进行充分解释。因此，应该综合考虑创新基础、创新资源和创新环境三个维度下多因素并发的协同效应。

表2 单个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

2.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 

当单一变量不足以成为导致结果的必要条件时，需开展充分条件的组态分析。研究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8^[38]，案例的一致性阈值设为1^[38]，PRI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5^[39]。根据fsQCA软件分析，在简约解和中间解中同时存在视为核心条件，而只存在于中间解的视为边缘条件。研究对高水平省域创新和非高水平省域创新的组态进行了分析，以捕捉整体与唤起本质相结合为原则，兼顾组态整体性与独特性对每种组态命名^[40]，结合地区案例对分析结果进行深入探讨。表3显示了研究生教育赋能高水平省域创新的三条驱动路径，总一致性为86%，总覆盖度为87%，解释力度较好。

表3  高水平和非高水平省域创新的组态

（1）高水平省域创新路径分析

组态S1：创新基础联动的综合发展型。该组态以学科优势和科技成果转化为核心条件，科研资源和产学合作为补充条件可以产生高水平省域创新。省域创新能力与前沿创新水平由其知识存量、创新投入和创新网络共同决定^[41]。在充足的科研资源投入与完善的产学合作机制共同作用下，研究生教育的学科优势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可从源头积累知识存量并推动技术创新，形成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创新基础，有助于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促进省域创新发展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此外，科研资源和产学合作的优势为创新生态系统构建注入强劲动能，从创新资源和创新环境层面提供综合性发展契机，助力高水平省域创新。

以广东和江苏为例，两省在经济发展情况、高校科研水平等方面具备雄厚实力，且均拥有较为完善的省域创新体系，能通过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组合拳”实现成果的高效转化与落地。广东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发展，与高校联合建设科技园、孵化器等创新基地，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形成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应用紧密结合的模式。此外，还通过实施“冲补强”提升计划，着重建设省域高水平大学，注重交叉学科、特色学科与产业同构化发展。该计划为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数和授权审核成功率带来显著的政策效应，ESI学科数也明显增加^[42]，有效提升省域研究生教育的创新基础。江苏省组建研究型大学联盟，通过智力资本输入、产学合作以及研究共同体构建等途径，有效集聚科技创新要素，建立兼具基础性、前沿性与突破性的创新要素共享平台，实现省域协同创新^[43]。2021年，江苏获批创建全国首个区块链发展先导区，以数字技术全力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创新^①。此外，江苏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能力呈现出极度耦合协调^[25]，国际论文发表量、科研经费支出均居全国第二位，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极强的创新竞争力。

组态S2：成果转化主导的创新资源集聚型。该组态表明，在产学合作欠佳的情况下，科技成果转化发挥主导作用，辅之以研究生规模、科研资源和政府支持可以实现高水平省域创新。具体而言，科技创新作为推动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第一动力”，不仅奠定了知识创造的坚实基础，还通过高效的科技成果转化架起知识应用与市场需求之间的桥梁，使科技成果得以迅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并推向市场^[44]。研究生教育中丰富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为省域创新提供重要的驱动力量，这些资源的充足性直接关乎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和质量。同时，强有力的政府支持在政策、资金和制度保障等多维度，为科技成果的顺利转化和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提供了必要的外部环境支持。这种联动机制确保了在产学合作相对薄弱的环境下，省域创新仍能保持高水平的发展态势。 

以北京和湖北为例，尽管两地在经济基础和资源禀赋上存在差异，但均通过强化科技成果转化、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实现了省域创新的高水平发展。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北京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创新资源高度集聚的区位优势，吸引了大量高水平创新人才和创新资源。近年来，北京通过颁布《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构建了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科技成果转化运行机制。在“一带一路”创新合作枢纽建设中，北京市引导高校和科研机构与沿线国家共建联合实验室，在汇聚创新资源方面展现出强大引领与示范作用，实现更大范围的创新突破。湖北作为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核心省份，其创新能力的提升离不开政策的强力支持和省域高校的不懈努力。湖北省发布加快科技强省建设“1+4”政策体系，从人才发展激励、科技成果转化等多个方面制定配套措施，积极引导高校参与省内重点产业核心技术研发。通过“揭榜挂帅”、政府补贴等方式，使得政策驱动与研究生教育资源有效结合，激发了研究生教育体系的创新潜能，加速了科技成果的转化进程。截至2021年，湖北国家重点实验室已达29家，高居全国第四位^②。这些坚实的创新资源为省域创新提供了全方位支持，使得湖北在省域创新中构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发展优势。

组态S3：学科优势引领的创新环境协同型。以学科优势存在为核心驱动力，非科技成果转化、研究生规模、非科研资源、产学合作和政府支持为辅助条件能达成高水平省域创新。在该路径下，研究生教育中的优势学科通过深厚的学术积淀和领先的研究能力，成为省域创新的核心引擎。尽管在科技成果转化和科研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产学合作和政府支持为优势学科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充分发挥学科优势的辐射效应，推动高水平学术研究与研究生人才培养，并通过政策支持、资金投入等途径，缓解科研资源限制，补足科技成果转化短板，可摆脱科技成果转化和科研资源不足的束缚，实现高水平省域创新。 

处于该组态的案例有天津和安徽。天津拥有众多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通过院级单位的合理调整，实现学科交叉融合和学科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推动下，北京的科研力量逐步向天津辐射，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政产学研”创新环境。这种跨区域的资源整合有效提升了天津的科研能力，也在研究生教育领域形成了知识传播、人才交流和产学研合作的良性循环，进而拉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29]。天津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秉持市场导向和效益导向的发展目标，打破在人才交流和资源共享方面的壁垒，以体制机制变革推动了省域创新的不断深化。安徽近年来在省域创新能力方面表现突出，尤其是在中部地区独树一帜。2022年，安徽每万名研发人员发明专利授权数高达769件，位居全国第二^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作为安徽省的科技领军高校，有15个学科进入ESI学科排名1%，篇均被引数高居C9高校之首，这些优势学科通过本硕博长周期培养模式，不断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为省域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和科研基础。此外，安徽省“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强调了校企组建创新联合体的重要性，推动“多链协同”，强化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的有机结合，依托高校打造“科大硅谷”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地，从政策层面为省域创新环境提供制度保障。

（2）非高水平省域创新路径分析

研究进一步探讨导致非高水平省域创新条件组态，可总结为总体缺失型、基础—资源不足型和基础—环境不足型三种驱动类型。

组态NS1a、NS1b：总体缺失型。组态NS1a显示，在缺乏学科优势和科研资源的情况下，科技成果转化、研究生规模、政府支持欠佳的研究生教育难以为省域创新赋能。该组态对应的典型案例是河北。河北省在重点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方面相对薄弱，加之地处北京、天津周边，其吸引和留住高端人才的能力面临巨大挑战。此外，河北以传统产业为主，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难度较高，如何更好利用京津的科技资源和创新优势，加快创新资源流动是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组态NS1b显示，即使存在政府支持这一边缘条件，缺乏高学科优势、高科研资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高产学合作的研究生教育依然无法实现高水平省域创新。该组态对应的典型案例是广西。受历史发展和地理位置限制，广西研究生教育整体实力较弱，核心高端人才供给不足。然而，近年来，广西通过“部省合建”政策，以“一省一策、一校一案”方式精准施策，以期吸纳中央财政支持改善域内研究生教育水平^[45]。

组态NS2：基础—资源不足型。该组态说明，在缺乏高科研资源和高科技成果转化的环境下，即使存在研究生规模、产学合作和政府支持的研究生教育也无法赋能高水平省域创新。该组态对应的典型案例是黑龙江。相较于全国多数地区，黑龙江在科技基础、经济基础和产业规模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特别是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和科研资源投入相对不足，使得人力资本难以发挥应有作用，进而限制整体省域创新能力的提升。

组态NS3：基础—环境不足型。在缺乏学科优势和产学合作的条件下，即使存在科技成果转化、研究生规模、科研资源和政府支持也难以实现高水平省域创新。该组态对应的典型案例是吉林。尽管吉林拥有较好的创新型人力资源和较高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但在省域创新水平上却收效甚微。这一现象可能源于管理体制僵化、产学合作不足等内外部因素的制约，导致吉林未能有效调动和利用现有创新资源，错失将科技潜力转化为实际创新成果的机会。

3.稳健性检验

研究使用提高PRI阈值和原始一致性的方法对高水平和非高水平省域创新组态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将PRI一致性阈值从0.5调整为0.6进行分析，得到的组态与原有结果并无显著差异。其次，将原始一致性从0.8调整为0.85，调整后的组态路径核心条件及一致性与前文保持一致，证明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1.研究结论

参透研究生教育赋能省域创新的内在逻辑，对实现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以中国31个省份数据为样本，运用fsQCA方法系统地探讨了研究生教育对省域创新的赋能作用，深入分析了不同地区研究生教育促进省域创新的多元路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必要性条件分析表明，创新基础、创新资源和创新环境的任何单个条件均无法构成高水平省域创新或非高水平省域创新的必要条件。这表明，省域创新能力的提升不是依赖研究生教育的单一因素，而是需要多重要素的综合作用与协同发展。因此，还需深入探索研究生教育赋能省域创新的多元组态。

第二，组态路径分析表明，引致高水平省域创新和非高水平省域创新的路径呈现非对称性的“殊途同归”。研究关注了三条有助于实现高水平省域创新的路径，分别是创新基础联动的综合发展型、成果转化主导的创新资源集聚型和学科优势引领的创新环境协同型，这些路径均能激发研究生教育中多重要素的协同联动优势，共同促进省域创新。研究生教育未能推动省域创新有三条路径，分别是总体缺失型、基础—资源不足型和基础—环境不足型。产生非高水平省域创新的主要原因包括学科优势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科研资源缺乏等。

第三，研究发现，所有高水平省域创新组态均包含学科优势或科技成果转化至少一个创新基础要素，但未出现创新基础单独赋能省域创新的组态。一方面，反映出学科优势和科技成果转化作为创新生态系统的基础，在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层面为省域创新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持。学科优势通过集聚优质学科创新活动、学术交流与合作，为省域创新提供知识来源和人力资本储备；科技成果转化则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实现知识和技术的应用与市场化，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协同创新，带动省域创新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仅有学科优势和科技成果转化不足以单独推动高水平省域创新，必须通过创新资源的充分集聚和创新环境的有效优化，才能形成支持省域创新的全面生态系统。

2.启示与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研究提出如下启示与建议：

（1）兼顾知识与技术双轮创新驱动，综合多要素协力推进省域创新

广东、江苏和浙江等省份的研究生教育可通过“创新基础联动的综合发展型”路径（S1），促进高水平省域创新。首先，高校应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产业需求，持续优化学科结构。既要重视优势学科和前沿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更应为相对冷门但具有长远学术价值的学科、“本土特色性”学科提供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在此基础上，高校可依托地方优势学科建立“学科—产业联盟”，找准符合自身优势特色的“细分市场”，将学科研究与地方支柱产业紧密结合，推动学科知识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应用。其次，汇集并合理配置优质科研资源，畅通省域创新链条。在空间层面，研究生教育收益不局限于区域内部，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高度统一的背景下，高水平人力资本和科研产出会在区域间大范围流动^[31]。因此，应建立配备智能匹配系统的科研资源共享平台，帮助科研机构和企业在不同区域寻找合作伙伴，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与高效利用。此外，利用“研究生教育高地”的区位优势，将省域中心城市打造为创新引领的核心节点。可设立区域创新合作中心，集中管理和协调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创新合作项目，充分发挥研究生教育对省域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实现省域间的协同创新和资源共享。

（2）以成果转化为导向，推动创新资源集聚与成果落地

北京、上海和陕西等地区的研究生教育可以通过“成果转化主导的创新资源集聚型”发展路径（S2），达成高水平省域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在于高校向市场推进的“最初一公里”和市场应用的“最后一公里”^[21]。一方面，高校应搭建“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提供从科技成果评估、市场推广到项目孵化的全流程支持服务，建立市场需求反馈系统，定期与行业专家、企业代表深度交流，精准定位市场需求，在创新起点保障科技成果的“可转化性”。另一方面，应积极吸引科技金融、知识产权保护等中介机构参与高校成果转化过程，为高校成果转化提供风险投资、融资支持和知识产权管理，改善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此外，应综合考虑省域产业发展、创新能力等因素，围绕重点领域开展跨省域的科研联动与成果共享，共同构建研究生教育高地，提升区域整体创新能力^[46]。

（3）增强学科优势引领，优化省域创新环境与协同效能

天津和安徽的研究生教育能通过“学科优势引领的创新环境协同型”发展模式（S3），赋能高水平省域创新。第一，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在省域创新活动中的“锚点”功能，推动跨学科合作以应对复杂技术难题。为此，应建立以学科优势为核心的跨学科合作机制，设立专项基金以资助跨学科团队的联合研究项目，共同攻克技术难题和解决复杂问题，促进学科知识在实际应用中转化落地。第二，根据优势学科的发展需求，优化研究生培养方案。与行业企业合作制定“产业导向的研究生培养计划”，涉及行业相关的课程模块、前沿技术发展与市场趋势，确保研究生培养与市场需求和学科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同时，为研究生提供丰富的项目实践和企业实习机会，提升其实践创新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解决“推着船找海”的现实困境，提高研究生人力资本对省域创新的贡献度。

（4）立足省域实际精准施策，助力非高水平省域创新转型

研究从政策制定、合作机制和资源配置层面提出如下建议：一是省级政府应在充分考察省域产业结构与创新水平的基础上，科学制定研究生教育人力资本引进政策，加强人才引进与地方需求的匹配度，避免陷入“吸纳—流失—再吸纳—再流失”的循环困境。二是抓住国家战略机遇，优化高校研发端与市场需求端的对接渠道，构建校企研互动的创新共同体，特别是依托研究型大学的知识创新源头，提升非高水平创新省域对创新溢出的承接能力，促进研究生教育创新要素的差异化流动与深度嵌合。三是基于省域间适度分散化资源布局的原则，优先向非高水平创新省域布局研究型和应用型高校，并通常持续性的科研资助、就业保障等政策支持，建立良性的学术生态与制度环境^[47]，以弥补其在人才规模和集聚水平上的潜在短板，提升创新力不足地区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3.不足与展望

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可在未来进一步深入研究：第一，研究主要关注了研究生教育与省域创新之间的静态关系，相对忽视时间因素的考量，未来可引入动态QCA，系统探讨省域创新在不同时段的发展变化。第二，研究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构建综合性分析框架，虽已包含多个影响省域创新的关键因素，但仍可能存在遗漏，未来可以考虑从其他理论视角出发，综合更加全面的影响因素。第三，研究主要依据二手数据进行分析，后续可融入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式丰富研究结论。 

 文中注释：（滑动可查看更多内容）

①资料来源于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https://gxt.jiangsu.gov.cn/art/2021/12/7/art_6282_10167502.html

②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https://most.gov.cn/dfkj/hub/zxdt/202101/t20210129_172766.html

③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22》

注：参考文献已省略，如需要参考请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