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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因地制宜办好国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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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支撑和实践教育强国建设的一个特殊事项，办好国门学校既是通过弱势扶持补齐教育强国建设短板的关键一环，也有助于教育对外开放和全球教育治理的内生挖潜。但现实的国门学校应然功能发挥，明显存在“精神守土上的沿边优势明显但整体实力不强，国家软实力拓展上的导向明确但辐射效果有限，办学实践上的文教跨边广泛但政策供给不足”等短板制约。聚焦教育强国建设对国门学校发展提出的“扩大教育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服务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广泛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等新兴要求，亟待探索国家层面的专项扶持路向，从支持理念上将“区域性国际化”确立为国门学校国际化发展的主导方向，将“一带一路”确立为国门学校高水平发展的借力支点，将“多点集群”确立为国门学校高水平协同发展的特色模式。
正文
在建设教育强国所内含的“教育对外开放”和“全球教育治理”多元事项中，普遍存在着“国门学校”①这样一类特殊载体。这万余所国门学校集中分布在我国沿边境区域，对外承担着睦邻、安邻、富邻的国家责任，对内担负着稳定边境、繁荣边疆的特殊使命，既是沟通和联结国内外的重要文教交流通道，也是展示国家形象和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尤其在面向周边国家的人文交互、精神守土和文化辐射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可形成国家经略周边的重要窗口和先导示范，深化拓展为支撑和服务“一带一路”的新兴增长点。但由于长期以来的资源投入和发展累积不足，绝大部分国门学校的整体实力还相对有限，离高水平发挥人文交互、精神守土和文化辐射作用，高水平支撑教育强国建设还有一定差距，急需通过国家政策的倾斜性支持助力其走向更高水平。鉴于此，本文特在国门学校特殊优势和发展掣肘系统分析的基础上，聚焦教育强国建设对国门学校发展的新兴要求，针对性地提出办好国门学校的路向思考，以期为教育强国建设中的国门学校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一、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办好国门学校的价值意义
国门学校在我国教育系统中虽不占有绝对的规模优势，但其“空间区位上的沿边交互性、发展定位上的窗口示范性、作用发挥上的辐射堡垒性”[1]等特征良性耦合所生发的多重功用，对教育强国整体效能生成具有多维促动价值，集中表现为结构样态和功能输出两个方面。
1.办好国门学校是通过弱势扶持来补齐教育强国建设短板的关键一环
当下表述各异的教育强国建设内涵理解，总体上都具有“以强的教育来支撑和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走向强盛”的一致认识②。从这个意义上看，“强的教育”要求的是系统内的每一种结构、类型的教育都要强，都要能有主有次、有先有后地协同产出最大效益。换言之，教育系统中的任何类型短板、结构短板，都难免会影响和制约整个教育系统的发展强盛。
而现实中，我们的国门学校发展还存在多个方面的不足，可谓是教育强国建设中亟须补齐的关键短板。一是师资水平方面的现实短板。2022年度，全国94所国门大学的校均教职工规模仅650人，远低于全国普通高校952人的平均水平。拥有博士学历的专任教师占比为7.16%，仅为全国普通高校平均水平的1/4。二是办学投入方面的现实短板。截至2023年底，全国94所国门大学的校均固定资产总值不足4亿元，远低于全国普通高校8.13亿元的平均水平；全部国门大学2023年度决算总经费不足350亿元，总体上与国内高水平高校存在极大差距。三是发展积淀方面的现实短板。在全国第五轮学科评估中，国门大学尚无A类学科，B类学科数量不足5个；全部国门大学的研究生招生数（含博士研究生）不足16 000人规模，硕士学位授权点（一、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在250个以下③。可见，即便在不考虑广泛分布于140余个边境县上万所国门中小学的前提下，多项研究表明：边境县的教育投入能力、中小学的实力水平、高层次师资集聚等，都远低东部发达省区平均水平、低于各省会中心城市平均水平[2]，国门学校在我国教育系统中的弱势地位总体上极为明显。以此来看，在教育强国建设中更大力度支持国门学校发展，因地制宜办好国门学校，本质上就是以国门学校发展弱势扶持补齐教育强国建设类型短板，进而更好产出全国教育系统整体功能和效益最大化，最终全面支撑和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关键环节。
2.办好国门学校有助于教育对外开放和全球教育治理的内生挖潜
当前，我国共有云南、新疆、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9个省区在陆疆上与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越南等13个国家接壤，在45个沿边境地级市内广泛分布着94所国门大学和万余所国门中小学。这些国门学校地处边境地区，与他国直接相邻，对外承担着睦邻、安邻、富邻的国家责任，对内担负着繁荣边疆、稳定边疆的特殊使命，是沟通国内外的重要文教交流通道，是展示国家形象和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尤其在以“教育对外开放”为纽带的“面向周边国家的人文交互、文化辐射、精神守土”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可形成国家经略周边的重要窗口和示范先导，深化拓展为教育强国建设支撑和服务国家“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和关键纽带[1]。
就“教育对外开放”功用发挥较为明显的国门大学而言，在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区域内，云南省高校具有做强“留学中国”品牌的特殊优势；在国家向西开放区域内，乌鲁木齐市1500公里半径内的中亚国家几乎无高水平大学；在构筑向北开放新高地区域内，东北三省及内蒙古高校具有先天的外向辐射和国际交往优势。但客观来看，由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和发展累积的多元耦合，区域内国门学校的整体实力还相对有限，距离高水平发挥人文交互、文化辐射和精神守土作用还有一定差距。为此，急需通过倾斜性的政策支持助推国门学校高水平发展，进而使其更好支撑和服务教育对外开放事业。尤其西南、西北是“一带一路”的重要交汇节点，这些区域内高水平的国门学校发展，有望在面向周边国家输出教育公共产品、服务国家周边外交、做强“留学中国”品牌方面收获事半功倍的成效[1]，进而以点带面地扩散成我们更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新兴增长亮点。
二、当前国门学校的特殊优势和发展掣肘
作为我国教育系统的特殊组成，国门学校既保有一般学校的本质功能，也因“国门”的多重意蕴而衍生出“超越国门积极拓展外向辐射，位居国门守卫国家精神领土，立身边境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3]等特殊优势，同时也因多维现实制约而不可避免地存在发展掣肘。
1.精神守土上的沿边优势明显，但整体实力不强
从地理区位上看，超过60%的国门大学分布在国境线200公里范围内，且近10所国门大学距接壤国相关省级中心城市的直线距离小于100公里。这一方面形成了“学校沿边、文化抵边”的明显优势，但另一方面是学校发展的掣肘。近20个边境市（州）无本科层次的国门大学，且所有国门大学中的本科高校仅占全部国门大学的29.8%，专科高校占比却高达70.2%。即便国门学校中整体实力最强的延边大学，其QS世界大学排名也在全球千名以外④。相反，它国接壤区域内却有一批整体实力不俗的高校，背后潜藏着我们在文化主权和文化领土上失守的可能风险。典型的如巴基斯坦拉合尔大学、俄罗斯比罗比詹师范学院等，其在与我国接壤区域内具备较强办学实力和区域竞争力⑤。在国门中小学层面，超过90%的国门中小学都分布在国境线100公里范围内，更有近5%的国门中小学直接分布在各类口岸区域⑥，大量招收有接壤国的跨境就读学生，以及相当数量的跨境民族学生，虽有效保障了跨境民族文化的中华文化主流特质，有效抵御了西方势力在边境地区的恶意渗透，但与各类一线城市乃至省会中心城市的优质中小学相比，其整体实力还较为有限，亦在极大程度上限制了其应然功能的更好发挥。
2.国家软实力拓展上的导向明确，但辐射效果有限
从发展定位上看，各国门学校基本上都确立有鲜明的外向辐射导向，都具有积极拓展国家软实力、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积极深化区域性国际化合作发展的意愿。如延边大学与接壤的朝鲜6所高校实施深度合作，与毗邻的韩国84所高校具有交流合作；黑河学院与接壤的俄罗斯近30所高校建立合作关系；百色学院与接壤国越南3所高校建立合作关系，与毗邻的泰国12所大学和4个学院签订合作协议框架等⑦；德宏州拉影国门小学与雷基市洋人街华侨佛经学校签订合作协议，瑞丽市银井小学按照“边防部队、地方党委政府、教育部门”三方联创的模式打造特色跨国学校，解决境内外边民子女“上学难”问题[4]。但就实践推进看，这种辐射拓展更多停留在为接壤国培养华文师资、开展短期语言生教育、招收边民子女入学等事项上，即便是国门学校中综合实力最强的延边大学，其也仅招收有来自16个国家的留学生102人，外向辐射效能总体上还有极大提升空间。不仅如此，与蒙古国相邻的昌吉学院，与哈萨克斯坦相邻的伊犁师范大学，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同时相邻的喀什大学等一众高校，其在拓展国家软实力、服务周边外交上的实际效果和应然功用间亦存在相当差距。
3.办学实践上的文教跨边广泛，但政策供给不足
从办学实践上看，除国门大学广泛招收接壤国来华留学生外，相当部分的国门中小学亦招收有来自接壤国的大量跨境就读学生及无国籍学生，属于典型的“文教跨边”。以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云南为例，早在2017年9月的入学季，跨境进入我国接受小学教育的外籍学生规模就达7000余人、初中达1000余人、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达1000余人[5]。以具体的边境县区为例：2019年在陇川县就读的外籍学生达621人，2020年在耿马县就读的外籍学生达808人、在沧源县就读的外籍学生达1216人[6]；具体到单一的国门学校上，作为中缅边境上第一所国门学校的银井小学，现有缅甸籍学生61人，占全部学生总数的46.92%⑧。此外，在国门大学领域，在2022年来滇留学生的10720名留学生中（老挝学生1834人、泰国学生1696 人、缅甸1168学生人、越南学生777人、印度学生779人、孟加拉国学生621人），有近半数的学生进入沿边境州市的国门大学就读[7]，可谓在“引进来”的教育对外开放方面拓展了新的实践领地，形成了我国文教事业在地理边疆上的延伸，以及文教主权在传统国境上的超越。但客观来看，由于国门中小学招收外籍学生（无国籍学生）在国家治理层面无据可依⑨，“其在高中阶段不能进入中国国家学籍网，不能参加中国高考，因此只有少数学生进入普通高中读到高一或高二结束，取到结业证返回原居住国，还有零星的学生进入中等职业学校继续接受职业技能培养”[5]，加之国门大学留学生培养中的学历生占比较低，一定程度上也浪费了“储备高端涉外合作人才”、早期介入培养“知华友华爱华”人士的有益时点。
三、教育强国建设对国门学校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教育强国建设对国门学校发展的新要求，本质上就是国门学校科学应对发展环境变化的着力点，主要体现在“国门学校自身强”和“国门学校服务强”两个维度。
1.国门学校“自身强”方面
国门学校的“自身强”，归根结底就是要在不断强化国门学校固有功能发挥的基础上，更好输出与国门学校应然功能相符的整体效能。
（1）“立身边境”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
由140个边境县、58个团场，共计2.2万公里国境线组成的“国门学校集聚区”，一方面是我国文教事业发展普遍薄弱、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相对有限的区域；另一方面，这些区域亦广泛分布有大量的教育适龄人口、相当部分的跨境民族儿童和一定数量的无国籍儿童，渗透着相当数量的西方NGO组织，部分地区甚至还潜藏着以“三股势力”为代表的多种不安定因素。可以说，国门学校集聚区既是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边境安全问题密切交织的区域，也是民族国家构建多元问题夹缠的区域[8]。因此，在党的二十大确立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尤其是“制度型开放”的总基调下，如若国门学校无法在相关区域内切实担负起“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的应然作为，则一方面可能导致这一区域的国家教育主权旁落，形成外部势力对区域教育发展和民众精神文化的肆意侵蚀，进而连带削弱相关群体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另一方面也会因区域发展动能培育的教育支撑不力，大幅损耗我国的边疆建设成就和“兴边富民”事业，最终影响和阻碍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整体进程。从这个意义上看，国门学校不仅应在边疆区域内维护国家的文化主权和教育主权，同时还要为建构区域文化秩序和边疆繁荣稳定积极献力，更要在教育教学活动的实施中贯彻落实好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
（2）“位居国门”守卫国家精神领土，铸牢中华民族文化边疆
文化边疆从来都不是稳定不变的，其既可随文化的扩散与辐射而扩大，也会因文化认同消解而缩减或丧失。本质上，我国的文化边疆即中国文化影响力所及的地方，是通过物质流动、民族民间人员的互访、民族之间官方的交往方式建构起来的[9]。而物质的流动、民族民间人员的互访、民族之间的官方交往，最为直接的纽带和持久的载体便是“文教”事项，典型的如：唐朝时期借由鸿胪寺对各国来华留学生的接收和管理，使其可于国子监六学中学习中华文化和当时的先进生产技术[10]，伴随这些人员的学成回返和作用发挥，我们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文化辐射，形成了以中国本土为地理中心、以中国文化为轴心的儒家文化圈[11]。客观来看，一方面，我国历史上与他国文教交互越是频繁和深入的区域，往往也是中华文化影响越深、民间交往越高效的区域，如中华文化对中南半岛、朝鲜半岛、中亚区域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边境学校及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不足，加之外部势力恶意的思想意识形态渗透，我们广泛分布有跨境民族的区域，甚至那些一度属于中华文化边疆的小部分区域，亦在一定时期对我国产生一定程度的误解和敌意，严重危及我国文化边疆乃至实体边疆安全。故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国门区域重要“文教载体”的国门学校，理应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责无旁贷地聚焦“文化边疆建设”内涵发展，切实担负起规避文化理解偏差、增进民间交互往来、积极守卫精神领土的时代责任。
（3）“超越国门”积极拓展外向辐射，助推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
现代社会，一国文化软实力能在多大程度上辐射到域外，则也就意味着国家影响可拓展到多大范围。而文化软实力的辐射与拓展，需以承载特定文化群体的流动为载体。因此，借由“来华留学生”这一文化群体流动而形成的文化软实力拓展，明显隐含着“培育一批人、影响一片地”的深层效用。在这一点上，国门学校具有其他各类学校所无可比拟的先天优质和功能属性。现实中，那些在特定区域内具有较高发展水平的国门大学，大量招收有接壤国、毗邻国的来华留学生，且这些留学生往往还属于生源国的较高社会阶层。如，西南某省每年都需依由外交渠道优先保障一定数量的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按政策专项招收接壤国留学生[7]。在文化外向辐射和国家软实力拓展的角度，如若能将这些群体培养为“知华、友华、爱华”人士，其在相关民间交往乃至国别合作中的可能效用尤其值得期待。不仅如此，各类国门中小学也普遍招收有一定数量的接壤国跨境入学儿童，在与我国普通中小学一致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内容的濡染下，这些群体极易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对我制度、文化的高水平认同，进而于无形中培育出民族民间交往的良性土壤，强化为睦邻安邻的桥梁纽带。从这个意义上看，在西方势力不断在周边对我国进行渗透的背景下，聚焦教育强国建设因地制宜办学国门学校，本质上亦属铸牢国家文化安全屏障、拱卫国家精神领土、提升和拓展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特色作为。
2.国门学校“服务强”方面
国门学校的“服务强”，关键就是要找准国门学校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新定位，并基于这种定位来优化调整并积极实践自身的主责主业。
（1）更加自主地强化并扩大教育国际公共产品供给
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我们“强”的教育要更好地支撑和服务国家强盛，除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外，还应积极关怀和回应“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深层问题，切实为世界教育发展、为全人类共同发展，贡献中国的教育智慧、输出可供选择的中国方案。可以说，扩大教育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既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国门学校更好支撑和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新兴增长点。现实中，各类国门学校广泛集聚的区域，总体上也是支撑国家“一带一路”外向拓展的核心区域，而在共建“一带一路”中，教育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引领性作用，故国门学校与生俱来地具有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扩大教育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使命。理论上，这些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多边教育行动，国际教育规则变革和相关标准，中外教育文化友好交往合作载体和平台，国际重大合作项目，国家间尤其是一带一路国家间教育领域的互联互通，‘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升级版相关事项，‘留学中国’品牌建设”等。
（2）更加积极地推动并服务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
当下，一方面，我国的教育开放遭受“走出去”的明显阻碍制约，欧盟、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先后出台针对我国的留学生限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国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的阻滞；另一方面，面临“引进来”的提质增效掣肘，尽管我国早在2017年便已成为世界第三、亚洲第一的留学目的国，但教育层次相对不高、高水平学生吸引不足的问题仍普遍存在，这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整体效能[12]。有鉴于此，我们更应清晰地认识到国门学校“立身边疆+位居国门+超越国门”的特殊优势，充分用好其“空间区域上的沿边交互性+发展定位上的窗口示范性+作用发挥上的辐射堡垒性” [13]的三维特征，在现有的教育对外开放基础上，把广泛分布于沿边境地区的各类“国门学校”确立为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特色主体。当前，教育部办公厅已制定印发政策措施，支持云南加快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教育辐射中心。但在面向东北亚开放的区域内、在国家向西开放的区域内，尚还缺乏类似的专门性支持举措，后续的相关倾斜性支持仍极为必要[12]。
（3）更加广泛地拓展并参与全球教育治理
聚焦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要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要求。而现实中，无论是全球教育治理的“明确国际化人才核心素养、优化国际化人才培养维度、做好国际组织人才推送、引进国外优质高教资源”[14]，还是“探索大学适度海外办学、讲好中国和平发展故事、组织区域国别问题研究、参与全球教育规则制定”，抑或是“提供国际教育必要援助、推动中外教育人文交流”[14]，都与国门学校的应然功能发挥密切相关，且国门学校总体还在这些事项上具有其他学校无法比拟的优势。一方面，国门学校所在区域与接壤国人文相近、文化相通的优势，有助于更好培养“了解中国国情、具备全球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熟悉相关国家事务”的高端涉外人才，进而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发展；另一方面，国门学校面向接壤国长期的教育合作基础以及人文交互累积，可为“一带一路”、上合组织等的区域教育合作规则制定，为国门大学的海外办学和教育资源引进，乃至为区域国别研究深化等提供深层助力，进而最终耦合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比较优势。
综上，聚焦教育强国建设的时代要求，国门学校尤需在输出教育国际公共产品、积极推动教育对外开放、全面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框架内，一方面，充分利用相关的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更好凝聚全球教育治理理念共识，积极推动全球教育治理机制变革，提升全球教育治理能力[15]。另一方面，坚持“身处边疆”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持续“位居国门”守卫国家精神领土，铸牢中华民族文化边疆；打造“超越国门”积极拓展外向辐射，助力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
四、教育强国建设中因地制宜办好国门学校的举措
前述分析表明，国门学校在支撑和服务教育强国方面的短板掣肘，归根结底是因其整体水平限制而引发的，故破题关键就在于以系统的倾斜性政策支持来提升国门学校整体实力。笔者认为可以从宏观理念、中观政策和实践推进三个维度办好国门学校。
1.明确支持理念的聚焦点
理念是实践的先导。为更好地扶持国门学校提升整体实力，走向发展的更高水平，首要的关键在于我们要有明确的、科学合理的国门学校发展支持理念，进而方能在相关的政策制定和细化的推进举措选择上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一，将“区域性国际化”确立为各类国门学校国际化发展的主导方向。在“走出去”的传统国际化和“引进来”的在地国际化基础上，明确确立相关国门学校面向南亚东南亚、向西开放联通中亚、面向东北亚开放的区域性国际化发展道路。典型的如：西南区域的国门学校坚持面向南亚东南亚国家为主的交互发展道路；西北区域的国门学校坚定以服务国家向西开放战略为主，积极拓展面向中亚国家深化文教交互、拓展外向辐射影响；东北区域的国门学校坚持以面向东北亚开放为主，助力开展好我国与朝鲜、俄罗斯等的人文交互往来和教育交流合作。
第二，将“一带一路”等机制确立为国门学校高水平发展的“借力支点”。在全面借力“一带一路”国家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的基础上，引导各类国门学校用好用活现有的各类国际交流合作机制。典型的如：引导西南边疆国门学校用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的教育资源要素，引导西北边疆的国门学校用好上海合作组织的教育资源要素，引导东北区域的国门学校用好“大图们倡议”[16]等中国—东北亚合作的教育资源要素，变传统的教育对外开放腹地为教育对外开放前沿，进而不断在服务国家战略中提升自身的综合发展水平。
第三，将“多点集群”确立为国门学校高水平联合协同发展的特色模式。在比照国家层面“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支持长三角地区率先开放、先行先试，支持雄安新区打造教育开放新标杆，支持海南建设国际教育创新岛”[17]等多元举措的基础上，全面引入教育对外开放领域的“飞地”概念，打造由8省区各类国门学校合组的“教育对外开放和全球教育治理协同体”，以8省区国门学校“多点集群”的方式，一体化设计发展支持政策，一体化配置发展资源要素，一体化推进学校治理，进而最终以“国门学校系统”整体功能输出的模式服务教育强国建设。
2.选准支持政策的切入点
政策驱动是一种直接且关键的资源配置机制。前述的支持理念能不能转化落地，关键在于相应的配套政策能不能跟上。为此，从中观层面谋划国门学校发展支持举措，关键在于找准国家层面扶持国门学校发展的相关政策切入点。
首先，将国门学校发展纳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重点任务专项。当前，国家正统筹实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为此，可考虑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推进实施的相应时点，单列“扶持国门学校建设发展”任务专栏，围绕推动云南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教育辐射中心、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东北高等教育振兴等，分项规制不同区域“国门学校”建设发展的目标任务、主体责任和系列扶持举措，因地制宜办好国门学校。与此同时，聚焦教育对外开放和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任务要求，鼓励各省区积极探索符合区域实际的“国门学校”建设支持举措，引导各“国门学校”在全面落实教育、外事、公安等有关外国留学生招收及培养规定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特色发展，坚定保持战略定力，勇担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中国门学校责任，更好融入和服务相关的国家发展战略。
其次，将国门学校发展全面纳入“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升级版予以支持。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国际合作备忘录》的基础上，考虑由教育部牵头，引导各省区面向国门学校所在区域的14个接壤国，尤其积极面向中亚国家、南亚东南亚国家打造好“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教育纽带，全面提升现有的学分互换和学历互认规模和层次；各相关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积极引导国门学校秉持区域性国际化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地探索并扩大相关区域的教育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引导国门学校深化与相关区域内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边机构的合作，为全球教育发展和全球教育治理输出中国智慧、贡献中国力量。
最后，将国门学校发展全面纳入“双一流”建设等国家专项计划予以支持。在后续的双一流建设实施中，从倾斜扶持角度，遴选部分高水平国门大学进入“双一流”建设重点支持行列；通过实施对口援建工程，将国门大学全部纳入东部高校对口支援西部高校计划，采取“1+1+1”（1所国门高校+1所部属院校+国门学校所在州市政府）方式，组织部属高校对口支援国门大学，通过横向联合、纵向带动的方式，建立起长期有效的帮扶机制。与此同时，将各类国门中小学优先纳入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重点支持保障范围，在学校硬件建设、师资培养、教育数字化发展支持上，以及“优师计划”的毕业生配给、各类国家级项目、奖励、团队的申报评审、中组部教育“组团式”帮扶等方面予以相应倾斜。
3.细化实践推进的着力点
在我国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下，国家各相关的国门学校支持政策的细化落地，还有赖于省级政府部门的具体统筹，有赖于相关国门学校在积极用好办学自主权基础上的创新实践。
其一，以基础能力提升涵养整体实力的专项支持。一是强化省级层面专项支持国门学校发展的政策供给，由教育厅组织牵头人社、财政、发改，以及国门学校所在州市，共同制定《XXX省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深化国门学校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明确规制“区域内的国门学校发展目标定位、区域内的国门学校职责使命、区域内国门学校建设的重点任务、国门学校建设的保障举措”等内容，并做好相关举措的落实落地。二是强化省级层面支持国门学校发展的资金保障，统筹教育、外事、宣传、国安等部门的相关外向型文教投入，各省区专列国门学校建设发展专项基金，每年重点支持1—2所国门大学、10—20所国门中小学提升其整体实力，力争2035年实现区域内国门学校发展专项支持的全面覆盖。三是强化各省区国门学校建设发展的人才支撑，由各省区党委组织部门牵头，在相关的省级高层次人才支持计划中单列“国门学校”高层次人才专项，进而以高层次人才的强力注入，全面带动国门学校的整体实力提升。此外，还应全面强化国门学校在跨国学生招收、培养、升学方面的体系化政策供给。
其二，以特色化发展培育发展动能的重点支持。一是坚持“分层建设、错位发展”的原则，在省级层面的“高校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以及“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中，单列“国门学校的特色评估标准”，引导各类国门学校以特色发展之路铸强发展之基。二是各省区根据本区域不同国门学校的前期发展基础，支持国门学校面向周边国家的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重点建设教育国际化示范性项目，尤其要依据不同国门学校的办学特色、发展层次、基础等实际情况，以选择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方式，逐步推动各类国门学校实现高质量的教育对外开放。三是根据不同区域国门学校发展的辐射侧重，以省区为单元支持不同国门大学在学科专业建设上、在来华留学生招收上做出区域特色，引导不同区域的国门中小学在跨境学生招收培养上、在服务边民的国家认同教育上，切实依据双边的政治经济文化交互实际和历史文化源流，探索特色发展模式。
其三，以集群化发展集成综合实力的倾斜支持。一是由西南、西北、东北三区域各省级政府部门协同联合，比照2024年3月教育部印发支持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教育辐射中心的相关举措，积极争取区域国门学校发展的“组团式”支持政策，全年提升国门学校系统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整体水平。二是由8个省区共同发起成立国门学校发展联盟（具体实施中可分国门大学联盟、国门中小学校联盟），推动国门学校跨地区、跨类型的办学资源开发与共用，实现联盟学校在各类国家级项目、平台申报上的联合协同与共用共享。三是创设国门学校联席会议机制，每年定期召开国门学校联席会议，重点讨论并协同解决国门学校资源共建和共享中的关键问题，尤其要借鉴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18]的成功经验，引导国门学校联盟积极打造多样化教育开放平台，并在协同做强“留学中国”品牌框架内，创新打造“组团招生+分校实施+资源共用+学分互认”的协同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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