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明，赵科 | 如何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

张亚明，燕山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高校是科技成果的重要产出地，如何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以河北省23所高校为案例，基于TOE框架理论，运用fsQCA方法探究技术、组织、环境层面要素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的多重并发影响，发现：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不受单一必要条件影响，但人力技术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和政府支持力度是驱动转化绩效提升的核心条件；存在4种高转化绩效条件组态和2种非高转化绩效条件组态，二者具有非对称性，其中技术创新能力和机构政策环境缺失是导致非高转化绩效的重要原因；在一定条件下组织要素可与技术创新能力发挥等效作用，且TOE要素可按重要程度排列为“技术＞环境＞组织”。研究结论为高校制定科技成果转化绩效提升策略提供了参考，有助于实现教育、科技与经济协同联动，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战略部署^[1]。科技成果转化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抓手，是落实“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关键环节，对推动经济发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作用^[2]。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3]，这为明确高校科研主力军身份提供了根本遵循。高校作为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策源地，是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枢纽^[4]，因此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情况备受社会各界关注。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和广大高校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做出了较大努力，但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成效仍处于较低水平^[5]。2022年，我国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6.7%，其中高校仅为3.9%，远低于企业48.1%的产业化率^①。由此可见，我国高校发明专利的转化应用效果不理想，多数专利仍然处于“沉睡”状态。高校的科研成果只有真正走出实验室并切实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才能创造价值，促进社会经济繁荣发展^[6]。在此背景下，学术界不断加强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驱动因素的探究，以期对症下药解决现实问题。一是人才驱动因素。高校科技成果顺利转化需要人才支撑，加大高校科研人员投入力度有助于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绩效^[7]；也有学者发现，科研人力投入达到一定规模后才会显著促进科技成果转化^[8]。二是资金驱动因素。产研合作经费可以正向驱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9]，政府经费资助也能促使高校科学产出增加^[10]，但不同来源经费具有差异化作用侧重点，如产研经费侧重于应用研究，而政府经费更多用于资助基础研究。三是环境驱动因素。高校内部技术转移机构能够为科研人员提供专业化服务，进而增加了专利产出和转让数量^[11-12]。此外，地方立法具有政策引导作用，如通过科技成果收益权改革提高科研人员进行专利转让的积极性，进而有利于高校科技成果就地转化^[13]。明确驱动因素有助于改善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现状，但整体来看，现有研究多探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影响因素的线性“净效应”，对非对称复杂因果关系的探究不够深入。并且这些研究对影响因素的挖掘较为分散，既缺乏对影响因素的系统梳理和归纳，也忽视了不同因素的内在作用机制和可能存在的协同联动关系。因此，全面梳理归纳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的影响因素并探究不同因素间的复杂联动作用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1. 文献综述

科技成果转化是高校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桥梁纽带，如何有效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是国内外学者重点关注的议题，现有研究对此展开了丰富论证。从研究对象来看，多数学者借助《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提供的数据，以省份为基本划分单元，围绕我国各省高校整体情况开展相关研究^[14-15]。也有学者以部分高校为研究对象，如赵公民等分析互联网发展对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作用^[16]；蒋建勋和王宏以我国113所“211”及省部共建高校为研究对象分析大学科技园建设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17]；康旭东等以中美两国重点高校为研究对象评估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政策的实施效果^[18]。从研究方法来看，梁爽运用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地理邻近度如何影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19]，此外还有学者运用Tobit模型^[20]、面板门槛模型^[16]、空间误差模型^[21]检验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因素。当有大量因素出现时，传统回归方法难以在复杂的关系中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驱动因素进行更好的解释，因此，近几年有学者开始使用定性比较分析法探究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驱动路径^[22-23]。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主要以省级层面数据表征高校整体情况，这类研究将不同水平高校糅合在一起，启示意义较为笼统；也有研究围绕高水平大学展开讨论，但这类研究的结果仍是数据导向，缺乏对具体高校案例的剖析。由此可见，现有研究还不够深入高校内部，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实际运行机制的掌握较为不足。此外，现有研究多基于还原论思想，采用线性回归方法检验某种前因条件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缺乏对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考察，也破坏了科技成果转化的系统完整性。尽管已有研究基于整体论思想探究不同因素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联合驱动作用，但由于缺乏对高校具体做法的深入调研，导致理论路径没有很好地与实践进行“对话”，普适性有待验证。因此，本文针对现有研究缺口，拟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寻求突破延伸。

2.研究框架

TOE框架（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Framework）是一种围绕技术应用展开的综合性分析框架^[24]，主要用于考察组织内外部因素和技术自身特点。它将技术应用的影响因素归为技术、组织、环境三个层面^[25]，在应用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系统性、适用性和灵活性^[26]。具体而言，技术层面聚焦技术创新、技术人才以及其他技术要素；组织层面聚焦组织资源、组织合作以及其他组织结构特征；环境层面聚焦政策环境、创新环境以及其他具体情境因素^[27-28]。TOE框架被广泛应用于技术管理领域，如技术采纳决策^[29]、软件采纳应用^[30]、政府网站建设^[31]等方面。科技成果转化本质也涉及技术的转移和采纳，是发生在供需双方之间的技术应用情境。因此，近年来也有学者将TOE框架应用至科技成果转化影响因素或驱动路径等方面^[25,27]。

高校进行科技成果转化需要多方面因素的协同支持，鉴于科技成果转化的本质以及TOE框架在技术转移应用情境下的独特解释优势，本文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影响因素归为技术、组织、环境三个层面。技术层面要素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的重要保障。科研成果质量对高校科技成果顺利转化有重要影响^[32]，而科研成果质量取决于创新产出能力^[33]。另外，鉴于当前高校研发成果供给与市场需求匹配度不高^[34]，亟须培养精通科技研发、信息获取与沟通交流等多方面的复合型人才以发挥支撑作用^[35]。组织层面要素反映科技创新各个主体之间的协调关系。一方面，经费投入能推动高校创新能力提升，并且在中国发展背景下，政府支持是一种重要的资源投入方式^[36]。另一方面，产学研合作是高校科研活动的关键介质^[37]，只有高校与企业广泛开展合作，才能实现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有效对接，进而促使高校科技成果发挥实际作用，助推社会经济发展^[38]。环境层面要素反映高校科技创新活动所具备的条件和氛围。科研激励能够激发科研人员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39]，并且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离不开科研机构或平台的建设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制度的保障^[40-41]。

上述阐释表明技术、组织、环境因素均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具有重要作用，但这些因素的内在作用机制尚不明确。首先，本文借鉴TOE框架思想，结合高校在技术、组织、环境层面的实际发展情况，对TOE框架不同层面的子要素进行调整与重新选择，识别出“人力技术水平、技术创新能力、政府支持力度、校企合作水平、科研激励力度、机构政策环境”六个影响因素。其次，利用考虑变量之间联合作用的组态方法剖析TOE要素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挖掘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的多元驱动路径。最后，结合具体案例，归纳高校科技成果高转化绩效组态特征、剖析非高转化绩效组态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对比高与非高转化绩效组态，为我国高校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绩效提供多样性、差异化的路径参考。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框架

1. 案例选取与数据来源

现有相关研究多以地区高校的整体数据为依据进行分析，但这种较为宏观的研究难以反映高校的具体做法和发展情况，所得启示也较为笼统。基于此，本文立足中观视角，聚焦高校实际发展情况，深入探究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的提升路径。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中，河北省全力推行“京津研发、河北转化”的创新协作模式。然而，与京津及其他省份的“双一流”大学相比，河北省高校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水平存在较大提升空间^[42]。在京津“虹吸效应”和“蛙跳现象”的不良影响下，探寻河北省高校科技创新发展出路势在必行。结合河北省高校实践案例明晰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驱动机制，有助于加强京津冀高校科技合作、完善协同创新体系，同时能够为其他地区高校提供相关改革和管理借鉴，进而为提高我国高校整体科技成果转化率和我国整体科研水平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因此，本文以河北省辖区内省属高校为目标案例群。具体而言，首先考虑河北省省属骨干高校，然后选择科研活动丰富且数据完整的其他省属公办本科院校，最终确定燕山大学、河北大学、石家庄铁道大学、河北科技大学等23所高校为具体研究案例。课题组受河北省教育厅委托于2021－2023年相继完成《河北省高等院校2020/2021年度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和《河北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调研报告》。因此，本文以2020－2021年河北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数据均值为依据进行组态分析，数据资料主要来源于河北省教育厅组织高校填报、团队对部分高校的走访调研或对高校官方网站的检索。

2. 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是探究“协同效应”与“联动关系”的有效方法^[43]，常见清晰集（csQCA）与模糊集（fsQCA）两种应用类型。csQCA只能用于处理二分变量，而fsQCA将案例特征能够被识别的程度刻画为0~1之间的任意值，可以很好地处理变量隶属度问题^[44]，更适用于管理实践中界限不明确的案例情况分析。

本文采用fsQCA方法探究技术、组织、环境三个层面要素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的多重并发作用主要基于三点考虑。一是与研究问题切合。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衔接技术和经济活动的复杂过程，受多种因素影响，单个要素无法解释其背后的驱动机制。fsQCA方法兼具定性和定量研究的优势，打破了传统回归分析的局限性，运用“组态”思维探索前因条件协同联动对预期结果出现与否的复杂多元影响，因此可以探索TOE框架下驱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提升的多种等效路径。同时，该方法具有案例导向性，能够将理论路径溯源至实际案例，与本文研究问题高度契合。二是与理论框架互补。TOE框架从三个层面反映技术应用的影响因素，但不同层面要素之间并非孤立，而是相互影响、协同发力^[25]。fsQCA方法能够打破TOE框架下不同层面要素相互作用的限制，系统挖掘多种要素之间的复杂并发关系，二者形成良好补充。三是与案例和变量设计适配。本文以23所高校为研究案例，选取TOE框架下的6个变量为前因条件，以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为结果变量，案例和变量个数符合fsQCA方法的基本要求^[45]。

3.变量选择与测量

一是结果变量。科技成果转化绩效有多种评估形式，可以用技术、经济或社会等方面的效益表示^[46]。综合考虑高校独特性和数据可得性，本文重点考察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效益，具体用高校“四技”^②合同总金额表征。

二是条件变量。依据上述研究框架的确定过程，本文选择人力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为技术变量、政府支持力度和校企合作水平为组织变量、科研激励力度和机构政策环境为环境变量。本文结合高校实际情况和数据特征对各条件变量进行测量，如表1所示。

表1 条件变量测量方法

1. 数据校准

数据校准是指通过设置完全隶属点、交叉隶属点、完全不隶属点3个临界点将原始数据转化为0~1之间的模糊隶属数值^[36]。参考现有研究^[44,47]，采用直接校准法并考虑0.5临界点隶属问题，选取0.75、0.499、0.25分别作为完全隶属点、交叉隶属点和完全不隶属点，各变量的校准锚点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的校准锚点

2. 单个变量的必要性分析

如表3所示，当结果变量为科技成果高或非高转化绩效时，条件变量的一致性水平均低于门槛值0.9，说明单个条件变量不足以构成高校科技成果高或非高转化绩效的必要条件。因此，需要进一步探讨TOE三个层面要素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的多重并发作用。

表3 单个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

3. 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组态分析用于检验多个条件变量复杂联动产生的差异化组合是否构成结果发生的充分条件。本文将案例频数、一致性和PRI一致性的阈值分别设定为1、0.8和0.7^[44]，并通过标准分析得到复杂解、简约解和中间解三种结果。根据条件变量在中间解和简约解中的分布情况，得出TOE框架影响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的组态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存在4种科技成果高转化绩效条件组态，且单独解和总体解的一致性水平均高于0.8，说明这4种条件组态均构成高转化绩效的充分条件；总体覆盖度为0.741，说明结果较好地解释了现实案例，具有代表性。产生2种科技成果非高转化绩效条件组态，且一致性水平也都通过了充分性检验，总体覆盖度为0.626，结果较有说服力。

表4 科技成果高与非高转化绩效组态结果

（1）高校产生科技成果高转化绩效的组态分析

在高校科技成果高转化绩效的4种条件组态中，核心条件分别为人力技术水平、技术创新能力、政府支持力度的独立或组合形式。由此可见，技术因素和组织层面的政府支持对高校实现科技成果高转化绩效具有关键作用。根据条件组合特点进一步归纳出3条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的实现路径。

第一，人力技术主导下的多因素联合驱动型。组态H1a的核心条件为高人力技术水平，强调科研人才的重要性。教育、科技、人才有效联动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48]，高校里专职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科研人才能够更加准确地识别市场需求，对推动科技成果顺利转化有重要作用。因此，在有专职人员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保障下，辅之以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并加大校企合作力度、完善机构政策环境，能够进一步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与该组态对应的案例是河北科技大学和石家庄铁道大学，这两所高校的共同特点是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专职人员较多、专利产出能力较强、科研机构建设与政策环境较为完善，其中河北科技大学的校企合作水平领先河北省其他高校。此外，河北科技大学还重视技术转移机构人才队伍建设，定期组织相关人员参加技术经理人培训，2021年共有5名技术转移骨干成员获得技术经纪人初级职业资格。石家庄铁道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具有人才优势，近九成专职工作人员拥有博士学位，为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提供了专业智力支撑。在人力技术主导下，结合技术、组织、环境层面的其他优势，这两所高校产生较高的科技成果转化绩效。

组态H1b与组态H1a的核心条件相同，但其更强调环境和组织层面影响因素的全面参与，认为在技术层面的人力因素引导下，组织和环境因素强强联合可以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提供良好的保障。与组态H1a对比发现，当科研激励力度提升时，组织层面的政府支持力度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助推高校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绩效，如图2所示。政府财政资助金额增加后高校科研活动的开展和对科研人员的奖励都将更有保障，因此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高涨，科技创新活力涌现，进而提升高校整体科研实力^[49]。与该组态对应的案例是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华北理工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燕山大学、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在技术层面，这五所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专职工作人员数量均处于案例中上游水平，人力技术水平较高。在组织层面，这五所高校的政府支持力度或校企合作水平各具优势，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力的良好局面。以华北理工大学为例，通过设立常驻企业的“科技特派员”并给予他们工作量减免和经费支持，该高校的校企合作水平在所有案例高校中居第二位，这种优势弥补了其在政府支持力度上的相对不足，进而增强了整体组织力量。在环境层面，这五所高校均给予科研人员80%及以上比例的转化收入奖励并设立专门转移机构、完善政策体系，整体营造了良好的科研环境。总体而言，这五所高校通过多种因素联合互补为高校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绩效打通了一条全面发展的路径。

图2 技术创新能力与政府支持力度的关系

第二，能力与政府主导下的校企合作与科研激励联合驱动型。组态H2的核心条件为高技术创新能力和高政府支持力度，高校企合作水平和高科研激励力度在其中发挥辅助作用。一方面，拥有可转化的专利技术是高校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的前提，政府划拨资金是高校科研经费的主要来源，因此在自身技术创新能力和政府财政支持的协同引导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得以有序开展。另一方面，校企合作可以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科研奖励能够激发高校科研人员的工作热情，因此在校企合作和科研激励的联合辅助作用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得以提升。与该组态对应的案例是河北地质大学，虽然河北地质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专职工作人员较少，但新增专利数和财政资助金额在所有样本案例中属于中上水平，此外河北地质大学还将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的90%奖励给完成人，极大地激发了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

第三，技术与政府主导下的科研环境驱动型。组态H3的核心条件为高人力技术水平、高技术创新能力和高政府支持力度，表明技术强劲和政府有为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具有关键主导作用；环境因素发挥辅助作用，可见科技成果高效转化也需要良好的创新生态支撑。与组态H1b对比发现，组织层面的校企合作水平可以与技术创新能力实现“殊途同归”的效果，如图3所示。由此可见，校企合作水平虽然不是以核心条件的形式存在，但也对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与该组态对应的案例是燕山大学、河北工程大学、华北理工大学、河北大学，这四所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专职工作人员数量、科研人员收入奖励比例均高于案例平均水平，并且均建有技术转移机构和制定相关政策。此外，燕山大学、河北工程大学在专利产出数量和政府资助项目金额两方面呈现“双高”特征，而华北理工大学与河北大学的这两方面因素分别形成优势互补布局。该路径强调技术和环境层面影响因素的全面参与，其中技术层面因素强调自身特征、环境层面因素强调外部氛围，两个层面的因素相互作用、彼此制约，共同影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

图3 技术创新能力与校企合作水平的关系

（2）高校产生科技成果非高转化绩效的组态分析

由表4可知，2种科技成果非高转化绩效条件组态均以低技术创新能力和低机构政策环境为核心条件，说明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与机构政策不完善对高校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绩效产生了较大不利影响。按条件组合特点进一步归纳如下。

其一，TOE整体萎靡型。组态L1a表示当技术创新能力与机构政策环境作为核心条件缺失时，如果政府支持力度较弱、校企合作水平和人力技术水平不高，那么在技术、组织和环境因素的整体失灵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更容易出现低绩效。这种情况下科研激励已不起作用，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状态。该组态反映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整体处于“疲弱”状态，与之对应的案例有河北北方学院、河北金融学院等，这些高校在创新资源、创新能力、创新环境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直接导致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乏力。

其二，能力与环境缺失下的人力技术薄弱型。组态L1b表示当核心条件技术创新能力与机构政策环境缺失时，如果加之较低的人力技术水平，即使政府支持力度、校企合作水平和科研激励强度都具有优势，仍然会导致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低下。该组态反映了技术层面因素和机构政策环境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性，与之对应的案例是河北中医药大学。河北中医药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专职工作人员较少、新增专利数量不足且没有独立的技术转移机构，这些条件的缺失严重制约了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的提升。

4. 所有组态横向对比分析

为了进一步揭示TOE要素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的复杂影响，本文将高校科技成果高与非高转化绩效的所有组态进行对比。技术因素以“核心条件存在”形式在高组态构型中出现5次，且技术创新能力以“核心条件缺失”形式在非高组态构型中出现2次。从组织层面看，在高组态构型中，政府支持力度以“核心条件存在”形式出现2次、以“边缘条件存在”形式出现1次，校企合作水平以“边缘条件存在”形式出现3次，但在非高组态构型L1b中，两种因素均以“边缘条件存在”形式出现。环境因素以“边缘条件存在”形式在高组态构型中出现6次，且机构政策环境以“核心条件缺失”形式在非高组态构型中出现2次。综上所述，组织层面要素存在与否对产生高或非高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的决定性最弱。由此可以将TOE要素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的影响进一步总结如下：技术因素特别是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最为关键；环境因素尤其是机构政策环境具有重要作用；组织因素尤其是政府支持力度的意义不可忽视。此外还注意到，TOE框架下高校科技成果高与非高转化绩效组态并非严格对称，彼此不互为“非集”，由此证实TOE要素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的影响具有复杂性，不能在高和非高转化绩效的条件组态之间进行简单的反面解释。

5. 稳健性检验

为避免参数设定的随机性，提高结果说服力，本文进行结果稳健性检验。参考现有研究提供的方法^[43]，本文在不更改其他阈值的情况下将PRI一致性阈值由0.7提升至0.8，发现组态结果未发生改变；同样，将一致性阈值由0.8提升至0.85，发现组态结果也未发生改变。综上所述，本文研究结果的稳健性较好。

1. 主要研究结论

（1）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驱动因素多重并发，不存在单一必要条件但具有核心条件

单个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结果均低于0.9的一致性阈值，说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高或非高是技术、组织、环境层面多个要素复杂联动产生的结果，不存在总是发挥作用的单一必要条件。一个结果发生与否并非由某个特定条件决定，单个因素对结果的解释力较弱，符合事物的变化发展特征。同时，这也强化了科技成果转化系统的复杂性预期，表明从组态视角探究前因条件的多重并发影响是有必要的。尽管不存在必要条件，技术层面的人力技术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和组织层面的政府支持力度以核心条件形式存在于科技成果高转化绩效条件组态中。人力投入和创新能力是高校科技成果顺利转化的基本保障，而政府“有形之手”的干预对创新主体网络高效运转也有重要意义^[50]。因此，提高技术能力、加强政府支持对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具有普适作用。

（2）TOE框架驱动下存在4种组态匹配模式对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产生“殊途同归”效果

TOE框架驱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提升的条件组态有4种，按核心条件不同可进一步归纳为“人力技术主导下的多因素联合驱动型”、“能力与政府主导下的校企合作与科研激励联合驱动型”和“技术与政府主导下的科研环境驱动型”3条路径。其中，组态H1a和H1b因核心条件相同而被归入同一条驱动路径中，但具体实现方式存在差异。这4种组态构型为高校实现科技成果高转化绩效提供了多重选择，意味着高校可以根据自身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选择合适的方案。人力技术主导下的多因素联合驱动型路径强调人力投入的重要性，但需要其他因素辅助才能驱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说明人力资源还需进一步向人才资源转变。能力与政府主导下的校企合作与科研激励联合驱动型路径强调创新能力和政府支持的共同引导，说明在新科技浪潮中，自主创新和政府意志对高校科技成果加快转化具有重要作用。技术与政府主导下的科研环境驱动型路径强调技术和环境双重保障下政府资助的作用，尽管TOE框架的“T”“E”层面已满足，仍需要“O”层面政府“有形之手”的干预，说明政府应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积极作为。

（3）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高与非高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具有非对称性，不可简单进行反面解释

导致高校科技成果非高转化绩效的条件组态有2种，按照条件匹配形式可归纳为“TOE整体萎靡型”和“能力与环境缺失下的人力技术薄弱型”2种模式。在这2种组态中，技术创新能力和机构政策环境作为核心条件均处于缺失状态，说明创新能力不足、机构政策不完善在较大程度上导致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低下。具体来看，TOE整体萎靡型模式揭示了技术、组织、环境因素整体缺失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的不利影响；能力与环境缺失下的人力技术薄弱型模式强调在核心条件缺失且人力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支持、产研联盟和科研激励也将失效，进而难以实现科技成果高转化绩效。对比发现，高校科技成果非高转化绩效组态并非高转化绩效组态的对立面，不能在两者之间进行简单的反面解释，而应该对两种结果分别进行剖析。这种非对称因果关系特征凸显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在处理复杂管理实践问题时的优势^[51]。

（4）TOE框架不同层面要素具有潜在等效关系和优先级顺序，高校应根据自身发展情况选择合适路径

多种组态对比发现，在一定条件下，组织层面的政府支持力度和校企合作水平可以与技术创新能力发挥等效作用，由此可以为高校提供“殊途同归”的科技成果高转化绩效实现路径。当高校自身创新能力提升空间受限时，可以将注意力转移至具有等效关系的组织条件上，如通过提升教学质量、加大对地区经济发展服务力度等方式吸引政府更多支持或着力提高校企合作水平，以期弥补创新能力的不足进而实现科技成果高转化绩效。因此，高校可以根据自身发展情况选择合适的条件组合，最大化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此外，通过对比各类前因条件在高和非高转化绩效组态中出现的次数和形式，判断它们对科技成果高或非高转化绩效的决定程度，进而总结出TOE要素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的影响重要性排序，即“技术因素＞环境因素＞组织因素”，为具有不同发展背景的高校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绩效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工作优先级参考。

2. 实践启示

（1）聚焦人力资源向人才资源有效转变，打造高校科技创新策源新高地

一方面，有3种高转化绩效条件组态包含“人力技术水平”核心条件，但仍需聚焦人的能力素质提升，让人力资源转化为人才资本，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有力支撑。具体而言，高校要加强技术经理人培育力度，培养一批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如从社会引入金融精英、企业高管、律师团队等专家资源，对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开展培训指导，并加快完善技术经理人培育期间的服务体系。此外，高校要建立多样化聘用渠道和激励约束机制，如探索实施科技成果转化人才专职、兼职、双聘双挂等雇佣形式，打破单位、部门、身份等限制，推动校地成果转化专业队伍强耦合。

另一方面，有2种高转化绩效条件组态包含“技术创新能力”核心条件，并且该核心条件在2种非高转化绩效条件组态中均处于缺失状态，可见技术创新能力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具有关键影响，要着力提升高校整体创新能力。具体而言，高校应推动学科专业实质性交叉融合，增强对前沿基础研究的重视和投入，进而与工程应用良性互动，增加原创性成果产出。此外，高校既要聚焦自身特色优势领域，也要着眼国家重大需求，加深与国内外顶尖科技力量的互动，开创联合攻关、优势互补新局面，以同题共答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提升创新策源能力。

（2）加速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深度融合，构建多主体协同创新生态

“政府支持力度”作为核心条件存在于2种高转化绩效条件组态中，“校企合作水平”作为边缘条件存在于3种高转化绩效条件组态中，可见政府、企业、高校三大主体的协作互动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要凝聚创新主体巨大合力，打通从“实验室”到“应用场”的通道。

第一，政府要发挥顶层设计作用，推动产学研规范化发展。一是聚焦重点领域谋划专项项目，通过“揭榜挂帅”“赛马”等方式引导技术攻关；二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搭建产学研信息平台，并定期组织成果对接会、技术解难会等，线上线下协同发力强化服务保障；三是制定激励措施，如为开展产教融合项目的企业提供柔性减税政策、设计表彰制度对优秀产教融合型企业进行经济奖励等。

第二，高校要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增加高质量人才供给。一是根据前沿产业需求动态调整学科专业设置，并通过校内教师轮训和校外师资引进同步落实等方式完善师资队伍配套；二是创新科研人才早期培养模式，如将基础学术研究内容引进本科课堂、面向本科生选拔对科学前沿感兴趣的学生提前进入研究生导师团队等，开启“伴学伴长”培养通道；三是强化产教协同，实行校内导师与企业专家共同指导的“1+N”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促进人才双向流动。

第三，企业要发挥科技创新“链主”作用，增强企业主体内生动力。一是畅通与高校或科研院所的合作渠道，主动开放场地、设施等创新资源，共享技术人才和研究成果，打造协同攻关的产学研组织形态；二是瞄准世界科技难题，与高校或科研院所合力搭建重点实验室，互相借力编织强大的研发骨干网络；三是常态化参与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决策咨询，结合自身对市场和技术需求的深入了解为高校或科研院所的研究方向提供建议和引导，发挥“把脉诊断”作用。

（3）坚持“软硬”环境双向提质，推动高校科技成果高质量有组织转化

环境因素作为边缘条件在4种高转化绩效条件组态中都有出现，其中“机构政策环境”作为核心条件在2种非高转化绩效条件组态中缺失。由此可见，环境因素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具有一定程度的决定性，探索营造良好科研环境任重道远。

一是搭平台。高校要针对科技成果转化流程中的关键节点成立专责部门，优化全链条服务体系，比如建设概念验证中心，增强科技成果早期转化价值评估；建设中试基地，降低成果转化风险；建设技术转移中心，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专业指导。二是出政策。高校要制定出台覆盖科技成果转化全流程的政策方案，同时注重政策的连贯协同性，并及时修订或废除过时政策，确保科技成果转化各个阶段都能有章可循、有据可查。三是强激励。对高校创新水平进行评定时要综合考虑科技成果转化绩效，同时也要将其纳入科研人员职称评定或绩效考核指标中，其中成果转化质量也可作为重要参考，比如赋予转化后产生重大效益的科技成果更高比例的分值权重。四是建机制。高校要成立领导小组定期会商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如通过改革实施“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模式简化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流程，以不断优化体制机制为高校创造可持续的科研环境。

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以河北省23所高校为案例，分析了TOE框架不同层面要素协同联动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的多重并发影响。尽管所选案例有真实数据支撑和调研依据，但整体来看案例数量和案例范围都存在提升空间，因此未来可进一步扩大调研范围，不断丰富案例库。此外，由于高校政策文件未完全获取，本文在衡量政策环境变量时没有深入分析政策质量或执行力度，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实施效果掌握不足，因此未来可针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开展系列研究，深入解读政策文本，量化评估政策作用。

 文中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 https://www.cnipa.gov.cn/art/2022/12/28/art_88_181043.html。

② “四技”包括：技术转让（含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注：参考文献已省略，如需要参考请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