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仲尤，刘伟豪，邹明，万洋 | 高等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机制逻辑与实证检验

罗仲尤，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伟豪，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高等教育作为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的关键汇聚点，对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是促成新质生产力的先导性变量。基于2010—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高等教育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结果表明：高等教育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仍然成立；人力资本积累、高校科技创新、产学研合作及产业结构高级化是高等教育推动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的重要机制渠道；高等教育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效应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中更为明显；而且这种正向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对空间邻近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强。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我国应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完善中西部地区教育政策供给体系；切实增强高等教育的传导效果，汇聚培植新质生产力的教育势能；建立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空间关联意识，畅通高等教育、科技、人才要素的跨区域循环机制。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省考察时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崭新的理论范畴。202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指出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1]。高等教育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生态，战略基点正是高等教育。做好新质生产力这篇大文章，高等教育何为？这是一个教育理论学术与发展实践亟待关注的重要题域。鉴于此，本研究基于2010—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计量模型实证检验高等教育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机制渠道及空间效应，旨在为高等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证逻辑，为深入实施教育强国战略提供决策参考和理论支撑。

1.文献综述

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需要从“新”和“质”两个方面展开。新质生产力的“新”主要体现在新的生产要素和新的要素结合方式，“质”表现为高质量的产业基础和发展动能^[2]。新质生产力最鲜明的特性在于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要素，摆脱传统生产力的发展路径和经济增长方式，融合了新技术、新领域、新模式、新业态、新要求、新功能，同时体现了高效率、高质量、高科技等特征^[3]。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是传统生产力难以为继后转变发展方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更是顺应时代发展、引领数字文明时代产业革命的必然选择^[4]。当前，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整体水平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5]，促进新质生产力加速涌现成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议题和重大任务。学界从数字经济^[6]、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7]、制度型开放^[8]、金融集聚^[9]等视角对新质生产力的驱动因素和赋能路径进行了探讨。

高等教育在驱动科技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等方面的作用已在学界达成普遍经验共识，新质生产力本质上属于经济范畴内的生产力。那么，高等教育是否可以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对此，众多学者从理论层面展开了论述。龙宝新认为，高等教育是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源与原发地，其赋能的核心机理是以新质人才培育为基点，以科技创新为介质，以高附加值产业孵化为末端，由此构成“新质人才培育—科技创新中转—优质产业孵化”的连锁性过程^[10]。倪晓玉等认为，研究生教育可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缔造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要素；加速科学技术创新，锻造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要素；融汇现代产业发展，再造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产业要素^[11]。此外，还有少数学者基于实证视角进行了定量研究。马银琦等人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发现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能够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并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发挥中介作用^[12]。纵观现有关于高等教育与新质生产力关系的研究，还存在以下可以拓展的空间：一是多以理论思辨探讨为主，侧重于逻辑直觉判断，利用数据进行科学严谨的实证检验较为匮乏，难以提供丰富的实证逻辑和科学证据；二是最新的实证研究虽然检验了产业转型这一中介机制，但高等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的作用路径和逻辑机理较为复杂多元，仍需要更系统、更充分地对其内在机制进行理论梳理与实证分析。鉴于此，本文在充分梳理理论机制的基础上，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高等教育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机理，进一步揭开机制逻辑“黑箱”，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高等教育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空间溢出效应。

2.研究假设

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型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13]。而高等教育发展可以提供劳动力、科学知识和技术创新等重要生产要素，产生人力资本积累的正外部性、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以及产学研合作的转化效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促进效应，凝聚科学技术突破、生产要素配置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教育势能，促进劳动者创新素质提升、劳动资料优化整合、劳动对象提质升级和领域拓展，引领带动生产要素和生产方式变革调整与更高水平的协同匹配。显然，高等教育与培育锻造新质生产力所需的劳动者素质提升、劳动资料创新、劳动对象拓展及其优化组合等必要条件具有高度耦合性和深度关联性，能更好地适应新质生产力对新型生产关系的内生需求，是催生先进生产力、推动社会生产力整体进步的先导性变量。机制分析具体如下。

第一，人力资本积累机制。劳动者是生产力系统中最重要、最能动的要素。高等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发动机，源源不断地培养了创新人才和高技能劳动者，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丰富且高质量的劳动者要素，促进个体劳动生产效率和社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提高。高等教育规模增长和质量优化驱动劳动者技能水平提升以及人力资本结构改善，一方面会激发“要素集聚”功能，即劳动者技能提升会吸引其他物质资本的集聚，降低物质资本要素的流动成本，提高其边际回报率^[14]，促进生产要素的转移和优化再配置；另一方面，具有规模性的高技能劳动力可以发挥“技术载体”功能，形成技能劳动和技术的互补性，进而促进诱发技术研发^[15]，推动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有机耦合。例如，通过吸收来自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并不断对其积累，企业不仅能够掌握到新技术，还能根据创新需求识别出创新机会和开展创新实践^[16]。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H1：高等教育能够通过提升人力资本积累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第二，高校科技创新机制。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重塑和优化劳动工具，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高校是知识创造的重要策源地，也是科技创新的主引擎。高等教育通过科学研究、创新创造，推动产业变革，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蓄势赋能。一方面，高等教育可以直接提供科研成果增加知识生产。高校知识的生产、转型、流动和聚集有助于原理级创新的出现，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创新源泉。特别是作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直接参与国家科技创新，承接完成国家重大战略科技任务，为核心技术突破和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提供稳定持续的智力支持和知识供给，创造更多更高科学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促进科技创新迭代升级及其向现实的新质生产力加快转化。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可以促进大学和企业行业之间的科技和知识交流，产生知识溢出效应。高校科技创新和知识创造可以在多类主体之间形成联系、分享、扩散和流动，促进技术模仿与改进，创新改良生产设备并优化工艺流程，提高地区技术创新整体能力和辐射溢出效应，催化传统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实现产业结构深度优化^[17]，助力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创新性配置与协作化施力。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H2：高等教育能够通过促进高校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第三，产学研合作机制。产学研合作是促进科技成果生成与转化的关键机制，是将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三者有机结合的重要抓手，深化产学研合作有利于推动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素供给体系。一是产学研合作有利于多方主体联动培养复合型高素质新型人才。在产学研合作模式下，高校、科研院所与行业产业形成紧密协同的育人生态，企业行业可以提供实践锻炼机会，高校可以在内外联动、多方协同模式下培养更多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兼具创新能力和实践经验的高水平新质劳动者。二是产学研合作能够促进技术进步。相关主体通过产学研合作相互协作、资源共享与整合，共同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服务，形成协同和互补效应，加快技术创新。产学研合作实体的构建也使得跨边界的资源转移转化为内部的资源溢出^[18]，加快资源整合、价值重构以及各主体响应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进程^[19]。特别是面对重大创新难题时，产学研合作更有利于发挥关联场域内各类主体的潜力和创新能力，实现高校基础研究人才、技术成果与实体企业有机融合和创新协同攻关^[20]。三是产学研合作有利于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一方面，创新主体之间基于关键技术资源形成的共存、共演的网络交互环境强化了资源的流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催化技术应用与产业转化^[21]；另一方面，产学研提供的相对宽松的合作环境，有利于创新主体不断打破组织边界，通过创新协作、共同参与价值创造等使组织间资源、信息和知识的互补兼容性增强，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氛围与科技成果转化的共享机制，降低技术成果在组织边界上传递的难度^[22]，促进科技成果的顺利转化。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H3：高等教育能够通过推进产学研合作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第四，产业结构高级化机制。产业结构高级化既是产业现代化的核心标识，也是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关键因素，而高等教育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一是高等教育为新产业、新业态、新型生产需求提供了直接的高质量劳动者，决定着三次产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层级及结构。当教育水平与劳动力素质大幅提高时，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有助于强化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随着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涌现，生产朝着智能化、自动化、信息化延伸，这增加了对创新型、知识型、技术型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有助于增强高级人力资源结构与新型生产力、高级产业结构的适配性，加速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端化演化进程。二是高等教育形成的高级劳动者具有资源集聚功能，这种集聚不仅能带动不同技能层次劳动者的集聚，加快消费观念更新升级，推动高级服务业的发展^[23-24]；还能发挥规模效应，降低生产要素的搜寻成本，提升资源与产业的匹配程度并优化禀赋结构，提高资源生产效率，强化产业结构高级化效应^[25]。三是高等教育产生的知识创新及技术扩散，可以促进各类信息、知识的共享与流动，催动各产业内部的技术革新和管理优化，催化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26]，拉动技术进步与创新应用，推动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逐步转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这有助于优化落后夕阳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产业和未来产业，进而促进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有机融合，实现产业链走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H4：高等教育通过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1.模型构建

为测度高等教育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本研究构建如下基准计量模型：

模型（1）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其中，被解释变量Y_it为i省份t年份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核心解释变量HE_it为i省份t年份的高等教育毕业生数。X_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2.变量选取与说明

一是被解释变量。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一场中国特色生产力概念体系和实践系统的革命，其核心是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特色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提升生产效率和质量，是一种由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质就是绿色生产力，以绿色发展为抓手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能够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动能转换，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关键环节。数字化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传统生产力在信息获取和数据赋能方面较为受限，新质生产力则能够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信息源流，实现传统生产要素与数字要素的有机组合，实现数字化赋能生产。数字经济正成为新质生产力的综合性质态，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双轮驱动，着力促进数字深度融合，提升数字赋能新质生产力水平，是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机会窗口的必然选择。鉴于此，本研究参考相关研究^[27-28]，从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三个层面构建6个二级指标和18个三级指标体系对新质生产力进行测度，具体指标体系见表1。本研究采用改进的熵权-TOPSIS 方法对指标进行客观赋值。即在指标无量纲化规范处理和计算熵权法差异性系数后，通过对传统熵权法指标的差异性系数进行比较，将结果映射AHP的标度中，得到基于熵权的成对比较矩阵，进一步根据AHP的基本操作对矩阵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权重，最后利用逼近理想点法进行评价。

二是解释变量。一般而言，衡量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和发展状况的主要指标有招生人数、毕业生人数、在校生人数。一方面，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突出表现为人才培养规模的扩增，促进社会人力资本的不断提升，特别是作为高层次的研究生人才能够反映出科研产出的创新水平^[29]；另一方面，毕业生规模相较于在校生和招生人数，更能反映出高等教育的及时供给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情况。同时，考虑到新质生产力的测度采用综合性指标，其信息集成度较高，为减少内生性问题，以单一代理指标作为高等教育规模的代理变量较为合理。因此，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研究问题，并参考相关研究^[30]，本文选取普通高校毕业生数作为高等教育发展和资源分布的代理变量。

三是控制变量。为了更加全面地探究高等教育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参考现有文献，本研究纳入以下控制变量：国际贸易合作，采用进出口贸易总额和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9]；环境规制力度，采用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占第二产业比重作为度量指标，计算公式为环境规制力度＝（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第二产业产值）×1000^[31-32]；金融发展水平，采用机构存贷款余额比地区生产总值来表示^[33]；财政分权度，用财政预算内收入比财政预算内支出来表示^[34]。

3.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针对2010—2022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展开研究，形成了403个省份—年份的平衡面板数据。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高等院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以及EPS数据库、Wind资讯数据库和IRF联盟相关报告。为确保变量的连续性和样本量的完整性，本研究采用线性插值法对少量缺失值予以填补。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2所示。

1.基准回归结果

表3为高等教育对新质生产力回归的线性估计结果，其中列（1）为不加控制变量且不控制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列（2）为不加入控制变量但控制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列（3）为加入控制变量但不控制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列（4）为加入控制变量且控制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或控制固定效应，核心解释变量高等教育发展HE的系数值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高等教育发展能够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

2.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基准回归的结果是否可靠，本文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替换核心解释变量。采用普通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作为高等教育的代理变量，重新纳入模型进行回归。二是调整样本。由于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拥有较完善的产业基础、较好的资金基础和多方位多维度的政策支持，为排除此类特殊性样本给基准回归带来的偏误，本研究剔除直辖市进行回归。三是改变固定效应。本研究将基准回归中控制的省份—年份双向固定效应更改为省份与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后，重新进行估计。四是1%水平上缩尾。为排除可能存在的离群值对基准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变量数据进行1%水平上的双边缩尾。五是控制变量滞后一期。为缓解控制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对所有控制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重新进行估计。由表4列（1）—列（5）可知，所有稳健性检验中核心解释变量高等教育发展HE的回归系数均在1%统计水平显著为正，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3.内生性检验

前文一系列分析提供了较为稳健的实证结果，但仍可能遭遇内生性挑战，特别是反向因果问题，即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可能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为此，本研究采用工具变量法识别高等教育发展对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的因果效应。在工具变量的选择上，本文参考宗晓华^[35]、孙俊华^[36]等人的做法，从以下两个维度构建工具变量进行因果推断。一是采用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37]。二是使用历史数据。即从历史回溯中选择高等教育相关指标作为反映当下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具体为1984年高等教育学校数。一方面，历史上样本区域的高校数反映了该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基础和资源配置基础，会影响当前高等教育综合发展水平和资源布局，满足相关性原则；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是一种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相较于新技术的迭代更新和现代化产业的升级，较早历史时期的高校数不会直接影响当期省份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满足外生性要求。为避免出现在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后截面数据被消除的问题，本文将1984年高校数与该省份滞后一期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进行交互并作为最终使用的工具变量。由于1984年海南省和重庆市尚未设立或升格为省级行政区，以及2010年各省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在滞后中被消除，所以基于第二个维度工具变量的回归使用了除海南省和重庆市之外29个省份2011—2022年的面板数据，最终样本量为348。

表5中，列（1）和列（2）为第一个维度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列（3）和列（4）为第二个维度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两个工具变量回归模型的Kleibergen-Paap rk的LM统计量P值均为0.000，显著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Cragg-Donald的Wald F统计量和Kleibergen-Paap rk的Wald F统计量均大于Stock-Yogo检验10%水平上的临界值，显著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因此，有理由相信本文选取的两个工具变量是较为合理且有效的。回归结果表明，高等教育发展的工具变量系数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效应仍然成立。

4.异质性分析

其一，地区异质性分析。本研究参考《关于明确东中西部地区划分的意见》中兼顾经济和地理特征的标准，并为了更好地进行组间差异系数检验，将样本省份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表（6）的列（1）和列（2）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HE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但中西部地区系数值和显著性均比东部地区大，且这种差异在组间系数差异检验下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可比较性，表明高等教育的赋能效应在中西部地区中更为明显。

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是高等教育对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正向效应具有边际递减规律。有研究指出，教育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具有“追赶效应”和技术效率的“收敛”性，即期初经济水平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通过教育人力资本的追加投入，能够以技术进步的形式刺激地区经济增长，逐步实现经济收敛^[38]。

二是中西部地区资源禀赋具有后发优势。近年来，公共教育政策向中西部倾斜使其后发优势进一步突显，特别是随着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等中西部高等教育教育振兴计划配套政策的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水平不断提升^[39]，其带来的外溢效应和经济红利逐步释放并呈加速趋势，并且这些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仍具有较大的弹性空间，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赋能潜力强劲。此外，新质生产力使部分传统生产力的优劣势发生了易位和置换，中西部地区部分较落后地区的发展劣势在新发展阶段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弯道超车点，传统生产力的一些短板可能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长板，中西部地区某些资源禀赋的后发优势甚至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破点。以新能源产业为例，旧的发展模式下低经济效益的戈壁荒漠正在成为中国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的主要孵化地^[40]，引领绿色低碳产业发展塑造新动能。

三是产业转移与人力资本外部性释放的叠加影响。一方面，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等计划的推进，中西部地区“自主造血”和“外部输血”产生了优势互补，这些地区承接了东部地区部分相关产业转移，并利用技术信息扩散与技术模仿积极改造升级本地优势传统产业，培育了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产业结构的转化升级与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发展得以匹配。另一方面，随着中西部地区“引才育才”政策力度的加大以及基础条件的改善，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的粘滞性增强与人口“回流”交叠的背后，是作为基础生产要素的劳动力与当地其他生产要素的整合和配套。高等教育可进一步通过人力资本积累、产学研合作、科技创新、产业结构高级化等渠道，更好地促进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与创新型配置，产生叠加、聚合和溢出效应，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提升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

其二，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本研究基于各年度全国GDP均值，将样本省份划分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和经济发展较低地区进行异质性分析。表6列（3）和列（4）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核心解释变量HE的显著性及系数值均高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且这种差异在组间系数差异检验下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可比较性，说明相较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高等教育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中更为明显。这与地区异质性回归结果大致相符，表明高等教育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具有边际递减规律这一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5.机制分析

为考察高等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机制，本文将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分别与人力资本积累、高校科技创新、产学研合作、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代理变量生成交互项，用以发现地区高等教育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机制。其中，人力资本积累采用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赋值法进行测算^[41]；考虑到科研创新活动的价值依归是成果转化与应用，而技术转让收入等科技成果收入是科研创新应用于工业生产和市场变现流通的直接表征，这里参考马浚锋、于志军等人的做法^[42-43]，兼顾科研产出规模与科技成果转化质量，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将高校科技论文和科技著作数、科技专利出售收入、技术转让收入等指标提炼为高校科技创新综合指数；产学研合作采用高校和研究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筹集中企业经费所占比重进行测度^[44]；产业结构高级化采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进行衡量^[45]。

由表7中列（1）到列（4）可知，主效应显著，交互项显著，联合检验显著，说明区域高等教育影响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制和渠道成立，这一影响机制需要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和高校科研创新产出，推动产学研合作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提高，进而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支持研究假设H1、H2、H3、H4。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提升可以持续释放人力资本正外部性、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效应，提供更多更高素质劳动者、创新更高技术的劳动资料、拓展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由此畅通和优化生产力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与协同整合，加快地区创新体系建设和产业结构深度转型升级，催生新质生产力，提高社会生产力质量和效能，进而实现社会经济向高科技、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创新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整体跃升。

法律的预先规制并非无迹可寻。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草案）》（以下简称《学位法草案》）第33条便曾对相关问题作出过规定，该草案第33条将人工智能代写学位论文纳入学术不端的范畴，并明确学位授予单位对此可以实施撤销学位的惩戒。尽管该条款在2024年4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以下简称《学位法》）中被删除，但这足以揭示人工智能参与学位论文创作可能会引发学术不端的风险。不过，目前我国仍未有专门规制人工智能参与学位论文创作的法律或规范性法律文件，以至实践中学生直接利用人工智能代写学位论文的学术不端风险频现。有学生直言：“毕业论文的致谢，最该感谢的是AI。”^[4]除此外，人工智能在诱发学术不端风险的同时，也无形中诱发了学位申请人等主体法定权利遭受侵蚀的风险，这都在呼唤着人工智能参与学位论文创作的法律规制。本文的任务是在探讨当前法律规制局限性的基础上，分析人工智能参与学位论文创作引发的不同风险，进而提炼出针对性的法律规制路径，以期为规范人工智能参与学位论文创作贡献学理智识。

6.进一步讨论：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本研究进一步从空间尺度上展开空间溢出效应分析。首先，对高等教育与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关联性进行检验。采用全局莫兰指数（Moran’s I）进行空间相关检验的结果如表8所示。可以发现，高等教育与新质生产力的全局莫兰指数均显著为正，表明高等教育与新质生产力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

其次，通过LR与Wald检验进行模型识别检验。结果显示，LR与Wald检验的P值均为0.000，表明空间杜宾模型未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且 Hausman检验在１%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因此，本文使用省份—年份双向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模型构建如下：

本研究通过构建空间邻接矩阵（W1）和空间经济地理嵌套矩阵（W2）进行空间杜宾模型估计。表9结果显示，在两种不同模型设定下，高等教育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在克服空间相关性的误差后，高等教育仍会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同时，高等教育的空间交互项显著为正，初步判断邻近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可以提振本地区的新质生产力，即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由于空间回归模型的点估计在区别直接效应与反馈效应时，存在一定的系统性偏差。为此，本研究采用Lesaged的偏微分法，进一步将估计参数分解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结果显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系数值均显著为正，表明高等教育不仅可以促进本地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还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邻近关联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且两种矩阵模型下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差异不大，说明该结论具有稳健性。进一步而言，无论在空间邻接矩阵模型还是在考虑经济因素的空间经济地理嵌套矩阵模型下，间接效应均大于直接效应，表明高等教育对空间邻近关联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升效应更强。这主要是因为高等教育发展较好的地区不仅能够通过示范效应来推动邻近关联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促使邻近地区高等教育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发挥驱动作用，而且可以加快知识创新、科学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在地区间的流动与扩散，促进区域间产学研合作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协同，提高邻近地区的创新要素配置效率和现代化产业化水平，从而提振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这表明发展高等教育有助于缩小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差距、形成区域协调发展的生产力分布格局。

本研究立足于高等教育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典型事实，从新质生产力的创新视角切入，结合2010—2022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识别出高等教育对新质生产力影响的效应、机制渠道、异质性特征以及空间溢出效应，得到如下研究结论和启示。

1.研究结论

    首先，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高等教育能够对新质生产力发展产生促进作用，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因果识别后依然成立。其次，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高等教育对新质生产力的积极影响在中西部地区以及以GDP为衡量标准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中更明显。一方面是由于这种效应存在边际递减规律，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公共教育政策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和倾斜、产业转移与人力资本外部性释放的叠加影响。再次，机制检验发现，区域高等教育发展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和高校科研创新产出，推动产学研合作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提升，释放人力资本外部性、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效应，加快地区创新体系建设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最后，基于空间邻接和空间经济地理嵌套矩阵，空间相关检验发现，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程度和新质生产力水平均具有空间正相关关系。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高等教育对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并对空间关联邻近地区的提升效应更强，这有助于形成地区间协调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格局，其空间正外部性值得被重视。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提供了较为整体的、最新的实证逻辑，初步呈现了高等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经验证据与现实图景，有助于在丰富相关理论、拓展现有研究边界的同时，为充分发挥高等教育支撑引领教育强国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支持和决策依据。

2.建议

第一，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完善中西部地区教育政策供给体系。研究表明，高等教育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即在中西部地区中更为明显。在共同富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宏大政策叙事情境下，应进一步优化公共教育资源配置格局，提高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支持的可持续性和系统性，改善区域科技创新与先进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助推中西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格局，加强对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支持力度。以面向全国统一大市场、区域协调发展的新逻辑优化资源配置模式，持续破除阻碍高等教育发展要素流动的体制堵点和观念障碍，注重政策供给的系统性，统筹解决好高等教育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为主要抓手，提高政策支持和财政资源的供给力度和配置效度，促进教育要素和政策要素协同耦合，持续为中西部高校有效“输血”。另一方面，推动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政策创新，强化高等教育发展自组织性。中西部地区应加强高等教育政策创新体系建设，提升高等教育服务地区新质生产力的聚焦度和支撑力。如以西安、兰州等西部区域性大城市为战略支点，开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改革试点，培育西部高校发展新优势，辐射带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整体性提升，强化服务支撑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能力。中西部高校应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建设、东部产业转移等战略机遇，增强地区高等教育自主发展能力和政策创新水平，增强“造血能力”，立足区域内产业行业特色，培养更多扎根中西部、服务新产业的新质人才，产出和转化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科技创新成果，促进区域内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有机融合，助力现代化产业链建设和地方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锻造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第二，切实增强高等教育的传导效果，汇聚培植新质生产力的教育势能。鉴于高等教育主要通过提升人力资本积累和科技创新知识溢出、促进产学研合作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等渠道作用于新质生产力发展，应重视高等教育的传导效应和前端供给作用，进一步汇聚培植新质生产力的教育势能。一是要建立与高质量创新发展相协调的人才培养体系。面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根据科技发展趋势和战略任务布局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建立高质量人才自主培养体系，为加快锻造新质生产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工程技术人才与大国工匠、能工巧匠，保障新质劳动者有效供给。二是加快推进高校有组织科研的战略部署，发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科技生力军作用。深入推进高校有组织科研部署，聚焦国家急需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难题，围绕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前沿领域探索等方面开展深入扎实研究，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催生颠覆性科技和前沿技术，促进高校科技创新成果高水平创造、高效率转化、高质量应用。通过“双一流”建设引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综合运用国家战略和市场机制，引导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研持续加强基础前沿领域和未来核心技术攻关，形成重大科技迭代突破与创新引领，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劲创新支撑。三是要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和质量。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需求为导向，通过建立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成果转化和社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平台，提升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社会组织机构等多元主体参与积极性与协同性，进一步突出企业在产学研合作、产教融合中的主导作用。切实打通关键掣肘和合作壁垒，健全科技成果转换和技术转移制度，建立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成果转化中心，推动建设全国性的技术转移网络体系，优化技术转移过程服务，塑造创新循环生态，提升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效率和质量。四是要促进高等教育供给侧与产业结构需求侧协同发展。加快建设高校分类管理与评价机制，促进高校实现差异化特色发展，引导高校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设置、凝练学科方向，紧密结合国家战略需要和未来科技发展趋势，在基础学科、前沿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方面持续发力，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实现教育链、科技链、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有效衔接和深度融合。

第三，建立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空间关联意识，畅通高等教育、科技、人才要素的跨区域循环机制。研究表明，高等教育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贡献新时代高等教育力量，有必要建立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空间关联意识，聚焦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高位顶层战略设计，充分利用和发挥高等教育的龙头作用和空间效能，进一步畅通高等教育、科技、人才要素的有序流动和空间循环机制，为形塑区域协调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格局提供助力。一是要聚焦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战略部署，有效激发和利用高等教育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空间贡献能力与空间均衡效应。进一步利用高等教育集群发展和双一流建设等战略机遇，加强省际高等教育的合作协调与区域公共教育政策的统筹设计，打破行政区划发展定势，推动高校集群发展，促进高等教育与区域发展深度融合，支持高校在协同创新、人才共享、有组织科研、共同服务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需求等方面形成有效合力，发挥高等教育驱动知识创新、科学技术、人力资本要素流动与扩散的作用，提升邻近和弱势地区科技创新效率，充分释放高等教育的空间贡献能力与空间均衡效应，促进区域新质生产力联动发展。二是要加快打造高等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从高地区域向周边邻近地区的辐射和流动循环机制。以区域一体化发展为抓手，破除区域协调发展机制阻碍和制度藩篱，抓住“高校对口支援”“东数西算”等区域协调工程实施的契机，打造跨区域高等教育协作治理机制和科技创新综合管理平台，通过设立创新联络与咨询渠道、高端人才资历互认框架以及技术传播的跨区域循环通道，建立开放共享统一的人力资源、技术、专利授权等各类要素市场，强化区域间科教融汇、产教融合、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经验分享和学习示范，实现区域间高等教育、科技、人才的有机协同和高效整合。同时，积极为人才要素的自由流动与合理调配创造条件，探索人才跨区域流动和转移调配的财政补偿机制，实施更开放的人才政策，完善人才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为新质战略型人才和能够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才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流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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