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黑箱》伊藤诗织：身体的强奸发生在一晚，精神的强奸持续了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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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28 12:48
浙江
2015年4月3日，星期五，发生了一件扭转伊藤诗织整个人生的事件。在此之前，伊藤是个怀揣梦想、初出茅庐的路透社驻日实习记者。高中独自在封闭保守的堪萨斯州留学的经历，让她意识到“新闻”作为连接外部世界的纽带的重要性，从而立志成为一位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记者。在朝着理想进发的路上，她游历过大约六十个国家，也曾报道过哥伦比亚的游击战，探访过秘鲁种植可卡叶的热带丛林。由于种种原因几经周折才终于走上的记者路，也让她倍加珍惜，总是以一种aggressive的姿态去争取一切更好的机会。2015年4月3日，为了讨论担任新闻制作人的可能及签证问题，她赴约与时任TBS（东京广播电视台）驻华盛顿分局局长的山口敬之共进晚餐。——正是在这一夜，她被山口敬之迷奸。在此之后，伊藤不得不成为公众谈资里的“被强奸的诗织”，也成为一名与山口、与司法体系乃至与整个保守而扭曲的日本社会作斗争的战士。伊藤在此过程中面对的是无尽的艰难、痛苦和屈辱，而与此同时，山口敬之作为业界大佬、社会名流、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友人，则享受着司法的特权。
在这本书里，伊藤以新闻记者的冷静笔触记录下强奸发生后她所经历的迷茫、解离、痛苦，记录下在经历强奸的巨大惊愕中没有更好地留存证据的惋惜，记录下想到自己未来如何在业界立足时对报警的犹豫，记录下一次次面对司法系统不作为的重击时的沮丧，也记录下召开记者会前的忐忑犹疑。她无意将自己塑造为一个完美受害者，却试图回答这样的两个问题：一个普通的受害者为何不可能做到完美？社会和司法体系应该做出怎样的改变来为受害者提供帮助和支持？阅读过程中，我也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是我，我会在哪一步放弃？是在给性暴力受害者援助机构打去电话请教该去做何种检查却被婉拒，因为按规定必须去机构面谈才能告知这些信息，但机构距离遥远时吗？是在担心与山口这样的业界大佬为敌，就会失去在梦想的行业中立足的机会时吗？是在被警方告知「这种事太常见了，立案调查有难度啊」时吗？是在对女性警官完整讲述了经过后，却被告知她隶属交通部门，而刑事部门没有女性警官，因此必须对另一位男性警官再从头到尾讲述一遍经历时吗？是在明明已经在录过笔录，却在案件从原宿警署移交到高轮警署、从高轮警署移交到警视厅的过程中，被迫一次次地重复案发经过做笔录时吗？是在警局体育馆的垫子上用假人重演案发过程，并在众人围观下被全程拍摄时吗？是在警方以不知道山口在不在日本国内为借口，不对山口进行传唤调查，但明明只要查询山口护照的出入境记录就可以确认此事时吗？是在自己好不容易通过电话确认山口就在国内伊豆后，警方还以有人掉河走不开这种蹩脚的借口拒绝立刻出警时吗？是在逮捕令终于获批，警方已在山口落地的机场部署完备的当天，“上层”却突然取消了逮捕令时吗？是在查看警视厅调查笔录，却发现出租车司机和酒店门童在前一轮调查中提供的关键证词都不知所踪时吗？是在对方雇用了有名的律师试图走庭外和解途径，就连司法机关也暗示我应该答应时吗？是在检察官说，「事件发生在私密空间之内，是一个“黑箱”」，于是决定不起诉时吗？是在亲自就性侵案召开记者会，换来的却是无数骚扰、威胁和谩骂时吗？是在调查了日本人关于“性同意”的看法，发现单独用餐、单独饮酒、单独乘车等等行为竟然都算“性同意”，而自己显然和山口做了这些事时吗？是在此事掀起舆论后被“开除国籍”——「日本女性不会讲述这么羞耻的事，伊藤诗织不是日本人」时吗？还是在内衣上的山口DNA证据、山口亲口承认发生性关系的邮件以及出租车司机和门童的证明伊藤丧失意识和行动能力的证词之下，检察院还是第二次对伊藤诉山口案作出了“不起诉”的决定时呢？在日本，强奸案往往被视作过程不可知的黑箱，伊藤写道：「截至今日，多少个日子里，我作为当事人，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专心致志，不断向这只“黑箱”投以探照的光束。然而，越是试图打开这口“黑箱”，就越是在日本的调查机构和司法体系中发现更多的“黑箱”。」面对一个又一个套娃般无穷无尽的黑箱，有几个人有勇气、有精力坚持下去呢？依据日本法律，检方两次“不起诉”后，这个案件不再有进入刑事诉讼流程的可能性，山口不但永远不会成为刑事罪犯，甚至连犯罪嫌疑人的污点都不会沾上。山口至今活跃在新闻界，甚至成为曝出安倍遇害身亡消息的第一人。而伊藤所能做的，只有将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写成一本书，让读者来评判，让读者来反省。
这本《黑箱》在2017年10月于日本首次出版，记述停止在最终“不起诉”的时间点。2017年9月28日，在刑事诉讼行不通的情况下，伊藤以“因非自愿的性行为而承受精神痛苦”，向山口敬之发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1100万日元。2018年6月，伊藤与BBC合作拍摄纪录片《日本之耻》，片中揭露了更多细节，在日本国内外都引发热烈反响。2019年2月，山口敬之以“因为伊藤诗织在记者会上的发言，令自己的社会信用被夺走了”为由向伊藤发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1亿3000万日元的损失，并且要求伊藤刊登谢罪广告。2019年12月18日，伊藤民事诉讼获得胜诉，告倒了性侵她的山口敬之，获赔330万日元（约20万元人民币），同时，驳回山口敬之要求伊藤赔偿1亿3000万日元的诉讼。2020年1月，山口敬之不服东京地方裁判所的判决，向东京高等裁判所发起上诉。2022年1月，东京高等裁判所的二审追认一审判决：山口敬之对伊藤诗织做过“未经对方同意的性行为”。（我不明白“未经对方同意的性行为”与强奸有何不同。）2022年7月7日，针对山口的再次上诉，日本最高裁判所驳回上诉，东京高等裁判所的二审判决成为终审结果。2024年1月，伊藤导演的纪录片《黑箱日记》在美国圣丹斯电影节上首映，并在4月刚刚结束的香港国际电影节上亚洲首映，为整个事件画上了句号。我尚未有机会看到这部纪录片，但根据相关评论，影片中的许多画面一开始只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对案件和相关方沟通时的关键信息作的视频和录音记录，也包含伊藤在巨大压力下用手机镜头拍摄的日记式自我纾解的视频。因此，影片提供了更完整的讲述和更详细的证据，也承载了更多第一人称的情绪，而非《黑箱》和《日本之耻》中作为记者的抽离的冷静。我期待看到这部影片。
从2015年强奸事件发生，到2017年《黑箱》出版，到2019年民事胜诉，再到2024年《黑箱日记》上映，九年时间过去，伊藤也从25岁的实习记者成为如今34岁的独立记者。更加令我感动的是，尽管她身上发生了如此悲剧，尽管她已将无数心血投注在扭转日本社会对性侵害的态度和呼吁相关机构措施的完善上，但她并没有让此事成为束缚人生的枷锁，更没有抛下她成为关注世界边缘人群的自由记者的梦想。她导演的纪录片在这些年内持续上映，包括2017年的关注日本老年孤独死现象的《老年公寓清洁队》，2019年的深入西非塞拉利昂调查当地女性生存现状的《女性割礼》，2019年的讲述二战中在中国东北的日本老兵亲手毒死家人的故事并探讨战争对人性的抹杀的《I Killed My Flowers》，2021年的关注音障和视障人群的《You are Art》和《SunCatcher》，2023年的记录土耳其、叙利亚大地震的《地震中的14岁少年》。在本书后记中，伊藤写道：「强奸，是对一个人灵魂的杀戮。尽管如此，灵魂依旧一点一滴地痊愈，只要活着，就能慢慢地找回自己。人具有这样的复苏之力。每个人都有自己“还魂”的方法。在我，则是追求真相，揭示真相。」我想，在这漫长的九年中，她就是这样慢慢“还魂”、慢慢找回自己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