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案始末》温功义:了解明朝政治纷争的捷径

文化   2024-09-29 23:28   浙江  

「本书之作,

 便是想由三案这一捷径入手,

 使读者稍见明代统治阶层之间的内部纠纷,

 看清他们是如何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争夺排挤,

 而使国政日趋荒废的。」





去年读《宫崎市定中国史》时读到这样一句话:「最能体现当时官僚态度的事,是爆发于万历末至天启初的“三案”。」但作为一部通史作品,《宫崎市定中国史》只能用一个小节简要概括三案案情,而无法详述各中关节,对明代官僚系统的解析亦是点到即止。

正当为此感到惋惜时,我在豆瓣发现了这本评分高达8.9分的《三案始末》,用十万字的篇幅厘清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正合我意。

作者温功义在前言中的说法与宫崎市定如出一辙:「如想弄清明代相互制约的混乱纠纷,从三案入手,倒是个极好的捷径。」

读完全书,我可以肯定地说,“捷径”所言非虚作者文笔朴实而流畅,极善于通过叙事来展现明代的政治制度,有举重若轻之感。

说“三案”,却不止“三案”。

温功义从太祖朱元璋时期的官僚制度变革开始娓娓道来,讲述一味增重帝权的积弊如何累加,直至迎来“三案”的高潮,最后以明末皇帝崇祯翻案而止,将贯穿整个明代的政治权力推拉角逐写成一场大戏。

自殷周以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就一直是帝王的辅佐和王权的制衡。每每改朝换代,作为规则制定者的皇帝总是倾向于为自己争夺更大的权力,于是权力的天平便愈发往君权的方向倾斜。

在朱元璋当皇帝的前十三年,明朝还是有宰相的,但在君权发展到了顶峰的洪武年间,宰相与皇帝的矛盾是深刻且不可避免的,导致朱元璋杀死了四位曾任宰相之人中的三位,并最终废除了宰相制。

朱元璋原本希望实现皇帝直接统驭着六部的扁平化管理,但国事繁重,总需有人处理文书工作,便临时招一批内廷中的学士、讲官作为阁臣辅佐皇帝办公。

到永乐年间,朱棣将阁臣这个职位固定了下来,并有了地位排序,排名第一的称作首辅,首辅权力虽没有宰相那么大,却有拟旨的特权,因而成为阁臣争夺的目标。

经过一百年,至明朝中期的嘉靖与隆庆年间,阁臣之间的争夺倾陷已是愈演愈烈,以严嵩与夏言之争、张居正逐出高拱为代表大戏你方唱罢我登场,而皇帝亦利用朝臣的斗争来行制衡之术。

在外朝扰攘的背后,内廷也并不安静。内监作为皇帝权力的延伸,编制扩充为二十四衙门,人数也增至数千。不过,在绝对的皇权之下,内监往往只能凭借某个皇帝的宠爱而得势作恶,一旦皇帝换人,便立刻失势。就连一度呼风唤雨的“九千岁”魏忠贤也在朱由校驾崩、朱由检即位后,失去倚靠,畏罪自缢。

“三案”的伏笔早在朱元璋巩固君权、废除宰相制时便以埋下。一方面大臣把时间都用于彼此争夺、排挤扯皮,而使国政日趋荒废,另一方面皇帝一心敛财不问政事,皇权却依旧稳固,以至于国势日衰、腐朽日甚,最终病入膏肓、不可挽救。

“三案”的核心人物是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朱常洛,这位万历皇帝的皇长子,从即位到晏驾一共才只有三十天。

朱常洛

梃击案发生在朱常洛还是皇太子之时。一个乡下男子举着棍棒闯入太子宫,被捕后被当作疯子草草结案,但朝中有人怀疑这其实是郑贵妃暗杀太子的阴谋,因为郑贵妃的儿子正与不得宠的朱常洛争夺太子之位。

红丸案的受害者正是朱常洛本人。朱常洛继位后不久便身体不适,在服用了朝臣李可灼所进献的红丸后,病情迅速恶,当夜驾崩。此案只以李可灼用药失当进行处置,没有深究,但朝臣中不少人都认为此事也是后宫的阴谋。

移宫案的主角是朱常洛的遗孀李氏。朱常洛崩后,李氏不愿让出乾清宫,更欲控制即将即位的天启皇帝朱由校,新皇即位前夕,各路大臣涌入乾清宫相逼,李氏才终于由乾清宫迁往仁寿殿居住。匆忙的搬迁过程中,内监在混乱中盗取财物,在新皇惩治的过程中,内监反诉新皇苛待先朝妃嫔,以此掀起了余波袅袅的党争。

“三案”的荒谬之处就在于,原本并不复杂的案情,在多方势力的拉扯和阻挠之下,愣是草草结案,留下疑点重重。以至于在天启年间魏忠贤只手遮天时,“三案”沦为党同伐异的工具,又在崇祯上台后,成为一把扫除魏党的机关枪。

梃击太子宫的男子究竟是疯子还是郑贵妃的棋子,送走天子的红丸究竟是李可灼故意使毒还是无心之失,迁宫时盗取财物的究竟有多少人,这些问题的真相都遗失在了历史之中,不再可知,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三案”是好用的武器,可以一次性杀死几百号异党。

作者在书的最后写道:「门户之争几乎是与明代帝室共存亡的,而三案恰又是门户之争用惯了的题目,它也可以说是与明代帝室共存亡了。」

“三案”的发生、翻案和再翻案,无疑敲响了明朝的丧钟,「到了偏安于一隅的南明,三案之争仍然被人利用」则是这丧钟的余音吧。




. The End .

沙之书中的阿莱夫
书是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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