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多谈谈问题》吴琦：向我们身处的后疫情时代提问
文化
2024-08-17 08:00
浙江
本书是九篇访谈的合集。受访者是分别来自书籍出版、文化研究、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生态学、法学、心理学和哲学这九个不同领域的大咖，戴锦华、罗新、项飙、劳东燕等熟悉的名字均出现在目录中；采访者也绝非无名之辈，许知远（《十三邀》）、杨潇（《重走》）、吕晓宇（《利马之梦》）等知名作家、媒体人尽皆在列。他们围绕着当下社会遭遇的种种困境展开对话。受访者们分别从各自的专业出发，探讨社会现象背后的问题根源所在。尽管大多数问题都不可能在短短十几万字的篇幅中得到解决，但谈论问题本身也是有意义的，至少能够给我们这个时代留下几幅剖面图，为身在局中的你我提供不一样的视角。吴琦说，提出问题意味着「抗拒、反对和不甘」，是「一种维持基本尊严的方式」，而我认为，提出问题还意味着尚未泯灭的好奇心、生命力和希望。
彼时，人们刚从冬天解封后的疫病全面爆发中康复，在春暖花开中逐渐遗忘昨日、期待明天，衬托得卷首语中的那句「今天的我们，正身处这样一种长久的集体性的哀痛之中」显得如此不合时宜。而在「疫情防控取得重大决定性胜利」（by 新华网）的一年半后的今天，回望那三年早已是恍如隔世，往事难以、也不愿再提。卷首语接下去写道：「不同于那些即刻变脸的欢庆，我们认为，作为一个拥有记忆和情感的人，应该在这样的哀痛中停留更长时间。」读来着实令我心虚得面红耳赤。我不正是「即刻变脸」的人之一吗？仔细想来，后疫情时代，仿佛一切如常，又分明已然发生了永久而深刻的改变。在火热的繁荣和增长退潮后，现代性的通病就像浅滩上的一块块礁石般暴露出来，再叠加上对曾经体验过的失去生活掌控感的恐惧，似乎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很难说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奇妙情绪：什么未来啊、后世啊、远方的哭声啊、深远的意义啊，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们只渴望当下的安宁快乐；然而，在回避一切大问题的时候，我们却时常被莫名的焦虑击倒。书中一些篇目形容我们正身处「动荡的年头」、「人性残缺的时代」、「下沉年代」，甚至还即将迎来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我体感在2024年8月的今天，时代情绪已不若书中描述得那样悲观沉沦，但书中呈现的种种现象依旧存在，现象昭示的问题亦无变化。经济腾飞时，我们姑且还可以「一切向钱看」，用物质的进步掩盖真正意义的缺失。老一辈或许可以将自己的人生价值寄托于工作事业，看着祖国一步步走向富强，与有荣焉；或许也可将之寄托于全家物质生活的改善，仅凭靠双手努力，从童年的吃不饱穿不暖到如今的买新车住新房，足可自豪。而这也逐渐凝固成了社会唯一的价值观，要吃苦中苦、做人上人，要考上大学、改变命运，要努力趋近那个唯一的成功模版，万不可“行差踏错”。然而，当年轻人走出象牙塔，遭遇的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固化的、整体下行的世界。主流价值观许诺的未来与现实背道而驰，个人努力带来的物质回报普遍不再有令生活天翻地覆的效果，单一价值取向的成功独木桥上不再容得下整整一代人。当主流价值观营造的虚假意义也被祛魅时，意义缺失的恶果便凸显出来。这既是现代性的普遍代价，正如景凯旋所说，「它（现代化）在提高人们物质水平的同时，也让人们脱离了“自然世界”的认知，即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整体，用一层绝对的意义将世界包裹起来，但这一切都在现代社会瓦解了，价值不再是一个事实」，也是中国过于快速却空洞的现代化的不幸，正如锺叔河所说，听话顺从的传统阻碍理性和常识的社会启蒙，「中国近代以后我们一直在谈科学、进步、强大，但是对于常识是谈得很少的」，这造成了荒谬的戏码一再上演。这更是笃信市场优绩主义的反噬，正如项飙所说，当人生价值绑定在一根岌岌可危的所谓“成功”的独木桥上时，年轻一代只得处于悬浮状态，「就像蜂鸟疯狂地挥动翅膀，只是为了在空中停留，你不能有哪怕一秒的放松，不然你就掉下去了，你不能出局，不管胜利的几率有多低。这给年轻一代带来了巨大的焦虑、迷惘和心理压力。」意义缺失这根巨大的棱镜，折射出的是以不同面貌出现的个人危机和社会危机。人们的心理危机愈发严重，正如崔庆龙所说，「低落、沮丧、无意义、无价值感、没有希望、热情下降、没有动力……这是很多人现在普遍的心理状态，它是抑郁发生的现实环境，真正的抑郁也会在这一基础上，以更高比例和概率出现」。正如戴锦华所说，人们选择龟缩进一个个相互敌对却内核一致的“分众文化”的小圈子里，通过向内抱团和向外攻击获得虚假的存在意义。正如罗新所说，当下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历史，这种现象「反映的不是对历史的焦虑，而是对现实的焦虑」，「当前时代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越强烈，人们对确定性的追求就只能在历史找到」，而这不啻于一种麻醉。而更多的人，正如景凯旋所说，失去了信念，「嚷嚷“庆祝无意义”，或者“躺平”和更糟的“摆烂”」。景凯旋和张乔木呼唤更具精神性和超越性的意义的回归，「文学的最高价值是探索意义世界，这与哲学的探索是一致的」。景凯旋在文学探索中「提升对于人生的认知，并从中感受到快乐」，张乔木则在哲学学习中体验「追求一些纯粹的无用之学」的思考之乐。罗新、吕植和劳东燕从专业的角度提出了行动的建议。罗新强调了记录的重要性，我们无法通过阅读历史治愈对现实的焦虑，但我们可以通过记录来建立真正的历史感：「我觉得记录现实就是一种抵抗，就是一种行动，而且是现实的行动、负责任的行动。」吕植提出即使无法去往远方，也可以为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这些地方（城市和农田）本来就是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方，也是其他生物喜欢的地方，哪怕让出一点点空间，都会马上产生明显的效果，而且对生活在这里的人有益。」劳东燕则通过讲述她自己联合小区业主一同维权的故事告诉我们，尽管需要付出成本，尽管需要承担风险，但运用法律改善我们的微观环境是可行的，我们应当「追求更高层次的良善的秩序」。桑德尔呼吁社会价值的多元化。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和应得的回报不应只由市场决定，对成功的定义不应只有基于工具理性的优绩，我们应当「转而更加关心工作中的尊严问题，关注为公共利益做出宝贵贡献的每一个人，是否都得到了社会的尊重和体面的回报。」只有如此，我们才不会只专注于踩着下方的人向上看，而是用平等的目光好好看到身边不同背景、不同阶层的人。「一个好的社会必然具备这样的条件，不同社会背景和不同阶层的人，都能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来往的公共场所中、共有的社会空间里彼此相遇。然后我们才会意识到，我们是共同参与了当下的生活。」崔庆龙的建议则是三者的融合。首先当然需要跳脱出固有的价值观，「在新的价值体系里找到一个新的目标去追求」。其次，需要付诸行动，「这个目标必须相对具象，而且真的和你对自己的情感认同、价值认同有关联。你可以学习某项技能，或者把某个作者的一本书读完」。最后，迎来超越性的时刻，「有时也许你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儿，但是只要你完成眼前的这个目标，到达一个更高的平台，就能看到新的东西，那一刻，你就会突然发现自己要的是什么」。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认同崔庆龙所言的，如此行动，的确为我带来充实感和幸福感。但有时，我又隐隐觉得不够，正如在本文篇首时，当我的“健忘”被指出时便感到面红耳赤一样。「正如昆德拉所说，有的人仍然忠诚于价值，有的人需要价值却不知道价值何在，有的人对价值不再的世界淡然处之。」我便是最后的这种人吧。我不想去定义一个不变如灯塔的意义，我并不需要被任何崇高或永恒的东西所指引。因为我知道人都是要死的，人类总是要灭亡的，宇宙终究是会覆灭的。但当宇宙存在时，我欣赏它的壮美；当人类存续时，我爱身边具体之人；当我一息尚存时，我好奇、享受并怀抱期待。当追根究底一切价值都被理性解构时，我最终所能依靠的似乎只有直觉、本能和良知，它们引领我走向纯粹的乐趣，无论来自思考还是运动，拓展体验的边界还是沉溺情感的互动。只不过，当直觉、本能和良知指引我看到世界的荒谬和不公时，我却时常感到被一堵墙挡住，只能闭目塞听。这就是我的无力和心虚的来源吧。我钦佩像劳东燕这样的行动者，却同时吝啬自己的付出，害怕承担后果。我认可罗新所说的记录现实的重要性，却败给自己的懒惰和胆怯。或许我需要至少向前迈一小步，记录下油罐车混装食用油的调查尚未完结，记录下医美行业买卖尸骨的乱象，记录下外卖骑手与物业保安的冲突对峙，记录下失效的纪检系统使公检法人员都不得不走上微博升堂实名举报的怪路。我在这里语焉不详地胡言乱语，正如书中提及某些敏感的日期和事件时的含糊其辞。这大约是一种真诚的支支吾吾。或许戴着镣铐跳舞，关键并不在于让人欣赏舞蹈，更在于让人看到镣铐。说了这么多，我究竟谈了问题，还是没有谈呢？如果是提出问题，是一种维持基本尊严的方式，那么我究竟保有了尊严，还是没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