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凯列班与女巫》西尔维娅·费代里奇：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是如何共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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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11 21:46
浙江
提起文艺复兴，你或许会瞬间想到创新、繁荣、启蒙、变革等等溢美之词，认为那是一个文明按下了开机键的黄金时代。但有多少人了解几乎同时发生的血腥而愚昧的猎巫行动是怎么一回事？文艺复兴于14世纪开始，在16世纪到达顶峰，而两次最大规模的猎巫行动则分别发生于1480至1520年间和1580至1670年间。二者在时间上有很大重合，地点则均为西欧。这不禁令我感到匪夷所思，请问，15至17世纪的欧洲，究竟是启蒙的巅峰，还是愚昧的泥淖？在这本书里，西尔维娅·费代里奇就将这段时期的历史详细展开，不但解开了猎巫运动与文艺复兴并行的“悖论”，还重新审视了这段时期的繁荣和愚昧——繁荣是踏着谁的脊背走向顶峰，愚昧又是在谁的纵容下实践了狂热？首先需要言明，欧洲的15至17世纪远非荣耀加身的文明巅峰，用作者的话说，那是「世界历史上最血腥、最不连续的时期——一个经历了世界末日式变革的时期」，尤其对女性而言。译者在后记中总结得好：「这是女性受难的300年，也是欧洲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300年。」短短300年中，从政治到宗教，从经济到思想，一切制度和规则都被打碎和重塑。14世纪的黑死病为这场颠覆点燃了第一捧薪，海外扩张和殖民地经济带来了新视野和新的增长点，赋予技术革新更大的动力，刺激了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发生，也催生出新贵资本家，君主与资本家联手反抗衰退的教权，建立起民族君主国。资本主义是这场变革的后果，资本家控制了经济，也控制了政治。农业社会中，生产和再生产的地点都是家庭，此时女性的家庭活动没有被贬低。但在资本主义货币经济中，商品生产活动被从家庭中剥离出去，只有为市场服务的生产被定义为创造价值的活动，并以工资衡量其价值，而家务劳动不再被视为真正的工作，其经济价值变得不可见。同时，在家庭中进行的人口再生产（生育、抚养孩子）不但是无偿的，并且被女性化和神秘化为一种自然使命（“生孩子是女人的天职”、“不生孩子的女人人生不完整”）。生产与再生产的分离导致的性别分工，将女性限制在了家庭里，增加了她们对男性的依赖。于是，妇女被剥夺了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权，妇女身体和生育功能被迫从属于劳动力的再生产。这也使资本家能够利用男性工资作为控制妇女劳动的一种手段。马克思在《雇佣劳动和资本》中说：「简单劳动的生产费用就是维持工人生存和延续工人后代的费用。这种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的费用的价格就是工资。」然而，必须指出，使工人得以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的，除了资本家支付的工资，还有家庭中女性付出的无偿的再生产劳动。换句话说，是结构性的对女性的剥削，使得资本家可以支付给男性无产阶级工人更低的工资，以累积更高额的利润，实现更快速的资本积累；同时，是资本家支付的极低工资，操纵了男性无产阶级工人控制和剥削妇女，以实现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的循环。女性身体权和生育权的一步步丧失是自上而下的国家行为，资本主义国家将女性作为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和政治统治的工具。15世纪末，国家设公娼馆、鼓励卖淫、鼓励强奸女性使其入娼，将强奸、轮奸未婚无产阶级妇女无罪化、轻罪化，其目的是安抚和拉拢最年轻叛逆的男性工人，化解当时愈演愈烈的工人抗议，通过恶毒的性政治把阶级对立变成与无产阶级妇女的对立。16至17世纪，当底层维稳不再成问题，反而需要应对饥荒导致的人口危机时，国家急需劳动力再生产，于是一切颠覆，当局转而严惩妓女，同时将妇女定义为非劳动者，剥夺曾属于她们的工作岗位（如手工业、啤酒酿造和助产），彻底把女性赶回家庭，以强迫生育的方式应对人口危机。两个时期的国家措施形式大相径庭，但其本质都是进一步牺牲女性利益，来服务于国家利益以及资本利益。而无论哪种措施，其掩藏得更深的目的都是污名化女性和重拟“社会-性别契约”。国家措施将妇女排除在社会认可的工作和货币关系领域之外，而那些敢于走出家门进行生产工作的妇女，则被描绘成淫荡的泼妇，甚至是“妓女”和“女巫”。女性不仅在经济和社会上贬值，还在法律上被幼儿化（失去作为成年人的自主权），同时，在思想上男女之间的差异被最大限度地放大，更多所谓的女性和男性的原型被创造出来，从属式、驯顺式的“美德”成为女性的专属和标准，次等、过于情绪化、淫荡和无法管理自己等专属于女性的“恶习”则成为女性的名片。污名化女性的意义在于使男性对女性的驾驭和控制名正言顺。新的法律和酷刑形式适时地被引入，旨在剥夺妇女的所有自主权和社会权力。「根据这种新的社会-性别契约，无产阶级妇女对男性工人而言，成了男人在圈地中丧失的土地的替代品，成为他们最基本的再生产资料，成为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占有和使用的公共物品。」至此，资本主义的齿轮与父权制的齿轮紧紧咬合在了一起。由农业社会起便一贯存在的父权制为资本主义剥削指明了对象，而资本主义则将更严酷的也更隐形的剥削加诸于女性，并在思想和制度层面将这种剥削正当化，由此发明并巩固了一种新的父权制秩序。「在这种秩序下，妇女的身体、劳动、性权力和生殖权力被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并被转化为经济资源。」——这就是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共谋。这也让我意识到，在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下推翻父权制，绝对是痴人说梦。猎巫行动正是在此背景下爆发的针对女性的战争，也是一场女性奋力抗争却最终以悲剧收场的战争。面对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剥削，女性绝非逆来顺受。几个世纪以来，女性的反抗都从未断绝，并在女巫这个被污名化的身份里达到了反抗的高峰，也遭到了最残酷血腥的报复。数十万女性死在火焰里，死在断头台上，背负着莫须有的罪和数百年的污名。典型的女巫形象，是拥有一技之长的女性，要么在她种满草药的花园里，要么被她的动物和密友包围，保持着挑衅的姿态。这意味着她们掌握知识，可以独立生活，或许还有帮助别的女性避孕和堕胎的技能，并且可以组织起一个女性社群。这也意味在资本主义统治者眼中，她们是危险的、煽动的、太过有力量的，具有颠覆统治的可能性。猎巫并不是为了惩罚任何具体的违法行为，而是为了消除这种令他们恐惧和感到威胁的普遍的女性行为方式。巫术作为一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口袋罪，被用作屠杀的借口：「指控的模糊性——无法证明的事实，同时又能引发最大限度的恐怖——意味着它可以被用来惩罚任何形式的抗议，甚至令人们怀疑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方面。」需要注意的是，猎巫是有组织的官方政治行动，而非自下而上的自然反应。国家立法处死女巫，无论巫术是否造成伤害；国家稳定地向人们灌输与女巫有关的观念；有时当局携带写有疑似女巫者姓名的名单，威胁要惩罚那些藏匿女巫或援助她们的人；在高峰期，是世俗法庭而不是宗教法庭进行了大部分审判，反而是在宗教裁判所起作用的地区（意大利和西班牙），被处决的人数相对较少。这些都证明了猎巫行动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女性的蓄意迫害。更为讽刺的是，猎巫这场对另一个性别的围剿，促成了男性统治的欧洲的统一。「猎巫是欧洲新民族国家的政治中首个团结一致的领域，是宗教改革带来分裂之后欧洲统一的第一个例子。」最终，绵延300年的猎巫行动结束了。但它结束的原因并非是技术和思想革新带来的所谓更开明的世界观，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完胜，统治阶级的权力已然十分稳固安全——「女巫世界已经被消灭了，而胜利的资本主义制度所要求的社会规训也已确立」。但猎巫真的彻底成为历史了吗？还是只是换了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呢？到21世纪的现在，或许已不会有人相信巫术存在，但猎巫的本质文化基础仍旧存在，这就是对女性的性化和污名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歧视和暴力（包括语言暴力、网络暴力等等）。在此意义上，猎巫根本没有在现代社会消失。还记得那位粉色头发的女孩吗？她与病床上的爷爷分享考研成功的喜悦，却被污言秽语淹没而自杀。还记得那位牛津数学系第一名硕士毕业的女生吗？她只因面容和身材美好便被污“学媛”，学术水平被百般质疑。问问身边的女性，她是否在职场上遭遇不公，她是否曾被性骚扰却最终只能不了了之，她是否认识至少一位曾遭遇家暴却无法获得法律帮助的同性？这何尝不是一场场猎巫呢？猎巫者或许是个体、或许是制度，他们瞄准女性，猎取她的机会、她的幸福，乃至于她的生命。在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中，凯列班是一个被外来统治者普洛斯彼罗驯服的野人，他试图反抗普洛斯彼罗却最终失败，凯列班的母亲西考拉克斯则是一个会魔法的女巫，她支配着本来由月亮操纵的潮汐。一是《暴风雨》的结尾，普洛斯彼罗原谅了凯列班，并释放了他。这正是男性无产阶级/原住民抵制资本主义/殖民者失败后，主动融入了资本主义体系/殖民地经济体系的象征。二是女巫西考拉克斯只是被其他人提及，而从未真正出现在《暴风雨》的故事中。女巫在故事中的隐身和缺席，正如主流历史叙述中女性的隐身和缺席。费代里奇在本书中，重新找回了猎巫行动的历史，重新摆正了女巫的历史地位，并借此提出一个设想：「如果不是凯列班（男性工人），而是女巫西考拉克斯来领导反抗剥削和殖民，情况会不会不一样？」关照历史，关照当下，关照自身，我明白，我无需成为女巫，我本就是女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