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女性与性权力》孙绍先：作为“性资源”的女性
文化
2024-05-15 22:35
浙江
《黑箱》里的东亚社会，谈性色变，于是强奸犯利用这种“性羞耻”来让女性闭嘴，以逃脱法律的惩罚，而整个社会对遭遇不幸的女性的缺乏共情乃至于荡妇羞辱，更让女性维护自己的性权力之路困难重重。《同意》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法国，性解放走到了极致，于是恋童癖利用这种“性自由”，使他们对青少年的变态欲望堂而皇之地被社会所接纳，甚至将自己塑造为进步文化的旗手。此间吊诡的是，在一个社会中，无论女性的性自由是被过度压抑，还是被过度解放，最终的结局都是女性在性上遭到更残酷的剥削，女性更惨痛地丧失她们的性权力。性权力作为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力，为什么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社会中女性的性权力都普遍地被剥夺或限制？我想弄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于是翻开了这本《女性与性权力》。
本书讲述了女性的性权力是如何随着父权制的产生和发展而一步步被剥夺的。对于任何物种来说，使得种族延续的生育能力都是最关键的能力。在旧石器时代，性与生育之间的关联尚未建立，因此生育被看作是女性独有的能力，产生了对女性的生殖崇拜。此时，女性与男性具有平等的性权力。进入新石器时代后，规律的农耕生活让人逐渐明白了性与生育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生产力提升带来的私有制使得男性希望确保父系血脉传承，对女性性权力的暴力限制第一次出现。值得一提的是，男性对生育能力的觊觎和霸占，不但在这一时期催生出许多表达男性生殖崇拜的绘画和雕塑，还诞生了产翁制（即男子“装育”或“ 坐月子 ”的习俗）这种怪胎——男性假装孩子是由他所生，因而有权将孩子纳入父系的亲属关系。在传统父权制国家中，家族延续是第一要务，因此对生育能力的掌控仍是第一要务。但此时男性已无需伪装产翁，因为父权已经稳固建立，女性在此制度下已经被财产化，女性的生育价值是父系家族的重要财产。此时，对女性性权力的剥夺和限制主要在于强调其贞洁和贤妻良母的身份，反映了对生育价值的守护。来到现代父权制国家，对女性性权力的剥夺方式有了一个重要的转向。此时，个人主义的兴盛加上人类生存压力的减轻，使得女性的性爱价值从生育价值中分离了出来，其重要性甚至超越了生育价值。女性成为被凝视的对象，成为可以带来快乐的工具，成为彰显社会地位和财富的标签。“女性美”随之被重新定义，出现了「“女性美”由受制于自然到受制于男人的变化」。远古雕塑中的丰乳肥臀、腹部隆起、充满力量的女性形象，被乳房紧致、腹部平坦、柔若无骨的女性形象所取代。作者形容这是女性美由“孕妇型”变为“处女型”、由“生育型”变为“难产型”的一种反自然的文化选择。这种新的“女性美”是一种物态、弱态、静态的美，是顺应男性掌控欲和炫耀欲而产生的审美，距离自然越来越远。对女性美的重新定义，意味着在它的反面存在着对女性的污名化。也就是说，一切不符合这种“女性美”的特征，例如强壮、主动、有才华、善于竞争等等都不被社会接纳，乃至于被定罪。这就是对女性的刻板印象的成因。甚而，女性被视为“美”的等价物。女性只能是美的，一方面是指女性只有美了才有价值，另一方面则指女性除了美不能拥有其他（比如才华、权力、财富等等）。“人”的默认值一直是男性，“英雄”、“部长”、“司机”等词只有在前面加上“女”字才指代女性。讽刺的是，只有在美这件事上，“人”的默认值才是女性，无论是中文的“美人”还是英文的“beauty”，默认值都是女性。可以看到，父权制下，女性被物化为一个装满了性资源的池子。从这个池子里，父权可以攫取的是生育价值和性爱价值。对女性性权力的剥夺与对女性的物化是互为一体、相辅相成的，正如作者所说：「不论何种时代，不论何种人的群体，人的主体性的丧失，总是伴随着人的自然权力某种程度的被剥夺。」为实现父权对女性的统治，需要大力泯灭窒息女性的主体意识，剥夺性权力则是使主体性丧失的重要手段。而且，只要女性还有自主性选择的权力，就会打乱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分配秩序。换句话说，父权制为了巩固自身，就必须剥夺女性的性权力。
《黑箱》中的伊藤诗织面对的是非常典型的现代父权制对女性性权力的践踏。在身居高位的山口敬之眼中，伊藤从来不是应被平等对待的工作伙伴，而是一个可被占有的物品，他甚至不对这种占有感到不妥和歉疚。作为父权制公权力的一环，日本司法系统无力与父权制本身抗争。他们默认伊藤只能接受这种霸占，因为对女性性权力的剥夺是司空见惯的，「这种事太常见了，立案调查有难度啊」。同时，父权文化浸染下的社会舆论盲目崇尚贞洁、顺从、柔弱的“女性美”，以至于对敢于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的“失贞”，以干练优雅的姿态而非哭哭啼啼的受害者之姿出现，并对不合理的制度发出抨击的伊藤，公众报之以极大的恶意。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在父权制结构之下，作为整体的女性有没有获得真正的性自由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女性尚处于被凝视的、被物化的境地时，鼓吹性自由对女性是有利的吗？1968年，五月风暴席卷法国，反权威主义和激进自由主义在文艺界和思想界引发思潮。正是在此背景下，作为对国家干涉个人生活的反抗以及对传统道德规范的反叛，性解放运动出现了，其观点甚至极端到追求未成年人的性自由。因此，本质上性解放运动与女权运动关系并不大，其目的并非为了撬动或颠覆父权制。另一方面，尽管在1982年和1983年，法国接连通过了男女选举权平等的《德洛尔法》和男女就业平等的《罗比恩法》，但由于父权制权力结构的延续性，在职场、政界和日常生活中的男女平等依旧是幻觉，对女性的结构性压迫并未终结，女性依旧处于顺从、辅助和仰视男性的地位。在此前提下发生的性解放运动，走向了它自身的反面，成为以性解放为名的对性压迫的忽视和纵容，甚至对男性特权和父权制起到了维护作用。作家G正是以“性解放”的名义为自己的性压迫行为开脱，肮脏的欲望被冠以高尚之名，甚至为他在知识界赢得声誉。「性权力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选择性对象与性行为方式的权力，二是拒绝性骚扰与性侵犯的权力。」简单来说，完整的性权力既包括主动说“yes”的权力，也包括说“no”的权力。处于权力弱势地位的女性和儿童，原本既无说“yes”也无说“no”的权力。然而，性解放运动却只强调前者而忽视了更关键的后者，以至于女性和儿童只能说“yes”，不能说“no”。她们从被动的欲望对象变成了主动的欲望对象，而其“欲望对象”的身份毫无变化，甚至变得更糟，因为在男性眼中，这个欲望对象应当时刻准备好进行性互动，于是拒绝被看作羞怯、“no means yes”。甚而，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她们如果说“no”，还产生是否是在否定自己的主体性的自我怀疑，于是她们在面对来自男性的支配时，还需要表现得好像她们是主动的一样。直到近年来的“metoo”运动，“no means no”的真正说“no”的性权力才终于被强调出来。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上野千鹤子在《始于极限》中说过振聋发聩的一段话：「社会学领域有一个两难的问题：结构还是主体？主体作为个体越是坚持“自我决定”，结构就越能被免责。在结构上处于劣势的人确实有可能在短期内反过来利用其劣势从结构中获利，但长远来看，这将导致结构的再生产。」也就是说，在结构性问题尚未解决时，对主体性的过度强调，只会成为结构的帮凶。在女性仍是被凝视和物化的对象时，强调女性拥有性主体性，收获的只会是被扭曲的虚假的性主体性，只会让上位者将之化用为性压迫的借口和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