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开场:女性学者访谈》新京报书评周刊:如针尖般犀利,如宇宙般包容
文化
文化
2024-04-16 15:08
浙江
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上野千鹤子、戴锦华、邓小南、陆晔、贺桂梅、黄盈盈、梁鸿、毛尖、张莉和包慧怡,这十一个或熟悉或陌生的名字背后,是十一位在各自领域中有所成就的女性学者。本书中,这十一位女性学者向读者讲述她们的学术之路和身为女性的成长之路,谈论她们的学术观点和对女性议题的看法,而两者常常难解难分。正如新闻学学者陆晔在书中所言:「对女性议题的关注,是和我自己的生命体验、我对公共问题的关心一脉相承的。」读完本书,我心中油然而生的竟然是一种感激之情——感激这场访谈的发起人想到了“女性学者”这个选题,并选择了这许多位跨越不同国别和年龄层的女性学者;感激十一位女性学者愿意在忙碌的学术生活中接受采访,更感激她们坦诚而饱满的分享;还感激许多比我更关注女性主义的书友向我安利,让我这个往常极少读访谈的人翻开了这本书。一是稀缺。市面上几乎不存在同类型的书,假如我错过了这本书,就错过了全部,我很难在其他书中读到类似的女性学者的心路历程。二是真挚。在“只此一家”的情况下,本书的访谈没有流于形式,而是给了各位受访者真诚表达自我的空间,让我看到了各有特色、各自鲜活的她们。三是最重要的,这十一篇访谈都呈现出一种非常独特的温柔又犀利的特质。这种特质大约是我心目中人类(无论男女)所能实现的最美好的状态,既令我感动,又令我向往。一则,她们的观点或学术成果总是犀利地戳破现实那看似平和的表面,但观点的内核本身却是温柔的、包容的、广阔的。在我看来,这些观点前端有着针尖的锐利,后部却跟随着无尽的、圆融的宇宙。比如,霍克希尔德提出的情感劳动的概念。我们打工出卖的不仅仅是体力和脑力,还有情感。「情感劳动需要工作者整饰私人的情感,包括唤起正确的情感,以及抑制不恰当的情感。」教师、记者、医生、护士、保育员、律师等许多工作都涉及情感劳动,而其中又以服务业从业者付出的情感劳动最为繁重。社会运行离不开情感劳动,而长久以来对情感劳动的忽视,对应的是对情感的贬低和对理性与绝对力量的尊崇。同时,前者往往被视作“女性的”,后二者则被归为“男性的”。提出情感劳动的概念,犀利之处在于它颠覆了整个社会对劳动的认识,更在于它指出了在可见的劳动和看不见的劳动背后所隐含的性别不平等。而让公众看见情感劳动,进而更多地赞赏情感劳动,则是该理论的温柔之处。它为情感的价值正名,还为那些因情绪劳动而受累却不明白自己付出了什么的人,提供了获取承认和争取权利的语言。又如,上野千鹤子指出,对于女性来说,「相比愤怒管理,学习如何愤怒才更加重要」。这无疑说出了我的心声。几年前作为职场新人时,我从不愤怒,甚至沾沾自喜地将“脾气好、不生气”当做不可多得的美德。但后来我才发现,“不懂如何发怒”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愤怒常常是被正视、被重视的第一步,我必须学会愤怒。与许多女性友人交谈后,我发现“不会生气”是许多女性共有的困扰,这让我不得不思考其背后的结构性问题。上野千鹤子的犀利之处,就在于她用寥寥数语就总结出了问题所在:「“愤怒是女性最禁忌的情绪。”而女性被允许拥有的情绪,是羡慕、嫉妒、恨,因为这是弱者对绝对无法对抗的强者所抱有的感情。而愤怒则是,当自己的权利受到位置对等之人的侵犯时所产生的一种正当的情绪。我认为女性应该多表达愤怒之情。」从小的规训告诉我们,身为女性一旦愤怒,就是过于强势,乃至于是泼妇、是疯子,但其实这无关个性,只关于平等。这种对愤怒的解释,正是这个理论的包容之处,它让我们抛下包袱,勇敢地愤怒。还如,在当下这波女性主义浪潮的波涛下,戴锦华看到的并不单纯是女性力量的崛起:「当我们在整个社会场域当中看到性别议题凸显的时候,并不简单意味着性别议题的热度与关注度的上升,必须看到,相对于其他严峻急迫的议题而言,它尽管同样遭到潜抑但仍然凸显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是近乎唯一一个可说/允许言说的社会议题,因此它在诸多沉默中成了一个声音响亮的所在。对我,它固然曝光了女性遭遇的社会问题,但它也是多重社会问题与情绪的迸发处。」这种看待女性主义浪潮的视角无疑是犀利的,犀利到我第一反应是“这是可以说的吗”,但它同样也是温柔的,因为它让我们看到女性主义话题常常导向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的原因,或许正是它承载了太多本不应它承受的社会情绪。它拆解着浮于表面的不必要的对立,也俯瞰着更广大的沉默。再如,贺桂梅强调“知识社会学”的重要性,即「任何理论阐释肯定是特定视角下的阐释,而不是普适性的阐释,哪怕这一理论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也一定受制于研究者自身的环境与他所生活的时代提供的视野。」由此,她呼吁“人文学的想象力”,即「将个人的问题、文学的问题放到一个大的社会结构关系层面进行讨论」。这犀利地撕下许多号称普世的理论的虚假面纱,同时也给了自己温柔一刀,无论是作家还是学者,都应看到头顶悬着的这把“视角”之剑,拓宽视野之路没有止境。二则,她们在学术面前呈现出披荆斩棘、一往无前的魄力,却从不摆出上位启蒙者的姿态(俗称爹味),也不试图掩盖自身摇摆和尚未清晰的地方。承认无知没有关系,摇摆犹疑也没有关系,甚或,无知和摇摆才是常态,才是正途。比如,戴锦华作为国内文化研究第一人,就连本书中的多位学者也都在访谈中提到戴老师对她们的启发,但戴锦华本人却依旧认为自己一无所知,纠结于看不清正确的前进方向:「如果说有什么新的认知,我要说:我们需要坦荡地承认,我们此前既有的知识和思考近乎完全失效,我们对于这个被疫情所改变的世界和疫情之后(如果有)的世界,很可能一无所知。」但同时,她从未想过放弃思考:「承认自己一无所知,我反而获得了某种坦然。但是,承认自己无知不是放弃。我不会就此躺平。人有躺平的权利,但那不是我的选择。我仍然不服,不甘,我会尽我所能去思考并行动。」而对于走出属于自己的学术道路的坚持,她说:「我此生的最大任性,是坚持着自己的游戏,坚持自己对游戏规则的制定权。有代价,甚至惨痛,但我让自己“输得起”。」又如,邓小南毫不回避地讲述在她的学术生涯中承受的“女承父业”的压力,来自自身努力的成果却因有个宋史专家的父亲而被一再质疑。但这种压力并未成为她做学术的阻碍,她的《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出版多年经久不衰,当九十年代北大学术委员会的委员问她抱着怎样的期待写作此书时,她极有魄力地说:「我希望这是一本“硬碰硬”的著作,将来的人再做研究,肯定会超过它,但是无法绕过它。」而更可贵的是,就算是对这样一本饱含野心且其价值已被肯定的著作,她的心态也依旧是开放的,在出版二十余年后,她对此书作了修订,修订版容纳了她在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中获得的「更为广博深远的视野」,对特定制度的意义做出了修改。还如,包慧怡认为教师应该做的绝非自上而下地传播知识,而是给出「一个点亮和邀请的姿态」。这种平等的关系延伸到社交媒体上,她拒否所谓的”意见领袖”,因为「每个人都能形成自己的意见,尽管现实中我也看到了许多盲目、偏激的观点,仿佛是未经思考说出的。可即便如此,也不能剥夺他们试错的机会,他们也许会为自己的偏见付出代价,从中吸取教训,你不能把消除偏见的过程从他们手里剥夺,告诉他一定要像我这么想才是对的。」而且,「真相是存在的,但它是在流动的,真相对每个人都会呈现不同的面貌。」在此观点之下,关照自身,她的选择却并非怯懦的退守,而是勇敢的进击:「我不害怕边界被打破、重新去尝试,但我会对保持一个无懈可击的姿态感到恐惧。」再如,毛尖最擅长做的就是用幽默将犀利包裹上一层温柔。本书中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例,是她犀利地点出当下“大女主”影视作品的问题所在,又在最后抛出一个荒诞又精准的类比:「反正,当今的女性影像平台上,有男人爱,有两个以上男人爱,有多民族男人爱,是女性等级的表征,如此,一旦失恋,剩下自己面对自己,只好去搞事业,这种应激的独立是女性主义的话,那狗跳墙就是物种进化了。」读毛尖老师的文字是一种享受,它往往用哈哈大笑加固了我对其中深刻内涵的印象。最后,有些令我感到惋惜的是,我没能在本书中读到对理工科领域的女性学者的对话。尽管我理解,在本书涉及的文学、社会学、历史学、传播学、文化批评等领域内的学者,她们的研究领域更可能与女性主义发生交集,因此访谈内容可以更加切中女性主义的要害。但身为理工科出身的女性的我,却常常发现自己与她们的经历中并不相同的部分。因此,我阅读本书时常常想着,如果是一位女性科学家、女性医生或女性法学家,她会有怎样的学术或职场经历?她会怎样在女性这个身份认知的基础上思考她的学术生涯?当然,与其说这是本书的不足,不如说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期盼,期盼未来能看到一部跨越文理工商各个领域的杰出女性的深度访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