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历史的运用与滥用》玛格丽特·麦克米伦：接纳历史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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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11 01:42
浙江
「历史的作用就像汽车的后视镜，
如果你开车的时候只回头看它，
你就会掉进沟里；
但后视镜可以帮助你知道
你是从哪里来的，
还可以让你知道路上还有谁。」
作者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1943.12.23-)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是牛津大学和多伦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是一位研究一战史和国际关系的史学名家，她的历史研究专著大都是七八百页的“砖头”，而这本十万字的小书，则是一个难得的可以轻松了解麦克米伦历史观的窗口。本书由麦克米伦2007年在加拿大进行的系列公开讲座整理而成，围绕着历史为何有用以及历史是怎样被滥用的两个问题，作出精彩的论述。书中旁征博引、金句频出，对现当代历史事件的剖析信手拈来。从1919年“巴黎和会”到伊拉克战争，麦克米伦以近百年的世界舞台为沙盘，向读者演示了何为历史的运用和滥用。
《现代汉语词典》如是写道：「历史：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和个人的经历。②过去的事实。③过去事实的记载。④指历史学科。」根据定义，历史似乎应当是某种客观的东西，它要么是客观事实，要么是对这些客观事实的记载。这种客观性或多或少暗示历史中包含着真相，于是许多人怀抱这样的信念也就顺理成章：我们能从历史中获得唯一真理。人类是一种活在此时此刻的生物，注定只能根据记载去猜测曾经的事实。而记载必定是有限的和主观的。记载的有限性，一方面是与历史本身无限的复杂性对比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来自于“遗忘的竞争”。罗新在《有所不为的反叛者》中写道：「记忆可以由遗忘来定义。记忆犹如孤岛，环绕着这些孤岛的则是遗忘的海洋。」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被不同的遗忘筛选而出的记忆，处于一种相互竞争的状态，这就是“遗忘的竞争”。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史料，都是无数场竞争的结果，无数纷繁的细节注定消失在遗忘之海中。在读《翦商》时，我受到的来自“遗忘的竞争”的冲击尤为巨大。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旦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层面上，如同把羽毛齐根剪去那样彻底地消灭商，让华夏文明发生突变，以强调礼义忍让的周文明覆盖住恣意而残酷的商文明。商文化的消亡，也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从刻意的埋葬变为自然的遗忘。以至于在近几十年考古发掘有重大突破之前，没有人想过华夏文化的另一种可能性，甚至在当下仍然有许多人认为含蓄温和、谨慎保守是我们“自古以来”（不会改变）的民族性格。记载的主观性，一方面是因为所有历史的书写者都不可避免地是主观的个人，另一方面则可用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那句著名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来概括。当我们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时候，常常是在讽刺政治对历史的操控。这种情况自然不鲜见，不过还有另一种情况或许容易被忽略：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也只有现在的认知方能为过去赋予意义。正如麦克米伦在本书中所说：「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所关注和关心的问题，因而他们会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找具有新意的话题，并且提出许多不同于以往的问题。」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森也有过类似的表述：「我们对过去的理解永远是取决于我们的视角和兴趣的。因此，每个新的世代都将以新的方式重写历史。」比如，在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的兴起后，妇女史和同性恋史才进入学术研究和大众传播的视野；随着老牌西方帝国的式微和新兴国家的崛起，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叙述逐渐转向。最近，我在读中国古代史的过程中，也发现正史文献往往是围绕着帝王将相的政治史和战争史，而如今科技史、经济史、文化史以及小人物的口述史已经是历史学的重要分野。
既然历史记载总是有限的和主观的，那么从中得出的结论也就必定是简化的和偏颇的。因此历史不是客观真理，历史只是一种视角或一件工具。人类是一种历史性的生物，人类在思考“我是谁”的时候，必须首先回答“我从哪里来”，必须参照过去、参照历史。人类的自我概念由个人记忆建造，人类的身份认同则需要搭建在集体的记忆，即历史，之上。历史对人类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视角和工具，人类对自我、对他者、对环境的理解和判断，都基于历史。人类运用历史制作一根将自己系在群体中而不至飘走的绳子，为自己划定身份认同的边界，为自己何以成为自己赋予理由和意义。人类运用历史架设一座通往远方族群的桥梁，承认他们区别于自己的独特之处，理解相异的风俗、文化、恐惧和希望。人类运用历史打磨一只指向未来的罗盘，希求规避曾发生过的悲剧和灾难，甚至希望从中看到人生和事物发展的趋势。人类运用历史讲述一个娓娓动听的故事，将听故事的人吸引到身边不再离开，依此建立起稳定的秩序。在所有对历史的运用之中，人类诉诸的无非是因果关系和类比。对确定的因果性的追求似乎是一种人类本能。人们倾向于为历史事件找到一个直接原因和一个根本原因，再分析出它对下一个事件的意义和影响，仿佛世界以一个个简单明了的箭头构成。这些箭头拼接成一条轨道，我们可以方便地顺着它追溯自身的来处和存在的意义，再顺着它望向仿佛确凿的未来。问题就在于，这些因果关系假如不是虚构的，也往往是过度简化的。从无意的疏漏到故意的扭曲，错误的或至少是不完整的历史诉说充斥耳膜，引发对自身和对他人的误解，以及对未来的轻信。类比也是人类的核心认知方式之一。人们从见过的蓝猫、橘猫、三花猫中看到相似之处，识别出一种模式，构建起关于猫的概念，再在遇到一只新猫时预判猫的行为。人们也倾向于如此看待历史。人们从历史中发掘出一套模式，再在遇到相似的情况时预判自己或他人的行为。通过类比，有限的经验被扩充到无限的概念空间，于是行为的实施也就有所依凭，这可以缓解人类面对不确定性时的惶惑。然而问题是历史和猫毕竟不一样，我们读到的历史是主观的，我们在理解历史时又会再加上一层主观的滤镜，这导致可以从历史中识别出来的模式是千人千面的，甚至这些模式还不是收敛的，而是互相矛盾、相互冲突的。从这样的历史模式中，很难做出不偏颇的类比。过度简化的因果关系和偏颇的类比往往使“运用”沦为“滥用”，导致对人对己的误解和错误的决策。
作者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滥用历史带来悲剧的例子，却没有明确写出对历史的“运用”超越何种程度就会进入“滥用”的领域。从“运用”到“滥用”是一线之隔，从身份认同到意识形态是一线之隔，从理解他人到曲解他人是一线之隔，从指引未来到误入歧途是一线之隔，从凝聚人心到蛊惑人心也是一线之隔。在读本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历史的“运用”与“滥用”界线何在？在写下这些文字的现在，我依旧没有一个明晰的答案，但我觉得“运用”和“滥用”似乎可与以赛亚·柏林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相对照。消极自由是“free from”，即摆脱障碍的自由；积极自由是“free to”，即实现目标的自由。积极自由更容易被权威滥用，把“强制”说成是“真正的自由”。面对历史叙述，我们或许也该尽可能保持消极自由，而谨慎接受或使用积极自由。具体来说，当我们建立身份认同时，可以运用历史以避免弱势人群被边缘化，而不应利用历史获取绝对优越感和中心地位。当我们关照其他群体时，可以运用历史摆脱互不理解的窘境，为此后的沟通铺平道路，而不应自以为完全理解了对方，于是放弃沟通。当我们面向不确定的未来时，可以运用历史避免最坏的结果重演，而要谨慎利用历史宣称一条走向完美的道路。当我们面对一种强大的历史声音时，也应明白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都保有质疑的权利，而不是将之视为真理。历史是纷繁复杂的网状的，一个历史事件由多种因缘促成，接着会导致无数事件的发生，它在不同人眼中有着不同的意义。更何况，很多时候历史无法避免巧合。历史学家为随机的事件赋予原因和意义，使历史叙事完整。历史发展存在多种模式，或者说，多种历史理论是可以并存的，它们可能分别解释了历史的某个面向。同时，历史不是科学，无法用可重复的实验来检验这些理论。最好的办法或许就是给予它们存在的空间，让读者有机会自己进行判断。作为历史读者，对于同一段历史，或许可以尝试阅读不同视角的作者所著的历史作品。例如，同样是读中国史，可以读读中国大陆视角的钱穆、吕思勉，读读中国台湾视角的傅乐成，读读欧洲视角的《剑桥中国史》，读读美国视角的《哈佛中国史》，读读日本视角的京都学派学者的作品。阅读中定会发现每种视角的差异及共性，它们相互补充，也相互重叠。这样做，不是为了从中选出一个最佳视角或批判其他视角，而是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视角。把历史作为固定的知识去掌握，不如去思考这些历史记载是如何形成、如何传播的，又为何留存至今，去思考历史的不同面向及其含义。
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我经常想起罗新的《有所不为的反叛者》，两书许多观点皆有重叠，后者书名中的“有所不为”即是作为历史研究者应该尽力避免滥用历史之意。在本书最后，麦克米伦总结道：「如果历史研究能够教会我们谦卑、怀疑和自我反思，那么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罗新亦归纳出面对历史的三个重要词语：「历史学家有三大美德：批判、怀疑和想象力。」两句话中皆有怀疑，批判与自我反思含义近似，唯一的差异就在于“谨慎”与“想象力”。这或许也源于作者写作立场的不同。本书是麦克米伦根据面向公众的演讲整理而成，因此“谦卑”针对的是历史的阅读者和可能的使用者，而罗新则是面向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历史学家提出了三个要求，“想象力”针对的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不妨同时向着怀疑、自我反思、谦卑和想象力去努力：对历史的神话保持怀疑和反思，在历史的复杂性前保持谦卑，切勿以现代人的傲慢看待历史，同时在历史的多面性前展开想象力，进入历史情境、共情历史中人，接纳不同但合乎逻辑的新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