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Greg Girard
另类空间：乌托邦和异托邦
Of Other Spaces: Utopias and Heterotopia
作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
译者：陈荣钢
来源：Architecture /Mouvement/ Continuité October, 1984; (“Des Espace Autres,” March 1967)，本文译自杰伊·米斯科维茨（Jay Miskowiec，1959- ）的英译本。
众所周知，19世纪最令人着迷的是历史学，它的主题是发展和悬置、危机和循环，是不断积累的过去，是大量的死人和汹涌的世界冰川。19世纪在热力学第二原理中找到了基本的神话资源。当今时代也许首先是空间时代。我们处在共时性的时代，我们处在并置的时代，远近相依、并列共存、四处散布的时代。我认为，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对世界的体验，与其说是随着时间而发展的漫长生命，倒不如说是连接各点并与自身线团相交的网络。也许可以说，某些激发当今论战的意识形态冲突，是时间的虔诚传承者与空间的坚定栖息者之间的对抗。结构主义（在这个略显笼统的名称下的“结构主义”）努力在那些本可以以时间为轴线连接起来的元素之间建立一种关系组合，这种关系组合使它们看起来像是并置的、相互衬托、彼此牵连——简而言之，使它们看起来像是一种构型（configuration）。其实，结构主义并不否定时间，它确实涉及某种处理我们称之为“时间”和我们称之为“历史”的方式。但有必要指出，今天构成我们的关注、我们的理论、我们的体系视野的空间并不是一种创新。空间本身在西方经验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不可能无视时间与空间的必然交集。中世纪存在着一种等级森严的位置（places，或译作“地方”）组合：神圣的和亵渎的；受保护的和开放、暴露的；城市的和乡村的（所有这些都与人类的现实生活有关）。在宇宙论中，有与天体相对的超天体，而天体又与地球相对。有些位置之所以存在于斯，是因为事物被强行移置至此；相反，也有些位置是因为事物找到了它们的自然根基和稳定所在。正是这种完整的等级制度、这种对立、这种位置之间的交叉构成了中世纪的空间：安置空间（the space of emplacement）。伽利略开辟了这个空间。伽利略之所以引起公愤，并不在于他发现或重新发现了地球围绕太阳旋转，而在于他构成了一个无限的、无限开放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中世纪的位置被消解了。事物的位置不再只是运动中的一个点。位置的稳定是事物无限减慢的运动。换句话说，从伽利略和17世纪开始，“延伸”（extension）取代了“定位”（localization）。如今，“场所”（site）已取代延伸，延伸本身又取代了位置。场所由点或元素之间的接近关系定义。从形式上讲，我们可以将这些关系描述为“系列”、“树”或“网格”。此外，众所周知，“场所”是当代技术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机器内存中存储数据或计算的中间结果，随机输出的离散元素的循环（汽车交通或电话线上的声音就是这样的例子）；识别集合中的标记或编码元素，这些元素可能随机分布，也可能按照单一或多重分类排列。更具体地说，人类的“选址”或“安置”问题产生于人口统计学。人类居住地或生活空间的问题不仅是要知道世界上是否有足够空间容纳人类（这个问题当然相当重要），而且还要知道，在特定情况下，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接近关系”，什么样的储存、流通、标记和人类要素的分类方式。在我们这个时代，空间对我们来说就是场所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虑从根本上来说与空间有关，无疑比与时间的关系要大得多。在我们看来，时间只是空间中各种元素进行的各种分配操作之一。如今，尽管我们拥有各种利用空间的技术，尽管整个知识网络使我们能够对空间进行界定，使其形式化，但当代空间或许仍未完全“去神圣化”（这显然与时间不同，后者在19世纪已经脱离了神圣）。可以肯定，空间在理论上已经实现了某种去神圣化（伽利略的著作就是一个信号），但我们仍未在实际上实现空间去神圣化的地步。我们的生活仍然受到一些对立事物的支配，这些对立事物仍然不可侵犯，我们的制度和实践尚未敢于打破这些对立事物。例如，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的对立，家庭空间与社会空间之间的对立，文化空间与实用空间之间的对立，休闲空间与工作空间之间的对立。所有这些仍然受到隐秘的神圣存在的滋养。巴什拉（Bachelard）的巨著和现象学家的描述告诉我们，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同质的、空旷的空间中。相反，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量性”（quantities）甚至满是幻想的空间中。我们的原始感知空间、梦的空间和激情空间都包含着内在的品质。有轻盈、以太般、透明的空间，也有黑暗、粗糙、拥塞的空间；有来自高处、山顶的空间，也有来自低处、泥泞的空间；有波光粼粼流水般流动的空间，也有石头或水晶般凝固的空间。然而，这些分析虽是我们这个时代反思的基础，但它主要涉及内部空间。现在我想谈谈外部空间。我们生活的空间将我们从自身拉出，是我们的生命、时间和历史被侵蚀的地方，这个空间撕咬着我们，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异质的空间。换言之，我们并非生活在一种空洞之中，无法将个体和事物置于其中。我们并不生活在一个可以用不同光影色彩来填充的虚空之中，而是生活在一组关系之中，这组关系勾勒出各个无法相互还原、绝对无法相互叠加的场所。当然，人们可以尝试通过定义某个特定场所的关系集合来描述这些不同的场所，比如描述那些定义交通场所的关系集合——街道、火车（火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关系集合，因为它既是人们通过的东西，又是人们借以从一个点到达另一个点的工具，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行驶中的事物）。通过定义它们的关系集合，也可以描述临时放松的场所——咖啡馆、电影院、海滩。同样，通过关系网络，人们可以描述那些封闭或半封闭的休息场所——房子、卧室、床。但是在所有这些场所中，我对某些特定场所特别感兴趣，它们具有一种奇特的性质。它们与所有其他场所相互关联，但以某种方式使得我们怀疑、消解或重新发明它们所指示、映照或反映的关系集合。这些空间与所有其他空间相联，但同时又与所有其他场所相矛盾。这些空间主要分为两类。首先是乌托邦（utopias）。乌托邦是没有现实空间的场所。它们与现实的社会空间有着直接或倒置的类比关系。它们或以完善的形式呈现社会本身，或呈现颠倒的社会，但无论如何，这些乌托邦从根本上说都是虚幻的空间。在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文明中，可能都存在某些真实的地方，那些确实存在、在社会奠基时形成的地方。它们是对立场所（counter-sites），是一种现实中被有效执行的“乌托邦”。在那里，文化中的所有其他真实场所同时被代表、质疑和颠倒。这类地方处于所有地方之外，尽管可以在现实中指出它们的具体位置。因为这些地方与它们所映照和讨论的所有场所都完全不同，我将它们称为异托邦（heterotopias），与乌托邦形成对比。我认为，镜子是乌托邦与异托邦之间混合的、共同的经验。镜子当然是一种乌托邦，因为它是一个没有位置的地方。在镜子里，我看到自己在那里，而我不在那里。我在一个虚幻的、虚拟的空间里，在镜面“后面”打开。我在那里，在我不在的地方，一种“把我的可见性交给我”的影子，使我能够在我不在的地方看到我自己。这就是镜子的乌托邦。但镜子也是一种异托邦，因为镜子确实存在于现实中，它对我所处的位置产生了某种反作用。从镜子的角度看，我发现自己不在我所在的地方，因为我看到了自己在那里。我从这个朝向我的目光出发，从玻璃另一面的虚拟空间的地面出发，又回到了我自己。我再次开始将目光投向我自己，并在我所在之处重建我自己。在这一点上，镜子起到了异托邦的作用，它让我在玻璃上看自己那一刻时所占据的位置既绝对真实，与周遭所有空间相连，又绝对虚幻，因为要感知它，就必须穿过那边的“虚拟点”。至于异托邦本身，如何描述它们呢？它们有什么意义？我们可以想象一种系统性的描述，我不说是科学，因为这个词现在太生硬了。在特定的社会中，这种描述的目标是研究、分析、描述和“阅读”（如今有人喜欢这么说）这些不同空间，这些另类场所。这种描述是对我们生活空间的一种同时具有神话性和现实性的争论，可以被称为“异托邦学”（heterotopology）。第一项原则，世界上或许没有一种文化不构成异托邦。这是每一个人类群体的常态。但显然，异托邦的形式多种多样，也许找不到一种绝对普遍的异托邦形式。不过，我们可以将它们分为两大类。在所谓的原始社会中，有某种形式的异托邦，我称之为“危机异托邦”（crisis heterotopias）。那里有特权场所、圣地或禁地，专门留给那些相较于社会和他们所处人类环境而言处在危机状态的个体，比如青少年、月经期妇女、孕妇、老人。在外面的社会，这些危机异托邦正在不断消失，不过还能找到一些残余。例如，19世纪那种寄宿学校、青年男子服兵役都无疑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因为男性性能力（sexual virility）的最初表现应该发生在“别处”，而不是家里。对于女孩来说，直到20世纪中叶，还有一种叫做“蜜月旅行”的传统，这是一个祖传的主题。少女的第一次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而在发生的那一刻，火车或蜜月酒店就是这个“任何地方”，这个没有地理标志的异托邦。但如今，这些危机异托邦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我认为是可以称之为“偏差异托邦”（heterotopias of deviation）的地方。在这些异托邦中，个体行为偏离了被要求的平均值或标准。这方面的例子有疗养院和精神病院，当然还有监狱。或许还应该加上养老院，它们处于危机异托邦和偏差异托邦之间的边缘地带，毕竟老年是一种危机，但也是一种偏差（无所事事是一种偏差）。随着历史的发展，一个社会可以使现有的异托邦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因为每一个异托邦在社会中都有精准而确定的功能，同一个异托邦也可以根据所处文化的共时性，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功能。这是描述异托邦的第二项原则。我将以墓地这一奇特的异托邦为例。墓地当然是一个不同于普通文化空间的地方。然而，它是一个与城市、国家、社会或村庄等所有场所都有联系的空间，因为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在墓地里有亲属。在西方文化中，墓地一直存在，但它经历了重要的变化。直到18世纪末，墓地一直位于城市的中心，紧邻教堂。在那里，坟墓是分等级的。最次是骸骨所（charnel house），尸体在这里失去了最终的个体性；其次是一些单独的坟墓；最后是教堂内的坟墓。墓葬有两种类型，一种有简单的墓碑，上面刻有碑文，另一种是陵墓，上面有雕像。奇怪的是，正是在文明变得“无神论”的时代，西方文化建立了所谓的“死者崇拜”。在一个真正相信肉体复活和灵魂不朽的时代，人们基本上不会把遗体放在首位，这是很自然的事。相反，从人们不再确信肉体复活和灵魂不朽的那一刻起，就有必要更加关注死去的身体了，因为它最终是我们在俗世和语言中存在的唯一痕迹。从19世纪初开始，每个人都有权拥有一口属于自己的棺材，用来存放自己腐烂的残骸。但也是从19世纪初开始，墓地开始挪到城市的外围。随着死亡的个人化和资产阶级对墓地的占有，出现了一种将死亡视为“疾病”的痴迷。人们认为，死者会给生者带来疾病。死者在房屋旁、教堂旁，甚至就在街道中间，正是这种“接近关系”传播了死亡本身。这种墓地传染疾病的主旋律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直到19世纪墓地开始向郊区转移。于是，墓地不再是城市神圣而不朽的心脏，而是另一座“城市”，每个家庭都在这里拥有自己的安息之地。第三项原则。异托邦能够在一个单一的现实空间中并置多个空间、多个场所，而这些空间、场所本身是互不相容的。因此，剧院在长方形的舞台上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一系列互不相容的地方。因此，电影院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长方形房间，在房间的尽头，人们在二维银幕上看到了三维空间的投影。但在所有以矛盾场所为形式的异托邦中，最古老的例子或许是花园。我们决不能忘记，在东方，花园这一令人惊叹的创造物至今已有千年历史，它有着非常深刻而又看似叠加的含义。波斯人的传统花园是一个神圣的空间，在它的长方形内，四个部分代表世界的四个部分，其中一个空间比其他部分更加神圣，它就像一根脐带，世界的肚脐就在它的中心（水盆和喷泉就在那里）。花园里的所有植被都应该聚集在这个空间里，在这个微观世界中。地毯最初是花园的再现。花园是一块地毯，整个世界都在这块地毯上实现了象征性的完善性，地毯则是一种可以在空间中移动的花园。花园是世界的最小化，然后它又是世界的全部。自古以来，花园就是一种快乐而普遍化的异托邦，我们现代的动物园就源于此。第四项原则。异托邦通常与“时间切片”关联。为了对称，可以称其为“异时间”（heterochronies）。当人类与传统时间绝对断裂时，异托邦就开始充分发挥作用。这种情况向我们表明，墓地确实是一个高度异托邦的地方，因为对于个体来说，墓地始于这种奇怪的异时性——生命的丧失，也始于这种“准永恒性”，在这种准永恒性中，是解体和消失。从总体上看，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中，异托邦和异时间的结构和分布相对复杂。首先，存在着时间无限积累的异托邦，例如博物馆和图书馆。在这些地方，时间不断地积累，超越时间自身的巅峰。直到17世纪末，博物馆和图书馆都只是个人选择的体现。但是，“积累一切”的想法，建立一种“总档案馆”的想法，将所有时间、所有时代、所有形式、所有趣味都集中在某个地方的意志，建立一个本身就在时间之外、不受时间摧残的“所有时间的场所”的想法，计划以这种方式、在某个不动的地方组织一种永恒而无限的时间积累——所有这些想法都属于我们的“现代性”（modernity）。博物馆和图书馆是19世纪西方文化的异托邦。与积累时间的异托邦相对，还有一些与时间的流动性、暂时性和不稳定性相关的异托邦，也就是那些与节日时间相关的异托邦。这些异托邦并不指向永恒，而是完全具有时间性（chroniques）。例如，集市就是这样的地方，这些神奇的空旷场地位于城市的边缘，每年一两次聚集着摊位、展品、杂七杂八的物件、摔跤手、蛇女、算命师等等。最近，一种新的时间异托邦被创造出来——度假村，比如那些为城市居民提供为期三周的裸体生活的波利尼西亚村落，原始而永恒。此外你会看到，结合两种形式的异托邦（节日的异托邦和累积时间的永恒异托邦），杰尔巴（Djerba）的小屋在某种意义上与图书馆和博物馆关系密切，因为波利尼西亚生活的重新发现废除了时间。然而，这种经验同样是对时间的重新发现，就好像人类的整个历史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是一种直接的知识。第五项原则。异托邦总以开放和封闭系统为前提，这种系统既有隔离性，又具有渗透性。一般来说，异托邦不像公共场所那样可以自由进入。要么是强制进入，如进入军营或监狱，要么是个人必须接受仪式和净化。要想进入，必须获得一定的许可并做出一定的姿态。此外，有些异托邦甚至完全致力于净化活动，部分属于宗教性质的净化（如穆斯林的净化仪式），部分属于卫生性质的净化（如斯堪的纳维亚的桑拿，看似纯粹属于卫生的净化）。还有一些看似纯粹、简单的开放空间，却常常隐藏着奇特的排斥性。每个人都可以进入异托邦，但这其实是一种错觉。我们以为自己进入了异托邦，但事实上我们却被排斥在外。例如，我想到了巴西和南美某些地方大农场里的卧室。入户门并不通向一家人居住的中央房间，每个人或旅行者都有权打开这扇门，进入卧室并在那里过夜。进入卧室的人永远无法进入家庭的房间，来访者绝对是“过境”的客人，并不是真正被邀请的客人。这种异托邦其实已经从我们的文明中消失了，或许还可以在美国汽车旅馆的房间里找到。在汽车旅馆，男人可以开车载他的情妇一起去，不正当的性行为在那里既受到绝对的庇护，又被绝对地隐藏起来，被隔离开来，不被允许公开。第六项原则。异托邦的最后一个特征是它们对剩下的所有空间都发挥着作用。这种作用在两个极端之间展开。要么它们的作用是创造一个幻觉空间，使每一个真实空间、所有人类生活被分割的场所都显得更加虚幻（也许这就是那些著名妓院扮演的角色，这些妓院已经不复存在）。要么反过来，它们的作用是创造一个不同的空间，创造另一个真实的空间，它与我们杂乱、结构不良和混乱的空间一样完善、一样细致、一样井然有序。后一种类型不是“幻觉异托邦”（heterotopias of illusion），而是“补偿异托邦”（heterotopias of compensation）。我想知道，某些殖民地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以这种方式发挥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在地球空间的总体组织层面上扮演着异托邦的角色。我想到17世纪的第一波殖民浪潮，英国人在美洲建立清教徒社会，在其他地方也堪称完善。我还想到在南美洲建立的那些耶稣会殖民地，它们是惊人的、绝对规范的殖民地，体现着人类的完善。巴拉圭的耶稣会建立了殖民地，那里的生活处处受到规范。村庄按照严格的规划围绕矩形区域布局，矩形区域的底部是教堂，一侧是学校，另一侧是墓地，教堂前面是一条大道，另一条大道与教堂成直角相交。每个家庭沿着这两条轴线都有自己的小木屋，基督的标志被精确地再现。基督教用它的基本标志标记了美洲世界的空间和地理。个人的日常生活不是由哨声而是由钟声来控制。每个人都在同一时间被唤醒，在同一时间开始工作。中午和下午五点用餐，然后是就寝时间。午夜时分是所谓的夫妻时间。在教堂钟声敲响时，每个人都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妓院和殖民地是异托邦的两种极端类型。船是一块漂浮的空间，是一个没有“无地之地”。它自己存在，它自己封闭，同时又被大海的无穷无尽占据着，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从一个船头到另一个船头，从一个妓院到另一个妓院。你会明白，从16世纪至今，船不仅是我们文明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我今天不谈这个），同时也是想象力的最大源泉。船是卓绝的异托邦。在没有船的文明中，梦想枯竭，间谍取代了冒险，警察取代了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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