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直觉告诉我们，一个人为摆脱贫困付出的努力越多，成功的概率就越大。一项为期两年、针对低收入黑人成年男子的民族志研究结果挑战了这一直觉。这项研究的参与者遇到了两层努力陷阱（effort traps）。首先，学校和生活环境经常促使参与者为摆脱贫困和实现长期目标而过度努力。其次，事实证明，参与者的努力不仅徒劳无功，反而适得其反，使他们继续承担难以承受的工作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导致精疲力竭和失败。努力陷阱是一种以前未被认识到的社会再生产机制，它是一种结构化的方式。来自低收入家庭、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可能会失败，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尽最大努力，而恰恰是因为他们尽了最大努力。努力陷阱：社会结构化的奋斗与劣势的再生产
Effort Traps: Socially Structured Striving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Disadvantage
作者：汤姆·伍顿（Tom Wooten，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社会学系）
译者：陈荣钢
来源：AJS Volume 130 Number 2 (September 2024): 344–383. 本文来自作者还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读博时的一项研究。
从《穷理查年鉴》（Poor Richard’s Almanac）对勤劳的颂歌到“美国梦”，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和决心改善自己的处境，这种想法在美国的集体精神中根深蒂固。这种想法也渗透到了美国的学校教育中。上个世纪，随着个人发展越来越离不开接受正规教育，教师和管理人员开始接受“成功源于勤奋”的观念。学者们将这种观念称为“成就意识形态”（achievement ideology）。【译者注】《穷查理年鉴》是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出版的年鉴，他采用了“穷理查”或“理查德·桑德斯”（Richard Saunders）的笔名。该书从1732年一直出版到1758年，深受北美殖民地欢迎，提容包括天气、实用指南、猜谜游戏及其他娱乐。
许多社会科学研究驳斥了贫困青年能够轻易出人头地的观点。在美国，代际流动率很低，大量关于美国穷人生活的研究解释了原因。种族隔离、集中式社区贫困、教育途径脆弱、不平等的家庭社会化、绝望的家庭经济状况以及压力和匮乏对身体的负担都让脱贫变得困难。最近，学术研究也开始反驳“成就意识形态”的另一个核心假设——努力总是有助于个人进步。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认为，努力不足以克服贫困带来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发现，努力本身也会带来问题，与其说是帮助，不如说是阻碍。为取得进步而付出的努力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如错失机会、承担风险和负债。不可持续的努力会损害自身利益。越来越多与社会流动性无关的证据表明，看似有益的做法（比如“加倍努力”）也会“过犹不及”。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一个潜在的、重要却被忽视的过程会导致贫困的再生产。贫困人口被迫付出巨大的努力来生存和前行。当处在这种困境中的人们被诱导去努力工作，导致事倍功半，那么试图摆脱贫困的行为本身可能会直接延续贫困。本文基于一项为期两年的民族志案例研究，研究对象是新奥尔良一群刚读大学的年轻黑人男性。社会结构化的过度工作（overwork）是一种贫困的再生产机制。本文所说的“努力陷阱”是指，结构性环境促使受压迫的人们不可持续地付出努力，导致劣势的再生产，以至于更加努力只会让他们难以实现目标或加速他们的失败。作为人类，我们有身体和精神上的极限，当我们被诱导超越这些极限时，我们会精疲力竭并失败。本研究描述的努力陷阱产生于种族统治和阶级统治。（诚如我在讨论中所言，其他形式的压迫也可能设置努力陷阱。）我发现，有三个过程设置了参与者遇到的努力陷阱。首先，童年的贫困经历助长了被压抑的、实现人生目标的欲望。其次，学校对努力工作的灌输，专门为低收入的有色人种儿童设计课程，在何时以及如何“加倍努力”方面造成了误导。第三，日常生存的需求进一步增加了压力。这些过程共同促使参与者过度承诺，随后将他们由此产生的挣扎误认为是努力不够的表现，并最终因过度紧张和精疲力竭而失败。该研究还确定了有助于其他研究参与者避免努力陷阱的结构化过程，介绍了对个人雄心的制约，这些制约反而有助于他们成功。该研究结果揭示了一种违反直觉的机会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因为它鼓励个人奋斗，但随后惩罚个人奋斗。在美国社会中，勤奋工作的教条长期以来被认为具有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的根源，并且掩盖了不利因素的真正原因。努力陷阱的概念突显了我们关于努力工作和进步意识形态更恶劣的后果。“努力陷阱”会直接让那些相信“自力更生”的人却步，从而再生产不平等，而不是仅仅为不平等辩护。本文将努力陷阱视为社会再生产的一种机制，对多个研究领域做出贡献。首先，本文为贫困和流动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见解，揭示了过度努力的弊端，并揭示人们在努力摆脱压迫性环境时面临的棘手挑战。其次，本文证明，过度努力而失败，可能是一种社会结构的结果，而不是个人倾向的结果，这符合以往心理学和管理研究的假设。第三，本文详细描述了人们如何陷入努力陷阱，揭示出过往关于“适得其反的努力”（counterproductive efforts）的相关研究无法观察到的机制。最后，研究指出，通过“毅力”克服劣势的儿童政策存在缺陷。关于“努力工作”的过于简单的信息可能会给年轻人配备不适应的策略，从而破坏目标实现。总之，研究带来的这些影响有助于为“努力的社会学”指明方向，以免陷入个人主义或指责受害者。在社会科学领域，“努力”如何帮助年轻人摆脱贫困，这个问题存在很大分歧。社会学的一个悠久传统是批判“自力更生”的意识形态——即使是最有抱负、最勤奋的年轻人，也可能因结构性挑战而迷失。有些学者则会说，结构性挑战更需要穷人努力工作，结构性改革和个人努力是消除贫困的相容途径。下文将追溯围绕“努力”和“向上流动性”的共同观点，有关个人奋斗弊端的研究结果在解释贫困如何代代相传方面具有尚未开发的前景。在研究贫困代际传递的学者中，有一种常见的观点，个人努力在向上流动失败中的作用，往往被贫困的挑战所压倒。为了支持这一批评，学者们使用了努力与结构的比喻，将个人进步描述为个体努力向前推进与结构性挑战向后阻挡之间的斗争。例如，德卢卡（DeLuca）及其同事写道，贫困的挑战就像“暗流”，在“试图起飞时拖累年轻人的势头”。在这种观点下，要取得成功，就需要超人般的动力和决心。面对如此严峻的结构性挑战，一些年轻人选择退出竞争。这些研究的作者认为，年轻人降低期望并不是他们未能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相反，这些年轻人只是看到了壁垒。决定不尝试有助于他们挽回面子，缓解在阶级等级中接受从属角色的痛苦。但是，他们却成了命运的共谋者。麦克劳德（MacLeod）写道，那些放弃的人“挽回了一些自尊”，但他们“助长了社会再生产的进程，因为（他们）把自己降到了最底层”。直觉上，贫困的挑战可能会促使处于劣势地位的年轻人放弃，但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表明，这一过程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在美国，穷人和工薪阶层的年轻人一般都有很高的抱负，即使屡遭挫折，他们也会追求进步。年轻人坚持自己的梦想，不仅是出于工具性的原因，也是出于象征性的原因。他们将教育抱负视为一种道德美德。在坚持长期梦想的同时，年轻人有时会将短期目标转向可实现的目标，比如优先考虑治愈创伤，或者通过追求容易接受的高雅消费形式来争取上位。然而，他们不会轻易放弃自己可以通过努力过上更好生活的想法。很多有影响力的学者和决策者认为，正因为贫困家庭的青少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所以应该鼓励他们尽可能更努力，研究非认知技能（noncognitive skills）并在弱势儿童中培养这些技能。有些特质，比如“毅力”，被定义为“对长期目标的坚持和热情”，是个人付出努力的直接指标。其他特质，比如“成长心态”（growth mindset）和“希望”（hope）则与一个人相信自己的努力将来会得到回报的信心有关。支持者认为，基于努力的非认知技能是帮助年轻人摆脱贫困的关键。一位作者称，教授非认知技能的项目是我们“最有效和最有希望的反贫战略”。在有关非认知技能的文献中，一篇有影响力的早期文章将“动机”、“韧性”、“毅力”和“自律”视为“实现人生成功”的关键。与一些悲观主义者一样，乐观主义者使用“拉锯”、努力与结构的比喻。但与悲观主义者不同，他们使用这个框架来论证努力很重要。例如，赫克曼（Heckman）和鲁宾斯坦（Rubinstein）引用了儿童故事《小火车头》（The Little Engine That Could），讲述了一个小巧而勇敢的火车头依靠顽强的毅力和辛勤的劳动将重物拖过一座山的故事。“毅力教育”是培养劣势年轻人去努力的一项重要政策。在服务低收入有色人种学生的学校中，毅力教育已成为一种普遍做法。许多学校遵循“不找借口”的教学模式，旨在通过高标准和严格的纪律要求提高学生的学术成就和人生成果。其中，教育计划“知识就是力量”（KIPP）特许学校的运营者为教师提供了一本手册，以帮助培养学生的毅力特质。一些学校还会给学生的毅力程度打分。教师认为，毅力是一种以目标为导向的极度努力的倾向。毅力教育受到了怀疑论者的质疑，他们认为毅力教育助长了压迫制度，而不是促进向上流动。一些早期的毅力教育支持者错误地认为，低收入黑人学生需要在学校学习勤奋刻苦，因为他们没有从父母那里学到这一点。越来越多的教育学者批评毅力训练建立在种族主义和阶级歧视的假设之上。一种有影响力的批评认为，毅力训练主要针对黑人和棕色人种的贫困儿童，认为他们需要通过自我修复来摆脱贫困，这是对受害者的指责。另一种批评认为，毅力教学法迫使学生忍受不必要的严酷而紧张的学校环境，教导他们只关注个人主义对成功或失败的解释。这些批评加入了悠久的知识传统，表明学校压迫贫困学生并将学生种族化。这些研究为学术研究做出了贡献，证明美国勤奋工作的意识形态中交织着种族主义、阶级主义和剥削思想。针对对毅力教育的批评，支持者认为，他们的倡议既没有忽视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等结构性挑战，也没有体现这些问题。他们认为，在鼓励年轻人顽强努力的同时，也可以努力消除他们面临的障碍。他们还认为，结构性挑战更加需要鼓励弱势青年努力学习。把“试图向上流动”描述为“个人努力”与“结构性阻力”之间拉锯的辩论，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有时候，努力的弊大于利。有关“试图向上流动”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关注个人奋斗适得其反的方式，其中包括：要求较低的晋升途径其实可能提供更大的回报；诱人晋升途径的表面回报分配不均，只有特权阶层和人脉广的人才能获得；努力晋升会对人身安全造成不可接受的损害；努力晋升的代价会导致沉重的债务。这些观点都显示了努力与结构性思维的局限性。大量心理学和公共卫生研究谈到了努力的负面影响，统计了过度工作对身体和精神造成的损害。公共卫生领域的一篇文献记录了美国黑人长期高强度应对歧视对身体造成的后果，这种现象被称为“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与高血压、抑郁和皮质醇水平升高有关。其他研究侧重于努力和就业。当工人压力过大时，他们会遭受心脏病、抑郁和焦虑等后果。过度工作也是导致倦怠的主要因素。倦怠是一种感觉疲惫、愤懑和效率低下的状态。心理学研究也探讨了“无效坚持”造成的危害（为了实现无法实现的目标而付出努力）。研究表明，无效坚持会使必然失败的后果更加严重，浪费时间和损害健康。过度工作不仅会损害健康和福祉，还会直接影响目标的实现。工作场所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探讨如下问题：努力超过一定的临界点是否会降低原本可以实现的目标的成功概率？这种“过犹不及”的理论框架认为，毅力等心理资源与目标实现之间存在曲线关系。换句话说，该理论认为，一个人为实现目标而付出的努力可能有一个最佳的“黄金分割点”，超过这个“黄金分割点”，再多的努力也会适得其反。最近的经验似乎证实了这种关系的存在。过度努力，却过犹不及的新发现为社会学创造了机会。这类文献中的大多数研究都将过度工作视为一种个人倾向，但工作努力的程度往往受到社会影响。我们要更全面地解释这种适得其反的努力的根源，这能确定促使人们过度工作的集体过程（collective process）。此外，这些“过犹不及”的研究并非旨在观察导致“过度努力却适得其反”的机制。这些研究是相关性研究，将自我努力与最终的目标实现结果联系起来。过度努力可能导致精疲力竭，促使人们坚定不移地在“死胡同”里一条路走到黑。更深入的定性研究有助于揭示此类机制是否发挥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最后，“过犹不及”的框架可以为贫困的社会再生产提供新的见解。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工作非常努力。他们面临着日常生存的繁重要求。如果他们想要摆脱贫困，他们面临的道路将是艰巨的。超过一定限度后，努力可能弊大于利，这一见解让努力变得更加黯淡。因此，有一个结构性的原因，让人们竭尽全力却对他们不利，使他们再次陷入他们竭力想要摆脱的困境。为了近距离研究试图向上流动的过程，我进行了两年的民族志观察，重点关注新奥尔良一群来自低收入家庭、刚读大学的黑人男性。如今，大学一年级是人生历程中潜在向上流动性最容易崩溃的阶段，因此观察低收入学生的大学过渡阶段是研究美国当代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理想方法。大多数来自低收入家庭、刚上大学的学生都就读于社区学院或非顶尖公立学院，因此我决定研究这些教育途径上的学生的经历。开始田野调查时，我感兴趣的学生来自采用“不找借口”教学法的学校。这些学校因为没有为学生做好准备应对大学相对自由的环境而受到批评。我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因为我在新奥尔良的一所学校教过书，那所学校倡导“不找借口”的教学法。我也听学校的校友描述过种种挣扎。我选择在新奥尔良进行研究，因为我熟悉这个学校系统，而且它是我想探索的大趋势的缩影。卡特里娜飓风过后，新奥尔良变成了一个主要由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组成的学区，相当一部分学校采用了“不找借口”教学法。新奥尔良的代际收入流动率是全国最低的之一，近三分之二的高中毕业生上了大学，这与全国趋势一致。为了保护参与者的隐私，我为个人、学校和工作场所都使用了假名。在报告学校统计数据时，我也使用近似数字而不是精确数字。我的田野调查完成于本世纪10年代中期，但我没有透露具体年份。我在采用了“不找借口”教学法的“S高中”和传统公立高中“H高中”进行了观察。S高中招收了大约400名学生，而H高中招收了大约800名学生。两所学校的大多数学生都是黑人，并且有资格享受免费午餐或减价午餐，这是他们家庭经济需求的指标。两所学校的“美国大学入学考试”（ACT）平均综合成绩都在18左右。两所学校的毕业生中有40%就读于四年制大学，另有30%就读于社区学院。尽管都是特许学校，但两所学校的纪律文化不同。H高中的学生享有更多自主权。大约90%的大学入学新生从H高中毕业，而只有大约70%的入学新生从S高中毕业。（许多其余的学生，在与S高中的学校文化发生冲突后，转学到了其他高中。）我了解到，两所学校都向学生灌输了大量关于努力的信息，尽管这种信息灌输在S高中更普遍。在学年开始时，我进入了S高中和H高中的高年级班级。我打算在每所学校招募一小批参与者，他们计划进入社区学院或较低层次的四年制公立大学，这两所大学为大约三分之二的低收入、第一代大学生提供服务。我选择只招募男生。我是男性，而且我预计在校外与男性参与者相处会更容易。我还了解到，低收入男性在入学后的大学毕业率低于低收入女性。我是白人，出身于中上层阶级。田野调查开始时，我29岁。在S高中和H高中，我看起来与“为美国而教书”（Teach for America）等项目招募的许多年轻、白人、外地教师一样。在飓风过后的新奥尔良课堂上，外来观察者很常见，因此学生们并没有因为我的出现而立即感到惊讶或反感。但我很快就告诉学生我是谁，我在那里做什么，让他们知道我不是权威人物。例如，我第一次见到文森特（Vincent）和A. J.这两位研究参与者时，是在S高中的小班上。一上课，在老师的介绍下，我就向他们解释了我是一名博士生，正在研究父母没有上过大学的学生上大学是什么样子。我说，我全年都会待在S高中，我希望能跟踪一些学生进入大学一年级的情况，看看他们哪些方面做得好，哪些方面做得不好，以及如何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支持。在田野调查的最初几天里，我一遍又一遍地做着这样的介绍。在秋季学期，我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其中一所学校度过，上课、在食堂和学生们坐在一起、参加课外活动、参加郊游和运动会。春季学期，我决定停止在H高中的观察，只专注于研究S高中。我意识到，当我日复一日地回到一所学校时，我的田野调查会带来更高的回报，而且我的理论兴趣也在不断扩大，不再像最初那样专注于比较学生自主性（autonomy）的水平。不过，我仍与H高中的一位名叫凯西（Casey）的学生保持着密切联系。当凯西和另一位参与者搬进同一所大学宿舍时，我很快决定让他继续参与研究。我的其余参与者来自S高中。最终，我招募了八名学生，他们将进入选择较少或没有选择的公立大学。这次招募的关键在于双方的亲和力。我招募了那些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而他们也喜欢和我在一起的学生。我邀请参加研究的每个学生都答应了邀约。只花大量时间与几个年轻人在一起的好处是，我能够仔细观察他们的生活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缺点是我无法观察几十个不同的大学新生情况。通过关注少数参与者，我的研究遵循着研究教育和社会再生产的民族学传统，对小群年轻人进行沉浸式的长期关注。这类密集的“小样本”民族志也被用于研究一系列其他主题。在定性研究中，实地接触时间的累积是衡量数据收集严格程度的一个有用标准。在本研究中，我花了2400个小时与参与者在一起。这种与他们生活的接触使我达到了关键的深度。在田野调查结束时，我彻底理解了一些参与者如何陷入了努力陷阱，而另一些参与者则如何避免这些陷阱。更多的田野调查数据不再改变我已经形成的理论图景。选择深度而不是广度，就能获得原本无法获得的洞见。要识别参与者所遇到的努力陷阱，就必须将对他们轨迹的长年观察与对他们的希望、梦想和物质条件的深入了解结合起来。假如当时我以不同的方式分配我在田野的时间，让更多的参与者参与进来，但花在每个人身上的时间更少，我不确定我是否仍能够触及本文的核心难题。参加这项研究的年轻人是谁？所有八名参与者都是黑人，都来自低收入家庭。来自S高中的参与者是一群朋友。如下表所示，参与者的职业理想、所选专业和计划就读的院校各不相同。参与者在时间和经济上所承担的外部义务的性质和程度也各不相同。![]()
为了深入了解研究参与者试图向上流动的经历，我不仅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他们的学业经历，还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他们的课外经历。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很可能在就读大学期间就业，而且大多数人继续住在家里并走读上学，因此我预计校外的田野调查将产生至关重要的洞见。我将全部田野调查时间的大约三分之二用于在课外环境中与参与者接触。一路上，我认识了他们的朋友、同学、家人、老师和教授。我还了解了他们的高中、大学和工作场所。我和许多参与者在同一个社区生活了11个月。我在参与者大学二年级的九月结束了田野调查，这让我看到了导致他们重新入学或离开大学的过程。在与参与者建立和保持关系的过程中，我兼顾了不同的角色：朋友、知己、导师、观察者。我将“同意”（consent）视为一个持续的过程。我经常与参与者谈论研究，并关注他们是否希望我在身边。令我感到欣慰的是，通常都是他们打电话给我，与他们共度时光。很多时候，我的身份和隶属关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我很年轻，参与者和他们的朋友都愿意和我交往。同时我也很年长，他们的父母和监护人都信任我。我曾经是一名教师，现在是一名博士生，这样的身份让我很快赢得了参与者的老师和教授的信任。白人的身份给了我不应有的特权，即使在黑人居多的地方也是如此。例如，在本研究的四位参与者就读的那所历史悠久的黑人大学里，检查其他人身份证件的保安会向我招手，那些对学生及其家人通常不提供帮助的管理人员似乎也热衷于回答我的问题。在进行田野调查查时，我用小笔记本和手机进行实时记录。在征得参与者同意的情况下，我有时还会用数字记录下在实地与他们的对话。每天观察结束后，我都会在笔记本电脑上写下详细的笔记，用我的现场笔记来唤起我的记忆。本文中提出的观点基于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对令人惊讶的发现进行反思，对这些发现的可能解释形成直觉，然后再在田野进行进一步观察，以检验和发展我新提出的假设。在参与者大学春季学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的田野调查都在这个循环的指导下进行。我意识到，有几位参与者在大学中感到挣扎，是因为他们在课堂内外对目标导向的努力付出许多。离开那里后，我继续反复推敲我的分析，重读现有文献，仔细梳理我的现场笔记，寻找与努力相关的数据。在分析我的现场笔记时，我总结了每位参与者的人生抱负、每个人遇到的基于努力的教训和信息，以及每位参与者大一学年成功或失败的促成因素和时间表。我分析过程的另一部分是与每位研究参与者讨论本文中的观点，我与他们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宝贵的反馈。例如，在阅读了本文的部分初稿后，多里安推动我完善我的想法，即他和他的同龄人何时以及如何使用他们高中教授的关于努力的课程。本文引用了这次谈话的一段话。与每位参与者讨论本文中的想法，这也是我反复分析过程的一部分。我一直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宝贵的反馈。例如，在阅读了本文的早期草稿的一部分后，多里安鼓励我完善我的想法，了解他和他的同龄人何时以及如何利用高中教授的“努力课程”。本文还引用了那次对话中的一段话。一个人长时间努力做太多事情，在过度扩张的情况下，努力可能会适得其反。对于我笔下的年轻人来说，贫困和种族主义构建的过程影响了他们过度扩张的冲动。本文确定了三种这样的过程，尽管可能还存在其他过程。这些过程为努力陷阱奠定了基础。努力陷阱是一种结构性环境，它迫使受压迫的人过度工作，从而使他们的努力对他们实现目标产生反作用，从而完成劣势的再生产。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此类陷阱的结构根源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形成。随后的实证部分表明一些研究参与者如何陷入努力陷阱。最后的实证部分描述了帮助其他参与者避免努力陷阱的结构性过程。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本研究的参与者渴望过上有意义、充实的生活。贫困的艰辛使他们的渴望更加强烈，也让他们更加迫切。强烈的渴望让他们渴望一有机会就毫无保留地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贫困也增加了年轻人可能追求的目标，增加了年轻人可以选择付出努力的渠道。一些参与者（比如多里安）已然找到了一种使命感。多里安是个高个子年轻人，留着复古的平头发型，露出自信而傻乎乎的笑容。他爱上了艺术，尤其是摄影。多里安在高中时学业成绩不佳，与老师和管理人员发生冲突，因为他认为这些纪律做法令人窒息。但他在学校之外，在滑板文化、时装设计、摄影和电影制作等城市交叉的世界中找到了兴趣。对于多里安来说，这些事业已经成为德卢卡及其同事所说的“身份计划”（identity project），它是“提供强烈自我意识的意义源泉，与年轻人投身的具体活动相关联”。多里安接受了他的“身份计划”，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与他所钦佩的导师培养关系的天赋。到高中毕业前的春季学期，多里安与一位导师合作拍摄了一系列新奥尔良街头生活的肖像摄影，与另一位导师合作拍摄和剪辑了一部以路易斯安那州乡村为背景的纪录长片，还与几位经营当地滑板时尚品牌的人合作，在他的摄影作品中展示了这些品牌。其他参与者（比如肯尼亚）还不确定自己会追求什么样的人生目标，但他们同样致力于为自己创造光明的未来。肯尼亚是一个沉默寡言、步履从容的年轻人，他认为生活中的很多人都希望他失败。肯尼亚因携带大麻到学校而被开除一年，之后他回到S高中读高三。回校后，他开始觉得，老师们不再认为他是无可救药的坏孩子。他回忆起，自己曾告诉校长：“感觉自从我回来后，你们都对我不一样了。”他很感激高三的老师们似乎看到了他身上更多的潜力，尤其是他的科学老师。他说：“我觉得她对我期望很高，我喜欢这样。”我们见面后不久，他告诉我：“我希望上大学。”他想证明怀疑他的人是错的。对于所有参与者来说，贫困都增强了他们出人头地的欲望。物质匮乏的经历，看着照顾他们的人艰难地供养他们，让他们下定决心要摆脱这种压力。肯尼亚的视角很能说明问题。肯尼亚的母亲塔米卡曾经在十年级辍学。在他的童年时期，母亲努力养活他和他的兄弟姐妹。她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下挣扎，做着一系列她讨厌的工作——在一家破旧的汽车旅馆当前台服务员，为老年顾客换尿布，收入低于最低工资。塔米卡告诉她的五个孩子，教育是他们通往更好生活的门票。肯尼亚把母亲的话语铭记在心。“你吃过纯蛋黄酱的三明治吗？”母亲失业时他和兄弟姐妹挨饿的那次经历，肯尼亚回忆道：“如果你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贫困的童年也让参与者强烈意识到自己被剥夺了与富裕同龄人一样的机会，这让他们更加渴望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例如，多里安一直认为，与许多面向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学校一样，S高中不提供正式的视觉艺术课程。多里安认为，他和他的同龄人拥有巨大的潜力，但由于缺乏接触，这些潜力尚未得到开发。他告诉我：“我向你保证，我们有很多自己不知道的天赋，我们接受的教育耗尽了我们的创造力。”这种不公平感使多里安以传教士般的热情对待他的工作。在拍摄间隙，他开始在卧室的墙上贴满手绘的网站设计图，这个网站将展示他的摄影作品以及该市其他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在一个破旧的梳妆台的抽屉里，多里安在一本笔记本的某页精心手写了一段文字，这些文字被放在网站的“关于我”的标签下：我们相信，如果不通过创造力进行自我表达，世界将一无所有。……没有创造力的世界只有黑白两色。没有灵魂。……艺术是我们的宗教。你是创作者，你的工作是通过你的创意作品向世界表达这种宗教。你传教的地方是博物馆、街道、小巷，以及你表演的地方。这些地方是我们的教会、教堂、寺庙，用来传播这种创造性的“瘟疫”。……艺术解放了我们，并向世界展示了我们是谁。
这段话部分是他的个人信条，部分是他那一代人的战斗号召。这段话完美地体现了多里安在工作中表现出的紧迫感和真诚。他感到一种需要填补的空白。对有需要的家庭成员的责任感也增强了参与者的愿望。文森特是一个精力充沛、快活的年轻人，留着稀疏的胡子，他非常想成为他最亲近的亲人的可靠供养者。作为一名有抱负的创业者，文森特开始在放学后和周末修剪草坪。他计划创建一些家族生意，以便将来可以雇用任何需要工作的亲戚。他的家庭经济状况稳定，但并非一直如此。他看到继父出狱后很难找到可靠的工作。他还预计，他被监禁的表弟在出狱后也会面临类似的就业挑战，他经常通过监狱运营的昂贵视频会面服务与他交谈。文森特说：“我的表弟告诉我，‘我需要你’，这就是我对自己如此严格的原因。约束自己去做我必须做的事情。”文森特将自己的人生视为一项高风险的创业使命，目的是为家人创造美好的未来。对于八名参与者中的五名来说，直系亲属不幸去世的记忆也增强了他们成功的愿望。象征意义和物质意义同样重要。例如，凯西在高中四年级的一场枪击事件中失去了父亲。父亲去世后，凯西一次又一次地回想起父亲对他的信心：“他不需要告诉我要努力，他已经看到了我身上的这种力量。”像许多经历过亲人或亲密朋友过早离世的同龄人一样，凯西相信他可以通过在茁壮成长来祭奠父亲的遗产：“我知道他还在天上看着我，我想让他为我感到骄傲。”这个想法既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额外压力。贫困不仅增强了年轻人追求充实生活的欲望，也使他们可以投入精力的渠道增多。由于手头拮据，他们必须努力实现许多中期目标，才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对于富裕的年轻人来说，这些目标无需付出额外的努力即可实现。比方说，多里安知道，要实现成为专业摄影师和电影制片人的梦想，他最终需要购买昂贵的摄影设备，以及一台用于照片和电影编辑的高端计算机。他还打算在大学攻读摄影和电影专业。购买摄影设备需要多里安将精力集中在一个方面，获得学位需要他把精力集中在另一个方面。他必须选择是一次追求一个目标还是同时追求这些目标。他还必须决定为每个目标付出多大的努力。贫困使人们的愿望更加强烈，并要求人们付出努力才能实现所有愿望，这为参与者过度承诺奠定了基础。贫困培养了一种迫切而根深蒂固的冲动，促使他们竭尽全力打造自己想要的生活。贫困还为这种冲动创造了大量诱人但又难以满足的发泄方式。其他因素也为过度工作埋下了祸根，它们向年轻人灌输了关于努力的误导性教训。学校的努力训练强调，应对艰巨工作量的正确方法是尽最大努力。事实证明，这种训练与学生在大学里遇到的情况不相符。学校没有在大力宣传努力工作的同时，提醒他们注意节奏、节制和恢复，而这些同样重要。学校给学生训练努力的机会与他们以后将面临的非结构化、长期、无情的挑战并不相符。在我观察的两所高中，关于努力奋斗的宣传随处可见。在S高中，八名参与者中有七人就读的学校，这所学校“不找借口”，学生们被反复提醒尽最大努力的重要性。他们走进教室时，横幅上写着“深入挖掘，挑战自我”，“没有奋斗就没有进步，也没有伟大”。教师经常使用“毅力”、“紧迫”、“努力”等概念。在H高中，基于努力的宣传也相当普遍，教师和管理人员经常将“努力”、“奋斗”和“专注”与学生的成功联系起来。高中里关于努力的说辞往往很夸张，强调强度和身体上的极限。例如，开学第一天，在S高中的高年级大会上，班主任卡兹先生（Mr. Katz）举起一把巨大的金属剑，学生们倒吸一口凉气，又咯咯笑个不停。卡兹先生平静而又专注地说：“这样的剑是在一种叫做锻炉的东西里打造的，锻炉是一个非常热的烤箱。温度可以高达几千度。烤箱越热，你的剑就越利，它就越强大。”老师将锻炉的热量比作准备上大学和就业的艰苦工作。他告诉学生，“学校是你们的锻炉。锻炉很热。这是你们未来的发展。今年，我们将把温度调得更高。”他鼓励他们全心全意地追求自己的目标。他说：“这将是无悔的一年，你把你拥有的一切都投入到炉中。你将打造你的未来。”这样的信息强调，要足够努力——“把温度调得更高”，把“你拥有的一切都投入进去”，全身心的投入。但这完全忽略了对疲劳危险的警告。学生们很少有机会独立调整和调节他们在学校的努力，这使他们在大学面临长期、开放式挑战时鲜有准备。特别是在S高中，对个人努力的强调经常发生在学生几乎没有自主权的情况下，因此“努力”变成了简单地遵守非常明确的指令。教师们利用作家兼教学顾问道格·莱莫夫（Doug Lemov）推广的两种技巧（“该怎么做”和“叙述积极行为”）对学生的努力进行引导和表扬。一个典型的案例发生在一天上午的环境科学课上。老师：如果你们需要更多时间，向我示意一下。好的，如果你刚刚向我示意了，那就继续完成你们作业册中关于海浪的部分。你们有八分钟的时间。（设置计时器）我们现在要做到“零干扰”（安静地工作）。开始。老师：第三组需要更多时间来完成他们的作业册。他们正在安静地查阅课本。很好，杰丁和德文特（Devonte）也开始安静地查阅课本了。那些在回答问题时使用了四个术语的同学，向我展示了他们已经为最后的离场小测做好了充分准备。在这种结构化的课堂上，学生可以选择是否努力，但不能选择如何努力。他们在指导和规范自己的工作方面没有什么经验。大学教授不会以这种方式微观管理学生的努力。此外，这些学校没有教学生如何调整努力步伐以可持续地实现长期目标。在这个学校系统中，他们允许学生落后，然后诱导学生通过有组织的短期冲刺赶上来。这种模式与大学很不相称，因为大学对学生落后的容忍度较低。全国许多高中一样，这两所高中都奉行“精通教学”（teaching for mastery）的理念。这意味着成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是否理解所教的内容，哪怕他们第一次尝试没有成功。如果学生在考试或作业中得分较低，他们可以重做以获得新成绩。学生通过PowerSchool等在线门户网站看他们的成绩，找出他们表现不佳的考试或作业。老师会让学生在课堂上、午餐时间或放学后重做未完成的作业。在每个季度期末成绩公布前的疯狂日子里，学生们会匆忙赶做作业。教师和管理人员经常在这项工作中营造一种紧急气氛，告诉学生他们的学业命运岌岌可危。例如，在秋季中旬，H高中的校长召集了整个高年级学生开会，发出了号召。校长：如果你们问我有多少人会按时毕业，我只能说，现在看来，不到百分之五十。校长：听我说，你们可能会带着妈妈、奶奶、外婆、叔叔等一起来参加毕业典礼，但这不会让我动容。你们只有努力扭转局面，才能毕业。这是你们自己的责任。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你们最好去找老师，看看PowerSchool上的分数情况，然后拼尽全力完成任务……前进的唯一途径就是付出努力，投入学业，这是唯一的办法。校长告诉学生他们可能无法毕业，并告诫他们“努力学习”并补课，这激发了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紧迫感。这样的场景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教训：如果你发现自己陷入困境，那么出路就是努力工作，更加努力，通过努力和意志力弥补过去的错误。但是，这种短期的努力，在教师和管理人员的情感鼓舞下，在宽容的学术政策下得以实现，与学生在大学里保持学业稳定所需的缓慢而稳定的努力截然不同。随着学生们以与大学不相符的方式努力，他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学校关于努力工作的有效性的过于简单的说辞。例如，凯西在听众席上聆听着H高中校长发出的“努力工作”的警告。凯西一直在哀悼逝去的父亲，他的戏剧和环境科学成绩不及格。后来，当老师要求凯西为自己设定学业目标时，他写道：“确保我做作业时不会偷懒，减少在愚蠢的事情上浪费时间。”他相信，只要努力工作，他就能挽救这个学期。事实上，他随后提高的成绩，以及大学无法获得的结构化支持，让他确信这种方法是有效的。同样，我也听到S高中的学生真诚地证明努力工作的有效性。例如，在一堂课上，学生们设想了一名大学生发现自己被留校察看的情景。老师问大家能给这个学生什么建议。学生们举起了手。学生们的回答是：“我会告诉他不要在课堂上偷懒”、“他应该对自己有更高的期望”、“他需要更多的动力”和“他需要努力学习”。学生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意识——不懈努力是摆脱学习困境的灵丹妙药（部分是修辞驱动的意识形态，部分是基于经验的直觉）。可以肯定的是，学校的“努力训练”不会取得单一的效果。首先，在接受学校关于努力的课程时，学生们并没有形成一种“一刀切”的心态，认为他们总是需要在每件事上努力。相反，他们正在发展一种技能，当他们面对他们认为重要的高要求工作时，他们可以有选择地激活这些技能。高中毕业多年后，多里安回忆道：如果体育课很难，我不会说，“好吧，我必须坚持下去。”妈的，我不会坚持。我单纯不太在乎体育课。但如果我和（电影导师）在一起，我们正在进行长时间的拍摄，而且我要录音，我会在乎的。如果事情变得艰难，我真的会对自己说，“我会坚持下去。”与本研究中的其他年轻人一样，当多里安在大学里面对一系列他非常想完成的艰巨任务时，他会选择“坚持下去”这个词语。其次，学校远非学生散播努力工作言论的唯一场所。例如，许多人被流行文化元素所吸引，包括嘻哈、R&B和黑人时尚的流派，这些文化的实践者通过巨大的努力来赞美个人成就。所有人都听到父母或其他亲人提醒他们努力工作，尽管这些提醒往往是为了满足期望，而不是“全力以赴”。尽管如此，高中教授的关于努力的课程在塑造年轻人何时和如何努力工作的直觉和习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年轻人开始尝试在大学里应用这些课程时，他们内化这些课程的程度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很多时候，这些课程被证明与年轻人刚开始的、自主而又残酷的大学生活格格不入。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贫困也迫使他们不得不工作以维持生计。为了接受高等教育，处于这种困境的年轻人必须同时从事兼职工作。这是许多低收入大学生面临的难题。高中毕业后，三名参与者别无选择，只能就业。胡安有一个年幼的儿子，他正在工作以抚养他。保罗是个孤儿，和姐姐一起租了一套公寓。他需要赚钱付房租和食物。杰丁的母亲最近失业了，他需要帮助家人维持生计。对于这三个人来说，上大学的唯一方法就是兼职打工。和他们的同龄人一样，这些年轻人也渴望出人头地。放弃大学学业，专注于维持生计，这对杰丁来说是不可能的。杰丁是一个好奇的年轻人，对世界宗教着迷，喜欢下棋，他把大学视为追寻好奇心和实现向上流动的一种方式。当杰丁将大学描述为通往经济成功的途径时，他兴奋不已。他热切地说：“我想学商科，我希望最终能成为唐纳德·特朗普那样的人。”在他的卧室里，在棋盘上方，杰丁挂了一张海报，海报上是一座豪宅，大车库里停满了超级跑车。上面写着“接受高等教育的理由”。杰丁决心同时上大学并养家糊口。为了生存而工作的胡安、保罗和杰丁没有余地来分配他们的努力。平衡大学的工作量和维持生计将使他们过度承诺（overcommitment，或译作“过度投入”）。维持这两项努力需要非常努力。这还需要节奏、即时调整和运气。年轻人必须明智地分配他们的努力，保持在他们的身体极限内以避免疲惫。如果他们花的时间太多，他们就需要在不可挽回之前减少他们的承诺，也许放弃一些课程。而且，由于几乎没有犯错的余地，他们需要运气。一个不幸（比如一场疾病）就可能让他们远远落后，以至于无法赶上他们想要的进度。学校里误导性的努力训练、贫困童年压抑的欲望以及维持生计的需要为这些年轻人潜伏的努力陷阱奠定了基础。更为直接的情况（为实现期望目标而努力的新机会）也助长了这些努力陷阱。以下是研究参与者陷入努力陷阱的过程。对于身陷努力陷阱的参与者来说，这个过程始于过度承诺。大学开始时，八个年轻人中的五个开始做超出他们体力或时间所能完成的事情。贫困带来的压（迫切希望出人头地，有时是维持生计的迫切需要）迫使他们承担超出他们能力的事情。除了修习全部课程外，这些年轻人还报名参加要求很高的外部工作。这些双重承诺最终被证明是难以承受的负担，但这一点并没有立即显现出来。这些年轻人终于有机会追逐自己的梦想，他们兴奋不已，对待这项工作没有负担或忧虑，而是带着兴奋和乐观的态度。秋季学期开始后，保罗和杰丁别无选择，只能外出打工。杰丁在一家海鲜餐厅工作，发誓要用他的薪水养家糊口。同样，保罗继续在汉堡王工作，用这笔钱支付房租和其他生活费用。其他年轻人（多里安、文森特和凯西）将外部工作视为追求与学业承诺紧密结合的人生目标的途径。尽管这些年轻人不需要在短期内努力工作来维持生计，但他们同时上大学和就业的决定仍然受到贫困的影响。多年的贫困使他们有一种被压抑的渴望，要大力追逐自己的梦想。每个人都发现了一个强大的“身份计划”，成为他想成为的人。但与有资源的特权同龄人不同，这些年轻人必须努力工作才能赚到每一分钱，才能建立他们想象中的生活。进入大学后，这些过度承诺的年轻人都抱有乐观的态度，相信只要足够努力，他们就能实现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多里安在秋季学期开始前夕说道：“我很后悔在高中时没有更加努力，我知道我能从大学里收获更多。”同样，有抱负的创业者文森特将他对大学生活的愿景描述为一个疯狂工作和成长的时期：“我将找到一份工作，让我每周都能在董事会上工作赚钱，在课堂上我只想尽可能多地学习商业知识……而且在整个大学期间，我基本上都会培养我的人际交往技巧。我将在课堂上结识很多人。这基本上是我建立客户群的时间。”文森特想象自己在课堂内外不懈努力，努力实现他想要的生活。大学开学几周的积极体验增强了这些年轻人对承受高强度工作负荷的乐观态度。随着学期的开始，他们茁壮成长。例如，多里安对绘画入门和平面设计入门课程充满热情，在这些课程中，他学会了透视素描、混合颜料时的配色，接受他以前在艺术中回避的抽象概念。在我和他一起上这些课的日子里，他似乎很投入，全神贯注地在纸页和画布上画满色彩缤纷的作品。他在写作课上也找到了快乐，这门课程的重点是进行面对面的采访，并利用采访内容撰写非小说类文章。多里安通过摄影工作积累了采访经验。应教授的邀请，他做了30分钟的采访技巧讲座，在展示作品时吸引了同学们的关注。当多里安、文森特和凯西感觉到他们的课程开始有了良好的开端时，他们并没有放松或懈怠。他们看到了一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他们可以继续学习课程，同时利用课外的时间和精力去实现他们珍视的、互补的人生目标。多里安的兼职工作是为了启动他的艺术生涯。他希望攒钱买他一直想要的相机和电脑。他目前的现状（一台业余级的数码单反相机和手机照片编辑软件）虽然可行，但远非理想。为了开始存钱，多里安在一家建筑公司找了一份兼职工作，在那里他拍摄当地的装修工地，并用他的照片更新公司网站。他通过一位导师找到了这份工作，这位导师是一位名叫史蒂夫（Steve）的纪录片制片人，他开始带着多里安一起拍摄。这份工作感觉就像是大学学习的完美补充，而且感觉与史蒂夫给他的关于如何追求职业生涯的建议一致。多里安说：“我和史蒂夫以及他的朋友聊过，他们说希望他们在高中和大学时能有更多的创作机会。”多里安决心一边继续学习一边开始这份工作。他计划通过更加努力来履行额外的承诺。他告诉我：“我会继续努力的。”多里安确实“很努力”。他早上去上课，努力学习。下课后，他会匆匆忙忙地赶出校园去拍照，然后编辑照片，做学校作业直到深夜。他的周末也很忙碌。一个星期六，他连续拍摄了四次，第一次从早上7点开始，最后一次在天黑后结束。最后一次拍摄（一个私人派对和新书发布会，多里安在那里遇到了市长）让他尝到了他所追求的生活。多里安承认，他的节奏“紧张”且“令人疲惫”，但它给他带来的体验令人兴奋和上瘾。对于多里安来说，大学学习和大学以外的工作感觉就像是建立自己想要的生活的同一个总体使命的一部分。多里安认为他的工作与他在大学里的电影和摄影学习密切相关，它们都是同一个“身份计划”的一部分。多里安告诉我：“我（在这份工作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我赚到了买这台相机的钱，感觉很好。”有志于创业的文森特同样认为，他的学业和校外工作密切相关。文森特正在一所社区大学攻读殡葬研究学位，为将来开办自己的殡仪馆做准备，同时他继续发展自己的草坪护理业务。上课和割草都是他开办一系列家族企业的同一个总体创业计划的一部分，他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开办一家理发店。文森特说：“草总是在生长。头发总是在生长。人总是会死。”他说着，眼睛里闪烁着苦笑。他计划把从草坪护理中赚到的钱存起来买一辆皮卡，这样他就能承担距离更远的割草工作。他知道，一边上学一边创业需要精力和决心，但他渴望接受挑战。大学开学时他告诉我：“现在是时候把生意做好了，所以我准备好了。我可以出发了。”凯西也是一样，他认为大学和校外工作是通往自立的两张门票。在春季学期，凯西在诺德斯特龙百货公司找了一份工作，以攒下公寓的押金和租金。租到公寓后，他可以在附近的社区大学上暑期课程，这所大学与他的大学共享学分，帮助他努力毕业。这也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童年最好的朋友在一起，也就是他的室友。对凯西来说，大学课程和工作都是通往成年的途径，他把它们都看作是同一个计划的一部分：我马上就要找工作了……我会告诉他们我的学习安排，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去玩了。我妈妈报完税后，我就要买车了。她会付保险费，买电池，因为我的车需要电池。然后今年夏天，我会留在（某座城市）。我会工作，并在（某所社区大学）上课。我会找一套公寓，这样我就可以留在这里了。所以，是的，工作、公寓、汽车。我要长大了！
说话时，他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渴望投入工作，打造他想象中的生活。当杰丁、保罗、多里安、文森特和凯西在大学全日制学习和外出工作之间承担大量工作量时，我并没有看到明显的迹象表明他们高中的努力训练正在推动他们的承诺。贫困所导致的环境——需要维持生计，或被压抑的欲望与需要自筹资金的身份计划足以助长他们过度承诺。但当这些年轻人开始挣扎于由此产生的繁重工作量时，他们试图通过利用他们在学校学到的“努力之技”来应对。一旦年轻人过度承诺，他们汲取的“通过努力工作解决问题”的教训就会适得其反。这些教训是年轻人陷入努力陷阱的另一个关键部分。这些教训促使年轻人加倍努力，在为时已晚之前错失减少承诺的机会。随着学期的进行，多里安、文森特、凯西、杰丁和保罗发现，他们越来越难以满足课内课外工作的要求。有时，时间安排会发生直接冲突，比如工作时间与上课时间重叠。更常见的情况是，综合工作需要付出的努力比任何理性的人都能持续付出的努力都要多。所有年轻人都忙得不可开交，但选择并不相同。杰丁和保罗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工作。不过，他们可以选择及时退课，以避免成绩不及格并保持经济援助资格。多里安、文森特和凯西也可以退课，或者辞去工作。失败并非突如其来。首先出现的是过度承诺的警告信号：疲劳、缺课或缺作业、考试成绩低。在反思的时刻，这些年轻人将这些迹象解释为个人意志力不足的迹象，而不是不相容的承诺和不合理的工作量。在学校里吸收了多年基于努力的信息后，这种解释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很自然。他们加倍努力，决心通过更加专注和更加努力来克服问题。这是更加努力却破坏目标实现的一种方式，它使参与者陷入不可持续的承诺水平，而无法挽回。例如，凯西承认，工作让他没有时间学习和做作业，但他决心通过努力工作坚持下去。如果他今年的绩点太低，他可能会失去助学金。他给我发短信，告诉我他挽救这个学期的计划：我的绩点必须达到1.5，否则他们就会取消我的助学金……但我只能在剩下的学期里努力学习。我唯一真正有问题的课程是数学，所以我会在课堂上努力学习，因为我已经挂一次测验，我们有三次机会。我要开始努力学习了。
这种在最后一刻冲刺来提高成绩的做法对他来说很寻常。这遵循了他在中学和高中学到的模式，“精通教学”导致学期末频繁冲刺。他告诉我：“我不会撒谎。通常都是这样，我的成绩一开始很差，然后我就会尽我所能来提高成绩。”加倍努力已经成为凯西应对巨大挑战的“工具包”（toolkit）中的首选策略。【译者注】关于“工具包”这个概念的表达，参见：安·斯威德勒：《行动中的文化：符号与策略》（1986）
事实上，多年后，在回顾自己决定加倍努力就业和学习课程时，凯西将自己对努力工作的直觉归功于他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凯西回忆说，在他就读的这所“不找借口”的中学里，“我们曾经有五个关键词……其中一个词就是坚持不懈。”在漫长的学校生活中，老师会告诉凯西和他的同学如何应对疲惫：坚持不懈，他们过去总是强调我们要坚持不懈。你知道，你必须坚持下去！……我以前早上六点就到公交车站，然后五点才回家。你必须坚持下去。他们就是这样塑造我的心态的，就是要坚持不懈。凯西已经学会将退缩的感觉等同于放弃，而放弃并不是他愿意做的事情。多里安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是在大学第一学期的10月。当他努力兼顾摄影工作和课程时，他开始表现出令人担忧的压力迹象。他意识到摄影工作的老板反复无常，要求苛刻：“她总是给我带来不必要的压力。”每当他编辑公司网站或上传新照片时，他的老板都会质疑他的工作，并让他重做。他的西班牙语也落后了，做作业跟不上进度，上课也很难按时起床。每当我和他在一起时，他看起来都很疲惫：“我希望这个学期马上结束，我要好好睡几天。”多里安在高中时患过几次抑郁症，我能感觉到他可能又要陷入另一次抑郁症，他被忙碌的工作搞得精疲力竭，一想到要履行所有承诺就感到不知所措。在经历了一个动荡的周末后，他错过了摄影演出，还和父母吵了一架，于是他翘了周一的课，考虑辍学。但到了周二，他改变了主意。他决定和教授们约个时间，盘点一下他错过的功课，加倍努力。他告诉我：“我会振作起来的。”多里安的教授们都很理解他。他的英语教授在办公室里与多里安单独会面，同意他延长作业时间，并和他一起制定计划，帮助他赶上进度。凯西、保罗和杰丁的老板固执己见，教授却很灵活，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他们可能会因为缺课而被解雇，但如果缺课，他们觉得自己有余地赶上进度。但这种余地只是暂时的。与高中时不同，那时的老师会竭尽全力帮助学生赶上进度，大学教授则不那么积极主动，也不那么通情达理。由于这些年轻人试图完成超出他们能力范围的工作，最终的失败是必然。多里安更加努力，遵循着他的誓言。然而，虽然他坚持到了学期结束，但他似乎越来越憔悴和心烦意乱。他的出勤率越来越低。他在设计课上完成并展示了一个漂亮的期末项目，并通过了考试。但讽刺的是，他没有通过英语课，而且他还给这门课担任助教。他也没有通过西班牙语课。多里安的第二次反思发生在大学第二学期之前。他发誓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更好，因此加倍努力地兼顾工作和学习。他辞去了摄影师的工作，因为他意识到这份工作太辛苦了，不值得。由于还没有攒够买相机和镜头的钱，他在市中心的一家酒店找了一份夜班服务员的工作。在上课和新工作之间，他的工作时间比上一学期只多不少，但他似乎对自己能胜任这份工作抱有乐观的态度。多年后，当多里安回忆起自己决定同时努力就业和上大学时，他回忆起自己对意志力和决心的信念。他说：“我以为我基本上可以做到这两点，我认为只要足够努力，我就能应付。”当事情变得艰难时，“我当时想，‘好吧，我要坚持下去。’”经过反思后，文森特和杰丁也加倍努力，发誓要更加专注、更加努力地去弥补他们之前失败的地方。和多利安和凯西一样，他们将自己早期的挣扎归咎于努力不够，而不是过度承诺。文森特的反思时刻出现在大学第一学期末。他因为草坪护理服务缺课太多，无法通过考试。他没有重新评估自己的承诺，而是发誓下学期要更加努力：“我的情况是……我还没有完全达到目标，我没有十倍地集中精力。”杰丁的反思发生在秋季学期，那时，他已经在课程上落后。杰丁没有文森特、多里安和凯西那么努力。杰丁最初努力平衡工作和学业，有一段时间他没去上课，羞怯地逃避教授的严厉斥责。但随着退学期限的临近，他决定不放弃。像文森特一样，他将自己的挣扎归咎于努力不足，并发誓要通过意志力赶上：“只要我想，我就能做到。”至于保罗，他自己从未真正意识到自己过度工作。从秋季学期开始，一场酝酿已久的枪战让保罗慢慢躲了起来，迫使他停止上课并辞去了工作。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死亡的威胁才阻止了保罗努力追求向上流动的梦想。和其他年轻人一样，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加倍努力可能会引发一系列活动，帮助年轻人暂时赶上进度，但他们的承诺不可持续。从根本上说，他们想做的太多了。这是努力对成功产生反作用的另一种方式。当努力超过可持续的阈值时，就会导致疲惫和失败。对于多里安来说，失败表现为精疲力竭。他身心疲惫，在大学第二学期中途崩溃了。春季学期开始时，他早上6点下班回家，睡两个小时左右，然后醒来赶上10点的数学课。不久，疲惫开始显现。他的眼睛下面出现了眼袋。他和女友的关系恶化了。一天早上，学期开始不到两个月，多里安的妈妈打电话问我是否见过他。她从多里安的女朋友那里听说他们俩已经分手，多里安可能被捕了。多里安的母亲哽咽地告诉我：“我不知道我的孩子在哪里。”我打电话到监狱问他是否在那里，当我得知他不在时，我感到既欣慰又害怕。最后，他妈妈回了电话。她得知多里安精神崩溃，半夜拨打911报警，称自己有自杀倾向。警察在街上将他抓获，给他戴上手铐，送往医院。当我和多里安的妈妈一起去急诊室看望他时，多里安几乎处于精神崩溃状态。他躺在检查台上，蜷缩在一张薄床单下，眼睛睁开，呼吸时不时颤抖。他的母亲弯下腰拥抱他。几个小时后，多里安被送进精神病房，在那里住了将近一周。释放时，多里安错过了课程的期中考试，并且超过了最低出勤率要求。他见了一位大学辅导员，辅导员简要考虑了多里安是否有能力挽救这一学期。多里安需要得到每位教授的批准才能补课和考试。辅导员告诉他，只有当他“现在拥有超人般的精力”时才考虑这个选择。学期初，多里安超人般的精力导致他崩溃，他看起来筋疲力尽。两人都同意，他最好退课。多里安将失败归咎于个人努力和意志力不足。他说：“这是我的错，我心态不行。我也没有真正专注于此。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能，我真的不能把（大学）当作我的首要任务。我不是说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做到这一点。但是……”说着，他停了下来。凯西和文森特没有崩溃，但他们同样失败了。加倍努力让他们走上了一条无法坚持的道路。两人最终都精疲力竭，无法在工作和学习中保持快节奏，结果成绩落后。凯西坚持在百货公司工作，他努力克服这份工作对他学习和做作业能力的严重阻碍。文森特在第二学期继续努力扩大他的草坪生意，尽管他在学业上努力赶上。在学年结束时，两人的平均绩点都没有达到大学要求的继续获得助学金资格的最低标准。杰丁下定决心要更加努力学习，放弃了退课。他试图坚持自己的新决心。然而，他很快就被需要补上的功课吓倒了，又陷入了逃课的自我强化模式。他无法辞职，因为他需要养活母亲和兄弟姐妹，因此那个学期可能没有可行的学业成功之路，但他决定努力学习而不是退学，这对他的进步却产生了反作用。由于所有课程成绩不及格，他失去了获得助学金的资格，并且背负着没有成绩的大学履历，未来难以挽救。三位参与者成功抵制了努力陷阱的诱惑。他们三人都经历过过度承诺的危险。胡安需要工作来养活他的小儿子，他在最后一刻决定不上大学，以此来避免努力陷阱。在他准备开始上课的一个月前，胡安的母亲出人意料地搬家了。在新奥尔良大都会郊区的新家，胡安现在面临去学校的通勤，需要多次换乘公共汽车，单程至少需要两个小时。这个新挑战是一个明显的障碍，他重新考虑了他的计划。胡安在课程开始前退学了。另外两名参与者（A.J.和肯尼亚）上了大学，但选择不工作。他们是仅有的两名通过第一年课程的参与者。相对于那些陷入努力陷阱的同龄人，A.J.和肯尼亚的努力相对狭隘和谦虚。向上流动的尝试在风险接受层面有所不同，A.J.和肯尼亚都规避风险。通过专注于学业并放弃努力实现互补目标的机会，他们避免了分身乏术。通过适度努力，他们避免了疲惫。对于A.J.和肯尼亚来说，他们与同龄人多里安、文森特、凯西、杰丁和保罗，每天只需要适量的工作，允许大量的休息时间。在我和A.J.一起度过的典型的大学一天中，他总共上了3个小时的课，花了20分钟为大学报纸采访教授，并花了另外两个小时写英语论文和为他的计算机科学课编写代码。他把一天剩下的清醒时间都花在吃饭和在他的房间里放松上，在那里他玩电子游戏Dead or Alive，并在笔记本电脑上看了几集The Bernie Mac Show。同样，在我和肯尼亚度过的普通大学生活里，他花两个小时上课，大约15分钟完成英语课的家庭作业，其余时间则和室友一起娱乐。在普通的日子里，两个年轻人都精力充沛地完成了学业要求。A.J.和肯尼亚也经历了一些相同的过程（童年的贫困和误导性的努力训练），这些过程促使他们的同龄人过度承诺。是什么帮助他们抵制这些过度承诺的影响呢？两种倾向似乎帮助A.J.和肯尼亚保持努力的“集中”和“有限”——谨慎感和知足感。这两种直觉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他们对风险的自我评价。与其他参与者相比，A.J.和肯尼亚更能看出，如果他们离开大学，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恶化。和多里安、文森特和凯西一样，他们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物质上足够安全，不需要努力工作来维持生计。然而，与多里安、文森特和凯西不同的是，他们强烈地感觉到大学是一个避难所。远离新奥尔良的住校生活为A.J.和肯尼亚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他们渴望保留这些好处。对于A.J.来说，搬到外地上大学就像是逃离了他童年时混乱而又繁琐的家。A.J.性格内向，不喜欢他母亲和继父经常举办的聚会。他还觉得照顾患有严重自闭症的弟弟是一种负担。相比之下，在大学里，A.J.可以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自己身上，而且他可以住在安静的宿舍里。对于肯尼亚来说，继续在城外的大学就读让他有机会挽救他最好的朋友保罗的生命。肯尼亚在得知保罗陷入新奥尔良遭遇枪战后不久，就决定让保罗转学到城外的大学以保证安全。尽管肯尼亚在大学里的生活不如A.J.舒适（肯尼亚的宿舍没有热水，食堂的食物让他腹泻）但他还是决定尽管有这些困难，也要继续上学，这样保罗就会同意转学。保罗确实在春季学期转学了，两人成为了室友。出于这些原因，A.J.和肯尼亚将大学视为避难所，其他年轻人则没有这种感觉。大学失败的直接和切实的负面影响培养了一种谨慎的态度。A.J.最担心的是他的成绩。他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他的第一个期末考试阶段，他写道：从早到晚，我脑子里总是回荡着各种可怕的场景。梦里，我看到自己成绩很差，最后被这所我努力考上的大学开除。
出于这样的担忧，A.J.拒绝了一份校外辅导工作，他认为这份工作会让他没有时间学习。他后来回忆起自己的决定时解释道：“一天只有 24 小时，你必须留出足够的时间上学。”对于A.J.和肯尼亚来说，意识到大学以外的生活可能会糟糕得多，也培养了一种满足感。由于没有太多迫切的愿望，他们不太愿意去追求课外的机会。A.J.在回忆大学新生活时强调道：“感觉好多了，我不再像高中时那样找借口了。”同样，肯尼亚很高兴能和他最好的朋友住在相对安全的校园里，远离新奥尔良的暴力威胁。他发现，在几乎空荡荡的房间里，几乎没有什么物品的简朴生活很适合他。他说：“我不在乎物质的东西。”随着他生日的临近，我看到朋友和家人问他想要什么礼物。他告诉大家，他已经拥有了一切他想要的东西。本文以为期两年的新奥尔良八名低收入黑人男性上大学经历的民族志案例研究为基础，描述了一些社会过程，这些社会过程迫使一些年轻人过度努力，以至于他们的努力适得其反，破坏了他们取得成功的尝试。结构性环境促使受压迫的人不遗余力地努力实现目标，以至于额外的努力降低了他们成功的机会或加速了他们的失败，从而再生产了他们在社会等级制度中的不利地位。这可以被认为是努力陷阱。对于本研究中的年轻男性来说，努力陷阱源于社会中的阶级统治和种族统治。贫困迫使许多年轻人在开始上大学时过度投入，因为他们需要维持生计，也因为他们被压抑着想要同时追求多个艰巨目标的欲望。高中时期对毅力的简单训练，根植于霸权的自力更生意识形态以及对他们职业道德的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假设，导致这些男性将过度承诺的迹象误解为努力不足的证据。因此，他们加倍努力，却仍然被困在他们无法承受的工作量中。对年轻人来说，更加努力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起初似乎也有好处，能帮助他们暂时赶上。但这种额外的努力最终削弱了年轻人实现他们所奋斗目标的机会，导致他们精疲力竭和失败。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与劣势的社会再生产、个人奋斗的“双刃剑”性质以及毅力的教学法有关的理论和政策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结果还强调了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努力的重要性（促使努力并影响其有效性的背景过程）。此类问题在社会学中早已存在，但这项研究使这些问题更加清晰，有助于为未来的研究制定议程。本文引入“努力陷阱”的概念，提出了关于使年轻人陷入贫困的机制理论。研究发现，有各种结构化过程会促使低收入家庭的年轻人做出无意中自我破坏的行为（从追求诱人但徒劳无功的大学之路到彻底拒绝教育）。努力陷阱之所以有害，原因之一是，对于陷入其中的人来说，它们完全违背直觉。对于本文中介绍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接受的训练就是越来越努力，这似乎是正确的做法。但是，这直接破坏了他们实现目标。努力陷阱源于社会背景，而非个人缺点。个人陷入努力陷阱并不是他们的错，而是被强大的社会潮流误导了。心理学和管理学的研究开始探索过度努力如何破坏目标实现，它们往往将过度工作视为一种个人倾向。这是错误的。本文中的案例表明，适得其反的努力水平可能源于促使人们过度努力的社会过程。解析此类过程对于理解适得其反的努力水平如何导致劣势的再生产至关重要。努力陷阱的概念有助于社会学家以更细致的方式思考结构性挑战如何与个人努力相互作用，从而破坏向上流动。社会再生产学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努力不足以克服贫困的结构性挑战。在提出这一论点时，他们经常使用类比，将结构性挑战描述为“物理障碍”，如“障碍”或“暗流”。这种形象暗示了一种不准确的简单努力与结构模型，其中个人进步取决于更加努力、消除障碍或两者兼而有之。本文重点介绍的案例有助于说明晋升并非一维的推拉斗争，它实际上需要多维平衡和违反直觉的克制。努力并不一定有助于取得进步，结构性挑战在很多方面阻碍了向上流动的尝试，而不仅仅是抵制努力。拓宽社会学的结构性挑战概念类型有助于传达破坏目标导向努力（如向上流动的尝试）的一系列机制。新的类比，如“走钢丝”、“流动难题”和“迷宫”更好地捕捉了结构性挑战如何以变化无常和让人困惑的方式表现出来，惩罚那些被误导或以错误方式付出的努力。努力陷阱是互补的理论思想，它们提出了更多的类比：例如“流沙”或“束身衣”。这些意象表明，结构性挑战引发了斗争，只是为了将其转向施加它的人。走钢丝、流动难题和努力陷阱这样的概念对主流的努力意识形态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传达了当前的系统如何颠覆最认真、最狂热的进步尝试。本研究旨在识别在其他案例和环境中促使人们做出适得其反的努力的结构性过程，并特别关注这些过程如何加剧不平等。尽管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都可能被促使做出适得其反的努力，但我选择将努力陷阱狭义地定义为重现劣势的机制。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社会结构化的适得其反的努力对处于压迫社会环境中的人的影响可能远大于对处于统治地位的人的影响。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还因为处于劣势的社会地位会增加努力工作的压力，这意味着努力陷阱在许多压迫环境中都是固有的。将本研究参与者的经历与精英教育环境中富裕学生的经历进行比较，可以阐明社会结构化的适得其反的努力在不同特权阶层之间产生的后果差异。精英学校的压力环境——父母的期望过高，同龄人竞争激烈——可能导致富裕学生过度工作，从而损害他们目标的实现和福祉。这些情况可能带来最坏的可怕后果，包括青少年自杀。但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结构化的过度工作对有特权的年轻人的影响平均而言要小得多。例如，过度投入和不及格的富裕大学生可以轻松地重新入学并再次尝试。相比之下，本研究的参与者没有这样的“安全网”。社会等级制度底层的残酷环境是过度工作使受压迫者遭受不利影响的原因之一。也有充分的理由可以预见，被压迫者会更普遍地面临过度工作的压力。处于弱势地位的人需要承担更高的工作量才能维持生计并完成日常任务，这使他们更有可能付出超过可持续阈值的努力。在我们这个个人主义的社会里，他们还不断收到信息，指责他们的社会地位，鼓励他们通过努力工作取得进步。阶级等级制度的这些压迫性特征将本研究的参与者推入努力陷阱，性别等级制度的类似特征也对女性产生了同样的影响。例如，霍奇希尔德（Hochschild）和玛琼（Machung）描述了职业母亲如何被灌输一种“包办一切”的精神，要求在家里和工作中都做到完美，从而陷入过度劳累和精疲力竭的恶性循环模式。因为过度扩张的社会压力对于受压迫者来说可能更为严重且更为常见，因此它们在社会等级制度底层重现劣势方面所起的作用可能大于在社会等级制度顶层破坏特权方面所起的作用。过度扩张的压力和过度扩张的后果是压迫机制的一部分。努力陷阱的概念有助于我们适应这些动态，揭示社会劣势自我延续的另一种方式。本文研究结果的一个直接政策意义是，应该重新考虑以学校为基础的毅力训练。研究已经记录了毅力训练带来的压迫性、反黑人的后果。这项研究以发现为基础，纵向追踪了学生离开基础教育后的几年里毅力训练的负面影响。它表明，S高中这样的学校无意中播下了过度承诺和失败的种子。多里安心想：“我要坚持度过这段糟糕的时光”，这正是他按照老师们教导的毅力行事，却对他不利。对于学生来说，学习如何调整和调节努力程度可能比学会加倍努力和尽可能努力更重要。这将涉及让学生自主练习分配自己的努力。它还涉及平衡的信息传递，这与学生目前在校期间听到的、夸张的辛勤工作的赞歌截然不同。教师和管理人员可能不会说“深入挖掘”或“努力工作”，而是提醒学生“慢慢来”，与学生集思广益，讨论如何获得更多睡眠或如何平衡学业和生活中的无数其他需求。毅力的支持者可能会认为，这种平衡的信息传递方式就是教授毅力的正确方式。达克沃斯（Duckworth）及其同事强调了“耐力”的重要性，他们写道：“有毅力的人把成就视为一场马拉松。”但是，虽然马拉松的类比表明了一种缓慢而稳定的方法，但他们在讨论毅力时的其他线索（例如他们描绘的人们“突破自己的极限”的形象）却彰显了一种全力以赴的方法。更重要的是，本文的数据表明，教师对毅力的概念偏向过于简单、误导性的极端主义，学生因为由此产生的教训而深受影响。我亲眼目睹的针对低收入有色人种儿童的毅力训练是可耻的历史模式的一部分。几个世纪以来，种族和阶级刻板印象一直在扭曲我们对懒惰和勤奋的观念，结果加剧了种族和阶级的统治。通过教导黑人和棕色人种青年勤奋工作来“改造”他们的努力助长了国家刑罚制度的发展，而对根除所谓懒惰的执着破坏了美国的福利制度。本文强调了从社会学角度思考“努力”的重要性。可以肯定，社会学已经提供了丰富的见解，这些见解涉及促使努力、给予努力不同的回报以及塑造人们赋予努力意义的背景。本文有助于厘清这些线索并开始将它们编织在一起，为未来关注个人奋斗之社会原因和社会后果的研究制定议程。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努力”，将为文化社会学带来新的见解。关于文化知识和个人进步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塑造互动的倾向，尤其是与权威人物的互动。但这项研究和其他研究的结果表明，关于努力的“习得性直觉”也非常重要。关于如何“更聪明地工作，而不是更努力地工作”的直觉可能是一种文化资本。例如，精英教育环境中的年轻人学会了看起来很忙，但实际上却在策略性地偷懒。相比之下，这项研究的参与者在学校学到了非常不同的课程，吸收了努力工作的意识形态，这让他们注定要失败。与其他形式的文化资本一样，控制和调节努力的背景知识在社会中并不是平等共享的。人们赋予努力的意义也是文化探究的沃土，它揭示了个人奋斗在没有带来物质收益或社会进步时也依然发挥作用。例如，当美国年轻人在努力进步的过程中遇到阻碍时，他们有时会从努力进步转向努力提升自己，通过用一种奋斗形式换取另一种奋斗形式来寻求认可和救赎。年轻人也会一次又一次地努力升入大学，即使这些努力没有带来物质回报，因为他们珍视自己作为“有价值的奋斗者”的身份。努力至少可以是一种道德建构，也可以是达到物质目的的手段。本研究的结果发现了将努力道德化的一个重要陷阱，这种道德化可以伪装成工具性建议。学校的毅力训练是一种道德主义的、基于努力的意识形态，被包装成如何成功的实用见解。区分两者可能很困难。例如，多里安相信努力工作不是为了努力本身，而是为了努力工作能帮助他取得成就。然而，这种信息让他误入歧途。广义上讲，“努力的社会学”有望审视美国社会的一个基本方面：普遍相信努力工作的重要性和有效性。研究结果有助于解释社会压迫制度这一更大的社会学项目。认识努力陷阱有助于推进这项工作——努力的意识形态不仅掩盖了不平等的真正原因，而且还积极地完成了不平等的再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