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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波兰尼与人类自由
Karl Polanyi and Human Freedom
作者：弗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社会学系）
译者：陈荣钢
来源：Block, Fred. 2018. “Karl Polanyi and Human Freedom,” in Michael Brie and Claus Thomasberger, eds. Karl Polany’s Vision of a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Black Rose Press, 2018.
没有人否认波兰尼是社会主义者，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能作出清晰的阐释。毕竟，20世纪的“社会主义者”涵盖范围很广，从左翼的革命者和工人政权拥护者，到戴尔（Dale）所说的“自由派社会主义者”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毋宁说，一些社会主义政党即使获得权力，也只会实施一些温和的改革，这些改革最终反而巩固了私有制的基础。因此，我们仍然需要解释波兰尼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如此广泛的社会主义政治光谱中到底居于何种位置。这个问题包含两个同样重要且相互关联的部分。首先，波兰尼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什么样的？它与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建立的社会类型有何不同？它将拥有什么样的制度结构？其次，他实现这一理想的最佳途径是什么？他在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历史分歧中站在哪一边？他如何看待选举和议会外动员的作用？他认为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是否需要对资本主义阶级的权力进行根本打击？遗憾的是，我们无法简单地回答这些问题。现实情况是，我们并不真正了解波兰尼设想的美好社会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他希望采取什么策略来实现这一目标。20世纪20年代，他一直在关注这些问题。然而，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他去世，这些问题并不是他思考的中心。波兰尼一直试图从特定时期的实际历史现实中找出答案。从30 年代初开始，核心问题不是迎接社会主义，而是找到打败法西斯主义的方法。与许多其他左翼人士一样，波兰尼认识到，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层面，广泛的联盟都很必要。社会转型问题必然被置于次要地位。此外，随着1947年冷战的到来，波兰尼认识到，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斗争实际上阻止了“我们应该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的辩论。与同时代的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一样，波兰尼认为美国社会正变得越来越墨守成规，政治辩论的许可范围也越来越狭窄。但是，他是一位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他认为，在那个黑暗的时代设想一个理想社会毫无意义。相反，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项目中，他试图创办一份期刊，促成东西方知识分子之间关于“共存”的对话。换句话说，他认为冷战必须真正解冻，旧问题才会再次登上历史舞台。在面对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和冷战的两极分化之间，波兰尼是一位成熟的知识分子，只有短暂的时间窗口来探讨美好社会的问题——这一时期大约是1941年到1946年，他也在这段时间完成了《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的写作。但即使在这一时期，好社会的本质仍不是他的主要关注点。他关注的核心问题是避免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覆辙，尤其是恢复金本位制，他认为这从根本上缩小了社会的政治选择范围。波兰尼认为，建立一套健全的全球金融机构是欧洲、北美乃至世界任何社会改革取得进展的前提条件。所以，对金本位的批判在《大转型》一书中如此重要。波兰尼认为，金本位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他想把主要信息传达给即将在战后掌权的英国工党领袖们，他们将在塑造战后全球秩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只有在难以捉摸的最后一章《复杂社会中的自由》（Freedom in a Complex Society）中，波兰尼才重新回到了一个经典问题：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即使在这章中，波兰尼也忙于驳斥哈耶克（Hayek）在《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1944）一书中有力阐述的那种论调，哈耶克认为，赋予国家更广泛的经济规划和管理角色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类自由（human freedom）的丧失。总而言之，尽管《复杂社会中的自由》为我们理解波兰尼成熟的理想社会观提供了重要线索，但也仅仅是线索而已。我建议将波兰尼的言论与基督教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著作联系起来阅读，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初，他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战略的讨论相当清晰。今天，人们对尼布尔的印象主要是冷战时期的反共自由主义者，但在20世纪30年代，他是国际知名的激进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尼布尔是1935年《基督教与社会革命》（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的重要撰稿人，该书由波兰尼与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和唐纳德·基钦（Donald Kitchin）共同编辑。在我看来，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尼布尔和波兰尼之间的一些关键共识来解读《大转型》最后一章的一些奥秘。具体而言，我认为尼布尔和波兰尼在战略上共同致力于“赋权而非傲慢”（empowerment without hubris），而一旦理解了这一承诺，就更容易理解波兰尼在社会主义战略和社会主义愿景的关键辩论中的立场。还应强调的是，在这一时期，波兰尼和尼布尔都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复杂的对话。两人都读过德文，是西方少数读过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知识分子之一，这些手稿直到 20 世纪50年代才被翻译成英文。他们对马克思的思想轨迹有着深刻的理解，可以说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然而，他们也对苏联和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运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可以说，他们希望创造一种理论综合体，既能吸收马克思主义的长处，又能超越他们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政治上的缺陷。除了尼布尔1935年为波兰尼编辑的书所做的贡献之外，这两位思想家之间还有一个之前未被认识到的契合点。在《大转型》中，波兰尼两次引用了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的话：“如果人类即将获得的新力量无法消除某些恶的根源，那么人们就会知道这些恶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那些幼稚无益的抱怨就会停止。”对于欧文来说，这些新力量源于将蒸汽能源和机器与合作生产制度结合起来。欧文这句话可能会引起波兰尼的注意，因为它有力地回应了马尔萨斯（Malthus）对戈德温（Godwin）和孔多塞（Condorcet）关于“人类可完善性愿景”的批评。需要记住的是，马尔萨斯批评了这些启蒙思想家过于乐观的态度，他们没有认识到不平等和贫困的恶根植于人类稀缺的生存条件，因此人们应该放弃他们幼稚的美好世界的幻想。欧文的意思是，我们消除恶的能力是一个经验问题，我们需要通过努力改善社会来检验人类社会可以改善到什么程度。只有当这样试过并失败后，我们才能停止抱怨这些恶。1943年，当波兰尼完成《大转型》的写作时，尼布尔写下了现在被称为“宁静祷告”的一句话。根据尼布尔的女儿伊丽莎白·西夫顿（Elizabeth Sifton）回忆，这个祷告来自1943年马萨诸塞州希斯镇的一个周日仪式上，由尼布尔本人宣讲。这个小镇是他们家消夏的地方。（从希斯镇到卡尔·波兰尼当时工作的佛蒙特州本宁顿镇只有大约40英里。）这个日期很重要，因为正值“二战”最黑暗的时期，盟军胜利尚未确定。西夫顿强调，尼布尔的祷告版本与后来的措辞不同。他说：“上帝啊，请赐予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平静地接受无法改变的事情，有勇气改变应该改变的事情，并拥有区分这二者的智慧。”（粗体为作者所加）。通过使用第一人称复数，尼布尔清楚地表明，这个祈求是集体性的——和欧文一样，他指的是整个社会，而不仅仅是个人。此外，尼布尔提到的“应该改变的事物”让人联想到他对社会的不公正进行尖锐批判，这正是他作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政治理念的核心。尼布尔后来的祷词版本更强调个人主义，政治色彩也较淡。但重点在于，欧文的名言和尼布尔的祷告大体相同。它们都区分了可以改变的事物和无法改变的事物，并且都强调了纠正可消除的不公正的道德责任。欧文没有求上帝区分两者，可能是因为他真的相信几乎所有的恶都可以消除。波兰尼也肯定了区分可变与不可变的重要性。为了更好地理解尼布尔和波兰尼表达这些相似观点的意图，我们可以更仔细地研究尼布尔1935年发表于《基督教与社会革命》中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尼布尔对基督教和共产主义进行了镜像的批判。尼布尔写道：“因此，基督教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冲突是宗教缺乏足够政治策略与将政治策略错误提升到宗教高度的社会理想主义之间的竞争。”尼布尔肯定了“爱邻如己”是基督教神学的基本真理，但他对有组织的基督教缺乏建立平等博爱社会的政治愿景深表批评：现代教会高度稀释的完善论掩盖了政治和经济秩序的现实性和必要性，它承诺以纯粹的爱来建立正义，但历史的一切证据都表明必须通过权力的较量和意志的冲突来实现正义。
另一方面，共产主义正确理解了通过社会和政治斗争实现正义的必要性，但它犯了一个错误，即把自己的信仰体系提升为一种新的宗教。尼布尔写道，马克思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政治策略还是作为一种宗教，都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但他接着说：共产主义作为宗教的不足之处在于它试图用政治术语解决整个人类问题，共产主义政治哲学和策略的局限性源于宗教教条式的过度简化。马克思主义将人类遭受的几乎所有弊病都归因于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并承诺在新社会中带来各种形式的救赎……尼布尔认为，马克思主义未能理解人类罪恶的现实。我们彼此相爱的努力与我们自身的利己主义之间永远存在张力。尼布尔主张一种激进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承认现有社会秩序必须通过斗争来改变，以创造一种不同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爱邻如己”的障碍会少得多。但他同时也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内在的两种危险。第一种危险是教条主义的假设（假设革命可以自动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秩序）。这种假设不成立，因为人类充满罪性，革命运动会被用来满足领导者自私的需求。由此可见，革命运动在实践中必须努力预示它所追求的普遍博爱。第二种危险在于，并非所有恶都会随着社会主义转型而消失。一些问题可能需要人们通过多年渐进的改变来学习减少竞争。其他一些问题会持续存在，因为我们是生而不完美的个体，必须始终与我们自私的冲动作斗争。尼布尔在1935年那篇文章中的论点与他在这一时期的其他著作基本一致，包括1932年出版、使他声名鹊起的《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和1944年出版的《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一书。在前者中，他写道：共产主义者们虽然宣称务实，但在评估新经济社会带来的社会后果时却变得异乎寻常地浪漫乐观。他们似乎认为，通过消灭权力上的不平等，就可以轻易地创造出完美的社会互助。但是，他们能摧毁经济权力而不建立强大的政治权力中心吗？他们怎么能确定这种政治权力在道德上或社会上会受到制约呢？
在《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中，他继续论证这一论点，认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犯了一个类似的错误：尼布尔和波兰尼都没有认识到财产作为一种权力形式的本质。这种权力既可以被个人运用，也可以被社会整体运用，成为特殊利益对抗整体利益的工具。
在《大转型》的最后一章，波兰尼在几个地方与尼布尔著作中的主题相呼应。借鉴尼布尔的思想有助于理解波兰尼在书的最后几页中对“顺从”（resignation）这个有点让人费解的讨论。波兰尼呼吁读者去改变社会，因此他在此处用“顺从”这个概念令人惊讶。他写道：“顺从一直是人类力量和新希望的源泉。”当他试图赋予读者力量去改变可以改变的东西时，为什么还要引用暗示被动的“顺从”呢？对波兰尼来说，“顺从”包含两个层面。第一层是意识到人类的罪性。波兰尼在谈论人类时写道：“他顺从了这样一个真理——他拥有一个可以失去的灵魂，存在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他的自由。”这正是波兰尼所说的通过福音书中耶稣的教导而进入人类意识的自由知识。一旦人们意识到自己拥有可以失去的灵魂，他们就会被赋予力量去过正直和体面的生活，并努力爱他们的邻人。第二层相关的顺从方面是承认我们相对于至上存在（Supreme Being）的无能，这个至上存在可以被理解为神灵或连接所有创造物的精神。在这里，顺从赋予人类在世界上有效行动所需的谦逊。尼布尔也强调了谦逊的重要性。他说：因此，宗教信仰应当成为谦卑的源泉。因为它应当鼓励人们克制自己的骄傲，并对他们自己陈述的终极真理的相对性有某种体面的认识。
简而言之，波兰尼引用欧文的话，尼布尔引用宁静祷告，他们都试图向读者传达一种可以称为“赋权而非傲慢”的政治伦理。他们既想肯定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彻底变革的可能性持乐观态度，同时又摒弃历史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教条式确定性。尼布尔在1932年就清晰地指出了这一困境:社会的惰性如此顽固，除非人们相信变革比实际情况更容易，否则没有人会去对抗它。同样地，如果没有建立一个比现在更纯洁、更公平的社会的可能性，人们也不会去承受激进社会变革过程中伴随的危险和痛苦。这些幻想很危险，因为它助长了狂热主义；但放弃它们也同样危险，因为它会导致停滞不前。
因此，我们需要一种能够让人们有权推动变革而不会助长乌托邦幻想的立场。波兰尼和尼布尔也回应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在《政治作为志业》（Politics as a Vocation）中关于终极目的伦理的危险，无论它是基督教和平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韦伯写道：“然而，如果人们在信仰之战中追求终极的善，遵循纯粹的绝对目的伦理，那么目标可能会因为缺乏对后果的责任感而遭受破坏，并使人们丧失信任长达数代人……”韦伯认为，当目的高于手段时，一场善意的运动很容易走上歧路。韦伯也的确提出了一种可能的前进道路。他将终极目的伦理与责任伦理进行了对比，责任伦理强调行为的直接后果。但他接着说：“终极目的伦理和责任伦理并不是绝对的对立，而是互相补充，只有二者结合才能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拥有‘政治志业’的人。”韦伯设想，这两者的结合只适用于个别政治家，波兰尼和尼布尔则试图为一场转型性的社会运动制定一种综合方法。他们尝试构建一个非乌托邦式的乌托邦社会。波兰尼敏锐地意识到乌托邦思想在赋予人们力量方面极其重要。他将市场自由主义称为乌托邦式思想，正是因为他认识到这种思想在政治领域发挥的强大力量。然而，波兰尼在反复强调直面“社会现实”的同时，也对乌托邦主义有所退缩。因此，这个想法是既要让人们对人类创造更公正、更民主的社会秩序的能力充满信心，同时也不要让他们忽视人类能动性所固有的局限性。波兰尼坚持“赋权而非傲慢”的政治伦理，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对20世纪乃至当今社会主义者之间关键辩论的看法。这些辩论集中在三个主要问题上。第一，什么是社会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社会在制度设计上会是什么样子？第二，如何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是通过选举策略、群众运动还是两者结合的方式来实现？是会突然发生还是会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渐进式转变？最后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能不能在单个国家实现，还是需要全球变革？让我们逐一来看这些问题。在《大转型》中，波兰尼在许多地方隐晦地赞同尼布尔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马克思认为，认为人类生存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政治变革来解决）。例如，波兰尼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不认为有可能创造一个完全透明的社会秩序。他在书的结尾写道：“假设一个只由人类的意志和愿望塑造的社会，这是一种幻想。”在此，波兰尼的焦点是市场自由主义者，但这个批判也延伸到了马克思身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在资产阶级秩序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被视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就像工资由非人格化的市场力量决定。马克思明确表示，在他所称的自由生产者共同体中，社会关系将变得完全透明，人们将确切地知道自己在与他人相处时的位置。在20年代的著作中，波兰尼赞同这种透明的社会关系想法，但到了他写《大转型》的时候，他已经将完全透明视为一个无法达到的目标。问题在于，人类生活在文化之中，有些事情是透明的，有些则不是。深受波兰尼影响的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1976年的著作《文化与实践理性》（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中有力地论证，马克思想象了一个完全基于实践理性的社会，这复制了资产阶级现代性的错误。对于萨林斯来说，现代男女和马林诺夫斯基研究的特罗布里恩德岛民一样，都是他们文化的囚徒。诚然，波兰尼仍然赞同马克思的目标，创造一个尽可能由社会成员共同体协作的代理机构塑造的社会秩序。但他同时也认识到，人们需要可预测性和稳定性，这意味着某些社会实践将必然被视为自然和不变。波兰尼还与古典马克思主义决裂，拒绝了国家消亡的整个理念。马克斯·韦伯的影响在《大转型》中再次清晰可见。波兰尼写道：自由在法西斯主义中彻底受挫，这其实是自由主义哲学的必然结果，这种哲学认为权力和强制是恶，自由要求它们从人类社会中消失。但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在复杂的社会中，这一点毋庸置疑。
波兰尼认为，真正的自由在于认识到权力和强制的必要性，并找到控制和遏制滥用的方法。因此，虽然他的目标仍然是市场自由主义，但同样的批判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决阶级权力问题本身就会使国家权力置于社会的控制之下。对于波兰尼来说，加强民主制度和扩大公民自由对于管理国家合法暴力垄断所产生的权力是绝对必要的。由此可见，波兰尼的社会主义愿景深深扎根于民主。他在《大转型》一书中这样定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工业文明固有的超越自我调节市场、使其自觉服从民主社会的趋势。”虽然波兰尼一生对俄国着迷，并过分乐观地认为苏联的制度可以朝着更加民主的方向进行改革，但苏联并不符合他定义的社会主义。波兰尼的定义还表明，他信仰渐进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他在这里没有采用标准的马克思主义二元论，资本主义处于重大转型的一端，而社会主义处于另一端。相反，他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可以追溯到19世纪，并且随着加强对市场民主控制的内在趋势向前发展，将一直持续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这也是“赋权而非傲慢”的另一个方面，各种弊端的消除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它将随着人们学习行使更大民主控制社会所需的技能而在未来发生。因此，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就是建立新型社会机构的过程，通过这些机构来实现对市场的民主控制。对于波兰尼来说，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概念过于抽象。波兰尼一直致力于设想人们如何在复杂社会中通过实际的制度结构行使民主控制权。这从他早期对G·D·H·柯尔（G. D. H. Cole）的工会社会主义愿景的热情赞扬中可以看出，该愿景概述了如何将工人对行业的控制与议会民主制度结合起来。波兰尼对社会主义计算辩论的贡献清楚地表明，他将社会主义视为一种制度复杂的结构，利益集团将被组织成不同的实体，彼此之间进行谈判。例如，“工人委员会”将与“消费者合作社”协商价格，但核心思想是社会主义要通过非常具体的组织结构来实现。这段话将我们拉回到欧文的名言。在波兰尼构想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着强烈的实用主义因素。我们事先并不知道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能够加强对市场的民主控制并消除市场创造的许多弊端。我们的努力很可能会产生新的弊端，然后需要加以纠正。他的方法类似于罗伯托·昂格尔（Robert Unger）阐述的民主实验主义。随着民主的扩大，公民逐渐认识到需要参与一个持续的过程，以监测机构的运作，以便可以定期对其进行重新安排，以确保它们实现既定目标。尼布尔和波兰尼的“赋权而非傲慢”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在30年代和40年代的思想之间肯定存在着密切关系。波兰尼与社会民主党人共享了一种观点——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于民主政治，并且不存在单一的过渡时刻，而是一个漫长的过渡过程。此外，社会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认识到，社会主义不仅仅是让一个强大的政党控制政府。它还需要将人民组织到基层，使他们积极参与社会转型进程。但还需要强调的是，波兰尼的观点与50年代和60年代的社会民主主义发展方向非常不同。如果波兰尼看到2000年以来英国新工党的政策或近几十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肯定会感到震惊。换句话说，他信仰深刻的变革，而不是让收入分配略有改善，却让财富掌握者的权力完好无损。波兰尼的这种转型思想否定马克思主义将社会主义视为“财产从私有到公有转型”的观点。类似于瑞典社会民主党和美国的法学现实主义者，波兰尼将私有财产理解为由法律制度定义和实施的一揽子权利。例如，当国家政府有效保护工会权利时，使工人能够在单个工作场所集体动员，就有机会谈判改善工资、工作保障、工作条件、申诉程序的合同，最重要的是，赋予工会在企业中持续发声的权利。与此同时，波兰尼预见了现代环境法的许多内容。他认为土地商品化直接导致极端的环境恶化，因为企业利用所有权的绝对权力污染土地、水和空气。随着保护运动的兴起，财产权的绝对性逐渐受到限制，因此企业在法律上被限制向他人施加环境恶化。当然，既得利益者会继续抵制更严格的监管制度，但波兰尼的观点只是民主社会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波兰尼还将个人权利的扩张视为社会主义转型过程的一部分。他认识到政府、工会和专业组织的权力可能会威胁到个人自由。因此，法律应承认“个人在获得批准的条件下获得工作的权利，无论其政治或宗教信仰、肤色和种族如何。这意味着，即使是最微妙的受害行为也应得到保证。”同一段文字以波兰尼发人深省的呼吁结尾：“工业社会可以负担得起自由。”波兰尼回应了苏联政权向异见者施压的方式。波兰尼写道：个人必须自由地遵循自己的良知，而不必害怕在某些社会生活中被赋予行政任务的权力……反对者应该得到一个可以退隐的角落，一个让他可以继续生活下去的次佳选择。因此，不服从是自由社会的标志，应该得到保障。总而言之，应该阻止掌权者将异见者边缘化并使其无法生存。此外，波兰尼的社会主义愿景还包括民主治理的极大扩展和深化。诸如雇员和雇主之间权力失衡或企业允许产生的污染量等问题都将成为民主讨论的主题。由此也必然会将货币和信贷供应松紧的选择权从未经选举的中央银行手中夺回，这些也将由民主辩论来塑造。波兰尼的观点与当前围绕“赋权参与式治理”的论述一致，寻找公民能够对广泛的政府决策（例如资源分配和基础设施项目优先级）产生更大影响的方法。波兰尼显然将民主参与视为一块肌肉，锻炼得越多就越强壮。波兰尼认为，在地方层面和工作场所参与民主辩论的机会应该有助于缩小选民与他们选出的国家级代表之间的距离。他致力于工人教育，他相信人们可以培养有效自治的技能和能力。从这些观点来看，波兰尼设想社会主义的转型将源于选举斗争，随着社会主义政党在选民中的支持率不断上升。然而，他并不认为赢得选举胜利就足以实现对经济的民主控制目标。他强调，需要将国家倡议与全球努力协调起来，以重塑全球经济的规则和制度。如果全球体系围绕着金本位等限制性规则组织起来，那么社会主义举措将始终被银行家的阴谋所击败。在金本位制下，金融市场的领导者天生就负有维护稳定汇率和健全内部信贷的责任，而政府财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此。因此，银行组织有能力阻挠任何它不喜欢的国内经济领域举措（无论出于善意还是恶意）。
波兰尼拒绝投资或转移资金来行使权力，他理解到，社会主义运动需要能够通过大规模罢工和大规模示威来施加反压力。这正是他强调需要从基层建设社会主义的部分原因。广大人民必须认识到动员起来对抗商界权力的必要性。然而，虽然他承认社会主义运动将不得不周期性地面对来自商界的抵制以克服对某些改革的阻力，但他并不主张消除私有财产。波兰尼认为商业利益具有相当高的可塑性。最终，商业能够在赋予员工工作场所重大权利和提供环境意义重大保护的监管制度下找到盈利方式。从1832年的改革法案到1928年授予妇女完全投票权，英国企业逐渐学会如何在选举民主制下生存。同样，波兰尼认为，他们最终也会学会如何在社会民主社会中生存。但是，这种学习不能视为理所当然，它将涉及一些激烈的对抗，企业将被迫接受它们所鄙视的安排。这是波兰尼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方面做出最重要贡献的领域。直到1924年斯大林提出“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须是一个全球性的进程，需要世界革命。斯大林只是在回应1917年至1918年革命浪潮的退去。此外，苏联共产党需要为继续统治寻找适当合法性的现实。然而，苏联及其东欧附属国最终走向社会主义解体，“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批评者最终赢得了这场争论。他们一直坚持，少数被资本主义政权包围的社会主义社会将以扭曲的方式发展，最终将无法维持。这就是问题所在。20世纪的经验表明，这两种社会主义转型方式都无法实现。世界革命（甚至十几个主要国家同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想法极不可能实现，因为不同国家政治变革的节奏不同。然而，包围的困境扼杀了建设体面和有吸引力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不仅因为苏联等国家沿着独裁路线发展，也因没有创造出社会主义者设想的“扩大的人类自由”。此外，70年代智利的阿连德计划、80年代法国的密特朗内阁以及2015年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选举胜利等民主社会主义举措都付诸东流，因为它们被一个敌对的全球体系所包围。在智利，这是一场经济抵制运动，加上美国支持军事政变；在法国和希腊，来自外部的持续经济压力无法抵挡。毫无疑问，在过去四十年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无法提供一种关于社会主义转型如何实际发生的令人信服的叙述，这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弱点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波兰尼为这个问题带来了一个新的视角。他密切关注1931年英国工党政府和1936年法国人民阵线政府如何因国际经济压力而被迫放弃激进改革议程的过程。但他能够认识到，起作用的并不是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固有逻辑和必然逻辑，而是非常具体的一种制度机制在运作，那就是“一战”后恢复的金本位制。他的核心观点是，这是一个错误的历史选择，可以用一种非常不同的机制来组织全球经济，以规范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易。当然，波兰尼并不是唯一持这种观点的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设计师约翰·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哈里·怀特（Harry Dexter White）也得出相同的结论。但在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中，波兰尼很少能认识到治理国际经济交易的全球规则和制度是一种政治安排，可以通过有利于社会主义政治的方式进行改变。事实证明了波兰尼的观点——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全球秩序（1944-1973）存在明显缺陷，但确实促进了西欧社会民主的重大进步。此外，1973年后，浮动汇率和加速自由化的全球秩序则相反。它将世界推回金本位制时代。快速的全球资本流动再次成为实施国家内部改革的关键障碍，并对各国施加周期性压力，要求它们扭转先前采取的社会民主改革。波兰尼对社会主义战略的具体贡献是社会主义者必须同时在三个或四个不同的层面或尺度上进行政治斗争的思想。首先是地方层面，人们必须组织起来参与选举和工会以及其他形式的协会活动，以提高他们的集体力量。然后是国家层面，这些地方运动通过争取将市场服从于民主政治的措施来集结他们的力量。有时，像欧洲共同体一样，存在一个区域治理结构，社会主义者必须在那里为有利于地方和国家层面持续强有力基层组织的区域改革进行斗争。最后，还有全球层面，各国就全球金融、贸易、环境政策以及一个或多或少成功保护工人、妇女、儿童、土著人民等群体的国际权利制度达成协议。在这一层面，社会主义者也在为改革措施而斗争，这些措施将在剩余的斗争层面开辟更多空间。这种多层次争取社会主义的思想为“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难题提供了答案。随着社会主义者在特定国家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他们将更加强烈地推动跨国层面的改革，这将赋予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和社会主义改革权力。例如，全球贸易规则长期以来允许各国阻止使用童工或奴隶劳动生产的进口商品。想象一下，如果全球规则被改写，允许各国排除没有独立工会和集体谈判权的国家生产的产品。通过这种方式，跨国社会主义政治可以为目前无法进行改革的地方政治开辟空间。借鉴环保运动逐渐提高全球标准的同一理念，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渐进的过程，即大多数国家都在朝着更大程度的民主控制市场迈进，尽管速度略有不同。此外，这种多层次斗争的愿景还包含了民主实验主义的思想。改善全球层级规则的过程将不可避免地涉及胜利和失败，因为跨国界有效协调运动的障碍是巨大的，而且运动还必须应对主要国家之间复杂的权力政治。然而，随着世界各地的人们逐渐认识到他们自己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层面的发生情况，这些来自下层的民主运动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出更大的能力。波兰尼和尼布尔在1943年都曾经表达了一种“赋权而非傲慢”的伦理观，本文正是围绕着这一惊人的交汇点展开。值得注意的是，两人在战时提出了这些观点，但之后他们都没有再回到这个主题上来。当时，两人都是在回应一系列特殊情况。自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波兰尼和尼布尔都是法西斯主义的热烈反对者。波兰尼因为法西斯主义浪潮离开了维也纳，而尼布尔与德国有着深厚的家族渊源，他与蒂利希（Paul Johannes Tillich）、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等反抗希特勒的德国神学家关系密切。波兰尼和尼布尔不禁为美国战时动员打败法西斯敌人的奇迹所感动。欧文提到，“人类即将获得的新力量”。这是美国工厂每天生产232架新战机、加州里士满的凯撒造船厂每周下水5艘新战舰的历史时刻。美国人民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齐心协力，这种集体努力的规模一定会让这两位花了十多年时间提醒他人警惕法西斯威胁的人异常感动。波兰尼和尼布尔都预言，如果将战时那种集体动员的一小部分用于创造一个更加公正民主的社会秩序，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但这种预测被证明过于理想化。“二战”后出现的情况并非朝着民主社会主义迈进，而是冷战的加剧，这实际上关闭了30年代的“激进之门”。尽管如此，尼布尔和波兰尼七十多年前提出的思想仍然与当今世界面临的政治经济形势息息相关。2007年至2009年世界经济经历的危机与30年代的危机非常相似。主要区别在于，政府能够阻止2008年底和2009年全球经济的下滑，从而避免了第二次大萧条的发生。然而，这些相同的政府仍然无法找到重启全球经济增长之路。取而代之的是，世界经济在过去几年步履蹒跚地陷入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每个地区都饱受失业、边缘化和贫困加剧的困扰。与此同时，就像30年代一样，随着选民支持拥护民族主义和反移民情绪的政党，民主出现了广泛的倒退。民族主义抬头、全球经济疲软、移民逃离战乱和经济困难，以及全球气候变化造成的初始混乱交织在一起，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稳步加剧。最重要的是，政界和经济精英对这场危机缺乏任何想法或愿景。他们唯一的想法似乎是，再增加一点紧缩政策最终会使事情好转，也许明年或后年吧。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者迫切需要提出另一种前进的愿景。现在是时候再次实践波兰尼和尼布尔所倡导的“赋权而非傲慢”了。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做什么。我们必须有勇气改变应该改变的东西，平静地接受无法改变的东西，并拥有智慧区分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