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在这幅17世纪的画中，一位炼金术士正在实验室中工作，炼金术和许多其他“伪科学”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科学史中备受批判，它们被视作前科学的范式，同样受到批判的还有早期科学思想中的泛灵论，加斯东·巴什拉把这些都称作科学思维的认识论障碍。
科学思维的形成：认识论障碍的观念
The Formation of the Scientific Mind: The Idea of the Epistemological Obstacle
作者：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1884-1962）
译者：陈荣钢
【译者按】本文来自同名著作《科学思维的形成》第一章，译自玛丽·梅艾勒斯特·琼斯（Mary MeAllester Jones）翻译的英译本，法文原著（La Formation De L’Esprit Scientifique）出版于1938年，常被译作“科学精神的形成”。“认识论障碍”（epistemological obstacle）是巴什拉的重要概念，他在谈论前科学世界与科学世界的“认识论断裂”时，用“障碍”来表达认知过程中的紊乱和迟缓，阻碍了科学思维的形成。
当我们着手探究科学进步依赖的心理条件时，我们会确信，科学知识（scientific knowledge）的问题必须用“障碍”的观念来表述。这不单单是外部障碍，比如现象的复杂性和短暂性，也不是一味指责感官或人类思维的弱点。正是在认知行为的核心，由于某种功能上的必然性，迟钝和干扰会自然产生。我们将在认知行为中找到停滞甚至倒退的原因，也将在这里辨别那些被称为认识论障碍的惰性因素。对现实的认识就像一盏灯，总会照不到某个角落，留下阴影。它既不直接，也不是完整。对现实的揭示总是反复出现。现实永远不是我们最初认为的那样，而是我们本应该想到的那样。经验思维在事后才是清晰的，因为那时，理性工具已经发展成熟。每当我们回顾过去，看到过去的错误，我们便通过真正的理智忏悔来发现真理。的确，我们通过否定先前的知识，通过摧毁那些错误的知识，通过克服精神化的的障碍来获得认识。在以简单堆砌为基础的文化体系中，人们才会产生白手起家、不断积累财富的观念，因为在这种体系里，认识到某样事物就意味着即刻获得满足。然而，当我们的灵魂面对浩瀚现实的奥秘时，仅仅凭借意志无法让自己变得精湛。因此，我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抹去我们日常普通知识的所有痕迹。当我们思考现实时，我们自以为非常了解的东西会给我们应该了解的东西投下阴影。哪怕是在最初接近科学知识的时候，思维也永远不会年轻。思维其实非常古老，和它的偏见一样古老。当我们进入科学领域，我们的思想和思维都会变得年轻，我们会接受一种突然的变异，这种变异必须与过去相悖。科学与观点（opinion）完全对立，这不仅是原则上的问题，也是科学迈向成熟所必需。即使科学有时看似印证了某个观点，那也是因为形成的观点全然不同。因此，观点永远有可能出错。观点的思考方式是错误的，它不是真正的思考，而是将需求转化为知识。由于总是将事物与用途挂钩，观点本身就阻碍了对事物的认识。任何事物都不能建立在观点之上，我们必须首先摧毁它。“观点”是需要克服的第一道障碍。仅仅纠正特定方面的观点，例如维持某种临时性的共同认知或道德观，那远远不够。科学思维要求我们，对于那些我们并不理解也无法清晰表述的问题，绝不可妄下判断。在所有事情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能够提出问题。在科学领域，无论人们怎么说，问题并不会自己出现。正是这种对问题的敏锐感知力，标志着真正的科学思维。对于一个科学思维来说，所有知识都是对问题的解答。如果没有问题，就不会有科学知识。没有任何东西不言自明，也没有什么东西是既定的，一切知识都是建构出来的。通过科学努力获得的知识本身也可能会衰退。一个自由开放地被提出并讨论的抽象问题最终只会剩下具体的答案，最初的问题本身则会被磨灭殆尽。结果，思维活动的方向发生逆转并陷入停滞。任何未被质疑的知识都会被认识论的障碍包裹。曾经有用并且健康的智力习惯，从长远来看反而会阻碍研究的进步。正如柏格森（Bergson）所言：“我们的思维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倾向，认为最常使用的观念就是最清晰的观念”。因此，观念会获得过度的固有清晰度。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加，观念会积累一种并不合理性的价值。这种自我赋予的价值会阻碍价值的流通，成为思维的惰性因素。有时，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观念会极大地限制整体思维。一位冒犯的认识论者大约二十年前说过，伟大人物的前半生对科学有益，后半生则弊大于利。一些思想家体内的建构本能如此强烈，以至于这句话的冒犯性并不值得我们惊慌。然而，这种建构本能最终会让位于保守主义本能。总有一天，思维会更确认已有的认知而非挑战它，更偏向答案而非问题。当保守主义本能占据上风时，智力发展就会停止。如我们所见，为强调某些认识论障碍带来的真正阻力，我们毫不犹豫地引用了本能（instincts）的概念。随着我们论证的展开，我们将尝试证明这一观点的合理性。不过在此处，我们必须认识到，本书几乎所有研究的都是经验知识，这种知识通过人类的全部感官与作为感知主体的我们发生互动。当经验知识被理性化时，我们永远无法确定原始的感官价值是否会成为依附于理性的“系数”。显然，一个过分熟悉的科学观念会因为过分的心理具体性、类比、图像和隐喻的累加而变得沉重，逐渐失去抽象的指向和锋利的抽象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认为知识必然导致更多的知识，学习会随着知识的积累变得更加容易，并且经过早期成功和考试技巧的磨练，智力就可以像物质财富一样被积累，那我们就陷入了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陷阱。即使我们允许一个训练有素的思维可以摆脱文学文化中常见的智力自恋，摆脱对品味评判的热情拥护，但可以肯定地说，训练有素的思维是不幸的封闭思维——它是教育的产物。思想发展中的关键时刻涉及知识体系的彻底重组。训练有素的思维必须经过改造。它改变了性质，通过一个关键点与之前的知识体系对抗。科学发明要求的思维革命，使人类成为不断变化的物种，或者更确切地说，成为需要不断变化的物种，如果不改变就会停滞不前。从精神层面来说，人类需要不断地改变。以理解相对论或波动力学等理论时产生的心理变化为例，这些说法也许并不夸张。在列举了许多精神革命的例子之后，我们将在最后一章再次讨论这些观点。人们常说科学渴望统一性，它将非常多样化的现象加以识别，并在原理和方法上寻求简洁或经济性。然而，恰恰相反，当科学放弃容易实现统一的哲学因素，例如造物主的一致行动、自然计划的统一或逻辑统一时，科学进步才会更加清晰。的确，这些统一因素虽然在18世纪的非科学思想中仍然活跃，但在今天却从未被提及。任何试图将宇宙学和神学统一起来的当代科学家都会被视为自命不凡。在科学研究的细节层面，当科学思维被视为真正唯一和完整的具体经验时，它总能找到改变这些条件的方法。简而言之，它总能找到方法，跳出对同一事物的沉思，寻求其他事物，并对这种经验进行辩证分析。例如，化学通过扩充和完善其同源系列，最终超越自然界，将创造性思维假设的物质实体化。同样，在所有严谨的科学中，充满探索欲的思维会对显而易见的同一性保持警惕，不断要求更高的精度，进而带来更多的区分机会。具体化、纠正、多样化，这些都是动态的思维方式，可以逃离确定性和统一性，对于这些思维方式而言，同质的体系会成为阻碍而不是动力。总之，科学思维可能会激发我们想要了解更多，但这首先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提出更好的问题。认识论障碍的观念既可以在科学思想的历程中加以研究，也可以在教育实践中加以研究。在这两个领域，研究都非易事。历史对所有规范性判断都抱有固有的敌意。然而，如果我们想要评估思想的效力，就必须采取规范性的观点。并非科学思想史中的所有发现都对该思想的发展做出贡献，事实远非如此。有些知识即使准确，也会使有益的研究提前结束。因此，认识论者在使用历史学家提供的材料时必须加以选择。他们必须从理性的角度，甚至是发展完备的理性的角度来评估这些文献，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判断思维犯下的错误。此外，即使在实验科学中，理性的解释始终将事实摆在正确的位置。成功和危险都沿着连接实验和理性的轴线向理性化的方向发展。只有理性才能使研究充满活力，因为只有理性才能超越普通经验（直接的和似是而非的经验），并提出间接和富有成效的科学实验。因此，正是这种追求理性和建构的努力应该引起认识论者的关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认识论者与科学史家的使命之间的区别。科学史家必须将思想视为事实。认识论者则需要将事实视为思想，并将它们置于思想体系之中。一个被整个时代误解的事实，在历史学家眼中仍然是一个事实。然而，对于认识论者来说，它是一个障碍，一个反向的思想（counter-thought）。只有当我们更深入地研究认识论障碍时，我们才能最好地辨别科学思想史的真正价值。虽然对客观性（objectivity）的关注促使科学史家细致地分类他们的文本，但这种关注往往无法将他们带得更远，无法衡量单个文本的不同解释所造成的心理变化。同一个词语在同一时期内可能包含许多不同的观念。让我们感到困惑的是，同一个词语既指称又解释。被指称的事物保持不变，但解释却在改变。例如，电话用户、接线员、工程师和研究电话电流微分方程的数学家，他们对电话的理解都大不相同。因此，认识论者必须尽一切努力在真实的、渐进的心理中理解科学观念，也就是说，为每个单独的想法建立一系列概念，并展示一个概念如何产生另一个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或许，这样他们才能成功地衡量认识论的效力。这样，科学思想将被视为一个被克服的困难，一个被征服的障碍。在教育领域，认识论障碍的观念同样被误解。令我惊讶的是，科学教师比其他任何学科的教师都更难理解。他们的学生可能无法理解。很少有老师认真研究过错误、无知和思维惰性。热拉尔-瓦雷（Gerard-Varet）的著作鲜有反响。科学教师们想象，思维的开始就像一节课。他们还认为，学生可以通过简单地重读一年级来弥补他们漫不经心地获得的肤浅知识，并且只要老师一遍遍地讲解，逐条剖析，学生就能够理解证明题。科学教师没有考虑到，当年轻人开始学习物理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拥有了一套经验知识。因此，这不是获得实验文化的问题，而是要从一种实验文化转变到另一种实验文化，并消除日常生活已经设置的众多障碍。我只举一个例子。浮体的浮力存在于充满错误的熟悉直觉中。这种浮力活动被归因于漂浮的物体，更确切地说是“漂在水上的物体”。如果我们把手放在一块木头上，试着把它按下去，它会反抗。我们很难将这种阻力归因于水。因此，如果不首先批判和削弱这套复杂而不纯粹的原始直觉，就很难让学生理解阿基米德原理的奇妙数学的简洁性。尤其在在没有对最初错误进行心理分析的情况下，我们永远无法让孩子们理解，一个从流体中出现的物体和一个完全浸入其中的物体都遵循着相同的定律。因此，所有科学文化都必须以一种智力和情感的宣泄作为开端，我们稍后将会详细解释这一点。我们仍然面临着最艰巨的任务——让科学文化保持警惕状态，时刻准备前进，用开放和动态的知识取代封闭和静态的知识，并辩证地看待所有实验变量。简而言之，必须给理性发展找到理由。此外，我们可以将这些观察结果进行概括。虽然它们在科学教学中最为明显，但它们与教育的各个方面都相关。在我漫长而丰富多彩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未见过一位老师改变他们的教学方法。老师们没有失败感，恰恰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权威。教学意味着命令，这会导致大量本能的涌现。冯·莫纳科夫（Von Monakow）和莫尔格（Mourgue）指出，改革教学方法非常困难。他们提到了教师身上沉重的本能负担。他们观察到：“对于某些人来说，任何关于他们教育错误的建议都完全无用，因为这些所谓的错误仅仅是本能行为的表达。”冯·莫纳科夫和莫尔格当然是在讨论“心理病态的个体”，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心理关系很容易变成一种致病关系。教师和学生都处于某种特殊的心理分析之下。如果我们想要描述精神和心理能量的各个方面，并准备科学思维进步所不可或缺的认知情感控制，那么我们绝不能忽视对低级心理形式的研究。更确切地说，正是通过揭示认识论障碍，我们才能帮助建立理性的精神分析基础。然而，一旦我们研究了特定的认识论障碍和难点，这些现象将更容易理解。原始经验（更准确地说是原始观察）始终是科学文化的第一道障碍。的确，这种原始观察带来了大量意象：它生动、具体、自然且易懂。你只需要描述它并惊叹于它就够了。然后你认为你理解了它。我们将从描述“障碍”开始，并证明观察和实验之间并不连续，而存在断裂（break）。在具体生动的“观察的诱惑力”之后，我们会发现，遵循最初的概括性陈述如此危险。正如达朗贝尔（d’Alembert）所言，我们概括了自己最初注意到的东西，而就在刚才我们什么都没注意到。因此，我们看到，科学思维在萌芽阶段就受到两个看似相反的障碍的阻碍。因此，我们将有机会观察经验思维断断续续地摆动，被拉向不同的方向，最终完全脱节。然而，这种脱节蕴含着有益的潜力。因此，认识论者会受到来自相反评价的摆布，这些评价可以通过以下几点异议进行概括总结。思维需要超越直接的经验主义。因此，经验思维获得了一个体系。第一个体系是错误的。然而，尽管它错了，但它至少起到了让思维远离感官知识从而释放思维的有益作用。因此，第一个体系调动了思维。被体系建构起来的思维然后可以带来奇异的想法。这些想法既具有攻击性又充满疑问，还带着一种非常明显的“形而上学讽刺”。这在年轻的实验科学家身上非常明显，他们如此自信，如此迅速地根据自己的理论来观察现实。因此，当我们从观察转向体系时，我们从睁大眼睛惊奇地观察变成了紧闭双眼。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科学文化障碍通常总是“成对出现”，以至于我们可以将这种现象称为“错误的双极心理规律”。当你克服一个重大的难点时，你几乎可以肯定，你会遇到一个与其完全相反的障碍。这种错误辩证法中的规律性不会自然地源于客观世界。我们认为，它源于科学思想的辩论性态度，也源于科学界的本质。和科学活动一样，我们必须发明创造，我们必须从新的角度看待现象。但是，我们必须证明发明创造的合理性。因此，我们通过批判别人的现象来思考我们的现象。渐渐地，我们被引导着将反对意见变成研究对象，将批评转换成定律。我们不断努力地改变现象，以对抗他人的知识。当然，尤其是在年轻的科学领域，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毫无价值的独创性，它只会强化相反的障碍。当通过研究具体思维和系统思维来解决我们关心的问题后，我们将继续处理一些更具体的障碍。然后，我们的计划将不得不松散一些。并且，由于认识论障碍的本质是混合和多态，因此几乎无法避免重复自己。建立错误的层次结构并以有序的方式描述思维障碍也非常困难。因此，我们展厅里的展品将杂乱无章地呈现，读者需要在理解我们的论点后跳过乏味的例子。我们将依次研究用自然统一性和自然现象的实用性来解释事物的危险。我们将用一章来描述语言障碍。（借助解释性词语获得的错误解释，这种奇怪的倒置行为认为通过分析概念而不是将特定概念纳入理性综合体来发展思想。）语言障碍将自然地引导我们研究最难克服的障碍，这种障碍得益于一种肤浅的哲学支持。在这里，我指的是实在论，指的是“用物质单调地解释属性”。然后，我们将试图证明，对物理学家来说，现实主义是一种无益的形而上学。这并不是要预先判断它对哲学家的价值，因为它使研究停滞不前，而不是激发研究。我们将以研究一个非常特殊的障碍作为本书第一部分的结尾，这个障碍可以非常精确地界定，因此将尽可能清楚地说明认识论障碍的观念。这个障碍的全名是物理科学中的泛灵论（animism）障碍。19世纪的物理学几乎完全克服了泛灵论，但在17世纪和18世纪却非常明显，以至于在我们看来它是“前科学”思维的一个特征。因此，我们将把这个障碍的原则大致归咎于17世纪和18世纪的物理学家。设置这种限制会突出我们的论点，因为当障碍被克服时，它的力量将迅速呈现出来。此外，这种泛灵论障碍与所有民族学家广泛研究的泛灵论心态联系不大。这个特征可能会被认为只是一个乏味的奇特现象。随着人们用朴素的方式理解物质和生命，科学思想的真正价值受到了损害，无数的赞扬被引入物理科学。因此，我们将提出特殊的心理分析方法，以清除科学思维中这些错误的价值。为了完成这里的任务，我们还需要以同样的批判性观点研究数学思维的形成。然而，这将在另一本书中进行。数学思维的发展与科学思维努力理解物理现象的过程非常不同。数学史具有奇妙的规律性，它经历过停滞的时期，但没有错误的时期。我们在这本书中提出的任何论点都与数学知识无关。我们这里的论点只涉及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我们相信，我们正在努力实现科学的道德化，因为我们深信，那些遵循世界规律的人已经服从于伟大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