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Nostalgia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Hedgehog Review, Summer 2007.
20世纪以乌托邦开端，却以怀旧告终。对未来的乐观信念变得过时，怀旧（无论好坏）却从未过时，始终与当下有着奇妙的关联。怀旧（nostalgia）这个词源自希腊语，“nos”意为“归乡”，“algia”则是“渴望”的意思。我将“怀旧”定义为对一个不再存在或从未存在的家的渴望。怀旧是一种失落与漂泊的情感，但它也是对自身幻想的浪漫。怀旧的爱只能在“远处”存续。怀旧的电影图像就像双重曝光，就像两幅画面的叠加——家乡与异乡、过去与现在、梦境与日常生活。当我们试图将它强行统一进一个画图像时，它便会冲破框架或烧毁表面。
尽管“怀旧”一词源于希腊语，但它并非起源于古希腊。“怀旧”只是伪希腊语，或者说是一种怀旧的希腊语。这1688年，雄心勃勃的瑞士学生约翰内斯·霍弗（Johannes Hofer）在他的医学论文中创造了这个词。霍弗还提议用“怀乡狂”（nosomania）和“恋土狂”（philopatridomania）来描述同样的症状。幸运的是，这些词未能进入日常用语。
与我们的直觉相反，“怀旧”一词源自医学，而非诗歌或政治。我们不会想到去求取一张“怀旧的药方”，但在17世纪，怀旧被视为一种可以治愈的疾病，类似于一种严重的感冒。瑞士医生认为，鸦片、放血或一次前往瑞士阿尔卑斯山的旅行，就足以治愈怀旧的症状。最早被诊断出这种新疾病的受害者是17世纪的各种流亡者——他们是伯尔尼追求自由的学生，在巴塞尔求学；他们是法国和德国的家庭佣人；他们是在国外作战的瑞士士兵。这场怀旧的“流行病”还伴随着一种更为危险的“伪怀旧”流行，尤其是在那些厌倦了海外服役的士兵中。
我在这里感兴趣的怀旧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疾病，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症候，一种历史性的情感。因此，我将提出三个关键观点。
首先，怀旧并非“反现代”（antimodern）；它并不必然与现代性对立，而是与现代性并存。怀旧与进步是彼此的双重存在和镜像。怀旧不仅仅是对地方的渴望表达，更是对时间与空间的新理解，这种理解使“地方”（local）和“普遍”（universal）的划分成为可能。
其次，怀旧看似是对某个地方的渴望，实际上却是对另一个时间的向往——童年的时光，梦境中那更缓慢的节奏。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怀旧是一种对现代时间观念的反叛，这种时间观念属于历史与进步的范畴。怀旧者渴望将历史转化为私人或集体的神话，希望像游历空间一样重新审视时间，拒绝屈服于困扰人类生存状态的时间不可逆性。因此，用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话来说，怀旧中的过去甚至从未成为过去。它可能只是一个更好的时光，或者一个更缓慢的时光——脱离现实时间的时间，不受日程安排的束缚。
第三，在我看来，怀旧并不总是回顾，它也可以是前瞻。过去的幻想由当下的需求决定，并对未来的现实产生直接影响。对未来的思考让我们对自己的怀旧故事负责。与局限于个人意识层面的忧郁（melancholia）不同，怀旧关乎个人经历与群体或国家经验之间的关系，关乎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联系。未来主义的乌托邦可能已经过时，但怀旧本身仍具有一种乌托邦式的维度，只是它不再指向未来。有时，怀旧甚至不指向过去，而是向旁边延展。怀旧者感到被时间和空间的传统界限束缚。
有一种关于现代状况的批判性反思传统，它包含了怀旧的元素，可以称之为“离现代”（off-modern）。副词“off”让我们的方向感变得模糊，促使我们去探索阴影中的角落和小巷，而不是沿着进步的直路前行。它让我们能够绕过历史决定论的叙事。“离现代主义”既批判了现代人对新奇事物的迷恋，也批判了同样现代的对传统的重新发明。
在离现代主义传统中，反思与渴望、疏离与亲切并存。此外，对于20世纪的离现代主义者来说——尤其是那些来自与主流文化相对边缘化或“省级化”的传统背景的人（遍布从东欧到拉丁美洲的地方），那些世界各地的离散者，创造性地重新思考怀旧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手法，而是一种生存策略，是对“归乡不可能性”的理解方式。
历史学家往往将“怀旧”视为一个负面词汇，或者充其量是一种带有感情的轻蔑之词。查尔斯·迈尔（Charles Maier）写道：“怀旧之于渴望，犹如媚俗之于艺术。”这个词经常被轻率地使用。迈克尔·卡门（Michael Kammen）写道：“怀旧……本质上是没有负罪感的历史。遗产让我们感到自豪，而非羞耻。”
从这个角度看，怀旧被视为个人责任的放弃、毫无愧疚感的归乡、道德和审美的失败。怀旧会产生主观的痛苦想象，往往会占领政治、历史和日常感知的领域。
现代怀旧是一个悖论，因为它的普遍渴望能够让我们对同类产生更多的同情心，但当我们试图用特定的归属感来弥补这种渴望时，当我们通过重新发现身份，用国家共同体和独特而纯粹的家园来缓解失落感时，我们往往与他人分道扬镳，彼此不再理解。
我们共同拥有的是“algia”（渴望），但分裂我们的是“nostos”（归乡）。重建理想家园的承诺是许多当今强大意识形态的核心，它诱使我们放弃批判性思维，而追求情感上的联系。怀旧的危险在于，它往往混淆了现实的家园与想象中的家园。在极端情况下，它甚至可能创造出一个虚幻的家园，为了这个家园，人们甘愿为之去死。
未经反思的怀旧可能会孕育出怪物。然而，这种情感本身，这种对移置和时间不可逆性的哀悼，正是现代性状况的核心所在。怀旧的政治在宣称纯洁无瑕的家园时，往往生产出资本主义与宗教原教旨主义，创造“企业国家”与欧亚爱国主义的“全球本地化”（glocal）混合体。怀旧与政治的结合可能会引发爆炸性的后果。
怀旧的诱人对象往往难以捉摸。这种矛盾的情感渗透进了大众文化中。从沉没的泰坦尼克号到垂死的角斗士和已经灭绝的恐龙，技术进步和特效经常被用来重现过去的场景。许多19世纪的思想家相信，进步与启蒙可以治愈怀旧，实际上却加剧了它。曾经承诺弥合现代距离感，并为怀旧的痛苦提供奇迹般“假肢”的技术，已变得比怀旧的渴望更快。
更确切地说，技术与怀旧已经相互依赖。新技术和先进的营销刺激了伪怀旧，包括对你从未想过自己失去的事物的怀念和预期怀旧，以及对飞逝的当下的怀念。同样，全球化也促使了更强烈的地方依恋。与我们对网络空间和虚拟全球村的迷恋相对照，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怀旧的全球流行病，这种情感渴望一个拥有集体记忆的共同体，渴望在支离破碎的世界中保持连续性。在生活节奏加快和历史动荡的时期，怀旧不可避免地重新出现，成为一种防御机制。但这种防御机制也有副作用。
怀旧的爆发往往紧随革命而来。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东欧的“天鹅绒革命”都伴随着政治和文化上对过去的渴望。在法国，不仅是“旧制度”（ancien régime）催生了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革命赋予了“旧制度”以形态、终结感和一曾镀金的光环。
同样，苏联解体和“经济改革”（perestroika）塑造了人们对苏联最后几十年的看法，要么看作“停滞期”，要么看作苏联的“黄金时代”，觉得那是一个充满稳定、有力量和“常态”的时代——这种观点在2000年左右的俄罗斯尤为普遍。
然而，我在这里探讨的怀旧并不总是怀念“旧制度”、稳定的“超级大国”或衰落的帝国，而是对未实现的过去梦想以及那些已然过时的未来愿景的怀旧。怀旧史或许能让我们在回顾现代史时，不仅着眼于创新和技术进步，还关注那些未实现的可能性、不可预测的转折和历史的十字路口。
全球化在全世界传播的最常见“货币”是金钱和大众文化。怀旧也是全球文化的一部分，但它需要另一种“货币”。毕竟，定义全球化的关键词——进步、现代性和虚拟现实最初是由诗人和哲学家创造的。“进步”一词由康德提出，“现代性”是波德莱尔的创造，“虚拟现实”最早由亨利·柏格森构想出来，而不是比尔·盖茨。
然而，在柏格森的定义中，“虚拟现实”指向意识的层面、时间与创造力的潜在维度，这些特质是独特且不可模仿的“人的属性”。当18世纪的医生无法找到怀旧的确切根源时，他们建议求助于诗人和哲学家。怀旧以谜语和难题的形式表达，必须正视它，才能避免成为它的下一个受害者，或者下一个加害者。
怀旧的研究不属于任何特定的学科领域。它令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文学理论家和哲学家感到困惑，甚至连那些曾以为能远离这一切的计算机科学家也未能幸免，最终纷纷在他们的主页和全球村的网络“田园”中寻求庇护。娱乐产业营销的大量怀旧物品，大多是“甜美的现成品”，反映了对难以驯服的渴望和未被商品化的时间的恐惧。怀旧的过度泛滥在这种情况下强调了根本性的难以满足。在西方社会，随着艺术作用的减弱，对渴望的自觉探讨（没有快速解决方案和糖衣安慰剂的探讨）已经显著减少。
在过去的“好时光”里，怀旧是一种可治愈的疾病，危险但并非总是致命。水蛭、温热的催眠乳剂、鸦片或前往阿尔卑斯山的旅行通常可以缓解症状，但没有什么能比重返故土更有效，这被认为是治疗怀旧的最佳方法。
霍弗在提出治疗方案时，似乎对一些患者感到自豪。对他来说，怀旧是同胞们对祖国深厚感情的体现，爱到病态的地步。怀旧的爆发既强化了，也挑战了正在形成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观念。
人们一开始不清楚该如何处理那些在国外征战时深深怀念故土、不愿离开、更不愿为之而死的士兵。当怀旧的“疫情”蔓延到瑞士驻军以外时，人们采取了更加激进的治疗方法。
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医生朱尔丹·勒·孔特（Jourdain Le Cointe）建议通过引发痛苦和恐惧来治愈怀旧。他拿出科学证据，提供了一份关于俄国人如何成功采取激烈措施治疗怀旧的报告。1733年，俄罗斯军队在进军德国时被怀旧折磨，情况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将军不得不提出一种激进的治疗方案来应对这种怀旧病毒。他威胁说：“第一个生病的人将被活埋。”这是一种隐喻的字面化，因为生活在异国他乡与死亡无异。据悉，这种惩罚被执行过两三次，成功“治愈”了俄国军队的怀旧抱怨。（难怪怀旧成为俄罗斯民族认同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
作为一种公共流行病，怀旧基于一种超越个人历史的失落感。这种失落并不一定“被清晰记住”，人们也不一定知道该在哪里寻找失去的东西。怀旧变得越来越难以治愈。到18世纪末，医生们发现，回到家乡并不总能治愈症状。病人一旦回到家中，反而经常去世。怀旧的对象有时会迁移到遥远的异国他乡，超越了祖国的范围。
今天的遗传学研究者希望找到与特定医疗状况、社会行为甚至性取向相关的基因。同理，18世纪和19世纪的医生也试图寻找怀旧的病理性“根源”。然而，他们未能在患者的心灵或身体中找到怀旧的根源。有医生声称，怀旧是一种“心脏的疑病症”。怀旧从一种可治愈的疾病，变成了一种无法治愈的病症；从一种地方性的疾病“乡愁病”（maladie du pays），逐渐演变成现代时代的疾病“世纪病”（mal du siècle）。
我假设，怀旧的传播不仅与空间上的位移（dislocation）有关，还与时间观念的变化有关。怀旧的诊断出现在艺术与科学尚未完全断绝关系的时期，那时，心灵与身体（内在与外在的健康）被一同对待。这是一种“诗意科学”（poetic science）的诊断，但我们不应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嘲笑那些勤奋的瑞士医生。我们的后代或许会将抑郁诗意化，并将其视为一种全球性大气状况的隐喻，对百忧解（Prozac）等药物免疫。
现代的怀旧是一种对神话般回归不可能性的哀悼，是对一个“魔法世界”失落的哀悼，这个世界有着清晰的边界和价值。这可能是一种世俗的精神渴望的表达，一种对绝对的、既是物质又是精神的家园的怀旧，是对进入历史之前“时间与空间”伊甸园式统一的怀念。怀旧者在寻找一个精神上的回应者。面对沉默时，他会寻找记忆深刻的符号，绝望地误读它们。
作为对启蒙运动强调理性普遍性的回应，浪漫主义者开始颂扬情感的特殊性。对家园的渴望成为“浪漫民族主义”的核心主题之一。令人并不意外，民族意识往往来自外部，而非共同体内部。怀旧者从来不是本土人，而是一个在地方与普遍之间调和的移置者。
得益于赫尔德（Herder）对民族语言的狂热复兴，许多民族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表达爱国思乡之情的方式。奇妙的是，来自不同民族传统的知识分子和诗人们开始声称他们拥有一个无法彻底翻译的关于乡愁的词汇：葡萄牙语中的“saudade”，俄语中的“toska”，捷克语中的“litost’”，罗马尼亚语中的“dor”，更不用说德语的“heimweh”和西班牙语的“mal de corazon”。
这些被认为是民族独特的不可翻译的词语，但其实都是同一种历史情感的同义词。尽管细节和“风味”各不相同，但世界各地浪漫主义怀旧的语法却十分相似。“我渴望，故我在”是浪漫主义的座右铭。
作为一种历史情感，怀旧成熟于浪漫主义时期，并与大众文化的诞生同步。在19世纪中期，怀旧被制度化，体现于国家和地方博物馆、遗产基金会和城市纪念碑中。“过去”不再是未知或不可知的东西，“过去”变成了“遗产”。
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加剧了人们对过去慢节奏生活、社会凝聚力和传统的渴望。然而，对过去的痴迷揭示了一种遗忘的深渊，并与对过去的实际保存形成了反比。正如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指出，当记忆环境（milieux de mémoire）消失时，纪念性场所或“记忆场所”（lieux de mémoire）便会被制度化建立。仿佛通过纪念的仪式可以修补时间的不可逆性。
我与其提供一种治愈怀旧的神奇疗法，不如提出一种分类学，这样，或许有助于揭示怀旧的诱惑和操控机制。我区分了两种主要类型的怀旧：恢复性怀旧（restorative nostalgia）和反思性怀旧（reflexive nostalgia）。恢复性怀旧强调的是“家园”，并试图跨越历史、重建失落的家园。反思性怀旧则着重于“渴望”，并刻意推迟归乡的过程，往往带着惆怅、讽刺或绝望。这些区分并非绝对的二元对立，而是可以对想象中的家园边缘地带的灰色区域做出更精细的划分。
我希望识别出怀旧过程中的主要倾向和叙事结构，从而理解人们对失落与渴望的解释。恢复性怀旧并不认为自己是怀旧，而是追求真理和传统。反思性怀旧则沉浸于人类渴望和归属感的矛盾中，并且不回避现代性的冲突。恢复性怀旧捍卫绝对的真理，反思性怀旧则对其提出质疑。
恢复性怀旧是近期民族和宗教复兴的核心，它有两种主要叙事结构——回归起源和阴谋论。反思性怀旧并不遵循单一的叙事结构，而是探索如何同时“栖居”在多个地方并想象不同的时区。它钟爱细节，而非象征。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它可以呈现一种伦理和创造性的挑战，而不仅仅是午夜忧郁的借口。
这种怀旧的分类学让我能够区分出基于单一民族身份的国家记忆，和由集体框架构成的社会记忆，这些框架标记但不定义个人记忆。恢复性怀旧的修辞不是关于“过去”，而是关于普世价值、家庭、自然、家园、真理。反思性怀旧的修辞则是从时间中抽离出来，并把握转瞬即逝的当下。
要理解恢复性怀旧，首先需要区分过去的习惯和恢复过去的习惯。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区分了古老的“习俗”（custom）和19世纪的“发明的传统”（invented traditions）。相比于实际的农民习俗和惯例，新传统具有更高程度的象征性形式化和仪式化。
这其中有两个悖论。首先，现代化的速度和规模越快、越广泛，新传统就越保守、越难以改变。其次，越是强调与历史过去的连续性和传统价值，“过去”就通常被呈现得越具选择性。“发明的传统”的“新颖性”并不会因为容易装扮成古老而变得不那么新颖。当然，“发明的传统”并不意味着无中生有的创造，也不是完全的社会建构主义行为。它建立在对共同体和凝聚力的失落感之上，并为个人的渴望提供了一个令人安慰的集体“剧本”。
有人认为，随着社会自19世纪以来的工业化和世俗化，某种社会和精神意义的空洞随之产生。人们需要一种将“宿命转变为连续性、偶然性转变为意义”的世俗转化。但这种转化可能会朝不同的方向发展。它可能增加解放的可能性和个人的选择，提供多种“想象的共同体”和归属感的方式，这些方式并不完全基于种族或民族原则。它也可能通过新创造的民族纪念实践进行政治操控，目的是重新建立社会凝聚力、安全感和对权威的顺从关系。
恢复性怀旧有两种主要的叙事结构：恢复起源和阴谋论。阴谋论的世界观反映了一种对超越性宇宙观的怀旧，也反映了对前现代简单善恶观念的怀旧。这种世界观基于单一的跨历史叙事结构（善恶之间的摩尼教式的斗争），基于对神话般敌人的必然“替罪羊化”。因此，历史的复杂性、多样的矛盾证据和现代环境的特殊性将被抹去，现代史被视为古代预言的实现。极端阴谋论者想象“家园”永远处于敌人密谋的围攻之下，需要防御。
“恢复”（re-staure，即“重新建立”）意味着回到原始的静止状态，回到“堕落之前”的时刻。恢复性怀旧以偏执的决心返回并重建一个家园，反思性怀旧则以同样的激情害怕回归。
与重建失落的家园不同，反思性怀旧可能促进个体美学的创造。反思性怀旧关心历史和个人的时间，关心过去的不可挽回性和人类的有限性。“反思”意味着新的灵活性，而不是重新建立静止状态。这里的重点不在于恢复被认为是绝对的真理，而是对历史和时间流逝的沉思。此类怀旧者往往像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所说的那样，是“时间的业余爱好者，时长的享乐主义者”，他们抵抗外部效率的压力，并在时间的质感中找到感官的乐趣，这种质感无法用时钟和日历来衡量。
恢复性怀旧和反思性怀旧的框架可能有所重叠，但它们在身份的叙事和情节上并不一致。换句话说，它们可以使用相同的记忆触发物和符号（例如普鲁斯特的玛德琳小饼干），却讲述不同的故事。第一种怀旧倾向于集体图像符号和口头文化，第二种怀旧则更关注个体叙事，细细品味细节和记忆符号，但总是推迟真正的归乡。
如果恢复性怀旧最终通过重建家园的象征和仪式来试图征服时间并将其空间化，那么反思性怀旧则珍视破碎的记忆碎片，并将空间时间化。恢复性怀旧非常严肃，反思性怀旧则可以带有讽刺和幽默的色彩。它揭示出，渴望和批判性思考并非互相对立。情感记忆不会使人免于同情、判断或批判反思。
反思性怀旧并不假装重建那个所谓的神话中的“家园”，它迷恋的是距离，而非那个指涉物本身。这种怀旧叙事具有讽刺性和不确定性，是片段式的。第二种类型的怀旧者意识到身份和相似性之间的差距——家园要么已是废墟，要么在刚刚翻新后已变得认不出。正是这种陌生化感和距离感促使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讲述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
通过这种渴望，他们发现过去并非不再存在，而是如柏格森所说，“过去是某种可能产生作用的东西，并会通过插入到当前的感知中借用其活力”。过去不是以现在的形象重现，也不被视为某种灾难的预兆；相反，过去打开了多种潜在性，是历史发展的非目的性潜力。
我们不需要计算机来获取想象力的虚拟性。反思性怀旧打开了多个意识层面。对于普鲁斯特而言，回忆是一场不可预测的综合感知的冒险，在那里，词语与触觉感受相重叠。地名打开了心灵的地图，空间折叠成时间。在《追忆似水年华》的结尾，普鲁斯特写道：“对特定图像的记忆只不过是对某个特定时刻的怀念。如同岁月一样，房屋、道路、大道都稍纵即逝。”因此，这种令人难忘的文学逃逸曲调才是关键，而非真正的归乡。
在21世纪，数百万人离开出生地，生活在自愿或非自愿的流亡中。移民的故事是最好的怀旧叙事，不仅因为他们忍受怀旧的痛苦，也因为他们挑战怀旧。这些故事常常被构建为对其他人怀旧投射的框架，而这些人说话的位置更加安全。
移民们理解怀旧的局限性，也理解“离散亲密”的（diasporic intimacy）温柔。“离散亲密”珍视非原生的、自愿选择的情感联系。离散亲密并不与无根性和陌生化对立，而是由此构成。对幸福归乡的描述已经太多，是时候对那些“不归”与流亡的勉强赞美给予应有的公正了。在某些流亡作家和艺术家的案例中，无法归乡变成了一种核心的艺术动力，一种在文本和艺术作品中建立“家”的方式，也是一种生存的策略。
普通的流亡者往往成为生活中的艺术家，他们以极大的创造力重新塑造自己，也重塑他们的第二个家。无法归乡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赋予力量的推动力。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怀旧情感，而是这种怀旧排除了恢复过去的可能性。离散亲密并不承诺一种不加掩饰的情感融合，而只是一种脆弱的情感，虽然不那么持久，却依然深刻。
当代建筑的建造与重建提供了怀旧的不同物质体现。在后苏联时期的莫斯科，公共领域怀旧转向的开端标志着救世主大教堂（Cathedral of Christ the Saviour）的重建（1994-1997），该教堂在20世纪30年代被野蛮摧毁。
最初，面对教堂原址盖什么建筑的问题，人们争论不休，启发了各种宏大的项目和破坏行为，但最后被一个完全仿造的混凝土教堂复制而取代，并抹去了与该地点相关的所有争议性记忆（政治记忆和建筑记忆）。同样，在前南斯拉夫地区，老教堂和清真寺逐渐失修，新的巨大教堂和清真寺则在历史上种族混居的城市中心以外建造起来。虽然在风格和资金方面都体现了全球化，但人们主张重建当地的民族和宗教特性，而且这些特性往往是国外想象出来的——这是恢复性怀旧的典型例子，往往超越甚至违背了对混合城市结构的恢复。
相比之下，建筑领域中的反思性怀旧者青睐公共领域的“废墟情结”，他们热爱并容忍现代废墟。这些废墟保留了对破坏、对多种历史的争议记忆以及对并存时间性的回忆。从泰特现代美术馆到较小的临时性、过渡性建筑项目，各种当代建筑都吸收并保留了工业废墟，创造性地重新栖居和循环利用它们。现代性的废墟既指向了现代技术的错误，也指向了目的论的错误，提醒我们我们的共同世俗性和物质历史。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并不以追求新颖性为特征，而是以怀旧的激增为标志，这些怀旧常常彼此矛盾。怀旧的赛博朋克与怀旧的嬉皮士、怀旧的民族主义者与怀旧的世界主义者、怀旧的环保主义者与怀旧的“城市迷”在网上交换着虚拟火力。如同全球化，怀旧存在于复数形式之中。研究怀旧的社会学、政治学和民族志成为当务之急，构建起微观实践和宏大叙事。
重要的是，我们要始终提出这样的问题：谁在以怀旧的名义说话？谁是它的传声筒？21世纪的怀旧就像17世纪的怀旧，产生了伪造怀旧的流行病。例如，东欧怀旧的问题在于它看起来比实际存在得更多。这似乎有悖常理。西欧人往往将怀旧投射到东欧，作为合法化“落后”的一种方式，而不面对它们文化历史中的差异。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电影《再见列宁！》（Good bye, Lenin!）的成功，它讲述了德国东欧怀旧的悖论，并努力吸引人们广泛的怀旧情感。《再见列宁！》有一个幽默的构思：一位东德的坚定信徒，在昂纳克（Honecker，最后一位东德领导人）政权的梦想中生活，因意外事故陷入昏迷，而此时柏林墙正在倒塌。当她醒来时，她深爱的孩子们努力维持她的怀旧幻想，为她提供逐渐消失的东德腌黄瓜和审查后的电视新闻。
在一些前“东德人”看来，《再见列宁！》是由“西德”制作者完成的电影，他们试图想象和包装东德同胞的东欧怀旧。影片中的东欧怀旧是一次联合创作，它混合了西方关于“第三条道路”的梦想和东方对宇宙的神话。对他者怀旧的模仿欲望超越了欧洲的东西方。那些富有良知的欧洲人和美国人，怀着或多或少真实的愿望去理解东方“他者”，将多元文化主义的梦想变成了一种反向的异国情调。他们夸大了他者的异质性，保留了怀旧的差异，同时忽视了外国文化内部的差异及其政治专制主义和媒体操控的形式。
无论是对过去的怨恨还是当下的自我肯定，人们始终需要认识到他者的现代性，认识到现代重建传统和跨国个体梦想的共同世界。怀旧者讲述的故事是本地归乡的故事，而这种故事的形式却很少本地化。当代的怀旧可以是一系列跨文化的移民情节，超越了民族国家的依恋。
总之，当代的怀旧并没有太多新意。与伟大的女演员西蒙娜·西涅莱（Simone Signoret）不同，她在自传中写道，“怀旧不再是过去的怀旧”，怀旧的结构在很多方面依然如旧，尽管时尚在变化，数字技术在革新。最终，对抗怀旧独裁的唯一解药可能是怀旧的异议。怀旧可以是一种诗意的创作、个体的生存机制、一种反文化的实践、毒药或解药。我们有责任对自己的怀旧负责，而不是让别人为我们“预制”怀旧。
那些预包装的“怀旧资源”对我们来说可能毫无用处，尤其当我们希望共同创造自己的未来时。想象中的家园梦想不能也不应该变成现实。有时，让这些梦想仅仅停留为梦想，而不是未来的指南，或许更为理想。恢复性怀旧以偏执的决心回归并重建自己的家园，反思性怀旧则同样强烈地害怕回归。毕竟，家园并不是有围墙的共同体。世俗的天堂可能不过是另一个没有出口的“波将金村”（Potemkin village）。当代怀旧者的当务之急是既对家乡思念至深，同时又对家乡感到厌倦，有时甚至是同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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