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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秩序中的必然性幻觉
Illusions of Necessity in the Economic Order
作者：罗伯托·曼加贝拉·昂格尔（Roberto Mangabeira Unger，哈佛法学院，1947-）
译者：陈荣钢
引用[Chicago]：Unger, Roberto Mangabeira. “Illusions of Necessity in the Economic Order.”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8, no. 2 (1978): 369–73.
美国经济似乎被三种无法改革的经历束缚，就像一个铁环，在那些渴望打破传统的人和沮丧的技术专家之间建立了一种令人失望的“兄弟情谊”。第一种观念涉及社会生活理想与其得以实现的体制环境之间的关系。人们普遍认为，工作场所无法（或不应该）反映美国人在其他生活领域认同的民主和社会理想。任何试图将这些理想引入办公室、商店和工厂的尝试都将是自欺欺人，而且低效。道德生活中存在着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它规定大众政治要民主辩论，家庭要团结，交换和工作则需要冷酷的赚钱手段或残酷的纪律。混淆这些范畴会受到惩罚，结果，你试图扩展适用范围的理想本身会在你的手中消失或腐烂。你会因为将道德资本投资于道德回报率低的社会层面而浪费掉这些资本，或者像希腊神话中的米达斯王一样，因为自己的成功而不知所措。第二个方面是，奢华与贫困的残酷现实更因国家紧急事件、全民富裕或偶然转移而改变（如果它们能改变的话），而不是任何经过精心设计的再分配计划。一个由相互庇护、依赖和威胁交织而成的巨大网络，将国家的所有部门与社会上的各个群体牢牢联系在一起。任何超出对这一网络进行仁慈修补的再分配计划，都会让人觉得像一个革命的幻想。要想让那些头脑清醒、生活安逸的人对普遍选举彻夜难眠，恐怕需要一些更非偶然的力量。第三个方面指向了经济政策本身的控制和预见能力的极限。通货膨胀、失业和财政危机等难题，要么被认为是民主政治过程中一再发生的严重自律缺失的惩罚，要么被认为根植于市场结构和行为习惯之中，而没有人似乎拥有足够的力量去改变它们。这些谜题似乎可以追溯到一个国家根深蒂固的恶习——自由的人们既想要蛋糕，又想要吃掉它；每个人都希望比别人领先一步，以免落后；克制自我则被视为愚蠢、卑躬屈膝者或“圣人”才会做的事。、这三种关于“必然性”的形象既是对真理的承认，又是一种扭曲。它们三个看起来可能相距甚远。然而，它们紧密相连，这种紧密相连的方式传达了一种“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的缺陷——在生产体系中实现民主和社会理想的不可能；实现根本性再分配的不可能；管理经济秩序的不可能。我从最实用的一个层面开始分析，然后引向另外两个因素和经济学本身的讨论。限制政府交换紊乱能力的深层因素，最平淡无奇且最顽固地表现在通货膨胀问题上。想要开始理解这些因素，需要做的不仅仅是超越货币主义、财政主义、菲利浦曲线(Phillips Curve)和自然失业率等理论。同时还需要摒弃那些将非竞争行为和非出清市场理论作为权宜之计的观点，因为这些理论试图在传统经济分析和对更广泛的社会道德现实的解读之间建立一座“半吊子”的桥梁。用现有经济学的方法和假设来解释通货膨胀，就好比钟表敲了第十三下，这不仅让我们吃惊，还会让我们怀疑之前十二下的准确性，甚至质疑钟表本身的可靠性。通货膨胀的社会基础可以被描绘成一组相互关联的张力。它们都源于一种历史经验，即继承和获得的职位和利益等级仍然存在，但同时失去了部分强制力和神圣的光环。这些压力形成了政企合作的政治经济的一种独特风格。人们之间无休止的攀比和他们为维持稳定和公平的既有秩序所做的努力，构成了社会张力的一大来源。每个人都会将自己获得的利益与那些比自己幸运的人进行对比，这种无情的对比刺激着人们产生新的需求并更加勤奋地工作。然而，为了短期利益和分配效率而进行的全面竞争，会使所有社会关系都变得岌岌可危，这种竞争不断被另一种力量所抵消。这种力量就是人们维持稳定、持续的雇佣和交换关系的努力，他们将这种关系与临时的劳动力或商品交易严格区分开来，并通过约定俗成的薪酬、价格、权力和声望、支配权和服从等标准来规范这些关系。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混合状态，既软弱无力又异常强大。一方面，国家缺乏有效权力或道德权威来倡导新的全社会范围的利益差异，甚至无法赢得对既有等级制度和分配方式的忠诚。另一方面，每个阶级和机构的地位和晋升却都依赖于某种形式的政府支持——以至于对国家的掠夺，这个曾经是贵族政治的标志，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普遍做法。随着阶级和社会秩序的衰弱和低落，人们的利益和需求在延迟之后突然爆发，这给政治斗争带来了一个矛盾的影响。这些尚未成形、难以言表的渴望倾向于聚集在政党、专业协会和工会周围，因为这些组织可以将这些渴望用最少分歧和最直接的物质术语来定义。但另一方面，人们的抱负和团结相对缺乏可塑性，这使得代表性组织能够掌控这些团结和抱负——将它们固定成一种模式，既能为组织本身提供稳定性，又能让每个组织的领导层以一种不改变游戏规则的方式对待选民、客户、合作伙伴和政府。这些组织与名义上代表的模糊不清的诉求最终彼此沦为对方的人质，它们相互适应所产生的扼制力大大减少了任何替代性领导层可利用的回旋余地。这些张力共同造成了一个权力转型受阻的典型局面，并合谋在社会每个领域重建一种狂热议价的政治。这种困境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在于，政府面对那些政治影响力与生产贡献随机相关的群体，将一再受到诱惑，通过非直接税收或转移支付以外的方式为其计划融资，并更加重视那些与制度变革计划没有直接联系的分配和再分配方面，而不是那些与之相关的方面。工人们会抵制任何扰乱他们惯常工资结构的做法。他们会破坏国家收入政策，原因之一是这些政策危及特定工人阶层工资结构的完整性，另一原因是这些政策强化了一种被视为不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模式。工会也将远离针对整个制度的广泛斗争，因为这种斗争似乎会危及工会既有的运作方式、特权和人员配置。在没有权力或财富发生重大转移的前景下，为了保持领先于其他群体的竞争将吸收所有注意力，所有更大的团结都将分解成更小的派系斗争。管理层和资本家将利用一切机会扩大他们的利润空间，从而在企业政治的不确定性中为自己增加安全保障。他们会捍卫价格和工资的僵化，这种僵化与对长期失业的底层阶级的剥削以及向政府索取好处相结合，有助于强调他们与核心市场和员工的稳定联系。通货膨胀表面上看起来危害性不大，但背后反映出的僵局所带来的影响却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它让疯狂的战争看起来都像是打破僵化政治的唯一解药。由于改革的阻碍，人们在这种情况下会说什么、会做出什么选择，这一切都变得无法确定。社会精英的意识形态想象力在这方面也耗尽了，他们犹豫不决，徘徊在国家家长制和伪复辟的自由竞争计划之间，这两者都无法改变他们抱怨的事实。面对这种僵化，颠覆性的政治思想将在瘫痪的权力巨石之下追寻那些隐藏的怀疑和争论。它会寻找一些游离于既定政治话语边缘的问题，并利用模糊性来获得改革的优势。比如，扩大围绕政府权力和私人特权之间的财政和监管联系的辩论范围，这既可以是纠正轻微滥用的机会，也可以是更大范围的关于国家和社会之间联系的争论的开始；或者，倡导职业晋升中的唯才任用，但这对于创造平等的起点（作为进行唯才竞争的基础）会产生什么影响，则还不明朗；再如，工人参与管理的思想，它既可以是一种精致的泰勒主义，也可以是迈向工人控制的一步。颠覆性的政治思想将识别并寻求在现有秩序下不断产生并不断受其挫败的群体之间建立看似难以置信的联系——被困在劳动力市场残酷贫民窟的体力劳动者；发现他们与蓝领工人之间的分歧更多在于风格和期望，而不是权力、收入、机会甚至工作条件的白领工人；那些不安分、花哨、“足智多谋”的“参谋阶级”，他们长期缺乏政治地位。颠覆性的政治思想将找到方法，使目光短浅的理想主义领导与巧妙地建立新的权力组织基础和团体联盟的方式相协调。正是通过结盟和意识形态转变，再分配问题和终极理想之间的关系才会变得清晰。只有在政企僵局被打破的情况下，基本的再分配计划才能被接受，工作场所的制度才能根据民主和社区的原则进行重建。同时，这些原则和计划最终也是唯一能赋予重建工作连贯性和动力的动力。虽然重新分配的意义可能易于理解，尽管实施起来困难重重，但要精确而现实地描绘将社会和民主引入工作场所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以一种永远消除贫富差距的方式做到这一点，这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人们常说，在工作组织中谈论社会和民主会降低生产效率。但事实是，没有人能事先预料到，当工作制度和人们对它们的反应都不是固定因素时，技术目标和政治目标将如何协调。此外，当前的生产体系，和其他所有生产体系一样，除了在技术上解决稀缺性问题之外，还存在着权力层级。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它会而且必须限制抽象任务定义和具体操作经验之间不断、灵活的相互作用，而这种相互作用正是我们现代高效理性的核心概念还有人认为，在工作场所实现民主和社会将带来致命的动荡，工人民主会产生一系列新的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工人的社会只会变成一个荒谬的、独裁的“工作场所”。然而，工人民主的扎根，需要同时在工作场所层面制度化冲突、使技术建议服从集体决策，并在国家层面扩大民主。如果没有扩大国家政府和计划或监管机构的冲突和参与，工人的控制就只会成为另一种政企合谋的契机，沦为掩盖官僚操纵的工具。反之，如果没有企业内部的民主，私人权力和技术专家对日常生活的专制统治就将无法打破。对于一个民主的生产体系来说，企业与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应该由绝对产权的分配来规范，而应该由复杂的异议权、参与权以及获得工作、市场和资本的机会等权利的分配来规范。这意味着，随着大型企业资本主义产权的逐步淘汰，工人自己将获得分散决策和市场交换的权利。但这也意味着要限制将生产性资本作为工资分配、限制企业规模，并限制利润和投资用于控制其他公司工人的劳动力的程度。在工作场所，如果仅仅是老板或官僚为了粉饰权力而假装集体主义，那么所谓“共同体”就沦为一种对彼此负担和弱点进行非民主化分割的工具。一个摒弃了绝对产权分配问题，并且摆脱了契约与共同体之间对立执念的社会，绝不仅仅是将现有的社会和民主理想简单投射到陌生的领域，因为当这些理想脱离了传统语境，就需要被重新构想。一旦让民主冲突、集体团结和技术等级制寻找到新的意义和应用，它们将相互重叠而非对立。现行的经济学既无法理解深层现实，也无法理解其改革的条件和后果。经济学在这方面的不足源于两个方面——作为科学的方法本质；与权力之间实际关系的性质。在经济学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到边际主义一般均衡理论，再到更加广泛的效用最大化行为理论的过程中，方法论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看待追求普遍性和形式化的斗争。仅仅因为经济学依赖简化假设、得出反直觉的结论，或是孜孜不倦地寻求新的形式分析方法，就攻击由此发展而来的科学，这是错误的。诚然，这种形式化的经济学部分是为了回应社会主义对政治经济学的攻击，但也确实成功地创造了一门科学，任何足够谦逊的人都可运用它。新古典理论的核心缺陷在于被过于原始的理性秩序概念所迷惑和腐化，这种方法论的罪恶感体现在两个互补的方式上。首先，它表现在无法持续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发现之间的相互作用。只要工作和交换的实际复杂事实成为放松既有假设或判断偏离预先设定的分配效率标准的借口，而不是累积因果理论的对象，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就注定永远停留在婴儿期。它将由解释方案组成，这些方案相对不受历史世界的有趣悖论的影响；事实观察则会变得随机且临时，无法与它们被输入的理论机器相匹配。这样的科学无法成长。经济学中存在一个模糊的核心，这涉及到最大化、效率和理性等相关概念。我们是否只是在空洞和同义反复地追求理性决策最大化，无论世界如何？还是我们必须把理性的概念解读为一组更狭窄的假设，涉及资源自由流动、行为决定因素，以及如何将权力不平等和目的分歧转化为物质交换的语言？如果是前者，经济学只能停留在同义反复之中，除非放宽假设，这种做法既危险又无序。然而，如果是后者，经济学受制于对资源流动、行为决定因素的约束性规范和经验假设，这些假设经济学原本试图逃避，也不具备面对它们的真实性。因此，我们的任务是效仿古典政治经济学，将交换理论重新融入权力和感知理论之中。经济学成为理解和变革的障碍的另一主要方式，可以从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对比中推断出来。古典经济学家的核心是对历史机会的愿景，他们不仅仅追求集体物质进步，也不仅仅追求个体自主权。阶级和团体特权的相对撤出似乎在社会中留下了一个开放的空间，一个理性和劳动能够达到新高度的空间。即使古典经济学家谄媚权贵，他们的思想仍然拥有力量和权威，因为这些理论受到了一幅未实现的人类可能性图景的启发。在接受这种启发时，政治经济学并没有混淆描述和评价。理解一种生活形式就是预示隐藏转型的潜力。古典经济学家寄予希望的开放空间在我们看来比他们小得多，等级强制和制度约束的裂缝留下的空白区域被一种新的僵局、猜疑和绝望的宿命论所覆盖。没有真正的科学实践和变革的想象力，经济学就只能跪在这个现代的命运幽灵面前，成为一个它无法改变的现实和一个它无法理解的谜团。尽管方法和假设看起来不可知，但经济学将变成一种为老练的行动者辩护的形而上学，一种为谨慎者和被动者提供的盔甲，以及一种糊弄权力的把戏。【延伸阅读】
罗伯托·曼加贝拉·昂格尔：《反对时代精神》（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