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图片来自俄罗斯当代摄影师叶夫根尼娅·阿尔布加耶娃（Evgenia Arbugaeva，1985-）拍摄的家乡季克西（Tiksi），这座城位于北极圈内，主要建设于斯大林时期，用作军事战略目的，其中的建筑大多已经荒废。
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私人生活：家庭叙事、记忆和口述史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 Family Narratives, Memory and Oral History
作者：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历史系）
译者：陈荣钢
引用[MLA]: Figes, Orlando.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 Family Narratives, Memory and Oral History.”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 65, 2008, pp. 117–37.
多年来，我们对斯大林统治时期普通苏联公民的私人生活几乎一无所知。直到最近，苏联历史学家和西方历史学家撰写的苏联社会史都完全局限于公共领域，关注政治和意识形态，关注“苏联群众”的集体经验。即使出现“个人”，那么他/她也是给苏联当局写信的人（也就是说，是公共参与者，而不是私人个体或家庭成员）。资料来源显然是个问题。除了一些伟大作家的回忆录，几乎没有家庭生活私人领域的可靠证据。对于苏联的普通百姓来说，对于遭受压迫的数千万人来说，他们的家庭历史是记忆的禁区，他们永远不会谈论或书写。在苏联时期，国家档案馆和党的档案馆收藏的个人文集（lichnye fondy）主要属于政治、科学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他们的文件由所有者精心挑选后捐赠给国家。苏联出版的回忆录一般也不披露撰写者的私人经历，但也有一些例外，尤其是1985年后“宽松”时期出版的回忆录。在西方出版的苏联知识分子移民回忆录和斯大林主义镇压下的苏联幸存者回忆录也存在不小的问题，尽管这些回忆录被普遍认为是“沉默者”的“真实声音”，告诉我们身为普通公民经历斯大林恐怖的“感受”。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冷战”高峰期，西方对斯大林政权的印象被这些知识分子的生存叙事所主导，尤其是叶夫根尼娅·金兹堡（Evgeniia Ginzburg）和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Nadezhda Mandelshtam）的叙事，它们为人类个体精神（作为内部力量）反抗苏联暴政的自由主义思想提供了第一手证据。这种道德观（以1991年“民主的胜利”为象征）对苏维埃政权垮台后大量业余回忆录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但是，尽管这些著名的回忆录为许多在恐怖中幸存下来的人，尤其是那些坚定致力于个人自由理想的知识分子道出了真相，但它们并没有为数百万普通苏联公民（包括许多斯大林政权的受害者）道出真相，这些人并没有那些内心的自由或异议情绪。相反，他们默默地接受并内化了该制度的基本价值，遵守公共规则，甚至可能参与了罪行的实施。从档案中发现的日记似乎很有用。除了其他自传体文章，比如调查问卷（anhety）或简短传记——人们在职业生涯的几乎每个阶段（进入大学或学院、入党或申请工作）都必须撰写，日记为最近兴起的“苏联主体性”（Soviet subjectivity）研究提供了主要证据。我很怀疑能否从苏联时期的日记中得出如此普遍的结论。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没有多少人冒着风险写私人日记。在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被捕。当一个人被捕时，首先被带走的就是他/她的日记。警方会在日记中仔细检查“反苏”思想的证据，更不用说可能因涉案而被捕的朋友和同事的名字了苏联时期出版的日记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写的，他们对自己的文字非常谨慎。作家米哈伊尔·普里什文（Mikhail Prishvin）在写日记时字迹潦草，用放大镜才能勉强看清。1991年后，前苏联档案中开始出现更多日记，有些通过莫斯科人民档案馆等组织的自愿行动而曝光，其中一些日记出自苏联社会的中下层人士之手。但总体而言，斯大林时期的日记数量极少（哪怕前克格勃档案中会发现更多日记）。普通公民内心世界的普遍性很难进行概括，因为缺乏像“苏联主体性”这样的侵入性阐释框架。另一个问题是许多日记使用的“苏联语”。 难道真如赫尔贝克（Hellbeck）所言，这种语言证明作者接受（“内化”）了政权的价值和思想——人们用日记来使自己苏维埃化？如果不直接研究人们以这种顺从方式写作的动机（恐惧、信仰或时髦），就很难解读这类日记。近年来，研究斯大林政权的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将口述史作为研究身份问题的窗口。西方第一部大型口述史来自哈佛大学的苏联社会制度研究项目（1950-1951年对欧洲和美国的苏联难民进行了329次访谈）。大多数受访者在1943年至1946年间离开苏联，他们的观点深受西方生活经验的影响。尽管如此，该项目还是出版了几本社会学书籍，影响了西方对“冷战”期间苏联日常生活的看法。此外，90年代初完成了采用社会学方法的小型口述史项目。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口述史的做法才开始在俄罗斯发展起来，而在早先的苏联时期，口述史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20世纪80年代末成立的“纪念”（Memorial）等公共组织代表受压迫者记录他们的历史，率先收集了古拉格劳改营幸存者的证词。这在“公开化”（glasnost）时期是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因为这些幸存者正在迅速消失，而且他们的记忆几乎是有关劳改营生活的唯一可靠信息来源。苏维埃政权垮台后，每天都有大量文件成捆、成袋、成箱地运抵，未经培训的志愿者以极快的速度采访幸存者并整理这些文件。这些早期的口述史项目主要关注斯大林恐怖的外部细节和古拉格劳改营的经历。他们的目标是发现书面文件中找不到的证据（因为镇压的历史在党、苏维埃和克格勃的档案中被抹掉、伪装、隐瞒或篡改）。然而，在这些早期项目中，很少有旨在揭示苏联公民私人或内部生活的调查。部分原因在于，在纪念馆工作的志愿者没有经过培训，也没有足够的经验来培养这种提问方式所需的微妙技巧（他们自己现在也很愿意承认这一点）。但主要原因是，经历过斯大林恐怖的人们还没有准备好揭示自己，以这种亲密和自我反思的方式向研究人员讲述自己的生活，哪怕只是在纪念馆里。在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轮口述史热潮中，人们愿意记录他们遭受镇压的事实、被捕、入狱和改造的细节，而不是他们内心生活的伤害、个人背叛的痛苦回忆和塑造他们历史的关系。过去五年来，我一直在参与一项大型的历史复原项目。我与来自俄罗斯不同城镇的三组研究人员一起，恢复了经历过斯大林统治时期的普通俄罗斯人的家庭档案。我们总共收集了大约250份家庭档案（成捆的信件、用潦草笔迹写成的日记、皱巴巴的老照片和珍贵的手工艺品），这些档案甚至在苏维埃政权解体十多年后仍被藏在俄罗斯各地私人住宅的秘密抽屉里和床垫底下。我们对每个家庭中最年长的亲属进行了广泛的访谈，他们能够解释这些私人文件的来龙去脉，并将其归入家庭不为人知的历史中。该项目与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彼尔姆的纪念协会合作开展，成果出版为我的著作《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2007；译注：中译本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毛俊杰译）。家庭档案现已成为纪念协会收藏的一部分，但其中许多档案、访谈记录和录音摘录（其中一些已翻译成英文）都可在线查阅。家庭的道德领域是这部口述史的主要舞台。访谈探讨了家庭如何应对苏维埃政权的各种压力。如果他们的传统和信仰与通过学校和共青团等机构向年轻一代灌输的苏维埃制度公共价值相冲突，那么他们如何保护自己的传统和信仰并将其传承给子女？生活在恐怖统治的制度下，会对亲密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在斯大林政权的道德真空中，人类的情感和情绪如何保持力量？当丈夫或妻子、父亲或母亲突然成为“人民公敌”被捕时，人们会怎么想？身为忠诚的苏联公民，他们如何解决“信任所爱之人”与“相信所惧政府”之间的矛盾？在苏联体制下成长，并需要继续在这里生活的孩子们，如何处理因亲属被捕而继承下来的污名？如果他们加入共青团或成为社会活动家，以克服自己的“受损经历”，这对他们的个人或政治身份意味着什么？有哪些生存策略、沉默、谎言、友谊与背叛、道德妥协与迁就塑造了数百万人的生活？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为了探究个人领域，以反映苏联社会的本质。为该项目选择的家庭代表了苏联社会的广泛阶层。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来自俄罗斯各地的城市、城镇和乡村（采访小组被派往诺里尔斯克、克拉诺雅尔斯克、萨拉托夫、斯塔夫罗波尔和几个较小的城镇）。他们之中既有被镇压的家庭，也有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特工或古拉格管理人员参与镇压的家庭。还有一些家庭没有受到斯大林恐怖统治的影响，但从统计数字来看，这样的家庭很少。【注】据保守估计，1928年至1953年间，约有2500万人受到苏维埃政权的镇压。这2500万人包括被行刑队枪决的人、古拉格劳改营的囚犯、被送往“特别定居点”的“富农”（kulaks）、各种奴隶劳工和被驱逐出境的各族成员，约占苏联人口（1941年约为2亿人）的八分之一。换言之，在苏联，平均每1.5个家庭中就有一个人受此影响。这些数字不包括饥荒受害者或战死者。（参见：Michael Ellman, “Soviet Repression Statistics: Some Comments”, Europe-Asia Studies 54: 57, November 2002, pp. 151-72.）
受访者中最年长者出生于1906年，但大多数人出生于1917年至1925年之间。他们的人生轨迹与苏维埃制度如出一辙。我们还对主要受访者的子女和孙辈进行了访谈。多代同堂的方法对于了解该政权的遗产非常重要。在长达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时间里，苏联体制对家庭道德领域的影响不断扩大。没有任何其他极权体制对臣民的私人生活产生过如此深远的影响（纳粹统治经常被拿来与斯大林体制相提并论，但纳粹独裁统治只持续了十二年）。关于项目的方法，我想说几句。我从研究小组通过对一千多人进行电话访谈而建立的数据库中挑选出参与该项目的家庭。我要确保最终样本来自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基础（很容易向知识分子倾斜，尤其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同时每个家庭都应有某种档案来补充或证实访谈中提供的证词，这一原则必须坚持。在彼尔姆很难做到这一点。该地区居住着大量背井离乡的前“富农”、被驱逐出境的各族成员以及斯大林政权的其他受害者。在彼尔姆接受电话采访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任何个人证件（许多人甚至连父母的照片都没有）。那些有家庭档案的人非常值得寻找。在第一次访谈中，尽管我为访谈者准备了一份调查问卷，并要求他们对数据库中已经出现的某些主题进行阐释，但还是允许他们在最少干预的情况下重述自己的生平故事（这是口述史的标准做法）。这些访谈时间很长，通常要持续几个小时，甚至往往要持续好几天。在分析了经过编辑的访谈记录后，我将确定主要方向，并为深入探讨特定主题的二次访谈设置问题。每个家庭通常要接受三到五次访谈。大约每个月，我会与纪念馆的研究小组会面一次，讨论访谈内容，并从家庭档案中挑选资料进行转录和扫描。档案的选择相对简单——我们尽可能多地收集个人文件、日记、回忆录、笔记本、信件，只要是在大约1960年之前撰写的都行，或者能够揭示斯大林时期的情况。纪念协会的道德权威对档案收集工作至关重要，但即便如此，文件的移交仍有赖于逐步建立信任。往往要经过十几次的访问，珍贵的文件才会交给我们的团队进行拷贝。在访谈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许多挑战，其中大部分都是前苏联口述史从业人员所熟悉的挑战。我们必须掌握一些技巧，让受访者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更多的反思，将直接记忆与接收到的印象和观点区分开来，让他们看到过去，在没有“事后诸葛亮”的情况下回忆自己的想法，并克服他们一生中对与陌生人交谈的恐惧。受访者的焦虑程度很高，尤其是在外省，不过他们通常也愿意接受采访。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迫切希望向那些能够理解他们的人倾诉自己的私人想法和感受。我们非常清楚这些焦虑。我们谈论的私人主题位于一个封闭的记忆区域，大多数斯大林恐怖事件的幸存者都不曾允许自己重温，更不用说谈论了。因为曾经生活在一个数百万人因无意中与告密者交谈而被捕的社会中，许多老年人对手持麦克风（一种与克格勃有关的设备）的研究人员非常警惕，尽管他们知道这些研究人员来自“纪念”组织，一个在镇压受害者中备受信任的组织。有些人害怕自己会“说错话”，或者说得太多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有几个人因此完全退出了项目）。还有一些人对有关他们在苏联时期政治态度的问题反应谨慎，甚至咄咄逼人（发起政治讨论是克格勃线人和挑衅者的惯用伎俩）。有一两个人在意识到他们所说的话被录音时变得歇斯底里，尽管他们在访谈开始时已被敬告过。诺娜·帕诺娃（来自圣彼得堡的78岁女性线人）：原来是这样……（注意到录音机，表现出惊慌失措）……你在录音吗？但我会被捕的！他们会把我关进监狱的！
采访者：谁会把你送进监狱？
帕诺娃：有人会……我跟你说了这么多，我说了这么多
采访者：（笑）是的，但告诉我，今天有谁会想把你送进监狱？
帕诺娃：但你真的录了音吗？
采访者：是的，你不记得了吗，我一开始就敬告过你，我们的谈话会被录音。
帕诺娃：那就这样吧。他们会逮捕我的。
采访者：他们会把你送到哪里去？
帕诺娃：我不知道，如果我没被杀的话，肯定会被送到科雷马（位于西伯利亚东北部的古拉格劳改营）。
采访者：什么时候？
帕诺娃：很快。
采访者：你在说什么呀？
帕诺娃：我今晚睡不着，睡不着。
采访者：就因为你对我说了那么多话？
帕诺娃：当然！
人们不习惯公开谈论自己的私人想法和情感。在苏联时期，由于恐惧、羞愧或委曲求全，他们学会了隐藏自己的情感和观点，压抑痛苦的回忆。我们的许多受访者说，他们以前从未如此公开地谈论过自己的私人生活，甚至没有和家人说过。他们有时很拘谨，不愿或无法表达自己。有些人根本不愿意进行反思性的谈话，他们一生都在回避对自己提出的尴尬的道德问题，而且也不打算改变。还有一些人不愿承认，也不愿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并诉诸他们强加给自己的动机和信念来为自身行为辩解（不过，在我们这批人中，也有许多年龄较大的人似乎非常渴望把这些事情说出来）。我们记录了许多具有“忏悔”性质的访谈（承认自己放弃了被捕的父母，或承认自己就曾是父母的告密者）。这些忏悔可能比十年前记录的访谈要多得多，因为十年前这些人更愿意把这些信息藏在心里。只有当对苏维埃政权的记忆开始消退，当这些幸存者到了七、八十岁的年龄，感到有必要在死前清算自己的良知时，他们才终于开始说话。与任何受制于记忆的学科一样，口述史也有方法上的困难。在俄罗斯，苏联历史的记忆被神话和意识形态覆盖，这些问题尤为突出。我们遇到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家族传说的主导影响。神话与记忆的交织维系着每一个家庭，但它在前苏联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在那里，数百万人的生命被撕裂，亲人失踪，家庭神话却在沉默中成长。我们采访的许多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斯大林恐怖中失去了父亲或双亲，当时他们还是孩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可靠的信息来重建他们的家族历史或建立他们父母的准确形象——文件被警察没收；国家没有透露任何信息（多年来，被行刑队枪杀或在劳改营被劳动致死的人的命运谎言重重）；祖父母和其他亲属通常对被捕的家庭成员保持自我保护的缄默。为了填补这一空白，人们编造了自己的叙事，编造了自己“幸福家庭生活”或失去的“好父亲”的神话，有时所依据的不过是一些童年记忆和别人告诉他们的一些故事。这些叙事的基础是情感（人们需要找到一个过去，以此为基础来确定自己的身份，并将一套价值和信仰传给子女），但在这个世代压抑真相的社会中，情感比文献证据更有吸引力。我们遇到过许多坚持自己说法的人，即使我们向他们出示了书面文件，证明他们的说法肯定是错误的。有些人，比如古拉格高级领导人的女儿埃琳娜·马丁内利（Elena Martinelli）甚至否认她的父亲阿尔维德（Arvid）曾是劳改营的指挥官，而她本人1934年就出生在那里。埃琳娜显然认为，父亲是镇压的受害者（他本人也在1937年被捕，次年被枪决）。我们向她出示文件，证实了她父亲在古拉格镇压活动的档案。【注】阿尔维德·雅科夫列维奇·马丁内利（Arvid Iakovlevich Martinelli，1900-1938），1932年接任劳改营指挥官。1934年底，升任远东古拉格劳改营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1937年10月9日在哈巴罗夫斯克总部被捕。1938年2月5日，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合议庭判处死刑，同日被枪决。1958年4月4日被平反。
在随后的访谈中，埃琳娜从母亲讲述的故事中重建了对父亲的理想印象。她的母亲在丈夫被捕后曾在劳改营被关押了八年，1948年回到索利加利奇与女儿生活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埃莱娜开始将自己的家庭视为镇压的受害者（她于80年代末加入纪念协会）。后来，当她发现父亲在镇压系统中工作的证据时，她销毁了这些证据。现在通过我们的访谈，她自己也认识到这是对真相的否认：采访者：这里写着你父亲是劳改营的指挥官，对此你了解吗？
马丁内利：不，我什么都不知道。
采访者：你从未和你母亲讨论过这件事？你父亲做了什么？
马丁内利：没有。
采访者：她告诉过你他是军人吗？
马丁内利：没有，她说他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工作。就这些，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有一张报纸上有他的照片。有一次，爸爸和高尔基合过影。高尔基去了爸爸工作的劳改营，他们拍了合影。我把它撕了。我保留了很久，但后来撕掉了。
采访者：为什么？
马丁内利：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内心的某种东西让我这么做，我把它撕了。
采访者：照片是从哪里来的？你妈妈给你的吗？
马丁内利：不，不，是报纸上登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90年代的时候，在某份报纸上。我的一位同事给我带来的。我说：“那是我父亲。”就这样，我把它保存下来，但后来我把它撕了。我还销毁了我父亲所有的文件。
塔玛拉·特鲁宾娜（Tamara Trubina）代表了一种不同类型的遗忘。五十多年来，她一直不知道父亲康斯坦丁的下落，他是劳改营的一名工程师。她母亲只告诉她，康斯坦丁在远东失踪了，他在那里的建筑工地当义务工。塔玛拉的父母相识于1935年，当时她的母亲是一名年轻的医生，被共青团派到古拉格管理机构工作，康斯坦丁在那里的一个建筑工地当义务工。1938年，父亲再次被捕，并被送往西伯利亚东北部达尔斯特罗伊（Dalstroi）古拉格网络中某个不知名的劳改营。三十年来，塔玛拉的母亲一直担任西伯利亚古拉格管理机构的医生，1956年退休前晋升为克格勃医务处少校。她从未放弃过希望，希望能在科雷马劳改营中找到康斯坦丁，哪怕找到一些关于他的信息。退休后不久，她得知了真相——康斯坦丁已于1938年11月被处决。一直以来，她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害怕她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同事会发现她的丈夫是“人民公敌”。她不敢对任何人提起康斯坦丁。丈夫被处决的消息让她更加孤僻，对他缄口不言。她认为这意味着丈夫很可能犯有严重罪行。她对女儿只字不提，女儿却在成长过程中越来越频繁地问起她的父亲。塔玛拉回忆说：“妈妈从不谈论我的父亲。”她保存着他（30年代）的所有信件和一些电报，但从未给我看过。她总是把话题转移到其他方面。她会说：“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也许是他说错了什么话，给他带来了麻烦。”
1992年，母亲去世后，塔玛拉的叔叔（克格勃的一名高级官员）建议她写信给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警察同事，询问有关康斯坦丁的信息。她收到的回信告诉她，她的父亲于1938年被枪决，罪名是参加了“托洛茨基组织”，但回信中没有提到他曾被关进任何一所劳改营。因此，塔玛拉继续相信，她的父亲曾是远东地区的一名义务工，就像她母亲告诉她的那样，而且他早在1938年就已经不受苏联当局的待见了。直到2004年，在我们对她的采访过程中，她才了解到真相。当我们向她出示证明她父亲曾长期被关押在古拉格劳改营的文件时，她起初拒绝相信，坚持认为这一定是搞错了。在苏联体制下，她曾是一名事业有成的教师，她认为自己是苏联当权派的一员，但在心理上，她不愿意将自己视为“镇压的受害者”。塔玛拉承认，她的成功或许要归功于母亲的沉默，因为如果她知道了父亲的真相，她可能就会被苏联体制所疏远，在事业上受到阻碍。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些叙事的持续存在？精神分析证实，将创伤受害者的经历置于一个更广泛的叙事背景中，可以给他们带来好处，因为这种叙事赋予了他们意义和目的。与纳粹战争的犹太人受害者不同，斯大林主义镇压的受害者没有那种救赎叙事，他们有两种主要的集体叙事，可以将自己的人生故事置于其中，并为自己的苦难找到某种意义：（1）前古拉格劳改营囚犯的回忆录中讲述的“生存叙事”，他们的苦难被幸存者的人类精神所超越；（2）“苏联叙事”，苦难被共产主义理想、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或苏联的成就所拯救。赫鲁晓夫“解冻”后，几十年间出版的古拉格回忆录对普通人回忆斯大林时期家族史的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们的影响部分依赖于创伤受害者处理自身记忆的方式。正如精神分析师指出，有创伤记忆的人往往会屏蔽自己的部分过去。他们的记忆变得支离破碎，由一系列不连贯的事件（如父母被捕或被逐出家门）而非线性的时间顺序组织起来。当他们试图重构自己的人生故事时，尤其当他们的回忆能力因年老而减弱时，这些人往往会通过阅读或从与自己经历相似的人那里听到的东西来弥补自己记忆中的空白。斯大林时期的业余回忆录作者描述了许多场景。这些场景与叶夫根尼娅·金兹堡的《旋风中央》（Into the Whirlwind，1967）或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的《古拉格群岛》（Gulag Archipelago，1973）等著名书籍中的恐怖场景极为相似。这两本书最初都在西方出版，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在俄罗斯正式出版。但在此之前，它们早已通过“地下出版物”（samizdat）广为流传，并推动了当时业余回忆录写作的繁荣。莫斯科纪念组织的伊琳娜·谢尔巴科娃（Irina Sherbakova）曾在20世纪80年代采访过许多古拉格幸存者，她指出了这种记忆的“借用”方式：几十年来，古拉格的生活催生了无穷无尽的谣言、传说和神话，最常见的是关于名人的故事。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他们已在莫斯科被处决，但据说有人在遥远的某个劳改营看到过他们。这些故事的主题和细节不断重复出现。例如，至少有四位妇女向我描述了完全相同的场景。许多年后，当她们再次照镜子看到自己时，第一眼看到的是自己母亲的脸。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就发现口述事件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或其他印刷品中描述的场景完全吻合。到现在（1992年），劳改营的故事已经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记录口头记忆变得更加困难。人们涌现出的海量信息常常仿佛通过自身记忆的“焚烧”而产生，以至于一切他们所知道的似乎都发生在他们身上。
许多古拉格幸存者坚称，他们目睹了金兹堡、索尔仁尼琴或沙拉莫夫（Shalamov）书中描述的场景，他们认出了这些作品中提到的警卫或内务人民委员部审问者，甚至说他们在劳改营里认识这些作家。但文献资料清楚地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古拉格幸存者以这种方式“借用”已出版的回忆录，原因很多。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当《古拉格群岛》等书籍在地下流传时，许多斯大林主义镇压的受害者强烈认同他们的意识形态立场，认为这是了解劳改营真相的关键，因此他们搁置了自己的独立回忆，让这些书籍为他们代言。镇压的受害者很少对自己的经历有清晰的概念性把握，他们没有结构性框架或对政治背景的理解来看待自己的记忆。这种鸿沟使他们更喜欢用作家连贯而清晰的回忆来代替自己混乱而零碎的回忆。一位历史学家采访了幸存者的经历，他在观察中发现：你问个直截了当的问题：“你认识多少人在1937年被捕？”他们的反应可能会是睁大眼睛惊讶地说：“你没读过索尔仁尼琴吗？难道你不知道每个人都被捕了吗？”如果你接着问：“但是你家里有被捕的人吗？”他们可能会沉默片刻……“嗯，不，我家里没有，但是其他人都有呀。”然后你问：“你住的那间公寓里，有多少人被捕？”这时会有很长的沉默，接着他们会说：“嗯，我不太记得了，不过，是有一个，伊凡诺夫，他住在尽头的房间，没错，我现在想起来了。”
这个例子表明，口头证词总体上比文学回忆录更可靠，虽然文学回忆录通常被视为对过去更真实的记录。与所有记忆一样，访谈中提供的证词是不可靠的，但不同的是，我们可以对其进行交叉质证，并与其他证据进行检验，从而将真实记忆与接收或想象的记忆区分开来。出版的古拉格回忆录不仅影响了对场景和人物的回忆，还影响了对这段经历的理解。所有已出版的斯大林恐怖回忆录都是幸存者的重构叙事。他们讲述的通常是一个炼狱和救赎的故事，那是一段穿越古拉格“地狱”又回到“正常生活”的旅程，在这次旅程中，叙述者超越了死亡和苦难。这种振奋人心的寓意说明，文学回忆录对其他古拉格幸存者回忆自己故事的方式产生了令人信服的影响。金兹堡的回忆录尤其成为幸存者叙事的典范，她的文学结构被无数业余回忆录作者效仿，他们的人生故事与金兹堡并无二致。“通过爱获得新生”，这是金兹堡回忆录中一以贯之的主题。这一主题使她的写作具有文学作品的强大效果。金兹堡解释说，她之所以能在劳改营中活下来，是因为她对人类充满信心。他人身上唤起人性的闪光帮她活了下来，这正是对她对人类充满信心的回应。在回忆录的第一部《旋风中央》（1968），金兹堡着重描写了她在科雷马照顾小孩的工作。她在那里照顾孩子们，让她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并给了她继续生活下去的力量。在第二部《旋风中央》（1981），金兹堡从托儿所转到医院，在那里她爱上了一位在劳改营担任医生的狱友。尽管经历了反复分离的痛苦，但他们都活了下来，并以某种方式保持联系，直到斯大林去世。他们获得了自由，但仍流亡在俄罗斯各大城市。他们结婚并领养了一个孩子。业余回忆录作者无休止地重复着这一叙事轨迹。在纪念馆的档案中，有数百本斯大林恐怖事件幸存者以及这些幸存者子女未出版的回忆录。几乎所有这些回忆录都或多或少地符合以下叙事结构：
这些“家族编年史”和“纪实故事”不仅在基本结构上，而且在形式和道德基调上几乎完全相同。文学风尚无法解释这一点。也许这些回忆录作者都经历过非凡的人生，他们认为有必要将自己的命运与其他同类人的命运联系起来，按照文学原型（literary prototype）记录自己的人生故事，使之正常化（normalize）。苏联的叙事提供了另一种安慰，向受害者保证他们的牺牲是为了集体目标和成就。苏联的共同目标不仅仅是一个宣传神话，它让人们感觉到，他们在为苏维埃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中所扮演着有价值的角色，不负生命。此般叙事帮助人们从痛苦中走出来。就此而言，伟大卫国战争的集体记忆非常有力。它使老兵们认为，他们的痛苦和损失具有更大的目的和意义。1945年的胜利就是丰碑，他们以此为荣。历史学家凯瑟琳·梅里代尔（Catherine Merridale）在库尔斯克采访了退伍军人，以撰写“二战”苏军的著作。她发现，老兵在谈论自己的经历时并没有苦大仇深或自怨自艾，而是委曲求全地接受了所有损失：“他们并没有重温战争中最灰暗的场景，而是采用已经消失的苏维埃国家的语言，谈论荣誉和骄傲、正当的复仇、祖国、斯大林以及信仰的绝对必要性”。 梅里代尔解释说，这种对苏维埃战争神话的认同是这些老兵的一种应对机制，使他们能够带着痛苦的回忆生活下去：那时，在战争期间，要想崩溃，要想感受到每一种恐怖的深渊，这既容易也致命。生存之道在于委曲求全，专注于手头的工作。这些人的措辞既客套又乐观，因为任何其他措辞都可能引起绝望。六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很容易再次博取同情，或者仅仅通过讲述血腥残忍的故事来吸引眼球。但是，对这些人来说，这么做会背叛他们集体引以为豪的价值，背叛他们的生活方式。
从劳改营回来的人同样在斯大林的思想中找到了安慰。身为古拉格的劳工，他们也为苏联经济做出了贡献。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后来回想起他们在古拉格建造的工厂、水坝和城市，都感到无比自豪。这种自豪感部分源于他们对苏联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信仰，尽管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部分原因或许是他们需要为自己的苦难寻找更大的意义。在《旋风中央》一书中，金兹堡回忆起她回到马加丹（Magadan）之后的印象，这座城市是她在科雷马劳改营的狱友们建造的：人心多么奇怪！我的整个灵魂都在诅咒那些想在这片永久冻土上建造一座城镇的人，他们用无辜人民的血泪解冻了这片土地。但与此同时，我又感到一种可笑的骄傲……在我离开的七年里，我们的马加丹是如此壮大，如此英俊！简直面目全非。我热爱每一盏路灯、每一段沥青路面，甚至热爱文化宫将上演歌剧《百万美元贵妇》（The Dollar Princess）的海报。我们珍惜生活中的每一个片段，哪怕是最苦涩的片段。
诺里尔斯克（Norilsk）也是由古拉格劳工建立起来的城市，该市的老年人口（约13万人）仍然强烈地感受到这种自豪感。这些人主要由前古拉格囚犯及其后代组成，还有少数前劳改营管理人员和义务工，他们的家人在古拉格解散后仍留在这个北极定居点。许多人留下来是因为他们无处可去。1953年后，工业综合体的管理权从古拉格转移到重工业部，诺里尔斯克人完全融入了苏维埃统治的所有常规机构（学校、先锋队和共青团组织、党小组等），这有助于形成一种苏维埃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基于对诺里尔斯克自豪感的“地方苏维埃爱国主义”，这种意识覆盖了对古拉格的记忆。时至今日，人们仍在用歌声和故事歌颂这座小镇：这里有一个叫诺里尔斯克的小镇，
我们挖掘镍和铜。
这里的人们精神矍铄，
在俄罗斯，人人都知道诺里尔斯克。
书籍和电影纪念着那些不畏艰险、建造诺里尔斯克的男男女女，但往往掩盖了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是囚犯的事实（在这座“鬼城”，生存就是遗忘，古拉格的记忆只保留在公众意识的表面之下）。人们对这座城市的自豪感与北极探险的浪漫和开拓精神有关，这种精神继续体现在民众的观念中。人们认为，在诺里尔斯克恶劣的条件下生存需要一种特殊的精神力量：这里的人们都是铁打的，
弱者会立刻逃跑。
在这片严酷的土地上，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
狂风呼啸，
暴风雪肆虐，
没有夏天。
人们还普遍认为，这座城市的人民有着特殊的温情和同志意识，这种温情和同志意识源于古拉格的共同经历以及在这种条件下为生存而进行的共同奋斗。但最重要的是，这种公民自豪感植根于诺里尔斯克人民的劳动，比如瓦西里·罗马什金（Vasily Romashkin），他是镇上的英雄，2004年仍与子孙居住在这里。1914年，瓦西里出生在莫斯科地区的一个农民家庭。1937年，他以“富农”身份被捕，1939 年起被关押在诺里尔斯克。瓦西里曾多次因在诺里尔斯克的劳动而受到嘉奖。瓦西里对自己为苏联战争做出的贡献尤为自豪，他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解释道：这些奖章都是颁发给（社会主义竞赛）优胜者的——冶金优胜者、（1971-1975）“九五”计划优胜者……我忘了那是什么了这些是“综合体元老”和“苏联元老”，表彰英勇献身的劳动者。这枚是伟大卫国战争老兵纪念章，当时建筑群已经军事化……我为自己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感到自豪。我履行了作为一名公民的爱国义务。
瓦西里代表着老一代人，他们仍在颂扬诺里尔斯克对苏联经济的贡献。尤其是在战争期间，他们在严寒中手工挖掘的贵重金属对苏联的胜利至关重要。这种成就感正是他们所爱的“诺里尔斯克之美”的部分含义。他们经常这样说，诺里尔斯克是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建造起来的城市（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里的空气长期被有毒的黄色烟雾毒害，树木无法在其中生长）。奥尔加·雅斯金娜（Olga Yaskina）说：“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她在20世纪50年代初被关进诺里尔斯克劳改营，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这是我们的“小列宁格勒”。市中心的许多建筑的确是按照圣彼得堡（另一座由奴隶建造的城市）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造的。诺里尔斯克代表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悖论——古拉格劳改营囚犯建造并居住的大型工业城市，其公民自豪感源于他们为斯大林政权从事的奴役劳动。在斯大林逝世半个多世纪后，仍有数百万人（甚至是他的受害者）怀念斯大林的情绪，这种情绪仍在蔓延。根据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All-Russia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Public Opinion）2005年1月进行的一项调查，42%的俄罗斯人希望“像斯大林那样的领袖”回归（60%的60岁以上受访者赞成“新斯大林”）。这种怀旧情绪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联系并不紧密。对于那些回忆斯大林时期的老年人来说，他们的怀旧更多源于对过去的追忆，那是他们年轻时的传奇岁月，那时商店里商品琳琅满目，社会秩序井然有序，他们的生活被“五年计划”的简单目标安排得井井有条并被赋予了意义，一切都很清晰，白纸黑字，斯大林替他们思考并告诉他们该怎么做。对这些人来说，怀念斯大林的“美好时光”反映了他们现在身为退休人员生活的不确定性，尤其是自1991年苏维埃政权解体以来。怀旧的人包括那些拥有一定地位的人（大量苏联官员和小职员、劳改营警卫、警察、司机、铁路办事员、工厂和公社负责人），他们回首往事时，是各自权力范围内的“小斯大林”，他们与伟大领袖处在一致的“指挥链”之中。但普通公民也怀旧，他们在斯大林政权中没有特殊地位，但他们的生活却与政权的命运纠缠在一起。米哈伊尔·拜塔尔斯基（Mikhail Baitalsky）回忆道，他在20世纪70年代遇到过一位老斯大林主义者，是20年代共青团的一名同志，后来在斯大林的一家工厂升任中级工程师。这位工程师一直是斯大林的狂热支持者。他没有试图为独裁者辩护，他知道事实。拜塔尔斯基得出结论，他的老朋友坚持的并不是什么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而是他“对自己在年轻热血岁月中所拥有的品质的自豪感”。他不想放弃自己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坚持的信念，这些信念已经成为他人格的一部分。他拒绝承认，正是这些品质培养了“他内心愿意接受一切，并积极地接受一切，包括处决他最亲密的同志”。斯大林的受害者及其后代也不乏这种怀旧情绪。列昂尼德·萨尔季科夫（Leonid Saltykov）是一名牧师的儿子，他的父亲在1938年被枪决。列昂尼德隐瞒了父亲被捕的消息，并先后成为工厂工人和工程师。他在1965年入党，并最终成为所在工厂的党委书记。列昂尼德一生都是斯大林的狂热支持者。他悼念斯大林的逝世，并在办公桌上摆放着斯大林的照片，直到1993年从工厂退休。在接受采访时，列昂尼德否认斯大林应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逮捕负责，包括逮捕他的父亲：是的，我的父亲遭受了苦难，许多其他人也是如此，但斯大林仍然比我们今天的任何领导人都要好。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即使他身边的人并不正直……别忘了，多亏了他，我们赢得了战争，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如果今天有人想打一场这样的战争，就无法保证俄罗斯会赢，无法保证。斯大林建造了我们的工厂和铁路。他降低了面包的价格。他激励我们所有人去工作，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努力学习并读大学，就能保证找到一份好工作，甚至可以进一家工厂。一切都取决于你工作的努力程度。
维拉·米努索娃（Vera Minusova）的父亲是彼尔姆的一名铁路工程师。1937年，在维拉·米努索娃17岁的时候，父亲被捕并被枪决。她承认，从那时起，她几乎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尽管她在1947年嫁给了彼尔姆的一名党内高级官员。在2004年的采访中，维拉仍然不敢谈论与之相关的许多话题，有几次还坚持要求关掉录音机。她怀念斯大林统治时期，那时“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纪律和秩序也比现在好”。维拉在苏联铁路局做了半个多世纪的记账员。她抱怨说，“今天的人们不想工作”，并声称斯大林时代“每个人都工作”，情况要好一些：纪律是根本。你必须控制住人民，必要时还要使用鞭子。今天，他们应该回到斯大林使用的方法。不能让人们上班迟到，不能想走就走。如果他们想要这份工作，就应该让他们按照规定工作。
伊莱达·法伊维索维奇（Iraida Faivisovich）的父母都是乌拉尔奥萨的理发师。1939年，父母被捕并被送往古拉格劳改营时，伊莱达只有四岁。在2003年的采访中，她也认为斯大林时期的生活更好。人们没有在街头自相残杀！那时晚上出门很安全。伊莱达认为，斯大林时代的政治领导人是诚实的：“当然，有时也会出现食物或衣服短缺的情况，但总的来说，他们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和许多在集体公寓中长大的老年人一样，伊莱达怀念那些年的集体主义生活。在她的记忆中，与领取养老金的孤独生活相比，那时的生活更加幸福：斯大林时期的精神生活更富足，我们生活得更和平、更幸福。我们都同样贫穷，所以我们并不太看重物质价值，但却有很多乐趣。一切都是开放的，一切都是朋友和家人之间共享的。人们互相帮助。我们住在彼此的房间里，在街上与大家一起庆祝节日。如今，每个家庭都只为自己而活。
我们相信未来会很美好。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努力工作，诚实做人，生活就会越来越好我们没有想象我们正在创造人间天堂，但我们确实认为，我们正在建设一个人人温饱、和平、不再有战争的社会……这种信念是真诚的，它有助于我们的生活，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专注于我们的教育和未来的工作，而不是我们的物质问题。那时，我们对自己的工作比今天更加自豪。没有信仰是很难生活的。我们今天信仰什么？我们没有理想。
承认这些神话是记忆的一部分，或许就能理解苏联历史界定个人身份的方式。尽管口述史存在明显的缺陷，但它往往比个人文件、书信、日记和回忆录更能揭示这一复杂的心理过程，因为个人文件、书信、日记和回忆录的作者通常以“正确”的公共表达方式、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来表现自己。正如一位研究法国革命时期私人生活的历史学家说：“没有什么比书信更不自发，没有什么比自传更不透明，因为自传的目的是在揭示的同时隐藏更多的东西。”英娜·盖斯特-希赫耶娃（Inna Gaister-Shikheeva）的家族史很有启发性，拿她的例子作为结尾比较合适。这个例子印证了我想说的家庭回忆录（或任何书面文件）和口述史之间的关系，它们是两种证据，各有利弊，在相互对比和比较时最有用。1925年，英娜出生于著名的犹太布尔什维克家族——阿伦·盖斯特（Aaron Gaister）家族。阿伦·盖斯特从“栅栏区”（Pale of Settlement）来到莫斯科，成为一名高级经济学家，1935年被任命为农业副委员长。1937年，他被捕并被枪决。【注】“栅栏区”又译隔离屯垦带（区）、定居区，是沙俄西部的一个区域，也是沙俄允许并仅允许犹太人永久居住的地方。
英娜的母亲拉基尔·卡普兰（Rakhil Kaplan）被送往哈萨克斯坦的阿尔日勒劳改营。1949年，在斯大林反犹运动最激烈的时候，英娜和她的姐姐纳塔利娅双双被捕，并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她们的母亲从劳改营获释后与她们会合。1953年，他们全家返回莫斯科。英娜在回忆录（1998年出版）中淡化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她在书中回忆起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盖斯特家族，但犹太习俗少之又少，以至于英娜在十几岁时都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根据这些回忆录，历史学家尤里·斯列兹金（Yury Slezkine）在他最近出版的《犹太世纪》（The Jewish Century）一书中，以一种颇为傲慢的方式，将盖斯特家族描绘成那些沉浸在俄罗斯风俗中的苏联犹太人的典型。英娜·希赫耶娃（希赫耶娃是她的婚后姓氏）一直住在莫斯科。她为纪念口述历史和档案项目提供了大量访谈资料和家庭文件。在这些访谈中，希赫耶娃一开始也坚称自己的成长经历中没有任何犹太色彩。但是，通过娴熟而耐心的询问，她逐渐发现，她的家中其实有很多犹太文化——从他们吃的食物到苏联节日的家庭仪式，以及她祖母讲述的“大屠杀”故事，只是她“从未停下来思考过这些事情”，也没有将它们写入回忆录，因为它们不属于她所喜欢的“受过教育的苏联人”的形象，这一形象由她的祖母和她的祖母创造。“受过教育的苏联人”的形象要求她接受俄罗斯民主知识分子的文化遗产和态度。从我们的访谈中还了解到，希赫耶娃自1953年以来几乎一直生活在害怕再次被捕的恐惧之中。在1998年出版回忆录时，她仍然害怕受到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