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说的欧洲是什么意思？
What Do We Mean by Europe?
作者：约翰·波考克（J. G. A. Pocock，1924-2023）
译者：陈荣钢
引用[MLA]: Pocock, J. G. A. “What Do We Mean by Europe?” The Wilson Quarterly (1976-), vol. 21, no. 1, 1997, pp. 12–29.
今天的欧洲（Europe）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历史学家和评论家争论，“欧洲”是否是精英为巩固权力和权威而强加于人的发明（inventions）。政治家、行政官员和企业高管则认为，无论好坏，欧洲都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实体，有着清晰明确的过去和触手可及的现在。一些人（欧盟的支持者）希望，现在是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的序幕，一个强大的“超国家”秩序将为所有成员国带来和平与繁荣。与之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群人，他们可以被称为“欧洲怀疑论者”。他们认为，这样的结局必须坚决抵制，因为这对民主的国家主权和公民决定自己政治命运的能力将是致命的打击。当代关于“欧洲”含义的争论无疑与当前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密切相关。但这些争论背后有着悠久的历史，这是使用语言呈现和控制人类经验的漫长历史。我想讲述的正是这段历史，讲述“欧洲”一词的使用方式，以及它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首先指代一个大陆，然后成为文明的象征。我将以温和的“欧洲怀疑论者”的身份发言。我不与当下的“欧洲”计划为敌，而是对它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欧洲最初的命名发生在一个面积非常有限的咸水区域——爱琴海，也就是今天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地中海部分。使用该海域并在周围生活的古代人开始意识到我们所说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是一条连接爱琴海和更大的、对他们来说不太熟悉的黑海的狭窄水道。他们创造了神话和民间故事，使博斯普鲁斯海峡以西的陆地被称为“欧罗巴”，以东的陆地被称为“亚细亚”（Asia）。与此同时，第三个名字开始代表爱琴海以南的另一侧海岸及其腹地。“埃及”（Egypt）这个词是爱琴海希腊语中对尼罗河流域和尼罗河三角洲人民的称呼，他们是古老而有文化的民族，能够讲述自己是谁以及存在了多久。另一个词“阿非利加”（Africa）的使用开始西移，离开埃及人，指向其他海岸地区（利比亚、毛里塔尼亚等）。爱琴海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在探索地中海盆地时曾与这些地区有过接触。一旦我们开始讨论词汇从一个海岸及其腹地向另一个地方移动，我们就开始谈论地理和制图学。对陆地和水域形态的描述简化为口头和书面文字及图像。经过若干世纪，绘图过程从开始到结束跨越了两千年。爱琴海的词汇“欧罗巴”、“亚细亚”和“阿非利加”从最初使用的海岸线向外延伸，逐渐深入腹地，最终成为“大陆”（continents）的名称。不晚于16世纪，“大陆”这个词已经用来指代一个非常巨大的陆地块，拥有明确的海洋边界，并通过狭窄地峡与其他大陆相连（比如非洲与亚洲相连、南北美洲相连），或者完全不相连，比如南半球的两个岛屿大陆（澳洲和南极洲）。然而，在我们大陆分类法中有一个异常现象。这个现象表明，爱琴海和地中海的概念仍然主导着我们的思维。我们习惯将欧洲列为七大洲之一，尽管它并不完全符合上述定义。人们需要一个词来标记和描述博斯普鲁斯海峡以西的土地，于是我们有了“欧洲大陆”的概念，这是部分原因，此外还因为在这些土地上发展起来的文明形成了极度以自我为中心且统治世界的观念。“大陆”这个概念在这种文明中形成，但它并不完全适用于“欧洲大陆”。16世纪有一幅描绘欧洲的地图和图像（下图），描述了“地球上第一部分的处女形象”。哈布斯堡家族（House of Habsburg）的统治塑造了这幅图，他们统治着西班牙、荷兰、德意志帝国和奥地利。图中的“欧洲”是一位戴着皇冠的女性，头部是伊比利亚半岛，心脏位于布拉格。她的左臂是丹麦半岛，手持权杖统治波罗的海和北海；她的右臂是意大利半岛，手握西西里岛，象征着掌控地中海的帝国权杖。她的裙摆则自由飘荡在黑海和波罗的海之间，那里是辽阔且不确定的地区。制图师在这些地方标注了斯基泰、莫斯科和鞑靼等名称。![]()
可以看出，制图者尽可能将波罗的海推向东方，将黑海推向北方，让它们彼此足够接近，以合理化欧洲作为“大陆”的描述。但其实，欧洲并不能通过一个两边环海的地峡与亚洲相连。与其说欧洲与亚洲相连，不如说是它的延伸，就像印度一样的半岛或次大陆。即便如此，也没有像喜马拉雅山那样的巨大山脉作为屏障，将这个半岛与我们称之为欧亚大陆的其他部分分隔开来。图中，帝国长袍的裙摆飘荡在一片辽阔的平原上，既没有海洋，也没有山脉，甚至没有任何自然边界。后来，人们逐渐习惯将欧洲的边界延伸到乌拉尔山脉，尽管它并不标志任何重要的气候、文化或政治特征。哈布斯堡家族的地图有另一个特点，它只能触及波罗的海以北的斯堪的纳维亚海岸。可以说，斯堪的纳维亚是欧亚大陆的一个独立半岛，欧洲则是另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何时被认为是欧洲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历史问题。定义欧洲大陆的过程并未完全结束。法国人伏尔泰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却不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伏尔泰在1760年出版了《彼得大帝的俄罗斯史》，他显然是在歌颂彼得大帝及其继任者将俄罗斯纳入所谓“欧洲”文明体系的功绩。但与此同时，伏尔泰将瑞典、德国、波兰和俄罗斯视为一个他简单称之为“北方”（le nord）的区域，而不认为它们完全属于欧洲。伏尔泰甚至指出，当你置身亚速海（位于克里米亚东侧附近），你会完全无法分清欧洲在哪里结束，亚洲从何开始。他还把“北方”一词扩大为“北方土地”（terres boreales）和“北极土地”（terres arctiques），对应于同时代人在讨论他们相信存在于南半球的大陆时使用的“南方土地”（terres australes）和“南极土地”（antarctiques）这两个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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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波伊廷格地图（Tabula Peutingeriana），这是一幅罗马地图的13世纪副本，据信原件可追溯至公元一世纪。
就在伏尔泰写下这些话后不久，太平洋上的欧洲航海家们将南方大陆分解为两个被称为澳洲和南极洲的岛屿大陆。这或许证实了一种假设：大陆必须位于海洋之中。但是，人们从不放弃将欧洲描述为第七个大陆（更准确地说，把欧洲描述为“第一个大陆”），尽管我们早就清楚，欧洲的东部并没有与亚洲分开，反而有一个大陆的腹地，在这个腹地，所有的边界（自然的边界和文化的边界）基本上都模糊不清。这让我们对在“欧洲”成长起来并以此自称的文明有了更多的了解，也迫使我们从作为大陆的“欧洲”转向作为文明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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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使用“欧罗巴”一词，但并非自指。罗马可能知道自己在“欧洲”，但并未将自己描述为“欧洲人”，因为这个词并不这样用。原因在于，罗马帝国不是大陆帝国，而是地中海帝国。罗马帝国形成于意大利中部民族对所有三个沿海地区（亚细亚、阿非利加和欧罗巴）的霸权，并深入到每个沿海地区的腹地——在亚细亚，远至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在阿非利加，远至尼罗河和撒哈拉沙漠；在欧罗巴，通过一系列征服，首先到达伊比利亚半岛，然后越过西阿尔卑斯山进入高卢和英国以及莱茵河三角洲，最后来到多瑙河沿岸，占据了从现代瑞士到现代罗马尼亚的一连串省份。诗人奥维德（Ovid）发现，自己被流放到黑海沿岸，在伏尔泰的北方边缘，诗人认为那是塞西亚（Scythia），而不是亚细亚。在德国中部，罗马人比他们所知的更接近广阔无垠的“欧亚大陆”。今天我们所说的“欧洲”是一种文明。从任何意义上讲，它更像是半岛和阿尔卑斯山以外的文明，而不是地中海文明，是在统一的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在最后一批罗马行省中形成的文明。这种解体被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称作“衰落与没落”（decline and fall），它是分阶段发生的。最“欧洲化”的阶段，也是在他看来最突出的阶段，是罗马对遥远西部行省和意大利本身的控制崩溃了。起因是一场起源于欧亚大陆中部的游牧民族动乱，进而导致日耳曼民族越过多瑙河和莱茵河，数量超过了罗马人能够容纳的数量。“西方”帝国的灭亡是爱德华·吉本的重要主题，因为它发生得最早，而且作为欧洲人，他关注封建王国和教皇教会的兴起。但两个世纪后，更重大的事件接踵而至，新月沃地的宗教革命导致穆斯林阿拉伯人征服了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亚细亚大部分地区、整个阿非利加和西班牙。地中海的文化统一遭到破坏，并且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这导致“欧罗巴”与地中海腹地彼此分离。西部行省走自己的路。另一边，一个以君士坦丁堡为基础的幸存帝国，一只脚踏在古代亚细亚，另一只脚踏在古代欧罗巴，一只脚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以东，另一只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以西。博斯普鲁斯海峡将欧罗巴和亚细亚分隔开来。伊斯兰教出现四个世纪以后，来自欧亚大陆中部的穆斯林土耳其人开始征服阿拉伯亚细亚和埃及，并征服拜占庭亚细亚和欧罗巴。与此同时，莫斯科公国自立为“第三罗马”，继承了拜占庭，从而让“欧洲”概念不可逆转地迁移到遥远西部行省，结果我们不再十分确定前拜占庭世界（前奥斯曼帝国或前苏联）是否属于“欧洲”。另一个后果是，“欧洲”东部边境的巨大不确定性具有文化和地理意义。我们现在开始考虑一个重要的事实：随着“欧洲”这一地理概念向西移动，以至于它把大西洋半岛定义为一个大陆，因此“欧洲”这一历史概念也同样向西移动，以至于我们所说的“欧洲历史”实际上是指前罗马帝国最西部拉丁语行省兴起的政治和宗教文化的历史，这是一种极其独特的文明。这已经成为我们所说的“欧洲”，它的历史就是我们所说的“欧洲史”。上图：“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地图 (约10-11世纪)同样，拜占庭皇帝认为最初使用“欧罗巴”一词的那些地方（色雷斯、马其顿、伊利里亚、更现代的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甚至希腊）是欧洲的省份——他们只是边缘化的欧洲，居住着粗鲁好战的部落，他们的历史与我们无关，他们的问题也与我们无关。毫无疑问，这种看法非常错误，但关键是我们有这种看法，并且要了解我们如何获得了这种看法。当罗马人将西部行省让给各种讲德语的定居者时，发生了两件事。基督教教会获得了教皇权威的强大组织力量，野蛮王国获得了封建制度的强大军事力量（包括重装甲骑兵）。这一切都发生在远离希腊、阿拉伯和伊朗等发达的城市社会，却窃取了这些城市的历史叙事。在最近一本意义重大的著作《欧洲的形成：征服、殖民和文化变迁，950-1350》（The Making of Europe: Conquest, Coloniz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950-1350，1993）中，罗伯特·巴特利特（Robert Bartlett）研究了这种遥远的西方文化（封建、教皇、修道院、拉丁）如何在11世纪和12世纪开始积极扩张。它向西扩张，牺牲了凯尔特人，越过英格兰进入威尔士和爱尔兰；它向东扩张，牺牲了斯拉夫人和芬兰-乌戈尔人，越过萨克森州进入欧洲半岛的腹地；它向东南扩张，牺牲了拜占庭帝国和日益受土耳其人控制的阿拉伯哈里发国，在十字军的东征中投身这场不稳定的持久战争。正是最后一次扩张，让12世纪早期的希腊历史学家安娜·科穆宁（Anna Comnena）写道，整个“欧洲”似乎都脱离了原有的势力，涌入了她所居住的文明世界。但她也将主要来自法兰克和诺曼的十字军称为“凯尔特人”。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她正在使用她能找到的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术语来描述“远西”现象，但不会自视为“欧洲人”或“亚洲人”。她是罗马人。对安娜·科穆宁来说，新的拉丁文明纯粹是野蛮的，虽然该文明尚未宣称对“欧洲”一词的垄断权，也未通过这个名字垄断历史的叙述权。十字军东征的插曲并没有持续下去。正是“欧洲”向斯拉夫腹地扩张，改变了历史地图，产生了我们眼中的“中欧”问题。某些拉丁文化的天主教省份在立陶宛人、波兰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建立起来。我们可以认为这些省份有着共同的“欧洲”历史，即拉丁教皇和帝国的历史及其后果，但这些省份与其他民族（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相邻，这些民族的历史不是拉丁的，我们可以选择将他们视为欧洲人，也可以不将他们视为欧洲人。关键是，我们必须做出选择，但又不太清楚如何选择，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些民族也有相应的问题。西边的拉丁人向东扩张，进入了广阔的区域，那里既没有海上边界，也没有陆地边界，因此我们无法说出“欧洲”从哪里结束，“亚洲”从哪里开始。在这个区域，在这个20世纪初地缘政治理论家称之为心脏地带的地方，自称为“欧洲”的拉丁文明发现自己没有任何固定的文化、教会或政治边界。在东南方，最初被称为“欧洲”的土地逐渐从希腊东正教控制区转移到土耳其穆斯林控制区，最终导致奥斯曼帝国于1526年暂时征服天主教-新教匈牙利。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无限延伸的腹地以及东部土地上，拉丁人和希腊人之间的接触在13世纪被蒙古人的势力所压倒，这深深影响了我们称之为“俄罗斯”的历史，并使波兰和立陶宛在17世纪一直容易受到克里米亚奴隶袭击者的攻击。所有这些历史都是“欧洲历史”吗，或者不是？这取决于我们想说什么，以及我们是否想决定我们想说什么。1989年以来的历史表明，无论“我们”是谁，我们宁愿不必下决定。这是明智地意识到“欧洲”在东方没有边界的产物，还是某种更深层次的意志薄弱的产物？现在，让我回到我们或多或少都知道的历史，我们称之为“欧洲史”。人们什么时候开始说欧洲有历史，什么时候开始暗示所有的历史都是欧洲的历史？我们可以从18世纪启蒙时代的伟大历史学家入手，比如伏尔泰、爱德华·吉本、大卫·休谟（David Hume）、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以及雷纳尔（Guillaume-Thomas Raynal）和狄德罗（Denis Diderot）的非凡合作。正是这些人着手将欧洲定义为一种世俗文明，并提供了一种世俗的历史、一个现代性的时代，它既不属于古罗马，也不属于中世纪和教皇。对于这些历史学家来说，撰写历史是反对教会（新教和天主教）的武器。因此，他们撰写了一部教会历史，目的是把教会贬低为世俗历史中的恶性角色。对他们来说，罗马帝国的衰弱与教会的兴起同时发生，并且人们对希腊哲学史展开了一场辩论，因为赋予教会权威的基督教神学是在古希腊东部的亚历山大、安条克和君士坦丁堡形成的。启蒙运动历史学家颇为钦佩的伊斯兰教逐渐摧毁了那个希腊世界。但在法兰克人、撒克逊人和诺曼人占领的遥远西部行省，一种新的拉丁神学兴起，旨在巩固教皇的普遍管辖权。在历史学家眼中，它使拉丁教会成为人类社会权威面临的最大敌人。吉本写道，现代历史的开端应该追溯到公元8世纪，当时教皇与法兰克王国结盟，后者成为查理曼帝国。请注意，他使用“现代”来表示“非古代”（因此是基督教的），但没有达到用它来表示“非中世纪”（因此不再完全是基督教的）的程度。对于所有这些历史学家来说，帝国和教皇之间一直存在着一场长期的斗争，双方互相挑起这场斗争，并在1300年左右达到高潮，当时教皇召集法国安茹击败意大利的霍亨斯陶芬王朝，法国国王击败教皇博尼法斯八世，将教皇从罗马迁至阿维尼翁。主要由法国学者和公关人员撰写的历史现在将中心从普世教会转移到了法兰西王国，它不是普世的，而是霸权的。这是一部封建权力和教士权力的历史，十字军东征是两者的终极疯狂。当然，这是一部纯粹的拉丁历史，核心是对教皇的痴迷。希腊东正教历史可以称之为“欧洲”历史，因为它以非拉丁的方式延续了基督教和罗马的历史（但当拜占庭人在公元8和9世纪被赶出意大利后，它就被排除在外了）。吉本宣称，除了拜占庭的覆灭之外，他找不到拜占庭历史上值得总结的任何东西。人们最好研究那些更有活力的民族——西部的拉丁人和诺曼人、东部的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北部的保加利亚人和俄罗斯人，是他们取代了拜占庭人。拉丁历史有它自己的活力。它的外部敌人始终处于外部，甚至它向西班牙、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和“中欧”的扩张也与教会和平民社会之间的斗争无关，而这种斗争在其他地方从未发生过。这就是“历史只发生在欧洲，而其他民族从未改变”这一观点的萌芽。启蒙运动的叙事一直延续到15世纪末，那时的“欧洲”可以说已经变得“现代”，而不是“中世纪”。也就是说，它开始摆脱自查理曼大帝或君士坦丁大帝以来一直笼罩着它的封建、教士、野蛮和宗教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前基督教古典文化复苏的结果，但也归功于一系列古人所不知道的技术创新——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技术。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应该归功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拜占庭文明的灭绝。我们把这些与“新大陆”的发现联系起来。但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对于伏尔泰、休谟和罗伯逊来说，它们是建立强大的军事君主制，这些君主制控制着自己的资源，推行自己的政策，独立于教皇教会行事。一旦有多个君主政体，就可以说“欧洲”已经拥有了国家体系，国家理性（raison d’état）和万民法（ius gentium）取代了帝国和教皇的政治神学，而这种国家体系或国际关系体系开始成为欧洲本身的定义。伟大的爱丁堡历史学家威廉·罗伯逊写道，欧洲是一个在罗马人之前就已存在的实体，被罗马征服摧毁了一半，却又半开化了。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陷入了野蛮状态，宗教拯救了一半。一千年后，欧洲又出现了文明宗教可以再次存在的条件。这些都是欧洲历史上的事件。罗伯逊认为，这些事件的顶峰是查理五世的帝国，它似乎以一个新的世界帝国威胁“欧洲”，但实际上它开启了理性、国家和权力平衡的时代，当时法国君主制抵抗哈布斯堡王朝，英国君主制加入这场斗争，开始教育“欧洲”如何运用世俗权力。权力平衡就是“欧洲”，“欧洲”就是权力平衡。我们错误地称这个时代为“民族国家时代”。但从哈布斯堡王朝到拿破仑帝国，欧洲国家体系都是强大的多君主制的产物，直到1918年才消失。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这一权力体系是西班牙和法国，是英国和勃艮第，是神圣罗马帝国结构中的德国，但从来都不是真正的中欧。罗伯逊说，它转向内向的拉丁文明问题，而这种文明在墨西哥和秘鲁的爆发属于另一部历史，必须另起炉灶。法国哲学家雷纳尔和狄德罗已经开始书写欧洲人征服的历史：首先是海洋，这使他们同时接触了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其次是美洲两大洲，这导致欧洲以外的“欧洲社会”的建立。休谟说，美洲的发现标志着“现代史”的真正开始。然而，罗伯逊把历史局限于16世纪上半叶，并没有延续到17世纪。与伏尔泰和休谟不同，他选择避开宗教战争的历史。启蒙运动的思想认为，路德宗、加尔文宗和再洗礼派只是他们试图摧毁的教皇制度的反面——宗教狂热以一种新的方式威胁着民权。伏尔泰和休谟并不认为宗教战争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结束。他们关注后果，比如法国的“投石党之乱”（The Fronde）和不列颠群岛的“三国之战”。这些战争将故事带入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The Age of Louis XIV，1751），这是他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历史著作，他在书中看到了“现代欧洲”的出现，也就是“非早期现代”的“欧洲”，那是从宗教狂热的最后阶段进入一个由宫廷君主制和商业共同滋养的开明社交时代。人们开启了一场辩论。他们认为，路易十四用另一个像罗马的普世帝国威胁“欧洲”，构成“欧洲”的国家体系只有在路易的对手于1713年通过《乌得勒支条约》（Peace of Utrecht）达成协议时才得以实现。但法国和苏格兰历的史学家一致认为，乌得勒支条约已经实现了一个摆脱野蛮、狂热和征服的欧洲。它是一个共和国或联邦，由条约维系，战争只是条约的辅助手段，并通过商业在各地传播一套共同的文明制度。它是一个欧洲经济共同体，但它是由各个国家组成的，这些国家的主权是开展商业能力的先决条件。这个“欧洲”，是我们误称为旧制度（ancien régime）的国家、商业和礼仪文明，它完全是自觉的现代化体系。埃德蒙·伯克在18世纪90年代写道，这一体系被两个灾难性倒退的事件摧毁：法国大革命和瓜分波兰（Rozbiory Polski，1772-1795）。第一个事件发生在启蒙“欧洲”的核心地带，灾难性的原因在于它恢复了狂热主义的氛围，将“欧洲”带回宗教战争的环境，用意识形态取代了神学。第二个事件则发生在更偏远的地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中欧”。为了理解这些事件对伯克的意义，我们有必要回想一下那些伟大的启蒙历史著作，它们大多写于“七年战争”（1756-1763，北美称为“法印战争”）期间，这场战争将一场“欧洲”战争扩大为全球性的冲突，并在此过程中改变了“欧洲”这一概念。建立在《乌得勒支条约》基础上的体系本质上是一个英法共管体系，西班牙、荷兰和奥地利主导的德国和北意大利是辅助国，但“七年战争”在两个方面改变了它。在大西洋以西，它变成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北美和加勒比帝国之争。雷纳尔和狄德罗提出，“欧洲”的权力战争现在被海洋贸易和帝国之战所主导。他们着手撰写第一部关于“欧洲”征服海洋的世界体系的历史，认为欧洲人仍然是尚未完全摆脱中世纪的野蛮人。他们质疑道，开明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也难以开化他们。这是第一部作者试图从全球背景来看待“欧洲”的历史，但他们关注的仍然是半岛最西边的海洋。他们宣称，法国是“欧洲的中心”，因为它位于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在易北河以东，乌得勒支体系下的有限战争扩大为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三大军事帝国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发生在中欧的空间，随后融入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在那个空间里，“欧洲”和“亚洲”已经无法再清晰区分——这就是伏尔泰所称的“北方”，是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彼得大帝及其继任者对俄罗斯国家的变革等深远过程的结果。我之前提到，伏尔泰的《彼得大帝的俄罗斯史》是启蒙史学对这一切的重要回应。伏尔泰认为，彼得大帝创建了一个“欧洲化”的国家，足以参与“欧洲”的条约和贸易体系。他甚至设想，俄罗斯与清朝的接触将促使中国也加入这一体系。他相信，俄罗斯和中国将共同驯服中亚草原，终结匈奴或蒙古人曾统治或摧毁周边定居文明的那个历史阶段。所以把“欧洲”想象成“明天的世界”。卢梭（Rousseau）坚持认为，彼得大帝对臣民的习俗造成了太大的破坏，因此欧洲化的俄罗斯国家迟早会崩溃，鞑靼人会重返欧洲。伏尔泰对此感到愤怒。但是，如果“远西”的想象力没有触及中国和堪察加半岛，它至少可以在自己家门口驻足。吉本把他的历史学带回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原则上可以继续讲述奥斯曼帝国的伟大和衰落，讲述奥地利和俄罗斯继承者的政治。但是，我们没有一部启蒙运动的中欧和东欧历史，没有一部历史试图解释中欧和东欧三个君主国“瓜分波兰”。吉本选择回到他的出发点，他写了三章关于教皇统治下的罗马城，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天主教-新教-启蒙运动的“欧洲”的想象力总是回到家乡，回到对自身的深刻批判。启蒙的“欧洲”（《乌得勒支条约》的国家体系）主要是大西洋沿岸的海洋国家强加的一套政治和文化结构。按照伯克的分析，它的终结由两股事件造成。第一、海洋国家本身发生了革命（法国、荷兰，也许还有爱尔兰，但绝不包含英国），这些国家向大西洋以外的英属、法属和西班牙属美洲扩张。伯克的《年鉴》（Annual Register，他编辑的期刊）将这个世界归入“欧洲史”的标题下。但雷纳尔和狄德罗认为，这个世界很难融入欧洲的历史观念。第二、军事帝国在欧洲与欧亚大陆交界的广阔空间中壮大，通过“瓜分波兰”，国家体系的权力得以重新定义。欧洲承认国家体系是自身的一部分，但西欧人却很难认识或理解这个世界。在最近的一本著作《发明东欧：启蒙运动心中的文明地图》（Inventing Eastern Europe: The Map of Civilization on the Mind of the Enlightenment，1994）中，拉里·沃尔夫（Larry Wolff）描述了18世纪的欧洲人如何走出德国，进入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和仍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半岛。他们突然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陌生而古老的世界，那里地域辽阔，农民沦为农奴，官员残暴无情。这个世界与他们接受的“东方专制主义”观念完全吻合。这个概念并非完全是海洋帝国主义的发明。在开放的东部边疆，“欧洲”与奥斯曼帝国或蒙古帝国衍生的政府形式相遇。（对于在印度的英国人来说，他们要“加入军事专制主义大家庭”，还是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这是一个问题。）然而，欧洲在东方的不确定性有助于解释拉里·沃尔夫书中无处不在的一种相当奇怪的观念——西欧人不应该像他们那样评价中欧和东欧，“欧洲人”无权决定谁是“欧洲人”，谁不是。这种信念反映了我们现在对文化身份的思考方式非常混乱，但它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关于文化身份的决定既难以做出，也难以避免。我们不知道是否应该说，前南斯拉夫的事务应该由“欧洲”来安排，因为前南斯拉夫人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是应该说，这个地区是一个野蛮的边界；还是更确切地说，这是野蛮世界的古老边界的碰撞，最好避免试图控制这个世界。一个帝国应该寻求同化它的野蛮人还是排斥他们？如果我们回答，不应该首先将他们定义为野蛮人，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我们应该用什么术语来理解他们？最初被称为“欧罗巴”的土地是“欧洲”在文化接触中不断遇到问题的地方，定义自己，也是定义他人。于是，我们可以预见“欧洲”自启蒙运动结束以后的历史。在那之后，拿破仑的统治时期虽然短暂，却十分惊人，法国的革命帝国统治了拉丁欧洲，并且有能力统治向东扩张的三个军事君主国。但奥地利、俄罗斯和英国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上顽强抵抗，导致法兰西帝国过度扩张、崩溃，并试图恢复由条约和贸易联系在一起的几个国家的“欧洲”。启蒙思想家认为，这是文明本身的安全。工业技术将这些旧帝国和共和国转变为高度统一的军事国家，能够征召愿意为之效劳的公民，组成庞大的国民军队，并开启了一个大国、大战争、大革命的时代。可以说，这个时代从1789年整整持续到1989年，美国和日本也在其中扮演了各自的角色。在“欧洲”的历史中，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是关键事件。在这两次大战中，德意志帝国两次证明它有能力威胁莱茵河以西的尼德兰地区，从而在历史悠久的“欧洲”战场上挑起与法国和英国的战争；它还能威胁波兰和乌克兰，从而在那个地缘政治学家曾经称为“心脏地带”的伟大战争地区引发了与俄罗斯的战争，宣称谁控制了那里，谁就控制了世界。这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破坏如此之大，以至于引发了巨大的系统性崩溃，并导致两个由欧洲殖民地发展而成的大陆超级大国的介入——美利坚合众国和欧亚帝国俄罗斯。1945年后，也就在我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最时髦的历史学家们都普遍认为欧洲时代已经结束，“欧洲”本身已被跨大陆超级大国瓜分。但我们现在知道，这一观点有误。一个自称为“欧洲”的实体已经出现，并在自身事务及他国事务中主张起强大的作用。从欧洲经济共同体到欧洲共同体，再到欧盟，名称的变化表现出一系列特征。首先，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法德联盟，是一系列旨在确保法国和德国不会再次开战的结构，诱导它们合并彼此的机构和经济，使武装冲突不再可能发生。如果不吸引意大利和低地国家等邻近人口，就无法实现这一值得称赞的目标。德国工业复苏的经济效益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人愿意加入这项事业。但是，人们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这项事业需要诱导民主国家放弃主权（也就是说，放弃自治能力），因此从一开始就诱导它们迈出第一步，然后向它们透露这是不可逆转的过程，所以除了向前走别无选择。在欧洲主义的修辞中，最常用的短语莫过于“我们（或你们）别无选择”。人们说，爱尔兰或英国、法国或西班牙、德国或瑞典的历史融合在尚未书写的所谓“欧洲”的历史之中（波兰或匈牙利尚未加入，但在可预见的未来肯定不会加入俄罗斯）。我想知道，这种不确定性意味着什么。我们最好着手书写“欧洲”的历史，看看书写后会有什么结果。书写方式有很多种。其次，在“冷战”、“铁幕”和欧洲分裂的时代，伴随着“欧洲”联盟理念的制度化和神秘感一直存在。苏联希望通过这一分割来保护对“心脏地带”的统治和自身的统一，但这一分割却远远超出了该地区的不确定性，并深深地影响了拉丁和启蒙“欧洲”。它将信奉路德宗的东德与信奉天主教的西德分开，将信奉天主教的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与西欧分开。西欧可能被视为这一切的延伸。在分割时期，“欧洲”还不确定它打算如何对待中欧和东欧的“欧洲”。显然，它们已经输给了苏联的统治。转向西方，“欧洲”的意识形态成为与法国和德国发生争执的工具。美国是主要胜利者，英国则继续属于英联邦的海洋世界和“特殊关系”。正是在这种关系中感到失败，导致英国加入了“欧洲”，但“欧洲”并没有减轻这种失败感。英国与欧洲的关系一直非常矛盾。我以“前英联邦公民”的身份发言，但我毫不犹豫地说，“欧洲”必须将自己视为新的诺曼征服，英吉利海峡隧道是1805年布洛涅营地的复兴，拿破仑和德国官僚机构的权力如今服务于国际市场，并将自己扩展到不列颠群岛。如果“欧洲”是“欧洲”分裂的产物，那么它就必须在分裂结束和苏联解体之后继续存在，甚至可能在未来，在彼得和叶卡捷琳娜及其继任者建立的俄罗斯国家解体之后继续存在。这意味着，通往“欧洲”无边界地区的大门比近代史上任何时候都敞开，任何试图收回或扩大边界的企图都必须同样通往古老的“心脏地带”。在那里，天主教-新教-启蒙的“欧洲”逐渐变成东正教-穆斯林-共产主义的欧亚大陆，也通往古老的原始“欧洲”。如今，那里被称为巴尔干半岛，那里的问题仍然由奥斯曼帝国扩张和收缩造成。在这种形势下，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可能消失，也可能重现，两者都同样令人担忧。在这种形势下，在无数令人担忧的可能性中，“欧洲”现在可能就是以前的“德国”，一个在大西洋沿岸地区稳固的帝国强国，但又不得不试图在东部的一、两个大边境地区建立帝国控制权。在过去，这种角色意味着大国之间的竞争和世界大战。除非俄罗斯大国复兴，否则这些可能不会再次发生，但欧洲和美国与前南斯拉夫打交道的历史揭示了当代“欧洲”的另一个特点。我们讨论了两个时代，在这两个时代，“欧洲”被定义为一个经济实体，以结束毁灭性的战争时期。第一个时代是启蒙时代，从1713年到1789年，在宗教战争和世界君主制威胁结束之后，“欧洲”被描述为一个由商业维系的“国家共和国”。第二个时代是我们自己的时代。启蒙理论家们将“欧洲”发明为一个国家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公民主权和公民社会的合作对于商业和风俗习惯的传播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我们发现自己显然致力于国家及其主权的消亡，不是诉诸某种泛欧洲或世界的联盟，而是诉诸某种后现代解构——全球市场要求政治共同体的服从，也许还要求种族和文化共同体的服从；我们要放弃公民身份，只以消费者的身份行事。所以，不能说欧盟是一个帝国。一个旨在破坏国家自我治理意愿的组织必然会削弱使用军事力量来维护自身边界的意愿，尤其是在世界上只有强大而明确的政治意愿才能确定边界位置的地区。“欧洲”是一套结构，旨在确保各国人民不再以国家的身份重新定义自己，并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力和控制市场力量流动的权力。新世纪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欧洲人是否还能通过政治手段来治理自己？这个问题或许还未真正摆在美国面前。不幸的是，决定使用军事力量的权力无法与此前的治理能力完全分离，尽管我们希望如此。作为国家体系的摇篮，欧洲或许即将失去这一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