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Druks: Wish (clone), 1973.到底什么是文化研究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nyway
作者：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
译者：陈荣钢
来源：Social Text, No. 16 (Winter, 1986-1987), pp. 38-80. 这篇论文是约翰逊对1983年4月在那不勒斯东方大学英语系和巴勒莫大学所做讲座的修订和扩展。
如今，文化研究既是一场运动，也是一个网络。它在多个学院和大学中拥有自己的学位、期刊和会议，并在学术学科，特别是英文研究、社会学、媒介与传播研究、语言学和历史学领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本文第一部分，我将讨论学术化的文化研究的利弊。最尖锐的问题是：文化研究是否应该谋求成为一个学术学科？在本文第二部分，我将探讨一些定义方法，这方法虽然不至于完全学术化，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谋求的统一性或一致性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最后，我将试着提出一些我个人的定义和论点。将方法或知识学术化（比如纳入正式的“方法论”课程）与文化研究传统的主要特征相抵触。它的特征包括开放性和理论的多样性、反思性甚至自我意识，尤其包括批判（critique）的重要性。我所说的批判是指最全面意义的批判：不仅是批评（criticism），也不仅是争论（polemic），而是通过这些步骤来探讨其他传统，既要了解它们可能带来的好处，也要了解它们的局限。批判汲取有用的元素并拒绝其余元素。从这个角度看，文化研究是一个过程（process），一种生产有用知识的炼金术，而学术化会阻碍这种“炼金术”的“化学反应”。文化研究最初与文学批评有关。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发展了利维斯（Leavis）的思想，后者强调文学社会（literary-social）分析。不过，威廉斯和霍加特将这种分析从文学转向了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类似的挪用也出现在历史研究中。第一个重要时刻是战后的社会史传统的发展，这些传统关注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即“人民”（the people）的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的政治形式。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CPHG）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早期致力于将旧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历史化。某种程度上，这种影响很矛盾，这些历史学家更关心的并非当代文化，甚至不是20世纪，而是投入精力去理解英国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漫长过渡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人民斗争和异议传统。这项工作成了文化研究的第二个重要框架。就文学和历史研究这两个方面而言，旧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核心内容。对斯大林主义的“价值”复兴是最初新左派（new left）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但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是整个随之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危机”中贯穿始终的主线。的确，文化研究在所谓“现代马克思主义复兴”的背景下形成，同时也受到70年代的跨国影响，具有显著的特征。需要注意，同一个人物在不同国家路径中的作用存在差异。阿尔都塞主义（Althusserianism）的接受在英国知识传统支配的经验主义背景下才可以理解。这一特征有助于解释哲学的魅力，它不是一种技术性的追求，而是一种普遍的理性主义和对抽象思想的兴奋感。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葛兰西（Gramsci）的著作在意大利占据正统地位，我们却将他视作一个批判性的异端人物。他为已经部分形成的文化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甚至在70年代仍然如此。尽管经历了“危机”等种种状况，一些文化研究者在名义上仍然保持“马克思主义”。然而，我们要更注意文化研究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具体方面。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清单。我自己的清单并不旨在描绘一种正统观点，但包括三个主要前提。第一个前提：文化过程（cultural processes）与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密切相关，尤其与阶级关系和阶级形成、性别分工、种族社会结构、作为依赖形式的年龄压迫等等相关联。第二个前提：文化关乎权力（power），并有助于产生个体和社会群体在定义和需求实现方面的差异。第三个前提承袭了前两个前提：文化既不是一个自主的领域，也不是一个外部决定的领域，而是社会差异和斗争的场所。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元素都已消失殆尽，它们在现有环境中依然活跃、生机勃勃，但前提是这些元素必须在详细的研究中得到批判和发展。
其他批判则具有明显的哲学性质。在英国的背景下，文化研究因关注“理论”而与众不同，但与哲学的紧密联系直到最近才变得清晰。然而，认识论问题和立场（如经验主义、现实主义和唯心主义）与“文化理论”的关键问题（如经济决定论、唯物主义或文化的特定影响）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对我来说，很多道路最终都回到了马克思，但这些挪用更加广泛。最近，有些颇有建树的论述超越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相对乏味的对立，以寻找理论（我现在更喜欢称之为“抽象”）与“具体研究”之间的关系。在我们最近的历史中，来自女性运动和反种族主义斗争的批判更加重要。这些批判深化和扩展了民主和社会主义承诺，这是第一代新左派的核心原则。在核裁军运动（CND）的第一阶段，“个人即政治”已经确立，但这种观念在当时却没有性别化，很奇怪。因此，早期运动的民主基础虽然是一种新形式的政治，但显得不够稳固。同样，我们传统中的关键文本和主题也存在（并且仍然存在）民族中心主义和英国中心主义的深层问题。在英国，保守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治的当代意义加重了这些缺陷。因此，将女性主义或反种族主义视为对原有阶级政治及其相关研究计划的中断或偏离是不正确的。相反，正是这些运动保持了新左派的“新”性。文化研究的具体成果同样重要，并远远超过了最初的问题：“女性怎么办？”女性主义影响了日常工作的方式，普遍认识到生产成果依赖于支持性的关系。它揭示了“左翼”知识工作中一些未被承认的前提和维持这些前提的男性利益。女性主义创造了新的研究对象，并迫使对旧有研究进行重新思考。例如，在媒介研究中，它将关注点从“男性化”的新闻和时事类节目转向了“轻娱乐”的重要性。它推动了一种从旧有的意识形态批判向以社会身份、主体性、流行性和享乐为中心的更广泛的方法转变。女性主义者似乎也在弥合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并做出了特别的贡献，将文学范畴和“美学”问题意识引入到社会问题的讨论中。我希望这些例子能够展示批判的重要性，以及它与更大的政治事业的关联。由此引出了一些问题：如果我们通过批判得以发展，那么学术化是否会导致系统性封闭？如果我们努力追求真正有用的知识，那么学术化是否有益？是否应当优先考虑变得更加“普及”而不是更加学术化？这些问题在当前背景下尤为重要。文化研究现已成为广泛教授的科目，因此，除非我们非常小心，否则学生可能将其视为一种正统观念。学生们现在都有文化研究的讲座、课程和考试。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如何在批判传统中保持批判性呢？我们对学术和其他学科知识的了解强化了这一点。与知识相关的权力形式成为70年代的重要洞见。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主题。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研究中，在激进哲学家和激进科学家对科学或科学主义的批判中，在激进教育哲学和社会学中，在女性主义对主流学术形式的批判中，都可以看到这种主题。与70年代初期（以阿尔都塞为代表）对科学的单一肯定相比，我们的时代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科学的确凿性正被解构（以福柯为参考点之一）。如今，学术知识形式（或其中的某些方面）看起来更像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问题依然如故——如何从学术关注和技能中获得有用的知识要素？然而，还有一些重要的压力需要界定。学院或学校的日常政治活动不多，但也不少，因为这涉及到工作、资源和做好研究的机会。文化研究在这里赢得了真正的空间，必须加以维护和扩展。在（“大”）政治的背景下，这一点显得更加重要。在英国和美国，我们也有一场保守派的反改革，表现之一就是猛烈抨击公共教育机构，既削减资金，又严格按照资本主义术语定义公共教育的效用。我们需要文化研究的定义，以便在这些背景下进行有效的斗争，提出资源诉求，在匆忙而混乱的日常工作中理清思路，并决定教学和研究的优先次序。最关键的是，我们需要一种方式来观照一个充满活力但又支离破碎的研究领域。即便不能把它视作一个统一体，至少也要视作一个整体。如果我们不讨论我们自己的核心方向，就会被学术自我再生产的需求和部分起源于我们研究领域的学科拉来扯去。因此，学术倾向会在新的领域中被再生产。文化研究存在明显的文学版本、社会学版本、历史版本，就如同存在理论派系的不同方法一样。只要某一学科或问题领域能够整体把握文化对象，就无关紧要，但在我看来情况并非如此。每种方法只能揭示文化的一个微小方面。倘若如此，我们就需要一种特殊的定义活动，回顾现有方法，看到它们的特征和合理性，同时看到它们的能力局限。我们需要的其实不是定义或学术化，而是通向进一步变革的指引。这不是简单将现有方法进行汇总，这里一点社会学，那里一点语言学，而是要在不同方法的相互关系中进行改革。有几种不同的出发点。文化研究可以定义为一种思想和政治传统（考虑到与学术学科的关系、理论范式和研究对象）。目前，最后一个出发点最让我感兴趣，但首先要说一下其他出发点。我们需要文化研究的历史来追溯那些反复出现的困境，并为我们当前的研究提供视角。然而，我们用一种“神秘化”的方式对待“传统”，以产生某种集体身份和共同目标感。我认为，许多强大的连续性都体现在“文化”这个单一术语中，这个术语不是一个严格的分类，而是对历史的某种总结，它将文化研究从旧有的不平等根基（高雅艺术鉴赏和对大众文化的傲慢话语）中解脱出来。在这种思想的再定义背后，存在着一个略显不一致的政治模式，这种模式从第一代新左派和第一次核裁军运动延续到1968年之后。当然，新左派内部、新左派政治及其产生的知识倾向之间存在明显的政治对立。知识上的绕道往往显出政治上自我放纵。然而，统一该过程的核心是对“旧左派”政治进行改革。这不仅包括对旧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也包括对旧社会民主主义的批判，它涉及对工人运动内部主流风格的建设性争论，尤其涉及政治之文化条件的忽视，以及政治本身的机械性狭隘化。这种知识与政治的联系对文化研究至关重要。这意味着,研究和写作具有政治性，却不以任何直接的实用主义方式存在。文化研究并不是某个特定政党或政治倾向的研究项目，更不会将知识精力从属于任何既定的教条。这种政治与知识的立场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想创造的政治尚未完全形成。政治需要长期投入，研究也必须尽可能广泛和深入，尽可能具有政治导向。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抵制那种将文化研究仅仅用于学术目的的脱节，抵制将大众文化的热情与对权力和社会的分析割裂开来的现象。关于第二种定义方法，我已经说了很多，那就是描绘我们与学术学科的负面/正面关系。文化过程与学术知识的轮廓并不对应。没有任何一个学科能够完全把握文化研究的复杂性（及其重要性）。文化研究必须诉诸跨学科（有时甚至是反学科）的方式。例如，我很难再把自己视作一位历史学家，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当代历史学家”这个称谓比较接近。然而，历史学家的某些优点对文化研究很受用，例如对动态、特性、复杂性和背景的关注。我一直喜欢在优秀历史著作中读到的那种密集描述、复杂阐释、主观甚至浪漫情感。我觉得，大多数社会学描述显得肤浅和直白，许多文学论述虽然聪明但也肤浅！另一方面，历史实践中根深蒂固的经验主义常常阻碍了对文化的恰当解读。我相信其他学科也有类似的情况。当然也有许多中间途径，其中不乏文化研究的“实用工坊”。但在我看来，前进的方向必须是向外、向远处，进入更具挑战性的领域！直到最近，第三种定义方法依然饱受青睐，那就是对理论问题的分析和比较。我一直认为这是所有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主要困难在于，抽象的话语形式会使思想与最初产生它们或它们最初所指涉的社会复杂性脱节，除非这些复杂性不断被重构并作为参考点。对听者而言，在教学或类似的交流中，理论话语似乎是一种“智力体操”，目的是学习一门新的语言，而这需要时间和工夫，要对这门语言感到自在。与此同时，新的话语形式有一种令人噤若寒蝉的压抑感。我认为，对于学生来说，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经验，即使“理论”最终赋予他们新的理解和表达能力。因此，我们之中的许多人已经发现，从具体案例入手大有裨益，要么从历史角度讲授理论，将其作为一场关于文化问题的持续的、不脱离语境的辩论，要么将理论观点与当代经验联系起来。这就引出了我的首选定义方法。关键问题是：文化研究的特征对象是什么？文化研究的内容是什么？我已经说过，“文化”具有提醒的价值，但它并不是一个精确的范畴。雷蒙·威廉斯已经挖掘出了“文化”的丰富历史内涵。这种多义性是无解的。假设“从今往后，这个词将意味着......”，并期望整个历史的内涵（更不用说整个未来）都能巧妙地与之保持一致——这是理性主义的幻想。因此，尽管我还是打着“文化”的旗号，并继续不精确地使用这个词，但从定义上讲，我找寻其他的术语。
我的核心术语是“意识”（consciousness）和“主体性”（subjectivity）。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关键所在。文化研究关乎历史上的意识或主体性形式，关乎我们依赖的主体形式和主体的社会关系。这些定义采纳并解释了马克思的一些简单抽象（simple abstractions），但也因当代的共鸣而具有价值。我首先思考“意识”，主要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中这个词的意义。作为理解人类历史的（第五）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补充说，人类“还拥有意识”。这种用法在后来的著作中也有所体现。马克思在《资本论》（Capital）第一卷中提到，最差的建筑师和最好的蜜蜂之间存在区别，建筑师的作品在生产之前“已经在理念层面存在”，已经存在于意识和想象中。换言之，人类的特征在于过一种理型的（ideal）、虚构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意志得以培养，梦想得以实现，范畴得以发展。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中，马克思将这一点称为“类存在”（species being）的特征，后来他称之为“普遍历史”（general-historical）范畴，适用于所有历史，是一种简单的、普遍的抽象。尽管用法不够明确，马克思也习惯性地提到社会过程的“主体方面”或“主体层面”。在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意识主要具有认知的含义。它涉及对社会和自然世界的知识（尤其是正确的知识）。我认为，马克思的意识要比这更广泛！它包含了自我意识的概念以及积极的精神和道德自我生产。毫无疑问，他特别关注概念性组织的知识，尤其讨论特定的意识形态形式（如政治经济学、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等）。在马克思最有趣的、关于思维特征的著作中（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其他形式的意识（如审美意识、宗教意识等）被排除在外。“主体性”在这里尤为重要，它挑战了意识中的缺失。主体性意味着，一些元素或冲动在主体层面是活跃的，它们推动我们，却没被自觉地认识到。它突出了那些造就审美或情感生活以及传统上“女性化”编码的元素。它关注文化中的“我是谁”或更重要的“我们是谁”，也就是个人身份和集体身份。它与最重要的结构主义见解相关——主体性是被生产出来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它们是研究的对象，而不是前提或起点。在我对文化研究的思考中，“形式”（forms）这一概念也反复出现。这个用法背后有两个主要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考察各种经济流通的时刻时，一直使用“形式”、“社会形式”、“历史形式”等术语。他分析了货币形式、商品形式、抽象劳动形式等等。在讨论意识或主体性时，他使用这种语言的频率较低。最著名的例子出自1859年的《导言》：必须始终区分生产的经济条件的物质转化和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美学的或哲学的形式。简言之，就是意识形态的形式，前者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确定，后者是人们意识到这种冲突并加以斗争的形式。
我对这段话感兴趣，因为它暗含的研究目标与马克思并行不悖。马克思关注人类通过哪些社会形式来生产和再生产他们的物质生活。他抽象化、分析并有时在更具体的描述中重构了社会生活的经济形式和趋势。
在我看来，文化研究同样关注整个社会（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及其运作方式。但是，文化研究从另一个互补的角度来看待社会过程。我们通过具体的研究抽象化、描述并重构人类“生活”、意识以及由主体维持的社会形式。对“形式”的强调得到了结构主义的广泛支持。这些见解揭示了我们主体存在的形式化结构特征——语言、符号、意识形态、话语、神话。它们指向了规律性和组织原则。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形式化特征”。这些见解往往高度抽象（例如，讨论语言的“一般性”而不是“具体的语言”），但它们强化了我们对社会形式的坚实性、决定性和实际存在的感知，这些社会形式通过社会生活的主体层面施加压力。但是，仅仅描述形式尚且不够。在此，重要的是要看到主体形式的历史性。在这种语境中，历史性有两个相当不同的含义。首先，我们需要从形式的压力或倾向来看待主体性形式，特别是它们的矛盾面。即使在抽象分析中，我们也应当找到运动和组合的原则；其次，我们需要对主体性形式的历史进行研究，以便了解这些倾向如何受到其他社会决定因素的影响，包括那些通过物质需求运作的决定因素。我们迄今为止使用的简单抽象并未能带我们走得很远。我们需要哪些中间范畴来具体化主体社会形式以及它们存在的不同时刻？鉴于我们对文化的定义，我们不能局限于专业实践、特定类型或流行的休闲活动。所有社会实践都可以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因为它们在主体层面发挥作用。这适用于工厂工作、工会组织、超市内外的生活，以及显而易见的目标——比如“媒体”（误导性的统一体！）及其（主要是国内的）消费方式。资本回路—文化回路（cultural circuit）？因此，我们首先需要一个更复杂的模型，具有丰富的中间范畴，比现有的一般理论更层次分明。在这里，我提出一种现实主义假设，它关乎现有理论的状态。假如现有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研究模式，实际上表达同一复杂过程的不同方面，那又会怎样呢？假如它们都是真实的，但只限于它们所及的范围内，那又将如何？假如它们都不完全真实或不完整，可能会误导人们，因为它们只是“部分”，因此无法把握整个过程，那又将如何？假如试图“扩展”这种能力（而不修改理论）会导致非常粗糙和危险的（意识形态的？）结论，那又将如何？我确实不期望大家立即接受这一论点的认识论前提。我希望它能根据实际结果来进行评判。然而，它的直接优点在于，它有助于解释一个关键特征——我们已经注意到的理论和学科上的碎片化。显然，这些现象也可以通过我们之前讨论的政治、社会和话语上的差异来解释，尤其是知识和学术分工，以及专业文化资本的社会再生产。但我觉得，将这些明显的差异与它们试图描述的过程联系起来会更好。也许学术上的分歧也反映了不同社会立场和观点对文化过程的不同理解。这不仅解释了不同理论的事实，而且解释了分歧的反复出现和持续存在，特别是在具有某种亲缘关系的大量方法之间。进一步探讨该论点的最佳方法是对文化过程的不同方面或阶段进行一些初步描述，但不同的理论问题与之相关。这种模型不可能是一套完整的抽象概念或理论（恐怕不存在这种东西）。它的价值应该具有启发性和说明性。它有助于解释理论为何不同，但本身不会勾勒出理想的研究方法。充其量，它可以作为未来方法理想方向的指南，指导这些方法如何被修改或结合。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需要牢记这些警示。最简单的方法沿袭了长久以来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传统，以图示表现模型如下（见图）。该图示表示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每个框代表了这个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每个环节或方面都依赖于其他环节，并且对整体而言不可或缺。![]()
然而，每个环节都是独特的，涉及特征性的形式变化。因此，如果我们只关注过程中的一个点，可能无法看到其他点上发生的事情。在某一时刻对我们最有意义的形式，可能在另一个时刻就会非常不同。过程在结果中消失。例如，所有文化产品都需要生产，但生产条件不能仅通过将这些产品视作“文本”来判断。同样，所有的文化产品都会被专业分析者之外的其他人“阅读”（如果不这样，它们的生产就没有什么意义），但我们无法从自己的分析或生产条件中预测这些。大家知道，我们的所有交流都可能以无法识别的（或至少是“转变”的形式）返给我们。我们通常称之为“误解”，在非常学术的情况下称之为“误读”。但这些“误读”如此常见（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以至于我们可能称之为“正常”。要理解这些“转变”，我们必须了解特定的消费或阅读条件，包括资源和权力的不对称，包括物质和文化的因素，还包括已经在特定社会环境中活跃的文化元素的现有组合（图示中的“生活文化”，lived cultures）以及这些组合所依赖的社会关系。这些话语和意义的储备反过来成为新的文化生产原料。它们确实是生产中特定的文化条件之一。在我们的社会中，许多文化生产的形式也以资本主义商品的形式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看到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指向第一阶段的箭头）和具体的资本主义消费条件（指向第三阶段的箭头）。当然，这并不能告诉我们有关这些阶段的所有信息，因为它们可能还受到其他原则的结构性影响，但在这些情况下，这个过程同时既是资本及其扩展再生产的过程，也是主体形式的生产和流通过程。我们用一个具体的案例来说明这个过程的某些含义，这样更加明确。例如，我们可以将梅特罗小汽车（Mini-Metro）代入这个模型。我选择梅特罗小汽车是因为它是20世纪晚期一个相当标准的资本主义商品，并且具有特别丰富的意义积累。梅特罗小汽车被视作拯救英国汽车工业的产品，它成为了产业救星，因为了击败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并解决了英国莱兰公司（Leyland）严重的工业纪律问题。它开始象征国家内外威胁的解决方案。汽车发布时的广告非常引人注目。在一则电视广告中，一群梅特罗小汽车追赶一些外国进口车，直到翻过白崖（White Cliffs of Dover）。外国进口车逃离，逃跑的方式看起来非常像登陆艇。这是一场反方向的敦刻尔克战役。梅特罗小汽车成为民族主义的英雄。显然，这些都是我希望抽象出来以进行进一步形式分析的某些形式——民族主义史诗、“二战”的集体记忆、内外威胁等。但这也引发了在这些案例中什么构成“文本”（构成抽象的原材料）的问题。是否仅仅分析梅特罗小汽车的设计就足够了，就像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曾分析雪铁龙汽车（Citroen）的线条一样？我们怎么能把广告和汽车展厅排除在外呢？难道我们不应该把梅特罗小汽车在国家经济复苏和道德复兴讨论中的地位问题考虑在内吗？即使我们回答了这些问题（并且给自己增加了更多工作量），也还会有一些未被提出的问题。梅特罗小汽车现象在不同的消费者和读者中（尤其是特定群体中）带来了什么样的反响？我们可以预期会有很大的反响差异。例如，莱兰的汽车工人可能会与仅仅购买汽车的人持不同看法。此外，梅特罗小汽车（及其转变的意义）成为了通勤或接送孩子的工具。它可能还塑造了对工作生活的取向，将工业“和平”与国家繁荣联系起来。当然，这整个产品最终又回到了生产的环节，成为新的投资利润，也帮助市场研究人员调查产品的“受欢迎程度”（资本自身的“文化研究”）。之后，英国莱兰公司在销售汽车和削弱工人方面采用了类似的策略，这表明这一事件积累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两种类型的成果）。梅特罗小汽车是一个小型范例（尽管不是第一个），代表了一种更为广布的意识形态形式，我们可以概括为“民族主义销售”（nationalist sell）。到目前为止，我讨论了围绕这一回路发生的转变，但没有具体说明这些变化。在如此简短的讨论中，我将指出两个与回路左右两侧相关的变化形式。这个回路涉及在公共与私人之间的运动，也涉及在更抽象与更具体的形式之间的运动。两端紧密相关——私人形式更具体，参考范围更狭窄；公共形式更抽象，但适用范围更宽泛。我们回到梅特罗小汽车的例子，再谈不同的文化研究传统，这一点可能会更清楚。作为设计师的创意或经理的“概念”，梅特罗小汽车仍然属于私人领域。它甚至可能是在私密场合构思出来的，只有少数人知晓。在这一阶段，确实很难将它与讨论它的社交场合分开：董事会会议、酒吧里的闲聊、周六的高尔夫球赛？但随着这些想法被“付诸纸面”，它开始表现出更客观、更公共的形式。当决定继续推进“概念”，然后再“公开”时，梅特罗小汽车的想法最终进入了“全程曝光”的阶段。它获得了更广泛的意义，汇聚了一些相当重大的观念。梅特罗小汽车变成了一个重大公共议题或成为这样的象征。它也成为一个实际的产品和一系列文本。从一个显而易见的角度来看，它被“具象化”了（你还可以驾驶它）。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辆梅特罗小汽车还是相当抽象。它就在那里，在展厅中，周围围绕着它的“英国性”文本，闪闪发光、充满活力。然而，从展示中，谁能知道它由谁构思，如何制造，谁为它买单？对于那个带着两个孩子、刚走进展厅的焦急女性来说，这车又有什么实际用途呢？我们要提炼出更一般的观点。公共化的过程引发了三件事。首先，这辆车（及其文本）显然有了公共性。它不仅获得了普遍的意义，还有更广泛的意义。它的信息也被普遍化，较自由地传播到社会表面。其次，在意义层面，公共化关乎抽象化。这车及其信息可以相对独立于形成它的社会条件来观察。第三，它经历了公众评估的过程（重大公共问题），涉及许多不同的尺度——作为技术-社会工具、作为国家象征、作为阶级战争中的筹码、作为竞争模型等等。它成为对意义进行激烈斗争的场所。在这一过程中，它被迫“发声”，对“我们（英国）所有人”进行评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消费或阅读的瞬间，如文中那位女性和她的孩子（对汽车有明确的看法），我们再次被迫回到私人、特定和具体的层面，无论这些阅读的原材料如何被公开展示。我想说，这些过程是现代社会条件下文化回路的固有特征，它们由权力关系产生，也是权力关系的产物。但最有力的证据在于文化研究形式的一些反复出现的差异。在其中一边，有些人坚持认为，在物质性背景中进行研究时，“文化”必须被当作整体。他们对抽象理论持怀疑态度，理论是“文化决定论”。他们往往被威廉斯或E·P·汤普森（E. P. Thompson）等人的表述所吸引，这些表述将文化视为整体的生活方式或斗争方式。在方法论上，他们强调复杂而具体的描述，特别是抓住文化形式和物质生活的统一性或同质性。因此，他们偏爱社会历史上的文化或文化运动的重建，或民族志式的文化描述，或那些重建社会定位“经验”的写作（例如自传、口述历史或现实主义小说）。另一边，有些人强调主体形式和符号手段的相对独立性或有效自主性。这一派的实践理论通常属于结构主义，但它着重于语境和主体的话语构建。首选方法是抽象地处理这些形式，有时相当形式主义，揭示意义如何在语言、叙事或其他符号系统中产生。第一套方法通常源自社会学、人类学或社会历史的根基，第二套方法则主要受到文学批评的影响，尤其是文学现代主义和语言学形式主义的传统。从长远来看，我认为这种划分肯定会阻碍文化研究的发展。不过，首先必须指出这种划分与我们对整个文化过程的勾勒之间的逻辑关系。如果我们更详细地比较一下文化的公共形式和私人形式，这种关系将会更加明了。私人形式并不一定是通常意义上的个人或个体的私人形式，尽管可能兼具这两者。它们也可能以共享、共同体和社会的方式存在，而这些方式是公共形式所不具备的。它们的特质或具体性（concreteness）使它们被标记为私人形式。它们与特定社会范畴的生活经验和历史构建的需求相关。它们并不试图为其他社会群体定义世界。它们是有限的、本地的、谦逊的，不追求普遍性。它们也深深嵌入日常社会交往之中。例如，在日常生活中，女性去购物，交流和讨论自己、家庭和邻里的各种事务。闲聊是一种私人形式，与我们社会中女性的场合和关系有着深刻的联系。当然，我们可以抽象地描述闲聊的话语形式，例如强调言语中的互惠形式，但这似乎对原材料造成了特别的伤害，使其脱离了这些谈话文本产生的直接而有形的语境。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车间的工人阶级文化。正如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所言，劳动的身体行动与工作场所的实用玩笑和常识之间存在特别紧密的关系。这种文化的整体话语模式拒绝手工实践与精神理论之间的分离，而这种分离是公共知识，尤其是学术知识形式的特征。在闲聊和车间文化这两种情况下，文化生产中并不存在显著的劳动分工，也没有任何复杂的技术生产工具，尽管语言形式和人体的符号使用已经足够复杂。文化形式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在形式上或定义上并未显著区分，时间和空间上也没有显著的距离。我认为，为了处理这些私人形式的特征，已经发展出一些特定的研究和表现形式。研究人员、作家以及各种报告者都调整了他们的方法，以应对此时文化中最明显的特征。他们试图将主体和客体的时刻结合起来，并且常常不在理论上区分这两者，甚至在实践中完全拒绝这种区分。正是这种对“经验”（这个术语完美地捕捉了这种混合性或同一性）的强调，将社会历史学家、民族志学者和那些关注“工人阶级写作”的人们的具体做法结合起来。与面对面接触的紧密互动相比，电视节目的“播出”似乎是一个非常抽象、甚至空灵的产品。一方面，它比日常生活的叙事更明显地表现为对“现实生活”的表现（尽管同样是构建出来的）。它采取了一种分离的、抽象的或客观的形式，表现为节目/文本的形态。它从一个特殊的、固定的立场传递给我们，传递到我们客厅角落的一个标准化形状和大小的盒子中。尽管我们以社会、文化和共同体的方式接触电视，但它仍然具有这种分离的时刻，并且比私人言语文本更加明显。这种分离无疑与生产和发行的复杂劳动分工有关，也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物理和时间距离有关，这些都是公共知识形式的一般特征。像电视这样的公共媒介确实允许对空间和时间进行非常特殊的操弄，例如在电视上复播旧影片。我认为，在公共传播中，这种表面上的抽象正是那些通过符号形式构建现实的方法的基础。语言是首要的模型，但关键是语言在文本中的客体化。对这一假设进行历史性探究将非常有趣，这将解开传播形式的“实际抽象”与文化理论家“思想抽象”之间的关系。我并不认为这两个过程可以同步进行，变化也不会同时发生。但我确信，我们可以将文本隔离、固定、确定并仔细审视。文本这一概念依赖于文化产品的广泛流通，这些产品在生产的直接条件下被抽离出来，并在消费之前产生一个所谓的“悬置”（suspension）时刻。公共文化形式和私人文化形式并非相互隔绝。这些形式相互流通。文化生产往往将私人形式公共化，使这些私人形式变为公共领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公共文本则在私人环境中被消费或阅读。例如，《杰基》（Jackie）这样的女孩杂志采纳并表现出一些年轻女孩生活中的私人女性文化元素。它瞬间将这些元素公开并接受评价，比如“女孩的东西”，“愚蠢”或“琐碎”。同时，它也在特定读者群体的范围内将这些元素普遍化，形成一个属于它自己的小型公共领域。于是，这本杂志成为了数千名女孩读者的原材料，她们对这些最初从她们的生活文化和主体性形式中借来的元素进行各自的再挪用。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假设公共化总是诉诸支配或贬低的方式。我们需要仔细分析公共表现在哪里以及如何将社会群体固守于现有的依赖关系中，同时在哪里以及如何展现出解放的倾向。在没有具体细节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强调权力在分析中的重要性，指出它在公共和私人关系中的主要作用方式。当然，进入公共领域的机会存在巨大差异。许多社会问题可能根本不会获得公众关注。这不仅因为它们仍然是私人事务，而是因为它们被积极地私人化，保持在私人层面上。在正式的政治和国家行动层面，它们不可见，没有公共救济。这不仅意味着这些问题必须被“承受下来”，还意味着群体内部能意识到这些问题，被保留在隐性或共同的意义层面上。群体内部或许能深刻认识到这些痛苦，但并不期待得到救济，也不觉得这些痛苦奇怪。这些私人关注的问题有时确实会公开出现，但通常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因此被转化和框定成特定的方式。例如，闲聊的内容会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公共领域，但通常以“娱乐”的面貌出现。它们可能出现在肥皂剧中，或者仅通过与王室、明星和政治家的私人生活的关联而被“提升”到值得关注的地位。同样，车间文化的一些元素可能被表现为喜剧或综艺节目。这些在编码或流派上的框定确实会将它们局限在主流公共定义的意义范围内，虽然某些理论家认为这不会完全削弱这些元素作为社会替代方案的基础。公共表现形式也可能以更直接的惩罚性或污名化的方式发挥作用。在这些形式中，私人文化的元素被剥夺了本真性或合理性，被构建成危险的、偏离常规的、古怪的元素。例如，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群体的经验被表现为病态的经验，成为需要介入的“问题”——不是在整个社会组织中进行干预的问题，而是针对受苦群体自身的态度或行为。这是一种带有报复性的表现方式，不是要求补偿性主体，而是把主体作为外部干预的客体。只要空间允许，比较这些过程如何在主要的社会关系中（阶级、性别、种族和年龄依赖）发生将是非常重要的事。另一个普遍机制是在公共领域中构建公共/私人划分的定义。当然，这些定义看起来相当中立：“每个人”都同意，最重要的公共问题是经济、国防、法律与秩序，或许还有福利问题，而其他问题（如家庭生活、性别问题）本质上是私人事务。问题在于，支配的意义在社会上具有很强的特定性，尤其偏向男性和中产阶级的“兴趣”/“利益”结构。正是因为这些定义从根本上挑战了这些结构，一些女性主义、和平运动和绿党才成为现代发展中最具颠覆性的力量。我强调这些权力元素，尽管这可能会使讨论偏离主要论点，因为文化研究的实践必须在这个语境下来看待。无论是以更抽象的公共知识及其潜在逻辑和定义为主要对象，还是探索文化的私人领域，文化研究必然深刻地涉及权力关系。文化研究构成了它试图描述的那些回路的一部分。它像学术和专业知识，维持着公共与私人关系的现状，或对其进行批判。它涉及对被压迫群体的主体性监视，或更充分地代表这些群体进行斗争。它可能成为问题的一部分，或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因此，当我们转向具体的文化研究形式时，我们不仅需要探讨对象、理论和方法，还需要探讨不同立场在回路中的政治局限和潜力。这里涉及一系列特别广泛且异质的方法。在这个标题下，我囊括了政治倾向迥异的方法，如广告商的理论知识、大型组织的公共关系人员、许多自由多元主义的公共传播理论家，以及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批判传统中有关“文化”的大部分著作。在不同学科之间，社会学家、社会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或那些关注文化政治组织的人最常持这种观点。对文化生产更系统化的研究是文学、艺术或大众文化形式的社会学中较为近期的特征。这些关注点与大众媒体的辩论一致，并且最初深受现代媒体条件下国家宣传早期经验的影响，尤其是在纳粹德国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和文化商品大众市场对“文化本真性”的广泛关注横跨美学和政治辩论，包括对流行艺术的影响。这些传统中的生产研究也表现出极大的多样性：从对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病理的宏大批判（例如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到对新闻生产、特定纪录片系列或电视剧的详细实证研究，不一而足。许多现代社会史研究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关注“文化生产”，但这次关注的是社会运动甚至整个社会阶层的文化生产。我们要接受E·P·汤普森的邀请，从这个文化视角来解读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保罗·威利斯的著作，尤其是《学会劳动》（Learning to Labour），在很多方面也代表了这一史学传统中的社会学研究。然而，这些不同著作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要么从文化生产者的角度出发，要么从生产理论的角度出发。它们首先关注文化形式的生产和社会组织。当然，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范式占据了非常重要的立场，甚至不断遭到反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论述认为生产条件占首要地位，并常常将其归结为某种狭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使是这样的还原分析也有一定的价值。文化被理解为一种社会产物，而不仅仅是个人创造力，“上层建筑”才得以详细阐述。葛兰西可能是第一个将大众阶级的文化作为严肃研究和政治实践对象的重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共产主义领导者。现代文化组织的所有特征也开始在他的著作中显现。他描述了文化组织者/生产者，不仅有旧式革命或布尔什维克模式的“小知识分子”，还有集中在特定机构周围的整个社会阶层——学校、学院、法律、新闻、国家官僚机构和政治党派。葛兰西的著作以一种最成熟、最丰富的方式，发扬了传统马克思主义通过文化生产进行研究的方法。然而，我仍然认为葛兰西是“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英国新左派或学术界有时所赞赏的那样。在我看来，从现有的英文著作来看，他对文化形式如何在主体层面发挥作用不感兴趣，而致力于如何在外部“组织”文化形式。我发现，从生产视角看待文化有两个反复出现的局限。第一个难题是熟悉的“经济决定论”问题，我希望以不同的方式重新陈述这个问题。在这种模型中，文化生产往往被简单地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模式，忽略了文化商品流通的双重性质。生产条件不仅包括物质生产手段和资本主义劳动组织，还包括来自生活文化储备或已有公共话语领域的现有文化元素。这些原材料不仅受到资本主义生产要求的影响（即商品化），还受到资本主义及其他社会关系对现有语言和话语规则的间接影响，特别是阶级和性别基础上的斗争对不同社会象征和符号的影响。与此相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侧重于更为直观的“决定因素”（determinations），尤其是竞争、垄断控制和帝国扩张等机制。所以，一些符号学家声称，替代性的唯物主义分析存在一定合理性。换言之，许多关于生产的方法在选择基础上存在缺陷。作为文化生产、主体形式生产的论述，它们至多告诉我们一些“客观”条件和一些社会场所的工作——通常是资本主义商业的意识形态工作（如广告、商业媒体的工作），而不是政治党派、学校或“高雅文化”机构的工作。第二个难题不是经济决定论，但我们可以称之为“生产决定论”。这两者常常相互结合，但在分析上有所区别。例如，尽管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显然不是经济决定论，但可以说，它具有生产决定论的特点。这里的问题在于，从生产条件推断文化产品的特征及其社会用途，就好像在文化事务中说：生产决定了一切。这种推断的常识形式并不陌生，我们只需追溯一个思想的来源，就能断言它是“资产阶级的”或“意识形态的”，因此有了“资产阶级小说”、“资产阶级科学”、“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及所有“无产阶级”相应的形式。大多数对这种简化的批评通过否定起源条件与政治倾向之间的联系来攻击它。我自己并不否认起源条件（包括生产者的阶级或性别地位）对产品性质具有深远的影响。我觉得更应对这些认同提出质疑，不是认为它们“错误”，而是认为它们过于草率。它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依据了当时的逻辑，但它们忽略了文化形式中的多种可能，特别是在消费或“阅读”（readership）中实现的那些可能。我认为，面对任何文化形式，只有当我们分析了该文化在初级生产过程中的起源、文本形式和接收模式之后，才能被称为“意识形态”（按照通常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意义）。除非“意识形态”被用作中立术语，否则在这样的分析中，它不应是第一个使用的术语，而是最后一个。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和阿多诺（Theodore Adorno）之间关于大众文化倾向的争论是一个非常有启发的例子。阿多诺在他气势磅礴的论战中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追溯了文化商品“拜物教”形式的影响，并在歌迷对流行音乐的“听觉退化”（regressive listening）中找到了完美的例子。他的推论具有很强的演绎或推理成分，往往建立在卢卡奇首先构想的一些伟大的理论进步之上。他的一个（为数不多的）具体例子很好地说明了由此产生的混淆和还原，那就是他对英国啤酒商口号的分析：“我们要的是沃特尼”（“What We Want is Watneys”）：啤酒的品牌就像一句政治口号。这块广告牌不仅让人了解到最新宣传的本质，它不仅推销自己的口号，也推销自己的商品......广告牌暗示的那种关系（群众把推荐给他们的商品作为自己行动的对象），其实在轻音乐的接受模式中也能找到。他们需要并要求推销给他们的东西……
前四句的内容很好。我喜欢关于政治宣传和商业广告并行不悖的洞见，这一点在德国的语境下尤为明显。对广告标语的解读也相当有趣，展示了广告如何促成积极的认同。然而，分析在提到“群众”时便出现了偏差。实际的沃特尼啤酒饮用者和标语读者被假定为酿酒商的“木偶”，没有其他因素介入。享受或饮酒的具体内容被完全抽象化。例如，阿多诺对沃特尼啤酒（或其他饮品）在酒吧社交中的意义缺乏兴趣，这一点由“我们”体现出来。饮酒者可能有自己的消费理由，饮酒具有社会使用价值的可能性也被忽视了。这是一个极端的“生产决定论”的例子，但从生产分析推断作用或解读的压力始终存在。这是文化研究中一个丰富的研究领域的特点，该领域主要分析特定的公共话语领域。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出版物中，《警治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又译作《监控危机》）和《不受欢迎的教育》（Unpopular Education）都是对前两个时刻的分析，分别关于法律与秩序以及公共教育的话语领域，同时分析它们的生产条件和历史，包括法律与秩序的运动、媒体热点事件、像法官和警察这样的“主要定义者”的工作，以及“撒切尔主义”等新政治倾向的作用。事实证明，这两项研究都具有相当高的预测价值，显示了新右翼政治在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首次赢得选举之前的优势和受欢迎程度。类似地，我认为《不受欢迎的教育》包含了对英国社会民主政治基本矛盾的深刻分析，因此揭示了工党所经历的一些痛苦。然而，作为政治指南，这两项研究都不完整，它们缺乏对“1945年主义”（1945-ism）在尤其是工人阶级群体中生活文化危机的叙述，也没有对新右派意识形态的广泛接受进行真正具体的呈现。换句话说，它们的局限在于，它们主要依赖于媒体和正式政治的“公共”知识。如果我们希望超越批判，帮助构建新的政治方案和运动，那么需要更多的内容。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本雅明，这一论点可能会被终结。与阿多诺相比，本雅明无疑对大众文化形式的潜力持更加开放的态度。他对大众文化形式在技术和教育方面的潜力感到兴奋。他敦促文化生产者不仅要改变他们的作品，还要改变他们的工作方式。他描述了一种新的文化生产形式的技术——布莱希特（Brecht）的“史诗剧”（epic theatre）。然而，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这些见解主要是评论家对生产者理论的评论，或者说是站在生产的立场上。在这里，真正的革命性举措还是要从创作者的角度出发。诚然，本雅明对现代形式在读者与文本之间产生一种新的、更加超脱的关系的潜力也发表过有趣的见解，但这种见解仍然很抽象。与阿多诺的悲观主义一样，它是相当先验的乐观主义。它并非植根于对特定读者群体的更广泛经验的深入分析。我们（关于生产）的第一个例子是一个有趣的论证实例，它的一般形式将反复出现。当然，我们必须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待文化形式。这必须包括生产的条件和手段，特别是在文化或主体层面。在我看来，它还必须包括对生产的实际时刻本身（劳动）的主客层面的描述和理解。我们不能总是讨论“条件”，而从不讨论行为！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避免像马克思主义讨论“决定”时那样，把文化的所有其他方面都归入生产研究的范畴。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更为合理的方法的两个阶段。首先是赋予独特的生产时刻以独立性和特殊性，并对其他时刻赋予同样的独立性和特殊性。这是对各种还原论的必要且消极的坚持。但是，一旦我们在分析中坚持了这一路线，另一个阶段就会变得非常明显。事实上，不同的时刻或方面并非截然不同。例如，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相当谨慎地）把文本说成是“生产性的”东西，而把阅读或文化消费看成是一个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初的产品变成了新劳动的材料，这种说法更有道理。作为生产的文本与作为阅读的文本是不同的对象。阿多诺分析的问题或许也是一般生产决定论的方法问题，不仅在于他们从“作为生产的文本”推断出“作为阅读的文本”，还在于他们这样做忽视了其他时刻的生产要素，将“创造 ”集中在生产者或批评家身上。这也许是作家、艺术家、教师、教育家、传播者和知识分子中最深的偏见！第二类研究主要关注文化产品。这些产品通常被视为“文本”，目的是提供或多或少明确的“解读”。有两个发展尤其重要，一是专业评论家与普通读者之间的分离，二是文化实践者与主要通过评论他人作品来实践的人的区分。这两种发展与教育，尤其与学术机构的增长和完善有很大关系。但有趣的是，深刻影响文化研究的“现代主义”起初源于生产者的理论，如今却在学术和教育领域中被最为广泛地讨论。我特别想到与立体主义、构成主义、俄罗斯形式主义和电影制作相关的理论，当然还有布莱希特关于戏剧的理论。目前，人们对文化形式的文本组织的了解大多来自于传统上被归类为人文学科或艺术的学科。人文学科，尤其是语言学和文学研究，已经发展出了文化分析不可或缺的形式描述手段。例如，对叙事形式的文学分析，对不同流派以及整个流派家族的识别，对语言学中的句法形式、可能性和转换的分析，对言语中的行为和交流的形式分析，对哲学家的一些基本文化理论形式的分析，以及批判和文化研究对符号学和其他结构主义的共同借鉴。从外部来看，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的情况在我看来非常矛盾。一方面，它发展出了强大的分析和描述工具；另一方面，在应用和分析对象方面，它却显得相当渺小。这些工具有一种固守技术或形式的倾向。目前，我认为最突出的例子是语言学，它似乎是文化分析的一个宝库，却被埋没在技术神秘主义和学术专业主义的浓厚氛围中，幸运的是，它正开始从这种氛围中走出来。其他的潜力似乎永远被困在“需要”对某些被翻得烂熟的文本或备受争议的作者说些新东西的“需要”之中。这有时包含了一种自由奔放的业余主义，一般的文化资质显然允许对几乎所有事物自由地运用一些相当常识性的判断。然而，矛盾的是，人文学科主要关注确定生活的主体形式，文化研究已经初具雏形！在文学（或某些类型的音乐或视觉艺术）中首次识别出的形式、规律和惯例，往往在更广泛的社会中也具有重要的价值。例如，研究浪漫小说的女性主义者追踪了通俗浪漫小说的叙事形式、婚姻的公共仪式（如皇家婚礼），以及通过她们自身的体验对浪漫爱情的象征性解决方案之间的关系。受到这一不断发展的模型的启发，类似论点和研究也开始围绕传统男性气质、男孩文化中的战斗幻想和史诗的叙事形式展开。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冲突在一个特别戏剧性和真实的公共场合中将这两种形式结合在一起。这表明，单纯将浪漫或史诗视为文学建构具有局限性。相反，它们是构建传统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中最强大且最普遍的社会范畴或主体形式之一。人们在这些形式中生活、相爱、承受失去，并为之战斗和牺牲。那么，问题通常在于如何恰当地运用那些往往被局限于狭窄学科领域的方法，并更广泛、自由地利用真实的洞见。哪些基于文本的方法最为有效？我们应该寻找哪些问题并努力克服？所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特别重要，特别是与结构主义和后索绪尔语言学相关的影响。我这里包括符号学的发展，但也想把“英美”语言学的一些分支包括进来（作为一种“表亲”）。文化研究对这些分支的处理往往相当谨慎，尤其是与那些受精神分析影响的文本分析之间的激烈争斗，但新鲜的现代主义仍然是发展的源泉。作为一个来自历史学/社会学领域的人，我常常为这里的可能性感到惊讶，并不加批判地沉醉其中。现代形式分析可以对主体形式及其倾向和压力进行真正细致和系统的描述。例如，它使我们能够确定叙事性是主体性的一种基本组织形式。它还为我们提供了当代叙事形式“剧目”（repertoire）的线索，即不同生活方式特有的实际故事形式。如果我们不把它们当作原型（archetypes），而是当作历史上产生的建构，那么就能对各种材料进行富有成效的具体研究。因为故事显然不仅以书本或电影虚构的形式出现，而且还出现在日常对话中，出现在每个人想象的未来和日常预测中，出现在通过记忆和历史构建个人和集体身份的过程中。这里有哪些重复出现的模式？我们可以从这些文本中抽象出哪些最常见的形式？在我看来，在对主体形式的研究中，我们正处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认为必要但原始的政治经济学阶段：“那时，形式仍需从材料中费力地剥离出来”。这里有许多限制因素。其中一个巨大的障碍就是反对抽象的范畴，害怕形式主义。我认为，这往往是错的。我们需要对形式进行抽象，以便仔细、清晰地描述它们，注意它们的变化和组合。我确信罗兰·巴特是对的，他反对凭空反对“分析的假象”（the artifice of analysis）：如果没有“形式主义”幽灵的恐吓，历史批评可能就不会那么毫无生气。它会明白，对形式的具体研究丝毫不违背整体性和历史性的必要原则。恰恰相反，一个体系越是在形式中得到具体界定，它就越适合历史批判。我想套用一句名言，形式主义少则让人远离历史，多则让人回归历史。
诚然，巴特的“历史”有夸大和内容空洞之嫌。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符号学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从不同形式中重组复杂整体的实践（除了巴特的小论文）。但我确信，如果我们能更抽象地理解构成历史的某些形式和关系，我们最终就能得到更好、更有解释力的历史。其实，在某些方面，我觉得巴特的作品不够形式化。他晚期作品中的阐述有时显得毫无必要，过于复杂而不清晰，是一种尚不够具体的实质性的叙述。在种种符号学研究中，我们是否听到了自我生产的知识体系迅速失控的嗡嗡声？如果是这样，这与真正“历史”抽象的让人欣慰的嗡嗡声截然不同！激进的结构主义之所以让我兴奋，还有另一个原因。它们处在对经验主义批判的最前沿。我前面说过，经验主义是文化研究的哲学基础。这种激进的建构主义（文化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既定的，所有东西都是生产出来的）是我们绝不能落后的重要见解。当然，这两种兴奋密切相关。第二种兴奋是第一种兴奋的前提。正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主体性，所以我们才如此迫切地需要确定它们的形式，追溯它们的历史和未来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文本分析不可或缺，那么什么是文本？梅特罗小汽车是“文本”多态增长的一个例子。托尼·贝内特（Tony Bennett）关于“詹姆斯·邦德流派”（James Bond genres）的例子更好。在公共话语领域，共存表现（allied representation）的激增给任何当代文化研究的实践者都带来了巨大的问题。然而，应对这些问题的方法有好有坏。我认为，我们通常采用一种传统的文学解决方案。我们选择一个“作者”（在可能的范围内）、一部作品或一个系列，或者一种独特的流派。现在，我们的选择可能是通俗文本，也可能是电影或电子媒介，但这种“准文学”标准仍有局限性。例如，如果我们真正关注特定媒介中的惯例和可用技术手段如何构建表现形式，我们需要跨越流派和媒介进行比较研究。我们需要追踪差异与相似之处，例如，在文学浪漫、浪漫爱情作为公共表演以及爱情作为私人形式或叙事之间的区别。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解决一些最重要的评价性问题：例如，浪漫爱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将女性封闭在压迫的社会条件中？爱情意识形态在多大程度上可能表达出个人关系的乌托邦观念？我们的研究当然不必拘泥于文学标准，还有其他选择。例如，可以将“问题”或时期作为主要标准。《警治危机》和《不受欢迎的教育》就属于此类研究，尽管它们在选择流派和媒介时受到了相当 “男性化”的限制。这两部著作围绕着一个基本的历史定义，主要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研究新右翼崛起的方方面面。这种研究方法的逻辑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近期基于媒介的研究中得到了延伸——1981年10月对媒体广泛报道核裁军运动的研究和1982年圣诞节至1983年新年“后马岛冲突”期间的媒介研究。最后一种方法尤其富有成果，因为它使我们能够根据不同媒介和流派（如电视肥皂剧和大众日报）来研究节日的构建（尤其是围绕公共/私人的划分）。通过捕捉不同表现系统的当代性和综合“效果”，我们也更接近普通人的听、读、看之体验。这种研究形式的前提是相信“语境”对于“意义生产”的重要性。在本案例中，这种语境既是历史性的（1982年12月的“后马岛冲突”时刻），也是季节性的（圣诞节假期）。一般而言，文化研究的目标是将“文本”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去中心化。“文本”不再是为了自身的原因而被研究，也不只是为了它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而是为了它所实现和提供的主体或文化形式。在文化研究中，文本只是一个手段。严格来说，它可能是一种原材料，从中可以抽象出某些形式（例如叙事、意识形态问题、称谓方式、主体立场等）。文本也可能是更大话语领域或在其他社会空间中以某种规律出现的形式组合的一部分。然而，在我看来，文化研究的最终对象不是文本，而是主体形式在每个流通时刻的社会生活，包括它们的文本表现。这与将文本本身作为文学价值的评判相去甚远。诚然，某些文本体现的主体形式如何被赋予价值仍然是一个核心问题（特别是批评家或教育者的价值评判，以及在文化与阶级理论中，文化的“高”和“低”的问题）。但这是一个涵盖“文学”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地表达这些问题意识。一个关键问题是，“文学性”的标准如何被制定并纳入学术、教育和其他规制实践中？“如何构成文本”是问题之一，另一个问题是其他时刻的倾向，尤其是文化生产和阅读的倾向——更一般地说，是文化中更具体、更私人的倾向，这种倾向往往会在对文本的解读中消失。围绕这种倾向，我们可以写出一整套复杂的形式主义史。现在我们使用的这个词是我们更熟悉的批判意义上的形式主义。我对形式主义的理解是消极的，不是把形式从文本中抽象出来，而是把文本从其他时刻中抽象出来。对我来说，这种区分至关重要，它标志着对形式的合理关注和过度关注。我想从两个主要的决定因素来解释消极意义上的形式主义，一是来自“批评家”的社会立场和特定实践的局限，二是来自特定的理论问题，即不同批判流派的工具。虽然“批评”与形式主义之间有着明显的历史联系，尤其是在 20 世纪，但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我最感兴趣的形式主义与各种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文本、叙事、主体立场、话语等讨论相关（它们最值得挽救）。在此，我不得不以一种压缩的方式涵盖从索绪尔的语言学、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到早期巴特和有时被称为“符号学1.0”的整个序列，直到1968年5月之后的电影批评、符号学和叙事理论，包括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后来的符号学和精神分析的复杂交汇。尽管这些方法存在变异，但它们对“表意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s）的探讨共有某些范式限制，我称之为“结构主义的缩影”（structuralist foreshortening）。从根本上说，它们受限于文本分析的范围。只要它们超出了文本分析的范围，它们就会使其他时刻从属于文本分析。它们尤其喜欢忽视文化形式的生产或更大范围的社会组织问题，或将生产问题简化为已有符号系统（即形式语言或编码）的“生产力”问题（我认为是“生产能力”问题）。它们还往往忽视读者问题，或将读者问题从属于文本分析形式的能力。它们喜欢从批评家自己的文本阅读中得出读者的“观点”。我想说，这两种局限的共同点是理论上的重大缺失，它缺乏适当的后结构主义（应该说是“后后结构主义”）的主体性理论。这种缺失是这些方法本身的问题。对旧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指控，就是它们缺乏“主体理论”。但是，即便将文本分析与精神分析结合起来，对主体性的阐释仍然非常抽象、“单薄”和非历史，而且在我看来过于“客观”。为了补充这种缺失，这是最不令人满意的办法了。总之，这里没有真正阐释主体形式，也没有阐释人类以不同方式占据这些形式的过程。这点比较容易说明。例如，这可以体现为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传统中的文化研究与英国电影学院《银幕》（Screen）杂志所代表的电影批评主流理论之间的区别。在意大利语境下，可以将其与“纯”符号学和文化研究传统进行比较。虽然伯明翰的文化研究更加历史化，更关注特定的情境和机构立场，但英国的电影批评呈现出相反的趋势。起初，英国和法国都关注文化生产，尤其关注作为产业的电影和电影生产中的各种事态。这是一种较旧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和法国电影杂志一样，到了20世纪70年代，《银幕》越来越不关注作为社会和历史进程的“生产”，却更关注符号系统本身的“生产力”，特别是电影媒介的表现手段。这一转变得到了明确的论证，不仅批判现实主义电影理论和传统电影结构，也批判爱森斯坦和布莱希特等（受尊敬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者的“超现实主义”。这是一场更大运动的一部分，该运动越来越强调“表现手段”，并主张我们必须在“意义”的虚拟自主性与绝对决定性之间做出选择，或回归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那些优雅的片面之言声称，神话使神话的创造者发声，语言使发言者发声，文本使读者阅读，理论问题产生“科学”，意识形态或话语则产生“主体”。这种研究探讨了生产，但非常简化。如果我们认为生产涉及原材料、工具或生产手段，涉及社会组织的人类劳动，那么《银幕》对电影的讨论仅集中于某些工具或表现手段。我之所以说“某些”，是因为受符号学影响的理论往往颠倒了较早马克思主义方法对生产的优先顺序，仅关注一些文化手段，实际上这些手段是政治经济学所忽视的。70年代的电影理论承认电影循环的“双重”性质，但主要关注将电影阐释为“心理机器”（mental machinery）。这是可以理解的优先选择，但往往诉诸一种过度批判和非积累的方式。更严重的是忽视劳动，忽视实际的人类生产活动。这本身可能也是对旧式做法的夸张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作者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弱化的劳动概念！回想起来，忽视（结构化的）人类活动，尤其是忽视各种生产的冲突，似乎是最明显的缺失。因此，尽管“实践”的概念被广泛引用（例如“表意实践”），但它是没有旧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实践”（praxis）的实践。这种影响在我们将要讨论的关于文本和主体的辩论中尤其重要。然而，这一批评可以进一步深化——对“手段”的概念非常有限。《银幕》的理论仅关注具体的电影“手段”，也就是电影的编码。这些手段与其他文化资源或条件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探讨，比如现实主义编码与导演专业性之间的关系，或媒介与国家及其正式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些元素可以被视为手段（也可以被视为生产的社会关系），那么生产的原材料在文化形式上也大多缺失。因为电影和其他公共媒介一样，从现有的公共话语领域获取原材料，也就是说，从整个领域，而不仅仅是“电影”这一部分，也包括私人知识。对“表现”这一概念的批评被视为对现实主义批评的必要部分，这使得理论家很难在他们对电影的论述中融入对“内容”的复杂认识。电影（随后是电视）被视为只“关于”电影或电视，仅仅是再生产或转化电影或电视的形式，而不是吸纳和转化最初在其他地方产生的话语。通过这种方式，电影文本被抽离于围绕和形成它的整个话语和社会关系的整体。这种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局限是普遍拒绝任何超越现有表现手段的解释，无论是语言系统、特定的“表意实践”，还是政治系统。该解释被简化为文本手段和（仅仅是）文本“效果”。手段不是从历史角度构思的，因为它们有自己的生产时刻。这不是特定分析中的局部困难，而是一种普遍的理论缺失，在该理论诞生之初的范本中可见一斑。同样的难题也困扰着索绪尔语言学。虽然语言系统的规则决定了言语行为，但语言形式的日常运用似乎并未触及语言系统本身。这部分是因为语言系统的原则被如此抽象地构想出来，以至于历史变化或社会变异逃脱了原则，但也是因为语言系统本身并不存在真正的生产时刻。因此，对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的关键见解被排除在外，比如，语言由社会组织的人类实践产生（或分化）、复制和修改，没有说话者就不可能有语言（绝迹的语言除外），语言在词语、句法和话语运用中不断被争夺。为了恢复这些洞见，对语言感兴趣的文化研究者不得不跳出以法国符号学为主的传统，回到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家沃洛希诺夫（Voloshinov）那里，超越在伯恩斯坦（Bernstein）或韩礼德（Halliday）的影响下的特定研究。后来的符号学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声称要提出一种关于“主体生产”的理论。最初，这一主张基于对人文主义概念的一般哲学对立面，即一个简单、统一的“我”或主体，毋庸置疑地处于思想、道德或审美评价的中心。结构主义的这一特点与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主体的类似论点，特别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前提论点，以及弗洛伊德对人格矛盾的剖析有相似之处。“高级符号学”提出了几层主体性理论，难以拆解。这一系列复杂的融合与纠结，将精妙的前沿见解与理论灾难结合在一起。对我来说，关键在于，叙事或图像总是暗示或建构了一种或多种阅读或观看的立场。“立场”本身仍然是个问题，它是一套文化能力，还是如该术语暗指的某种对文本的必要“服从”？我们无法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感知摄影机的工作，它不仅是呈现一个对象，还将我们置于它面前。如果我们进一步指出，某些文本类型（如“现实主义”）将定位立场的手段自然化（naturalise），那么我们就能获得一种强有力的双重视角，将那些以往无意识中经历（和享受）的过程变得明确，进而进行分析。就我自己的论点而言，这些见解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提供了一种方法，将对文本形式的描述与对读者主体性交叉的探索联系起来。在我看来，对文本中提供的阅读立场进行细致、详尽和分层的描述，是迄今为止我们在文本分析的范围内最成熟的方法。当然，这种解读不应被视为否定其他方法，比如重建文本的显性和隐性主题、文本的指称和内涵、文本的意识形态问题或局限性假设、文本的隐喻或语言策略。对“立场”进行识别的真正目的在于揭示主体形式的压力或倾向。一旦我们进入其中，它们将是推动我们前进的方向和力量。如果这种倾向被认为仅仅存在于读者的主体经验中，而没有其他不同形式的探究，问题就会随之而来，而且这些问题非常复杂。理论的陶醉使得这种转变非常诱人。但是，从“文本中的读者”滑向“社会中的读者”，就是从最抽象的时刻（形式分析）滑向最具体的对象（实际读者，因为他们由社会、历史和文化构成）。这很容易让人忽略我们现在必须思考的大量新决定因素或压力。从学科角度来说，我们从通常由文学方法涵盖的领域转向更历史或社会学的领域，但这里共同的新要素是能够处理在许多不同层面上运作的、大量共存的决定因素。我们需要对“阅读”进行漫长而复杂的探讨，才能估量出这一飞跃的全部难题。我们只能指出在将阅读视为一种生产行为，而非接收或同化时所遇到的一些困难。如果文本是这一实践的原材料，我们就会再次遇到文本界限的所有问题。将文本分离出来进行学术研究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阅读形式。在更常见的情况下，文本是以杂乱无章的方式出现的；它们以多样、共存的媒介和不同节奏的流动从四面八方涌向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文本材料是复杂的、多重的、重叠的、共存的、并置的，一言以蔽之，这就是“文本间性”（inter-textual）。如果我们使用“话语”这样一个更灵活的范畴，来表示跨越不同文本的元素，那么我们可以说，所有的阅读也都具有“话语间性”（inter-discursive）。任何主体形式都不会“单独行动”。这些组合也无法通过形式或逻辑手段来预测，甚至无法通过对公共话语领域的实证分析来预测，尽管可能会提出一些假设。相反，这些组合源于更特殊的逻辑，也就是源于读者或读者群体主客层面的结构化生命活动——他们的社会立场、他们的历史、他们的主观兴趣、他们的私人世界。当我们思考这种实践的工具，思考特定社会环境中已经存在的准则、能力和取向时，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同样，这些也无法从公共文本中预测。依照文化研究的惯用术语，它们属于私人文化。它们按照“生活方式”（ways of life）分类。它们存在于杂乱无章、历史沉积的组合之中，葛兰西将其称为常识（common sense）。然而，这些必须决定特定询唤（interpellative）时刻的长期和短期结果——我更喜欢说，决定阅读中总是发生的文化转型的形式。所有这些都表明了通常所说的“语境”的核心地位。语境与形式本身一样，决定着特定主体形式的意义、变化或重要性。语境包括上文所述的文化特征，也包括直接情境的语境（如家庭的家庭语境）和更大的历史背景或时代背景。然而，如果不对阅读行为本身给予一定的关注，不试图把阅读产物理论化，那么任何论述都不完整。忽视读者的行为是形式主义论述的特点。即使是那些关注生产性阅读、解构性阅读或批判性阅读的理论家（如布莱希特的论述，以及法国前卫文学杂志Tel Quel和巴特在《S/Z》中的论述），也将这种能力归因于文本的类型（如巴特的术语“可写”而非“可读”），而根本不归因于真实读者的历史。阅读中，生产性的缺失与我们已经指出的将生产性归因于符号系统的做法很相似。特定的阅读行为充其量被理解为人类原始经验的重现。正如旧文学批评从文本中寻找普世价值和人类情感，新的形式主义将阅读理解为重温精神分析定义的机制。基于拉康的镜像阶段（mirror phase）论述，对观众凝视（gaze）的分析揭示了男性使用女性形象以及与主人公关系的一些做法。这种分析确实是沟通文本与读者的桥梁。对于文化研究而言，批判性地使用弗洛伊德的范畴具有巨大的潜力，就像马克思主义范畴的使用已经或正在变得具有批判性一样。然而，目前的使用往往需要付出代价，它从根本上简化了社会主体，将其还原为原始的、赤裸裸的婴儿需求。在此基础上，很难明确人们希望把握的所有差异领域，甚至包括性别领域。在最坏的情况下，对现实主体的推断会归结为几个普遍问题，就像现在我们感兴趣的只是文本的几个基本特征一样。在千变万化的现象中发现同样的机制、产生同样的效果，这种方法有明显的局限。这些论述中的一个欠缺是，没有尝试更详尽地描述表面形式（the surface forms）——内心言语和叙事的流动，这是主体性在经验层面上最明显的方面。以这种方式关注意识也许是一种人文主义思想？但我们每个人都是叙事和图像的持续、机智和绝对狂热的使用者？（难道不是吗？）这些使用部分发生在头脑中，发生在伴随我们每一次行动的想象世界或理想世界中。我们不仅被自己的故事和他人的故事所定位。我们用关于未来的现实主义故事来准备或计划，演绎危险或快乐的场景。我们用虚构或幻想的形式来逃避或转移注意力。我们以记忆的形式讲述过去的故事，这些故事构建了我们现在的样子。也许所有这些在形式主义分析中都是预先假定的，但将其引向“前景”似乎有着重要的意义。它能在主体性理论中恢复自我生产的要素。在我们能够衡量新询唤的生产力或预测它们的受欢迎程度之前，我们需要知道已经存在哪些故事了。所有这一切都需要超越形式主义的基本假设。真正的读者在每次文本相遇时都会被“擦拭干净”，然后在下一次询唤中重新定位（或解放）。后结构主义的修正强调语言或话语作为过程的持续生产力，但在这里并不一定有帮助，因为根本不清楚所有这些生产力究竟产生了什么。这里没有真正的主体性理论，部分原因是这种理论的“客体”仍有待明确。这里尤其没有对自我身份从一个话语时刻到下一个话语时刻的延续性进行说明，用话语术语对记忆进行重新理论化。由于没有对连续性、“保持不变”或“积累”的东西进行说明，也就没有对自我意识的结构性转变或重大重构进行说明（尤其是在成人生活中）。这种转变总是隐含地指向“外部”文本形式，例如革命文本或诗歌文本，也通常是文学形式。这没有解释是什么使读者倾向于有效地使用这些文本，或者除了文本形式本身之外，还有哪些条件促成其主体层面中的革命性结合。最重要的是，对于斗争的主体层面，缺乏对社会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如何在政治上自我构成时，在主体变动中表达“自己是谁”的描述性说明。要求这样一种理论并不是要否认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主要观点（主体是矛盾的、“在过程中”的、支离破碎、是被生产出来的）。但是，人类和社会运动也在努力创造某种一致性和连续性，并借此对情感、条件和命运进行某种控制。这就是我所说的“后后结构主义”对主体性的理解。它回到了以前的一些问题，但进行了重新表述，关乎斗争、“统一”以及政治意志的形成。它承认结构主义的见解是问题的表述，无论我们是在讨论自身的破碎自我，还是政治群体的主客体碎片化。同时，它也重视我认为最有趣的理论思路——主体的自我生产，尤其以历史和记忆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的第三组方法侧重于“生活文化”，我希望这组方法的逻辑已经很清楚了。概括地说，问题在于如何把握文化回路中更具体、更私人的时刻。这就产生了两种压力。第一种压力涉及能够详细描述、重新组合和表现特定社会群体生活中的话语和非话语特征的复杂组合方法。第二种是“社会研究”（social inquiries），积极寻找那些没有出现在公共领域、只是被抽象和转化的文化元素。当然，文化专业的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和社会世界来获取私人形式。这是一种持续的资源，如果它被有意识地具体化，如果它的相对性被认识到，那就更是如此。这种文化自我批判是避免文化研究中更粗暴的意识形态形式的必要条件。但是，第一步是学会承认重大的文化差异，尤其是在那些权力、依赖和不平等关系最为严重的社会关系中。因此，使用（有局限的）个体或集体的自我知识是有危险的，因为代表性的局限未知，另一面（通常是无权的一面）也未知。这一直奠定了以他者文化世界（通常是自己文化世界的反面）为主要对象的文化研究形式。我们必须对有时被称为“民族志”（ethnography）的历史渊源及其当前正统观念保持强烈关注。“民族志”是一种表现他人文化的实践。这种实践就像这个词一样，已经拉大了社会距离，构建了“知识即权力”的关系。对文化形式进行“研究”，已经有别于文化的“隐性栖居”（implicit inhabitation），后者是所有社会群体的主要“常识”模式。我指所有社会群体。“知识分子”或许擅长描述其他人的隐性假设，但涉及到他们自己的假设时，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是“隐性”的。新左派研究的早期（20世纪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初）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一系列新关系，特别是跨越阶级关系的关系。与女性主义相关的知识分子运动和一些黑人知识分子的研究也改变了（但并没有消除）这些社会分化。以社区为基础的作者实验也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新的文化生产和出版的社会关系。在面对那些试图最小化政治风险和责任、用“魔法”解决剩余社会分裂的所有描述时，我们应该保持怀疑态度。根本的社会关系并未发生变革。社会研究往往会不断回到它的旧地，将从属文化病理化，将支配模式正常化，但这充其量只是建立了学术声誉，而没有给被代表者带来相应的回报。除了基本的政治立场（研究者站在那一边），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研究的具体理论形式和民族志的种类。以共情认同为基础的民族志（或历史）与经验主义或“表现性”文化模式之间似乎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我们面临的压力是将生活中的文化表现为真实的生活方式，并维护它们不受嘲笑或屈尊俯就。这类研究常常被用来批判主流表述，尤其是那些影响国家政策的表述。研究人员经常将工人阶级的私人世界（通常是他们自己的童年世界）与中产阶级的公共领域联系起来。强调大众实践的主客间联系，这是维护从属文化的一种非常普遍的方式。工人阶级文化被视为无产阶级状况的真实表达，也许是唯一可能的表达。这种关系或身份有时被“旧马克思主义”假设所巩固。在一些女性主义文化著作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假设，这些著作描绘并颂扬了一个反映妇女状况的独特的女性文化世界。“经验”一词最常见地反映了这一理论框架，它具有融合主客层面的特点。这种框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尤其是对研究人员本身而言。如果“自发”的文化形式被视为一种完整或必要的社会知识形式，那么二次分析和表现就一定是有问题的，带有侵入性。在这一框架下，唯一合理的做法就是以类似于生活经验本身的方式来表现未经中介的真实生活经验。这种形式的文化经验主义是对最重要文化研究实践的一种束缚，也是它最难实现的原因之一。此外，还有一种系统性的压力，即主要从同质性和独特性的角度来介绍生活文化。在思考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时，“整体生活方式”（whole way of life）等概念中的理论压力就会变得非常明显。激进“但浪漫的”工人阶级文化与共同的英国性或白人种族概念之间存在着令人不安的趋同。在这里，我们也会发现“生活方式”一词的使用就好像“文化”是“铁板一块”，总是被同一群人拱来拱去。在左翼民族志中，该术语常常与对非阶级关系和社会阶级内部分裂的表述不足联系在一起。表现理论的主要不足在于对符号化手段（作为特定文化决定因素）的关注不足。在历史或民族志研究中，语言分析的稀缺正是形式分析与“具体研究”之间脱节的最好例证。因此，许多结构主义分析常常以简化的方式进行民族志研究，往往忽略了“公共”形式的整体脉络。尽管强调了私人形式的创造力和日常生活的持续文化生产力，却未能关注对公共生产材料和方式的依赖。从方法论上看，抽象的优点被回避了，导致对生活文化中各个独立（或可分离）元素的分析不够深入，也未能认识到真实的复杂性（而非单纯的本质统一）。我不想暗示这种文化研究的形式本质上是一种妥协。相反，我倾向于将其视为一种特权的分析形式（无论是思想上的特权还是政治上的特权）。为了阐明这一点，我将简要回顾一下伯明翰最优秀的一些民族志研究。这些研究利用抽象和形式描述来识别生活文化整体中的关键元素。文化被“文本化”解读，同时也与用户的社会地位重建相结合。在这里，“结构民族志”和更关注意义层面的民族方法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后者通常处于个体主义框架内。所以，比方说，中心的女性主义研究既关注女性地位的理论化，也重视与“女孩对话”（talking to girls）。我们试图将文化分析与一种（有时过于概括化的）结构社会学相结合，重点关注性别、阶级和种族。最具特色的是生活文化整体与公共形式之间的联系。通常，这些研究关注大众文化元素的采纳及其根据社会群体的需求和文化逻辑而发生的转变。对大众文化形式（如流行音乐、时尚、毒品或摩托车）对亚文化风格的贡献、女孩对大众文化形式的使用，以及男孩们对学校知识和权威的抵抗等研究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换句话说，最优秀的生活文化研究也是必然的“阅读”研究。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最有可能回答文化研究不断回归的关键问题：公共与私人形式的交集。第一组问题涉及“流行”、愉悦和文化形式的使用价值。为什么一些主体形式会获得流行的力量，成为生活的原则？主体形式有哪些不同的栖息方式（嬉戏或严肃，幻想或理性共识），因为它是该做的事或不该做的事？第二组问题关注文化形式的结果。这些形式是否再生产现有的从属或压迫形式？它们是否抑制或限制社会雄心，过于谦卑？还是说，它们是允许质疑现有关系或在欲望层面上超越这些关系的形式？它们是否指向替代的社会安排？这样的判断不能仅仅基于生产条件或文本的分析。要回答这些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我们追溯一种社会形态的变迁轨迹，并尝试将其置于社会霸权关系的整体背景中。我的论点是，文化研究主要有三种模式：基于生产的研究、基于文本的研究和生活文化研究。这一划分符合文化回路的主要表现，但在重要方面抑制了我们理解的深入。每种方法在巅峰时刻都有其合理性，但显然不足以作为整体的解释，甚至是“意识形态的”。然而，每种方法也暗示了不同的文化政治观。与生产相关的研究暗示着对控制或转变最强大文化生产手段的斗争，或提出替代手段以追求反霸权策略。这类话语通常针对制度改革者或激进政治团体。基于文本的研究则集中于文化产品的形式，通常关注变革性文化实践的潜力。这些研究最常针对先锋实践者、批评家和教师，尤其吸引了学院或学校的专业教育工作者，因为与激进实践相关的知识被调整为适合批判性读者的知识（尽管问题重重）。最后，生活文化的研究与一种“代表”的政治密切相关，维护被压迫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并根据隐秘的智慧批评支配的公共形式。这类研究甚至可能帮助那些通常被私有化、污名化或沉默的文化走向霸权的转变。必须强调，该文化回路并不是对文化过程的充分说明，甚至也不是对基本形式的充分说明。它不是一套完整的抽象概念，不能据此来评判每一种局部方法。因此，仅仅把三套方法加在一起，在适当的时候使用每一种方法，并不是未来的适当方法。如果不改变每种方法，也不改变我们对“时刻”的思考，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一方面，各种方法之间确实存在一些理论上的不相容性；另一方面，许多项目的雄心已经够大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每个方面都有自身的生命力，以避免削减，但在此之后，根据其他方面重新思考每个时刻，将通常针对一个时刻开发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引入下一个时刻，可能更具变革性。这些时刻虽然可以分离，但实际上并不独立，因此我们需要追溯马克思所说的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真正的同一性”。关注生产研究的人，需要更深入地审视生产的特定文化条件，包括关注对电视节目所依赖的符号编码和惯例的更形式主义的符号学问题，以及它如何重新加工这些编码。同时，还必须涵盖属于更广泛社会和政治背景的意识形态主题和问题。然而，在生产中，我们已然发现，它与特定社会群体的生活文化（即便只是生产者的生活文化）存在或多或少的密切关系。话语和意识形态元素也会从这里被挪用和转变。因此，在生产的研究中，我们可以预见更大过程的其他方面，并为更充分的阐释奠定基础。同样，我们需要进一步发展与生产和读者视角相结合的文本研究形式。在意大利的语境下，符号学和文学传统如此强大。我们可以在文本中寻找生产过程的迹象，这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可以转变对“偏见”的无效关注，而这一点仍支配着对“事实”（factual）媒介的讨论。我们也可以将文本视为一种表现形式，前提是要意识到我们始终在分析一种“表现之表现”。文本表现的第一对象，并不是一个客观事件或事实，而是在某种其他社会实践中已被赋予意义的东西。这样，我们就能思考一个社会群体的特征准则和惯例与肥皂剧或喜剧中表现这些准则和惯例的形式之间的关系（如果有的话）。这不仅仅是一项学术工作，因为必须有这样一种解释来帮助确定文本对该群体或其他群体的重要性。不存在放弃现有文本分析形式的问题，但这些形式必须适应而不是取代对实际读者群的研究。这里似乎涉及两个主要要求。首先，对文本的形式化解读必须尽可能开放和多层次，当然要确定首选立场或框架，但也要确定替代解读和次级框架，即使这些解读和框架只是片段或主流形式中的矛盾。其次，分析者需要放弃批判性读者的两种主要模式——评价性阅读（这是一个好/坏文本吗？）和对文本分析的渴望（视其为一门客观的科学）。这两种模式的问题在于，通过将我们的阅读行为去相对化（de-relativise），它们将我们对更大文化背景和解读的常识知识排除在自我意识的考量之外，但并不诉诸一种主动存在的方式。我已经指出了其中的困难，但也想强调其不可或缺性。当“分析者”是一个群体时，困难会得到最好的解决，但并不能完全克服。文化研究中最有教育意义的时刻，往往来自文本解读的内部小组对话，例如围绕性别经验的讨论。这并不是否认“细读”的真实学科意义，细读强调的是细致入微，而不是局限于狭隘的视角。最后，那些关注“具体”文化描述的人不能忽视文本结构和特定话语组织形式的存在。我们需要了解私人文化形式在基本组织模式上与公共形式的区别。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或许能够更清晰地阐明不同社会群体与不同媒介形式之间的差异关系，以及其中涉及的真实阅读过程。当然，特定方法的转变会对其他方法产生影响。例如，如果语言分析考虑了历史决定因素，为我们提供了分析权力运作的方式，那么语言研究与具体叙述之间的界限就会消失。这同样适用于相关的政治领域。目前，很少有领域像先锋派理论家和艺术实践者与那些致力于通过社区艺术、工人阶级写作、女性写作等更草根的艺术形式进入社会的人之间的关系那样，因分歧和误解而受到阻碍。同样，大多数左派的政治是那么机械，那么缺乏文化意识。如果我没说错的话，理论与视角是相关的，我们讨论的不仅是理论的发展，还有有效政治联盟的一些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