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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
Stalin
作者：E·H·卡尔（E. H. Carr，1892-1982）
译者：陈荣钢
来源：本文为卡尔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写的回顾性文章。参见Soviet Studies, Jul., 1953, Vol. 5, No. 1 (Jul., 1953), pp. 1-7.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距离夺走列宁说话能力并最终让他远离公共事务的致命中风三十周年仅几天之遥。斯大林离世前夕恰逢列宁逝世三十周年，将这三十年视为苏联历史上一个自成体系的阶段似乎很自然，它始于一个转折点，终于另一个转折点。这种观点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换句话说，斯大林时代在苏联历史上有多特殊？斯大林政权对苏联发展有何特殊贡献？两个转折点之间显露出一个明显的区别。列宁去世后，他的继任者们极度渴望强调他们与前任政策的连续性，将自己展示为列宁忠诚的门徒和模仿者。斯大林的继任者们则相反，他们从斯大林去世那天起就迫不及待地与已故领导人的既定决策和政策划清界限，这种做法在大事小情上都非常明显。当然，这或许仅仅反映了列宁和斯大林去世时各自所享有的声望和威信的差异。现在判断斯大林的去世是否为苏联政策带来了重大且根本性的转变还为时过早。但对于评估斯大林的执政生涯而言，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列宁去世后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或者说，斯大林所走的道路仅仅是列宁如果活着会走的道路而已？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当代批评者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人认为斯大林主义是列宁主义的合理延伸和发展，因此将列宁和斯大林都归为一类加以谴责；另一类人则谴责斯大林背叛了列宁所坚持的政策和原则。（类似地，对列宁的批评者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攻击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另一类攻击他偏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解释者之间必然会存在侧重点的差异。但从广义上讲，历史拒绝这种非此即彼的僵化争论。历史也并非一成不变。与其纠结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者还是背叛者，不如思考他哪些方面延续了列宁的路线，哪些方面是他的创新之处，这才是更具价值的问题。首先，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革命理念。这符合列宁这位受过马克思主义分析训练的领导者的设想。1917年4月，经过几天与同事的商榷之后，斯大林坚持列宁的“四月提纲”（April Theses），他接受了在俄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目标，而不等待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这种政策应用于以农民为主的俄国经济，在第一阶段需要与农民结成临时联盟，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并摧毁俄国残存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这是1917年采用社会革命党土地纲领和后来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在第二阶段，需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按照“社会主义”路线组织农业生产。列宁从未想过第二阶段会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前提前到来。对于他从未想过的问题，进行猜测也是徒劳。可以说，斯大林通过五年计划和农业集体化，延续了列宁设想的革命，尽管所处的条件和使用的方法是列宁从未预料到的。其次，斯大林继承了列宁将政治视为一门“艺术”的观点，这种艺术允许在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科学”框架内进行相当宽泛的策略调整。这种观点既有“唯意志论”的含义，也包含“经验主义”的成分。为了激发人们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热情，斯大林宣称“布尔什维克人没有攻不下的堡垒”，而列宁在谈到衰落资本主义的困难时，则更令人惊讶地断言“没有绝对无法解决的局面”。列宁在1917年4月和1921年3月根据紧急情况宣布的政策转变，方向与斯大林后来的所有转变一样具有冲击性和经验性。正是基于这些理由，批评者认为列宁（当然也认为斯大林）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教条的严谨性。但这种差异或许可以用如下观点来解释——马克思在他生命的后半段完成主要理论著作时，并没有面临任何具体的革命形势。马克思唯一部分偏离该观点的例子——巴黎公社，本质上也带有明显的经验主义色彩。虽然我们有必要强调连续性，以反对将斯大林描绘成列宁对立面的观点，但对于评估斯大林的特定角色而言，更重要的是研究他作为革新者的方面。审视这一点时，列宁和斯大林两人迥异的个人性格、背景和观点，甚至列宁在生命最后几周里对斯大林强烈的个人反感就变得重要了。“十月革命”之后不到十年，事件的危机将这位领导人物推到了前台，这绝非偶然。此人的个性不仅与列宁形成鲜明对比，也与列宁的其他主要助手截然不同。领导国家所需的素质与领导革命所需的素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相反的。列宁镇压了右翼的所有反对派后，立刻就面临来自左翼的挑战——来自控制工厂的“工人”、莫斯科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党内本身的“左翼”软弱派。旷日持久的国内战争和国际战争创造了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下，革命热情比民政管理的组织更重要。但是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到来，巩固政权成了当务之急。新经济政策带来的问题都是些切实的问题。列宁生命尽头写的许多文章都致力于官僚主义问题。因此，1923年后接替列宁的人并不是思想家、创造者、热情的革命者，而是管理者、行政者、官僚，这倒也恰如其分。官僚天生就是保守的，而且职业素养会进一步强化这种保守倾向。斯大林的职业生涯和成就，包括对老一代革命者进行清洗，都带有保守的印记。奇怪的是，他将这些保守做法与完成列宁发起的革命结合在一起。托克维尔写下《旧制度与大革命》以来，我们了解到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任何成功的革命，一旦最初的动荡平息下来，就会保留并吸收它当初试图摧毁的秩序中的大量元素。“十月革命”中，对旧秩序的现实扫荡和象征扫荡都异常彻底。然而，仅仅三年后，民族意识、对祖国的热爱等这些迹象就再次出现，在1920年的波兰战争中与革命热情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然后又获得了它们自己独立的意义。乍一看，斯大林，这个格鲁吉亚布的尔什维克者，却成为俄罗斯民族传统复兴的工具，这似乎有些悖谬。但斯大林的出身恰恰是他的优势之一。当他成为民族人民委员会委员时，他表现出强烈的中央集权倾向，对少数民族的渴望表现出不耐烦。但人们很难指责他犯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尽管列宁最终确实这样指责了他）。1924年，斯大林宣扬“一国社会主义”的目标，为布尔什维克理论做出了他唯一的重要贡献，这其实是他对“俄罗斯民族自豪感”的呼吁，切合实际且行之有效。西方失败了，但俄罗斯会成功。这个民族将完成所有人都觉得她做不到的事情——自己将为自己的利益建设社会主义。十二年后，斯大林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实现。但他没有提到，也就是在同一时期，苏联和俄国的延续性悄然而逐步地建立了起来。这股俄罗斯民族主义和俄罗斯民族传统复兴的浪潮并非主要集中在党内基层、产业工人和农民中间（尽管农民的民族情感也有一定分量），而是在官僚机构、官员和管理阶层以及红军中。这些政治、经济和军事机器吸收了旧政权的幸存者，他们是“以前的人”，他们为了与新秩序和平共处，让自己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担任红军军官、部门官员、技术专家和各种“专家”，要么成为垄断企业的管理者，要么成为让商业和金融运转起来的“个体户”（NEPman，利用新经济政策获利的人）。所有这些群体都要求巩固政权，提供安全保障，并为自己和国家工作的机会，能够在较为舒适（甚至可以说是优越）的条件下工作。斯大林准备为这群人提供这些，作为回报，他只需要忠诚和效率。与俄国的过往建立联系，这是这场交易心照不宣的前提，“一国社会主义”则是这场交易的纲领。然而，这些群体对列宁的革命感到不安，因为这场革命取得的成果最终以牺牲产业工人为代价，尽管这样的成果只会增加国家的实力。因此，斯大林既是官僚，又是俄罗斯的爱国者，同时还是列宁革命遗志的执行者，这几种看似矛盾的身份不可思议地融合在了他身上。斯大林与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有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特质，也是斯大林时代的一个特征。列宁那群人，几乎无一例外都属于知识分子。列宁擅长通过文字表达思想，季诺维也夫擅长演讲，托洛茨基在这两方面都游刃有余。他们都坚信理性论证在决策制定中的效率，并依赖于理性的说服力。然而，无论如何，斯大林都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务实的人，一个掮客，一个政治强人。他取得成果不是靠理性说服，而是靠务实的谈判、操控，甚至是恐吓。在这些方面，他都技艺高超。他所处的时代，热情消退，思想失去魅力，演讲和撰写宣传册变得毫无意义、收效甚微。这一点在他重塑党组织方面尤为明显。在这方面，斯大林最出彩的一招是1924年春天的“列宁入党热”（Lenin enrolment）。他一面口头上维护无产阶级专政，一面一次性将党员人数增加了一半以上，并通过招募二十五万名“一线工人”结束了知识分子的主导地位——这些人加入党的主要目的是保住工作。（当时，失业率居高不下，党员往往是最后一个被裁员的。）从此，党成为了高效管理者手中的工具。争辩和讨论不再在党员队伍中发挥任何决策作用，那些长期谙熟此道的人被一个个清除出局。如果撇开其他原因不谈，30年代的“大清洗”也是斯大林对那些曾因他达不到知识分子水平而轻视他的党内知识分子进行的报复。任何试图简单概括斯大林这位复杂人物的言辞都难免被指责过于简化。然而，如果不提到贯穿俄罗斯历史始终的“东西方政策分野”以及俄罗斯民族对欧洲的矛盾态度，就很难理解斯大林的历史角色。西方人经常试图单纯基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来解读其政策，但这往往失之偏颇。将俄罗斯政策简单归结为与欧洲全心合作或无条件敌对都不合适。我们在此无需探讨这些现象在多大程度上源于俄罗斯不可改变的地理位置，抑或由于俄罗斯介乎“西欧发达经济体”和“东方原始经济体”之间的中间经济结构。与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相反，斯大林代表了俄罗斯政策和思想中的东方元素——更确切地说，是对俄国革命西化倾向的一种东方纠正。斯大林的文集收录了两篇1918年11月发表在《真理报》上的短文：一篇名为《不要忘记东方》，另一篇名为《来自东方的曙光》。这两篇文章本身内容平淡无奇，唯一重要之处在于发表的时机。当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全都满怀期待地注视着德国即将爆发革命时，斯大林却以一种平静而微弱的声音提醒世人，俄国不能只关注西方。从那时起，直到1941年他在莫斯科提醒日本外交大臣“我们都是亚洲人”，再到十年后，世界霸权争夺的焦点迅速从欧洲转移到太平洋沿岸，斯大林始终致力于利用东方势力来制衡西方。在他去世时，这个目标似乎终于接近实现了。在当时西方大多数人眼中，斯大林政策的这个方面使他成为西方的敌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确实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尽管这种敌对不像人们通常指责的那样粗暴简单。他有时会重复党的一些口号，但他从来不像其他布尔什维克那样热烈地相信西欧，尤其是德国即将爆发的无产阶级革命。他对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没有信心，毫不掩饰地蔑视欧洲共产党。斯大林根本不在乎“共产国际”，除非它能成为他在党内斗争中诋毁对手的工具。正是欧洲共产主义的破产才赋予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分量。在外交政策上，他既不属于相信与德国合作对抗西方的契切林派，也不属于寄希望于与西方合作对抗德国的李维诺夫派；他对双方怀有同等程度的无限猜疑。这就是1939年夏天冗长谈判的背景。随后，虽然希特勒的所作所为证明了斯大林的猜疑并非毫无根据，却并没有增加他对那帮盟友的信任——双方都是西方人，都是俄罗斯潜在的敌人。猜疑本身助长了产生这种猜疑的原因，并使之延续下去。但斯大林对西方的态度问题远比任何外交政策议题都要深刻。像所有革命运动一样，马克思主义的根基是分裂的，它既否定旧秩序，却又根植于它所否定的旧秩序之中。马克思主义既是自由民主的掘墓人，又是其继承者。马克思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经济也将建立在资本主义奠定的基础之上。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像马克思本人一样，深受西方人文主义、西方理性和西方激进主义的熏陶。对他们来说，这种传统，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与马克思主义的颠覆性和革命性教条同等重要。然而，对于斯大林来说，这一切都完全陌生。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建立在西方传统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东正教神学的教导之上。这使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双重锋芒，可以用来反对西方。斯大林比任何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者都更激进地挑战西方价值观，因为他用一种源自俄罗斯东正教，并经过斯拉夫主义者、赫尔岑和民粹主义者传承的本土反西方传统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西方背景。斯大林的历史地位最终不会由他的个人品质和偏见所决定，更不会由他职业生涯中那些显而易见、出于偶然原因而在去世时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所决定。如果我们将二十五年前的俄罗斯与今天的俄罗斯进行对比，最突出、令人惊叹的不同是俄罗斯崛起成为世界两大强国之一，而这反过来又得益于俄罗斯经济惊人快速地扩张和现代化，这项成就离不开斯大林的名字。因此，斯大林在今天看起来像是一个古怪的、令人费解的混合体，既像后世的彼得大帝一样，强迫落后的农民俄国实现工业化，又像一位东正教马克思主义的祭司，对西方进行诅咒。历史或许会更多地把他记为一位彼得大帝式的改革者。充满悖论的是，后代或许最终会称斯大林为伟大的“西化者”。可打赏篇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