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amond Dust Shoes, Andy Warhol, 1980
Towards a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from generalized surplus value to total subsumption作者：埃蒂安·巴利巴尔（Étienne Balibar，1942- ）引用：Balibar, Étienne (2019) Towards a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 from generalized surplus value to total subsumption. In: Osborne, Peter, Alliez, Éric and Russell, Eric-John, (eds.) Capitalism: concept, idea, image - aspects of Marx's 'Capital' today. Kingston, U.K.: CRMEP Books. pp. 36-57.***
在“政治经济学的新批判”这个表达中，每个部分都有问题。它显然暗指马克思，复刻了他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革命性理论的那些著作的标题或副标题。然而，其他批判也存在，它们在某些方面有所分歧或基于对立的假设。如今，人们重提“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因为人们意识到，更为专业化的词汇（如“经济学”）非但没有带来更高的科学性，反而掩盖了特殊的政治利益。然而，这个术语本身隐藏着相当多的谜团，尤其在界定研究对象时。它是否指一种话语？毕竟我们知道，马克思曾区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他在前者那里找到了自己资本主义理论的一些基础，后者则预示了20世纪成为主流经济理论的那套学说。“政治经济学”指某种一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如果是这样的话，马克思主义本身可能同时成为批判的主体和客体？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虽然所谓的“庸俗经济学”被马克思主义判了“死刑”，但它依然存活得很好，这不仅与学术界的权力关系有关，还因为马克思主乎忽视了实际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些核心决定因素，这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失败后变得更加鲜明。然而，我们应该记住，事情比简单的党派选择更加复杂，因为某些“异端”马克思主义思潮考虑到了后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问题和范畴，而主流经济学家在很多方面是在回应马克思，因此可以说他们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在使用马克思。那么，“新”这个形容词的使用中潜藏着哪些问题呢？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否指一种新的（或相对较新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种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所不了解的，或者由于马克思在自身的盲点，使得马克思主义者难以认真对待某些资本主义结构和趋势？这种新的批判是继续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续讨论经济理论？还是试图创造一种不同的批判，尽管在与当代经济话语的关系上与马克思主义批判有相似之处？鉴于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模式依赖于哲学和社会学假设，而这些假设已成为问题的一部分，它是否应代表一种全新的批判？最后，在这种“新”批判中，批判话语的维度与批判制度、社会结构、历史趋势的维度将如何结合起来？这些困境很抽象，并且并不详尽。我将牢记这些困境，同时提出一些由当前辩论和条件启发的元素。我认为，马克思自身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它的弱点、悖论或张力总是毗邻它的优点和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附近。它们像真理的影子，在不同的情况下使一切变得模糊。因此，我首先讨论马克思在《资本论》（Capital）中论证的核心范畴——将剥削分析与积累分析联系起来的剩余价值范畴。我将提出一种超越马克思依赖斯密（Smith）和里卡多（Ricardo）的限制的普遍剩余价值（generalized surplus-value）概念，以达到一个“全面涵摄”（total subsumption，或译作“全面吸纳”）的问题框架。我希望这能更好地理解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金融资本对日常生活的统治。马克思批判的核心在于引入“结构性”的社会关系范畴，以取代商品和人的拜物教。我们知道，这是20世纪对马克思《资本论》各种批判性解读的“共同点”。“资本”不是一个“物”，甚至不是一个由资本家和其他行为者操控和处理的“物”，也不是一个“符号性”的“物”，因此本质上是社会性的“物”，就如同一笔可以以各种方式被占有和投资的资金、存款或银行账户。资本本身是一种“社会关系”，因此它是社会行为者之间的关系（个体之间，尤其是阶级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他们扮演着特定的角色，这些角色既相互补充，又充满对抗。这表明，“社会关系”这一范畴不能与“过程”（process）这一范畴分离。社会关系构成在一个过程中，这个过程由多个相互交织的过程组成，其中，交换的时刻与消费和生产的时刻交替出现。这个过程被认为应当“持续进行”，它应当“再生产”这种社会关系及其所有的条件（物质的、金融的、制度的条件）。但马克思很快揭示出，再生产（尤其是“扩展的再生产”）必然也是一种转变。资本是一个无法在社会和历史上实现自我而不进行自我转变的过程，无论这种转变是在某些结构性限制之内还是超越这些限制。所有这些只有在我们明确被谈论的关系类型时才会变得清晰，因此我们必须明确“社会效应”的类型，以赋予“过程”方向性和驱动力。可以说，这个过程的方向是积累，这一目标在过程再次启动时已经作为前提条件被设定，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寻找投资的地点和方式。这种关系的特定性质在于，无论它们在整个社会层面上看起来多么复杂，受积累“规律”支配的社会相互依存关系最终依赖于（或者说，可以还原为）生产过程中的工资劳动剥削这一对抗性关系。当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因为我们需要解释，一种对抗关系如何也能成为一种互补关系，正是这种互补性使得社会的生存和再生产成为可能，尽管这种再生产的代价可能是或多或少充满活力的矛盾。而且，我们还需要解释，如何将社会关系的“直接”形式——工资劳动者与他们的对抗者（资本的直接和间接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对抗，和社会整体层面的总体关系联系起来。这些总体关系是阶级之间的关系，包括财产和收入的总体分配，也包括权力的分配，涉及到许多社会功能和差异。这些已经不再是“主体间”的剥削和支配关系，而是社会“与自身”的“客体”关系，这些关系不断演变。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说，这是马克思认识论断裂的哲学核心。所谓的“断裂”，不仅仅是对以往资本的意识形态表述的否定。这个“断裂”更是一种突破，打开了那些仅仅通过发展前提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些障碍只有在与资本主义的实际历史变革相碰撞的过程中才能回溯地显现出来。这正是解构策略变得必要的地方，它识别出理论发明核心中的障碍和困难，并追溯这些问题的根源，特别是在“基本概念”被定义的过程中。从我们当代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主要认识论障碍位于两种定义“资本”的方式的交汇处。对马克思而言，这两者是互补的，它们其实是同一模型的两个方面：资本是一个依赖雇佣工资劳动的剥削过程，马克思有时用黑格尔式的语言称之为“本质关系”；资本同时也是一个通过利润最大化、以货币形式进行无限积累的过程，其中主要部分必须被重新创造（这总是一个重大问题，也是潜在的矛盾）。这两个概念并不是同义的，相去甚远。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指不同“社会关系”或社会机制的不同方面，但在马克思的观点中，它们严格关联。如果有第一个，就有第二个；如果有第二个，就有第一个。那么，为什么在这一交汇处会出现问题呢？这些问题尤其源于以下几点。首先，对马克思来说，“资本”最终不过是被资本化的劳动；因此，“劳动”不仅仅是众多生产要素中的一个。其次，问题来自马克思如何将劳动与货币形式联系起来。第三，问题在于如何将“生产力”归因于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剥削和积累的论点完全基于一个关键概念，即“增值”（valorization）。然而，当我们回到德文文本，会发现有两个词可以翻译为“增值”，但它们对应着不同的概念。两者当然是相互关联的，但问题是，如何关联？其一是“Wertbildung”，字面意思是“价值形成”。这个词背后的观念是，在每一个以商品形式生产物品的社会中，它们的交换价值必须由某种共同的“实质”决定，而这个交换价值正是这种“实质”的表达。马克思从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知道，这种“实质”是劳动，但他进一步精确说明，这里的劳动是“抽象的社会劳动”——不是一个可观察的经验性量度，而是市场背后，或在市场缝隙中，通过交换本身发生的“均等化”的隐含结果或“内在”结果。因此，这里存在某种循环，因为如果商品按照一定比例进行交换，而这种比例或多或少直接基于商品包含的抽象劳动量，那么抽象劳动就存在。然而，主要的困难在于如何将这种意义上的“Wertbildung”（价值形成）与资本主义意义上的“Verwertung”（“价值的增值”）相联系（新价值的增加或在流通过程中产生额外价值）。资本家之所以投资货币、衡量价值或计算价格，是因为他们希望最大化“剩余”，即创造剩余价值。价值并不是在市场上先“形成”后再进入自身的增值过程。相反，正是因为存在第二层意义上的增值（剩余价值的产生），才有第一意义上的增值（价值形成）。换句话说，商品市场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市场，最终，“抽象的”社会劳动实际上是被剥削的社会劳动，以工资劳动的形式存在。正是工资劳动（因此是资本主义），使得劳动被同质化并“均等化”了。与这个公理循环相关的其他困难是，为了解释这种“增值”如何产生，马克思必须解释生产资料的价值已经在那里，像是“过去”或“物化”劳动所构成的宝藏或库存，而“活的”劳动（当前的劳动）将按一定比例为其增加新价值。这需要两个条件，构成了劳动生产率的“秘密”：首先，作为“具体”劳动，它保全（或更准确地说，是再创造）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机器和原材料的价值；其次，作为“抽象”劳动，它以可度量的数量创造新价值。但事实上，这些都不是预先决定的，它只有在市场上实现了价值（产品被卖出并转化为货币时，才有意义，但这一过程完全是偶然的）。因此出现了一个显著的难题。马克思，这位最坚持价值只有在货币形式下存在的理论家，同时也弱化了货币的功能，并回归到一种“真实”的经济循环的表述中。在这种表述中（与资本主义逻辑相反），不是货币主导商品的流通，而是商品自我关联，并在货币操作的拜物形式中表达它们之间的关系。最终，马克思在未完成的《资本论》第三卷（第25章）中将信贷操作及整个金融过程称为“虚拟资本”。这是一个极具歧义的表达，可能意味着资本主义确实通过诉诸“虚拟性”来运作——具有惯例和制度基础的象征性工具，或者意味着“真实”的资本主义，连同历史趋势和转型，必须完全以劳动关系来解释（包括过去和现在劳动的“有机组成”），并从中抽象出它们受制于“实现”的货币约束这一事实。讨论当代金融化资本主义的发展时，这种情况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并且可能让我们陷入另一个极端的论述：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纯粹的金融过程，在这种过程中，信用货币及其衍生品发展出自身独立的生产力，创造利润，并且貌似与生产过程毫无关系（与价值依次“变形”的社会关系无关——价值的变形体现在不同形式之间的转换：货币形式、商品形式。如果没有这种变形，价值增值便无从谈起）。为了实现价值增值，价值必须改变其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言，价值必须不断地从一个“场景”转移到另一个场景，从货币交换的场景转移到生产性消费的场景。从“劳动的双重性质”（这解释了价值增值的双重面向）的概念出发，马克思存在两种界定“劳动”的方式。这里的矛盾体现在对“生产力”（Produktivkraft）这一范畴的多义性使用上。一方面，“生产劳动”指任何被转化为资本投资领域的活动。按照之前的术语，货币价值向极端对立面的任何变形（商品的使用价值，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非物质上的）都会产生剩余价值。它会产生一个可以资本化或积累的增量，它在资本主义意义上具有“生产性”。另一方面，“生产劳动”指在物质生产领域内进行的具体行为，主要包括工业和农业。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指出，当讨论生产和流通周期在资本“周转”中的相互渗透时，当然也可以将运输、通讯等领域包含进来。但这并没有改变“生产劳动”在这里被狭义理解的事实，这种狭义定义限制了第一个“正式”与货币资本投资领域多样性相关的定义。这种限制的原因显然具有政治性，它将“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界定为工业革命的社会产物，而工业革命同时“创造”了现代社会的物质财富，并有可能挑战资本的统治，因此也挑战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延续性。但我必须强调，这是一种对价值增值“来源”的狭义定义，它并不包括所有受薪活动，尤其不包括那些按照定义并不通过工资或货币形式得到报酬的被剥削劳动，特别是家务劳动，主要是由女性完成的劳动，这是所有社会中的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历史结合方式。而且，这种狭义定义也没有包括其他广泛的活动，这些活动虽不直接被视为“劳动”，但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它们也在价值增值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也具有“生产性”。我在这里不会从纯粹的概念论证中推导出任何结论，而是以一种实验性的方式进行讨论，并举例说明。我将考察两个这样的过程，这些过程固然可能依赖于对劳动的剥削，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使”人类生活和消费的其他维度得以“增值”（即使是在一种“广义上的增值”中也会产生剩余价值）。在讨论这些例子时，我们必须牢记如下观念。如果货币没有变形为它的极端对立面（一种能够在资本主义意义上“生产性地”消费的商品），那么它就不会被增值，也不会成为资本。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劳动并不是这种“生产性消费”的唯一形式（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因此，我们必须质疑马克思“剥削”概念中的某些关键问题，并面对这一修正带来的一切政治后果。然而，我提出的结果并不必然意味着对资本主义对立维度的消解。我的第一个例子是“剩余健康”（surplus health）。我相信这个术语来自约瑟夫·杜米特（Joseph Dumit）的一系列研究，并最终总结在他的著作《终生用药》（Drugs for Life）中。这个概念借鉴了“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但视角从生产转向了一种特殊的消费。这种消费至关重要，因为它关乎个人在特定环境中生存、过上“可接受”生活的能力。这引出了一个与马克思的劳动能力对称的概念，即“承受”的能力，以及服用药物和接受医疗服务以恢复或单纯产生“健康”的能力。杜米特探讨了现象学、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三重问题，涉及健康和疾病定义的变化、人均药物消费的持续增加，最后是与此相关的医疗成本增长及制药行业利润的增加。一方面，关于“疾病”的定义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它从一种主体体验到的病理状况（如疼痛、残疾、紊乱或疾病），由医生通过与患者的“临床”关系进行诊断，转变为一种由“生物标志物”测量或指示的不可见的客观状况，如胆固醇水平，而这些指标的量化定义会定期修订，或多或少、不经意间推广长期药物处方（如他汀类药物）。这种情况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对疾病（作为生命经验）的剥削。当然，个体可能会自行要求这些药物，无法拒绝它，并将药物转化为一种需求。另一方面，疾病正从一种不连续的状态（严重性、持续时间和紧急程度存在巨大差异）转变为一种连续状态。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多数“疾病”都成为慢性病。统计数据显示，随着年龄增长，个人尽可能频繁地服用尽可能多的不同药物，且持续时间越长越好。因此，书名“终生用药”具有双关讽刺性。药物是为了活下去（或者说是为了生存），而这些药物也将伴随终生。生命因此变成了我们可以称之为“义肢式生命”的状态，这当然是一种依赖性的生命。这是第三个方面，供给先于需求，并且实际上创造了需求，这是“自由”市场法则（萨伊定律，Say’s Law）的一种强力扩展。医疗成本在“发达”国家在部分人群中持续增长（但这一部分人口非常重要），这些费用分摊在公共支出和私人支出之间（通常由保险覆盖，因此涉及某种形式的信贷），而这种增长与制药行业的利润增长相挂钩。制药行业通过确定“风险状况”来影响实验室，选择优先开发哪些药物，依据的是投资与回报的计算。这里的利润并不主要来自生产，至少不仅仅来自生产（也就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增值），尽管这些成本必须尽量减少。这里的利润来自另一种形式的增值，这种增值直接将创新与消费增加联系在一起。这正是“剩余健康”，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一种广义的剩余价值形式。考希克·桑德·拉詹（Kaushik Sunder Rajan）补充了另一个维度，阐明了一种在全球经济层面上出现的新型人口法则，因此它对于理解全球化和金融化的关联具有重要意义。药物主要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消费，这些药物也是为这些市场设计的，但它们的测试则在印度和其他“南方”国家进行。在印度，制药公司可以找到“志愿者”（“合同患者”，这些患者给予“知情同意”），因为那里有大量失业贫困人口通过这种方式谋生。更重要的是，出于科学的社会生物学缘由，只有在尚未进入药物慢性消费过程的地区，你才能找到所谓的“纯洁受试者”，他们的身体尚未被药物转化，对药物的生理反应因此为理解和调整药物效果提供了实验模型。基于这一重要的新分析，我们了解到，广义的剩余价值是一种既具有本地市场功能、又具有全球系统条件的社会关系。“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是我的第二个例子，它的运作方式有所不同。我们知道，这一范畴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中获得了战略功能，将新古典主义的推理扩展到某些被认为“本质上”位于经济计算之外的领域：教育、婚姻、法律与惩罚、慈善等。教育对于我们讨论的主题尤其重要。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等人的研究建立了模型，定性地关联个体以最高利润率（无论是为个人还是为雇主）受雇的能力构成要素分析，以及通过公共或私人（“个人”或大多数情况下来自家庭）的支出“生产”这种能力的成本计算。并且，理想情况下，这些成本必须尽量减少，以实现最大化的回报。因此，试图评估投资与回报之间的“经济”关联，就为“理性预期”经济战略的应用提供了正当性，在这种战略中，你为个人能力定义“生产函数”，并定义与受教育时间（学习几年以及在哪里学习）、成本（个人或集体）和一生中个人收益之间的最佳策略。我在这里并不讨论这些模型是否真正“有效”或“具有预测性”。但我想强调三个我认为应当被阐述的方面。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人力资本”这一范畴的发明并不是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出发。它在20世纪50年代的讨论和计划中出现，背景是新独立的殖民地或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欠发达”国家。这些国家通过本土化的发展教育、科学和医疗资源，提升人口在世界市场上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以保障经济层面的国家独立。该原则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有关，而不是个体之间的竞争，并且与某种“社会主义”框架下的去殖民化和发展挂钩。新自由主义在这里占用和转化了这一具有社会内涵的概念，将它变成了一种具有不同社会内涵的概念，与计划经济思想的衰落和竞争模式的普遍化联系起来。其次，贝克尔理论的主要目标是提供工具，量化评估不同教育方法的优劣，这些方法在个人成本和回报方面各有不同。他分别称之为精英主义（对那些预期会更成功的人投入更多的资源）和平等主义（对所有人开放的、大规模投资的教育制度，提供的服务根据个人能力、抱负或毅力而被不同程度地“增值”）。显然，这是一场政治对抗。毫不意外，精英主义系统在整体上比平等主义系统更高效。此外，作为这一模型的形式化结果，教育服务的私有化被认为更加高效，也就是将教育从公共机构转移到私人公司（或采用与私人公司相同管理策略的公共机构），前提是要保持“普通教育”（common education）和职业教育之间的“最佳”比例。鉴于对子女教育的投资需要已有资本，这显然具有明显的阶级意图。然而，人力资本理论家引入了信贷这种重要的投资手段，以扩大没有财富积累的个人潜力。这被视为一种民主的修正手段，但这让情况变复杂了。于是，民主与大规模债务紧密相连，这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伪装，而是一个有效的工具，使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教育培训进入增值过程。最后，这种理论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伴随趋势，与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剥削和资本积累的论述存在一种扭曲但高度相关的关系。马克思解释说，“资本”最终可以归结为（生产性）劳动。资本不过是劳动的另一种形式，被另一个阶级占有。人力资本理论则解释说，劳动（更确切地说是“劳动能力”）可以被简化为资本，或在资本主义的信贷、投资和盈利操作中进行分析。这当然是个体作为“自我企业家”或“自我创业者”这一意识形态的基础。该意识形态非常有效，原因与马克思将社会劳动简化为各种“抽象劳动”的理论相同。资本主义不仅需要大量未分化的劳动力粗暴地从一个剥削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剥削地点，它也依赖于对人类能力的持续分化和阶层化，这种分化和阶层化不再由传统的学科或职业提供，而是在资本主义形式中被组织和标准化。这是一个过渡点，朝着我暂时称之为“绝对资本主义”（absolute capitalism）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持续的商品化过程，是创造新的“虚拟商品”（fictitious commodities）的过程，若没有这些过程，资本积累就无法维持。这一过程将一切再生产过程纳入增值过程，将人类活动“变形”为货币量，同时伴随着信用和债务功能的增强，将个体和集体的社会关系维度联系起来，从而重新定义资本本身。我讨论的例子阐明了增值的问题，既包括价值的形成，也包括为现有资本增添新价值的过程，伴随着积累、商品化、金融化的过程。这些过程并非单纯基于劳动剥削或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性消费”，还涉及其他对生命能力的利用。这并不是说它们不涉及剥削或剥夺，因此存在潜在或公开的对抗性。相反，资本主义的无限积累倾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成为驱动力。所以，在每一次投资中，价值的实现都必须事先计划好。而且因为私人资本尽可能具有“流动性”，它会在不同部门之间转移，谋求最大化利润（更确切地说，在当今的金融资本主义中，最大化股东资产的价值）。这意味着，所谓的“理性预期”被纳入银行和对冲基金支持某项投资决策的过程中。尽管我不是这方面是专家，但我大胆提出一个假设。问题或许并不在于描述现有产品市场的增长，而是推动市场范围超越传统意义上“生产领域”的界限，从而增加新的永久性“额外剩余价值”来源，使其能够纳入增值过程，克服局限——因为资本不仅在劳动和生产的“客观”方面增值，也在消费和使用的“主观”方面增值。因此，我坚持强调“持续不断的商品化过程”的重要性。这一过程早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甚至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存在，但它在资本主义中继续发展，跨越了一个又一个门槛。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虚拟商品”范畴在此具有重要意义，前提是我们不要认为存在某种“虚拟商品”的自然给定清单。相反，这类新商品不断被发明：健康、教育、知识、娱乐和艺术、照护和情感等，不仅为生产部门本身或人类个体的“生存”提供“手段”（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式”中的两个部门），还“生产”了这些主体本身。然而，我们也必须牢记波兰尼命名的问题——是否存在阻碍商品化变得无限制的障碍，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矛盾影响，使得通过重新商品化来实现价值的工作无法顺利进行。正是这些客观和主观维度的结合，促使我提出一个“准马克思主义”的“全面涵摄”概念。我会想到霍布斯、卢梭、马尔库塞等不同作者的“全面异化”（total alienation）理论。最重要的是，我想延续马克思开启的反思，尽管他在一些未发表的文本中对此依然有所保留。“涵摄”是一个古老的法律和哲学术语，意思是某物或某人“服从”于某种规范、法律或规则，被纳入了某种形式，被这种规范、法律或规则在物质上“调整”。问题是：到底什么被涵摄到了什么之下？我提到“某物”或“某人”，但最有趣是，我们引入第三个重要的本体论范畴，它既不是物也不是人（或者说可以包含两者），而是“行动”或“能动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了“形式涵摄”和他所谓的“实质涵摄”。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工业革命中，工人的行动（也就是他们的生产操作，利用工具将材料加工成可用的产品）被转变为集体过程中的“部分操作”，内容和节奏由机器决定，工人实际上只能在工厂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增值的“规则”下进行生产或操作。工人不仅必须接受资本主义市场的支配，接受（或拒绝）资本家提供的工作，而且在这种技术和社会形式之外，他们根本无法从事手工或智力劳动。在这种持续的过程中，工人的劳动不仅被转化为“抽象劳动”，还被分解成一个没有主体的过程中的“部分活动”。当“形式涵摄”转化为“实质涵摄”时，剥削就不仅仅是一种统治形式，它被嵌入了人的身体和意识结构中，被彻底个体化。但这种“个体化”同时意味着个体身份和自主性的完全丧失。所以，马克思期望从另一次工业革命中获得解放，这次革命将以集体能力（或以集体分配的能力）取代当前的个人活动形式。与此同时，另一件事发生了，我称之为“全面涵摄”。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找到这种含义的迹象。剥削不仅发生在生产过程中，还发生在再生产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工人及其家庭被视为“自在”的社会个体，只是为了“再生产”或“再创造”他们的劳动而消费商品。我之前提到，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一个事实。在这个再生产过程中，家务劳动是一种额外的无偿劳动。但马克思并没有忽视另一个事实，市场约束或市场逻辑会越来越多决定工人消费的质量和数量，以便使其对资本有利可图，比如住房或城市发展，恩格斯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商品的大规模分配也是同理。然而，这只是消费领域的某种“形式涵摄”。伴随我之前描述的“过剩健康”或“人力资本”等新阶段的商品化，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资本主义开始直接投资于照护和教育过程本身。这意味着两件事：（1）工作与生活、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人类学界限被抹去了，因为再生产本身正在变成一个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生产性”领域；（2）没有任何个体的维度能逃脱商品化的影响（包括个体间的主体间性、脆弱性或依赖性）。任何形式的生命，无论是能动性、活动性、被动性，甚至痛苦，甚至死亡，都无法在商品形式和价值形式之外存在，而这些形式是资本增值过程的一个环节。这并不是把个体的生命简化为阿甘本（Agamben）所谓的“裸命”（bare life）。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相反，这是对生命的去自然化（de-naturalization），是“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的生产，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形式。所以，我称之为全面涵摄（继“形式涵摄”和“实质涵摄”之后），因为它不留任何东西在外（没有为“自然”生命预留的空间）。任何被留在“外面”的东西都必须作为残余显现，成为进一步涵摄的领域。它一定是这样吗？这当然是整个伦理和政治问题的关键：商品化是否有界限？是否存在内在和外在的障碍？一位拉康主义者可能会说，这样的整体化总是包含一个属于“真实”的不可能性元素，它必然是“并非全部”（pas tout），不是完整的。如果情况如此，这些全面涵摄的异质元素，这些内在的残余，可能会以许多不同的形式出现，有些看似是个人化的，如病态或无政府主义的抵抗，另一些则是共同的甚至是公共的。它们可能体现在实施新自由主义议程时遇到的某些困难中。比方说，一旦医疗保险制度被合法化，拆除它就变得非常困难。【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