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ncient of Days (1794) by William Blake
现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Modern State
作者：哈洛德·英尼斯（Harold A. Innis，1894-1952）
译者：陈荣钢
来源：本文是哈洛德·英尼斯在1943年11月20日多伦多大学一场研讨会上的讲稿，后来在1946年由多伦多的The Ryerson Press出版了同名著作。1943年的研讨会之后，这篇文章首先发表在1944年的期刊上，引用格式可用[APA]：Innis, H. A. (1944).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Modern State.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87(4), 323–341.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34-1902）勾勒了现代自由的历史背景，这对社会科学至关重要。雅典的经验告诉我们，“全民政府由人数最多、权力最大的阶级统治，它与纯粹的君主制本质相同，都是恶政。出于相同的原因，全民政府也需要一些制度来保护自己免遭舆论的颠覆。” 在罗马，“古典国家的败笔在于政教合一。道德与宗教不分，政治与道德不分，在宗教、道德和政治领域，只有一个立法者和权威”。“古典作家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任何一种单独的政府原则都会走向极端并引发反弹。君主制会僵化成专制，贵族制会收缩成寡头制，民主制会变成以数量取胜的统治。”尽管人们认识到了制衡的重要性，但古典文明从未实现过“代议制政府、奴隶解放和良知自由”，这些成就得益于希伯来经文的严格约束和基督教的贡献。“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马太福音 22:21），当基督说出这句话时，他赋予世俗权力一种以前从未享受过的神圣性，并划定了以前从未承认的界限。这标志着专制主义被摒弃，自由得以开启。我们的“主”不仅传达了教义，而且创造了执行它的力量。在至高无上的领域，我们维护必要的豁免权，将所有政治权力限制在既定的范围内。这不再是奢望，而是变成世界上最具活力、最普遍的永久责任和照护。新的法律、精神和权威赋予自由一种意义和价值。在自由的真理之前，希腊和罗马的哲学或宪法中没有这些东西。国家的权威受到外来力量的限制。罗马帝国的衰落伴随着罗马教会的兴起。霍布斯（Hobbes）写道：“在我们思考伟大教会的统治起源时，会很容易意识到，罗马教皇不过是已逝去的罗马帝国的幽灵，它戴着皇冠，坐在罗马帝国的坟墓上。”用洛克（Locke）的话说，基督教让“世人认识了唯一看不见的真神，而且证据确凿，能量巨大，多神教和偶像崇拜都无法抵挡”。印刷术发明后，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抗议和政治国家的反对加强了基督教的集权。马丁·路德别无选择，只能坚持权威更多地来源于神圣启示，而非教会制度的立场。他的立场以及《圣经》的翻译和印刷，一方面为加尔文国家的发展（如在瑞士和苏格兰）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也为清教的发展（如在荷兰和英格兰各教派中的兴盛）开辟了道路。“以书代教是新教反抗的本质。”加尔文宗规避了路德领导下的教会主义改革的危险，强制推行人类社会的两条基本法则（作为美德基础的自我控制；作为共同利益的自我牺牲），并为清教建立了一个新的联合王国。英国第一个浸礼会于1611年发表了一份信仰宣言，声明“任何教会都不应该挑战任何其他教会的特权”，“地方官不得干涉宗教或良知问题，也不得强迫人们信奉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宗教”，这些声明构成了首个“绝对良知自由的表达方式”。亨利八世离婚后，英国出现了有别于罗马的教会权力，都铎王朝时期的权力集中在王室、议会和英国圣公会，这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清教发生了冲突。新大陆的开辟以及横跨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的贸易扩张带来了对贸易垄断、王室和教会建制派的强烈不满。重商主义、清教徒和议会相互促进。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写道：“自由民和商人是宗教和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的力量，士绅、乞丐和奴役的佃户则是不义的力量。”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议会开始体现出清教徒的影响。宗教自由和公民自由的问题在17世纪中叶陷入了危机。清教徒中出现了“两种秩序的教条”。人之为人，属于自然秩序。上帝是这两种秩序的创造者和统治者，但它们有不同的安济，受不同的法则支配。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坚持“精神之人的自然权利”。这两种秩序的分离使清教徒能够“在自然领域采用激进的自然主义思想、人民主权和合意政府，在精神领域则保持教条主义”。精神与自然、教会与国家分离的原则一方面成为宽容理论的基础，另一方面成为国家世俗化的基础。此外，恩典秩序中的“自由、平等、民主组织、被统治者合意的政府、通过自由平等的讨论达成的真理和协议”等观念也被带到了政治和世俗领域。哈林顿（Harrington）写道：“完整的公民自由包括良知自由，完整的良知自由包括公民自由。”因此，清教对政治的影响在于它坚持通过讨“论达”成一致，坚持政教分离，坚持由平等的人组成自由的国家，与自由的教会和民主的政府形式并行不悖。在清教徒与查理一世的斗争中，问题尖锐对立，国王失去了理智。清教徒革命加强了议会的地位，查理一世却在奄奄一息中度过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他的精神在查理二世的复辟中得以延续。1688年的“光荣革命”结束后近一个世纪，乔治三世又延续了查理一世的精神。但是，荷兰的自由出版业以及弥尔顿、巴克斯特和洛克的著作在限制国家权力和扩大宗教自由方面逐渐占了上风。我们再次引用阿克顿勋爵的话：1688年的革命遏制了法国的优势地位，第一次真正打击了欧洲大陆的专制主义。在国内，它缓和了异议，净化了司法，发展了国家的能量和资源，并最终通过《嗣位法令》（Act of Settlement）将王权交给了人民。
【译者注】《嗣位法令》指《1701年嗣位法令》，又称《1701年王位继承法令》，为英格兰王国国会于1701年通过的一项宪制法令。法令规定，英格兰及爱尔兰王位只能由新教徒继承。依照此法令，除了查理一世的孙女安妮公主（后登基为安妮女王），查理一世的其他所有后代都将失去继承权。
乔治三世时期，对公民自由的侵犯让朱尼厄斯（Junius）和威尔克斯（Wilkes）为了新闻自由铤而走险。随着美国革命的成功，议会的责任也从王室转移到了人民身上。议会在早先与王室的斗争中超越了自己，被乔治三世控制，导致了帝国的解体。【译者注】朱尼厄斯是一位作者的笔名，他在1769年1月21日至1772年1月21日期间向几家伦敦报纸投寄了一些批评乔治三世内阁的政治信件。一些人受到指控，两人被定罪并判刑。1771年9月18日，朱尼厄斯致信激进的政治家、记者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1725-1797），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朱尼厄斯的真实身份至今是谜，学界很多人认为他的真实身份是政治家菲利普·弗朗西斯（Philip Francis，1740-1818）。在新英格兰，清教徒发展出了与瑞士和苏格兰不相上下的神权制度。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说：“各种神权统治者都是迫害者。”神权的残酷导致罗杰·威廉姆斯被驱逐出境，并殖民罗德岛。英格兰王室与议会之间的斗争加剧了新英格兰殖民地的重商主义分离势力。乔治三世统治时期，王室和议会坚持至高无上的地位，给英格兰和殖民地带来了各种考验。卡姆登勋爵（Lord Camden）指出：“税收与代表权密不可分。上帝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任何英国议会都无法将它们分开。”殖民地的奥蒂斯（James Otis Jr.）追随科克（Coke），并影响了亚当斯（John Adams），他认为“在许多情况下，普通法将控制议会的行为，并判定议会行为完全无效。如果议会行为违背了共同的权利和理性，或者令人反感，或是不可执行，普通法都将控制它。”普通法在大革命之前占有重要地位。科克崇尚普通法，支持议会反对查理一世，并被用来支持殖民地反对议会。马萨诸塞议会表示愿意妥协，承认王室但不承认议会。马萨诸塞议会在1773年3月2日表示：“我们的祖先从国王那里获得了土地，同时与国王签订了契约，并承诺向他致敬和效忠。之所以致敬和效忠，不是因为国王的公共身份或政治身份，而只是因为国王的自然身份”。封建主义和王室以土地和领地权利为基础。议会伴随长子继承制的影响和海上贸易的重要性而出现，在北美大陆的殖民地造成了王室和议会权力之间的冲突。殖民地对王室和议会集权的反抗，使他们亟需在宪法之下建立一个可接受的中央组织。弥尔顿和洛克的影响虽然在沃波尔（Walpole）和后来乔治三世统治下的英国有所削弱，但在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和伏尔泰（Voltaire）的著作中又得到了体现，在杰斐逊（Jefferson）的哲学中得到了发扬，并主张权力下放。汉密尔顿（Hamilton）和联邦党人主张中央集权。《独立宣言》与宪法形成鲜明对比。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和孟德斯鸠（Montesqui）强调英国王室、法院、上议院和下议院之间达到平衡妥协，这为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的权力来源之间的制衡提供了模式参考，也为人民申诉的必要性提供了模式参考。在争取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斗争中，学术的地位岌岌可危。“尽管加尔文教会为政治自由的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它们对知识的进步毫无贡献。”在6世纪或更早的时候，古典主义的形式美（beauty of form）概念就已被罗马帝国遗弃，在经过近千年的遗忘和搁置之后，于15世纪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西塞罗（Cicero）和维吉尔（Vergil）、李维（Livius）和奥维德（Ovid）一直在那里，但他们的作品赖以构建的和谐理念却不复存在了。
这种得以恢复的理念，仿佛是为了恢复长期被压抑的状态，它完全占据了受过教育的欧洲人的思想。文艺复兴的早期阶段沉浸于被唤醒的美的崇拜，并努力复制和传播这种美。
在15世纪，“受过教育的欧洲人”不过是意大利人的代名词。阿尔卑斯山以外的文学都是意大利运动的衍生品或附属品。这场运动源于拉丁半岛，这对古典学术的第一个时期（1400-1550）起着关键作用，塑造了这个时期的特征。这是拉丁文学的复兴，而不是希腊文学的复兴。现在，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虽是这场运动的重大事件，但不是文艺复兴的起因。
15世纪，意大利复兴了公元2世纪和3世纪早期帝国学派的品味。当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因为历史上没有什么是完全重复的。但相同的是，15世纪的文学思潮也是帝国的再现，它注重修辞，而非科学。整个拉丁文学都以修辞为本。虽然有一些例外，比如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的《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但总体来说，科学的概念属于希腊，与拉丁语格格不入。对帝国的文学家来说，唯一的目标就是运用华丽的词藻来润色句子。
这种知识文学与形式文学的分裂标志着早期帝国的衰败，也是教皇统治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特征。诗歌和散文文学创作的精致，以及建立在这种精致感基础上的修饰技巧，都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学者们的理想。
意大利人对艺术的热情逐渐衰退和消亡，直到16世纪中后期彻底耗尽。
眼睛最初会被美吸引，但随着时间推移，会逐渐看到支撑和塑造这些美的灵魂恩典。同理，那些最初以美吸引人的经典作品，也逐渐向现代世界揭示了蕴藏在背后的丰富智慧。文艺复兴早期的学者毫不费力地享受着拉丁文学大师赋予作品的语言和谐与完美修饰。然而，当模仿沦为软弱、矫作和虚假时，人们才发现这些外在的美背后隐藏着一个宝贵的知识世界，在拉丁作家的作品中也是如此。
更重要的是，人们意识到，拉丁文学的背后潜藏着更为珍贵的希腊文学。受过教育的世界开始将兴趣从古典文学的“形式”转移到“内容”上。人们发现，大量关于自然、政治的实用知识，以及许多世代的社会经验，一直潜藏在那些人人都能接触到的书籍中，却从未被注意到。希腊作品的知识与智慧和构成学校课程的贫瘠诡辩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古典复兴的第二阶段，学者的任务就是挖掘这些知识。曾经是“品味对象”的古典作品成为了“科学对象”。
因此，在古典作家作品被研究的人文主义第一阶段，成为了关注内容的第二阶段的预备阶段。古典学研究的第一阶段可以称为意大利时期，第二阶段则与法国学派相吻合。如果我们问，为什么意大利没有继续成为人文主义运动的中心，哪怕它如此辉煌地开创了这一运动，答案是教会思想的复兴扼杀了思想。学习是探索，探索必须自由，它无法与天主教神职人员自诩为凌驾于探究之上的主张共存。
法国学派在实际或意图上完全是新教的。17世纪以前，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巴黎大学是一所天主教大学。法国是“知识的国度”，她无与伦比的学者们无怨无悔地远走他乡。随着斯卡利杰（Joseph Justus Scaliger）和萨尔马修斯（Claudius Salmasius）的出现，学术的中心从法国转移到了荷兰。因此，古典文学的第三个时期与荷兰学派不谋而合。从斯卡利杰迁往莱顿的1593年起，荷兰人在学术界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亨利四世遇刺后，卡索邦（Isaac Casaubon）从法国移居英国。英国的斗争给大学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当二十年的安宁和秩序恢复了知识生活时，两个结果浮出水面。首先，品味、诗歌和文学是在道德瘟疫蹂躏了整个国家之后最先复苏的思想成果。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诗歌和大众文学有所收获，但直到下个世纪初，思辨的思想和严谨的研究才再次抬头。
其次，民族思想的发展不再是在大学内部，而是在大学之外。从那时起到现在，大学已不再是民族思想活动的发源地和主宰者，甚至不再对民族思想作出反应，也不再受其影响。大学已然放弃了通识教育所包含的、能够实现的全部思想领域。自从亨利八世第一次干涉舆论以来，大学就一直依附于国家。在伊丽莎白时期，在詹姆斯和查尔斯时期，枷锁被越拉越紧，教育脱离了思想和舆论的活水而处于枯槁状态，逐渐消亡。
当时为了秩序、安全和永恒而采取的措施导致我们的生命之泉枯竭，使我们无法从整个民族那里获得并接受健康的思想动力。自此，大学与民族思想之间致命的隔阂便开始了，这种隔阂一直持续到今天。这种疏离在政治上达到了顶峰。大约在19世纪中叶，当时牛津大学已经与愠怒的反民族雅各布派站在了一起。在道德和思想上，19世纪末的大学完全没有提供任何教育。我们靠政治关系和土地财产得以为继，却完全失去了对国民思想的控制。
只谈牛津大学，如果忽略桑德森于1643年教授道德哲学或布莱克斯通于1754年教授英格兰法律的特例，可以说从1636年的劳德主义到“1801年第一次考试法规”（First Examination Statute of 1801），牛津大学的课程体系变得越来越狭隘，所剩内容也越来越少。
【译者注】17世纪早期，英格兰教会内部发起一场改革运动，领导者是大主教威廉·劳德（William Laud）及其支持者。该运动否定了先前占统治地位的加尔文宗的自由意志论，后者认为，所有人都有可能通过自由意志获得拯救。
亚当·斯密、吉本（Gibbon）和其他一些人在18世纪晚期谈到了这一切的后果。西德尼·斯密（Sydney Smith）写道：“大学教育的唯一结果就是滋长恶习和浪费金钱。”哲学的进步来自欧洲大陆，尤其是荷兰。伽利略之后，天文学和数学的进步以及17世纪初哈维对血液循环的发现，为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哲学以及霍布斯的著作创造了背景。培根对学院派辩证法的抨击更是推动了科学研究。18世纪末，洛克激发了人们对心理学的兴趣，牛顿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帕蒂森（Mark Pattison）写道：当我们审视18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哲学和宗教作品，就会发现它们带有明显的二手和衍生的印记。英国的自然神论者——沙夫茨伯里伯爵（Earl of Shaftesbury）、丘博（Thomas Chubb）、托兰德（John Toland）和伍尔斯顿（Thomas Woolston）的著作之所以显得原创，更多源于对既有思想和著作的无知。这些作品的思辨冲动源自欧洲大陆，源自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贝尔（Pierre Bayle）等少数几位领军人物。在英国，这些思想获得了声名、公众关注和传播。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为争取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美国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地位也得到了加强和巩固。与此同时，苏格兰也在制定和推进经济自由的原则。苏格兰是“宗教改革战胜国家抵抗的唯一王国”。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联合，为格拉斯哥的贸易扩张和爱丁堡的法律与文学创造了背景，从而摆脱了宗教暴政的不宽容：“那片偏远之地，那个英格兰的尾巴，那个属于加尔文宗、燕麦饼和硫磺的国度”。苏格兰的大学摆脱了国家的高压统治，虽然教会试图将休谟逐出教会，但休谟（Hume）、哈奇森（Hutcheson）和亚当·斯密有助于把公民自由扩展到经济自由领域。亚当·斯密首先在精神领域，然后在自然领域系统地扩展了各项原则。他在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提出了“以上帝引导的自然和谐秩序为基础的伦理学体系，并顺便将他的一般学说严格而一致地应用于经济秩序”。斯密的学说认为，经济现象表现了受自然之力支配的基本自然秩序。因此，英国经济学第一次明确地走向了一种“综合”——建立经济关系的逻辑一致性，也就是“体系建设”。斯密的学说进一步认为，这种基本的自然秩序需要一种自然自由的制度来实现，才能更好地运作，而公共管制和私人垄断是对这种自然秩序的破坏，这就使经济学与当时的哲学和神学结合在一起，并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
虽然自力更生和自我牺牲的美德在《新约》中就有记载，但直到《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才将这些美德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使之获得充分的认可。苏格兰成为了“燕麦粥和政治经济学的国度”。霍兰德（Hollander）教授追溯了这位大师的著作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建立的影响。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父亲）、西德尼·斯密、约翰·雷姆赛·麦克库洛赫（John Ramsay McCulloch）、亨利·布鲁厄姆（Henry Brougham）都参加了杜格尔德·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的讲座，该讲座阐述了《国富论》的学说。1802年10月创刊的《爱丁堡评论》（The Edinburgh Review）为经济学评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萨伊（Jean-Baptiste Say）、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后来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都受到了《国富论》的影响，并致力于推广、简化和扩大《国富论》的影响范围。马歇尔（Marshall）将1770年至1820年描述为古典时代，在这一时期，作者们“通过言行的形式或内容……在思想或情感中阐述或表明思想，这些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他们自己，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永远不会消亡。这些思想像是某种酵母，在宇宙中不停地发挥作用”。马尔萨斯试图阐述亚当·斯密眼中的自然秩序，并直接抨击戈德温（Godwin）的人性完美论。他写下了《人口论》及其后来的大量修订。他关于人口超过食物供应的论点，对作为生物学分支的政治经济学以及生物学本身都是一个深远的贡献。华莱士（Alfred Wallace）和独立提出进化论的达尔文都对马尔萨斯的重要性表示敬意。达尔文在1839年4月6日写给华莱士的信中说道：“我从驯化生产的研究中得出结论，选择是变化的原则。然后读马尔萨斯（1838年10月），我立刻明白了如何应用这一原则。”马尔萨斯和达尔文都受到过尖锐的攻击，但他们对生物学和经济学的贡献不可否认。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阐述了达尔文对社会科学的重要贡献。他的影响范围很广，影响了美国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的学术著作和英国约翰·莫利（John Morley）的重要政治成就。亚当·斯密和政治经济学家的影响力因争取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斗争而得到加强。18世纪后半期，自然神论衰落了。纽曼（Newman）曾经说过，罗马天主教会压制理性，英国圣公会则压制感情，因此英国圣公会教徒成了循道宗教徒，罗马天主教徒则成了异教徒。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的宗教影响，加上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和克拉珀姆派（Clapham Sect）的人道主义精神带来了改革的曙光和奴隶贸易的结束。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一方面加强了对贵族的束缚，另一方面也包含释放奴隶的要求。伯克（Burke）在文章中支持美国革命，反对法国革命。华兹华斯（Wordsworth）曾同情法国大革命，但后来转为敌视法国大革命。柯勒律治（Coleridge）站在保守派的立场改编了康德哲学。戈德温（Godwin）、雪莱（Shelley）和威廉·赫兹利特（William Hazlitt）对革命产生了兴趣。威廉·克伯特（William Cobbett）、密尔父子、边沁（Bentham）和《威斯敏斯特评论》（The Westminster Review）的激进作者，加强了辉格党对改革的影响。西德尼·斯密、《爱丁堡评论》的作者和阿尔巴尼·方布兰克（Albany Fonblanque）在确保天主教解放、改革法案、减少知识税以及最终摧毁重商主义制度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清教对政治自由的贡献体现在美洲殖民地的起义中，对经济自由的贡献体现在《国富论》中，这些影响已被详细描述。清教迫使大英帝国从中央集权转向地方分权。通过实行自由贸易和废除《航海法案》（Navigation Acts），清除了重商主义的积累，摆脱了重商主义以支柱产品为中心的既得利益，改善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边沁和亨利·布鲁厄姆在改进法律制度方面做出了贡献，所有这些意义深远的变革都是19世纪早期成就的一部分。改革运动对教育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国家对大众教育的重视，体现在“有用知识普及协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1826）等志愿组织的建立，还体现在大学中。伦敦大学建立后开始与老牌大学的竞争，而国家对教育领域的干预（尤其在爱尔兰）导致了纽曼领导下的盎格鲁天主教运动（Anglo-Catholic movement），也导致神学争论兴趣的衰退。1847年的“铁路狂热”和“铁路大王”哈德森（George Hudson）是填补思想真空的第一波物质浪潮。考克斯（G. V. Cox）说：“人们不再谈论教会，而是讨论高耸的路堤、宽轨距和低股息。布鲁内尔（Brunel）和斯蒂芬森（Stephenson）取代了普西博士（Dr. Pusey）和戈莱特利先生（Mr. Golightly），人们不再热衷于神学思辨，而是转向铁路股票投机。”
【译者注】普西博士指爱德华·普西（Edward Pusey，1800-1882），19世纪英格兰教会的著名牧师，曾经担任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的希伯来语皇室教师。戈莱特利先生指查尔斯·普尔塔莱斯·戈莱特利（Charles Pourtales Golightly，1807-1885），牛津学者，英国圣公会牧师和宗教作家。普西和戈莱特利都是下文提到的“牛津运动”的领袖。“牛津运动”是1833年由牛津的宗教和学术精英发起的一场运动，目的是通过复兴罗马天主教的某些教义和仪式来重振英国国教。
这场运动席卷了牛津运动的领袖及其大部分追随者，标志着牛津大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将牛津从十五年的噩梦中解脱出来。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被一些毫无益处的争论所控制，这些争论完全转移了我们对大学真正使命的注意力。可以说，在我们的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像“牛津运动”时那样，科学、学术乃至普普通通的古典文学研究都如此停滞不前、毫无成果。1845年，“牛津运动”结束，这一切瞬间终结。从那时起，牛津大学的复兴开始了。我们的思想回归了正轨，回到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上。
更重要的是，神学讨论培养了对权威的盲目服从，无论是对神父、教会还是原始时代的权威，这些都与扩大知识、创造科学、实现进步的自由思想背道而驰。简而言之，“牛津运动”时期是一个蒙昧主义时期，它将我们与普遍思潮隔绝开来，就像日食遮蔽了天上的太阳。以往的改革浪潮逐渐发生，但在1845年，黑暗被驱散之时，光明瞬间涌入，就像打开一个睡到中午的病人的房间窗帘一样。因此，1845年后几年，牛津大学迎来了改革的洪流，直到产生两个治理委员会。直至我们自己扩大和改造所有机构，这股改革浪潮才逐渐平息下来。
在经历过这些思潮的碰撞之后，严谨的学术研究最终占据了领先地位。在剑桥，数学抑制了蒙昧主义的发展，并为马歇尔撰写《经济学原理》提供了合适的环境。牛津大学则为政治经济学开辟了一席之地。历史研究也逐渐适应了新的需求。在过去两个世纪里，罗马法学术研究的衰落和压制、哲学被忽视，都成为了塑造英国国民思维狭隘习惯的共同因素。这种思维习惯既是英国取得商业领域成功的原因，也是在国家福祉和外交政策方面缺乏远见的原因。17世纪，清教徒的迷信将思辨神学和哲学视为教皇的产物而加以禁止，他们也反对罗马帝国的宪法，因为这些宪法沾染了罗马的血脉。
然而，对于学历史的普通学生来说，政治经济学甚至提供了比民法典更有价值的科学元素。如果不与人类福祉的法则相结合，历史就只是高雅文学的一部分。它缺乏任何启发力量，沦为一种娱乐，成为好奇心学问的一部分和侃侃而谈的资料库。我们希望看到政治经济学在牛津得到更大的发展，它不应该被视为一个特殊的学科，就像罗马法那样。
政治经济学是历史的理论科学，除了法律专业的学生，所有考生都必须学习这门课程。政治经济学尤其关系到英国的本土发展。可以说，这是唯一一门原理主要由英国人发现和推广的科学。这门科学的最好书籍都是用英语写成的，作为理论基础的事实本身则来自英国的商业和工业发展。李嘉图的论著就是这门逻辑推理科学的成果，它应用于对各种现象的充分研究。
19世纪，英国的经济扩张赋予了政治经济学特殊的地位。在发展的领域中，英国在商业和制造业方面取得了全面、正规且内生性的进步。可以说，英国代表整个世界进行了一次伟大的商业试验，尽管伴随着自身的风险和挑战。英国的实践如此广泛和多元化，以至于仅凭这些实践，几乎不需要参考古代或现代其他贸易国家的情况，就可以推导出经济规律，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坚实可靠的新兴科学。
这些以经济扩张为基础的深远变革加剧了与欧洲大陆的分歧。亨利·梅因爵士写道：人们经常遗憾地指出，虽然国外和英国从事精密科学研究的学者彼此间有着完美的共鸣，虽然伦敦的医生或数学家对柏林和巴黎的医生或数学家的著作如数家珍，但欧洲大陆的法学家、道德哲学家、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与英国同行之间却存在着一道有形的但看不见的鸿沟。
这种分歧不是观点上的分歧，而是我们思维方式上的分歧，这分歧在我们的神学中甚至比在道德和政治科学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法国和德国的大学里，政治经济学在与法律的竞争中从未繁荣发展，罗马帝国的体系根深蒂固。欧洲开始走向专业化，而专业化也带来了分化的风险。在近代，人类进步的重担和劳动由欧洲三个拥有行动自由的国家平均分担。法国迄今为止一直致力于解决政治问题。英国承担了社会和工业方面的难题。富有思辨精神的德国将思想问题、哲学和神学的抽象议题纳为己任。每一项独特的任务都伴随着自身的负担和独特的危险。
在英国，新闻业的发展和公众舆论的重要性使危险更加突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以归因于文明进步浪潮带来的普遍平权化趋势。这种趋势的表现是托利党恐惧的“民主”幽灵。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公众舆论”对政府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幸运的是，我们国家的教会逃脱了政治革命的浪潮，尽管它正在整个社会中发酵。
舆论的暴政在西欧稳步发展，没有哪个地方比英国发展得更快。曾经，教会与国家（政府）结盟是好事。但现在人们理解到，政府是有主人的，直接与这个主人结盟是更好的选择。这个主人就是大多数人的舆论。只要能很好地理解这一点，人们就会敢于对抗，哪怕对手是拿破仑这样的权力。
在当前的人口状况下，无论多数派舆论还有其他什么优点，它都是一种不明智的舆论。它必定建立在激情而不是理性之上，建立在偏见而不是知识之上，它会优先考虑本阶级而不是整体的利益，优先考虑眼前的利益而不是长远的利益。少数的智者思想家在任何时候都无法大幅增加，但受舆论影响的公众数量却逐年增加。知识对事务的影响越来越小，舆论的影响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世俗政治中，也发生在宗教领域。神学在这个国家毫无影响力，我们甚至没有教会法学家。但宗教舆论的影响力比任何其他舆论都更大。
约翰·莫利在一篇关于“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政治精神”的文章中写道：实事求是地讲，纵观历史，一个社会很难同时在世俗和精神领域都取得成功，也很难在追求抽象真理和培育政治热情方面都同样兴盛。社会的发展往往会在两者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倾斜，在自由活跃的思想和凝聚的实践力量之间取得平衡，这对一个社会来说非常困难。
莫利在观察了上世纪后半叶的英国生活后得出这些结论。在同一篇文章靠前的位置，他写道：政治精神已经发展成为我们国家生活中最强势的元素，它支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延伸到与政治最不相关，甚至完全无关的领域。因此，我们培养了真正的政治责任感。与此相对应，我们削弱了……知识责任感。
政治精神占据绝对支配地位，这会限制被政治鼓舞的人们真正感兴趣的议题范围。所有与社会物质和结构福祉没有直接或显而易见联系的事务，都会被忽视，至少降到次要地位。沉迷于政治的社会成员错失了塑造伟大人物最重要的养分，无法建立激励人心的挑战、开拓眼界的知识和对崇高的追求。一方面，他们会逐渐对人类心灵中的重大议题失去兴趣，不再关心这些问题的答案；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失去探索这些问题真相的欲望。
政治精神在本不该发挥作用的领域取得胜利，导致志向低下和原则沦丧的恶果。遗憾的是，这种恶果并不会被这个国家的某一特定人群独吞。这种恶果就如同空气一般弥漫，任何隔离措施都无法阻挡。
在北美大陆，舆论占据了比欧洲更强大的地位。正是由于其商业文明的性质，英美社会（尤其是北美）将贸易与舆论紧密结合。广告业已成为新闻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舆论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政治活动和贸易是这种文明的两个方面。这种背景意味着英美文明与其他欧洲文明之间存在着明显且无法弥合的差距。帕蒂森写道：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英格兰较少受到两种主要干扰因素的影响——政府的权威和外国势力。
在德国，我们看到一种不健康的“三元”划分：（1）政府；（2）知识分子阶层；（3）人民。德国政府排外、狭隘、喜欢干预、爱管闲事；知识分子阶层人数稀少，但拥有渊博的知识和广阔的思想，引领着世界思辨性智力的潮流；人民则更加迷信，比英国人民更不适合掌握政治权力。这种阶级利益的严重分歧源于一个事实——德国的思想刺激来自外部。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引进大量法国思想。因此，德国最高级的知识分子已经远远甩开了他们的大众同胞，以至于他们对人民完全没有影响力。
美国人民的知识储备较少，却是整个国家全民共享的财富；德国的知识储备则非常庞大，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因此，德国由于知识传播的严重失败而无法达到目的；美国则因为知识总量不足而无法达到目的。
在英美国家，民主的传播伴随着政治的渗透。一位美国人曾一针见血地问道：“为什么加拿大人见面总是谈论政治？”但这种恶习并非加拿大独有。在英美国家，舆论对学术制度的影响显而易见。大学校长的讲话和大多数大学学位授予名单都体现了舆论的霸权。加拿大一所备受尊敬的大学甚至“荣幸”地两次授予同一位省长相同的荣誉学位。舆论霸权的影响还体现在大学的商业化上。我们可以举例说明，比如人们对俄罗斯和东方文化缺乏兴趣，再如大学课程不太关心劳工问题。帕蒂森写道：大学应该成为国家的“知识首都”，不仅吸引全部人才，还有所有思辨的头脑。它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拥有自己的特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既得权利，拥有自己的历史和法典。然而，相比于政治独立性，社会独立性对大学更为重要。大学应该拥有足够高的社会地位，使荣誉和尊严本身就足以构成奖励，让大学成员不会为了追求政治或宗教职位而降低学术地位。如果大学提供的奖励和公共生活或职业提供的奖励不成比例，那么最优秀的人才总是会流向社会领域，剩下的只会是二流或平庸之辈从事学术研究。
“二战”和经济大萧条以来，政治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变得尤为突出。政党需求迫使社会科学的学术声望遭到清算，大学沦为战时劳动力的储备库，为政党输送人才。在民主国家，治理一直缺乏学术传统，但经济萧条和战争的危机迫使各方寻求声望卓著的人才。不幸的是，社会科学创造了一种科学的终极假象，“科学”一词的使用助长了这种谬论的影响。对数学的深入研究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印象。帕蒂森写道：这适用于所有科学领域，但历史和经济学尤其如此。在历史和经济学领域，我们比任何其他领域都更强烈地感受到理论是为了解释事实而存在，而不是事实为了验证理论而存在。在这些实用学科中，我们较少受到科学崇拜的影响，这种崇拜困扰着更理论化的学科，在那些学科中，表达方式越抽象、越普遍越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还没有学会这种狂热崇拜。
研究和教学之间的差距已经明显扩大，导致研究得出的结论没有持续接受教学经验的检验，也无法与学生、与更广大的民主社会进行交流。看看那些专门的研究机构，这种研究和教育之间的脱节非常明显。这些机构可能隶属于大学，也可能独立，它们的工作人员不从事教学，不在隶属的大学兼职授课，也不在休假期间到大学全职任教。专业化意味着出现了与教学无关（或不太相关）的机构，它们也是在危机时刻容易被政党利用的组织。此类组织可以充当大学和政党之间的缓冲区，但缓冲效率低下。教学效率下降的缺点抵消了这一优势。专门机构提出的结论越来越难以被学生理解，反而更适合官僚主义的炫耀性展示。为大量学生提供教育，设立研究机构，这些趋势使得大学管理人员无法适应知识领域的最新发展。帕蒂森写道：文明进步必然导致应用领域的细化和细分，就像劳动分工一样，思想也需要分门别类。专业领域会不断细化成更小的分支，擅长某个领域的技能会越来越难与另一个领域的技能互通。一个学科研究得越深入，继任者要想追随前辈的脚步就需要花费越长的时间。为了避免过度专业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学习初期就打下广泛的知识基础、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协调运用思想要素就变得更加重要。
就像劳动需要组织一样，思想也需要组织。我们需要让大家认识到“广泛的知识培养”才是解决过度专业化问题的正确方法，并且理解这种卓越的思维能力、开阔的心胸、对事物本质的把握、洞察力、敏锐力和哲学思维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训练获得。
的确，我们远远低估了这种能力的适用性。我们认为，思想的扩展本身就是价值，并非仅仅是为了实用。但如果能够换个角度，强调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用性来引起人们的注意，那就这样去做吧，只要能让人们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就好。真正困难之处在于让那些没有这种能力的人也认识到它的价值。诸如聪明才智、技能卓群、表达流利、记忆力等等，这些能力在社会上都易于理解和认可。但是，说起经过精心培养的头脑，恰恰因为它超越了单纯的价值衡量标准，反而容易被人忽视。
【译者注】以上帕蒂森的引文都来自帕蒂森晚年的著作，参考Essays by the Late Mark Pattison 2: 398-399; 419; 424; 460.
公众舆论的迅速恶化证明了这一点。几年前，加拿大有一位总理提出了一个政纲，承诺每月向选民发放25美元，招致了广泛的嘲讽。据我所知，你们也出现过类似的现象。在社会科学的帮助下，我们提供的全面就业保障或更温和的合理就业保障远远超过了这一提议。研究也许让我们变得非常博学，但并不一定非常睿智。学术研究充斥着过分精巧的理论，忽略了显而易见的道理。从高度专业化的社会科学招募的庞大官僚机构迅速发展，导致教条主义迅速抬头，怀疑精神迅速衰落。民主国家正在被科研成果的作者统治，人民却无法理解这些成果。据我所知，在我的国家，官僚机构的人员习惯于在议会上敦促反对派议员遵循特定的政策路线，迫使政府成员屈服于他们的意愿。他们完全可以将洛克的话作为座右铭：“大多数人无法学习，因此他们必须相信。” “真理”取代了对真理的探索。人们很少尊重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芝加哥经济学派先驱）教授的主张：只有在少数领域（如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展，但这也仅仅是行为问题的整体考量中一个有限的视角。如果没有适当的伦理学和广义社会学，经济学在政策上没有什么话语权。直接就经济关系和义务进行说教，往往会产生负面影响。
由理想主义布道者鼓噪而产生的立法是弊大于利，公众在这种布道氛围下表现出的盲目崇拜或愈演愈烈的态度更是弊大于利。所有这些都是无知的必然后果，善良却莽撞的人试图干预他们并不理解、极其复杂精密的机制。基督教除了敦促人们“行善避恶”之外，并不能为社会行动提供具体的指导。
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反映了经济自由的增长。在试图发现自然秩序的过程中，政治经济学强调个人的地位。马歇尔与杰文斯（William Jevons）、瓦尔拉斯（Léon Walras）、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和庇古（Arthur Pigou）等人一起，扩展了均衡原理并扩大了数学的潜力。马歇尔所著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和《工业与贸易》（Industry and Trade）中出现的“自然不会突然跳跃”（Natura non facit saltum），“一即多，多即一”等短语都反映了这种哲学思想。这种将数学和生物学谬误结合的做法受到“文明是艺术”这一观点的挑战。汤因比（Arnold Toynbee）和文明研究者坚持认为，虽然“自然不会突然跳跃”，但文明恰恰就是这样进步的。经济自由紧随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之后出现，但它在西方文明中的根基并不牢固。就像最娇嫩的植物一样，经济自由首先会因公民自由的消失而受损。古典学派支持的经济自由假定政府奉行节约资源的政策，并主张废除浪费资源的重商主义政策。经济自由提倡，大型组织要相互竞争，为小型组织的发展腾出空间。国家则扮演维持公平竞争环境的警察角色。然而，古典学派政治经济学的成功（强调工业化和自由贸易的高效性）也暴露了自身局限。西方文明的进步带来了繁荣，使大型组织能够扩大活动范围，迫使国家进行管制。“烦扰的干预……权力对商业的粗暴对待”（帕蒂森语）变成了必要之举。行政管理需求的增加，也体现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对哲学重视程度的下降。大学课程越来越多地关注行政管理的日常事务和细节，学生学习的内容越来越繁杂，但涵盖的知识却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学生可以接受日常事务的细节培训，繁杂的行政事务也需要更多受过此类培训的学生。我们拥有了所有答案，却失去了所有疑问。随着国家权力不断增强，古典政治经济学地位下降，甚至有可能消失殆尽。艺术被科学取代，“误导我们的不再是诗歌，而是科学；不再是情感，而是计算”。政治经济学的进步局限于数学分析，研究范围缩小到少数专家手中，对哲学和政治背景的兴趣也随之减弱。人们虽然口头上宣称自由贸易优于殖民统治（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说：“当商品停止跨越边界流动时，军队就会开始流动。”），但自1914年以来，现代国家越来越依赖社会科学，思想也陷于僵局。政府委员会和皇家委员会的增设，都以某种方式将社会科学家纳入国家服务体系。为对抗国家干预，私人企业也需要聘请社会科学家提供服务。很少有经济学家会像亚当·斯密那样直言不讳地说（更没有谁能说得如此精辟）：“同行们聚在一起娱乐消遣，谈话内容最终也会变成损害公众利益的阴谋或抬高价格的诡计。”如今，经济学家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不管社会科学家是否被拉入政府部门、皇家委员会和业界，他们都会被政治和权力问题吸引。某种程度上，“经济学家”这个头衔能起到震慑作用，政治家会利用他们来维护政党和国家的利益。经济学家变成了“政治经济学家”。他们加入利益集团的斗争，对抗其他利益集团。他们加入国家，成为中央集权的一部分。社会科学的可传达性下降了，使社会科学家成了现代国家这个“大盗贼”的帮凶。在当前危机中，社会科学家被官僚机构吸纳，使公众暴露于铺天盖地的胡言乱语之中。北美地区在1812年的战争之后向西扩张，耗费了人民大量精力。杰斐逊主义的强大势力、杰克逊式民主的兴起和国家银行的废除，都凸显了农业的重要性。向大陆内部的渗透和不断增加的空间距离带来了对自由土地的诉求，并引发与南方“棉花王国”的冲突。南部大平原的沙漠地带阻碍了棉花种植的扩张，并导致领地奴隶制问题的争论，最终引发了“南北战争”。以棉花和蓄奴为基础的高度组织化贵族社会，长期且有效地抵抗着北方松散的民主社会。随着北方最终获胜和南方的崩溃，北方的政策占了上风。伴随着钢铁、煤炭和石油的生产以及铁路的建设，工业化快速发展。工业化得到了金融技术的支持，这些金融技术由“南北战争”期间的先驱者发明，如杰伊·库克（Jay Cooke）。自“南北战争”以来，共和党一党独大，民主党总统仅有克利夫兰、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民主党在南方和纽约等城市中心巩固了地位。![]()
最高法院建立在马歇尔奠定的基础之上，度过了南北战争的危机时期，并巩固了工业的核心地位。民主党在南方的力量不断增强。随着人口的城市化，最终产生对经济生活中新型控制的需求。没有庞大的军队、固定的教会和土地占有阶层，只有一部强调平衡的宪法，这加速了经济的发展，并有利于相对较少的人对自然资源进行战略控制。魁北克陷落后，加拿大与法国断绝了政治关系，巩固了圣劳伦斯河下游教会的权力。美国革命之后，反对独立战争的效忠派移民潮涌入，尤其涌入了沿海省份和后来的上加拿大地区（Upper Canada）。小型殖民地以军事化方式组织起来，作为抵御美国的一种手段。定居和土地政策反映了军事需求的集中化影响。来自大不列颠（特别是苏格兰）、美国和法裔加拿大的移民反对中央集权，甚至在1837年爆发了叛乱。威廉·莱昂·麦肯齐（William Lyon Mackenzie）深受苏格兰生活和传统的影响。在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新英格兰殖民地的议会传统得以延续。约瑟夫·豪伊（Joseph Howe）实现了责任制政府，避免了圣劳伦斯河的流血事件。斯特拉康家族（the Strachans）、戈尔特家族（the Galts）、麦克唐纳家族（the Macdonalds）和麦肯齐家族（the Mackenzies）等苏格兰裔势力主导大局，为政府发展过程中解决宗教、政治和宪政问题提供了方案，这些方案旨在促进修建运河和铁路等基础设施，以实现资本扩张。《联合法令》（The Act of Union）和《英属北美法令》（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都是为获得资本金而设计的工具。麦克唐纳家族的政治手腕主导了政治和宗教团体。邦联制没有提供像英美宪法那样权力制衡的基础。参议院的影响力被控制众议院和最高法院的手段所削弱，最高法院本身因为屈服而丧失权力。王室的影响力也逐渐被众议院削弱。亚历山大·麦肯齐（Alexander Mackenzie）内阁短暂的反对是唯一对中央集权的抵抗。控制宗教团体任务的复杂性在路易·里尔（Louis Riel）被处决后表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在征兵问题上，这削弱了中央集权集团的力量，并转移到另一个集团。双方都关注主要的资本扩张任务，主要是改善交通运输（铁路和运河），一方支持私营企业，另一方支持国有化。教会的统治、对军队的忽视以及没有土地的贵族阶级使得政府更容易集中控制铁路和自然资源。除了众议院，只有枢密院是抵抗联邦政府权力和支持省级权力的有效堡垒。各省通过语言、宗教、种族和对自然资源的控制进行有效的抵抗。随着立法委员会逐渐失势，各省政府的权力在与联邦政府的斗争中得到加强。加拿大的自由建立在枢密院的微弱支持和各省与联邦政府之间的持续斗争之上。议会的权力随着内阁独裁而削弱。加之，所有政党在扩大国家控制方面意见一致，这些因素都削弱了加拿大的自由前景。加拿大为了宗教、地域和种族利益而不断妥协，该国政坛上思想贫瘠的政治领导人只能装腔作势。南方邦联在内战中的失败终结了各种妥协方案，包括1854年至1866年的互惠贸易条约。随后，美国迎来了铁路建设、自由土地的占领和关税的征收。圣劳伦斯河畔的加拿大联合省（The United Canadas）被迫改善和扩大运河和铁路系统，并发展联邦制结构。联邦成立后，联邦政府修建了从哈利法克斯（Halifax）和圣约翰（St. John）连接大干线铁路的“洲际铁路”，并慷慨支持修建通往太平洋沿岸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政府和铁路公司积极与美国铁路公司竞争，招揽移民和资本。20世纪初，在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以北又修建了两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线。世界大战期间，这些铁路以及大干线铁路和“洲际铁路”都落入了联邦政府手中。南方邦联的失败和北方的咄咄逼人加速了加拿大的中央集权进程。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领导下的民主党在南方重新获得影响力，促进了与加拿大的合作。英国和北美惊人的经济扩张源于政治、宗教和经济自由。西方世界一个世纪的成就，已经在约翰·克拉彭（John Clapham）教授关于英、法、德经济史的鸿篇巨著，以及赖特（Chester Wright）教授的《美国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中得到详尽阐述。人口的巨大增长和重新分布、资本设备和产出史无前例的扩张、生活水平的飞速提高（称之为“支出”），以及重大战争的发动，都得益于机器工业效率的不断提升，影响交流和运输的发明创造，包括石油和水力发电在内的两种新型能源的利用，以及价格体系的日益增长。在商品生产和分配方面，国家的大规模援助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克拉彭教授在他三卷本著作的最后一句话中警告说，尽管如此：他们国家境况最差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已经是人类大家庭中的特权阶级了。当时，社会实验家们流行的说法是，只要组织得当，世界将变得富足。但这对于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口来说，根本没有意义，因为按照西方标准，他们连蔽体御寒的衣服和足够的食物都难以满足。尽管英国和其他白人国家的地位不像一些悲观主义者宣扬的那么岌岌可危，但也不是完全稳固的……
这些成就伴随着重商主义的崩溃和经济自由的兴起。然而，自由贸易从上世纪中叶的高峰（1854年至1866年，加拿大和美国之间建立互惠贸易条约，英国和法国之间建立科布登条约）开始迅速衰退。关税上升反映了民族主义抬头，从商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加之，经济自由下降。麦考利弗（Robert MacIver）教授将出生率下降、教条式宗教的衰落、金融支配工业、经济联合体蔓延、城市化增长和机械化视作这一时期现代社会的特征。在1817年6月22日的一封信中，华兹华斯写道：“除了知识以外的所有权力，都有一种无法克服的倾向，它会伤害行使权力之人的心灵（哪怕是通过知识发挥作用的权力）。”历史上所有存在过的组织，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最高原则都是维护权力。阿克顿勋爵用一句令人难忘的话总结了这一观点：“权力都会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权力会无限膨胀，它会超越国外的所有障碍和国内的所有制约，直到遇到更强大的权力为止。”“这产生了历史的韵律运动。” “对他人权力的渴望永远不会停止威胁人类，并且总能找到新的和不可预见的支持者。”“正是由于弱者在被迫之下联合起来反抗武力和错误，在过去四百年快速变化但缓慢进步的历史进程中，自由才得以保存、巩固、扩大并最终被理解。”【译者注】这些名言参见阿克顿勋爵的著作：Baron Acton, Lectures on Modern History (London, 1930): 340.权力就像一台机器，但驱动它的力量更多源于激情，而非知识。历史主要关注激情的作用和后果。无论是扳倒大臣的阴谋，还是改变整个大陆面貌的革命，推动世界运转的都是这种力量。激情创造并赋予权力活力，却将知识贬低成一名技艺娴熟的工匠，为其臣民打造枷锁。
一旦形成，权力就要维持自身。臣民能获得多少知识进步，全凭权力阶层决定。虽然知识本身也是一种力量，但当它成长起来，发现激情早已占据王座，就无法抬头，只能听任掌权者支配。
权力极度嫉妒，却并不明察秋毫。它一直对知识抱有疑虑，通常会加以压制和控制，但这种打压并非在所有国家都一样彻底，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就有所不同。正因如此，在这些国家，掌握知识的阶级能够从掌握土地财产（资本化权力）的阶级手中夺取相当一部分权力。
一旦获得自由，知识就会不可抗拒地增长。在英国，知识已经侵占了部分财产权，并且越来越想蚕食财产权。理论家将这种现象误解为一种普遍的进步规律，并将其归因于知识本身的活力和扩张。然而，欧洲历史揭示了截然不同的教训。它用血淋淋的文字记载着，当知识脱离权力和激情时，是多么脆弱，是多么无能为力。
文明生活在世俗之下。如果没有广泛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如果没有对自然的支配，就根本无法想象文明的生活。无疑，值得辩护的伦理应当谴责过度的权力，但它必须既包括正确使用权力，也包括通过正当的方法追求权力——为了正当的使用。
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现代国家权力的大幅扩张淹没了社会科学，导致权力被视为目的（end）而非手段（means）。制衡中央集权的措施曾经保障了个人地位，如今却不再重要。曾经增强个人地位的市场价格体系和科技进步也为国家扩大权力提供了支持。军国主义和庞大的公务员队伍侵蚀了自由。经济自由反而成为了限制公民自由的基础。技术单元规模的显著增加使权力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物理学和化学支配着生物学领域。国家促进和控制这些权力，使之集中增长，以此来增强自身力量。这些权力的集中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息息相关。乔治·昂温（George Unwin）教授说，虽然国家由一群秃头男人在办公室里领导，但随着公务员队伍的不断扩大，国家的运转也变得更加僵化和强势：尽管我钦佩公务员队伍的许多品质，但我担心，在对抗极权国家、保卫国家安全时，他们正变成沉重的负担。他们束缚我们的活力，扼杀和漠视我们的想法。
在加拿大，内阁篡夺了议会的权力，并且通过发布枢密院令的方式扩大政府权力。责任制政府在纽芬兰悄无声息地消亡了。美国迎来了第三个总统任期，英国则转向了国家政府（national governance）。当我们关注现代学术问题时，不禁要面对已经来临的新黑暗时代。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复苏必然会很缓慢。如果不付出巨大的努力，英国的大学也无法在过去五十年间取得巨大成功。在北美，我们也看不到学术繁荣的潜力。有人说：“在所有实用技术中，教育似乎是最繁琐的方法，用最奢侈的投入却产生最少的成果。”为了培育学术这株幼苗，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休谟认为：“对于人民而言，如果没有自由政府的恩惠，艺术和科学就不可能兴起。”法律带来安全，安全孕育好奇，好奇产生知识。所有这些因素使自由政府成为艺术和科学唯一合适的培育之地。有限的领土既限制了权力又限制了权威。将国家划分为小国有利于学术，因为它既能阻止权威的进步，也能阻止权力的扩张。雄才大略的天才在共和国里更容易取得成功，细腻的品味则在君主国里更加盛行。因此，科学更像前者的自然产物，优雅的艺术则是后者的自然产物。当艺术和科学在任何国家达到顶峰时，从那一刻起，它们就自然且必然会衰落，并且在它们曾经繁荣过的国家很难复兴。这就是艺术和哲学的功绩所在，它潜移默化地改善了我们的性情，指引我们通过持久的意志和反复的习惯培养而努力达到。产生伟大哲学家、政治家、著名将军和诗人的时代，也往往会涌现出技艺高超的织工和造船工人。勤奋、知识和仁慈紧密相连，经验和理性都能证明，它们是更文明、更舒适时代的特有产物。我们试图指出有利于自由发展和学术传播的环境。罗马帝国的政治权力崩溃之后，罗马教会的精神权力随之崛起。从政治权力到精神权力的转变有利于学术的发展，但精神权力的组织导致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的决裂、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也导致学术中心向荷兰转移。狂热源于旺盛的精神和自以为是的鲁莽，它当然会产生最极端的决断，当这种狂热上升到一定高度，被迷惑的狂热分子自以为得到了神圣的启示，并蔑视理性和道德的常理。
宗教改革后，教会不再像自基督教诞生之日起那样教育人类。从那时起，人类的教育被托付给了不记名且不负责任的印刷媒体道德家们。这种教育仍在继续，但它处在教会之外，受到教会的禁令。另一方面，从教会的世俗利益（作为一个法人实体）来看，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意大利政治家们选择无知和大众作为教会权力大厦的坚实基础，这是一种明智的本能。由知识精英组成的贵族阶层是非常不稳定的机构。从长远来看，权力总是会找到回归大众的道路。印刷媒体有时会带来麻烦，但大多数人只要愿意，总是可以束缚它。
教会一旦恪守了它所认可的不可改变的关键原则，就再也无法摆脱不断累积的失误——政策或原则的错误。所有长寿的社会，即使是管理最好的社会，都有可能犯这种错误。因此，天主教教会从未重新融入欧洲进步的共同轨道。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各国的社会改善都发生在教会之外，并且不顾教会最激烈的反对。教会一直是那些睿智善良的人试图利用过去经验纠正立法错误或缓和政治制度严酷压力的坚定敌人。
自16世纪以来，教会权力一直在衰退，但仍顽固坚持从未动摇。结果，我们的知识和政治积累都位于教廷之外，即使不在基督教之外，也肯定在西方教会这个历史悠久、令人尊敬的机构之外。教会一边软弱地坚持着，一边以宗教的名义诅咒人类理性和天才的所有凯旋，这种做法常常招来嘲讽者和讽刺作家的讥笑。
现在，教会开始在我们中间唤醒另一种想法。我们现在哀叹教会的立场，认为教会是西方知识与宗教传统重合的巨大障碍，这种融合应被视为社会在可预见的未来避免危机和革命的基础条件。我们没有嘲笑教皇权力诉求的无能，而是对人类的非理性感到震惊，竟然在这个坚不可摧的堡垒占据如此强大的力量。
学术退到了权力中心的边缘区域。宗教自由出现在荷兰，经济自由则出现在苏格兰和北美殖民地。19世纪的成就包括英国和美国的学术复兴，但世纪末期却乌云密布，最终演变成思想专制。政治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和宗教自由的环境下蓬勃发展。然而，当政治经济学屈从于数学抽象和科学理论，沦为现代国家中央集权的工具时，它就枯萎了。社会科学的问题正是西方文明的问题所在。我们指出文明史上科学、思辨、教育这三者的普遍事实就足够了，这就是教育本身的历史。因为教育仅仅是我们传播文化的一种本能的自然结果，这种本能会随着文化本身的兴盛和发展而变得活跃。技艺的拥有者会渴望垄断它，天赋才华会引起钦佩，但不会引发共鸣。思想和品格的提升则寻求传播，分享的人越多，我们的收获就越大。思想会相互吸引，即使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能力理解它，但也能意识到这一点。
翻阅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重大的时期（4世纪中期到5世纪；拉丁语哲学的消亡），在这两个时期里，思想活动本身被扼杀。随之而来的是高等教育的衰落。
我们不禁要问，我们是否正处于第三个思想倦怠期的开端。我们必须结合大学的作用来看待社会科学在西方文明中的地位。大学的最大作用是发挥稳定因素。在文明史的不同时期，大学在发挥这一作用时各有不足，但大学一直是最优秀人才的宝库。相对于情感，大学更偏爱理性；相对于卢梭，大学更偏爱伏尔泰；相对于权力，大学更偏爱说服；相对于子弹，大学更偏爱选票。拉什达尔（Hastings Rashdall）曾描述巴黎大学在法国的影响，它遏制了教会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中表现出的危险倾向。巴黎大学必须继续发挥重要作用，遏制所有权力机构都会出现的危险极端。现代国家的兴起和舆论专制所表现出的现代文明的极端倾向迫使大学予以抵抗。为应对新官僚体制的要求，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是日益专业化。这也威胁到了大学的影响力。大学必须否认一切社会科学结论的终极性。大学必须坚决抵制对世界问题的任何单一解决方案大加赞赏，否则就无法发挥大学作为文明发展平衡因素的作用。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还是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案，抑或是任何其他解决方案，都不能被视为最终方案，只有这样，大学才能继续办下去，文明才能延续下去。在大学里，社会科学的任务是指出文化环境的局限。对文明的贡献将取决于大学能否成功完成这项任务。如果它们失败了，就会造成混乱。需求和供给曲线的应用可能有助于确定它们的局限，但文明的特性表明，这个问题属于哲学，需求和供给曲线无法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