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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之后：科学、医学与现代中国的性转
After Eunuchs: Science, Medicin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x in Modern China
作者：姜学豪（Howard Chiang，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系）
译者：陈荣钢
来源：同名著作（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8）导论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一类性别模糊的人物尤为突出，那就是太监。据一些医书记载，天生具有两性生殖器的婴儿会被送入皇宫成为“天阉”。但更多情况下，正常的男孩会在相对年幼时通过阉割手术变成太监。这群阉割过的男性，通常从宫中地位低下的仆役开始职业生涯，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掌握着巨大的政治权力。与东汉（25-220）和唐朝（618-907）的太监一样，明朝（1368-1644）的太监也许是最臭名昭著、研究最多的阉党集团，他们对国家施加了巨大的控制力。明朝覆灭后，满清皇帝在整个清朝（1644-1911）对太监的活动施加了更大的限制，并减少了太监的任用。朝臣、文人和其他文化精英常常抨击太监制度，他们认为这些阉割过的男性行为腐败，缺乏文人修养。有趣的是，中国早期关于阉割的批判话语往往忽略了“性身份”的问题。命运并非由解剖结构决定。在20世纪以前，中国男人和女人很少仅仅依靠生物学上的“事实”来确定社会分工。诚然，自古以来，医师就根据性别来区分身体。他们会干预分娩和妊娠，有时还会为女性单独开药。然而，他们的思想主要建立在一种阴阳双性的医学模型上，历史学家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称之为“黄帝之体”，这种模型既根植于身体和空间位置的概念化，也根植于阴阳宇宙观。直到宋朝（960-1279），随着妇科的成熟，才真正出现了独立的女性疾病治疗科室。在欧洲，直到启蒙运动时期，医生和哲学家才将他们对男人和女人的看法从单一性别的两种版本转变为不可通约的相反面。性别等级在儒家父权规范中占有突出地位，彰显了儒家父权的文化主张，但是，中国的医生直到19世纪才在人体组织中识别出性别的根源，早期妇科专家（当时均为男性）更关注血虚等身体过程的生理症状。相比之下，20世纪80年代男科的诞生和发展强调生殖器官生理学以及性社会心理基础的重要性。本书分析从妇科到男科的转变过程，探索这些性行为的新型身心生物学如何出现在近代中国文化中。在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生物医学日益增长的全球化下，性别、性欲和身体的含义不断变化。最精通自然研究的学者不一定对“性”这个概念非常感兴趣。明朝李时珍（1518-1593）撰写了《本草纲目》这部药物学的代表作，至今仍被认为是中国医学最权威、最全面的医学百科全书。李时珍提出了一系列人类生殖异常类型，包括五种“不男”和五种“不女”。这些残缺的“不男”包括天、犍、漏、怯、变，都不能生育后代；而缺陷的“不女”则无法成为母亲，包括螺、纹、鼓、角、脉。李氏分类法是中国晚期帝国关于“两性畸形”最系统的分类，他仅根据生育能力来定义性规范的边界。现代生物医学对生殖器解剖、内分泌、染色体和性心理学的理解都超出了李氏的知识体系，它们似乎是自然界定义性别的普遍特征。尽管后来一些妇科医生在诊断女性疾病时更加重视子宫和乳房，但他们很少将这些器官的独立运作视为性别表达异常的原因。大约在20世纪初，性这个概念才慢慢进入中文词汇表。早在洋务运动（1861-1895）时期，随着中国文化和社会中心从内陆转移到沿海地区，传教士医生致力引进西医，建立新的疯人院并翻译现代解剖学知识。他们尝试用西方的生殖解剖学重新定义中国人对性差异的理解。西方生物医学认识论从精英医学界向大众文化逐渐传播，并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顶峰。中国生物学家借鉴欧美国同行的研究，倡导一种两性异形（dimorphism）的性观点，认为两种性别的身体形态和功能相反、互补和根本不同。他们的著作突出“原始性征”、“第二性征”和“第三性征”之间的认识论联系，赋予“性”以完整的视觉特征。他们将这些联系扩展到所有人体/非人体之间的生命形式，并试图用基因决定性别的理论来解释两性畸形。随着时间的推移，生物科学的视觉证据以一种新的规范视角重塑了现存的性别界限和两极分化。生物科学将性别自然化（bioscientific naturalization）的过程恰逢清帝国的崩溃以及女性教育改革运动的空前成功。在这个政治背景下，太监制度的消亡与反对缠足的话语交相呼应。三种声音共同促成了记录中国阉割方法的“档案”形成，这在19世纪末之前缺失的证据库。这三种声音分别是西方观察者、太监自己以及皇室家族成员的最后声音。留下的照片、文本和口述记录引发了一种反太监情绪。随着西方生物医学的视角在现代重新审视太监的性别身份，中国与“阉割文明”的隐喻联系也逐渐加深。因此，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过渡阶段，当时，阉割过的男性身体（与女性的裹脚和麻风病人的残疾身体一起）与整个中国的政治实体格格不入。那些年，人们对太监性身份的兴趣日益浓厚，这在早期的阉割批评中也并不存在。换言之，西方生物医学的霸权促使太监越来越多地与名义上的“第三性”标签联系在一起。太监制度的消亡标志着性概念本身的诞生。20世纪初，“性”这个词带有了男性和女性生物学的视觉内涵。在科学和通俗的表述中，女性和男性分别被简单地理解为“雌”和“雄”的人类。大多数观察者都坚持生物决定论。为了描述性别的不同组成部分，他们会在不同的视觉表现层面思考生殖器官解剖学、形态特征和性染色体。然而，在“五四运动”（1915-1919）之后，像张竞生（1888-1970）和潘光旦（1899-1967）这样的反偶像知识分子认为，人类潜藏的爱欲本质也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被发现和认知。他们认为，性不仅是一个可观察到的特征，也是一种渴望。尽管他们的对话者也存在异议，但这些“五四”公共知识分子在共同努力效仿欧洲的性科学。他们翻译西方性学文本、概念、方法和推理方式，提供了重要历史条件和手段，把“性”作为经验知识的对象。因此，“五四”时期中国性学的学科形成，为性的科学含义增添了新的“肉欲”（carnality）元素。激素的概念为中国性研究人员、小报撰稿人、通俗作家和社会评论员提供了一个新的科学基础来讨论性别和人体。从2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借鉴了西方内分泌学家的普遍双性恋理论，该理论认为每个人都部分是男性，部分是女性。这种化学和量化的性定义得到了欧洲部分实验室的支持，尤其是在维也纳，那里进行了著名的动物性别逆转实验。20世纪初，这些实验的有趣结果引起了全球科学界共鸣。在美国，生物学家将性别想象成“可塑的二分体”，这使他们能够自由地宣称性二元论在不同程度上的流动性和僵化性。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其他性研究人员也对普遍双性恋的有效性进行了辩论，他们梳理了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之间的区别。随着中国科学家根据这些外来思想和实验结果探索变性的可能性，他们引用本土生殖异常案例（例如太监和雌雄同体）作为参考点——最重要的是，用生物性别的全新语言重新描述了这些旧现象。与此同时，30年代中期，天津女子姚锦屏（生于1915年）一夜之间变成男人的新闻轰动事件，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人类变性潜力的认识。到了20世纪40年代，这些认识论的转变在通俗小说对变性的描写中得到了最有力的宣扬。科学家和医生试图确定性别的技术定义，非专业人士也开始更严肃地关注并扩大该领域的社会价值。源自生物学、性心理学和内分泌学的多重解释在民国时期充斥着中国文化议程。反缠足运动和阉割制度的消亡已经让公众熟悉了“自然”的男性和女性身体形象。浪漫爱情的新观念开始促使人们打破传统的包办婚姻，组建核心家庭。弗洛伊德和其他性学家的通俗版本强化了人们将“性心理的发展”视为个人主体基石的认识。男性和女性同性恋关系的叙述，唤起了人们对于恰当和不恰当性取向观念的复杂联想。同样，妓女的故事也在大众媒体上激增，并反复出现关于“正当性行为”的矛盾信息。大众媒体上，性和变性成为视觉文化的主流。总而言之，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从整体到细节都经历了“性化”的过程。当性别的界限不再像过去那样不可逾越时，人们迎来了中国第一位公开的跨性别者——谢尖顺（生于1918年，下图）。国民政府迁台之后，台湾本土医生将男性转女性的成功手术登上了新闻头条。好事者经常将谢尖顺称为“中国克里斯汀”，这影射了美国的一位跨性别名人克里斯汀·约根森（Christine Jorgensen，1926-1989），这位曾经的美国大兵于1950年春天赴丹麦接受了性别重置手术，并因精心打造的迷人女性形象而迅速成为全球家喻户晓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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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一周内，台湾媒体对谢尖顺的描述就从一个因性别不明而引发公众不安的普通人，变成了一个跨性别文化偶像。谢尖顺和其他变性故事表明，国民政府继承了民国时期科学全球主义带来的西方生物医学的性认知，这种医学世界观尤其利于冷战早期盛行的美国医疗模式。从肉体和地缘政治安排的角度来看，医学科学知识与身体变革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历史上最终导致变性现象首先在台湾等后殖民太平洋沿岸地区出现，台湾在地理和文化上处于中国化和跨太平洋美国霸权的重叠边缘。从太监到跨性别者，本书修正了中国只有在70年代末经济改革之后才“打开”全球性观念和实践的观点。借鉴越来越多的修正历史学著作，本书大部分内容强调，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性认同和欲望现代定义的更早、更关键的转折点。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民国初期的现代化精英未能引入新的、舶来的变性观念，而只引入了“异性恋”这一性行为概念。与此不同，本研究聚焦于边缘性行为，并给出大量相反的证据。本研究借鉴科学出版物、医学期刊、报纸剪报、通俗杂志、小报、学术教科书、小说和期刊文献以及其他以前未发掘的文献资料。同性恋欲望话语的演变和性别规范的生物化构成了两个认识论的断裂，使民国时期性别、性征和性欲的不断变化的相关性变得复杂。战后台湾媒体对变性手术的广泛关注标志着这些早期发展的高潮。《性科学》第二卷第四期（1936年）
这部著作将知识、社会和文化史交织在一起，旨在实现三个目标——性知识如何成为塑造中国现代性的关键因素；身体作为中国民族主义和性社会意义相互转化的催化剂；通过对性科学的视觉和概念分析，在中国的太监制度消亡和跨性别者出现之间建立一种系谱关系。这一谱系将中国现代“地理身体”这一未被充分探索的历史映射到生物医学化的人体历史上。 “中国”和“性”这两个看似不可改变的结构的共同演变，揭示了殖民现代性在20世纪逐渐被中文语境下的阐述所取代的过程。本书聚焦于性史，但一开始读者可能直觉上并不理解为何要通过科学和变性的视角来探索这段历史。虽然追踪中文“性”字的词源是一项貌似合乎逻辑的任务，但本书采取了一种略微不同的方法。贯穿以下章节的中心主题是将“性”作为一种认识论概念来对待，而不仅仅是一个词。熟悉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读者会很快注意到，他的谱系学研究方法与本书方法论所依据的方法（从词源转向认识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接下来，我将解释本研究为何以及如何采用这种科学研究的历史认识论分析方法。粗略回顾一下20世纪头十年出版的中文书籍，就会发现“性”这个现代汉字没有出现在任何书名中，以生殖医学为主题的书籍也是如此。严格来说，在20世纪以前，“性”这个字并不表示“sex”，女性主义批评家们也指出，在清朝晚期和民国初期，将“gender”翻译成“性别”并不合适。例如，在《新华字典》（2004年版）中，“性”有多种解释，包括本能、天性、气质、禀赋、事物的或人的本质、生命等等。而在这些含义下，都有大量经典文献可以佐证，例如孟子引用告子的话：“食色，性也”（《孟子·告子》），这里的“性”自然本能，而非由“色”表达的性。孟子在《孟子·告子》篇中还提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里的“性”表示的是天性或秉赋。佛教典籍中也使用“性”来表示事物的本质，与“相”相对，后者表示事物的表面现象。然而，当《新华字典》解释“性”与“sex”相关时，却没有列出相应的经典文献来源。历史学家Leon Rocha指出：“如果字典试图记录常用词语的用法，那么直到20世纪，‘性’仍然表示上天注定的事物，它所代表的是未被性别化的先天人性或本质概念。”在词源考证方面，Leon Rocha提出了两种主要的解释，说明“性”如何到20世纪20年代开始意味着“sex”。首先，他将这种关联的起源追溯到叶德辉（1864-1927）1907年编写的《素女经》序。Leon Rocha认为，“性”与“sex”含义的首次关联出现在以下句子中：“性学之精，岂后世理学迂儒所能窥其要眇。”需要注意的是，“性”与“sex”的关联最初出现在术语“性学”之中，该术语后来成为sexology、sex science、sexual sciences、sex research等英文词的标准译法。有关性学这门学科的形成将在本书第三章讨论。目前，我们可以从“性”的这种首次指涉中得出结论——它至关重要地依赖于对性的科学化、自然化理解，这与传统表达中淫、色和癖所代表的负面或道德化内涵截然不同。20世纪10年代，一些中文白话出版物谈论女性和女性主义，开始将“性”等同于“sex”，用来指代男女关系或性欲。现代“性”的定义另一个重要词源来自英语单词“sex”的日语中介翻译。在这个词源路径中，20世纪20年代代表着一个分水岭，因为“性”首次在日语参考书中被制度化。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出版的日语词典都没有收录“性”（sei）一词，包括大槻文彦（Ōtsuki Fumihiko）的《言海》（Kenkai，1891）、大和田建树（Tateki Ōwada）的《日本大辞典》（Nihon da jiten，1897）、金则庄三郎（Shozaburo Kanazawa）的《字林》（Jirin，1907）、重野安绎（Shigeno Yasutsugu）的《三省堂汉和辞典》（Sanseido kanwa dajiten，1910）以及松井简治（Matsui Kanji）和上田万年（Uedo Kazutoshi）的《大日本国语辞典》（1915）。1927年，落合直文（Ochiai Naobumi）和芳贺矢一（Haga Yaichi）把“性”等同于“sex”：“性，英文sex，指男女在心理和生理上的差异。”但Leon Rocha敏锐地指出，一些20世纪20年代之前出版的日英词典其实收录了“性”一词。直到20世纪，中文的“性”字在日语中也用来表示自然、生命等含义。从19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该汉字开始被用来表示sex，这种新用法在20世纪20年代变得更加流行，取代了类似中文和日文的“色”。……表示sex的“性”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一个时髦词。由此，我们可以大胆假设，日本人比中国人更早地使用“性”这个汉字来翻译“sex”和“sexuality”。
“sex”这个词翻译成“性”这一奇怪历程，印证了翻译理论家刘禾所说的“回译汉字”（return graphic loans）：“日本人使用汉字来翻译欧洲术语，然后这些新词又被引入回汉语。”具体来说，这些回译汉字“带着被改变的根本意义被重新引入汉语”。因此，鉴于20世纪之前“性”除了sex以外的所有含义，我们现在将性欲、性行为、性解剖等概念与中文“性”字的对应关系理解为这些20世纪初新词创造的产物。日语“性”的翻译轨迹，反映了我们研究的其他核心词语（尤其是“科学”）翻译过程中更广泛的历史模式。在古代汉语中，“科学”的字面意思是“科举的学问”。然而，经过日本借用该术语（kagaku）之后，它在20世纪的中国变成了“科学”。这种中介翻译的历史直接影响了知识生产的含义和实践。20世纪20年代以前，江南制造总局、上海商务印书馆等机构云集了科学思想家、文人、传教士和语言学家们。他们共同参与了“打破常规”的科学翻译、外国文献编译和改写工作。例如，江南制造总局采用临时应变的办法，将18世纪的“畴人”和19世纪的“格致”重新挪用，用来指称“通过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翻译互动建立的开放式学习领域”。在商务印书馆的“转译—编译”活动中，这一点也得到了体现。1908年至1917年间，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了《植物学大辞典》和《动物学大辞典》。这两部辞书的制作过程表明，编辑们将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1707-1778）和米歇尔·阿丹松（Michel Adanson，1727-1806）的分类体系与中国古典训诂学传统的实践经验相结合。历史学家孟悦指出：“这些百科辞典的功能与完全‘接受’明治时代词语和术语的使用相反，它们通过语言学的方式保存了普遍概念的替代历史，并为即将变成‘地方知识’的东西进行协商。”换句话说，这些跨文化活动参与者通过证明不同知识体系的可翻译性，来支持知识生产的普遍性。20世纪初，通过日语媒介将“science”翻译成“科学”的过程，削弱了“畴人”和“格致”在认识论和实践上的潜力。这种媒介翻译过程将这两个词都等同于“中学”，并将它与“西学”对立起来。保守派的官员，例如翁同龢（1830-1904）和张之洞（1837-1909），以及维新派人士，例如梁启超（1873-1929），都将“科学”这一新概念等同于“西学”，并将其与“中学”、 “畴人”和“格致”对立，认为它是等级更高的知识形式。到了20世纪初，“畴人”和“格致”失去了19世纪科学实践中的全部特征。同样，当胡适（1891-1962）和王云五（1888-1979）等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取代商务印书馆早期的一批训诂学编辑人员时，该出版社历史上更早、更具创造力的阶段（孟悦称之为“符号现代性”的时代）也就宣告结束。因此，尽管本书的时间顺序恰恰始于这种“符号现代性”的终结时刻，但它绝非试图抹平早期科学实践中丰富而多产的元素。汪晖认为，当新文化运动的主流知识分子，例如陈独秀（1879-1942）、胡适、吴稚辉（1865-1953）和丁文江（1887-1936）等人采用“科学”的翻译时，他们的努力既反映了，也促成了中国近代早期思想的根本重组：“公理世界观”取代了传统的“天理世界观”。公正、社会合法性、个人权利等问题的论述都借鉴了客观性、有效性、合理性等新的抽象科学词汇。“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诞生与一种新的“近代科学世界观”在中国的兴起直接相关，本研究将这种联系与“性”这一概念的认识论结合起来。换言之，研究将我们的注意力从20世纪初立宪派（如梁启超）与革命派（如章炳麟，1868-1936）之间的民族主义论争中转移出来。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指出，他们各自对民族国家公民身份和反满汉民族主义的看法主要围绕着种族和民族问题。因此，本书旨在将我们的分析视线重新聚焦于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但同样突出的性别问题。为了“绘制”性概念的地图，我将重点关注现代“性”定义凝结的一些关键认知节点。Leon Rocha所做的词源学研究当然具有启发价值，但是词语本身就具有超出纯粹语言界限的生命力。词语被用来使某些陈述具有意义的方式表明，它们的“历史”和“历史性”远远超出了词源学的范畴。例如，关键术语的社会意义不仅来自于它们作为特定词语的作用，还来自于它们的可理解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讨论和知识生产的语境）。在这里，我与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关键词”（keyword）方法分道扬镳，而是采用阿诺德·戴维森（Arnold Davidson）、伊恩·哈金（Ian Hacking）、洛兰·达斯顿（Lorraine Daston）和汉斯-约尔格·莱茵伯格（Hans-Jörg Rheinberger）等科学哲学家发展出的历史认识论方法。某些翻译术语在中国精英和大众的民族建构话语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例如“科学”、“种族”和“性”，因此它们的“概念偶然性”和“历史性”与它们的词源起源一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它们的文化传播。正是词语的认知层面（它们的认识论条件）构成了我对性进行谱系分析的重点。这里所说的“认识论”，我遵循法国传统，特别是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和福柯的著作，用来反思“事物如何以及通过何种手段成为知识对象的历史条件”。这种认识论定义不同于古典传统，后者更关注什么使知识成为科学的命题。换句话说，本书采用的历史认识论方法并不是援引某种关于知识结构和本质的科学基础的知识理论，而是主要关注“产生科学知识的过程以及它被启动和维持的方式”。莱茵伯格将这种转变描述为“问题情境的转变”：“从认识主体角度反思概念和对象之间的关系逐渐被从待认识的对象出发反思对象和概念之间的关系所取代。”基于这种历史认识论方法，本书将“性”视为一个概念，视其为相应的科学认知对象。我们不能假设，性与科学的历史关系本质上固定不变，也不能假设，只需要获得一个未经掩饰的“性”概念即可。这将落入古典认识论的窠臼。本书方法基于一个更有效的出发点，这种方法与上述假设相反。我将探究，必须建立哪些条件，才能使作为“sex”的“性”在“历史可变条件下成为经验知识的对象”。我的核心论点是，“性”的现代表述取决于20世纪初新知识结构的兴起。这些知识结构形成了一个“认识论的纽带”。围绕着这个纽带，生命的视觉领域、人类欲望的主体性和身体的可塑性在“性”的概念中交织在一起。“sex”变成“性”，这个历史进程反映了“性”在认识论上对人性的指称发生了更广泛的潜在转变——从坚挺的事物本质转变为可变的逻辑指涉物。这一转变引发了同时发生的其他演变。性别的身体（子宫和睾丸）从宇宙力量的产物转变为性别差异的决定因素。由于科学家们努力普及生物学、性学和内分泌学的观点，并以零散的方式向更多公众进行宣传，“性”在20世纪有了“sex”的含义时，获得了新的可见性、可塑性和弹性元素。这三个历史认识论条件将在本书的后续章节中分别进行探讨，但首先，我们必须关注为“性”本身的出现铺平道路的全球地缘政治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