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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模拟到数字
From Analogue to Digital
作者：罗伯特·哈桑（Robert Hassan，墨尔本大学媒介与传播系）
译者：陈荣钢
来源：The Condition of Digitality: a Post-modern Marxism for the Practice of Digital Life（威斯敏斯特大学出版社，2020）第三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技术变革风起云涌。计算机也不例外。一个曾经沉睡的领域被新的政治和经济需求唤醒了。因此，在计算机研究的最前沿，一场变革正在进行。数字逻辑成为一种潜在的更精确、更高效的信息处理方式。在早期阶段，该领域的主要思想家们认为，新型数字机器与模拟机器之间的本质区别需要被讨论，进而更好地理解它们。例如，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在1948年的著作《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一书中这样写道：目前有两大类计算机。一类是布什（Vannevar Bush）的差分分析仪，被称为模拟机器（analogy machines）。其中，数据由某个连续刻度上的测量值表示，因此机器的精确度由刻度构造的精确度决定。另一类机器是加法和乘法运算机，我们称之为数字机器（numerical [digital] machines）。其中，数据由一组在若干或然率（contingencies）中的选择来表示……我们看到，对于高精度的工作……数字机器更可取……那些根据二进制尺度构建的数字机器，每次选择都是二选一的选择。
维纳将他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开创性的人工智能研究与他为美国国防部进行的研究结合起来。在“冷战”日益激烈的时期，控制论成为计算机科学的一个新兴分支，具有潜在的颠覆性。美国国防部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精准、安全的指挥控制系统，能够瞄准和操控核武力和常规载荷。维纳的研究表明，数字计算对军方的需求而言是更有效的选择。数字控制论系统也许是这项任务的最佳选择，但维纳意识到，这项新技术可能带来一个严重的伦理问题。他在《控制论》一书中写道，虽然“尽可能消除人工参与复杂的计算过程”有其好处，但人类的控制权必须“在整个过程的开端和结尾”得以保留。换句话说，尽管人类像他的模拟计算机一样，在准确性和速度方面存在局限性，但他们仍然必须始终控制指挥控制过程的开始和结束，尤其在进攻性武器系统中。维纳宣称，人们必须参与这些关键环节，以便进行依赖特定情境和条件的伦理评估。诸如信任、直觉和经验等人类特质无法委托给高度自动化的机器。然而，在50年代日益有可能演变成热战的“冷战”背景下，将军们并没有在计算中过多考虑制胜武器系统的伦理合法性，因此维纳的要求被忽视了。维纳对军方的忽视感到愤怒，并将这种愤怒倾注到1954年出版的《人有人的用处》（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一书中。这本书是一个扩展理论，论述了人类对日益增长的数字系统的控制需求，这些系统的内在逻辑是专门为消除人类参与而设计的。在该书的附录中，维纳收录了他写给美国军方的一封信，信中回应了军方对有关他控制论研究的科学论文请求。他们想就如何完善“可控导弹”项目寻求建议。维纳在信中说，他不会再帮助他们，甚至不会提供他已绝版的研究成果。他在信中继续批评曾从事原子弹研究的同事道德空虚，他们选择成为军工系统的一部分，而军工系统正在创造战后的计算机革命：从事原子弹研究的科学家们的经验表明，在任何这类研究中，科学家最终都会把权力交到他最不愿意信任的人手中，让他们使用这些权力。
维纳的经历表明，军事上的权宜之计通常会压倒对计算机开发和应用的任何道德关切。更重要的是，这种权宜之计也扼杀了机构对围绕模拟和数字计算机系统以及人类与这些系统交互本质的更广泛哲学问题的持续兴趣。不过，维纳在军事以外的领域也很活跃。例如，梅西会议（Macy Conferences）是1946年至1953年间在纽约举行的一系列知识分子聚会，旨在讨论计算机、哲学、心理学和其他领域的新研究。这些会议的具体目的是打破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存在的专业界限，看看更多的跨学科方法能产生什么样的见解。1950年3月会议的一个主题是“有关中枢神经系统数字概念的一些问题”。会议由著名神经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拉尔夫·W·杰拉德（Ralph W. Gerard）主持，大家讨论了模拟与数字问题。杰拉德后来与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数学和物理学家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以及诺伯特·维纳就神经系统和大脑的模拟和数字特性进行了讨论，并将讨论结果记录在案。然而，我们会发现，在他们的交流中，学科界限牢牢固定下来。部分原因是，“模拟”和 “数字”这两个词的定义问题立即成为了难题。在杰拉德的一段记录中，人文学者格雷戈里·贝特森被一屋子数学和计算机领域的世界权威们比了下去，因此他主要以提问为主：模拟与数字的对立让我有些迷失方向。……梳理一下我们的词汇是件好事。我们有“模拟”一词，它与“数字”相对。我们还有“连续”一词，与“不连续”相对。还有“编码”这个词，对我来说很模糊。
接下来，科学家冯·诺依曼和维纳就定义问题进行了简短而自信的来回讨论。然后另一位科学家杰拉德插话了，他使用了一个与维纳1948年著作中提到的类似比喻。但他用的措辞比维纳更华丽一些，不用太费脑筋就能理解，这多少有些傲慢的意味，毕竟贝特森是人文学科的代表，人少势微：在模拟系统中，两个变量中的一个对另一个是连续的，而在数字系统中，变量是不连续和量化的。模拟系统的原型是计算尺，在计算尺上，数字表示为距离，距离越大，数字越大，两者之间具有连续性。数字系统通过整数来改变数字，如从3到4的变化，无论多么微小，都是不连续的，原型是算盘，算盘线一半的珠子根本不计数，另一半上的珠子则作为一个完整的单位计数。使电灯持续变暗或变亮的变流器是模拟系统；使电灯开关打开或关闭的墙壁开关是数字系统。在模拟系统中，存在着连续性关系；而在数字系统中，存在着非连续性关系。
“梅西会议”的讨论从未超越这一初级定义阶段，总体而言，从未对模拟机器和数字机器进行过系统的、甚至是略有前景的比较。关于神经系统和大脑的模拟和数字特性，也有过一些讨论，但都没有什么进展，贝特森也从未参与其中。会议记录显示，杰拉德在（会议上）奉承冯·诺依曼的“专家指导”之后，认为尽管神经系统和大脑都具有模拟和数字功能，例如连续和不连续（电信号流动和突触发射），但研究和理解仍处于初级阶段。随后，冯·诺依曼彻底结束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他发表了僵硬的评论：“很难给出精确的答案，我们屡试不爽，但很难给出精确的定义。”会议记录表明，这位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为科学说尽了好话，贝特森这位更懂哲学的人类学家却孤立无援，一直在这个问题上“迷失方向”。尽管这些摇摆不定的讨论成效甚微，但它们在更广阔的层面上产生了影响。它们逐渐演变为当时正日益固化的关于数字计算的普遍态度。这种态度深受“冷战”时期军工复合体的思维定式塑造，助长了一种以工具理性和应用为导向的科技发展观。这种去道德化的工具主义在当时一个封闭的科学精英圈子内尚可维持，但弊端几十年后逐渐暴露于世人面前。例如，管理学理论家弗朗索瓦·哈维尔·德·沃贾尼（François-Xavier de Vaujany）和娜塔莉·米特夫（Natalie Mitev）批判性地回顾了“梅西会议”，认为它奠定了所谓“数字哲学”（philosophy of the digital）的兴起基础。这种“哲学”与艾伦·图灵（Alan Turing）等人当时正在进行的研究密切相关，关乎“电子脑”或“计算机脑”（20世纪40年代）。德·沃贾尼和米特夫认为，“梅西会议”的遗风体现了一种所谓的“表征主义哲学”（representationalist philosophy），在这种哲学中，世界及其对象被符号化，这些符号可以“按照逻辑规则进行操作，成为可计算的符号”。这种方法源自19世纪的实证主义。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说，实证主义是一种强调“经验事实的坚定承诺”的哲学，并认为数学语言是真理的语言。具体而言，德·沃贾尼和米特夫认为，对于许多“梅西会议”的与会者来说，模糊不清、“不可计算”的人类特征，例如“情感、感知、意义建构和身体化”过于主观，因此“不在这些信息过程的设计或描述之列”。尽管“梅西会议”宣称具有跨学科的意图，但许多观点在当时没有受到重视，例如来自人文主义者贝特森的现象学观点，该观点继承了从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到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整个传统，将身体化和主观体验视为理解世界及其真实性的重要因素。“梅西会议”并没有让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完全将人类视为数字计算实体。但是，由于像维纳这样能够引领公共辩论，探讨伦理和本体论问题的权威科学人物缺席，这些讨论最终不了了之。最后一次关于控制论的“梅西会议”于1953年4月举行。艾森豪威尔总统威胁要在“三八线”以北使用核武器，迫使朝鲜停战。1949年，苏联研制出自己的原子弹，因此“冷战”演变成一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科技战争，同时也是一场秘密战争。因此，为了配合军事技术保密的要求，关于模拟和数字机器各自优劣的工具性技术论述从公众视野中消失，进入保罗·N·爱德华兹（Paul N. Edwards）所说的由绝密项目、庞大政府合同和秘密军事应用构成的“封闭世界”。在五角大楼及其无数分支机构的测试实验室和战略研讨会上，维纳的伦理担忧和形而上的思辨无立足之地。爱德华兹在对“冷战”时期美国军工复合体权力话语的福柯式分析中讲述到，正是训练有素的、学科领域狭窄的研究团队和政府机构之间临时性竞争，奠定了我们今天所知的计算机科学基础。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大多数现存计算机都是模拟计算机。这些庞大独立的耗电机器由IBM和Remington Rand这样的公司制造，它们为美国各地的政府部门和承包商处理数据和计算数字，使用的是穿孔卡片、固态器件或真空管计算机。除了体积庞大和造价昂贵之外，模拟计算机本身存在于政府和大型企业核心，就构成了对新型数字计算机强大的机构性抵制力量。早期版本的数字计算机还处于实验阶段，不太可靠。即使到了40年代后期，性能稳定、更加可靠且运算速度更快的数字计算机被研发出来，它们在关键的指挥和控制功能方面仍然面临障碍。例如，作为数据解读者的人类（例如雷达操作员），在模拟系统中仍然可以发挥相对较好的作用。然而，苏联研制出原子弹后，模拟计算机的最终命运被确定了。理论上，苏联的远程轰炸机现在可以袭击美国城市，因此美国将军和政客敦促科学家、工程师和计算机专家为北美大陆设计一个全面的空中防御系统。这种能感知到的对本土的致命威胁在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美国第一次需要同时防御整个国家免遭潜在的毁灭性空袭，因此这迫切需要新思维和新技术。向自动化数字系统的转变历史必然带有一些技术色彩。但是，技术形式和功能受到特定意识形态选择的影响，这些选择源于美国政府“冷战”战略总体背景下的机构内部封闭话语。这些话语本身又受到军工复合体理性的塑造。细节在此无需赘述，但可以说，一个覆盖整个大陆的空中防御系统需要高效、快速的网络系统，而孤立的模拟计算机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一种网络逻辑应运而生。1958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成立，然后是1969年，先进的“阿帕网”（ARPANET）成立。这两个机构都是商用互联网的前身。然而，这个封闭的技术发展世界包含着形成的“隐藏历史”，也隐藏了一个关于自动化以及人类角色和功能的悖论。爱德华兹说：“计算机首先用于自动计算，然后用于控制武器和制导飞机，后来又通过模拟分析指挥。这种逻辑的最终步骤是集中化并取消下层责任。”这就是“最终目标”。这是20世纪40年代的将军们受到维纳控制论启发而产生的技术统治梦想。自动化和综合的数字系统将作用于一个混乱和危险的世界，这个世界将被“智能”计算机置于军事政治精英的“最终”控制之下，变成一个可控和可排序的理性时空。在这种环境下，有关模拟机器与数字机器性质的问题就显得无关紧要了。在五角大楼的规划室或私人承包商的实验室里，将模拟与数字之分作为一个哲学本体论问题进行思辨，这听起来相当荒谬。围绕技术挑战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语言，它必然需要工具性的解决方案。艾森豪威尔姗姗来迟地警告道，军工复合体由“科技精英”领导，而“科技精英”正面临着控制公共政策的危险。至于人类相对于模拟技术和数字技术的作用和功能等更深层次（逻辑上也是如此）的问题，人们甚至不再过问。三十年来，封闭世界的话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爱德华兹说：“哲学的混乱逐渐被科学的精确和清晰取代。只有计算机才能以所需的方式为世界提供秩序。”随着网络计算机成为冷战时期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数字计算机开始塑造世界上最重要的军事和经济强国的技术核心，首先是在国防系统中，然后扩展到商业领域，再进一步扩展到文化和社会领域。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公众以及更广泛的发达世界公众逐渐意识到一场更全面的计算机革命，这场革命超越了军事应用的骇人故事，转向企业和生产系统更温和的应用。一场革命正在进行中，它将是一场以“个人电脑”为形式的“个人”革命。当公众通过苹果公司“1984”等广告进入这个充满个人潜力的新世界时，数字技术已经在计算机灵魂之战中战胜了模拟技术。在这个由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引领的新创业时代——他们是军工复合体和60年代反主流文化结合的产物，有关技术进程的哲学问题被降格为次要现象，道德伦理则变成了一个完全独立的领域，它关注隐私问题以及计算机应该如何使用等等，而不是这些新计算机的本质。因此，维纳的全能机器能够从封闭世界的蛹蜕变为成熟的技术逻辑，它拥有了整个领域，甚至可以说占领了整个世界。这个问题不容易想到，尽管维纳肯定隐约预感到了这一点。这是因为，在西方思想的萌芽时期，基于人类与技术关系本质所形成的重要哲学概念，“我们是模拟的吗”这个问题既难以想象，也难以提出。从古希腊开始，人类和他们的工具以及技术和自然之间就确立了基本的本体论二元性。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两个重要论点说明了这一点。首先是“技术模仿自然”，人类向自然寻求生存和成功之道。在德谟克利特看来，蜘蛛的“织补”技能或燕子的“造屋”技能都是大自然的提示，它们赋予人类适应和控制环境的能力。其次，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物与技术物之间存在本体论上的区别。这是第一层含义的隐含意思。因此，说人类在开发工具时模仿自然，自然物与技术物之间存在本体论上的区分，就是在说，人类脱离自然而存在，他们的技术只是对自然的模仿。在过去的两千五百年里，这根古老树干的枝干向许多方向生长。然而，在现代社会，德谟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深厚根基对我们如何看待自然、技术和我们自身起到了限制和塑造的作用。在数字化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技术理论都有局限，都很片面，理解不了数字化本体论的真正激进本质。例如，我们看到，马克思认为技术是某种黑匣子，打开并分析这个黑匣子后，“揭示了人类与自然和生产过程打交道的方式”。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剥削逻辑就体现在特定生产线机器本身的设计中，体现在它取代工人的数量、在劳动过程中超越工人的速度等等。工厂机器，就像犍牛拉犁，为被征收了什一税的农民工作，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关系背景下构想出来的产物。马克思笔下的“人”本质上与技术分离（或者说，是技术的附属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受到技术的压迫和剥削，程度要高得多。受到马克思商品化和商品拜物教理论的影响，卢卡奇（Georg Lukács）发展出他极具影响力的物化理论。和马克思一样，卢卡奇认为，科技及其特定形式源于历史的生产关系。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中说：“经济力量决定了社会的发展进程，也决定了技术的进程。”他利用这一点来驳斥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的固有观点——“技术就像一种社会‘自然力’，服从‘自然规律’”。卢卡奇坚持认为，技术、自然和人是截然不同的力量，特定的历史经济模式及其生产关系将它们结合起来，形成社会网络。对于卢卡奇和马克思来说，源于资本主义的科技在商品生产过程中作用于“个体”。在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劳动本身变成了“某种客观独立于他的东西”。然而，对卢卡奇来说，工人不仅因劳动行为本身和劳动产品而异化，还因构成该行为的客观社会经济关系而异化。在法兰克福学派，我们也发现了技术塑造个体和阶级的概念。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深受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影响。他们还为卢卡奇思想的逻辑结果困扰，这些思想最初源自韦伯（Max Weber），他研究了资本主义竞争中日益增加的机械化、专业化和泰勒制计算的影响。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以及后来的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比任何人都更全面地发展了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概念。他们认为，这是“理性成为纯粹目的工具的古老野心最终得以实现”的必然结果。对他们来说，古代更均衡的理性，以及启蒙运动承诺以积极方式反思实现人类潜力的手段，都因资本主义过分热衷于追求理性目标而倒退成“非理性”，而机器技术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甚至不可避免。在这种特别的解释中，卢卡奇认为，他的追随者走得太远了。但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来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洛斯阿拉莫斯核实验室取得工具性成就之后，技术“既不是为了产生概念或图像，也不是为了理解的快乐，而是为了方法、剥削他人的劳动和资本。”剥削、物化、工具化。这些过程仍然存在于我们身边。它们像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和成熟阶段一样，充斥着当今的资本主义。它们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本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已经全球化，资本主义逻辑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年都有几十本关于经济、政治和环境的书籍出版，这些书籍论证了资本主义的掠夺在今天变得更加恶劣。不仅如此，还有人还认为，资本主义本身正处于崩溃的终末阶段，并使用不再局限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目的论或辩证法的理论来推测它将如何“终结”。换言之，在理解21世纪技术驱动型资本主义的轨迹时，存在理论的僵局或贫乏。麦肯齐·沃克（McKenzie Wark）在《一般知识分子》（General Intellects）中指出，面对信息技术如何以及为何“与以前的机械生产方式存在本质不同”的问题，我们缺乏深刻的洞见。要充分地将“数字化转变”进行理论化，就需要在已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环境中寻找因果关系的不同脉络。数字化的兴起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资本是什么”以及“资本如何通过数字技术加速自身”。此外，普遍存在的网络数字化赋予了剥削、物化和工具化进程，实现了一种在早期（现代）资本主义迭代中无法实现的目标。就机器技术而言，这些都是马克思、卢卡奇、韦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以及马尔库塞等人直指的目标。为了更清晰地思考数字化本质，思考我们人类与数字的关系，我们需要考虑它与“数字的反面”（模拟）的关联。通过这种比较，我们需要提出一个从未被真正问过的问题——我们自己是否是模拟的存在？阿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在他的著作《技术时代的人类》（Man in the Age of Technology，1949年德文版，1980年才译成英文）将社会理论与社会学、人类生物学与社会心理学联系起来，就人类与技术的关系提出了一种“哲学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的观点，这种观点既新颖又极具启发性。这种方法让我们从根本上认识到，我们这个物种如何进化成技术（technology或technique）的动物，并且与自然界中的其他物种不同，与技术密不可分。他在开篇谈到：技术与人类本身一样古老，当我们处理化石遗迹时，只有发现了使用人造工具的痕迹，我们才会确信我们是在与人类打交道。
但这种根深蒂固的联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盖伦认为，工具的使用将我们与大多数其他物种区分开来，但与大多数其他物种不同，如果没有在史前某个遥远的时间点拥有克服“面对自然力量时软弱和无助”的手段（工具和工具的使用），我们就不可能在进化过程中生存下来。盖伦认为，在距今二十万年的进化、身体和认知状态下，我们生来就是“未完成的”：“感觉器官装备不佳，天生缺乏防御能力，赤身裸体，从根本上说是胚胎式的存在，只有不足的本能。”人类向技术的转移是为了生存，一旦确立，它就充当了“人类及其有机和本能缺陷”与敌对自然环境之间的中介形式。此外，这种适应还形成了一种依赖，使我们在自然进化的活力方面处于停滞状态。盖伦说，技术熟练度的提高使人类“摆脱了动物所承受的有机适应的必要性，反之，它允许人类改变原始环境以适应自己”。换句话说，我们很早以前就被束缚于技术，但这阻碍了任何进化，使我们在没有技术的情况下天生缺乏准备。这反过来又使我们走上了技术依赖发展之路，使我们成为我们现在的样子，能够通过技术如此巧妙地改变周遭的生物，以至于我们是唯一能够在地球的每个角落生存和繁殖的物种，实际上将世界缩小到了人类的尺度。盖伦并不关心“人类—技术—自然”关系中的本质联系是什么，他更关心如何确定本质的存在。不过，他确实表达了技术“最终决定因素”的模拟本质：如果我们把技术理解为人类利用自然为自己服务的能力和手段，通过识别自然的属性和规律来利用它们并控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那么显然，在这种高度概括的意义上，技术是人类本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真正反映了人类……（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明）
盖伦的洞见为讨论和语境化“模拟”一词提供了基础，也让我们找到了它的适用范围。1950年，参加“梅西会议”的冯·诺依曼感到恼火，因为他认为“模拟”一词缺乏定义精度。如果我们从这个词的词源入手，寻找能帮助我们前进的线索，会更有成效。模拟（analogue）一词在时尚音乐圈略有复兴，但它正迅速从我们的集体词汇中消失。在日常使用中，它通常是指模拟收音机、电视机或唱片播放机等“数字之前”的消费品，主要被理解为一种技术描述词。但它远比这更有趣。牛津英语词典（OED）对“模拟”的一个定义是“可以与其他人或事物进行比较的人或事物”。这个词源自希腊语单词analogon，意为“等价”或“成比例”。这与我们逐渐消失的70年代索尼PS-6750立体声唱机或大卫·鲍伊（David Bowie）的黑胶唱片留下的记忆截然不同。牛津英语词典提供了一个与日常定义完全不同的理解领域。首先，它以人为中心。它告诉我们，“等价”或“成比例”指的是人和事物之间在环境中的关系。我想在“环境”之前加上“直接”（immediate）一词，但这个稍后再说。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的定义，锤子是一种模拟工具，因为它相当于人类的手。不仅如此，盖伦再次指出，锤子是一种模拟的“加强技术，可以扩展我们身体的性能”。盖伦区分了三种类型的技术。第一种是加强技术，例如锤子，或者近代的显微镜或扩音器等技术，它们可以增强或放大人类的自然能力；第二种是“促进”技术，例如车轮、桥梁或汽车等，它们可以减轻器官负担并消除劳力；第三种是替代技术，例如飞机或船舶，它们可以取代人类不具备的器官或能力。基于这种区分方式，人类与技术的这种“多功能性”十分重要。这也使我们进化，能够使用工具并发展工具。在最基本的（也是理想化的）层面上，这种与技术的联系在史前时期通过盖伦所称的“行动循环”（circle of action）得到体现，这是一个古老的（乃至最古老的）辩证过程：“它经过物体、眼睛和手，然后回到物体本身，结束并重新开始。”为了进一步解释，盖伦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抒情式的描述：外部世界的模拟过程体现了一种“共鸣”，这是它的魅力所在，它关注外部世界之中与人类本性相呼应的事物，向人类传达了对人类本性的亲切感受。我们今天还在谈论恒星的“运行”和机器的“运转”，这种相似性丝毫不是肤浅的，而是在“共鸣”的基础上向人类传达了关于自身本质特征的某些独特概念。通过这些相似性，人类按照自己的形象来解释世界——反之亦然，人类按照自己对世界的形象来解释自己。
盖伦在很多地方指出，这是一个行动的反馈循环，经过数千年的反复试验，我们才有可能创造自己，重新创造我们的环境。此外，这个行动循环还具有深刻的“模拟性”，通过与自然相对应，或在某种程度上与自然“相称”的技术来模仿自然——我们与自然“共鸣”，与自然融为一体，并在自然中发现自己的形象。只不过，盖伦还说，有些技术比其他技术更抽象，也就是说，有些技术是“在没有参照自然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他认为，车轮、燧石刀片和其他基本发明都是人类创造力和智慧的直接见证，因此它们构成了“人工自然”的技术。在盖伦看来，人类也是一种人造生物，与技术的关系如此深远。人类是（也不是）由技术构成，因此一直都是“后人类”。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在这个最基本的层面上从自然中抽象出来，也不意味着车轮、刀、飞机或汽车本身就不是“模拟”。这是我将模拟与数字进行比较的重要一点。这让我能够从更近的时代进入一个不常见却深刻的视角，明确提出人类本质上是数字世界中的“模拟”生物。西尔维娅·埃斯特韦斯（Silvia Estévez）在一篇关于厄瓜多尔侨民的乡愁和数字通信的文章中，直接探讨了这一问题，但这篇文章却未受到重视。她首先引用了微软Windows系统的一位创作者查尔斯·佩措尔德（Charles Petzold）的一段话：“人和电脑是截然不同的动物。不幸的是，说服人们做出调整以适应电脑的特殊性要比反过来做容易得多。”然而，在埃斯特韦斯看来，计算机不仅仅是决定我们行为的机器——它们是对立的，因为我们是模拟的，而计算机是数字的。埃斯特韦斯描述了模拟与人类之间的联系：“蒸汽驱动的火车或轮船是模拟机器，它们的运行模拟了人们之前在自然界和自己身体运作中看到的过程。”这是我们在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盖伦等人身上看到的“模仿观”。但请再次注意，埃斯特韦斯紧接着说：“它们（模拟技术）的活动以一种可见的方式跨越时空，使我们能够把握运动与结果、过程、连续性之间的关系。”埃斯特韦斯的观察既直接又重要。她告诉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但层次更深，因此后果也更加深远。当我们看到某项技术在运作时，无论是疾驰而过的火车还是高空掠过的喷气式飞机，我们都能看懂“正在发生什么”。我们能够理解并看到因果关系的运作。火车或飞机不会凭空出现然后消失;，它们在时空中的运动具有连续性。这让我们回想起杰拉德在“梅西会议”上说的话：“在模拟系统中存在连续性关系”。当然存在连续性关系，因为人类创造的技术基于他们周围发现的东西，也就是自然界唾手可得的东西。在应用上，工具遵循自然的法则，功能方式符合人类的经验。飞机做着鹰做的事，火车做着人类做的事，比如搬运东西。它们在时空中的移动方式能被我们识别。它们可能更厉害，因为它们更快更强，但它们所做的不过是遵循模拟规则和功能。盖伦的例子是车轮，这是一种“如此抽象”的技术，以至于某些文化从未拥有过它，但它仍然是模拟的，因为它虽然是一项关键技术，但看起来并不像来自“另一个世界”。它是自然的一部分，是人类的创造。它符合模拟的标准，因为从人类在时空上相对固定的视角来看，我们能够“把握运动与结果、过程、连续性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技术识别的过程中，人类创造的早期重要工具成为“行动循环”的一部分。只有承认人类以刚才描述的方式参与其中，“模拟”才真正说得通。我稍后将讨论在数字世界中的模拟对我们个人的意义，以及对哈维（Harvey）的“后后现代愿景”（post-post-modern vision）的意义。我将通过盖伦的“行动循环”及其逻辑对“人和技术”的历史关系的意义，也通过盖伦预见的未来，来总结我对盖伦的见解。首先，盖伦是一位老派的保守主义者，他的世界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哲学人类学，这一点需要承认。对于盖伦来说，现代性和工业化的兴起是不幸的。盖伦的“行动循环”是对人类与技术之间深厚联系的一种解释，令人信服。然而，对于盖伦本人来说，“行动循环”代表了一个更简单、更理想的时代。这是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在数万年间，石器、燧石、木材和铁、铜等基本金属构成了技术的物质基础。这些源自自然的技术并没有扰乱自然的节奏，因此，在漫长的原始关系阶段，在一个“尚未受到科学影响”的世界里，环境中“对稳定性的内在需求”得以维持。这就是盖伦设想的一个“前工业时代”，那是一幅既和谐又田园诗般的景象。那时，人类能够控制和强加一种保护性的稳定性给自然界。人类可以利用他们的智力来考虑和利用与技术关系中的潜力。我们能够适应和开发更复杂、更开放的工具，这正是我们物种的特征。正如盖伦所说，对工具做出“我把它带上，也许我可以用它”的反应的认知能力，就是看到事物“潜在用途”的能力。这种能力为“行动循环”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在原始层面，这种能力使人类不仅能够生存，而且能够定居，开始建立文明、文化、制度和社群的形式——并构建起社会（Gesellschaft）的形式。但我们需要记住，在这个漫长的前现代阶段，欧洲是一个疾病、寿命短、暴力和压迫、非理性以及各种信仰体系横行的世界，并被奴隶制、封建制和君主专制的社会关系框定着。至少从中世纪晚期开始，潜力的本质开始发生转变。“潜力”（potential）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的过程，试错、不同情境、不同需求和不同要求总是为进一步的、临时和根据情境产生的创新和发现提供必要的动力。然而，这种持续修补和发明的势头将迎来一场思想革命（后来也是经济革命），它将永远改变人类与技术的关系，并为盖伦的自然主义和前现代“行动循环”注入新的属性。17世纪初的科学革命是催化剂。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1620年著作《新工具》（Novum Organum）概述了科学方法，它构成了导向启蒙运动、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思想突破。培根宣称，我们需要的是：心智的工作都要重新开始。从一开始，心智就不应该任其自流，而是要不断地加以控制。这项工作应该由机器来完成……（并且，）在任何人类着手进行的重大工作中，如果没有工具和机器的帮助，个人的力量就无法增加，所有人的力量也无法联合起来。
培根的方法不仅是一本哲学手册，用于揭开世界的事实。它还通过科学和方法，提出了一种与技术的新关系，旨在改造世界，清除阻碍人类理性的“偶像”或“幻象”。数千年来，人类通过“行动循环”适应自然，但由此形成的相对和谐将必然被一个新的指导原则改变。科学和技术将重新定向于一种新的进步理念，特征是效率、力量以及由全新思维（工业化思维）设想的机器开发过程。过往关系中存在的开放潜力现在将由经过训练、推理和普遍化方法的自然哲人（很快将被称为科学家）进行审查。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技术的潜力与人类的潜力分离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人类的潜力被技术的潜力掩盖了。技术不再由自然技艺塑造，而是被理性“释放”，成为成熟的非有机“目的工具”。我们承认，我们既不脱离自然，也不脱离从模仿自然中衍生出来的技术（并且被认为是模拟的），我们必须能够理解技术运动及其结果之间的联系。随着数字逻辑的到来和统治地位的上升，我们必然会问自己在模拟和数字之间“位于”哪里。因此，我将转而思考当下的模拟人类世界，这是一个“变成一个巨大文字处理程序，被卫星环绕，被‘信息以太’笼罩”的世界。最后一句话出自马丁·布克哈特（Martin Burkhardt）的著作《孤注一掷：数字启示录》（All or Nothing: A Digital Apocalypse）。这是一本有用的小书，也是为数不多的在人类语境中与数字进行批判性比较时提及模拟技术的书之一（尽管只是简短地提及）。这本书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尽管模拟现实将在数字化进程中继续存在，但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它正在退化为一种萎缩的相似性，一种门面或灰暗的影子。在数字化模式下，现实的效果要强大得多，似乎是无限的、永恒的、无处不在的。
布克哈特在这本薄薄的书中延续了保罗·维希留（Paul Virilio）的风格，是一本高度抽象的散文。这种理论是必要的，但我们也需要看到它的本质，看到一种合理但被推向边缘的逻辑。在这一点上，布克哈特和维希留一样，都处于光谱的一端，他支持的观点可以让我们从更接地气、更具体的现实中回溯。布克哈特带有启示录式的愿景，但在他的书中看不到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数字逻辑比模拟逻辑“强大得多”，或者模拟逻辑自己的“呈现模式”可能是什么。为了进行更具体的比较，我们需要回到西尔维娅·埃斯特韦斯和她对模拟技术物的洞察。不过，首先还是要再次回到阿诺德·盖伦的哲学人类学。在《技术时代的人类》一书中，盖伦将技术与魔法有趣地联系在了一起。盖伦引用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追随者、哲学家兼心理学家莫里斯·普拉迪内斯（Maurice Pradines）的研究成果。他指出，“所有种族和文明的魔法实践都有显著的相似之处，因此，它们一定涉及一些人类学上的根本问题。”盖伦断言，魔法的古老光环仍然深藏在我们与技术的心理关系中。对于“自动装置”的动画技术而言，尤其如此。盖伦写道：对自动装置的迷恋是一种先验的、超现实的冲动，几千年来，这种冲动一直体现在魔法中，是超越我们感官的事物和过程的技术，近代以来，又充分体现在钟表、发动机和各种旋转的装置中。
科幻小说作家和未来主义者阿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在70年代初期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写道：“任何足够先进的技术都与魔法无法区分。”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中也对魔法的本质进行了理论探讨，他们观察到：“魔法与科学一样，都关心目的，但它通过模仿来追求目的，而不是通过与对象的距离感来追求目的。”数字技术的魔力体现为什么？魔法本质上永远不会显现，运作机制永远笼罩着迷雾。埃斯特韦斯认为，模拟技术具有可识别性，这一观点在此具有启发性。舞台魔术师会使用障眼法从顶帽中变出鸽子。如果我们不知道把戏，那么在观看时就无法理解或识别不存在的鸽子在某一刻变成扑闪翅膀的真实存在物之间的连续性或联系。识别某样事物意味着使之不再神秘，变得显而易见。不去识别就是给我们古老的非理性冲动留有余地。当然，复杂的现代模拟技术，例如电报、电话和电视，已经超出了识别和明显的标准。但就缩小时空的能力而言，它们从来都不神秘，也没有超出我们理解的范围。看一下约翰·洛吉·贝尔德（John Logie Baird）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早期电视实验，灯光、旋转转子和闪烁的投影并没有任何神秘之处。你可以看到并理解整个笨重的模拟图像传输器和图像接收器设备的运动和结果，这些设备现在都安装在伦敦科学博物馆的玻璃柜中。然而，即使是最精密的模拟机器，功能也与数字机器不同。因为没有可比性，所以没有连续性可言，也没有我们可以着手掌握的运动或联系。在网络计算中，信号的扩散和运行速度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也超出了我们在自然界中所能识别的任何东西。布克哈特描述道：电力使任何数字符号都能以光速传遍世界。同样，电力也使大量符号能在瞬间被复制。毋庸置疑，物理定律依然适用，但由于转换速度如此之快，我们无法遵循传播的逻辑。大多数人甚至不去尝试理解数字逻辑。我们没有要求它，它却给我们一种无法拒绝的选择。因此，在某种意识层面上，智能手机或笔记本电脑变成了令人着迷的魔法事物，拥有着我们无法理解但又很快会依赖的品质。作为用户，我们进入了一个虚拟的世界，一场彻头彻尾的假装游戏。我们愿意以一种历史上任何模拟技术都无法比拟的方式，心甘情愿地搁置理性的信仰状态。20世纪初，人们对电话的新奇性感到兴奋，但也认为它“虚假”。其实，将技术物描述为某种不真实的东西，正因我们在拒绝它的魔法特性，即使它所允诺的东西很难完全被理解或识别。数字网络则相反，它是有魔力的，因为我们接受它的虚拟性、非物质性，作为一个“非存在的存在”的证据。而且，我们大多毫不怀疑，不假思索，因为在内心深处，我们觉得它并不真正属于这个模拟世界的范畴。布克哈特再次说道：点击鼠标……用户就会以光速从一个服务器传送到另一个服务器，从新加坡到加州的帕洛阿尔托。网站的显示方式往往不遵循统一的空间。相反，它代表了不同空间点的共时性。这样，浏览器就兑现了一张任何实体都无法兑现的支票——在同一时间身处地球上的不同地点。
通过模拟技术，我们人类开始调整世界以适应我们的需要，使其与我们相称、相等，使其具有人类的尺度、明显性和可把握性。然而，在数字空间的逻辑中，一种数字魔法支撑着这种关系，成为科学的一种讽刺性创造。计算机科学创造了一种技术，它的早期哲学家并没有竭力将它和模拟技术区分开来。他们也根本没有考虑过这项技术的崛起对古代技术关系意味着什么。如今，网络化和无处不在的数字魔法让物理世界消失，我们也随之消失，融入其中。在连通性的神奇光环下，我们不再是玻璃屏幕前孤立的个体，而是一个“存在/不存在”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被告知，几乎任何事情，无论好坏，都有可能发生。但这种形式的魔法——套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名言，就是“科学”，一种最终与特定目的密切相关的魔法，一种没有明显手段的目的，一种追求速度、效率和精确性的目的。然而，在历史的短时期内，这种逻辑的主要作用是加剧人类与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的认知距离。在本节的最后，我将探讨数字化的主要逻辑——自动化（automation）。在技术的后现代演进中，卢卡奇的“物化”（reification）概念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基础，在数字化中达到了一个新的消极点。不过，在此之前，我还想就“模拟—数字本体论”相对缺乏关注的问题说几句，并提出一些理由。“梅西会议”未能就“模拟—数字本体论”展开初步的讨论，这可能是运气不好，也可能是人文学者贝特森缺乏主见，也可能是诺伯特·维纳缺乏毅力，也可能是他们两人无论如何都未能遵循和促进自己的伦理学和哲学。这些都不重要。归根结底，是“冷战”的最高政治需要扼杀了哲学与科学之间的自由自考，忽视了控制论背景下“人的地位”。在有核国家，尤其是美国，围绕国防需要展开的封闭式讨论意味着，在那些进行实际思考和研究的地方，非工具性是多余的。由此产生了一个明显后果，学术界和公众在思想和观念上都没有为20世纪80年代的计算机革命做好准备。因此，无论是传统批判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还是受新兴“后现代转向”影响的思想家，为迎接新技术时代而提出的批判，都没有能力真正理解数字化在模拟世界日渐式微的背景下意味着什么。经济全球化是计算机革命的主要载体。它主要源自美国，并成功地将逻辑和生产能力推广到“灵活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领域。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经济和政治层面往往会掩盖数字化在本体论上的后果，而这种变革的景象正是如此。许多左翼人士（比如大卫·哈维）并没有看到数字技术对工人阶级工作具有的“摧毁性”力量。不过也有一些例外。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1992年出版的著作《技术垄断》（Technopoly）中认为，计算机的崛起会通过工具化的逻辑统治危及民主、政治和文化。尽管波兹曼的这本书很有价值，但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计算机技术的普遍狂热相比，它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波兹曼的方法是标准的批判理论/政治经济学，它在学术界广受好评，甚至登上了美国的一些热门脱口秀节目。然而，与福山（Francis Fukuyama）这些在当时也获得一定知名度的思想家不同，波兹曼批判的技术变革力量和复杂性并不总能被大众理解。正如波兹曼自己所言，新自由主义带来了种种变革，“我们生活的世界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几乎是不可理解的”。换句话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大多数人都被电脑的魔法吸引，在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早先所说的“信息崇拜”（the cult of information）面前匍匐前进。波斯曼这样的批评家来自20世纪60年代广泛的新左翼传统。许多人受到了一些关注技术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流派的影响。然而，他们喜欢将计算机视为现有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一种超级高效的变体，而不是一种需要新思考方式的新事物。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在1995年的著作《第二媒介时代》（The Second Media Age）中，利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理论来研究计算机。在这本书中，波斯特认为，新的数字技术（网络互动和虚拟现实）将创造新兴的“主体位置”。当时，这些技术都处于萌芽阶段。他的批判颇具影响力，但今天读来却显得有些过时，因为他着迷于电子邮件和多使用者空间（MUD）等创新魔法，人们可以通过这些途径获得比面对面交流更丰富的沟通世界。除了文化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的精髓之外，还有一些人从赛博朋克领域汲取灵感，尤其是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1984）和尼尔·史蒂芬森（Neal Stephenson）的《雪崩》（Snow Crash）等小说。在这种文化流派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审慎但积极的数字化视角，比如马克·德里（Mark Dery）的《逃逸速度》（Escape Velocity）。在20世纪90年代，赛博朋克的末世论套路与批判理论相融合，也与保罗·维希留的理论相融合，于是产生了更多的视角。阿瑟·克拉克和迈克尔·温斯坦（Michael Weinstein）的《数据垃圾》（Data Trash，1994），以及阿瑟·克罗克（Arthur Kroker）和玛丽露易丝·克罗克（Marilouise Kroker）的《数字谵妄》（Digital Delirium，1997）都是这方面的典范。《数字谵妄》是威廉·巴勒斯式的散文，写下了“通往自杀的路可能很慢，但通往数字谵妄的路却很快”这样的句子。从哲学和科学的角度来看，更有趣的是玛格丽特·沃特海姆（Margaret Wertheim）的《网络空间的天国之门》（The Pearly Gates of Cyberspace，1999）。她认为，数字技术将我们置于十字路口。如果我们耐心、睿智，并且充分理解网络空间的真正含义，那么我们或许会幸运地“有幸目睹一种全新空间（和时间）的曙光”。玛格丽特·沃特海姆将我们所处的时代与哥白尼时代相提并论，当时，时间和空间被重新思考。她认为，我们需要借鉴历史教训来重新思考我们的世界，将网络空间视为科学的产物，同时也为人服务。遗憾的是，沃特海姆从未真正深入研究过这个主题和想法。从90年代进入新千年，更多怀抱希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例如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往往对技术或媒体理论并不熟悉，但仍然会注意到，“多元网络”可能成为该时期反资本主义和反全球化浪潮的关键因素，这是一种利用全球化工具来削弱或摧毁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方式，是一种历史辩证法。哈特代表了狭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马克思，将技术和媒介视为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而不是社会革命本身。其他的前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或多或少受到后现代转向的整体影响，他们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早期数字化对文化或文学的影响上，并且根据他们的研究兴趣来辨别数字化问题，而不是将数字化视为一个本体论或政治问题。这些学者包括90年代的曼努埃尔·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凯文·罗宾斯（Kevin Robins）和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也包括新千年的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和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直到今天，这类学者一直存在，比如亚当·格林菲尔德（Adam Greenfield）和亚历山大·加洛韦（Alexander Galloway），他们的著作提出了对数字掠夺和承诺的见解，然而，没有人从模拟对立面的角度来批判数字。1995年，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的创始人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写出《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一书，讲述将“比特与原子混合”的奇妙可能。他在书的开头写道：“我们的经验世界是一个非常模拟的地方”，但他在这里只谈到了我们的周遭，这是一个与我们分开的世界，就像亚里士多德谈论自然和技术物一样，不是作为我们自己一部分的世界。尼葛洛庞帝的书提出了数字化生存的愿景，但完全没有考虑我们“模拟化存在”的可能性。模拟的本质几乎不在任何人的参照系中。劳动资料本身成为一种工业上的永动机，如果它不是在自己的助手——人的身上遇到一定的自然界限，即人的身体的虚弱和人的意志，它就会不停顿地进行生产。因此，劳动资料作为资本——而且作为资本，自动机在资本家身上获得了意识和意志——就具有一种欲望，力图把有反抗性但又有伸缩性的人的自然界限的反抗压到最低限度。（马克思原著译文来自人民出版社译本）
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指出，自动化过程把人从生产过程中完全剔除，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圣杯”。机器创新几乎总是朝着更加自动化的方向发展，动力就来自于这一内在逻辑。我将以这一论点为基础，回到莱布尼茨（Leibniz），然后再将我们带向数字化。数字化反过来又将我们再次拉回到盖伦的“行动循环”。数字自动化或“数字性”打破了技术与自然之间的这种主要关系。我提出，数字化进一步扩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强加的与技术的负面关系，这种关系导致了人类的异化和物化。数字化甚至超越了这些，它切入了“行动循环”，不仅破坏了人类与技术物的关系，而且破坏了人类与自然本身的联系。大卫·哈维在《后现代的状况》的结尾表达了他的困惑，数字化是对社会性自我的攻击。这种社会性自我，在历史上一直通过模拟关系和生产力建构、激励和装备起来，目的是反抗异化和物化。17世纪60年代末，莱布尼茨在开发他的二进制计数系统时，心中有一个首要的人文主义目标。他想要创造一套完美无瑕的通用人类交流系统。他的想法是，可以通过基于数学的符号语言或文字来克服因语言差异导致的沟通障碍。不仅如此，错误和非逻辑的推理也将被“简化为演算”。和他同时代的竞争对手牛顿（Newton）一样，莱布尼茨认为，他在为上帝服务，他要破译上帝的宇宙为世界带来光明。然而，他真正实现的是，通过将工具技术注入工具理性的逻辑，将人类导向现代资本主义道路。另一个突破发生在1804年。约瑟夫·马里·雅卡尔（Joseph Marie Jacquard）发明了提花织机。雅卡尔将莱布尼茨的二进制计数系统作为机器的逻辑基础，创造了一台真正由数字软件运行的模拟机器（下图）。该机器将一系列卡片按照特定配置打孔，从而使织线和图案编织过程自动化。因此，设计可以被一次又一次地精确复制，从而消除质量控制过程中的人为错误。过程速度不再受织工速度限制，而是由机器速度限制，生产力大大提高。![]()
巴贝奇（Charles Babbage）是构思并建造了第一台现代计算机的人（差分机）。19世纪40年代，巴贝奇看到了雅卡尔的织机，并为此着迷。他尤其对织机上织出的织物图案质量印象深刻。这些图案远远超过了手工织工的技艺和质量。他经常用一块非常精美的雅卡尔“肖像画”来打动他家里的客人，每个人都以为这是一幅高质量的雕刻，但实际上它是一块织物。巴贝奇非常关注机器的“计算机化”潜力，尤其是它们在工厂中的应用。正是通过巴贝奇和他同事约翰·赫歇尔（John Herschel）的实际努力，自动化和资本主义将被结合起来并成为普遍化的默认逻辑。概念验证被确立为某种运作原理，就像在提花织机上一样。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发明家来说，自动化的“价值”就无需解释。只有在缺乏商业机会、暂时缺乏技术可行性以及工人抵制的情况下，才会阻碍自动化的实施。然而，作为资本主义的理想，只要有可能，自动化就会成为生产机器的首选设计方案。自动计算不仅是一种技术解决方案，它也被视为哲学上的胜利。在巴贝奇和他的同时代人看来，人类计算机不可避免的错误只会在一个系统内不断累积。错误累积会导致混乱甚至无法运行的过程。然而，一开始就拥有正确的计算程序，并将它们编程到机械计算机中，就意味着可以解决越来越复杂的问题。计算的准确性和精确性会建立在准确性和精确性之上，每一次计算迭代都会揭示一个更高（或更深）层次的“真理”，不仅关于数学，而且关于建立在数学之上的科学，进而关于科学揭示的世界的“真理”。计算领域的奠基思想家艾达·洛夫莱斯（Ada Lovelace）曾与巴贝奇合作研发差分机，她指出，计算将赋予知识的力量：差分机本身并不能创造任何东西。它可以执行我们教会它做的一切。它可以遵循分析，但它没有能力预见任何分析关系或真理。然而，在分配和组合分析的真理和公式时……该科学的许多主题和性质必然会焕然一新，并得到更深入的研究。
这些现代计算机科学的开发者们并不只是在抽象地发掘关于世界本质的“真理”。他们是在创造真正的机器——“完美引擎”，旨在让它们进入世界并发挥作用，这些引擎尽可能没有错误并且高度自动化。自动化程度越高，就越完美。这意味着一件事，计算和资本主义可以将效率、真理和利润结合起来，共同推进一种逻辑，这种逻辑将隐含地或经常明确地将人类（工人）视为工业过程中的残余物。工人将成为一个障碍，成为资本主义实用需求和在维多利亚式“科学揭示上帝真理”的追求中总有一天会解决掉的问题。在谈到异化和物化的理论时，马克思和卢卡奇思考的是模拟机器，这种机器充其量只能部分自动化。这些是工人们每天在工厂或办公室里站立或坐着打交道的机器。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人类是生产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但也是一个“有问题的部分”。对于马克思来说，异化是源于过程的疏离。卢卡奇在半个世纪后写道，复杂的资本主义要求重新评估马克思的基本概念。他的物化是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发生异化，跨越了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影响轨道，而不仅仅是生产。在卢卡奇写作的20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及其框架下的行为已经大大扩展。一个更加复杂、细致的系统催生了新的大众文化形式，这些形式由现代生产和消费模式驱动，并通过大众传播和广告等创新而发展。物化反映了这种更全面的社会生活框架。此外，它是一种随着商品化（作为文化核心要素）的深入和泛化而渗透意识的一种状态。对于卢卡奇来说，这种社会生活的无限度工具化是没有客观限制的，如果没有革命的意识转变来阻止它，那么结果将是“所有人类关系的物化……人类的潜力和能力无从谈起”。在这种“前数字”的关系中，仍然存在着与“行动循环”的联系。这将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部分自动化的机器仍然需要不同程度的直接人类参与和自主权。但这也是一个必要的意识形态观点。人类与技术和自然的联系意味着，人类的潜力仍然存在于这种关系中。这为“去物化”和解放都留出了空间。马克思和卢卡奇的当代诠释者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本质意识形态：个人可以通过合作行动改变系统，以此打破物化的循环。这种“去物化”的实践与无产阶级革命同义。这不是根据经济规律进行技术操纵，而是通过改变人类行动中的实践基础来颠覆这些规律。
这里表达的是一种物化的消极循环，可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将其逆转。芬伯格认为，经济规律和技术操纵的循环只需要通过工人的控制，以某种方式逆转过来。但请注意，自然及其规律如何自生自灭，在技术的构成中并没有被赋予任何固有的关系。由于缺乏坚实的马克思主义自然哲学，芬伯格因此又回到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人与自然二元性的概念。在数字化时代，这样的分析看起来已经过时，甚至可以说是简单化了。芬伯格的这本书名为《技术系统》（Technosystem），尽管书名如此，却几乎没有提到当今“技术操纵”的主流类别——数字化。而且，他对自动化只字未提。技术变革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必须对诸如此类的观点进行批判性审视。同样令人沮丧的是，在他的书中，数字网络中的任何革命性潜力都被置于意识形态的狙击之下，这些意识形态的狙击针对的是乔迪·迪恩（Jodi Dean）和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等人更详细、更深入的理论。对自动化逻辑及其影响的思考需要升级。但是，我们需要思考人类与技术的关系，思考数字技术创造的变革环境。否则，解放和革命的思想将局限于旧有的模拟环境，而从资本主义21世纪的需要来看，这种环境的时代已经过去。数字化将自动化及其排斥逻辑带入了尚未被正确探索和描绘的水域。从这个意义上看，“自动化”和“资本主义”已不再是新兴本体论状态的适当理论或实践描述。数字化正在产生新的社会关系。此外，自动化的数字化构成了盖伦所说的“替代技术”，因为它不仅赋予了人类不具备的能力（如创造虚拟的时间和空间），还通过自动化逻辑取代了我们，资本主义迫使这种逻辑尽可能多地渗透到生活中。因此，为了理解这些变革之下的新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式，我们有必要开始理解这些变革。首先要声明，数字化正在打破古老的“行动循环”。说到模拟关系维持的技术和自然之间的联系，它在现代早期微弱而脆弱，无法在数字化将人类和机器隔开的地方找到原始纽带或任何痕迹。打破“行动循环”意味着与工具的熟练运用（模拟技术及其解放潜力）和自然本身都脱节。我们在模拟过程中找不到数字技术的类似物。数字化改变了资本主义之下人类与技术的关系。我们看到，对于马克思来说，异化是一种局部现象；对于卢卡奇来说，商品化更普遍化的影响体现在他的物化概念中。然而，数字化以模拟关系下不可能的方式影响着疏离过程。为了扩展打破“行动循环”的论点，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主要形式正在出现。第一，人类与他们古老的工具关系疏远了，因为我们越来越多参与其中的计算机自动化过程没有“自然对应物”。使用数字工具，却无法理解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发生的因果动作之间的联系。第二，数字技术也以类似的方式影响着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脱节，因为我们越来越多进行生产和消费的虚拟空间是一个数字构建的空间，一个“魔法般”的时空，在那里，我们的数字世界不再是人类尺度，也不是物理的和可理解的，而是行星般、虚拟的和不可理解的。此外，现如今，天空、土壤和空气的实际物理世界成为屏幕面前久坐身体的背景。数字化连接的身体冷漠地穿梭于智能家居、办公室或城市，沉浸于物联网或类似令人分心的数字环境中，这些环境使物理环境变得次要，甚至仅仅作为“景观”。自动化和资本主义的结合创造了一种逻辑，这种逻辑导向一个完美的世界，这个世界上“令人厌恶但又富有弹性的自然障碍”（人）被排除在外。但是，完美的自动化（一种“永动机”）成为源源不断的剩余价值的源泉。数字资本主义将永远为体力和脑力创造新的工作。商品也永远需要不断增长的消费市场。数字化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的“人的问题”。这个系统仍在创新和增长，但它已经采取了其他方向来追求同样的利润目标。我们将在下面讨论一些主要方向。然而，为了完成这个从现代性到数字性的转变，我将简要谈谈哲学人类学如何与自然疏离的观点相结合，该观点更能阐明数字化带来的后果，使我们能够在后面的讨论中更好地理解数字化带来的本体论、政治和经济挑战。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数不多的思想家之一，他与盖伦一样，认为“技术”既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人类学问题。埃吕尔同样使用了“技术”一词的德语含义。埃吕尔在1964年出版的《技术社会》（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一书（十年前以法文版《技术》出版）中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论点，当时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模拟世界。雅克·埃吕尔指出，新兴技术的一个“特征”是“自动化和随之而来的对人的排斥”。他描述了战争结束后的十年间自动化的“惊人”增长，这一切发生在工厂、办公室、航空、国防等领域。他指出，这种增长合乎逻辑，因为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人类是不受欢迎的“错误和不可预测性的来源”。他认为，自动化的逻辑已经介入，这种与技术的新关系将在资本主义中滋生“变异”。造成这种突变的原因就是自动化本身。埃吕尔认为，控制论的数字逻辑（埃吕尔曾读过维纳的《控制论》和《人有人的用处》）使资本主义能够打破模拟混乱的人类世界，开始打造一个目的明确、手段理性化、“广泛应用数学”到生活各个领域的新世界。他在书中一开始就提出了自己的主要观点：“技术已经变得独立自主，它创造了一个杂食性的世界，这个世界遵循自己的法则，放弃了一切传统。技术不再依赖于传统……”这将维纳的担忧推进到了下一个逻辑步骤——资本主义世界被改造，在不同手段的驱动下实现自身不变的目的。埃吕尔认为，这是一个“正在形成的单一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与自然之间的缓冲区”已被拆除，人类再也无法“重新找到他适应了数十万年的古老技术环境”。作为模拟生物，我们如何与约翰·约翰斯顿（John Johnston）所说的“由逻辑和功能而非物质结构定义的新型机器”的关联？认识的第一步是认识我们自己。然而，马克思和卢卡奇的异化和物化理论为此制造了一个遗留问题。自我的概念是症结所在。异化和物化的前提是，通过资本主义的剥削逻辑，真实的自我与世界拉开了距离。在马克思和卢卡奇那里，这个内在的自我是完整的、本质的东西。异化就是这种内在自我被资本主义分离，无法认同自己在资本主义轨道上的所作所为。马克思和卢卡奇都没有过多阐释本体论的这一层面，但在他们各自大致互补的、革命和解放的目的论中都隐含着一点——共产主义的未来是统一自我，工作和生活不再被资本主义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相反，对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来说，工具化只会给他们眼中的自我“合成统一体”带来破坏。拉赫尔·耶吉（Rahel Jaeggi）的《异化》（Alienation）一书中的观点与这些关于异化和物化的理想主义和悲观主义观点截然不同。尽管该书没有提及计算机或技术，但这本书能帮助我们对抗数字化。拉赫尔·耶吉关注自我本质的现象学反思，并建立了一个可供阐释者借鉴的框架。首先，耶吉对过时的现代主义概念进行了必要的纠正，即自我是与世界的疏离。耶吉称之为“容器模式”（container model），“自我存在于内部某处，等待被表达”。她认为，在批判理论中，异化已经不幸成为一个过时的问题，就像阶级概念一样，尽管异化的条件（像阶级一样）是真实存在的。如果说异化问题在资本主义时代依然存在，那么在数字化时代则显得尤为迫切。耶吉以宣言的形式阐明了异化的核心特征。她写道：“异化是一种无关联的关系”，“异化是对占有运动的不理解和中止”。耶吉希望通过日常主体经验与社会哲学概念的结合来探索异化的内涵。如前所述，她的核心观点是，我们需要摒弃“本质已经支离破碎，必须重新统一”的观念。在耶吉看来，没有被异化的自我，只有在非异化环境中形成的自我。她认为，没有超越自我表现形式的自我真理。换句话说，“我们是什么，必须通过表达和外化才能获得真实。没有实现之外的自我。自我只有作为实现才是确定的”。我将把这种对自我本质的灵活理解方式融入到日常生活和哲学领域，同时结合“行动循环”和数字化世界的自我观。耶吉使用“关系”和“占有”这两个术语，其背后的思想对于打开这个理论非常重要。积极的“关系”将个体与世界联系起来，形成一个自我得以被创造、表达、外化和实现的语境。这是一种理想的、真正自由和最大程度的自主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可以“占有自己所过的人生”，并且在所做的事情上“掌控自己”。然而，在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下，这样的生活都不可能实现。不过，作为一个可行的概念框架，它可以让我们看到数字化造成的损害，并认识到个人和集体需要做什么，才能让自我找到一个“足够自由”的位置，使人类的表达、外化和实现能够得以释放，并开始获得非异化的现实。耶吉花了很多时间思考如何忍受这样一种生活。她认为，我们通过扮演角色来忍受它。我们扮演的角色大部分由管理系统分配给我们，在这种过程中，我们只是“功能的承担者”，服从于根深蒂固的默许。耶格尔称之为“自我异化”。社会角色——女性、男性、专业人士、素食主义者、工人、作家、女儿、程序员、儿子等等，这些角色要么在社会生活中积极塑造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个体，要么是我们无意识接受的角色。无论哪种方式，我们都只是在一种受限的存在中扮演这些角色，从未有机会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表达和外化自我。耶吉指出：“异化因素并非角色本身，而是无法在其中充分地表达自己。”耶吉所说的“无法”是指，当被困在被采纳或被分配的、导致自我异化的社会角色中时，人们很难为自己占有这些角色。耶吉接着讨论了一种摆脱困境的方法，她称之为通过“自我决定”来“过自己的生活”。这部分内容在此不做详细探讨。然而，她提出的“无关联的关系”是异化的动态根源，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与数字自动化和网络的关系是一种“无关联的关系”，它使我们与创造我们世界的新机器逻辑和行动脱节。这都是我们自找的，罪魁祸首就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决策，将“新型机器”拱手交给市场力量和私营公司。我们对这些机器的逻辑和力量认识不足。这样做，我们是在承认计算机的神奇魔法，并赋予其社会权力。出于对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硅谷那群后现代主义者的普遍服从，我们在网络社会中扮演了新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角色。这改变了我们。耶吉引用了20世纪60年代的角色理论先驱、社会学家普莱斯纳（Helmuth Plessner）的话，他断言角色的承担者是“苍白、残缺、奇怪、人造的人”。也许正是这种普遍的异化弱者姿态，导致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如此轻易地服从了弗里德曼、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这些后现代70年代领军人物的承诺。他们以市场为导向的数字化浪潮现在席卷了大部分社会生活，并为依赖数字技术的人们创造和分配了依赖数字技术的角色和工作。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将这些称为“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它们是自动化在服务业、行政管理、教育、金融、营销、分销等领域创造的工作。这些类别正是数以百万计异化工作的直接产物，等到下一波提高数字生产力的解决方案出现，大多数工作都将在不久的将来被自动化淘汰。“无关联的关系”这个词听起来或许有点批判理论的腔调，并不适合作为异化或物化的替代词。然而，它确实传达出一种个体与世界之间无处不在的空虚感。在数字化浪潮下，我们无法形成一种自我认同的基础，无法将自我与社会存在最重要的两个要素（劳动和自然）联系起来。数字自动化让我们与这些要素脱节，意味着与现代性通过模拟关系给出的解放承诺脱节。这种新的异化力量表明，资本主义在数字时代之前容易受到对抗异化进程的冲击，例如工人阶级组织和真正代表工人的政党。这一认识将我们带回了一个问题。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等左翼人士在眼下这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阶段提出：“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他不确定，没人知道。但许多人确信，它的终结方式不会像我们之前想象的那样，也不会像数字时代之前那样。那么，资本主义会如何终结呢？施特雷克在他的著作《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How Will Capitalism End?）中指出，信息技术已经“摧毁了体力劳动阶级，现在正在攻击并即将摧毁中产阶级……”这是他书中的开篇，但他之后再也没有提到过信息技术、自动化或互联网。这很奇怪，因为他意识到计算机对资本主义的核心社会结构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破坏。社交媒体只被简单提及，“数字”一词则完全没有出现。尽管资本主义的传统阶级构成遭到了削弱，施特雷克仍然寄希望于更传统的解决方案。话虽如此，施特雷克的这本书仍然很重要。它很重要，因为它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分析失败的一个例子。与大卫·哈维一样，沃尔夫冈·施特雷克没有能够更深入地研究信息技术的影响。面对数字化的逻辑，在批判的另一端，新自由主义与数字化关联领域冉冉升起的新锐理论家韩炳哲出现了。他有点类似保罗·维希留和马丁·布克哈特的风格。然而，在韩炳哲的数字化理论著作中，他将数字化理论推得太远，以至于抹杀了数字时代之前的人性。对于韩炳哲来说，数字化并没有将我们驱逐出“行动循环”，也没有消除模拟技术创造的可能性。相反，这种逻辑殖民了我们，控制了我们，把我们变成了他所谓的“数字人”（homo digitalis）。在他的叙述中，我们并没有异化或经历“无关联的关系”，而是被计算的强大力量纳入网络之中。对于韩炳哲来说，技术关系就像一个奇点，我们与数字逻辑融为一体，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唯一可以自由移动的空间就是在网络和被他称为孤立“私人身份”之间的摇摆空间，这个身份最终只不过是一个IP地址。按照这种解读，数字化不仅破坏了与劳动和自然的联系，而且还导致了“模拟人”（homo faber）让位于所谓的“数字人”，这呼应了耶吉所说的“苍白、残缺、奇怪、人造的人”，因此注定沦为某种数字奴隶。韩炳哲没有给出任何出路，施特雷克同样如此。他们各自站在数字资本主义的两端。施特雷克用他未经重建的新左翼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出了问题的根源，却无法将原因与解决方案联系起来。韩炳哲看到了原因，但他把原因推向了虚无主义的边缘。在他那本薄书的结尾，韩炳哲预见到一个由“数字心理政治”主导的未来，生命政治也将在一个以监控、编程和控制为核心的新时代中走向消亡。我在此梳理了从模拟世界到数字世界的转变过程。我试图通过这个过程来表明，我们错过了一些重要东西——数字逻辑对我们最古老的关系带来了世界性变革。在数字时代，最重要的不是阶级，甚至不是资本主义本身，而是数字逻辑本身。数字逻辑改变了我们对阶级的理解，也将资本主义改造成了某种新的东西，这种东西难以捉摸，无法轻易地套入传统框架。接下来，我们需要探讨解放的政治以及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是否仍然可供我们作为抵抗数字化的理论和实践手段，从而走到某种形式的自由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