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历史术语，“敌对势力”出现的相当早，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词，也是一个常用常新的词，到今天我们都时常可以见到。
就我能看到的材料，这个词出现在报刊上是1939年。这一年，延安创办了一份杂志《共产党人》，创刊号上发表刘少奇的《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文中有四处提到“敌对势力”这个词。
那时，无论被日本占领区还是国统区，中共的活动既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刘少奇认为，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都要与“敌对势力”作斗争。“敌对势力”涵盖的范围，既有国际的——对日本，又有国内的——对国民党。可以说，语境是“境内外敌对势力”。
有学者认为，“敌对势力”这个词是舶来品，来自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刘少奇当时用这个词，是否如此，无法考辨，不过，苏联人倒的确爱用这个词。
1948年12月6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发表丁·斯列波夫的文章《马列主义思想的宝藏——纪念“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十周年》，文章中说：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到清算苏联国内压迫阶级这段时期，社会主义的关系已在和阶级敌对势力的斗争中确定了。
1952年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访苏前夕，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提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制订宪法的问题。随后在与斯大林的会面时，斯大林提出，“为了驳斥国际上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攻击和便于中国更好地开展建设事业”，中国应该尽快地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订宪法。
1956年6月和10月，社会主义阵营中发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此时，《人民日报》对波匈事件也有报道。
1956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引述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评论匈牙利事件时说，匈牙利“国内有着显然受到外国帝国主义支持的雄厚的敌对势力”。
1958年11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苏联庆祝十月革命三十九周年大会消息，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大会上说：“敌对势力将不止一次地企图恢复资本主义。最近的事件，首先是匈牙利的事件再一次有力地提醒了我们这一点”。他所说的敌对势力指的是：“受国际反动派指使的反动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以骗人的口号一度把大量群众、特别是青年引入了迷途”的“反革命力量”。
可见，“敌对势力”一词，苏联人爱用，社会主义阵营的人也习惯用。
苏联人爱用这个词，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简单地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新生的苏俄确实面临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涉和封锁。结束内战后，特别是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使苏联逐步社会常态化后，帝国主义的威胁当然有，但不至于有亡国的危机。但是，斯大林掌权时代，刻意强调敌对势力的包围和威胁，作为政治、经济管制的借口。到“冷战”时期，这个观念也可能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弥漫。
在中国，从1950年到1958年，似乎很少受苏联的影响。无论从我看到的中央文件，还是从《人民日报》的用词统计来说，“敌对势力”这个词，似乎没有涉及到国内。但是，到1959年，我们比较多地用这个词了。可以说，算是这个词出现频率的第一个高峰。那时，“敌对势力”的语境，既包含国内，又包含国际。
从文件来说，1959年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决议说：
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一开始就恶毒地攻击我们党的总路线，攻击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最近时期，他们利用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某些暂时性的、局部性的、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加紧了他们的攻击。我们党内的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特别是一些具有政治纲领、政治野心的分子，竟然在这样的重大时机，配合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活动，打着所谓“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旗号，发动了对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
就《人民日报》来说，1959年8月29日，该报刊发社论，文中说：
我国人民公社一出现，就立即引起了所有反对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极端的仇视和恶毒的攻击。帝国主义分子从一开始就把一切最野蛮的咒骂和最卑鄙的诽谤投向人民公社。在我国国内，已被推翻的反动阶级的残余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眼看着他们的“好日子”永远不复返了，也怀着彻骨的仇恨，肆意污蔑人民公社。
与此同时，中央领导人也在报刊发表文章，多次提到这个词。如，刘少奇在“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而作”的文章中说：
非难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就是非难我们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些非难党的总路线的人，是些什么人呢？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就是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代表。在国内外敌对势力恶毒地攻击我们的时候，他们竟借口我们工作中某些早已被党中央发现并且已经纠正了的缺点，否认我们工作的伟大成绩，把我们的伟大事业说成似乎是黑漆一团。
刘的文章中，解答“非难党的总路线的人，是些什么人呢？”但含糊其辞。其实，当时，在社会主义阵营，对大跃进表示异议的人不少。赫鲁晓夫就带头说，人民公社是“早产儿”。这属于《人民日报》批驳“咒骂人民公社”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只是因为那时和苏联“修正主义”尚未公开撕破脸皮，不点名罢了。
到了1963年，中苏大论战时，苏联正式划为“境外敌对势力”范畴。
1963年以后，“敌对势力”这个词，用得比较少了。不是因为我们不重视这个词了，而是因为，从1963年到1978年，我们语境中的“敌对势力”，逐步有了非常明确的称谓。譬如，“境外敌对势力”，我们有“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的称呼。“国内敌对势力”，我们有“国民党反动派”，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简称“地富反坏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等称呼。
1978年我们开始改革开放后，从国内来讲，平反冤假错案，“地富反坏右”也罢，“走资派”也罢，都平反了，社会阶级结构有了新调整，“敌对势力”这个词，没有了明确的指向，用得比较少了。
从国际关系来讲，开放，要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要和美国等国家做生意，要和苏联缓和关系，要和台湾和香港经济贸易，“帝修反”这样的词也不用了。但是，对“帝国主义”一直想“和平演变”我们的这根弦也是绷着的。至于他们以什么方式要演变我们，我们也不大搞得清楚。在八十年代三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时，这个词用得多一点，但指向“境外敌对势力”多一点。
1990年以前及以后各一两年，“敌对势力”这个词进入又一个高峰阶段，比1959年用得还多，可以说，在这几年的报纸上，常常碰到这个词。
立足国内的说法是，“国内敌对势力”、“国内外敌对势力”、“境内外敌对势力”，不一而足。立足国际的说法是，“国外敌对势力”、“国际敌对势力”、“境外敌对势力”和“西方敌对势力”等。
1992年“南方谈话”后，这个词的使用频率立刻降温，但也还用。一直到今天，也还在用。
从历史上来说，“敌对势力”这个词有两个使用高峰，一个是1959年，一个是1990年前后。为何如此？要说清楚，需要一篇大文章。这篇小文说清楚这个词的来龙去脉就完成任务了，这个问题可以留给有心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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