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3月，中国政治大环境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我的人生境况也落入了低谷；经过一段时间的精神煎熬，做出了一个决定：离开已下乡6年的黑龙江德都县，转点去父亲的老家扬州，继续插队落户。
3月29日早晨，乘坐县城的大客车离开，当车轮滚动视野所及，是团结公社的村屯，它们被皑皑白雪所覆盖，窗外熟悉的一切渐行渐远，心里涌出说不清的感觉，爱恨交织、眷恋与不甘……
又一次想起巴尔扎克在《赛查皮罗多盛衰记》中的一段话：“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对于有才能的人是一笔财富，对于基督徒是一口受洗礼的池子，对于弱者是万丈深渊。”我曾把这段话作为人生座右铭，临下乡前，用钢笔抄写成字条，贴在木箱的内盖，每次打开箱盖总会看一遍。诚然我不会狂妄到以天才自居，但至少以“苦难是一笔财富”来勉励自己。当下我以这种方式悄然离开“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是否该归入“弱者”而沉入万丈深渊？我的内心是不服输的。
一
1964年，我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市重点中学南洋模范中学。南模的篮球常年保持全市中学生冠军，数学方面也很有名气。66届、67届开始试用苏步青主编的《数学》（将代数、几何合并），数学老师给我们的课堂训练题又多又有难度，且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记得有一本课外练习册有8872道题，号称攀登珠穆朗玛峰）。老师带着自豪的口吻：你们的数学进度，已经达到普通中学高一的水平了。英语的进度是一学期学完一册，普通中学是两学期学完一册。
自小我喜爱体育运动，在康平路家院子里玩单杠、立地跳远、跳绳是我喜欢的项目。南模校运动会上，我的铅球是年级第一名，超过高一年级第一名1米多。
上海知青在麦田里摆拍，从左至右，戴思平、叶腾虎、范卫平、陈永强。
1966年6月文革开始一切都被颠覆了。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父亲母亲，被打成走资派，隔离、审查失去自由。父亲范征夫，17岁参加抗日游击队，在新四军队伍里先后担任几个区的区委书记、区长，身经多次战斗曾任溧高警卫团营长兼教导员。文革被造反派打成“陈（丕显）曹（荻秋）死党”“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被审查、隔离八年之久。母亲的单位以整党建党，不能恢复组织生活为名，强迫我去黑龙江德都县插队落户。
9年的插队生活，曾多次梦见自己考进了大学 ，在教室里和同学们愉快地交谈，醒来却是一场梦，身处异乡一个人躺在冰冷的炕上，孤单的内心要经历多少悲喜沉浮——
1972年3月 ，北京工学院到德都县来招生，9个名额分配到上海知青比较集中的太平公社、建设公社、团结公社 ，每个公社3个名额。这年上大学的要求：本人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所谓推荐，按三个里面选一个的原则，从生产小队到大队，到公社，到县里，通过三次筛选，已经是27比1了。
这年的招生结果，太平公社的上海知青杨东平，建设公社的上海知青顾伟被北京工学院录取了。杨东平的父亲原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这时刚刚解放，杨东平政审通过了。顾伟下乡前是上海中学红代会常委，据说下乡后当了县革委会委员。
第一次报考大学对于我来说，参加完体检后就没有下文了，父亲的原因我的政审没有通过。所谓政审就是查本人政治表现、查家庭成员、查海外关系……父亲的政治问题没有解决，隔离审查遥遥无期，对于他本人，对于家庭的成员都是至关重要，甚至致命的！
父亲从1956年始主持写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是市政府的主要笔杆子；张春桥（时任柯庆施秘书）是上海市委的主要笔杆子，张春桥发表文章《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引起毛的关注，后成为他腾云升迁的机遇。张希望父亲写文章呼应他，父亲因与其所述观点不同，拒绝了。1962年，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讨论张春桥夫人提拔为新华社上海分社副社长的问题，因她曾经叛变演过汉奸剧，父亲表态“不宜提拔”，又得罪了张春桥。
参加县动动会，我举领队标志牌。团结公社每年都是德都县社会组的团体总分第一名。
文革初期，张春桥指使徐景贤的夫人葛蕴芳，劝父亲揭发“陈（丕显）、曹（荻秋）”问题，又被拒绝。到了1966年12月，张春桥派他夫人李文静坐镇市人委（市政府）办公厅 ，指挥造反派指定打倒范征夫。
二
1973年的大学招生似乎开始走上正轨，除了层层推荐，公社对报名者进行文化考试，一轮淘汰后，县里又进行考试。考作文时，监考老师站在我的桌旁看了一会儿，似乎对我的作文有兴趣。
考试结束后，碰巧在县城的马路上遇到这位监考老师，他握着我的双手说：“我看了你的作文，写得很好，你肯定能录取！”当时我的内心五味杂陈，凭我67届南模中学的底子，文化考试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但政审能通过吗？父亲还在“五七”干校劳动，政治问题并没有解决啊。
不久,全国报纸刊登了张铁生的文章《一份发人深省的答案》，自此“白卷英雄”张铁生横空出世，当年全国考生的考试成绩全部作废。这年上海外国语学院来我县招生了，给了1个名额。因为是外语专业，招生组特意安排了对考生的面试。这天晚上，县文教科安排我住在县委招待所，和招生组同志同住一个房间。因为全县就我一人参加面试，我心里特别忐忑，这么好的机会，一定要好好把握。但父亲的政治问题并没有解决，录取的学校又是在上海……那一夜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回到生产队我耐心地等待消息，一天天过去了，同大队的北安知青都到学校报到了，我还是没有等到消息。后来才知道，又卡在政审上，最终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名额转到其他县去了。
三
1974年，上海交通大学给德都县两个招生名额，是内燃机系和铸造工艺及设备系。内燃机系属绝密专业，政审要求严，建设公社的上海知青忻晓笛被录取了，他的父亲在上海财贸口工作，政审时他的父亲已经解放了。
这一年，这两个专业都非常吸引我，一方面想通过上大学回到上海 ，另方面对于上海交通大学有特殊情结，因为上海交大的前身是南洋公学，而南洋模范中学以前是南洋公学的附属中学，南模的毕业生被录取上海交大的比例很高，自然作为南模生，上海交大是我求学的一个梦想，由于政审没有通过，我和上海交大擦肩而过成为终生遗憾。
1975年初，在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的大环境下，父亲被审查了8年之后，“回班”了，也就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了，但还留有一个尾巴“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留党察看两年”，他可以不用下大田劳动了，回市里参加一个古文注释组，组长裴先白（原任市财办主任）。据说那时毛主席视力很不好，阅读古籍有困难，上海有关部门专门找一些人，将毛需要阅读的古文进行注释、校对，印成大字本供毛阅读。老干部中也挑选了古文底子好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参加这项工作。
这一年我在农村的处境也有了很大改善，终于在24岁时入团了（再过一年入团就超龄了）。还有一件偶然的事改变了我和我们上海知青的处境。大队党支部书记刘久祥腰部长了一个肿瘤，德都县医疗条件有限，他就到上海来检查治疗，住在我们家一个多月。父亲托人到第六人民医院找到院党委书记，专门安排了专家就诊，最后确诊为良性肿瘤，做了手术摘除。刘久祥书记在上海得到良好的治疗和康复，回到大队后，上海知青的处境有了明显改变，他们已不用下大田劳动了，干一些农村人说的轻巧活，如看靑、打更、看水库值班、当教师等，只要你开口，刘书记就给安排。
上海知青和大队书记刘久祥合影，后排左至右，刘久祥、范卫平、杨卫，前排左至右，陈永强、於贻圣。
1975年县里招生名额下来了，我所知的上海院校有：上海师院政教系，上海第二医学院口腔系。我依然被一级一级推荐到县里。到县里打听才得知，口腔系只录取女生，不要男生，那么只剩下上海师院政教系一个名额了 。往年因政审被卡，连连落榜，今年会有希望吗？
对于已下乡5年劳动锻炼的知青，多么希望通过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从县城回村子的路上，我掂量了自己的各方面，感觉这次上海师院的录取非我莫属，希望很大：政治上我已经入团，父亲的问题已经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会影响到我上大学了。几年的大学招生，县文教科对于我的情况已经很了解。我爱好体育每年参加县运动会，多次获得县铅球、铁饼、标枪、手榴弹第一名；跳高、跳远公社前三名的成绩，为团结公社、前进大队增光，在县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因为在知青点表现突出，我已经是大队三结合领导小组成员。在农村我发挥自己的特长，大队部墙上的标语口号，是我用大排笔书写的。我已经在大队办的前进学校（一年级～七年级的小学连中学）教书2年多了。从教一年级～五年级的全科教师 ，上升到教六七年级的中学生，我把全部心思放在学生身上……
四
在等待上海师院录取通知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1972已去北京工学院上学的顾伟，在离开德都县两年后，通过关系，把他的弟弟从呼玛县调到了德都县，因为呼玛的上海知青太多，不容易有机会上大学。顾伟弟弟调来后被借到县委宣传部，75年的招生，在县宣传部长张某某的帮助下，生生把我挤掉了。
这一年，有省、地联合招生组的同志在县里调研，我找到一位负责的女同志反映情况，她说已听到这方面的反映，但县里已经定下来了，她也无法改变。她给予一番安慰后，答应过几天去黑河地区开会，看看有没有可能调剂一个名额过来。
所有录取的人都走了，我也没有等来所谓调剂的名额，等来的却是顾伟的弟弟去上海师院读书后，把他的女朋友从呼玛调了过来，就调到我们团结公社。据说副书记曾经在呼玛工作过，与她的关系很好……这个消息于我而言打击巨大，即使等到下一年招生，我还会有希望吗？
我在黑龙江下乡六年了，四次上大学都没有走成，原因种种，是何等令人伤心啊！从每一年的5月份听到招生信息，报名、体检、政审、等待……到9月份的彻底绝望，再到下一年的重新期待，我的精神承载了巨大的压力，还有繁重的农业劳动，宿舍里大家收工后劳累都不愿意做饭，饥一顿饱一顿的，终于我病倒了，天天发烧38.℃以上，大汗淋漓衣服全湿了，放在炕上烘干了再穿。我以为是感冒，吃些退烧药没有重视，但半个月过去了，还是天天发烧。有一天，村里刚从辽宁过来的赤脚医生说了一句“可能是伤寒吧？”引起了我的重视。这时候同宿舍的沈京文也被传染到了，我们一起到德都县医院去看病，碰巧那天医院停电，我们没有看成病。后来上海家里寄来了氯霉素，服用了一个多月才渐渐康复。
几年以后，我南模的同班同学因为上大学被人挤掉，精神失控在安徽蒙城的建筑工地跳楼自杀了（他的母亲曾任上海市委常委、公交政治部主任），这个消息令我震惊！作为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的学生，我们为了获得原本该有的资格，但生生被剥夺的大学梦，究竟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1976年4月我转点到老家扬州插队，又一个消息迎头痛击，转点插队的知青，必须满三年才有资格报考大学。
1979年随知青大返城病退回到上海，这年我已经28周岁了，超过了大学报考的年龄。我梦寐以求的大学梦彻底破碎了！ 2024.8.23完稿于伊春
“徐庆全与八十年代”：书写有温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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