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本号编发郭力的《北大历史系学生沈元之死与同学雷光汉外逃》，在读者引起了反响。其实，在编辑这篇文章时，我心中就荡起阵阵涟漪，我想到了已经去世11年的萧默先生。
萧默与雷光汉先生是好朋友，郭力文中提到的雷光汉的回忆录《苏联流亡记：一个中国反苏分子的家国情怀》，从写作到出版，浸透着萧默的努力；或者说，他就是这本书的推手。
在学界，萧默（本名萧功汉）和萧功秦是兄弟俩。他俩一南一北，都是学界响当当的人物。萧默研究敦煌艺术，卓有大成；功秦兄研究思想史，从八十年代新权威主义走来，走得辛苦，走的不容易，则更凸显了他研究的深度。当然，二萧是兄弟俩这事，我是在分别认识他们后才对上号的，此前并不知道。
2010年6月27日，我参加陶世龙组织的学者“月末聚餐”，与萧默挨着坐。他说，最近雷光汉来北京，带来一本回忆录，很有史料价值。
（萧默先生）
萧默这样说，是默认我知道雷光汉此人的。那自然，因为我刚读过萧默的回忆录《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其中提到他在伊犁与雷的交往。他说：雷光汉这本回忆录，有双重史料价值：一是他经历过的政治运动的个人回忆，比较独特；二是他在苏联逃亡的经历更有意思。不过，老雷不想公开，你要想看，我可以给你，但一只供你阅读，二不发表，约法两章。
随后，话题就转到了他与雷光汉的交往，我对他与雷光汉以及雷与沈元的关系很感兴趣，但那天聚会人多，这个话题不好展开，我们就相约，过两天再谈。
6月29日，我们再见，萧默拷贝给我雷光汉的回忆录，同时说到他与雷的交往。他说：
我《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的回忆录中说到了，我1961年清华毕业后去伊犁工作，老雷因为1957年的事就已经发配在那儿了。伊犁地方小，去后不久我就认识他了。
老雷是湘西人，土家族，出身农家，他说自己“土里土气”。说到自己的“罪证”，老雷说，他是因“散布”俄国曾侵占了中国许多地方，即使按不平等条约，“江东六十四屯”也仍是中国的领土等“言论”，以“反苏”的罪名戴上帽子的。先分配到伊犁再分到中苏口岸霍尔果斯一所从戴帽小学升格的中学教书。
老雷是北大历史系高材生，爱写，1961年后对右派的管理放松了，他就在伊犁日报开了一个“天山夜话”的小专栏，不断写一些诸如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和冯嫽夫人的故事，介绍伊犁历史，宣传民族团结。可是，文革一来，“天山夜话”就与“燕山夜话”挂上了钩，加上“老右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两个头衔，再加上他和“极右派”沈元的关系，成了揪斗对象，被送到矿井挖煤，又险些被枪毙，被学生营救逃往苏联哈萨克斯坦。在苏联也没吃到好果子，因坚持只反文革绝不反华，多次拒绝与克格勃合作，拒绝到莫斯科东方研究院工作和为反华电台撰稿，当了一名普通钳工。又再度偷越国境，准备通过伊朗到“有中国人的地方”，被克格勃捉回，作为“狭隘民族主义者”流放到南西伯利亚多年。以后，又见证了苏联消亡的全过程，现定居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靠工人养老金过活。我说的这段历史，在他的回忆录中都有，你可以仔细看看。
我和老雷在艰难时代的情意一直没断。1994年，我经过多方周转，才和他取得联系。我想邀他回国见面，他生活不宽裕。我寄给他100美元，算是聊表心意吧。1998年，我通过朋友资助他来北京。他在我家住了几天，谈得最多的是“老毛子”解体的过程，这解了他心头多年之恨。这次来他哪儿也没去，只在芦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待了一整天。我要他回国，他说人老了，哪儿也不要，只得仍留在哈萨克斯坦当华侨。他说，后代他管不了了，他是坚持不入外国籍的，活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
临走前，老雷向我要录音机，我问他干嘛，说是要录下他给我讲的他的全部人生，给我留下。我没给他，我说，这些东西都是宝贵的史料，你必须自己写出来。2000年，他来电话说写完了，30万字，但不愿出版，说是不想起到可能干扰国家大政方针的不良影响。
今年（2010）4月，在我的朋友资助下，雷光汉又从哈萨克斯坦专程到北京来看我的。我怪他为什么一个人来，他说一大家子，路费太多，他只有工人养老金，负担不起，不能太麻烦人家。他有一位中俄混血的老伴，一儿一女，五个孙子和外孙，儿媳和女婿都是俄罗斯人，他们的国籍都是哈萨克斯坦，只有他一人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保留着华侨身份。老雷一到我家就发表声明，说他现在说的还是“五十年以前的中国话”，有些词语也生疏了，要是听不明白就问，他不介意。
我看，他这次愿意专程来，很大意义上是要把他的回忆录托付给我。回忆录是手写稿，有30万字，标题是《我的中国心结》，我建议他改名《苏联逃亡记》。他说，直到现在也没想过要出版，授权给我全权处理吧。我托人把手稿输入电脑，粗粗翻了一下，非常精彩，比我那本回忆录强多了，我准备把它整理出来。你读后有什么编辑意见，也告我。
关于雷光汉和沈元的关系，也是我感兴趣的话题。萧默说：
的确，在伊犁时，老雷给我谈得最多的是他和沈元的关系。他俩同班，沈元比光汉小一两岁。1956年，沈元从英国《工人日报》摘译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给同学传阅，还发表议论，说“秘密报告”的内容在苏联的国史和党史中都是看不到的，那样的历史不是信史，我们写的历史应该是信史，秉笔直书。五七年来了，沈元因此被打成“极右”，与雷光汉一起在北京西郊的山区斋堂“劳动教养”。后来，在不能复学的情况下，凭着他的努力和才华，沈元写出了九篇很有分量的史学论文，被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黎澍看中，破格进了研究所，《〈急就篇〉研究》还在人民日报摘要发表了，影响非常大。那时老雷深为沈元的命运转折而高兴。他指着身上的毛衣对我说，这还是沈元送他的呢！
老雷后来的命运，与沈元有很大的关系。我给你也拷贝了我写的《四月哀思录》一文。4月18日是沈元遇难40周年忌日，我根据有关材料写了这篇小文，也是替老雷怀念他吧。文中，我引用了老雷给沈元姐姐沈蓓写的一封信，你可以仔细看看，也很有史料价值。
回到家，我看了《四月哀思录》中引用的雷光汉给沈蓓的信，的确很有史料价值，我转引如下（“因为所以”我删掉了几句话）：
沈蓓姐姐：
你好，请允许我以“姐姐”来称呼你，因为我和你遇难的小弟沈元从1956年开始就是老同学，亲如兄弟，无话不谈，并接受了他不少学识上、物质上的帮助。直到现在，每年清明、冬至我都要摆酒设桌来祭奠我的父母兄弟和他。他的年轻的音容笑貌、谈吐和柔和清脆、句句皆文章的话语，几十年来一直都留在我的眼前，响在我的耳边。
……
1966年，我因写了《伊犁史话》，被打成霍城的最大黑帮，加上老右派，成为全县全州重点批斗对象。6月，工作组通知我说：“极右分子沈元从北京给你来了封信，由我们保存，你给他写回信，交我们寄去，叫他老老实实认罪”。他的信我没看到，我回信只写：“我认识自己的处境，我当接受人民对我的处罚。”未及其他，交给了工作组，当时《人民日报》在批判北大校长陆平时提到了北大出了“极右分子沈元”，还成了学生学习的榜样。于是全县城都知道了“大右派”雷光汉在北京还有个“极右派”的朋友，学校和街上出现了“打倒大右派雷光汉、沈元”的大字报。我知道逃不过这关了，不过我祈祷他能逃过此劫。当年10月，我被重新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开除公职，送到伊犁南台子煤矿挖煤，以后因戴近视镜无法下井干活，转到芦草公社修大东沟水渠。这时，我自己破罐子破摔，无他想了，只是担心我的老父在家乡挨斗，打成瘫痪卧床，还有沈元弟的命运。
1967年秋，萧默弟从敦煌给我寄来了35元钱，不久我二弟又寄来100元。当时到处夺权，没有人管我们这些“阶级敌人”，我决定逃离这个地方，到外面看看。1968年11月，我学红卫兵无票乘车的办法，到兰州经包兰线到内蒙，再到北京。一天，我去史家胡同看沈元，从中午到深夜我们一直在谈话，时间可能已是69年元月。他当时和他年轻美丽的妻子住在19号，一进大门右边两间小房内，满壁是书，中间一个大火炉，煤火旺，很暖和。他们夫妻身体都好。我们一直在叙说文革中的遭遇，他说他被抓去大会斗、小会斗，还戴高帽子游街。每次挨完斗回家，他姑父就流着泪对他说：“孩子，你哭吧，你抱着我哭吧！”还说：“进近代史所时，领导人向康生汇报，康生指示你们要好好教育他，此时又指示，‘要狠狠斗他’！”……他还说：“你是爱国的，1962年伊犁边民大批外逃苏联，你却没逃。我也是爱国的，我有很多海外亲戚，我也没想到要去投奔他们。”我们都流着泪，相互安慰和鼓励：“我们的祖国多灾多难，我们爱这个国家，不愿意离开她，一定要活下去，看到一个新中国。”说话时他还不时翻开《柳亚子诗集》，把里面铮铮铁骨的诗句念给我听。听说。常常半夜有小汽车接他姑父去看病，给谁看？他姑父从来不说。她妻子做了丰盛的午餐和晚餐，大米饭，上海菜——陶饭锅里蒸的肉末，里面打了几个鸡蛋，十分鲜美，我生平只吃过这一次。我们谈话时，他妻子用一架小巧的英文打字机打字，不时插话，都很有见地。她说：“圣经里说，上帝要人灭亡，必先使他疯狂。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是希特勒对付犹太人的手段，不是文革的发明，电影《玛门教授》里面就有这样的场面。”深夜与他道别，他送我很远，还送我20元路费。想不到，此一别就阴阳相隔，我的好兄弟沈元竟惨遭杀害了，一代文星倏然陨落。
（2000年， 萧默与郑孝燮（左一）、张开济（左二）、罗哲文（右二）在常州考察。《传记文学》杂志）
20年后，1988年我回国探亲，在历史博物馆和55级、56级部分北大历史系留京同学相聚，当时谈论的的话题之一就是建国后唯一出现的史学天才被杀害，叫我们欲哭无泪。1998年我收到了郭罗基从美国来的信，随信还寄给我100美元。郭罗基曾是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调干生，但他与别的极左党员不同，很有正义感，保护过沈元。郭在信中说：公安局的人曾经找过他和55级同学，说雷光汉已在苏联当了KGB，如果他回国，你们协助我们把他抓住。其实我虽然逃到苏联，却拒绝与KGB的反华企图合作，因而再逃伊朗，被他们逮捕，坐了牢，又流放了几年，大概中国当局这几年在阿拉木图见不到我的踪迹，便以为我当KGB去了。后来知道，这几年，他们在我湖南老家后山还夜夜放哨呢！1981年，感谢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经过他们严格审查，我早已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给我发了护照。这些年，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与我的关系也非常好，过年过节常来慰问，让我享受到了祖国的温暖。
郭罗基也保护过我。1958年，有一次全班同学出校劳动，回校时李铁城同学拉了一个板车，有些同学坐了上去，我一时忘了身份，也跳上去了。李说：“我还拉了一个右派呢！”我一听吓坏了，马上下车，跑着去向郭做检讨，害怕开我的斗争会。郭安慰我说：“没关系，你走吧！”他的宿舍与我对门，我听见他劝李说：“小事情，不要闹大。”1961年我分配到新疆，走前，李还找到我，笑容满面地鼓励我。他也是党员，也是有人性的。
与沈元最后相见以后，我流浪两广、云贵各地，寻找外逃的机会，没找到。1969年返回霍城。1970年初，开始“一打三反”运动，4月24日，我从一个渠道在第一时间得知沈元已在6天前被杀害了。这时，乌鲁木齐和伊宁市也开始杀人了，下一个就要轮到霍城。为了活命，当天深夜我不得不冒死出走，泅过冰冷的霍尔果斯河，逃往苏联哈萨克斯坦。以后，又历经坐牢、流放、做苦工而活了下来。……
蓓姐，这就是我与沈元的一些情况。听你说这几年你都在找我，匆匆暂时写到这一些，言不成文，悲伤不已。
2010年11月30日，病中的高华来北京，我告知他萧默手中的雷光汉回忆录，他非常感兴趣。征得萧默同意，我给了高华。高华说他要去见萧默，后来两人是否见我没再问。不过，后来高华抱病写出了读雷光汉回忆录的长文《一个“外逃者”眼中的苏联》，引起学界关注。我转给了萧默，他读后认为，这篇文章对他修订雷光汉的回忆录有很大帮助。
2013年1月8日，萧默去世，留下了经他编订的雷光汉回忆录定稿；2016年，回忆录在中文大学出版，但我至今没有读到纸版书。
“徐庆全与八十年代”：书写有温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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